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说“勘察加半岛是中国的”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
　　“主席说：……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那小兵：列金教授，上次您谈到中俄联盟的大趋势，但中国人一直对于俄国侵吞中国固有领土十分纠结，按照一般中国人说法，俄国共从中国拿走了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也有中国人说二战才是中国领土边界确立根据所在，您如何看待？

列金：在我所著的《俄罗斯与满清的西伯利亚之争》中提出了一个独特见解，可以分成几个部分谈。首先我谈谈这个看法的背景。俄罗斯与中国曾经都被蒙古帝国所统治，而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统治者主要采取“分居”和“进贡”的统治方式，他们和俄罗斯人分开居住，但俄罗斯人缴纳人头税给他们，俄罗斯人依然有自己的大公王，但都附属于蒙古可汗宗主权。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二元制度”时期。中国的元朝没有这种双轨制，采用的是统一元蒙皇朝统治制度，从这个时代开始，蒙古帝国加入了中国文化圈，后来他们逃回蒙古依然坚持自己对于中国拥有主权。明朝和之前的汉族政权不同，因为明朝也一直认为自己拥有蒙古帝国主权，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帝国有多大。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当时是个文化圈概念，不特指那个民族，也不特指那种文化，所谓儒家道家佛家这些仅仅是中原地区流行文化，但真正的中化民族文化也包括了“北方文化”，这就形成了两个文化圈----“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圈。这个问题一直被中国历史学家忽略了。举个例子，中国美术界有个“草原画派”，特指蒙古与通古斯系的民族画家作品，这早在宋朝就已经承认的。中国史学界忽略了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中国的“天下”概念变迁。秦朝前和秦朝后“天下”观有巨大变化，汉武帝后“天下”又起了很大变化，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更加起了巨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包括了两个主要元素----“北方中国”和“南方中国”。满清人本身就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游牧部落，后来到了黑龙江一带和当地通古斯语部落融合，才有了“后金”。按照“北方中国文化圈”定义，他们属于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直到他们打败了林丹汗才成为北方中国的主人，之后打败明朝政权才统一了南中国。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统一南北中国文化圈的只有蒙元和满清，因此他们的土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我反对那些把蒙古和满清看成外国入侵的观点，只能说那是“少数民族入主政权”。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认为康熙皇帝是个“卖国贼”，他在尼布楚战役后糊里糊涂丢失了至少40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地。我这个观点后来被个别中国人采用，但一直没有太多人明白其中道理。俄国人由于熟悉“二元制度”，所以一打倒金帐汗国后便充当了“白可汗”，把自己当成了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这驱动了俄国不断收复东部领土的行动，直到遇到了康熙这个糊涂皇帝。当然，中国比较幸运，康熙总算比崇祯要强，至少他明白南西伯利亚属于中国，并在《尼布楚条约》中做了前瞻性设定。不过，康熙虽然因为缺少对地理的了解失去了部分西伯利亚土地，而真正失去整个西伯利亚的是他的后人，尤其是孙中山这个人，这些人完全放弃了“北方中国”。中国史学界有必要重新讨论《尼布楚条约》的真正含义，这个条约包含着把东西伯利亚作为“未定界领土”含义的。如果像有些中国人说“二战的划分才是中国领土确立根据”，那么南海、藏南、钓鱼岛这些在二战中没有明确的领土如何定为中国领海领土？显然自我矛盾。当年毛泽东说过：“勘察加是中国的”，这个意思中国人还是要思考明白，俄国人心中却是非常明白的。我们知道了这些，至少我们明白俄罗斯夺取的中国领土远远不止160万平方公里。



附文：《中国是如何失去西伯利亚的》（转文）：

一、清朝建政前后，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域的北界（含东北、西北、正北）到底在何处？
　　这是搞清楚清朝前期丧失国土的前提。明朝末期中国蒙古族（鞑靼和瓦剌）极北游牧界，这是确定明清之际中国传统疆域的北界的根本依据。查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八册，明代漠北蒙古游牧地极北界限，在贝加尔湖以北的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地区，即大约北纬58度寒带和北温带草原的分界线。此线以北，是广袤的西伯利亚，以南则是漠北草原布利亚特蒙古土谢图汗辖地和蒙古茂名安等部落游牧地。这是清代疆域正式形成之前，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域的北界。之所以说清初国土北界在北纬58度线左右，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谈判之际，中方代表索额图一开始就提出中俄两国“以勒拿河为界”，而贝加尔湖以北的勒拿河上游，恰好在北纬58度线附近。由此可见，清朝初期的统治者，确实把整个贝加尔湖地区看作是自己的国土。
　　二、《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失去的贝加尔湖东西南北四岸中国国土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按照这个边界，明清之际和清初《中俄尼布楚条约》、清代中期《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失去的贝加尔湖东西南北四岸中国国土，远远不止35万平公里，从地图上看，大约应在100万平方公里左右，即东西两岸大致各5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个数字还有待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朋友进一步确证，但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三、清朝初期的东北国界，比我们传统认识中要复杂的多，东北疆域也比传统认识中要大得多。
　　一般认为，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是：中俄两国北以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岭南属中国领土，岭北归俄国管辖；西以额尔占纳河为界，河以南属中国，河以北属俄国；介于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地区的归属双方待议。
　　这个表述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了两个错觉：
　　一是尼布楚地区似乎很小。条约规定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地区让与俄国，好像很小的一块国土，实际上，“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是很大的一片国土，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谈判中一味绥靖、再加上某些教士偏袒沙俄造成的重大损失。
　　二是“乌第河待议地区”的范围。《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都把“乌第河待议地区”错划为乌第河以南大约两万多平方公里的沿河狭长地带，这是很有疑问的。因为，中俄谈判之初，中方代表坚持以勒拿河为界，后来鉴于平定“三藩之乱”，作出重大让步，把尼布楚地区大片国土让与俄罗斯。每每读到此处，心生疑问：那么大片的国土都让出去了，怎么在这么一小片国土上却斤斤计较起来，“寸土不弃”？

　　这个疑问，直到读了辽宁省这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远图先生关于中俄早期东段边界研究的专著《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月）第一次对《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谓“乌第河待议地区”做系统了解，得知，乌第河未定国界范围长期以来未得到人们的注意，大多数现代地图将范围界定在乌底河以南外兴安岭之间，事实上是外兴安岭（当时称诺斯山）东侧分为南北两个支脉，当时将北支脉即延伸到今楚科齐半岛东端的岬角为诺斯角。《尼布楚条约》明确将北喏斯山与南支之间（即外兴安岭以乌第河为中心，南北两侧分支）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大约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定为待议地区。

　　 1690年清将领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并到雅库次克即俄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罗文（《尼布楚条约》俄代表），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请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撕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今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


　　根据刘远图先生这一研究成果，清朝前期，直到鸦片战争，其间失去的国土，至少在四、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再加上清朝末期失去的三百三十六万多平方公里，有清一代，丧失国土面积大约在七百---八百多万平方公里以上。当然，清朝前期和清代后期失去国土性质是不一样的，毕竟清朝前期国家统一正在完成之中，有诸多制约因素在其中，这和后期列强的城下之盟是大相径庭的。
　　由约瑟夫·塞比斯从葡萄牙文译成英文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中《徐日升神甫的日记》注释第199条和第200条也可为笔者观点提供佐证：
　　注释第199 条：诺兹（Noz） 山，在《张诚日记》中称为Tschuktchoi （Jugjur）Noss，为外兴安岭的东北山脉。据张诚说，俄国人曾遣人来问，两段山脉中是以南段还是以北段为界。这些山都称为“诺兹山”。中国钦差大臣们说是北段。在这两个山脉之间有一块平原（乌得河河谷），在那里可捕得最好的黑貂和品种优良的鱼。俄国代表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全权大臣对此是不会同意的。（荷尔德：《详志》，第4卷，198 页）
　　注释第200 条：据张诚说，9 月2 日（1689) 所发生的事情如下：起初俄国人没有派人来，这使得中国钦差大臣很窘，并产生了顾虑，怕因为要求过分，致使谈判前途发生危险。他们召开一个会议商讨，在会上两位耶稣会士对他们说，他们认为俄国人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中国钦差大臣们要派两位耶稣会士到俄营去，提议将所争的两山脉之间之地，即乌得河河谷，由两国平分。中国人仍认为这些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国家的。在两位耶稣会士出发去俄营之前，俄方的代表带着一份用拉丁文写的抗议书来了。（荷尔德：《详志》，第4 卷，198 —199 页）
　　1728 年6 月4 日（俄历）互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正式文本中第7 条有关乌第河之规定为：“乌第河等处，前经俄使费奥多尔·阿列克谢维奇和中国内大臣索额图会同商议，将此地暂置未决;因你方的人经常越界到我方兴国、图古里克地区，如此次仍不划定，实为危险。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你们人再不得前去占住。”这里也无“南”与“北”的范围所指。
　　笔者同意“朱格朱尔岭即康熙旧界所循之山岭”这一观点。“雅布罗诺威岭过赤塔城之西至尼布楚河发源处转而东北迤，过乌留穆至此（指上文的“乌留穆斯奇”）又名朱格朱尔岭，分为两支，其北支傍海岸北迤，为斯塔诺尾岭，尽于北海（尽海之处为东岬，临白令海峡），其南支南迤，亦名朱格朱尔岭，即康熙旧界所循之山岭”（《中俄界记》，58 —59 页）。
　　杨宾在《柳边纪略》卷一云：“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也，上无树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与阿罗斯分界，天子命镶蓝旗固山额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视：一从亨乌喇入，一从格林必拉入，一从北海绕入，所见皆同（时方六月，大东海尚冻）。遂立碑山上，碑刻满洲、阿罗斯、喀尔喀文。”康熙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即公元1690 年，这是中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第二年。威伊克阿林界碑自杨宾著录以来，直至咸丰年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咸丰八年（1858年），何秋涛集多年心血著成《北徼汇编》，该书由咸丰皇帝赐名《朔方备乘》问世，其中《北徼界碑考》一篇，引征杨宾《柳边纪略》，肯定了威伊克阿材界碑的存在。何秋涛云：“威伊克山之名，疑当在外兴安岭极东北隅近北海处。”“杨宾康熙时人，亲至黑龙江，所记必有所本。”而一统志、盛京通志皆不详载。惟杨宾《柳边纪略》言有威伊克阿林杨宾碑。杨宾所记必有所本。亨乌喇即亨滚河，新图作阿穆混河。格林必拉河即格林河，新图作戈林河者，上游均可入雅玛岭一带。北海当即混同江口北之乌里班、图古尔等海湾。盖先遣人三道入山，察视分界形势，然后立碑。其威伊克阿林，以地望准之当在奇温岭一带。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俄文本汉译本第7 条：“中国大臣对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说：既经你们女皇委派来全权办理一切事务，我等愿就此定议，因你方的人经常越界到我方兴滚、图古里克地区，如此次仍不划定，实为危险，居位此地之两国人必定生事，引起不和，有碍团结，故此次应予划定。”可见图古尔河和其南的兴滚河地区是大清帝国理所当然的界内之地，二者之间的奇温岭和灭瓦禅岭绝不是巴海所至并立碑的威伊克阿林。
　　以参加过尼布楚会议的都统郎谈命名的《吉林九河图》（史称郎谈图）提示了威伊克阿林的确切位置。该图是清政府代表与俄使谈判的依据。在郎谈图上，界山外兴安岭至乌第河源分为二支，分别在乌第河南北两侧伸向大海。北支向东北延伸至海，标示为“诺斯阿林”，即清政府所强调的诺斯山，南支至索伦河源后又分为二，在索伦河南北伸向大海（乌第湾）。诺斯山以南、索伦河以北且与索伦河平行的外兴安岭支脉之间，就是清政府理解的《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乌第河未定界范围。清帝国的行使有效辖权至索伦河流域。索伦河北侧的外兴安岭上从西向东依次有杨阿林、德尔塞阿林、叶尔基列阿林三座高峰。但其至海仍较远。而叶尔基列阿林的东北面直至大海的一段外兴安岭，郎谈未注名称。察看今日之俄罗斯滨海边区地图，得知在索伦河西北处这一山岭名为德尔斯基岭，峰高2279 米，走向与索伦河平行，东濒大海，恰与郎谈图所绘示的索伦河北侧山脉相适。此乃杨宾所谓“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也”。
　　雍正十二年（1734 年），清政府得到费雅喀人聚居地之乡长端色报告：“恒衮河源与俄罗斯接壤，原将军巴海曾于该处立牌楼为界，不准侵越。七八年前，此牌楼倒塌，近两年来俄罗斯人仍旧越界打牲，或抢劫落于我方人员所设围内之貂鼠。倘能重修此牌楼为标记，从而仍旧禁止俄罗斯人越界，则于我等颇有裨益。”由此文可判断“巴海牌楼”的确切存在，遗憾地是仅存在了37 年左右。



图：俄罗斯历史书承认的“北满洲”地图，但未把勘察加半岛放入其中，而中国地图一直把清代前的西伯利亚归入“无主领土”。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
　　“主席说：……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那小兵：列金教授，上次您谈到中俄联盟的大趋势，但中国人一直对于俄国侵吞中国固有领土十分纠结，按照一般中国人说法，俄国共从中国拿走了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也有中国人说二战才是中国领土边界确立根据所在，您如何看待？

列金：在我所著的《俄罗斯与满清的西伯利亚之争》中提出了一个独特见解，可以分成几个部分谈。首先我谈谈这个看法的背景。俄罗斯与中国曾经都被蒙古帝国所统治，而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统治者主要采取“分居”和“进贡”的统治方式，他们和俄罗斯人分开居住，但俄罗斯人缴纳人头税给他们，俄罗斯人依然有自己的大公王，但都附属于蒙古可汗宗主权。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二元制度”时期。中国的元朝没有这种双轨制，采用的是统一元蒙皇朝统治制度，从这个时代开始，蒙古帝国加入了中国文化圈，后来他们逃回蒙古依然坚持自己对于中国拥有主权。明朝和之前的汉族政权不同，因为明朝也一直认为自己拥有蒙古帝国主权，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帝国有多大。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当时是个文化圈概念，不特指那个民族，也不特指那种文化，所谓儒家道家佛家这些仅仅是中原地区流行文化，但真正的中化民族文化也包括了“北方文化”，这就形成了两个文化圈----“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圈。这个问题一直被中国历史学家忽略了。举个例子，中国美术界有个“草原画派”，特指蒙古与通古斯系的民族画家作品，这早在宋朝就已经承认的。中国史学界忽略了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中国的“天下”概念变迁。秦朝前和秦朝后“天下”观有巨大变化，汉武帝后“天下”又起了很大变化，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更加起了巨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包括了两个主要元素----“北方中国”和“南方中国”。满清人本身就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游牧部落，后来到了黑龙江一带和当地通古斯语部落融合，才有了“后金”。按照“北方中国文化圈”定义，他们属于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直到他们打败了林丹汗才成为北方中国的主人，之后打败明朝政权才统一了南中国。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统一南北中国文化圈的只有蒙元和满清，因此他们的土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我反对那些把蒙古和满清看成外国入侵的观点，只能说那是“少数民族入主政权”。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认为康熙皇帝是个“卖国贼”，他在尼布楚战役后糊里糊涂丢失了至少40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地。我这个观点后来被个别中国人采用，但一直没有太多人明白其中道理。俄国人由于熟悉“二元制度”，所以一打倒金帐汗国后便充当了“白可汗”，把自己当成了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这驱动了俄国不断收复东部领土的行动，直到遇到了康熙这个糊涂皇帝。当然，中国比较幸运，康熙总算比崇祯要强，至少他明白南西伯利亚属于中国，并在《尼布楚条约》中做了前瞻性设定。不过，康熙虽然因为缺少对地理的了解失去了部分西伯利亚土地，而真正失去整个西伯利亚的是他的后人，尤其是孙中山这个人，这些人完全放弃了“北方中国”。中国史学界有必要重新讨论《尼布楚条约》的真正含义，这个条约包含着把东西伯利亚作为“未定界领土”含义的。如果像有些中国人说“二战的划分才是中国领土确立根据”，那么南海、藏南、钓鱼岛这些在二战中没有明确的领土如何定为中国领海领土？显然自我矛盾。当年毛泽东说过：“勘察加是中国的”，这个意思中国人还是要思考明白，俄国人心中却是非常明白的。我们知道了这些，至少我们明白俄罗斯夺取的中国领土远远不止160万平方公里。



附文：《中国是如何失去西伯利亚的》（转文）：

一、清朝建政前后，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域的北界（含东北、西北、正北）到底在何处？
　　这是搞清楚清朝前期丧失国土的前提。明朝末期中国蒙古族（鞑靼和瓦剌）极北游牧界，这是确定明清之际中国传统疆域的北界的根本依据。查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八册，明代漠北蒙古游牧地极北界限，在贝加尔湖以北的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地区，即大约北纬58度寒带和北温带草原的分界线。此线以北，是广袤的西伯利亚，以南则是漠北草原布利亚特蒙古土谢图汗辖地和蒙古茂名安等部落游牧地。这是清代疆域正式形成之前，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域的北界。之所以说清初国土北界在北纬58度线左右，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谈判之际，中方代表索额图一开始就提出中俄两国“以勒拿河为界”，而贝加尔湖以北的勒拿河上游，恰好在北纬58度线附近。由此可见，清朝初期的统治者，确实把整个贝加尔湖地区看作是自己的国土。
　　二、《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失去的贝加尔湖东西南北四岸中国国土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按照这个边界，明清之际和清初《中俄尼布楚条约》、清代中期《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失去的贝加尔湖东西南北四岸中国国土，远远不止35万平公里，从地图上看，大约应在100万平方公里左右，即东西两岸大致各5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个数字还有待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朋友进一步确证，但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三、清朝初期的东北国界，比我们传统认识中要复杂的多，东北疆域也比传统认识中要大得多。
　　一般认为，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是：中俄两国北以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岭南属中国领土，岭北归俄国管辖；西以额尔占纳河为界，河以南属中国，河以北属俄国；介于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地区的归属双方待议。
　　这个表述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了两个错觉：
　　一是尼布楚地区似乎很小。条约规定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地区让与俄国，好像很小的一块国土，实际上，“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是很大的一片国土，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谈判中一味绥靖、再加上某些教士偏袒沙俄造成的重大损失。
　　二是“乌第河待议地区”的范围。《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都把“乌第河待议地区”错划为乌第河以南大约两万多平方公里的沿河狭长地带，这是很有疑问的。因为，中俄谈判之初，中方代表坚持以勒拿河为界，后来鉴于平定“三藩之乱”，作出重大让步，把尼布楚地区大片国土让与俄罗斯。每每读到此处，心生疑问：那么大片的国土都让出去了，怎么在这么一小片国土上却斤斤计较起来，“寸土不弃”？

　　这个疑问，直到读了辽宁省这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远图先生关于中俄早期东段边界研究的专著《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月）第一次对《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谓“乌第河待议地区”做系统了解，得知，乌第河未定国界范围长期以来未得到人们的注意，大多数现代地图将范围界定在乌底河以南外兴安岭之间，事实上是外兴安岭（当时称诺斯山）东侧分为南北两个支脉，当时将北支脉即延伸到今楚科齐半岛东端的岬角为诺斯角。《尼布楚条约》明确将北喏斯山与南支之间（即外兴安岭以乌第河为中心，南北两侧分支）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大约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定为待议地区。

　　 1690年清将领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并到雅库次克即俄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罗文（《尼布楚条约》俄代表），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请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撕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今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


　　根据刘远图先生这一研究成果，清朝前期，直到鸦片战争，其间失去的国土，至少在四、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再加上清朝末期失去的三百三十六万多平方公里，有清一代，丧失国土面积大约在七百---八百多万平方公里以上。当然，清朝前期和清代后期失去国土性质是不一样的，毕竟清朝前期国家统一正在完成之中，有诸多制约因素在其中，这和后期列强的城下之盟是大相径庭的。
　　由约瑟夫·塞比斯从葡萄牙文译成英文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中《徐日升神甫的日记》注释第199条和第200条也可为笔者观点提供佐证：
　　注释第199 条：诺兹（Noz） 山，在《张诚日记》中称为Tschuktchoi （Jugjur）Noss，为外兴安岭的东北山脉。据张诚说，俄国人曾遣人来问，两段山脉中是以南段还是以北段为界。这些山都称为“诺兹山”。中国钦差大臣们说是北段。在这两个山脉之间有一块平原（乌得河河谷），在那里可捕得最好的黑貂和品种优良的鱼。俄国代表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全权大臣对此是不会同意的。（荷尔德：《详志》，第4卷，198 页）
　　注释第200 条：据张诚说，9 月2 日（1689) 所发生的事情如下：起初俄国人没有派人来，这使得中国钦差大臣很窘，并产生了顾虑，怕因为要求过分，致使谈判前途发生危险。他们召开一个会议商讨，在会上两位耶稣会士对他们说，他们认为俄国人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中国钦差大臣们要派两位耶稣会士到俄营去，提议将所争的两山脉之间之地，即乌得河河谷，由两国平分。中国人仍认为这些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国家的。在两位耶稣会士出发去俄营之前，俄方的代表带着一份用拉丁文写的抗议书来了。（荷尔德：《详志》，第4 卷，198 —199 页）
　　1728 年6 月4 日（俄历）互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正式文本中第7 条有关乌第河之规定为：“乌第河等处，前经俄使费奥多尔·阿列克谢维奇和中国内大臣索额图会同商议，将此地暂置未决;因你方的人经常越界到我方兴国、图古里克地区，如此次仍不划定，实为危险。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你们人再不得前去占住。”这里也无“南”与“北”的范围所指。
　　笔者同意“朱格朱尔岭即康熙旧界所循之山岭”这一观点。“雅布罗诺威岭过赤塔城之西至尼布楚河发源处转而东北迤，过乌留穆至此（指上文的“乌留穆斯奇”）又名朱格朱尔岭，分为两支，其北支傍海岸北迤，为斯塔诺尾岭，尽于北海（尽海之处为东岬，临白令海峡），其南支南迤，亦名朱格朱尔岭，即康熙旧界所循之山岭”（《中俄界记》，58 —59 页）。
　　杨宾在《柳边纪略》卷一云：“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也，上无树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与阿罗斯分界，天子命镶蓝旗固山额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视：一从亨乌喇入，一从格林必拉入，一从北海绕入，所见皆同（时方六月，大东海尚冻）。遂立碑山上，碑刻满洲、阿罗斯、喀尔喀文。”康熙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即公元1690 年，这是中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第二年。威伊克阿林界碑自杨宾著录以来，直至咸丰年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咸丰八年（1858年），何秋涛集多年心血著成《北徼汇编》，该书由咸丰皇帝赐名《朔方备乘》问世，其中《北徼界碑考》一篇，引征杨宾《柳边纪略》，肯定了威伊克阿材界碑的存在。何秋涛云：“威伊克山之名，疑当在外兴安岭极东北隅近北海处。”“杨宾康熙时人，亲至黑龙江，所记必有所本。”而一统志、盛京通志皆不详载。惟杨宾《柳边纪略》言有威伊克阿林杨宾碑。杨宾所记必有所本。亨乌喇即亨滚河，新图作阿穆混河。格林必拉河即格林河，新图作戈林河者，上游均可入雅玛岭一带。北海当即混同江口北之乌里班、图古尔等海湾。盖先遣人三道入山，察视分界形势，然后立碑。其威伊克阿林，以地望准之当在奇温岭一带。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俄文本汉译本第7 条：“中国大臣对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说：既经你们女皇委派来全权办理一切事务，我等愿就此定议，因你方的人经常越界到我方兴滚、图古里克地区，如此次仍不划定，实为危险，居位此地之两国人必定生事，引起不和，有碍团结，故此次应予划定。”可见图古尔河和其南的兴滚河地区是大清帝国理所当然的界内之地，二者之间的奇温岭和灭瓦禅岭绝不是巴海所至并立碑的威伊克阿林。
　　以参加过尼布楚会议的都统郎谈命名的《吉林九河图》（史称郎谈图）提示了威伊克阿林的确切位置。该图是清政府代表与俄使谈判的依据。在郎谈图上，界山外兴安岭至乌第河源分为二支，分别在乌第河南北两侧伸向大海。北支向东北延伸至海，标示为“诺斯阿林”，即清政府所强调的诺斯山，南支至索伦河源后又分为二，在索伦河南北伸向大海（乌第湾）。诺斯山以南、索伦河以北且与索伦河平行的外兴安岭支脉之间，就是清政府理解的《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乌第河未定界范围。清帝国的行使有效辖权至索伦河流域。索伦河北侧的外兴安岭上从西向东依次有杨阿林、德尔塞阿林、叶尔基列阿林三座高峰。但其至海仍较远。而叶尔基列阿林的东北面直至大海的一段外兴安岭，郎谈未注名称。察看今日之俄罗斯滨海边区地图，得知在索伦河西北处这一山岭名为德尔斯基岭，峰高2279 米，走向与索伦河平行，东濒大海，恰与郎谈图所绘示的索伦河北侧山脉相适。此乃杨宾所谓“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也”。
　　雍正十二年（1734 年），清政府得到费雅喀人聚居地之乡长端色报告：“恒衮河源与俄罗斯接壤，原将军巴海曾于该处立牌楼为界，不准侵越。七八年前，此牌楼倒塌，近两年来俄罗斯人仍旧越界打牲，或抢劫落于我方人员所设围内之貂鼠。倘能重修此牌楼为标记，从而仍旧禁止俄罗斯人越界，则于我等颇有裨益。”由此文可判断“巴海牌楼”的确切存在，遗憾地是仅存在了37 年左右。



图：俄罗斯历史书承认的“北满洲”地图，但未把勘察加半岛放入其中，而中国地图一直把清代前的西伯利亚归入“无主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