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经费从何而来？——共识网识见专栏

1966年10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询问革命成功的经验。毛总结了三条,第一条就是"有饭吃"。那么，作为共产党，是如何解决革命吃饭问题的呢?


一、中共早期，不应否认共产国际援助

　不可否认，早期的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的投入革命事业中的，甚至愿意毁家纾难投入革命中，比如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举措就是没收自家的全部田产。抗战期间，陆定一父亲去世，家庭分割财产，陆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银元交了党费。在更早期，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完全从事革命工作，个别还有很高的收入，比如李大钊、陈独秀。但总的来说，这部分“有钱”的革命家只是很少一部分，随着共产党的成立，越来越多人成了党多数人成了职业革命家，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而中共作为国产国际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象。不妨看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自述：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
　　更翔实的考据，出自于党史专家杨奎松，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而在共产国际工作相关的档案中，也有不少关于苏联对中共援助的记录，比如：季米特洛夫档案、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以及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
　　根据杨奎松的考证：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共产国际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金钱，更在于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释。1966年10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询问革命成功的经验。毛总结了三条,第一条就是"有饭吃"。那么，作为共产党，是如何解决革命吃饭问题的呢?


一、中共早期，不应否认共产国际援助

　不可否认，早期的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的投入革命事业中的，甚至愿意毁家纾难投入革命中，比如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举措就是没收自家的全部田产。抗战期间，陆定一父亲去世，家庭分割财产，陆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银元交了党费。在更早期，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完全从事革命工作，个别还有很高的收入，比如李大钊、陈独秀。但总的来说，这部分“有钱”的革命家只是很少一部分，随着共产党的成立，越来越多人成了党多数人成了职业革命家，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而中共作为国产国际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象。不妨看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自述：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
　　更翔实的考据，出自于党史专家杨奎松，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而在共产国际工作相关的档案中，也有不少关于苏联对中共援助的记录，比如：季米特洛夫档案、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以及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
　　根据杨奎松的考证：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共产国际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金钱，更在于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