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匪諜滄桑 探索國共和解　．

亞洲週刊
徐宗懋


     編者按﹕這是國共大半個世紀從鬥爭到和解的一頁傳奇。一九四九年開始，國民黨在台灣發動肅清「匪諜」，槍決數以千計的中共地下黨員及左翼異見人士，甚至牽連一些與政治無關的老百姓﹔今天，當選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曾於二零零零年台北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有關「白色恐怖」時代的回顧與反思，追溯當年被國民黨槍決的「匪諜」及同情共產黨者的歷史，為「匪諜」親人尋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人道主義精神化解國共鬥爭的血海深仇。


           一位國民黨主席能夠面對當年的政治滄桑和悲痛，也創造今日與未來國共大和解的新精神。



          如今，兩岸新世代大多忘卻當年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顧這段幾近被湮滅的歷史，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兩岸人民不能再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要成為兩岸和平雙贏的推動力量。



         不知道再過十年，人們會以什麼眼光看這件事，但對我而言，此時可以劃上句點，接下來會有更年輕的人在檔案室裡找到更新的資料，在他們的歷史環境中以他們的生命體驗做出不一樣的總結。



        二零零一年，我在《老照片》系列書籍中的一篇文稿《戰爭後的戰爭》，為自己帶來一場友誼，無意間也發現更多的歷史探索。這篇文章寫的是一九五零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尤其是著名的是「吳石案」中，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隨後被送往馬場町槍殺。



         這些相關照片首度刊載在大陸的書刊《老照片》，立刻引起注意，《作家文摘》大篇幅轉載，由於我以幾分哀傷的筆調描述這些事情，該刊編者誤以為我是「烈屬」，後來，《老照片》收到朱諶之在大陸的女兒朱曉楓來信，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十六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一九五零年在台灣臨刑前受審的真實場景。這是我在五十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以往沒有這樣的資料），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照片中的母親，穿著一件在上海家中經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上一件毛線背心，面龐仍然是那樣的消瘦，身影仍是那麼熟悉，彷彿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的母親，儘管已面臨死神，周圍盡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憲兵，但她是那麼鎮定自若，沒有恐懼，一如面對坎坷的人生。……她長期做著時刻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捕，經受了嚴刑拷打以致拇指傷殘，但信念始終堅定如初，最後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被捕。被槍決前夕，仍高呼『共產黨萬歲﹗』表達了她始終如一的堅定信仰和平凡偉大的情操。



        母親也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識大體、顧大局、艱苦奮鬥、對同志以『大姐』自居，樂於助人，對家庭和子女，也寄託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為執行任務赴台前，在書信中盼望同家人團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給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給她（因為工作，母親已與我幾年未見）﹔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廣州，等她從香港來見上一面（但那時上海剛解放，我還在上學，談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發赴台，說個人的事先放一放，但終於未能如願。



       母親重感情，但能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親鎮定自若，表明她已視死如歸，堅信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祖國解放和統一事業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母親犧牲在全國大陸已經解放的一九五零年，至今已五十二個年頭了。她一天也沒有享受過解放後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沒有盼到與家人的團聚。」



       朱曉楓談到的是半世紀前的仇恨，她的哀痛與怒氣使得這件往事有了鮮活的現實意義，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機會向她說明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見天日。其實，在一九九九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台灣》畫冊，我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袋子上標明「奸偽」兩字。打開以後，赫然看見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一九五零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一開始只展示給幾位歷史研究同好看，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台北市政府創造歷史




       直到二零零零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資料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舉行特展。今天回頭看，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儘管過去十年台灣掀起一股平反風，尤其九三年六張犁公墓發現被槍殺的左翼人士的墳地之後，過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陸續公開站出來。然而，他們是作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產黨員的身份現身的，這多少還是現行社會條件下的某種權宜、某種隱藏﹔簡單地說，[B]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顏色獻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長達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某種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必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B]




        但我們覺得這一關一定要過，一個強調人權是普世價值的社會必須要從自己最陰暗的地方開始，這個標準必須真正內外一致，否則那些漂亮的人權說詞和承諾最終只是掩蓋自己、打擊政敵的工具罷了，過去的歷史已反覆證明這一點。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五零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終於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次展覽打破過去禁忌，客觀陳述了五十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影像內容極其震撼，文字採用中性的敘述，包括五十年代初的台海情勢、幾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後後，包括「中共台灣省工委會」被破壞的過程，展覽還附上了當時的新聞報道、特寫以及當事人自白的摘要。由於選題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這項展覽立刻受到媒體廣泛報道，展覽場每天都擠滿觀眾，如果說這是該紀念館開館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展覽，應不為過。參觀者的心理是複雜的，留言板上出現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顛覆台獨的論述




         以下舉出幾張﹕「走進『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紅色的迷惘』，這是事實，是歷史，是慘痛教訓﹔走出戶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擁擠的人潮，及頭上一片藍色的天，珍惜現在，祈福未來，尊重人權，彼此友愛﹗」——佚名。「白色的恐怖、紅色的年代﹔黑色的記憶、藍色的省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塵封歷史，現今能做的│活在當下」——軒……此外，這些留言中也包含了許多立場殊異、相互抨擊者，有人說這是替共產黨講話，也有人說這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幫國民黨脫罪。



       [B]事實上，反應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獨的人。道理很簡單，他們長年來一直宣揚過去反抗國民黨的都是「反抗外來政權」，這項展覽除了強調尊重人權之外，也客觀指出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兩岸分裂是源於國共內戰的民族創傷，顛覆了台獨的論述。為此，台獨分子連續幾天在紀念館外示威抗議，說我們「扭曲歷史真相」，還透過他們掌控的政府機器施壓，還對龍應台進行了諸多人身攻擊。看來揭露歷史真相確實會引發情感的掙扎，帶來痛苦超過帶來慰藉，但如果社會要繼續前進，只能不斷面對過去的痛苦，以在沉澱中獲得心靈的解放，取得真正的進步。[/B]



        至於本文主角朱諶之所涉的「吳石案」究竟為何，為了讓讀者瞭解整個狀況，簡述如下﹕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資料記載，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高層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先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四六年四月起，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進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遲至七月始進入台灣，陸續成立「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組織，「省工委會」有四名委員，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和陳澤民等，分別掌管「武裝工作」、「宣傳」和「組織」等事務。



         一九四七年一月，省工委接獲華東局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沈崇事件，在台北發起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不過一個月後的全島性民變「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工委會卻未能積極因應，只由個別的黨員和左翼領袖如張志忠、謝雪紅等人投身領導群眾抗爭。儘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組織迅速發展，黨員激增至九百多人，但這並不意味黨的戰鬥力也跟著提高﹔相反地，由於台灣的地理形勢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難，加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採取具體措施限制大陸人民前往台灣，刻意隔離兩岸，以為他日之謀。



「吳石案」轟動一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時，國民黨保密局由一連串的案子中首先逮捕陳澤民，再根據其供詞，於一九五零年一月逮捕了蔡孝乾。意外的是，作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人、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乾在一週內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單，造成其他領導幹部在內的四百多名黨員被抓，情況極其慘烈，獨守孤島的國民黨政權使出流血肅清手段，書記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槍決。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同，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連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評析未必客觀，但提到涉及吳石案的朱諶之時，讀來卻像是頒給敵人的「褒揚狀」﹕「……（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指朱諶之），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蔡孝乾和盤托出地下黨員




       朱諶之的身份和行為也是被蔡孝乾和盤托出的，她由大陸來台灣與吳石緊密接觸，取走了吳石所轉交的重要軍事資料，轉向蔡孝乾報告工作狀況。事成後，在吳石的安排下，朱諶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並正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況，立刻拘留吳石進行調查，並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將朱押回台灣，如此便扯出一個大案子。據吳石稱，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已佔有整個東北與華北，蔣介石下野，和議又起，軍中思想混亂，因此他也「糊裡糊塗」與共產黨發生關係。這年春天，他與多名中共地下黨人接觸，六月間吳石前往台灣，更刻意將一對兒女留在大陸，途經香港時接受地下黨人託付的任務。



       繼《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後，筆者在二零零二年又將更詳細的史實寫在《鳳凰周刊》上，讀者反應非常強烈。不久，朱曉楓透過《鳳凰周刊》傳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台灣的詳細報道和珍貴的照片，並問我能否協尋母親的遺骸下落，朱家經過家庭會議，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朱曉楓透過《老照片》與《鳳凰周刊》兩個管道連繫上我，我們還在電話中簡短交談，[B]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案可能會變成我的某種新任務，一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B]



        二零零三年春節，我帶著家人到大陸旅遊，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和她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特別由南京趕來看我，雖是初次見面，但或許我沉浸史料已久，我們像熟朋友一樣帶著孩子們到科學博物館蹓躂，邊走邊談。朱曉楓七十四歲，是我的長輩，雖然我認識不少歷史人物的家屬，但從來沒有參與某種後續狀況，因此心頭壓力不小。據朱曉楓提供的資料，朱諶之當年寄居女婿王昌誠、女兒陳志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屍，應是王昌誠去收，她曾透過台灣友人幫忙找到了王昌誠二十五年前警務處宿舍的電話地址，不過實際託人造訪時，才發現該處早改建為公寓大廈，此外他們也查過台北六張犁幾百座政治犯墓碑中並無朱諶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姊夫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為唯一線索。亞洲週刊
徐宗懋


     編者按﹕這是國共大半個世紀從鬥爭到和解的一頁傳奇。一九四九年開始，國民黨在台灣發動肅清「匪諜」，槍決數以千計的中共地下黨員及左翼異見人士，甚至牽連一些與政治無關的老百姓﹔今天，當選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曾於二零零零年台北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有關「白色恐怖」時代的回顧與反思，追溯當年被國民黨槍決的「匪諜」及同情共產黨者的歷史，為「匪諜」親人尋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人道主義精神化解國共鬥爭的血海深仇。


           一位國民黨主席能夠面對當年的政治滄桑和悲痛，也創造今日與未來國共大和解的新精神。



          如今，兩岸新世代大多忘卻當年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顧這段幾近被湮滅的歷史，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兩岸人民不能再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要成為兩岸和平雙贏的推動力量。



         不知道再過十年，人們會以什麼眼光看這件事，但對我而言，此時可以劃上句點，接下來會有更年輕的人在檔案室裡找到更新的資料，在他們的歷史環境中以他們的生命體驗做出不一樣的總結。



        二零零一年，我在《老照片》系列書籍中的一篇文稿《戰爭後的戰爭》，為自己帶來一場友誼，無意間也發現更多的歷史探索。這篇文章寫的是一九五零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尤其是著名的是「吳石案」中，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隨後被送往馬場町槍殺。



         這些相關照片首度刊載在大陸的書刊《老照片》，立刻引起注意，《作家文摘》大篇幅轉載，由於我以幾分哀傷的筆調描述這些事情，該刊編者誤以為我是「烈屬」，後來，《老照片》收到朱諶之在大陸的女兒朱曉楓來信，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十六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一九五零年在台灣臨刑前受審的真實場景。這是我在五十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以往沒有這樣的資料），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照片中的母親，穿著一件在上海家中經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上一件毛線背心，面龐仍然是那樣的消瘦，身影仍是那麼熟悉，彷彿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的母親，儘管已面臨死神，周圍盡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憲兵，但她是那麼鎮定自若，沒有恐懼，一如面對坎坷的人生。……她長期做著時刻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捕，經受了嚴刑拷打以致拇指傷殘，但信念始終堅定如初，最後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被捕。被槍決前夕，仍高呼『共產黨萬歲﹗』表達了她始終如一的堅定信仰和平凡偉大的情操。



        母親也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識大體、顧大局、艱苦奮鬥、對同志以『大姐』自居，樂於助人，對家庭和子女，也寄託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為執行任務赴台前，在書信中盼望同家人團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給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給她（因為工作，母親已與我幾年未見）﹔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廣州，等她從香港來見上一面（但那時上海剛解放，我還在上學，談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發赴台，說個人的事先放一放，但終於未能如願。



       母親重感情，但能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親鎮定自若，表明她已視死如歸，堅信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祖國解放和統一事業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母親犧牲在全國大陸已經解放的一九五零年，至今已五十二個年頭了。她一天也沒有享受過解放後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沒有盼到與家人的團聚。」



       朱曉楓談到的是半世紀前的仇恨，她的哀痛與怒氣使得這件往事有了鮮活的現實意義，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機會向她說明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見天日。其實，在一九九九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台灣》畫冊，我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袋子上標明「奸偽」兩字。打開以後，赫然看見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一九五零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一開始只展示給幾位歷史研究同好看，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台北市政府創造歷史




       直到二零零零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資料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舉行特展。今天回頭看，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儘管過去十年台灣掀起一股平反風，尤其九三年六張犁公墓發現被槍殺的左翼人士的墳地之後，過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陸續公開站出來。然而，他們是作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產黨員的身份現身的，這多少還是現行社會條件下的某種權宜、某種隱藏﹔簡單地說，[B]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顏色獻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長達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某種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必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B]




        但我們覺得這一關一定要過，一個強調人權是普世價值的社會必須要從自己最陰暗的地方開始，這個標準必須真正內外一致，否則那些漂亮的人權說詞和承諾最終只是掩蓋自己、打擊政敵的工具罷了，過去的歷史已反覆證明這一點。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五零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終於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次展覽打破過去禁忌，客觀陳述了五十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影像內容極其震撼，文字採用中性的敘述，包括五十年代初的台海情勢、幾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後後，包括「中共台灣省工委會」被破壞的過程，展覽還附上了當時的新聞報道、特寫以及當事人自白的摘要。由於選題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這項展覽立刻受到媒體廣泛報道，展覽場每天都擠滿觀眾，如果說這是該紀念館開館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展覽，應不為過。參觀者的心理是複雜的，留言板上出現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顛覆台獨的論述




         以下舉出幾張﹕「走進『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紅色的迷惘』，這是事實，是歷史，是慘痛教訓﹔走出戶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擁擠的人潮，及頭上一片藍色的天，珍惜現在，祈福未來，尊重人權，彼此友愛﹗」——佚名。「白色的恐怖、紅色的年代﹔黑色的記憶、藍色的省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塵封歷史，現今能做的│活在當下」——軒……此外，這些留言中也包含了許多立場殊異、相互抨擊者，有人說這是替共產黨講話，也有人說這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幫國民黨脫罪。



       [B]事實上，反應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獨的人。道理很簡單，他們長年來一直宣揚過去反抗國民黨的都是「反抗外來政權」，這項展覽除了強調尊重人權之外，也客觀指出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兩岸分裂是源於國共內戰的民族創傷，顛覆了台獨的論述。為此，台獨分子連續幾天在紀念館外示威抗議，說我們「扭曲歷史真相」，還透過他們掌控的政府機器施壓，還對龍應台進行了諸多人身攻擊。看來揭露歷史真相確實會引發情感的掙扎，帶來痛苦超過帶來慰藉，但如果社會要繼續前進，只能不斷面對過去的痛苦，以在沉澱中獲得心靈的解放，取得真正的進步。[/B]



        至於本文主角朱諶之所涉的「吳石案」究竟為何，為了讓讀者瞭解整個狀況，簡述如下﹕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資料記載，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高層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先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四六年四月起，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進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遲至七月始進入台灣，陸續成立「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組織，「省工委會」有四名委員，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和陳澤民等，分別掌管「武裝工作」、「宣傳」和「組織」等事務。



         一九四七年一月，省工委接獲華東局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沈崇事件，在台北發起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不過一個月後的全島性民變「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工委會卻未能積極因應，只由個別的黨員和左翼領袖如張志忠、謝雪紅等人投身領導群眾抗爭。儘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組織迅速發展，黨員激增至九百多人，但這並不意味黨的戰鬥力也跟著提高﹔相反地，由於台灣的地理形勢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難，加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採取具體措施限制大陸人民前往台灣，刻意隔離兩岸，以為他日之謀。



「吳石案」轟動一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時，國民黨保密局由一連串的案子中首先逮捕陳澤民，再根據其供詞，於一九五零年一月逮捕了蔡孝乾。意外的是，作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人、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乾在一週內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單，造成其他領導幹部在內的四百多名黨員被抓，情況極其慘烈，獨守孤島的國民黨政權使出流血肅清手段，書記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槍決。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同，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連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評析未必客觀，但提到涉及吳石案的朱諶之時，讀來卻像是頒給敵人的「褒揚狀」﹕「……（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指朱諶之），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蔡孝乾和盤托出地下黨員




       朱諶之的身份和行為也是被蔡孝乾和盤托出的，她由大陸來台灣與吳石緊密接觸，取走了吳石所轉交的重要軍事資料，轉向蔡孝乾報告工作狀況。事成後，在吳石的安排下，朱諶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並正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況，立刻拘留吳石進行調查，並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將朱押回台灣，如此便扯出一個大案子。據吳石稱，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已佔有整個東北與華北，蔣介石下野，和議又起，軍中思想混亂，因此他也「糊裡糊塗」與共產黨發生關係。這年春天，他與多名中共地下黨人接觸，六月間吳石前往台灣，更刻意將一對兒女留在大陸，途經香港時接受地下黨人託付的任務。



       繼《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後，筆者在二零零二年又將更詳細的史實寫在《鳳凰周刊》上，讀者反應非常強烈。不久，朱曉楓透過《鳳凰周刊》傳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台灣的詳細報道和珍貴的照片，並問我能否協尋母親的遺骸下落，朱家經過家庭會議，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朱曉楓透過《老照片》與《鳳凰周刊》兩個管道連繫上我，我們還在電話中簡短交談，[B]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案可能會變成我的某種新任務，一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B]



        二零零三年春節，我帶著家人到大陸旅遊，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和她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特別由南京趕來看我，雖是初次見面，但或許我沉浸史料已久，我們像熟朋友一樣帶著孩子們到科學博物館蹓躂，邊走邊談。朱曉楓七十四歲，是我的長輩，雖然我認識不少歷史人物的家屬，但從來沒有參與某種後續狀況，因此心頭壓力不小。據朱曉楓提供的資料，朱諶之當年寄居女婿王昌誠、女兒陳志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屍，應是王昌誠去收，她曾透過台灣友人幫忙找到了王昌誠二十五年前警務處宿舍的電話地址，不過實際託人造訪時，才發現該處早改建為公寓大廈，此外他們也查過台北六張犁幾百座政治犯墓碑中並無朱諶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姊夫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為唯一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