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一、事变前奏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 [ 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页。 ] 这表明，在7月初，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但是，8月16日蒋介石却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 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八卷第236页。 ] 张当即转令东北军负责长官遵照。9月6日张学良又电告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注：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专车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 注：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6期，第66页。 ] 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 [ 注：洪仿：《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3页。 ]  
　　
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张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并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并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 [ 注：见《张副司令表示态度》(1931年9月20日)。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 ]

以上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屈辱妥协的不抵抗主义来乞求事件不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二、沈阳失陷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当时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2个团长均不在军中，该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指挥部队抵抗，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但接到的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 注：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第5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5时30分，北大营被日本占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见事态严重，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学良虽已觉察到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他判断错误，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同时还认为这可能是日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 [ 注：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组成员舀井胜美编《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东京1991年版，第125页。 ] 因而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以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 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台北1981年版，(一)第262页。 ]

沈阳沦陷后，大批财产和军用物资全部被日军掠去。仅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枝、各类机枪2500余挺、各类炮近600余门，还有数不清的子弹、炮弹等。东北空军的新旧飞机260多架已全为日军掠获。 [ 注：据陈觉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所列损失表统计。日本方面记载所获飞机为110架。 ] 其他如工厂、驻军、长官分署等单位的武器也大都落入日军之手。至于物资、财产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些都是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白白拱手交给敌人的。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向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进行突然袭击，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  


三、吉林沦陷

长春是吉林北部的咽喉，同时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因此，日本侵略军要占领吉林必先占领长春，要侵占黑龙江也必须先占领长春，作为进攻的后方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驻在长春的日本军队有第4联队的2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的1个中队，总兵力仅约1000名。中国东北军在长春的部队有驻在南岭的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50团，约7000人，火炮36门；在长春北宽城子驻有步兵第163团1个营，约650名边防军；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700余人。中日双方兵力、兵器对比，中国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南岭的炮兵团有36门野炮，如果同时开火，则长春附近地区的日军将受很大损失。因此，日军在事变前制定作战计划，即已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攻占长春，并在事变前进行过多次实兵演习。可是由于东北军政当局麻木不仁，9月18日事变的当天晚上，长春的驻军毫无戒备，都安然进入梦乡。

日军进入的目标，首先指向对其威胁最大的驻南岭炮兵团。19日5时，日军的2个中队接近一营驻地。此时东北军刚刚起床，当发现日军袭击时，便利用窗口进行抗击，但由于无准备、无组织，一时出现混乱。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东北军伤亡既重，又无后援，15时，不得不退出南岭营房。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700余人。独立第23旅旅长兼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闻风逃走，驻军被日军缴械。

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乃父殁回锦州治丧，一切军务由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姓爱新觉罗，是努尔哈赤亲兄弟莫尔哈齐的后裔，曾经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侵占长春的日军第2师团司令多门二郎和熙洽是师生关系，熙洽与日关东军暗中早有联系，他于9月20日派人持函到长春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  
　　
吉林市驻有东北军第25旅张作舟部2个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所辖步兵3个营、骑兵1个营、炮兵1个营，以及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1个连。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在省政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冯占海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省城吉林市的各部队及吉长铁路警备队分别撤出吉林市，集中在团山、龙潭一带，市内仅留少数部队与警察。  
　　
9月21日在熙洽迎接下，多门二郎率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吉林。当晚，驻朝鲜日军混成第39旅团到达沈阳，接替了防务，第15旅团向长春集中。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的2个中队此时亦已到达沈阳东塔机场。9月23日又侵占了蛟河和敦化。在此之前，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已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又向辽宁和吉林西北进犯，先占通辽，继而又占新民，25日进占洮南。这样，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线，完成了其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一、事变前奏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 [ 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页。 ] 这表明，在7月初，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但是，8月16日蒋介石却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 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八卷第236页。 ] 张当即转令东北军负责长官遵照。9月6日张学良又电告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注：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专车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 注：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6期，第66页。 ] 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 [ 注：洪仿：《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3页。 ]  
　　
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张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并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并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 [ 注：见《张副司令表示态度》(1931年9月20日)。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 ]

以上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屈辱妥协的不抵抗主义来乞求事件不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二、沈阳失陷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当时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2个团长均不在军中，该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指挥部队抵抗，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但接到的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 注：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第5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5时30分，北大营被日本占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见事态严重，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学良虽已觉察到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他判断错误，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同时还认为这可能是日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 [ 注：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组成员舀井胜美编《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东京1991年版，第125页。 ] 因而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以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 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台北1981年版，(一)第262页。 ]

沈阳沦陷后，大批财产和军用物资全部被日军掠去。仅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枝、各类机枪2500余挺、各类炮近600余门，还有数不清的子弹、炮弹等。东北空军的新旧飞机260多架已全为日军掠获。 [ 注：据陈觉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所列损失表统计。日本方面记载所获飞机为110架。 ] 其他如工厂、驻军、长官分署等单位的武器也大都落入日军之手。至于物资、财产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些都是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白白拱手交给敌人的。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向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进行突然袭击，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  


三、吉林沦陷

长春是吉林北部的咽喉，同时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因此，日本侵略军要占领吉林必先占领长春，要侵占黑龙江也必须先占领长春，作为进攻的后方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驻在长春的日本军队有第4联队的2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的1个中队，总兵力仅约1000名。中国东北军在长春的部队有驻在南岭的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50团，约7000人，火炮36门；在长春北宽城子驻有步兵第163团1个营，约650名边防军；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700余人。中日双方兵力、兵器对比，中国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南岭的炮兵团有36门野炮，如果同时开火，则长春附近地区的日军将受很大损失。因此，日军在事变前制定作战计划，即已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攻占长春，并在事变前进行过多次实兵演习。可是由于东北军政当局麻木不仁，9月18日事变的当天晚上，长春的驻军毫无戒备，都安然进入梦乡。

日军进入的目标，首先指向对其威胁最大的驻南岭炮兵团。19日5时，日军的2个中队接近一营驻地。此时东北军刚刚起床，当发现日军袭击时，便利用窗口进行抗击，但由于无准备、无组织，一时出现混乱。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东北军伤亡既重，又无后援，15时，不得不退出南岭营房。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700余人。独立第23旅旅长兼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闻风逃走，驻军被日军缴械。

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乃父殁回锦州治丧，一切军务由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姓爱新觉罗，是努尔哈赤亲兄弟莫尔哈齐的后裔，曾经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侵占长春的日军第2师团司令多门二郎和熙洽是师生关系，熙洽与日关东军暗中早有联系，他于9月20日派人持函到长春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  
　　
吉林市驻有东北军第25旅张作舟部2个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所辖步兵3个营、骑兵1个营、炮兵1个营，以及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1个连。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在省政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冯占海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省城吉林市的各部队及吉长铁路警备队分别撤出吉林市，集中在团山、龙潭一带，市内仅留少数部队与警察。  
　　
9月21日在熙洽迎接下，多门二郎率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吉林。当晚，驻朝鲜日军混成第39旅团到达沈阳，接替了防务，第15旅团向长春集中。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的2个中队此时亦已到达沈阳东塔机场。9月23日又侵占了蛟河和敦化。在此之前，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已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又向辽宁和吉林西北进犯，先占通辽，继而又占新民，25日进占洮南。这样，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线，完成了其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