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论文：中国与东帝汶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前景

原发表于《东南亚纵横》2004年2月

【内容提要】中国与东帝汶尽管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已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在东帝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东帝汶独立后，两国关系在多领域、多层次继续发展。中国与东帝汶之间的友好关系有利于两国根本利益，双方应着眼长远、重在培育，促进这种友好关系的持久、稳定和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东帝汶；历史；现状；前景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地处东南亚的边缘，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与印度尼西亚接壤，南和澳大利亚隔海相望，面积1.48万平方公里，首都帝力。东帝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它原是葡萄牙殖民地，后被印度尼亚西所占领，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宣布独立。东帝汶是一个与我国相距万里之遥的小国，但在我国对外关系中亦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就中国与东帝汶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作一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以增进国人在这方面的了解。

一

中国与东帝汶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就记载了南方大海中这个盛产檀香的地方。早在14世纪，中国就已从东帝汶输入檀香木，善于经营的华人成为有史可稽的最早来帝汶岛进行贸易的商人。到了近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人为了经商或是躲避国内动乱，开始大量“下南洋”，来到东南亚，其中一些人由此再去澳洲和北美洲，从而在全世界留下华侨华人的足迹。帝汶岛地属东南亚，又邻近澳洲，也成为华人定居经商之地。到19世纪初，东帝汶已形成一个华人社会。不过，由于东帝汶本来就人少地狭，早期来此的华人并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史上，由于中国澳门与东帝汶都曾同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成为中国与东帝汶交往的一个重要桥梁。澳门与东帝汶是葡萄牙在远东仅保有的两个殖民地[i]，且都面积不大，因此曾合并管理。由于东帝汶较澳门落后，澳门一度成了东帝汶的教育、文化甚至贸易中心，东帝汶的总督也由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兼任，直至20世纪初才各自为政。在1940年以前，澳门的主教也是东帝汶的主教，葡萄牙、澳门、东帝汶的传教士经常往来于三地之间。由于两地间存在如此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澳门的居民很自然地到东帝汶寻求贸易机会，留居在东帝汶的华人华侨也越来越多，从而成为中国东帝汶关系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

华人较多来到东帝汶是在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数一直稳定在数千人左右。到了1974~75年葡萄牙统治末期，关于华人的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并无权威结论，但最实际的数字可能是接近1万人。[ii]海外华人一般多从商、不问政，在东帝汶亦是如此。华人在东帝汶的经济生活中亦十分活跃，尤其是在零售业，由于华人既能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其开设的零售店几乎遍布东帝汶的每个乡镇。但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华人实际上仍处于东帝汶经济生活的底层和边缘，东帝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咖啡的种植和出口绝大部分掌握在葡萄牙人、土生葡萄牙人、天主教会及土著酋长手中，华人难以问津。

尽管华人极少参与当地政治，但仍和其他东帝汶居民一样，在争取东帝汶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历经磨难。1974年，由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葡萄牙政府宣布在东帝汶推进非殖民化进程。1975年10月，东帝汶国内各个政党联合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并在3年内宣布正式独立。不幸的是，东帝汶几个政党之间随后爆发内战，从而打断了独立进程。1975年11月28日，作为东帝汶三大政党的帝汶社会民主协会（后改称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在打败了另一政党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政变后，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部动荡为外部侵略留下了可乘之机，邻国印度尼西亚大肆渲染革阵是一小撮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基地，并以此为由在1975年12月出兵占领东帝汶，次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事实上，革阵只是个争取民族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虽有少数领导人比较激进，但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iii]尽管如此，当时在东南亚拥有绝对影响的美国出于顽固的反共考虑，默许了印度尼西亚占领了东帝汶。[iv]东帝汶人民打败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梦想因而未能实现。印尼的占领不断打断了东帝汶的独立进程，还“几乎摧毁了当地华人社会”。当时印尼方面对华人采取不友好政策，导致华人大量外迁和非自然死亡，东帝汶华人急遽减少。[v]印尼从未作过有关东帝汶华人人数的官方统计，但一般估计仅在3千多人左右。此外，印尼的占领使华人经济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从事零售业受到限制，华人不得不逐渐把经营重点转向并集中于批发商业、大商业和工业，把自己传统经营的优势领域——零售商业让给了当地民族。直到东帝汶正式独立前后，华人才开始大量返回并重新在经济领域焕发生机。根据统计，目前东帝汶人口为78万，华人占2%，即1.5万多人。[vi]

二

印尼占领东帝汶后，一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在当时冷战环境下，东帝汶问题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重视。由于力量悬殊，部分革阵成员不得不流亡海外，东帝汶人的独立梦想久久难以实现。1991年11月11日，印尼军警枪击帝力示威群众，200多人被杀，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东帝汶局势的关注，但印尼政府仍采取极力镇压的政策。直到1998年，印尼强人苏哈托的下台为东帝汶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1999年8月，继苏哈托为印尼总统的哈比比宣布给予东帝汶人关于自治投票的机会。印尼并不愿让东帝汶独立，它错误地认为大多数人民将选择在印尼统治下的自治，而不是独立。[vii]但东帝汶人民在1999年8月30日通过投票方式选择的是独立，而不是自治。不幸的是，亲印尼的民兵随后发动大屠杀，约20多万难民逃至西帝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迅速进驻东帝汶，并在当地组建了过渡行政当局，为正式独立作准备。

中国一直是支持东帝汶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东帝汶脱离印尼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政治解决东帝汶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联合国的要求，中国派遣了民事警察、民政官员参加联合国东帝汶维和行动和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工作。除此之外，中国还对经济极端困难的东帝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999年9月底，中国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东帝汶人民提供价值10万美元的援助。同年10月初，中国驻印尼大使向东帝汶难民捐赠了3万美元救济款。1999年底澳门回归时，中国又提供给东帝汶100多台手扶拖拉机。2000年1月东帝汶独立运动领导人凯·劳拉·夏纳纳·古斯芒（Kay Rala Xanana Gusmao）和若泽·拉莫斯·奥尔塔（Jose Ramos Horta，旧译霍塔）应邀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再向东帝汶提供5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2001年3月，外经贸部孙广相副部长率首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帝汶，中国同意再向东帝汶提供3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建造东帝汶外交与合作部大楼。虽然中国的援助金额不及西方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援助是最大的。[viii]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东帝汶的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为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作准备。2000年9月20日，中国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建立代表处，邵关福任代表。与此同时，东帝汶也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独立运动领导人古斯芒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澳门。东帝汶方面表示，一俟东帝汶正式独立，就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独立仪式，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也分别致信祝贺。当天，中国与东帝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成为与东帝汶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东帝汶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发生任何官方往来”。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千方百计地试图与东帝汶建立关系。2002年4月17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与台湾“外交部长”简又新双双电贺古斯芒当选东帝汶总统。5月20日，台“外交部”再次致电东帝汶，表示“建交”意愿，但遭到了回绝。中国与东帝汶的建交表明，东帝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两国建交挫败了台湾当局的图谋，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后，两国关系在多领域、多层次继续发展。政治外交与经贸合作方面，唐家旋外长在两国正式建交时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东帝汶的友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支持东帝汶加入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及地区组织。[ix]邵关福大使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帮助东帝汶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健康和教育方面。[x]东帝汶国务兼外交与合作部长奥尔塔于2002年12月16日访华，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举行了会谈。唐外长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东帝汶的工作，并为东帝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奥尔塔表示东帝汶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国的无私帮助，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油气勘探和农业等方面的合作。奥尔塔重申，东帝汶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xi]奥尔塔还访问了上海，并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见。东帝汶十分重视与中国澳门的传统经贸合作，2003年6月，奥尔塔访问澳门，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就澳门与东帝汶在旅游、经贸及运输多个领域上的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军事方面，2002年7月，东帝汶国防军总司令塔乌尔·马坦·鲁瓦克（Taur Matan Ruak）一行访华，鲁瓦克在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时重申了东帝汶支持中国一个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要促进两国、两军之间的合作。[xii]党际交往方面，2002年10月，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代表团访华。革阵一直为东帝汶的独立而奋斗，在2001年8月30日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中国是革阵在东帝汶执政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雷斯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以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xiii]200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回访东帝汶，东帝汶总统古斯芒特意予以会见，并表示要不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的同时，还再次宣布东帝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支持中国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国家统一。[xiv]

2003年9月，东帝汶总理马里·阿尔卡蒂里（Mari Alktiri）访华，17日，温家宝与东帝汶总理举行会谈，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帝汶关系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两国高层交往，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二、拓展互利合作，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逐项落实双方在重点领域的合作项目。三、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阿尔卡蒂里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贸、油气勘探和卫生等领域的合作。[xv]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贸易协定》等6个合作文件，阿尔卡蒂里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东帝汶方面十分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阿尔卡蒂里在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仔细询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并特意访问了上海，表示希望学习上海吸引外资的经验和扩大与上海的经贸合作。阿尔卡蒂里总理此次访华将有力地推动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

中国与东帝汶友好关系的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应该得到继续重视、维护和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与东帝汶的友好关系首先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环境中的重要一环，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时，根据中共十六大确定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此外，中国还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和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南亚大国，这些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东帝汶尽管与东盟大国印尼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但目前已实现和解，且加入东盟有利于东帝汶的经济恢复与重建。从建设一个“大东盟”的角度考虑，东盟也不会拒绝东帝汶的加入。因此，东帝汶很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第11个成员国。在这种情况下，尽早发展同东帝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巩固并推进中国同东盟的关系。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东帝汶的独立进程并多次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既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积极、负责的形象，又为发展一种平等、友好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最后，发展与东帝汶的关系有利于防止台湾当局的“南向外交”、“务实外交”，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如前所述，东帝汶正式独立之前，台湾就企图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企图破灭后，不能排除台湾当局凭借经济实力再向东帝汶推销其“务实外交”的可能。东帝汶国小民穷，百废待兴，台湾的资金与技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在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国际主流趋势下，东帝汶不可能再与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系。但在银弹攻势面前，东帝汶与台湾当局发展所谓的实质关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发展和巩固与东帝汶的友好关系，有利于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

东帝汶正式独立后，开始奉行一种与所有大国交好的均衡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亦被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东帝汶的独立发挥积极的作用，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厉害冲突。东帝汶要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帮助，来自中国的支持是必需的，也是最令它放心的。同时，中国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大国，向东帝汶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双边经贸合作也正在逐渐开展，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东帝汶国内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此外，东帝汶还十分看重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吸引外资方面的经验。东帝汶领导人访华时都不忘了到上海去访问，就是看中了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吸引外资、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最后，东帝汶还与中国澳门之间存在历史上的传统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东帝汶各方面的发展，为东帝汶方面所珍视。这些因素决定了东帝汶将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当然，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其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建议的那样，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合作都还需要加强。可以预见，随着东帝汶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与东帝汶之间在双边、多边基础上的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双方应致力于推动这种局面的实现。其中，经贸合作是其他合作的基础，也是当前较突出的问题，双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东帝汶是亚洲最贫困国家和全球20个最落后国家之一。根据统计，东帝汶有41%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8%的人是文盲，在农村，贫困率达46%，在城市为26%。[xvi]首都帝力等主要城市的失业率高达90%。[xvii]经济上的极端贫困限制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此情况下，能源合作成为双边经贸合作中一个可能的亮点。东帝汶是一个富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有人认为它十年后可能成为另一文莱。东帝汶油气储藏主要分布在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帝汶海。根据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油气开采和收入分享协议，东帝汶将获得共享部分90%的收入，这笔金额据保守估计在20年内可达60亿美元。[xviii]东帝汶急需通过开发能源的方式获得资金、重建经济，中国则正在成为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双方在油气开发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2002年8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东帝汶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东帝汶合作勘探石油的谅解备忘录，迈出了双方合作的第一步。但要看到，这种合作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效的。由于帝汶海底油田深达1000公尺以上，开采难度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石油公司就在帝汶海勘探石油，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尽管中国与东帝汶的能源合作具备相当的潜力，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掘出来。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发展友好关系符合中国和东帝汶双方的愿望与利益，是大势所趋。两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合作力度，扩大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着眼长远，重在培育，促进这种友好关系的持久、稳定和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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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6世纪初期，葡萄牙曾占领马六甲海峡，但后来在17世纪中期时被荷兰人夺走。

[ii] 鲁虎：《东帝汶华人社会初探》，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9页。

[iii] 鲁虎：《东帝汶问题的由来与演变》，载《世界历史》，2000第2期，第98页。

[iv] 韩林：《独立前夕东帝汶的政治与经济》，载《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36页。

[v] 鲁虎：《东帝汶华人社会初探》，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0、33页。

[vi]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vii] 冯月品：《几经风雨迎新生——东帝汶独立始末》，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5期，第32页。

[viii] The La'o Hamutuk Bulletin, Vol. 3, No. 4: May 2002.

[ix] China Daily, May 21, 2002.

[x] The La'o Hamutuk Bulletin, Vol. 3, No. 4: May 2002.

[xi]《唐家璇与东帝汶外长举行会谈》，新华社北京2002年12月16日电。

[xii] Agence France Presse, July 2, 2002.

[xiii]《尉健行会见东帝汶客人》，新华社北京2002年10月15日电。

[xiv]《东帝汶总统会见中共代表团》，新华社雅加达2003年6月28日电。

[xv]《温家宝与东帝汶总理举行会谈》，新华社北京2003年9月17日电。

[xvi] The La'o Hamutuk Bulletin, Vol. 3, No. 4: May 2002.

[xvii] Mark Dodd, “Poor, but Free”, Far Eastern Economics Review, May 30, 2002, p.20.

[xviii] Mark Dodd, “Poor, but Free”, Far Eastern Economics Review, May 30, 2002, p.20.
原发表于《东南亚纵横》2004年2月

【内容提要】中国与东帝汶尽管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已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在东帝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东帝汶独立后，两国关系在多领域、多层次继续发展。中国与东帝汶之间的友好关系有利于两国根本利益，双方应着眼长远、重在培育，促进这种友好关系的持久、稳定和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东帝汶；历史；现状；前景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地处东南亚的边缘，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与印度尼西亚接壤，南和澳大利亚隔海相望，面积1.48万平方公里，首都帝力。东帝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它原是葡萄牙殖民地，后被印度尼亚西所占领，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宣布独立。东帝汶是一个与我国相距万里之遥的小国，但在我国对外关系中亦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就中国与东帝汶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作一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以增进国人在这方面的了解。

一

中国与东帝汶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就记载了南方大海中这个盛产檀香的地方。早在14世纪，中国就已从东帝汶输入檀香木，善于经营的华人成为有史可稽的最早来帝汶岛进行贸易的商人。到了近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人为了经商或是躲避国内动乱，开始大量“下南洋”，来到东南亚，其中一些人由此再去澳洲和北美洲，从而在全世界留下华侨华人的足迹。帝汶岛地属东南亚，又邻近澳洲，也成为华人定居经商之地。到19世纪初，东帝汶已形成一个华人社会。不过，由于东帝汶本来就人少地狭，早期来此的华人并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史上，由于中国澳门与东帝汶都曾同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成为中国与东帝汶交往的一个重要桥梁。澳门与东帝汶是葡萄牙在远东仅保有的两个殖民地[i]，且都面积不大，因此曾合并管理。由于东帝汶较澳门落后，澳门一度成了东帝汶的教育、文化甚至贸易中心，东帝汶的总督也由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兼任，直至20世纪初才各自为政。在1940年以前，澳门的主教也是东帝汶的主教，葡萄牙、澳门、东帝汶的传教士经常往来于三地之间。由于两地间存在如此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澳门的居民很自然地到东帝汶寻求贸易机会，留居在东帝汶的华人华侨也越来越多，从而成为中国东帝汶关系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

华人较多来到东帝汶是在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数一直稳定在数千人左右。到了1974~75年葡萄牙统治末期，关于华人的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并无权威结论，但最实际的数字可能是接近1万人。[ii]海外华人一般多从商、不问政，在东帝汶亦是如此。华人在东帝汶的经济生活中亦十分活跃，尤其是在零售业，由于华人既能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其开设的零售店几乎遍布东帝汶的每个乡镇。但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华人实际上仍处于东帝汶经济生活的底层和边缘，东帝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咖啡的种植和出口绝大部分掌握在葡萄牙人、土生葡萄牙人、天主教会及土著酋长手中，华人难以问津。

尽管华人极少参与当地政治，但仍和其他东帝汶居民一样，在争取东帝汶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历经磨难。1974年，由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葡萄牙政府宣布在东帝汶推进非殖民化进程。1975年10月，东帝汶国内各个政党联合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并在3年内宣布正式独立。不幸的是，东帝汶几个政党之间随后爆发内战，从而打断了独立进程。1975年11月28日，作为东帝汶三大政党的帝汶社会民主协会（后改称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在打败了另一政党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政变后，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部动荡为外部侵略留下了可乘之机，邻国印度尼西亚大肆渲染革阵是一小撮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基地，并以此为由在1975年12月出兵占领东帝汶，次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事实上，革阵只是个争取民族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虽有少数领导人比较激进，但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iii]尽管如此，当时在东南亚拥有绝对影响的美国出于顽固的反共考虑，默许了印度尼西亚占领了东帝汶。[iv]东帝汶人民打败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梦想因而未能实现。印尼的占领不断打断了东帝汶的独立进程，还“几乎摧毁了当地华人社会”。当时印尼方面对华人采取不友好政策，导致华人大量外迁和非自然死亡，东帝汶华人急遽减少。[v]印尼从未作过有关东帝汶华人人数的官方统计，但一般估计仅在3千多人左右。此外，印尼的占领使华人经济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从事零售业受到限制，华人不得不逐渐把经营重点转向并集中于批发商业、大商业和工业，把自己传统经营的优势领域——零售商业让给了当地民族。直到东帝汶正式独立前后，华人才开始大量返回并重新在经济领域焕发生机。根据统计，目前东帝汶人口为78万，华人占2%，即1.5万多人。[vi]

二

印尼占领东帝汶后，一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在当时冷战环境下，东帝汶问题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重视。由于力量悬殊，部分革阵成员不得不流亡海外，东帝汶人的独立梦想久久难以实现。1991年11月11日，印尼军警枪击帝力示威群众，200多人被杀，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东帝汶局势的关注，但印尼政府仍采取极力镇压的政策。直到1998年，印尼强人苏哈托的下台为东帝汶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1999年8月，继苏哈托为印尼总统的哈比比宣布给予东帝汶人关于自治投票的机会。印尼并不愿让东帝汶独立，它错误地认为大多数人民将选择在印尼统治下的自治，而不是独立。[vii]但东帝汶人民在1999年8月30日通过投票方式选择的是独立，而不是自治。不幸的是，亲印尼的民兵随后发动大屠杀，约20多万难民逃至西帝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迅速进驻东帝汶，并在当地组建了过渡行政当局，为正式独立作准备。

中国一直是支持东帝汶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东帝汶脱离印尼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政治解决东帝汶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联合国的要求，中国派遣了民事警察、民政官员参加联合国东帝汶维和行动和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工作。除此之外，中国还对经济极端困难的东帝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999年9月底，中国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东帝汶人民提供价值10万美元的援助。同年10月初，中国驻印尼大使向东帝汶难民捐赠了3万美元救济款。1999年底澳门回归时，中国又提供给东帝汶100多台手扶拖拉机。2000年1月东帝汶独立运动领导人凯·劳拉·夏纳纳·古斯芒（Kay Rala Xanana Gusmao）和若泽·拉莫斯·奥尔塔（Jose Ramos Horta，旧译霍塔）应邀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再向东帝汶提供5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2001年3月，外经贸部孙广相副部长率首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帝汶，中国同意再向东帝汶提供3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建造东帝汶外交与合作部大楼。虽然中国的援助金额不及西方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援助是最大的。[viii]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东帝汶的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为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作准备。2000年9月20日，中国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建立代表处，邵关福任代表。与此同时，东帝汶也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独立运动领导人古斯芒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澳门。东帝汶方面表示，一俟东帝汶正式独立，就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独立仪式，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也分别致信祝贺。当天，中国与东帝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成为与东帝汶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东帝汶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发生任何官方往来”。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千方百计地试图与东帝汶建立关系。2002年4月17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与台湾“外交部长”简又新双双电贺古斯芒当选东帝汶总统。5月20日，台“外交部”再次致电东帝汶，表示“建交”意愿，但遭到了回绝。中国与东帝汶的建交表明，东帝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两国建交挫败了台湾当局的图谋，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后，两国关系在多领域、多层次继续发展。政治外交与经贸合作方面，唐家旋外长在两国正式建交时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东帝汶的友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支持东帝汶加入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及地区组织。[ix]邵关福大使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帮助东帝汶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健康和教育方面。[x]东帝汶国务兼外交与合作部长奥尔塔于2002年12月16日访华，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举行了会谈。唐外长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东帝汶的工作，并为东帝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奥尔塔表示东帝汶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国的无私帮助，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油气勘探和农业等方面的合作。奥尔塔重申，东帝汶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xi]奥尔塔还访问了上海，并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见。东帝汶十分重视与中国澳门的传统经贸合作，2003年6月，奥尔塔访问澳门，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就澳门与东帝汶在旅游、经贸及运输多个领域上的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军事方面，2002年7月，东帝汶国防军总司令塔乌尔·马坦·鲁瓦克（Taur Matan Ruak）一行访华，鲁瓦克在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时重申了东帝汶支持中国一个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要促进两国、两军之间的合作。[xii]党际交往方面，2002年10月，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代表团访华。革阵一直为东帝汶的独立而奋斗，在2001年8月30日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中国是革阵在东帝汶执政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雷斯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以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xiii]200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回访东帝汶，东帝汶总统古斯芒特意予以会见，并表示要不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的同时，还再次宣布东帝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支持中国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国家统一。[xiv]

2003年9月，东帝汶总理马里·阿尔卡蒂里（Mari Alktiri）访华，17日，温家宝与东帝汶总理举行会谈，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帝汶关系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两国高层交往，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二、拓展互利合作，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逐项落实双方在重点领域的合作项目。三、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阿尔卡蒂里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贸、油气勘探和卫生等领域的合作。[xv]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贸易协定》等6个合作文件，阿尔卡蒂里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东帝汶方面十分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阿尔卡蒂里在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仔细询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并特意访问了上海，表示希望学习上海吸引外资的经验和扩大与上海的经贸合作。阿尔卡蒂里总理此次访华将有力地推动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

中国与东帝汶友好关系的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应该得到继续重视、维护和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与东帝汶的友好关系首先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环境中的重要一环，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时，根据中共十六大确定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此外，中国还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和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南亚大国，这些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东帝汶尽管与东盟大国印尼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但目前已实现和解，且加入东盟有利于东帝汶的经济恢复与重建。从建设一个“大东盟”的角度考虑，东盟也不会拒绝东帝汶的加入。因此，东帝汶很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第11个成员国。在这种情况下，尽早发展同东帝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巩固并推进中国同东盟的关系。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东帝汶的独立进程并多次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既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积极、负责的形象，又为发展一种平等、友好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最后，发展与东帝汶的关系有利于防止台湾当局的“南向外交”、“务实外交”，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如前所述，东帝汶正式独立之前，台湾就企图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企图破灭后，不能排除台湾当局凭借经济实力再向东帝汶推销其“务实外交”的可能。东帝汶国小民穷，百废待兴，台湾的资金与技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在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国际主流趋势下，东帝汶不可能再与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系。但在银弹攻势面前，东帝汶与台湾当局发展所谓的实质关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发展和巩固与东帝汶的友好关系，有利于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

东帝汶正式独立后，开始奉行一种与所有大国交好的均衡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亦被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东帝汶的独立发挥积极的作用，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厉害冲突。东帝汶要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帮助，来自中国的支持是必需的，也是最令它放心的。同时，中国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大国，向东帝汶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双边经贸合作也正在逐渐开展，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东帝汶国内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此外，东帝汶还十分看重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吸引外资方面的经验。东帝汶领导人访华时都不忘了到上海去访问，就是看中了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吸引外资、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最后，东帝汶还与中国澳门之间存在历史上的传统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东帝汶各方面的发展，为东帝汶方面所珍视。这些因素决定了东帝汶将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当然，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其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建议的那样，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合作都还需要加强。可以预见，随着东帝汶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与东帝汶之间在双边、多边基础上的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双方应致力于推动这种局面的实现。其中，经贸合作是其他合作的基础，也是当前较突出的问题，双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东帝汶是亚洲最贫困国家和全球20个最落后国家之一。根据统计，东帝汶有41%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8%的人是文盲，在农村，贫困率达46%，在城市为26%。[xvi]首都帝力等主要城市的失业率高达90%。[xvii]经济上的极端贫困限制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此情况下，能源合作成为双边经贸合作中一个可能的亮点。东帝汶是一个富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有人认为它十年后可能成为另一文莱。东帝汶油气储藏主要分布在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帝汶海。根据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油气开采和收入分享协议，东帝汶将获得共享部分90%的收入，这笔金额据保守估计在20年内可达60亿美元。[xviii]东帝汶急需通过开发能源的方式获得资金、重建经济，中国则正在成为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双方在油气开发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2002年8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东帝汶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东帝汶合作勘探石油的谅解备忘录，迈出了双方合作的第一步。但要看到，这种合作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效的。由于帝汶海底油田深达1000公尺以上，开采难度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石油公司就在帝汶海勘探石油，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尽管中国与东帝汶的能源合作具备相当的潜力，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掘出来。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发展友好关系符合中国和东帝汶双方的愿望与利益，是大势所趋。两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合作力度，扩大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着眼长远，重在培育，促进这种友好关系的持久、稳定和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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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6世纪初期，葡萄牙曾占领马六甲海峡，但后来在17世纪中期时被荷兰人夺走。

[ii] 鲁虎：《东帝汶华人社会初探》，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9页。

[iii] 鲁虎：《东帝汶问题的由来与演变》，载《世界历史》，2000第2期，第98页。

[iv] 韩林：《独立前夕东帝汶的政治与经济》，载《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36页。

[v] 鲁虎：《东帝汶华人社会初探》，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0、33页。

[vi]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vii] 冯月品：《几经风雨迎新生——东帝汶独立始末》，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5期，第32页。

[viii] The La'o Hamutuk Bulletin, Vol. 3, No. 4: May 2002.

[ix] China Daily, May 21, 2002.

[x] The La'o Hamutuk Bulletin, Vol. 3, No. 4: May 2002.

[xi]《唐家璇与东帝汶外长举行会谈》，新华社北京2002年12月16日电。

[xii] Agence France Presse, July 2, 2002.

[xiii]《尉健行会见东帝汶客人》，新华社北京2002年10月15日电。

[xiv]《东帝汶总统会见中共代表团》，新华社雅加达2003年6月28日电。

[xv]《温家宝与东帝汶总理举行会谈》，新华社北京2003年9月17日电。

[xvi] The La'o Hamutuk Bulletin, Vol. 3, No. 4: May 2002.

[xvii] Mark Dodd, “Poor, but Free”, Far Eastern Economics Review, May 30, 2002, p.20.

[xviii] Mark Dodd, “Poor, but Free”, Far Eastern Economics Review, May 30, 2002,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