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逼两千广州人异国孤岛开荒

（记者周祚摄影报道）　“大约有2000多广州人被捉往了数千公里外的新几内亚孤岛上开垦，只有900人能够活着回来，我们村回来的4个人只有我活着了。”拖着仅余的一条腿，面容坚毅的天河谭村人姚淘荣老伯为我们解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见左图）。谈起日军在岛上对中国劳工长达3年的虐待迫害，姚伯悲愤难抑。他非常思念一起回国的难友们，希望能见到仍然在世的幸存者。
　　“猪仔”海上漂泊21天
　　谈起当年情景，姚淘荣老人愤慨难平。他追忆道：“1942年，我才18岁不到。迫于生计，许多人都只有帮日伪政府打工吃饭。有一天，日本人骗我们要招人去香港干活，我和大哥还有同村朋友4个人报了名并来到黄埔港。谁知道一进港，大家就被锁在房子里，只许进不许出。被关进来的人有上千人。当时，大家都很害怕，以为死定了。”
　　“后来，我们就像猪仔一样被捉进了船舱。”姚淘荣说。他和同伴们被日军用刺刀押上了一艘运输船，这艘船装了200多个广州劳工。姚淘荣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他知道，船不停地向前走，经过了新加坡，继续向着茫茫大洋深处航行。旅程中，船上缺水越来越严重，10多个人才能分到一小壶水。经过整整21天的航行，姚淘荣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新几内亚某个岛上（姚淘荣听到当地人称这个岛为喇叭岛），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悲惨生涯。与姚淘荣一同抵岛的还有10多艘船共2000多广州劳工。
　　据姚淘荣介绍，岛上不仅有中国劳工，还有泰国、印尼等地的被捉劳工。听工头说，整个岛上大约有2万多劳工，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广州和香港人最多。“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驻岛日军做后勤苦力和开荒。”姚淘荣回忆说，“我们的食物只能靠自己种植和进山挖木薯吃。我们不仅要打柴，还要帮日军修机场、公路。”
　　“岛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蚊子。”姚淘荣目光中露出一丝惊恐，“那些毒蚊咬起人来，疼痒异常，我们没有药，只有自己弄些草药涂一涂或者用开水烫一烫。许多人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弹下，却死在了这些毒蚊嘴里……”到了岛上两年后，姚淘荣也被毒蚊咬伤了脚踝，进而被毒液感染，再也站不起来，筋骨都裸露在外面，只能在地上爬行。即使这样，他还是得在日军的厨房里帮忙运柴。这条受伤的左腿虽然在战后经过医治能够站立，但是毒素已无法清除，后来不得不做手术截掉整条腿。
　　日军最喜欢“背摔”不听话劳工
　　姚淘荣说，由于岛上的劳工对日军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上了岛的劳工，日军并不会随便开枪射杀。但是只要不听话或者是没有完成繁重的工作，肯定会被监工摔打。而监工最喜欢的就是一把抓起劳工来个“背摔”，“我头上还有道深深的疤痕。”姚淘荣说。
　　在日复一日的苦难中，姚淘荣在岛上度过了3年。他没有想到，胜利的一天来临了。“有一天，一名日军突然跟我们说，‘从今天起，我们要叫你们一声广东先生了。我们投降了。’”这个喜讯几乎瞬间击倒了姚淘荣。在前来受降的英军的看管下，日军一队队地缴械，进入指定地点集合关押。
　　“又过了将近两年，大概是1947年底，我们终于乘船回到香港。真是恍如隔世。”老人家痛苦地说，“去的时候2000多人，回来却只有900多人。一大半广州劳工都把命丢在那个荒岛上。现在我们附近回来的人中，石牌村、谭村、员村的只剩下我还在世了。”
（记者周祚摄影报道）　“大约有2000多广州人被捉往了数千公里外的新几内亚孤岛上开垦，只有900人能够活着回来，我们村回来的4个人只有我活着了。”拖着仅余的一条腿，面容坚毅的天河谭村人姚淘荣老伯为我们解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见左图）。谈起日军在岛上对中国劳工长达3年的虐待迫害，姚伯悲愤难抑。他非常思念一起回国的难友们，希望能见到仍然在世的幸存者。
　　“猪仔”海上漂泊21天
　　谈起当年情景，姚淘荣老人愤慨难平。他追忆道：“1942年，我才18岁不到。迫于生计，许多人都只有帮日伪政府打工吃饭。有一天，日本人骗我们要招人去香港干活，我和大哥还有同村朋友4个人报了名并来到黄埔港。谁知道一进港，大家就被锁在房子里，只许进不许出。被关进来的人有上千人。当时，大家都很害怕，以为死定了。”
　　“后来，我们就像猪仔一样被捉进了船舱。”姚淘荣说。他和同伴们被日军用刺刀押上了一艘运输船，这艘船装了200多个广州劳工。姚淘荣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他知道，船不停地向前走，经过了新加坡，继续向着茫茫大洋深处航行。旅程中，船上缺水越来越严重，10多个人才能分到一小壶水。经过整整21天的航行，姚淘荣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新几内亚某个岛上（姚淘荣听到当地人称这个岛为喇叭岛），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悲惨生涯。与姚淘荣一同抵岛的还有10多艘船共2000多广州劳工。
　　据姚淘荣介绍，岛上不仅有中国劳工，还有泰国、印尼等地的被捉劳工。听工头说，整个岛上大约有2万多劳工，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广州和香港人最多。“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驻岛日军做后勤苦力和开荒。”姚淘荣回忆说，“我们的食物只能靠自己种植和进山挖木薯吃。我们不仅要打柴，还要帮日军修机场、公路。”
　　“岛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蚊子。”姚淘荣目光中露出一丝惊恐，“那些毒蚊咬起人来，疼痒异常，我们没有药，只有自己弄些草药涂一涂或者用开水烫一烫。许多人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弹下，却死在了这些毒蚊嘴里……”到了岛上两年后，姚淘荣也被毒蚊咬伤了脚踝，进而被毒液感染，再也站不起来，筋骨都裸露在外面，只能在地上爬行。即使这样，他还是得在日军的厨房里帮忙运柴。这条受伤的左腿虽然在战后经过医治能够站立，但是毒素已无法清除，后来不得不做手术截掉整条腿。
　　日军最喜欢“背摔”不听话劳工
　　姚淘荣说，由于岛上的劳工对日军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上了岛的劳工，日军并不会随便开枪射杀。但是只要不听话或者是没有完成繁重的工作，肯定会被监工摔打。而监工最喜欢的就是一把抓起劳工来个“背摔”，“我头上还有道深深的疤痕。”姚淘荣说。
　　在日复一日的苦难中，姚淘荣在岛上度过了3年。他没有想到，胜利的一天来临了。“有一天，一名日军突然跟我们说，‘从今天起，我们要叫你们一声广东先生了。我们投降了。’”这个喜讯几乎瞬间击倒了姚淘荣。在前来受降的英军的看管下，日军一队队地缴械，进入指定地点集合关押。
　　“又过了将近两年，大概是1947年底，我们终于乘船回到香港。真是恍如隔世。”老人家痛苦地说，“去的时候2000多人，回来却只有900多人。一大半广州劳工都把命丢在那个荒岛上。现在我们附近回来的人中，石牌村、谭村、员村的只剩下我还在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