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美渐成“两极” 与其他国差距越拉越大

2016年05月03日 08:12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为何可能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阎学通教授在其新作《世界权力的转移》中给出答案：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当下的美中两国分别被视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如何看待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看待未来的国际格局，如何看待亚太热点南海和朝鲜半岛出现武装冲突的可能，《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阎学通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美关系：竞争加剧，“两极”格局渐成


环球时报：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怎样才能加强一国的政治领导力？

阎学通：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由两个因素构成，即开放和改革。开放保证领导方向正确，改革保证领导方法有效。开放使人们通过比较，看清世界上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从而依据学习先进和摒弃落后的原则进行改革。有了正确方向，用改革的方法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将落后的现状加以改变，进而达到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改革是指向正确方向的变化，向落后和错误的方向变化是倒退，那不是改革。去年3月我在贵报发表文章提出极左路线对国家破坏力很大，现在我依然认为极左路线是削弱领导力的最主要原因。

环球时报：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自去年开始有不少美国知名学者持悲观看法。今年正逢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炒作中国议题的声音更大，中美关系“被变坏”的因素也存在，您怎么看当前的中美关系？对抗与合作会发生失衡吗？

阎学通：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然日益加深。无论美国学者悲观还是乐观，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改变。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霸权，即奥巴马讲的“美国决不接受成为世界第二”。也就是说，美国要维护冷战后形成的“单极”格局，而中国崛起意味着这一格局将向两极格局转变。两种格局是以两种不同的实力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崛起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自然会加剧两国间的战略竞争，但这不意味中美必然发生直接战争。中美都是核大国。冷战时期，美苏都没发生直接战争，现在全球化条件下，中美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更小。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冲突时少时多。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没有发生过失衡，今后5年也不会，但关系下行不可避免。

       我对今后5年中美关系的预测是：由于5月20日蔡英文在台湾上台“执政”，今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将不如上半年，由于奥巴马将于9月来中国参加G20峰会，因此峰会之后的中美关系将不如峰会之前。明年美国领导人变更后，无论谁上台执政，中美关系都可能是下行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持续1年左右，2018年中美关系有回升的机会。也就是美国新领导人在当了一年家后，才能体会到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对美也不利。

环球时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减速，但从全球看仍是不错的成绩。照这样的趋势，美国和中国会把其他国家甩得更远。那么，未来世界是向多极还是中美两极方向发展？您曾撰文“说中国世纪还太早”，现在您如何看？

阎学通：依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出了问题，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年里同时拉大了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是因为中美两国政治领导力强于那些国家。同理，克林顿政府之后，美国的政治领导力弱化，使中国的政治领导力超过了美国。通过比较两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的改革内容和力度，就能看出哪国的领导力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大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改革政策中，中国的改革大于美国，美国的改革大于欧洲和日本。我认为，欧洲的衰落并非源于当前的难民问题或经济不景气，而是源于欧盟东扩的错误决策，使其一体化不进反退。

       虽然中美两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这仅证明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在缩小，并不意味中国的实力已经超越美国。在中国的综合实力没超越美国之前，不可能出现“中国世纪”。而且，即便中国的综合实力略超美国，也仍是两极格局，仍不会出现“中国世纪”。只有中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时，才可能出现“中国世纪”。我认为，至少20年内不会出现以中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格局。



亚太热点：南海和台海可能“深度交叉”

环球时报：当前，南海问题似乎成了中美关系台面上最棘手、也是最具对抗性的问题，这是否会上升为中美关系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

阎学通：南海问题在中美之间会成为一个长期矛盾，就像台湾问题一样。我不认为南海问题在短期内会有解决的可能性。而且，这个问题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不交织;蔡英文上台之后，很可能两个问题发生深度交叉，使得问题更难处理。例如，不能排除台湾方面邀请美国在太平岛附近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解决南海问题需要能力，中美都无这种能力，中美在南海的冲突会长期持续。

       至于南海冲突的管控，我认为中美已经探索出一种有效方式，就是加强透明度。例如，美国向这一海域派遣军舰，采取了提前半个月宣布的做法，且不断释放有关进程的消息。中国也开始采取类似做法。双方在南海行动的透明度越高，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就越低。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战略竞争加剧，但竞争不导致战争。中美建立危机管控制度，应重在加强透明度，谁在这里干什么都不使对方觉得意外。

环球时报：东北亚局势随着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和日本新安保法正式实施而突生变局。朝鲜与美韩的强硬对强硬是否会导致危机螺旋上升？

阎学通：朝核的危险态势似乎已经到头了，再升级也升级不到哪里去。朝鲜已经进行了四次核试验，都没引发战争，那么朝鲜进行第五次、第六次，甚至第一百次核试验，会引发战争吗？朝鲜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引发战争危险最大的，次数越多越难以引发战争。东北亚随着朝鲜核能力的发展，随着朝鲜弹道导弹能力的发展，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在下降的。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韩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今后这种冲突还会不断发生，但是哪起冲突是因朝鲜核项目引起的，则难以判断。其实，自冷战结束后东亚就一直延续这一状态——冲突不断，没有战争。跟欧洲比，东亚地区的和平持续得更长久。欧洲是冲突比东亚少但战争却不断。比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战争。冲突少但有战争与冲突多而无战争相比，何者更为可取，我想这不难作出判断。

       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认为，当朝鲜核弹道导弹射程能覆盖美国时，会突破美国的“心理门槛”，到时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战争。我不这么认为。当初美国担心苏联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只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后来又担心中国核能力，但连个危机都没发生。为什么美国会为朝鲜核能力而发动战争呢？美国采取“外科手术”式军事行动定点清除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这不必然形成战争。

环球时报：日本实施新安保法是否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阎学通：我认为不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会增加南海和台海地区的紧张。蔡英文上台后，日本与台湾方面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日本与美国在南海进行一些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正在加大。相对来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与韩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大。总之，日本实施新安保法，会加大我在台海和南海的困难。


周边外交：“结伴”转向“结盟”不可避免？

环球时报：联盟体系是美国力量的支柱之一，而中国奉行“不结盟”原则。您觉得中国是否需要调整这一方针？中国提出的“结伴”是否应扩展到军事安全、反恐等领域，形成地区联盟？

阎学通：“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提出来的，但“结盟战略”则是人类几千年使用的。把结盟视为“冷战思维”是件很奇怪的事。1956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针对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两极格局为中小国家提出了一个应对战略，即“不结盟”。严格来讲，“不结盟”是真正的冷战思维。此外，不结盟适于中小国家在两极格局条件下应对超级大国，在一极格局下作用很小，对于超级大国更是不适用。随着中国实力逐渐接近“超级大国”和两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外交将难以继续坚持“不结盟”原则，因为这个策略不但维护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会有伤害作用。

       中国现在提出“结伴”政策，比“不结盟”要进步了一些，向适应我国实力地位和两极化趋势调整，这好于不结盟。我认为，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结伴”向“结盟”转变将不可避免。“结伴”的核心应是军事合作，经济合作不需要“结伴”。例如，中国已经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不结伴照样开展双边经济合作。

环球时报：西方媒体和一些学者说，中国周边过去一年麻烦不断。去年您在本报刊文“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之后，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阎学通：我们在周边外交问题上，确实需要下决心确定外交优先次序。首先，继续在“到底是美国还是周边更重要”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不利于制定明确的外交政策。美国与我周边国家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当矛盾发生时，我们不支持周边国家，就不可能在与美国发生矛盾时获得周边国家支持。长期以来，我们不愿明确到底是周边重要还是美国重要，导致我们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模糊不明，因此周边国家对我国也不信任。因为我们本质上没有把“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视作至关重要，认为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与任何国家。与美国关系改善了就能改善与邻国关系，这个观念是我国周边外交无法实现突破的根本原因。我与邻国的冲突不是美国挑拨而产生，美国是利用我与邻国的冲突。寄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第二，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好于我们与周边之外国家的关系。这不是指经济方面，而是指军事安全方面。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如与周边之外国家的关系，比如中日贸易额小于中美，中俄贸易额小于中德，这对我国没有伤害，不会恶化我周边环境。但我们需要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好于与周边之外国家的关系。然而，我们目前下不了决心与邻国结盟。当我们不在安全上给周边国家提供保障时，边界纠纷、政治冲突、经济摩擦等很容易恶化我们与它们的战略关系。我坚持认为，当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最大需求是为它们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因此，提供军事援助比经济援助更能改善我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

       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来在亚太地区发挥的作用，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经济决定论者认为TPP对我国战略环境影响大，是因为相信“以经促政”的作用。事实上，中美和中日间的经济合作规模远大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但并没有对改善双边战略关系有太大作用。我国采取“以经促政”战略没有太大效果，美国这么做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会产生太大战略影响，周边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核心是安全而非经济关系。现在许多周边国家采取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轨战略，很说明问题。

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60503/48660703_0.shtm


另附视频【2016阎学通北大演讲 “中国崛起战略和国际环境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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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为何可能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阎学通教授在其新作《世界权力的转移》中给出答案：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当下的美中两国分别被视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如何看待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看待未来的国际格局，如何看待亚太热点南海和朝鲜半岛出现武装冲突的可能，《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阎学通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美关系：竞争加剧，“两极”格局渐成


环球时报：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怎样才能加强一国的政治领导力？

阎学通：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由两个因素构成，即开放和改革。开放保证领导方向正确，改革保证领导方法有效。开放使人们通过比较，看清世界上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从而依据学习先进和摒弃落后的原则进行改革。有了正确方向，用改革的方法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将落后的现状加以改变，进而达到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改革是指向正确方向的变化，向落后和错误的方向变化是倒退，那不是改革。去年3月我在贵报发表文章提出极左路线对国家破坏力很大，现在我依然认为极左路线是削弱领导力的最主要原因。

环球时报：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自去年开始有不少美国知名学者持悲观看法。今年正逢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炒作中国议题的声音更大，中美关系“被变坏”的因素也存在，您怎么看当前的中美关系？对抗与合作会发生失衡吗？

阎学通：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然日益加深。无论美国学者悲观还是乐观，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改变。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霸权，即奥巴马讲的“美国决不接受成为世界第二”。也就是说，美国要维护冷战后形成的“单极”格局，而中国崛起意味着这一格局将向两极格局转变。两种格局是以两种不同的实力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崛起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自然会加剧两国间的战略竞争，但这不意味中美必然发生直接战争。中美都是核大国。冷战时期，美苏都没发生直接战争，现在全球化条件下，中美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更小。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冲突时少时多。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没有发生过失衡，今后5年也不会，但关系下行不可避免。

       我对今后5年中美关系的预测是：由于5月20日蔡英文在台湾上台“执政”，今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将不如上半年，由于奥巴马将于9月来中国参加G20峰会，因此峰会之后的中美关系将不如峰会之前。明年美国领导人变更后，无论谁上台执政，中美关系都可能是下行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持续1年左右，2018年中美关系有回升的机会。也就是美国新领导人在当了一年家后，才能体会到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对美也不利。

环球时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减速，但从全球看仍是不错的成绩。照这样的趋势，美国和中国会把其他国家甩得更远。那么，未来世界是向多极还是中美两极方向发展？您曾撰文“说中国世纪还太早”，现在您如何看？

阎学通：依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出了问题，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年里同时拉大了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是因为中美两国政治领导力强于那些国家。同理，克林顿政府之后，美国的政治领导力弱化，使中国的政治领导力超过了美国。通过比较两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的改革内容和力度，就能看出哪国的领导力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大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改革政策中，中国的改革大于美国，美国的改革大于欧洲和日本。我认为，欧洲的衰落并非源于当前的难民问题或经济不景气，而是源于欧盟东扩的错误决策，使其一体化不进反退。

       虽然中美两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这仅证明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在缩小，并不意味中国的实力已经超越美国。在中国的综合实力没超越美国之前，不可能出现“中国世纪”。而且，即便中国的综合实力略超美国，也仍是两极格局，仍不会出现“中国世纪”。只有中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时，才可能出现“中国世纪”。我认为，至少20年内不会出现以中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格局。



亚太热点：南海和台海可能“深度交叉”

环球时报：当前，南海问题似乎成了中美关系台面上最棘手、也是最具对抗性的问题，这是否会上升为中美关系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

阎学通：南海问题在中美之间会成为一个长期矛盾，就像台湾问题一样。我不认为南海问题在短期内会有解决的可能性。而且，这个问题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不交织;蔡英文上台之后，很可能两个问题发生深度交叉，使得问题更难处理。例如，不能排除台湾方面邀请美国在太平岛附近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解决南海问题需要能力，中美都无这种能力，中美在南海的冲突会长期持续。

       至于南海冲突的管控，我认为中美已经探索出一种有效方式，就是加强透明度。例如，美国向这一海域派遣军舰，采取了提前半个月宣布的做法，且不断释放有关进程的消息。中国也开始采取类似做法。双方在南海行动的透明度越高，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就越低。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战略竞争加剧，但竞争不导致战争。中美建立危机管控制度，应重在加强透明度，谁在这里干什么都不使对方觉得意外。

环球时报：东北亚局势随着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和日本新安保法正式实施而突生变局。朝鲜与美韩的强硬对强硬是否会导致危机螺旋上升？

阎学通：朝核的危险态势似乎已经到头了，再升级也升级不到哪里去。朝鲜已经进行了四次核试验，都没引发战争，那么朝鲜进行第五次、第六次，甚至第一百次核试验，会引发战争吗？朝鲜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引发战争危险最大的，次数越多越难以引发战争。东北亚随着朝鲜核能力的发展，随着朝鲜弹道导弹能力的发展，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在下降的。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韩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今后这种冲突还会不断发生，但是哪起冲突是因朝鲜核项目引起的，则难以判断。其实，自冷战结束后东亚就一直延续这一状态——冲突不断，没有战争。跟欧洲比，东亚地区的和平持续得更长久。欧洲是冲突比东亚少但战争却不断。比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战争。冲突少但有战争与冲突多而无战争相比，何者更为可取，我想这不难作出判断。

       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认为，当朝鲜核弹道导弹射程能覆盖美国时，会突破美国的“心理门槛”，到时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战争。我不这么认为。当初美国担心苏联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只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后来又担心中国核能力，但连个危机都没发生。为什么美国会为朝鲜核能力而发动战争呢？美国采取“外科手术”式军事行动定点清除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这不必然形成战争。

环球时报：日本实施新安保法是否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阎学通：我认为不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会增加南海和台海地区的紧张。蔡英文上台后，日本与台湾方面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日本与美国在南海进行一些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正在加大。相对来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与韩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大。总之，日本实施新安保法，会加大我在台海和南海的困难。


周边外交：“结伴”转向“结盟”不可避免？

环球时报：联盟体系是美国力量的支柱之一，而中国奉行“不结盟”原则。您觉得中国是否需要调整这一方针？中国提出的“结伴”是否应扩展到军事安全、反恐等领域，形成地区联盟？

阎学通：“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提出来的，但“结盟战略”则是人类几千年使用的。把结盟视为“冷战思维”是件很奇怪的事。1956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针对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两极格局为中小国家提出了一个应对战略，即“不结盟”。严格来讲，“不结盟”是真正的冷战思维。此外，不结盟适于中小国家在两极格局条件下应对超级大国，在一极格局下作用很小，对于超级大国更是不适用。随着中国实力逐渐接近“超级大国”和两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外交将难以继续坚持“不结盟”原则，因为这个策略不但维护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会有伤害作用。

       中国现在提出“结伴”政策，比“不结盟”要进步了一些，向适应我国实力地位和两极化趋势调整，这好于不结盟。我认为，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结伴”向“结盟”转变将不可避免。“结伴”的核心应是军事合作，经济合作不需要“结伴”。例如，中国已经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不结伴照样开展双边经济合作。

环球时报：西方媒体和一些学者说，中国周边过去一年麻烦不断。去年您在本报刊文“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之后，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阎学通：我们在周边外交问题上，确实需要下决心确定外交优先次序。首先，继续在“到底是美国还是周边更重要”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不利于制定明确的外交政策。美国与我周边国家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当矛盾发生时，我们不支持周边国家，就不可能在与美国发生矛盾时获得周边国家支持。长期以来，我们不愿明确到底是周边重要还是美国重要，导致我们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模糊不明，因此周边国家对我国也不信任。因为我们本质上没有把“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视作至关重要，认为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与任何国家。与美国关系改善了就能改善与邻国关系，这个观念是我国周边外交无法实现突破的根本原因。我与邻国的冲突不是美国挑拨而产生，美国是利用我与邻国的冲突。寄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第二，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好于我们与周边之外国家的关系。这不是指经济方面，而是指军事安全方面。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如与周边之外国家的关系，比如中日贸易额小于中美，中俄贸易额小于中德，这对我国没有伤害，不会恶化我周边环境。但我们需要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好于与周边之外国家的关系。然而，我们目前下不了决心与邻国结盟。当我们不在安全上给周边国家提供保障时，边界纠纷、政治冲突、经济摩擦等很容易恶化我们与它们的战略关系。我坚持认为，当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最大需求是为它们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因此，提供军事援助比经济援助更能改善我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

       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来在亚太地区发挥的作用，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经济决定论者认为TPP对我国战略环境影响大，是因为相信“以经促政”的作用。事实上，中美和中日间的经济合作规模远大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但并没有对改善双边战略关系有太大作用。我国采取“以经促政”战略没有太大效果，美国这么做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会产生太大战略影响，周边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核心是安全而非经济关系。现在许多周边国家采取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轨战略，很说明问题。

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60503/48660703_0.shtm


另附视频【2016阎学通北大演讲 “中国崛起战略和国际环境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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