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吊打匈奴，匈奴吊打罗马跟武器的精良程度有直接关系

秦汉时期我国的军事装备技术大大领先于匈奴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技术优势基本消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仅凭对外军事作战的成败来评价秦汉和宋明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得失，那就可能会得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宋朝、明朝更先进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就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往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这种层面上扯。觉得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尚武精神”这种东西，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啊？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两千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或者铁所制，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上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只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不过类似于一场简单的屠杀。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 [1]。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两千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2]

这句话很明白的说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五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三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三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本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主动提出要带五千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三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又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还有四百多人突围跑了回来。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八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八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在西方，如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 、“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钢的生产技术就进一步成熟和产业化了。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就世界范围而言，“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来的钢相媲美” [3]。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部分汉朝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无法抵抗。匈奴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帝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单于阿提拉被西方历史记载为恐怖的“阿提拉大帝”。西罗马帝国因此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时代。

——有人喜欢拿罗马军队跟秦汉时期的中国军队比战斗力，还很认真的比较战术、兵种、阵型什么的。这是不用比的，武器是硬伤。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魏晋时期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的这种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矿渣较多，需要多次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罗马时期古墓出土的两把铁剑，一把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还是不如秦剑。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出土的铁剑都没有经过淬火。中国战国时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而且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甚至有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到了公元4世纪（东汉都灭亡了），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更不要说跟汉刀比了。当时欧洲最长的剑是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60厘米，而罗马士兵用的剑则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以超过1米，又能刺又能砍。 [4]

所以，在汉军面前像羊群一样被屠杀和驱逐的匈奴骑兵，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西罗马灭国。这是因为此时中国与欧洲的武器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的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来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一千度，达到一千二百度，练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从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看，汉朝的时候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其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 [5]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国有钢铁冶炼体制，保证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面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 [6]；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人” [7]。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十七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为难以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些东西少数民族学习起来很慢很慢。汉朝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长达数百年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蒙古帝国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时候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每次都要带三十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叛乱，在非常险恶的山行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两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会自然的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两千年了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现在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文前面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它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的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它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快。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要想像一百年前一样欺负中国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的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残酷的古代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了两千年的强大和文明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两千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个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https://www.ccthere.net/thread/4189645
秦汉时期我国的军事装备技术大大领先于匈奴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技术优势基本消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仅凭对外军事作战的成败来评价秦汉和宋明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得失，那就可能会得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宋朝、明朝更先进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就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往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这种层面上扯。觉得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尚武精神”这种东西，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啊？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两千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或者铁所制，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上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只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不过类似于一场简单的屠杀。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 [1]。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两千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2]

这句话很明白的说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五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三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三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本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主动提出要带五千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三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又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还有四百多人突围跑了回来。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八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八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在西方，如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 、“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钢的生产技术就进一步成熟和产业化了。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就世界范围而言，“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来的钢相媲美” [3]。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部分汉朝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无法抵抗。匈奴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帝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单于阿提拉被西方历史记载为恐怖的“阿提拉大帝”。西罗马帝国因此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时代。

——有人喜欢拿罗马军队跟秦汉时期的中国军队比战斗力，还很认真的比较战术、兵种、阵型什么的。这是不用比的，武器是硬伤。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魏晋时期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的这种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矿渣较多，需要多次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罗马时期古墓出土的两把铁剑，一把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还是不如秦剑。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出土的铁剑都没有经过淬火。中国战国时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而且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甚至有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到了公元4世纪（东汉都灭亡了），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更不要说跟汉刀比了。当时欧洲最长的剑是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60厘米，而罗马士兵用的剑则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以超过1米，又能刺又能砍。 [4]

所以，在汉军面前像羊群一样被屠杀和驱逐的匈奴骑兵，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西罗马灭国。这是因为此时中国与欧洲的武器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的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来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一千度，达到一千二百度，练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从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看，汉朝的时候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其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 [5]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国有钢铁冶炼体制，保证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面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 [6]；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人” [7]。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十七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为难以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些东西少数民族学习起来很慢很慢。汉朝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长达数百年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蒙古帝国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时候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每次都要带三十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叛乱，在非常险恶的山行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两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会自然的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两千年了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现在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文前面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它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的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它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快。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要想像一百年前一样欺负中国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的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残酷的古代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了两千年的强大和文明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两千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个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https://www.ccthere.net/thread/4189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