[转帖]广州近百名老年乞丐聚居居民楼昼伏夜出行乞

在“乞丐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七八名老人，女的住下铺，男的住上铺。


老人在街头行乞


吃过晚饭，老人们陆续走出那栋二层小楼，然后分头去讨生计。

专题动机
　　11月中旬，本报曾推出关注深圳治安——“同乡村”调查连续报道。就在这组报道的后期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近百名聚居在一栋两层小楼中的老年乞丐。
　　这些老人来自河南农村，因老家常年遭受水灾，就来到深圳成为职业乞丐。他们也有自己的无奈：年龄大，文化不高，难找工作。在这里，他们渐渐习惯了路人的白眼，甚至挨打受骂的经历，同时也品尝着用讨来的钱养活自己、贴补家用的欣慰。
　　无疑，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存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周围人群的生活秩序。但有专家指出，只要他们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就不应该受到强制性的干预，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应该通过努力，建立多层级的救助和管理机制，帮助他们逐渐走向正常的生存轨道。
　　今天起，本报推出“乞丐楼”调查专题报道，就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希望大家对类似群体的救助和管理问题出谋划策。如果你有好的建议，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755-83325000。
　　名词解释 乞丐楼
　　在罗湖区黄贝岭中村，有一栋两层楼的出租屋，里面聚居着来自河南驻马店市各县农村的近百名老年乞丐。他们说，之所以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相互照应，一方面可以节约房租。因为他们租住的这栋两层小楼没有很明显的标志，为了报道方便，我们将之简称为“乞丐楼”。因此，“乞丐楼”在这里没有任何倾向性的意义。
　　午夜，深南大道书城前的人行天桥上，常见睡着或坐着的阿婆阿公，面前放着一个大瓷碗，静静地等待路人的施舍。凌晨，都市牛仔酒吧门口，总有拿拐杖和瓷碗的阿公阿婆站在路边，不时向过往男女拱手作揖……
　　这些都是深圳的“夜讨者”。
　　采访中，记者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聚居的乞丐群体，上百名以乞讨为生的老年人，租住在罗湖区黄贝岭中村一栋两层的居民楼内。
　　11月16日下午2时许，深圳雨后的天气有些凉意。记者来到罗湖区黄贝岭社区中村，对这个老年乞丐部落进行探访。
　　当日下午2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488栋旁边的那栋破旧楼房。该楼房分为上下两层，墙面黑糊糊的，布满了蜘蛛网和油烟灰。一楼有两间房，二楼有五间房，从楼房外面一道狭窄的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
　　记者沿着楼梯上到二楼，来到一个开着大门的大房间。地铺上密密麻麻地睡着十五六个人，女性睡在里面，男性睡在外面靠近门。屋内仅有的一个留空的角落里放着煤气灶和煤气罐。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包包和袋子。二楼其他几个房间又被分成两层阁楼，老年男子睡在上铺，老年女子睡在下铺。
　　记者到来后，一些已经醒来的老年人陆续穿好衣服坐起来，有一搭无一搭地与记者聊起来，他们说，住在这栋小楼里的都是从河南驻马店市各县农村来的，大约有近百人，多数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在深圳的工作就是乞讨。
　　一名78岁高龄的何姓老伯说，老家基本上每年都不同程度遭受洪灾，庄稼都会被洪水淹没，收入甚微，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老人们才纷纷南下。交谈中，50多岁的张姓男子略显羞涩地说，他本来想来深圳找份正常的工作，但年龄偏大，而且文化水平不高，根本找不到工作。后来碰到了在街上乞讨的老乡，就跟着走进了他们的行列，慢慢把乞讨当成了自己的职业。
　　张某说，初入行时，还真有些不好意思。他们之所以选择“夜讨”，虽然收入可观一点，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以免让认识的人认出来后，感觉没有脸面。
　　下午4点多钟，在另一个小房间里，一名50多岁的男子正做晚饭，其他几个老人或坐或躺等着开饭。上铺一魏姓老汉说，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5点多吃一顿，然后就出门乞讨，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回来再吃一顿。魏老伯说，他们都是白天睡觉，晚上乞讨，因为大白天怕丢人。下铺的老婆婆补充说，晚上赶“夜市”，人多。当记者问到他们的收入时，魏老伯掰着手指算道，一天伙食费要两块多钱，房租要一块多，也剩不下啥钱了。“我们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捡来的。”他抖抖手上的烟说：“这也是捡别人的。”
　　下午4点过后，整栋楼的老年乞丐都在吃完晚饭后，拿着拐杖、碗和编织袋等道具，陆续走出出租屋，然后直趋各个乞讨区域。
　　11月17日，记者向出租屋周围的居民了解到，这些老年人在那栋小楼住了好几年，他们中有一部分在九十月份时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再来到住处，春节很少有人回家。
　　行乞实录 沿街扫铺 直说恭喜发财
　　8时间：11月17日晚 8地点：黄贝岭商业街
　　11月17日下午5点多钟，一名60多岁的老年男乞丐右手拿着拐杖，左手拿着一个碗，肩上背着一个白色编织袋，从租住的二楼下来，然后从出租屋旁边的小巷内穿到附近黄贝岭商业街。
　　走到商业街十字路口后，该乞丐先站着约一分钟，双眼左右观望了一会，然后转向商业街右边的第一个商铺。他走到商铺门口后站住，面向商铺大声喊：“老板，恭喜发财啊，老板。”如果商铺内工作人员不理睬，他拿起右手的拐杖在地上撞击，然后将左手的碗在拐杖上猛敲，并配合着声音呐喊，直到商铺工作人员作出反应。5时40分，他手中的碗里多了一枚硬币。
　　他第二次讨到钱的时间大约在晚6时30分左右。商业街的一家性用品铺面，里面灯光比较昏暗，工作人员坐在店内，而且与街面还有几级台阶。他站在台阶下大声呐喊了约两分钟，因店内的工作人员没作出反应，他道出一句“不给也要说一声啊”的话后离开。
　　他以同样的方式向商业街的各个商铺乞讨，经记者观察，他在乞讨的过程中，90%以上都能成功。在商业街乞讨完毕，已是晚上8点多钟，可能感觉有些疲惫，老人在路边坐下来，把碗和拐杖放在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边抽烟边看着路上的行人。当记者上前询问当天的乞讨成果时，他回答：“没有多少，可能就几十块钱，回家清理才知道到底多少。”
　　桥上瞌睡 静候路人施舍
　　8时间：11月18日晚 8地点：新秀立交人行天桥
　　11月18日下午6点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坐在新秀立交人行天桥的台阶上。她的面前放着一个铝制的小碗，身边是一个污脏的旅行包和一根粗木棍。
　　老妇人靠在台阶旁的栏杆上，低着头，似睡非睡的样子。有人经过时，她便拱手作揖，嘴里发出悲哀的“哼哼”声，但给钱的人并不多。老妇人也索性打起了瞌睡。直到6点半，一个小伙子把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扔进铝碗，老妇人才如梦方醒，连忙拱起手说了句“恭喜发财”！
　　晚上7点钟，一个年轻姑娘经过老妇人的身旁，从钱包里拿出一元钱的纸币，扔进铝碗，这时一阵轻风吹来，纸币落在了铝碗旁边。老妇人还在打盹。姑娘走了几步，回头看老妇人毫无反应，就走回去将纸币放进铝碗里。这回老妇人终于醒了，她仿佛犯了错一样，连忙作揖，连说了好几遍“恭喜发财”。
　　老妇人可能的确累了，她收好碗中的纸币和硬币，裹紧了衣服，索性靠在栏杆上闭上眼睛睡觉，当靠在栏杆的姿势累了时，就趴在旅行包上。间或有人向铝碗中投放硬币弄出声响，老妇人也只是偏了一下头，又继续睡下去。8点整，老妇人从睡梦中醒来。她收拾起东西走下台阶，走向新秀沿河立交桥下的地下通道。一个白发阿伯正坐在那里行乞。
　　老妇人用河南的家乡话与老头子寒暄，最后说，“我先回去睡了。”然后转身离去，走进黄贝岭中村黑暗幽深的小巷。此时已经是8点23分。
　　拦住情侣 面向男士讨钱
　　8时间：11月19日晚 8地点：由黄贝岭到东门的路上
　　11月19日下午5点左右，由黄贝岭到东门的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人流中，张老汉的脚步很快。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对手挽手走在路中间的情侣，脚步立即变得细碎且有些零乱，一会尝试从旁边绕过去，一会又想从情侣之间钻过去，几次尝试后，张老汉从情侣身边包抄过去，赶到前面走得更快了。
　　突然，张老汉停住脚步，立马转过身来，拿着汤碗的手上下摇了几下，朝着迎面而来的男子就说“大老板，行行好”，老汉手中的塑料汤碗迎面而来，将低头和女友耳语的男子吓了一跳。“干吗”？该男子高声说。随即，张老汉重复几遍说“大老板，行行好……”。
　　挽住该男子的女孩子的手收紧了，该男子的表情转变了一下，由怒目而视转为平静，男子身边的女友又收紧了一下手掌，张老汉又掂了几下白色的塑料汤碗，一阵风吹过，张老汉下意识用袖子擦了一下鼻子。
　　最后，被女孩子挽住胳膊的男子拿出钱包，随即又塞进口袋，对女友说“你有零钱吗”？之后，女孩子拿出一个小布袋，解开扎口的绳子，摸出一个5毛钱的橙黄色硬币，丢进张老汉的汤碗里。
　　张老汉又抖了一下汤碗，女孩眉头一锁，又在小布袋里摸了两下，掏出一枚一元的硬币，再次将钱币丢进张老汉的汤碗里。随即，张老汉低下身子，“谢谢好老板”，张老汉说完，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步伐加快。
　　轮椅二胡 引来更多关注
　　8时间：11月18日晚 8地点：黄贝岭沃尔玛超市旁
　　18日晚7点多钟，刘老汉坐在黄贝岭沃尔玛超市附近一张小凳上拉着有些走调的二胡。旁边，他的老母亲坐在轮椅上，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
　　母子俩默默地注视着往来人群，偶尔会有一两个行人投下一元的硬币。18日从晚上7点20分一直到10点40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刘老汉和母亲一直没有移动过半步。
　　刘老汉说，他今年56岁，母亲85岁，“家里今天夏天着火了，老伴被烧死了，我妈有病，没有钱医治，就来了深圳乞讨。”
　　在等待路人“施舍”的时间里，刘老汉大部分时间都在拉二胡。由于紧靠沃尔玛超市，往来行人众多，刘老汉的生意还不错。记者数了数，从7点20分到8点钟这40分钟的时间内，有12位过路人往他的铁盒子里投了钱，大多是一元钱。
　　在刘老汉旁边不远处，他的一个老乡也在等生意。老乡一动不动，用一块白布包住了全身，只留了脸在外面。由于刘老汉有艺在身(二胡)、再加上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赢得了不少路人的同情，生意明显比那个老乡要好很多，40分钟的时间里，刘老汉得到了12个路人的施舍，而老乡的碗里只多了两三枚硬币。
　　夜越来越深，风渐渐大了，85岁的刘母被冻得瑟瑟发抖。晚上10点钟，刘老汉点燃一支烟，又整了整衣袖，将二胡放进一个白色的布满各种斑点的袋子，然后清理装钱的盒，刘老汉未细数就将硬币倒进一个黑色的提包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然后对老母亲说了句什么，推着轮椅离去。
　　走近乞者
　　经历 从老家沿路乞讨到深圳
    人物：“李小子”，女，66岁　　
　　66岁的“李小子”看上去比城市里七十多岁的老人年纪还要大，她也喜欢刻意把自己的年纪说得老些。按“李小子”最初的说法，她刚到深圳才十多天，以捡破烂为生。和记者聊了一个小时之后，她才承认自己也乞讨过。
　　她说从家乡出来，他们同行的五个人都只买了几十块钱的短途客票上火车，坐了一夜就遇上列车员查票，被赶了下来。五个人沿路乞讨，每天走上几十公里，间或用同样的办法逃票搭车。走了快一个月才到了深圳。
　　对于自己的经历，她似乎有些难以启齿。“向人伸手也不容易啊。”她看着记者苦笑着说在深圳要钱的人多，“生意”不好，也经常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次她遇到一个个头不高的男青年，刚凑上去说了句“帮帮忙吧老板”，男青年就提脚踹在她的左胯上，把她踹倒在地，还追过去踢了好几下。她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要饭了。
　　“出来苦不苦吧？”这带着无奈和酸楚的反问句，是常常挂在“李小子”嘴边的一句话。既然出来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出来？“李小子”的解释和其他人如出一辙：家里遭灾，下年的化肥钱、家里小孩的学费，全都没了着落。
　　“你这么大岁数，一个人跑这么远家里人放心吗？”记者问她。她突然低下头，两只手忙乱地抹泪。“孩儿们也是说起来就哭。不过人是活的，啥样都没有过不去的。”
　　心态 面对陌生人不愿说真话
    人物：魏老伯，60岁　　
　　魏老伯他们住的小屋不到7平方米大，搭了简单的上下铺，住了7个人。魏老伯显然对外来之客充满了戒心，宣称自己是来捡垃圾的，而后又说自己也顺带着要钱。魏老伯对自己的年龄有不同的说法，一会说自己78岁，一会又变成73岁。而他的家乡也是不断变化，先说是河南汝阳，后又说是汝南。
　　与魏老伯的接触就像是猜谜，他每次都会给个新说法，让人不能确定什么是真的。直到赢得信任看到他的户口本之后，才知道他的实际年龄是60岁。魏老伯家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张岗乡某村，家里6口人，种着四亩二分地。今年家里因为长时间下大雨，种的玉米和花生全都长了芽，于是，老伯和儿子都出了家门，儿子去北京打工，他来深圳乞讨。魏老伯说，他经常在上海宾馆附近乞讨，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他每个月花150元。
　　儿孙绕膝、安享晚年是大部分上年纪的人的心愿，但是魏老伯说自己现在不想回家，“过年也不回去了，等明年收小麦的时候再回去。”一个6口之家，孙女上初中，孙子上小学，儿子农闲时还到处打工，看不出什么原因让魏老伯这样背井离乡来深圳乞讨。他先是说家里遇到洪灾了，没有收成，又说家里欠债，因为孙子生病了。问到是什么病，魏老伯不愿意说。
　　魏老伯说自己很想孙子，但是没有办法，除了儿子出去打工，只有自己出来乞讨，家里的口粮才够吃，不知是不是出于惯性，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能够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遭遇 有一次被打得爬不起来
    人物：老杜，男，72岁　　
　　老杜今年8月来到深圳开始讨饭生涯，在河南驻马店新蔡县的家里，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
　　老杜说，自己每天出去的收获平均差不多有十块八块。下午5点到7点这段时间，是“工作”的最佳时间段，因为那时候街上人多，在公共汽车站和饭馆门口都能要到一些零钱。
　　老杜没坐过深圳的公交车，他说，深圳的公交车太贵了，所以每次出去都是走路，很远的地方都去过，最远的到过世界之窗，那天就一直在走路。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
　　“有没有挨过打？”面对这个问题，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常遇到的是不理，还有人会骂你。”他说，有一次，他向一个年轻人要钱，当时对方正在聊天，转过头就对他大吼了一声“滚！”老杜突然停住不再说了，倒是旁边一个女乞讨者开了口，“怎么没有，有一次就在黄贝岭村门口，他让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朝胸口踩了好几脚，都爬不起来了。我一问才知道，第一次人家给了他两毛钱，他嫌少，又伸手，结果就被打成那样。”老杜说，一般自己是不会找几个男青年要钱的，但因为那天要到的钱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块两毛，有些急。”
　　老杜不愿意多谈自己的儿女，对没人给他养老，言语间似乎看得很开，“家里今年夏天被水淹了，屋子都泡在水里。他们连自己都养不活……各顾各的吧。”
　　记者采访那天，老杜出去干活前，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挂着的塑料袋里拿出一件嫩黄色的小外套，叠好后压到了自己的枕头下面。他说，这是前两天要饭时一家给的，他准备拿回去给二儿子的孩子穿。
　　愿望 还了债就给儿子娶媳妇
    人物：熊姨，53岁　　
　　见到熊姨时，她正和同屋的人一起吃饭。熊姨在同住的一群人中很显眼，她衣着整洁，黑色的薄毛衣外面套着马甲，下身穿黑色条纹裤子。银灰色的齐耳短发梳得很整齐，皮肤白皙红润，只有在笑的时候眼角才出现几条鱼尾纹。
　　“她会保养，看起来才这么年轻！”听老乡戏谑，熊姨哈哈大笑，笑完后眼圈红了。她说自己命苦，哪里还有心思想着怎么保养。她说自己都53岁了，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也不会一个人出来乞讨。
　　“她丈夫去世了，看她在家挺可怜的，就带她出来了。”同屋的韩某说，熊姨和他是一个村的，她丈夫两年前得了癌症去世。“动手术花了5万元，其中有一半是借的。”熊姨抹着眼泪说，丈夫去世后，除了三间土房、三亩地和几万元的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儿子今年25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本想今年有了收成，把债还清，明年再存些钱修几间瓦房，给儿子成亲。没想到今年夏天下了三个月的雨，把地里种的花生和玉米都涝死了。“想着儿子娶不上媳妇，我愁得天天掉眼泪。”熊姨说。
　　“我现在不讨钱了，深圳的钱不好讨！”她说，有一次向一个年轻男子讨钱，对方推了她一把，还骂骂咧咧的，她跟七八十岁的老人相比，讨的钱不多，而且常被人推搡，她说自己因此就改去拾荒了。
　　“明天我就回家，票都买好了。”熊姨说，她最近老毛病犯了，打算回家治病，等病好一些了还会回深圳。
　　第二天，记者再到黄贝村，熊姨还在，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周末人多，自己打算过几天再走。
　　统筹：本报记者陈文定 高春明 陈亮
　　采写：本报记者李朝红 丰雷 杨敏 李志刚 王越 张景 王莹 冯悦 陈铭
　　摄影：本报记者陈以怀
在“乞丐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七八名老人，女的住下铺，男的住上铺。


老人在街头行乞


吃过晚饭，老人们陆续走出那栋二层小楼，然后分头去讨生计。

专题动机
　　11月中旬，本报曾推出关注深圳治安——“同乡村”调查连续报道。就在这组报道的后期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近百名聚居在一栋两层小楼中的老年乞丐。
　　这些老人来自河南农村，因老家常年遭受水灾，就来到深圳成为职业乞丐。他们也有自己的无奈：年龄大，文化不高，难找工作。在这里，他们渐渐习惯了路人的白眼，甚至挨打受骂的经历，同时也品尝着用讨来的钱养活自己、贴补家用的欣慰。
　　无疑，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存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周围人群的生活秩序。但有专家指出，只要他们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就不应该受到强制性的干预，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应该通过努力，建立多层级的救助和管理机制，帮助他们逐渐走向正常的生存轨道。
　　今天起，本报推出“乞丐楼”调查专题报道，就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希望大家对类似群体的救助和管理问题出谋划策。如果你有好的建议，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755-83325000。
　　名词解释 乞丐楼
　　在罗湖区黄贝岭中村，有一栋两层楼的出租屋，里面聚居着来自河南驻马店市各县农村的近百名老年乞丐。他们说，之所以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相互照应，一方面可以节约房租。因为他们租住的这栋两层小楼没有很明显的标志，为了报道方便，我们将之简称为“乞丐楼”。因此，“乞丐楼”在这里没有任何倾向性的意义。
　　午夜，深南大道书城前的人行天桥上，常见睡着或坐着的阿婆阿公，面前放着一个大瓷碗，静静地等待路人的施舍。凌晨，都市牛仔酒吧门口，总有拿拐杖和瓷碗的阿公阿婆站在路边，不时向过往男女拱手作揖……
　　这些都是深圳的“夜讨者”。
　　采访中，记者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聚居的乞丐群体，上百名以乞讨为生的老年人，租住在罗湖区黄贝岭中村一栋两层的居民楼内。
　　11月16日下午2时许，深圳雨后的天气有些凉意。记者来到罗湖区黄贝岭社区中村，对这个老年乞丐部落进行探访。
　　当日下午2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488栋旁边的那栋破旧楼房。该楼房分为上下两层，墙面黑糊糊的，布满了蜘蛛网和油烟灰。一楼有两间房，二楼有五间房，从楼房外面一道狭窄的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
　　记者沿着楼梯上到二楼，来到一个开着大门的大房间。地铺上密密麻麻地睡着十五六个人，女性睡在里面，男性睡在外面靠近门。屋内仅有的一个留空的角落里放着煤气灶和煤气罐。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包包和袋子。二楼其他几个房间又被分成两层阁楼，老年男子睡在上铺，老年女子睡在下铺。
　　记者到来后，一些已经醒来的老年人陆续穿好衣服坐起来，有一搭无一搭地与记者聊起来，他们说，住在这栋小楼里的都是从河南驻马店市各县农村来的，大约有近百人，多数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在深圳的工作就是乞讨。
　　一名78岁高龄的何姓老伯说，老家基本上每年都不同程度遭受洪灾，庄稼都会被洪水淹没，收入甚微，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老人们才纷纷南下。交谈中，50多岁的张姓男子略显羞涩地说，他本来想来深圳找份正常的工作，但年龄偏大，而且文化水平不高，根本找不到工作。后来碰到了在街上乞讨的老乡，就跟着走进了他们的行列，慢慢把乞讨当成了自己的职业。
　　张某说，初入行时，还真有些不好意思。他们之所以选择“夜讨”，虽然收入可观一点，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以免让认识的人认出来后，感觉没有脸面。
　　下午4点多钟，在另一个小房间里，一名50多岁的男子正做晚饭，其他几个老人或坐或躺等着开饭。上铺一魏姓老汉说，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5点多吃一顿，然后就出门乞讨，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回来再吃一顿。魏老伯说，他们都是白天睡觉，晚上乞讨，因为大白天怕丢人。下铺的老婆婆补充说，晚上赶“夜市”，人多。当记者问到他们的收入时，魏老伯掰着手指算道，一天伙食费要两块多钱，房租要一块多，也剩不下啥钱了。“我们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捡来的。”他抖抖手上的烟说：“这也是捡别人的。”
　　下午4点过后，整栋楼的老年乞丐都在吃完晚饭后，拿着拐杖、碗和编织袋等道具，陆续走出出租屋，然后直趋各个乞讨区域。
　　11月17日，记者向出租屋周围的居民了解到，这些老年人在那栋小楼住了好几年，他们中有一部分在九十月份时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再来到住处，春节很少有人回家。
　　行乞实录 沿街扫铺 直说恭喜发财
　　8时间：11月17日晚 8地点：黄贝岭商业街
　　11月17日下午5点多钟，一名60多岁的老年男乞丐右手拿着拐杖，左手拿着一个碗，肩上背着一个白色编织袋，从租住的二楼下来，然后从出租屋旁边的小巷内穿到附近黄贝岭商业街。
　　走到商业街十字路口后，该乞丐先站着约一分钟，双眼左右观望了一会，然后转向商业街右边的第一个商铺。他走到商铺门口后站住，面向商铺大声喊：“老板，恭喜发财啊，老板。”如果商铺内工作人员不理睬，他拿起右手的拐杖在地上撞击，然后将左手的碗在拐杖上猛敲，并配合着声音呐喊，直到商铺工作人员作出反应。5时40分，他手中的碗里多了一枚硬币。
　　他第二次讨到钱的时间大约在晚6时30分左右。商业街的一家性用品铺面，里面灯光比较昏暗，工作人员坐在店内，而且与街面还有几级台阶。他站在台阶下大声呐喊了约两分钟，因店内的工作人员没作出反应，他道出一句“不给也要说一声啊”的话后离开。
　　他以同样的方式向商业街的各个商铺乞讨，经记者观察，他在乞讨的过程中，90%以上都能成功。在商业街乞讨完毕，已是晚上8点多钟，可能感觉有些疲惫，老人在路边坐下来，把碗和拐杖放在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边抽烟边看着路上的行人。当记者上前询问当天的乞讨成果时，他回答：“没有多少，可能就几十块钱，回家清理才知道到底多少。”
　　桥上瞌睡 静候路人施舍
　　8时间：11月18日晚 8地点：新秀立交人行天桥
　　11月18日下午6点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坐在新秀立交人行天桥的台阶上。她的面前放着一个铝制的小碗，身边是一个污脏的旅行包和一根粗木棍。
　　老妇人靠在台阶旁的栏杆上，低着头，似睡非睡的样子。有人经过时，她便拱手作揖，嘴里发出悲哀的“哼哼”声，但给钱的人并不多。老妇人也索性打起了瞌睡。直到6点半，一个小伙子把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扔进铝碗，老妇人才如梦方醒，连忙拱起手说了句“恭喜发财”！
　　晚上7点钟，一个年轻姑娘经过老妇人的身旁，从钱包里拿出一元钱的纸币，扔进铝碗，这时一阵轻风吹来，纸币落在了铝碗旁边。老妇人还在打盹。姑娘走了几步，回头看老妇人毫无反应，就走回去将纸币放进铝碗里。这回老妇人终于醒了，她仿佛犯了错一样，连忙作揖，连说了好几遍“恭喜发财”。
　　老妇人可能的确累了，她收好碗中的纸币和硬币，裹紧了衣服，索性靠在栏杆上闭上眼睛睡觉，当靠在栏杆的姿势累了时，就趴在旅行包上。间或有人向铝碗中投放硬币弄出声响，老妇人也只是偏了一下头，又继续睡下去。8点整，老妇人从睡梦中醒来。她收拾起东西走下台阶，走向新秀沿河立交桥下的地下通道。一个白发阿伯正坐在那里行乞。
　　老妇人用河南的家乡话与老头子寒暄，最后说，“我先回去睡了。”然后转身离去，走进黄贝岭中村黑暗幽深的小巷。此时已经是8点23分。
　　拦住情侣 面向男士讨钱
　　8时间：11月19日晚 8地点：由黄贝岭到东门的路上
　　11月19日下午5点左右，由黄贝岭到东门的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人流中，张老汉的脚步很快。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对手挽手走在路中间的情侣，脚步立即变得细碎且有些零乱，一会尝试从旁边绕过去，一会又想从情侣之间钻过去，几次尝试后，张老汉从情侣身边包抄过去，赶到前面走得更快了。
　　突然，张老汉停住脚步，立马转过身来，拿着汤碗的手上下摇了几下，朝着迎面而来的男子就说“大老板，行行好”，老汉手中的塑料汤碗迎面而来，将低头和女友耳语的男子吓了一跳。“干吗”？该男子高声说。随即，张老汉重复几遍说“大老板，行行好……”。
　　挽住该男子的女孩子的手收紧了，该男子的表情转变了一下，由怒目而视转为平静，男子身边的女友又收紧了一下手掌，张老汉又掂了几下白色的塑料汤碗，一阵风吹过，张老汉下意识用袖子擦了一下鼻子。
　　最后，被女孩子挽住胳膊的男子拿出钱包，随即又塞进口袋，对女友说“你有零钱吗”？之后，女孩子拿出一个小布袋，解开扎口的绳子，摸出一个5毛钱的橙黄色硬币，丢进张老汉的汤碗里。
　　张老汉又抖了一下汤碗，女孩眉头一锁，又在小布袋里摸了两下，掏出一枚一元的硬币，再次将钱币丢进张老汉的汤碗里。随即，张老汉低下身子，“谢谢好老板”，张老汉说完，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步伐加快。
　　轮椅二胡 引来更多关注
　　8时间：11月18日晚 8地点：黄贝岭沃尔玛超市旁
　　18日晚7点多钟，刘老汉坐在黄贝岭沃尔玛超市附近一张小凳上拉着有些走调的二胡。旁边，他的老母亲坐在轮椅上，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
　　母子俩默默地注视着往来人群，偶尔会有一两个行人投下一元的硬币。18日从晚上7点20分一直到10点40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刘老汉和母亲一直没有移动过半步。
　　刘老汉说，他今年56岁，母亲85岁，“家里今天夏天着火了，老伴被烧死了，我妈有病，没有钱医治，就来了深圳乞讨。”
　　在等待路人“施舍”的时间里，刘老汉大部分时间都在拉二胡。由于紧靠沃尔玛超市，往来行人众多，刘老汉的生意还不错。记者数了数，从7点20分到8点钟这40分钟的时间内，有12位过路人往他的铁盒子里投了钱，大多是一元钱。
　　在刘老汉旁边不远处，他的一个老乡也在等生意。老乡一动不动，用一块白布包住了全身，只留了脸在外面。由于刘老汉有艺在身(二胡)、再加上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赢得了不少路人的同情，生意明显比那个老乡要好很多，40分钟的时间里，刘老汉得到了12个路人的施舍，而老乡的碗里只多了两三枚硬币。
　　夜越来越深，风渐渐大了，85岁的刘母被冻得瑟瑟发抖。晚上10点钟，刘老汉点燃一支烟，又整了整衣袖，将二胡放进一个白色的布满各种斑点的袋子，然后清理装钱的盒，刘老汉未细数就将硬币倒进一个黑色的提包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然后对老母亲说了句什么，推着轮椅离去。
　　走近乞者
　　经历 从老家沿路乞讨到深圳
    人物：“李小子”，女，66岁　　
　　66岁的“李小子”看上去比城市里七十多岁的老人年纪还要大，她也喜欢刻意把自己的年纪说得老些。按“李小子”最初的说法，她刚到深圳才十多天，以捡破烂为生。和记者聊了一个小时之后，她才承认自己也乞讨过。
　　她说从家乡出来，他们同行的五个人都只买了几十块钱的短途客票上火车，坐了一夜就遇上列车员查票，被赶了下来。五个人沿路乞讨，每天走上几十公里，间或用同样的办法逃票搭车。走了快一个月才到了深圳。
　　对于自己的经历，她似乎有些难以启齿。“向人伸手也不容易啊。”她看着记者苦笑着说在深圳要钱的人多，“生意”不好，也经常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次她遇到一个个头不高的男青年，刚凑上去说了句“帮帮忙吧老板”，男青年就提脚踹在她的左胯上，把她踹倒在地，还追过去踢了好几下。她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要饭了。
　　“出来苦不苦吧？”这带着无奈和酸楚的反问句，是常常挂在“李小子”嘴边的一句话。既然出来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出来？“李小子”的解释和其他人如出一辙：家里遭灾，下年的化肥钱、家里小孩的学费，全都没了着落。
　　“你这么大岁数，一个人跑这么远家里人放心吗？”记者问她。她突然低下头，两只手忙乱地抹泪。“孩儿们也是说起来就哭。不过人是活的，啥样都没有过不去的。”
　　心态 面对陌生人不愿说真话
    人物：魏老伯，60岁　　
　　魏老伯他们住的小屋不到7平方米大，搭了简单的上下铺，住了7个人。魏老伯显然对外来之客充满了戒心，宣称自己是来捡垃圾的，而后又说自己也顺带着要钱。魏老伯对自己的年龄有不同的说法，一会说自己78岁，一会又变成73岁。而他的家乡也是不断变化，先说是河南汝阳，后又说是汝南。
　　与魏老伯的接触就像是猜谜，他每次都会给个新说法，让人不能确定什么是真的。直到赢得信任看到他的户口本之后，才知道他的实际年龄是60岁。魏老伯家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张岗乡某村，家里6口人，种着四亩二分地。今年家里因为长时间下大雨，种的玉米和花生全都长了芽，于是，老伯和儿子都出了家门，儿子去北京打工，他来深圳乞讨。魏老伯说，他经常在上海宾馆附近乞讨，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他每个月花150元。
　　儿孙绕膝、安享晚年是大部分上年纪的人的心愿，但是魏老伯说自己现在不想回家，“过年也不回去了，等明年收小麦的时候再回去。”一个6口之家，孙女上初中，孙子上小学，儿子农闲时还到处打工，看不出什么原因让魏老伯这样背井离乡来深圳乞讨。他先是说家里遇到洪灾了，没有收成，又说家里欠债，因为孙子生病了。问到是什么病，魏老伯不愿意说。
　　魏老伯说自己很想孙子，但是没有办法，除了儿子出去打工，只有自己出来乞讨，家里的口粮才够吃，不知是不是出于惯性，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能够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遭遇 有一次被打得爬不起来
    人物：老杜，男，72岁　　
　　老杜今年8月来到深圳开始讨饭生涯，在河南驻马店新蔡县的家里，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
　　老杜说，自己每天出去的收获平均差不多有十块八块。下午5点到7点这段时间，是“工作”的最佳时间段，因为那时候街上人多，在公共汽车站和饭馆门口都能要到一些零钱。
　　老杜没坐过深圳的公交车，他说，深圳的公交车太贵了，所以每次出去都是走路，很远的地方都去过，最远的到过世界之窗，那天就一直在走路。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
　　“有没有挨过打？”面对这个问题，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常遇到的是不理，还有人会骂你。”他说，有一次，他向一个年轻人要钱，当时对方正在聊天，转过头就对他大吼了一声“滚！”老杜突然停住不再说了，倒是旁边一个女乞讨者开了口，“怎么没有，有一次就在黄贝岭村门口，他让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朝胸口踩了好几脚，都爬不起来了。我一问才知道，第一次人家给了他两毛钱，他嫌少，又伸手，结果就被打成那样。”老杜说，一般自己是不会找几个男青年要钱的，但因为那天要到的钱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块两毛，有些急。”
　　老杜不愿意多谈自己的儿女，对没人给他养老，言语间似乎看得很开，“家里今年夏天被水淹了，屋子都泡在水里。他们连自己都养不活……各顾各的吧。”
　　记者采访那天，老杜出去干活前，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挂着的塑料袋里拿出一件嫩黄色的小外套，叠好后压到了自己的枕头下面。他说，这是前两天要饭时一家给的，他准备拿回去给二儿子的孩子穿。
　　愿望 还了债就给儿子娶媳妇
    人物：熊姨，53岁　　
　　见到熊姨时，她正和同屋的人一起吃饭。熊姨在同住的一群人中很显眼，她衣着整洁，黑色的薄毛衣外面套着马甲，下身穿黑色条纹裤子。银灰色的齐耳短发梳得很整齐，皮肤白皙红润，只有在笑的时候眼角才出现几条鱼尾纹。
　　“她会保养，看起来才这么年轻！”听老乡戏谑，熊姨哈哈大笑，笑完后眼圈红了。她说自己命苦，哪里还有心思想着怎么保养。她说自己都53岁了，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也不会一个人出来乞讨。
　　“她丈夫去世了，看她在家挺可怜的，就带她出来了。”同屋的韩某说，熊姨和他是一个村的，她丈夫两年前得了癌症去世。“动手术花了5万元，其中有一半是借的。”熊姨抹着眼泪说，丈夫去世后，除了三间土房、三亩地和几万元的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儿子今年25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本想今年有了收成，把债还清，明年再存些钱修几间瓦房，给儿子成亲。没想到今年夏天下了三个月的雨，把地里种的花生和玉米都涝死了。“想着儿子娶不上媳妇，我愁得天天掉眼泪。”熊姨说。
　　“我现在不讨钱了，深圳的钱不好讨！”她说，有一次向一个年轻男子讨钱，对方推了她一把，还骂骂咧咧的，她跟七八十岁的老人相比，讨的钱不多，而且常被人推搡，她说自己因此就改去拾荒了。
　　“明天我就回家，票都买好了。”熊姨说，她最近老毛病犯了，打算回家治病，等病好一些了还会回深圳。
　　第二天，记者再到黄贝村，熊姨还在，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周末人多，自己打算过几天再走。
　　统筹：本报记者陈文定 高春明 陈亮
　　采写：本报记者李朝红 丰雷 杨敏 李志刚 王越 张景 王莹 冯悦 陈铭
　　摄影：本报记者陈以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