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资料]：南疆和田维吾尔人特殊性格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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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力江 ·阿西木        (西北民族大学法律 系，甘 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新疆和田维吾尔人既是维吾尔族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其祖先——塞人在大约公元前 1000年 自伊朗东迁至我国新疆和田地区之后，利用位于丝绸之路的有利条件，积极与周边各个民族，尤其是中原汉民族相互学习交流，创造了古老的于阗文化。虽然其种族在喀喇汗宗教战争中失利之后，渐渐与西迁新疆的维吾尔族融为一体，其本土文化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消失殆尽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以特有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延续至今，演变成为今日所谓的“和田人的特殊性格”。

[关键词)新疆；和田人 ；特殊性格 ；历史渊源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3)04—0017—05


　　和田，古称于阗，自古以来就以出产美玉著称。它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历来就是隶属于中原中央王朝的“安西四镇”之一。西汉通西域后，属西域都护。唐于其地置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 。“于阗在西域诸 国中，与中国本部关系最密 。”【1】于阗人虽然在大约公元 1001年之后逐渐发展成为维吾尔族的组成部分，而且现在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也只是认为和田人除了具有远近闻名的倔强性格一 “和田性格”之外，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们在人种、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


一、从人种方面来看

　　目前历史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即于阗人的祖先是塞人，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古老民族，与雅利安人有血缘关系。“这个民族的人 (塞人 )眼多碧绿，擅 长骑术，以游牧为主，分布地区比较广阔。新疆境内的塞人有些住在天山北伊犁河流域；有些住在帕米尔山区；有些定居在天山以南。定居在天山以南的塞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就已经来到塔里木盆地各绿渊。”【2】当时，塞人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只是后来其他的民族，如柔然、月氏、乌孙、回纥陆续崛起，原先的当地居民塞人有些被迫迁移了，有些被消灭了，有些慢慢地被同化了，以至于从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消失了。“然自尼雅以东，沙漠岛之距离渐远，惟结为大队，始能通行，故攻击于阗，实至困难 。因此，于阗受外民族之影响甚少，不失其民族之特性。”【3】于阗因为偏远、闭塞，交通不方便，与其他地区之间有浩瀚的大沙漠阻隔着，因此没有受到干扰，这里的塞人势力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梁书·西北诸戎传》载：于阗国 ‘王冠金帧，如今胡公 帽。与妻并坐接客。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祷’”【4】“衣裘祷”无疑是游牧风俗，说明于阗人当时处于游牧状态。

　　“古代塞人的方言今已发现于新疆和田及巴楚境内的吐木休克等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中也有不少和田——塞语文献。经研究有些文献写于10世纪下半叶(北宋淳化年间)，从而使我们相信到10世纪下半叶时，和田一带的塞人仍然存在，至少其王族仍为塞种人。”【5】敦煌发现的于阗文遗书中，就有当时占据瓜州 (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的割据政权——金山国的白衣天子张承奉的妻子于阗公主给她哥哥——于阗王李圣天的信件和诗篇，其使用的文字是古于阗文字。“尼雅、于阗、鄯善(今若羌)一带，主要通行古代印度的西北方言，通称尼雅俗语 。语言学家将其归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东伊朗语支。通行于这一带的文字主要是使用古代印度西北部的文字，通常称为怯卢文 。后来又改为用婆罗密文。”【5】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也说瞿萨旦那(和田)“文字宪章，聿尊印度，微改体势”，“语异诸国”，说的正是这一情形。而且，《后汉书·西域传》中也记载，西汉将军班超统一西域，特别是统一塔里木盆地各个割据势力时，于阗人曾经忠实地协助他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以上历史材料说明，现代和田人的祖先是古代的游牧民族——塞人，他们早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西迁新疆地区之前就已经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从我国西汉王朝时期就开始在政治上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领导，加强与中原地区在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从而成为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古代吐蕃人对于阗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吐蕃是藏族的古称，他们的居住地与今新疆毗邻。公元670年，吐蕃人从唐朝手中夺取安西四镇，进入南疆。692年，唐朝军队又夺回四镇，将吐蕃人逐出。到了755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军队再次大举向塔里木盆地进攻，逐渐占据了整个南疆，直到866年才从新疆完全退出。吐蕃占据南疆期间，曾在各地派驻大量军队，长期驻扎。很多吐蕃平民百姓也陆续迁入南疆放牧农耕，与当地民族杂处和融合。”【5】于阗位于西藏和南疆的交接处，可说是进入南疆的门户之一。“‘由和阗、于阗向南直接翻越昆仑山入藏的路被称为呢蟒依山通藏之路。即由哈喇哈什河的普希亚(Bushia)或玉龙喀什河的尼萨(Nism)和皮夏(Bisha)，或由克里雅的普罗(Polu)等处入山。从和阗经康西瓦、大红柳滩、泉水沟、铁龙滩，直抵阿里。’这是吐蕃时代常走的路线，途程较近，但这条路非常险恶。”【6】无论是吐蕃军队进攻南疆，还是吐蕃平民进入南疆，它都首当其冲。

　　于阗当时还是有名的佛教中心“小西天”。从佛教 的传播过程看，“佛教由厕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前 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和田)，于阗成为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7】而迦湿弥罗 自汉武帝时就与汉朝有联系，于阗也就成了汉朝与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要冲。到隋唐时期，玄奘、输波迦罗(印人)、实义难陀(于阗人)把佛教经典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法显的《佛国记》所载：当时于阗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高二丈许”。“(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人，多大乘学。”【8】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尼婆罗的芝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都是松赞干布的夫人，笔者注)都信仰佛教，对松赞干布起了不少影响。吐蕃王朝在法律上明确要求人民一律信仰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9】。说明公元670年吐蕃军队进攻南疆时，吐蕃人也是信仰佛教的。“当时维吾尔人与藏族人原本就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佛教，并且，教义都侧重于大乘。”“由于佛教对维吾尔人影响根深蒂固，故伊斯兰教在向维吾尔人中渗透时，受到的来自传统信仰方面的抵制比较大，渗透速度也就比较慢。这里还要考虑与维吾尔毗邻的佛教信仰者——西藏人对维吾尔佛教信仰者的大力支持，这更使伊斯兰教传播者为难。例如，着意要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于阗的喀喇汗王朝在进攻于阗时，便受到了西藏及西州回纥援兵强有力的支持，致使于阗坚守达24年之久，才沦陷。【6】” 这也正好说明吐蕃军队为什么没有像后来的喀喇汗王朝的军队那样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抗。宗教信仰相同的情况下，在前后长达196年的时间里，两个民族相互产生影响，甚至于相互依赖和相互融合是完全可能的。

　　余太山先生说：“于阗之辫发，一说乃藏族之影响”【4】。关于于阗民族之人种问题，乔伊士认为：“帕米尔之噶尔卡族为伊兰 (伊朗)民族，其间虽混有几分突厥民族之血统，然其程度则极少。和阗(主要是指现代的和田市周围)人民同样以印度伊兰(伊朗)民族之血统为基础，而杂有几分突厥民族之血统，惟其程度较Golcha族稍多而已。和阗东部则有极少之西藏人血统。至和阗之东邻Keriya，则所含突厥及西藏人之血统较和阗人为多。Keriya之东部稍有蒙古人之血统。要之，和阗之人民乃以印度伊兰(伊朗)民族为根本。”【3】《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中也明确写道。大约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称为东伊朗人，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东南语支的和田塞语、焉耆语和龟兹语。【10】据此可以认为，在公元840年 (唐开成5年)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从漠北草原西迁新疆地区之前，新疆南部和田地区的人种主要以雅利安人的分支——塞人为主，而且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000年之后，才逐渐成为维吾尔族 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者，笔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注意到，现代和田人在身体骨骼、五官长相等方面确实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虽然现代和田人属于维吾尔族，但同时也具有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不同的、独特的一面。

  
二、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来看

　　和田地区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是塔克拉玛干西南的一片孤立绿洲，属于干旱地区。绿洲的西部和南部有昆仑山环绕，北部和东北部是浩瀚的沙漠，境内土地平坦，气候干热，出产喜温耐旱作物。发源于昆仑山山脉的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是绿洲上的主要水源。有此两条河水的灌溉，绿洲的存在才得以保障。相对其他的地区而言，生存和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全地区七个县只有三条大的河流，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一年四季刮黄沙，很少下雨，气候条件特别恶劣，交通也很困难，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二千多公里，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没有一定的忍耐力和适应能力是不行的。

　　再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以出产和田美玉、优质薄皮核桃闻名于天下。这里的土地可以说只要有水就能种庄稼，但由于这里太偏远，用新疆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疆像一个大口袋，和田就处于口袋底部”，尤其是闻名于历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改道之后，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很难受到外界思想文化和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这里的人思想和价值观念非常单一(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在一些偏激观点的引导下，固执地认为除了伊斯兰教认可的以外，其他的思想观念都是不对的，如果接受，只会偏离真主的正道)，不愿轻易接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经济上主要以种地为生，农业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直到现在，这里的农民还在使用一种叫“砍土馒”的类似于板锄 (但要比板锄
宽、重)的笨重工具进行耕作生产。这种生产工具使用起来相当费劲，只有那些身体特别强壮的人才能使用好它。从古代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靠砍土馒种地吃饭，除此以外，无路可走。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本领，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俗话说：“你哄地一天，地哄你一年”。不好好种地，到秋天庄稼歉收，就填不饱肚子，无法养活家人。为了生存，他们年复一年，用这原始的生产工具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种极其艰苦的生产劳动，磨练了和田人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实事求是、默默奋斗、不肯轻易向困难低头的特有性格。

　　传统的和田人喜欢做事认真、严肃、实事求是、信守诺言、敢于迎接任何困难的人，厌恶爱吹牛、撒谎、不守信用、胆小怕事的人。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们艰苦的生存和生产环境有很大关系。和田人有一句常用语：“有了馕，才能谈信仰。”和田的农民对伊斯兰教是非常虔诚的，但同时把食物看得很神圣，甚至高于一切，这正好从侧面证明了上述观点。


三、外来文化的影响

　　于阗王李圣天在位时期(912—966年)，因其祖先尉迟胜曾娶唐朝的公主为妻，带有唐朝皇家的血统，所以自称为唐朝的宗亲，并改姓为“李”，在其统治范围内大力推行中原儒家汉文化。“从后晋判官高居诲《使于阗记》记录的于阗国情况看，李圣天是唐朝的宗属，姓李；又因唐朝和后唐都已灭亡，自认为继承唐朝正统，立号为‘大朝大于阗国大政 (正)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儿子们都有汉式名字。于阗国国中有宰相、枢密使等官号，其赋税名目也与内地相同。敦煌莫高窟九十八窟为曹家窟，窟中画有李圣天的画像，其服饰与内地中央王朝的服饰完全相同。于阗国的行政区划继续采取唐朝划定的十州名称”。【11】此外，《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班超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4年)冬入西域，以汉之威力征服诸国，而为之保护，驻西域者三十余年。当是时，于阗常助中国。班超先击莎车，后攻疏勒，于阗均忠实协助之，故为西域藩属中之最亲善者。”【12】足以看出，当时的于阗地方政权在接受中原中央政权的领导和学习先进的中原儒家汉文化方面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正是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打断了这种交流与学习，以致于阗——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变成了落后 的“文化沙漠”。

　　“公元971年，喀喇汗王朝的阿尔斯兰汗木萨开始进行征服佛教中心于阗李氏王朝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了20多年。”【5】战火连连，民不聊生。尤其不能让现在的维吾尔穆斯林群众理解的是，他们的祖先居然为了捍卫佛教，与传播伊斯兰教的军队打了20多年的仗。其实，当时于阗是鼎盛的佛教中心，而伊斯兰教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二者可说是水火不相容。如果不反抗，于阗就会丧失传统的宗教信仰，丧失佛教中心的地位。因此，发生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于阗是个传统的以佛教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地区，任何以战争手段强行推行伊斯兰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高压手段都将遭到强烈的反抗和强有力的抵制。”【13】“当时之战争，完全为宗教战争，故吐蕃即西藏人，因同为佛教徒之关系，乃由南方助于阗。同时，回纥人自先代以来，常与回教徒为敌国，故由北方救于阗，于阗得此二国援兵，故奋战颇久，敌军虽众至四十万 (斯坦因作四万)，尚不能破亡，防守二十四年，以弓折矢尽，遂屈服。”【6】

　　在这次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中，于阗李氏王朝被彻底打败。战争结束以后，喀喇汗王朝军队采取了武力镇压、强迫入教的政策，但是于阗人还多次反悔，重新皈依佛教。对此，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说得很清楚：“要使此地(于阗)人也成为穆斯林。异教徒须投降，否则将对异教徒大者杀，小者俘，城市毁灭不留。”【14】《突厥语词典》中一首诗歌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如洪水奔流，走进了城市，拆毁了寺庙，在佛像上拉屎。【13】这场所谓的“以使于阗人摆脱宗教愚昧为目的”的传教战争不仅使积聚了几十代当地人民心血和东西方文化精华的于阗本土文化毁于一旦，而且还导致于阗人民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学习交流与融合彻底中断，使得于阗这一繁荣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与愚昧落后之中，一直到新中国解放的曙光照射到这片土地上。

　　另据当地民间传说，当时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多年，喀什的布格拉汗们让和田人念“毕思弥拉”(《古兰经》经文)，但他们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就是不念，结果被杀了一批又一批，最后被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历经几十年，过了一、两代人，当地人的民族成分和本土文化被强行改变以后，才正式成为穆斯林 (伊斯兰文化对于阗人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不是以平等交流方式被于阗文化整合的，而是以武力强迫的方式强制推行的，其结果是推行之初受到强有力抵制，一时很难融入本土文化中)。正是因为这一段历史事件，和田人的倔强性格才得以出名，一直传扬到现在。这种历史现象在新疆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和田人那种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原则,对祖先及其宗教忠心不二的性格.

　　“公元1001年，一般认为布格拉汗哈桑的儿子玉素甫·卡迪尔汗在这一年攻占于阗。于阗从此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5】于阗并入喀喇汗王朝版图后，就进入了伊斯兰化时期。大量的佛教寺庙被毁，大量的佛教书籍被焚，佛教在于阗基本上没有留下遗迹。“于阗现存佛教遗址，均有被火焚烧过的痕迹，有些木质结构建筑一片焦黑，被烧掉的还有大量佛教经典。难怪在于阗难以见到一篇完整的文献，反而在敦煌有较多保留。”“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以后，大量操突厥语的民族进入该地区，经过长期民族融合，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成分。”【13】清真寺最终代替了佛教寺庙，于阗人最后由忠实的佛教徒变成了虔诚的穆斯林，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依照《古兰经》的有关条文进行处理。伊斯兰教所规定的，坚决执行；反之，则坚决反对。但中原汉文化等外来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并没有被彻底肃清，反而在伊斯兰化的外衣下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四、社会历史环境对当地人的心理影响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当初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满足掠夺财富和扩张的需要，打着“传播伊斯兰教”的旗号，推翻了于阗李氏王朝，成为了这一片土地的新主人。这或许可以说是历史的发展或进步。不容否认的是，他们虽然带来了伊斯兰教，但是并没有为于阗的老百姓带来新的希望、公正和自由。实际上，喀喇汗王朝的传教战争把于阗从一个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文化交流中心变成了全中国最落后、贫困的地区之一，传教活动进行得也很不成功。当地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使用最多的两句习惯用语“有了馕，才能谈信仰”和“人世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公平和正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于阗人注重的不是什么宗教，而是现实生活。与其说当年他们是在为宗教而战，倒不如说是在为生存和自由而战。自从1001年李氏王朝被推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田地区得到解放之前，当地人民受尽诸如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准葛尔部落、满清王朝和国民党独裁政府等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真可称得上是“千年等一回”。直到今天，只要一说起清朝末年阿古柏叛乱时期和田的独裁者尼亚孜艾克木伯克或者是盛世才统治时期的历史，有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觉得心有余悸。据1947年的《西北论坛》记载：“和田的维吾尔族农民一年四季以包谷馕(玉米做的烤饼)充作唯一的食物，不吃菜也不喝汤，吃饭的工具也只有两只手，吃完馕以后顺便伏在渠沟里喝点冷水，冬天也以冷水为饮料。”【16】可以说，和田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老农民库尔班大叔“去北京拜见人民的救星毛主席”的肺腑之言，既可说是对和田历史以及新疆历史最新的诠释，又可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最好评价。

　　在解放前那漫长的黑暗岁月里，于阗人民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但迫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他们再也没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在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血腥残酷统治下，他们只好放弃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和集体主义观念，每个人都以家族为中心，刻意提高父亲在家族中决策者的地位，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父亲，力求统一家族成员的观点和看法，力求在那乱世中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求得家族成员的平安。伊斯兰教提倡团结互助精神，而且再三强调，每个人应先尊待母亲三次，再尊待父亲。【17】可是，一部分和田穆斯林群众一反常态，非常重视家族血缘关系，把父亲在家庭中的决策者地位抬得很高。他们之所以不太注重民族关系，反而十分孝忠父亲、忠于家族，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解放前这种多变、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促使一部分和田人形成了忠诚而又警惕性较高、沉默寡言而又机智灵活、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但又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在周边地区的维吾尔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古怪性格。

　　综上所述，这种被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所无法理解的“和田性格”，不过是祖先不畏强暴、敢于维护正义、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及观点的直率、豪爽性格的发展和延续，而这种性格和心理特征正是在继承祖先粗犷、豪爽、不畏强暴的传统性格的基础上。自古以来受周边兄弟民族文化及中原儒家文化之“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思想的影响，在当地特殊的生存环境和长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性格不但不是什么“古怪、不可理解”的，反而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和田地区自古以来一直受中原中央王朝领导、儒家汉文化影响在当地人心底根深蒂固的一个重要证据。


[参考文献]

【1】[日]崛谦德．于阒国考[J]．禹贡，1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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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拉 ·穆萨·塞拉米 ．安宁史(维文)[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03．
【16】柏南．和阒[J]．西北论坛 ，1947，(3)．
【17】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6．

[收稿 日期)2003-04-10
[作者简介)艾力江.阿西木 (1972一)，男，维吾尔族 ，新疆于田人，西北民族大学讲师，宗教学硕士，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和新疆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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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力江 ·阿西木        (西北民族大学法律 系，甘 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新疆和田维吾尔人既是维吾尔族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其祖先——塞人在大约公元前 1000年 自伊朗东迁至我国新疆和田地区之后，利用位于丝绸之路的有利条件，积极与周边各个民族，尤其是中原汉民族相互学习交流，创造了古老的于阗文化。虽然其种族在喀喇汗宗教战争中失利之后，渐渐与西迁新疆的维吾尔族融为一体，其本土文化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消失殆尽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以特有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延续至今，演变成为今日所谓的“和田人的特殊性格”。

[关键词)新疆；和田人 ；特殊性格 ；历史渊源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3)04—0017—05


　　和田，古称于阗，自古以来就以出产美玉著称。它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历来就是隶属于中原中央王朝的“安西四镇”之一。西汉通西域后，属西域都护。唐于其地置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 。“于阗在西域诸 国中，与中国本部关系最密 。”【1】于阗人虽然在大约公元 1001年之后逐渐发展成为维吾尔族的组成部分，而且现在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也只是认为和田人除了具有远近闻名的倔强性格一 “和田性格”之外，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们在人种、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


一、从人种方面来看

　　目前历史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即于阗人的祖先是塞人，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古老民族，与雅利安人有血缘关系。“这个民族的人 (塞人 )眼多碧绿，擅 长骑术，以游牧为主，分布地区比较广阔。新疆境内的塞人有些住在天山北伊犁河流域；有些住在帕米尔山区；有些定居在天山以南。定居在天山以南的塞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就已经来到塔里木盆地各绿渊。”【2】当时，塞人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只是后来其他的民族，如柔然、月氏、乌孙、回纥陆续崛起，原先的当地居民塞人有些被迫迁移了，有些被消灭了，有些慢慢地被同化了，以至于从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消失了。“然自尼雅以东，沙漠岛之距离渐远，惟结为大队，始能通行，故攻击于阗，实至困难 。因此，于阗受外民族之影响甚少，不失其民族之特性。”【3】于阗因为偏远、闭塞，交通不方便，与其他地区之间有浩瀚的大沙漠阻隔着，因此没有受到干扰，这里的塞人势力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梁书·西北诸戎传》载：于阗国 ‘王冠金帧，如今胡公 帽。与妻并坐接客。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祷’”【4】“衣裘祷”无疑是游牧风俗，说明于阗人当时处于游牧状态。

　　“古代塞人的方言今已发现于新疆和田及巴楚境内的吐木休克等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中也有不少和田——塞语文献。经研究有些文献写于10世纪下半叶(北宋淳化年间)，从而使我们相信到10世纪下半叶时，和田一带的塞人仍然存在，至少其王族仍为塞种人。”【5】敦煌发现的于阗文遗书中，就有当时占据瓜州 (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的割据政权——金山国的白衣天子张承奉的妻子于阗公主给她哥哥——于阗王李圣天的信件和诗篇，其使用的文字是古于阗文字。“尼雅、于阗、鄯善(今若羌)一带，主要通行古代印度的西北方言，通称尼雅俗语 。语言学家将其归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东伊朗语支。通行于这一带的文字主要是使用古代印度西北部的文字，通常称为怯卢文 。后来又改为用婆罗密文。”【5】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也说瞿萨旦那(和田)“文字宪章，聿尊印度，微改体势”，“语异诸国”，说的正是这一情形。而且，《后汉书·西域传》中也记载，西汉将军班超统一西域，特别是统一塔里木盆地各个割据势力时，于阗人曾经忠实地协助他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以上历史材料说明，现代和田人的祖先是古代的游牧民族——塞人，他们早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西迁新疆地区之前就已经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从我国西汉王朝时期就开始在政治上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领导，加强与中原地区在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从而成为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古代吐蕃人对于阗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吐蕃是藏族的古称，他们的居住地与今新疆毗邻。公元670年，吐蕃人从唐朝手中夺取安西四镇，进入南疆。692年，唐朝军队又夺回四镇，将吐蕃人逐出。到了755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军队再次大举向塔里木盆地进攻，逐渐占据了整个南疆，直到866年才从新疆完全退出。吐蕃占据南疆期间，曾在各地派驻大量军队，长期驻扎。很多吐蕃平民百姓也陆续迁入南疆放牧农耕，与当地民族杂处和融合。”【5】于阗位于西藏和南疆的交接处，可说是进入南疆的门户之一。“‘由和阗、于阗向南直接翻越昆仑山入藏的路被称为呢蟒依山通藏之路。即由哈喇哈什河的普希亚(Bushia)或玉龙喀什河的尼萨(Nism)和皮夏(Bisha)，或由克里雅的普罗(Polu)等处入山。从和阗经康西瓦、大红柳滩、泉水沟、铁龙滩，直抵阿里。’这是吐蕃时代常走的路线，途程较近，但这条路非常险恶。”【6】无论是吐蕃军队进攻南疆，还是吐蕃平民进入南疆，它都首当其冲。

　　于阗当时还是有名的佛教中心“小西天”。从佛教 的传播过程看，“佛教由厕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前 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和田)，于阗成为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7】而迦湿弥罗 自汉武帝时就与汉朝有联系，于阗也就成了汉朝与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要冲。到隋唐时期，玄奘、输波迦罗(印人)、实义难陀(于阗人)把佛教经典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法显的《佛国记》所载：当时于阗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高二丈许”。“(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人，多大乘学。”【8】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尼婆罗的芝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都是松赞干布的夫人，笔者注)都信仰佛教，对松赞干布起了不少影响。吐蕃王朝在法律上明确要求人民一律信仰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9】。说明公元670年吐蕃军队进攻南疆时，吐蕃人也是信仰佛教的。“当时维吾尔人与藏族人原本就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佛教，并且，教义都侧重于大乘。”“由于佛教对维吾尔人影响根深蒂固，故伊斯兰教在向维吾尔人中渗透时，受到的来自传统信仰方面的抵制比较大，渗透速度也就比较慢。这里还要考虑与维吾尔毗邻的佛教信仰者——西藏人对维吾尔佛教信仰者的大力支持，这更使伊斯兰教传播者为难。例如，着意要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于阗的喀喇汗王朝在进攻于阗时，便受到了西藏及西州回纥援兵强有力的支持，致使于阗坚守达24年之久，才沦陷。【6】” 这也正好说明吐蕃军队为什么没有像后来的喀喇汗王朝的军队那样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抗。宗教信仰相同的情况下，在前后长达196年的时间里，两个民族相互产生影响，甚至于相互依赖和相互融合是完全可能的。

　　余太山先生说：“于阗之辫发，一说乃藏族之影响”【4】。关于于阗民族之人种问题，乔伊士认为：“帕米尔之噶尔卡族为伊兰 (伊朗)民族，其间虽混有几分突厥民族之血统，然其程度则极少。和阗(主要是指现代的和田市周围)人民同样以印度伊兰(伊朗)民族之血统为基础，而杂有几分突厥民族之血统，惟其程度较Golcha族稍多而已。和阗东部则有极少之西藏人血统。至和阗之东邻Keriya，则所含突厥及西藏人之血统较和阗人为多。Keriya之东部稍有蒙古人之血统。要之，和阗之人民乃以印度伊兰(伊朗)民族为根本。”【3】《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中也明确写道。大约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称为东伊朗人，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东南语支的和田塞语、焉耆语和龟兹语。【10】据此可以认为，在公元840年 (唐开成5年)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从漠北草原西迁新疆地区之前，新疆南部和田地区的人种主要以雅利安人的分支——塞人为主，而且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000年之后，才逐渐成为维吾尔族 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者，笔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注意到，现代和田人在身体骨骼、五官长相等方面确实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虽然现代和田人属于维吾尔族，但同时也具有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不同的、独特的一面。

  
二、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来看

　　和田地区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是塔克拉玛干西南的一片孤立绿洲，属于干旱地区。绿洲的西部和南部有昆仑山环绕，北部和东北部是浩瀚的沙漠，境内土地平坦，气候干热，出产喜温耐旱作物。发源于昆仑山山脉的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是绿洲上的主要水源。有此两条河水的灌溉，绿洲的存在才得以保障。相对其他的地区而言，生存和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全地区七个县只有三条大的河流，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一年四季刮黄沙，很少下雨，气候条件特别恶劣，交通也很困难，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二千多公里，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没有一定的忍耐力和适应能力是不行的。

　　再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以出产和田美玉、优质薄皮核桃闻名于天下。这里的土地可以说只要有水就能种庄稼，但由于这里太偏远，用新疆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疆像一个大口袋，和田就处于口袋底部”，尤其是闻名于历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改道之后，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很难受到外界思想文化和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这里的人思想和价值观念非常单一(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在一些偏激观点的引导下，固执地认为除了伊斯兰教认可的以外，其他的思想观念都是不对的，如果接受，只会偏离真主的正道)，不愿轻易接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经济上主要以种地为生，农业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直到现在，这里的农民还在使用一种叫“砍土馒”的类似于板锄 (但要比板锄
宽、重)的笨重工具进行耕作生产。这种生产工具使用起来相当费劲，只有那些身体特别强壮的人才能使用好它。从古代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靠砍土馒种地吃饭，除此以外，无路可走。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本领，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俗话说：“你哄地一天，地哄你一年”。不好好种地，到秋天庄稼歉收，就填不饱肚子，无法养活家人。为了生存，他们年复一年，用这原始的生产工具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种极其艰苦的生产劳动，磨练了和田人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实事求是、默默奋斗、不肯轻易向困难低头的特有性格。

　　传统的和田人喜欢做事认真、严肃、实事求是、信守诺言、敢于迎接任何困难的人，厌恶爱吹牛、撒谎、不守信用、胆小怕事的人。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们艰苦的生存和生产环境有很大关系。和田人有一句常用语：“有了馕，才能谈信仰。”和田的农民对伊斯兰教是非常虔诚的，但同时把食物看得很神圣，甚至高于一切，这正好从侧面证明了上述观点。


三、外来文化的影响

　　于阗王李圣天在位时期(912—966年)，因其祖先尉迟胜曾娶唐朝的公主为妻，带有唐朝皇家的血统，所以自称为唐朝的宗亲，并改姓为“李”，在其统治范围内大力推行中原儒家汉文化。“从后晋判官高居诲《使于阗记》记录的于阗国情况看，李圣天是唐朝的宗属，姓李；又因唐朝和后唐都已灭亡，自认为继承唐朝正统，立号为‘大朝大于阗国大政 (正)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儿子们都有汉式名字。于阗国国中有宰相、枢密使等官号，其赋税名目也与内地相同。敦煌莫高窟九十八窟为曹家窟，窟中画有李圣天的画像，其服饰与内地中央王朝的服饰完全相同。于阗国的行政区划继续采取唐朝划定的十州名称”。【11】此外，《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班超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4年)冬入西域，以汉之威力征服诸国，而为之保护，驻西域者三十余年。当是时，于阗常助中国。班超先击莎车，后攻疏勒，于阗均忠实协助之，故为西域藩属中之最亲善者。”【12】足以看出，当时的于阗地方政权在接受中原中央政权的领导和学习先进的中原儒家汉文化方面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正是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打断了这种交流与学习，以致于阗——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变成了落后 的“文化沙漠”。

　　“公元971年，喀喇汗王朝的阿尔斯兰汗木萨开始进行征服佛教中心于阗李氏王朝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了20多年。”【5】战火连连，民不聊生。尤其不能让现在的维吾尔穆斯林群众理解的是，他们的祖先居然为了捍卫佛教，与传播伊斯兰教的军队打了20多年的仗。其实，当时于阗是鼎盛的佛教中心，而伊斯兰教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二者可说是水火不相容。如果不反抗，于阗就会丧失传统的宗教信仰，丧失佛教中心的地位。因此，发生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于阗是个传统的以佛教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地区，任何以战争手段强行推行伊斯兰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高压手段都将遭到强烈的反抗和强有力的抵制。”【13】“当时之战争，完全为宗教战争，故吐蕃即西藏人，因同为佛教徒之关系，乃由南方助于阗。同时，回纥人自先代以来，常与回教徒为敌国，故由北方救于阗，于阗得此二国援兵，故奋战颇久，敌军虽众至四十万 (斯坦因作四万)，尚不能破亡，防守二十四年，以弓折矢尽，遂屈服。”【6】

　　在这次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中，于阗李氏王朝被彻底打败。战争结束以后，喀喇汗王朝军队采取了武力镇压、强迫入教的政策，但是于阗人还多次反悔，重新皈依佛教。对此，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说得很清楚：“要使此地(于阗)人也成为穆斯林。异教徒须投降，否则将对异教徒大者杀，小者俘，城市毁灭不留。”【14】《突厥语词典》中一首诗歌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如洪水奔流，走进了城市，拆毁了寺庙，在佛像上拉屎。【13】这场所谓的“以使于阗人摆脱宗教愚昧为目的”的传教战争不仅使积聚了几十代当地人民心血和东西方文化精华的于阗本土文化毁于一旦，而且还导致于阗人民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学习交流与融合彻底中断，使得于阗这一繁荣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与愚昧落后之中，一直到新中国解放的曙光照射到这片土地上。

　　另据当地民间传说，当时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多年，喀什的布格拉汗们让和田人念“毕思弥拉”(《古兰经》经文)，但他们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就是不念，结果被杀了一批又一批，最后被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历经几十年，过了一、两代人，当地人的民族成分和本土文化被强行改变以后，才正式成为穆斯林 (伊斯兰文化对于阗人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不是以平等交流方式被于阗文化整合的，而是以武力强迫的方式强制推行的，其结果是推行之初受到强有力抵制，一时很难融入本土文化中)。正是因为这一段历史事件，和田人的倔强性格才得以出名，一直传扬到现在。这种历史现象在新疆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和田人那种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原则,对祖先及其宗教忠心不二的性格.

　　“公元1001年，一般认为布格拉汗哈桑的儿子玉素甫·卡迪尔汗在这一年攻占于阗。于阗从此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5】于阗并入喀喇汗王朝版图后，就进入了伊斯兰化时期。大量的佛教寺庙被毁，大量的佛教书籍被焚，佛教在于阗基本上没有留下遗迹。“于阗现存佛教遗址，均有被火焚烧过的痕迹，有些木质结构建筑一片焦黑，被烧掉的还有大量佛教经典。难怪在于阗难以见到一篇完整的文献，反而在敦煌有较多保留。”“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以后，大量操突厥语的民族进入该地区，经过长期民族融合，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成分。”【13】清真寺最终代替了佛教寺庙，于阗人最后由忠实的佛教徒变成了虔诚的穆斯林，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依照《古兰经》的有关条文进行处理。伊斯兰教所规定的，坚决执行；反之，则坚决反对。但中原汉文化等外来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并没有被彻底肃清，反而在伊斯兰化的外衣下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四、社会历史环境对当地人的心理影响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当初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满足掠夺财富和扩张的需要，打着“传播伊斯兰教”的旗号，推翻了于阗李氏王朝，成为了这一片土地的新主人。这或许可以说是历史的发展或进步。不容否认的是，他们虽然带来了伊斯兰教，但是并没有为于阗的老百姓带来新的希望、公正和自由。实际上，喀喇汗王朝的传教战争把于阗从一个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文化交流中心变成了全中国最落后、贫困的地区之一，传教活动进行得也很不成功。当地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使用最多的两句习惯用语“有了馕，才能谈信仰”和“人世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公平和正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于阗人注重的不是什么宗教，而是现实生活。与其说当年他们是在为宗教而战，倒不如说是在为生存和自由而战。自从1001年李氏王朝被推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田地区得到解放之前，当地人民受尽诸如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准葛尔部落、满清王朝和国民党独裁政府等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真可称得上是“千年等一回”。直到今天，只要一说起清朝末年阿古柏叛乱时期和田的独裁者尼亚孜艾克木伯克或者是盛世才统治时期的历史，有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觉得心有余悸。据1947年的《西北论坛》记载：“和田的维吾尔族农民一年四季以包谷馕(玉米做的烤饼)充作唯一的食物，不吃菜也不喝汤，吃饭的工具也只有两只手，吃完馕以后顺便伏在渠沟里喝点冷水，冬天也以冷水为饮料。”【16】可以说，和田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老农民库尔班大叔“去北京拜见人民的救星毛主席”的肺腑之言，既可说是对和田历史以及新疆历史最新的诠释，又可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最好评价。

　　在解放前那漫长的黑暗岁月里，于阗人民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但迫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他们再也没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在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血腥残酷统治下，他们只好放弃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和集体主义观念，每个人都以家族为中心，刻意提高父亲在家族中决策者的地位，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父亲，力求统一家族成员的观点和看法，力求在那乱世中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求得家族成员的平安。伊斯兰教提倡团结互助精神，而且再三强调，每个人应先尊待母亲三次，再尊待父亲。【17】可是，一部分和田穆斯林群众一反常态，非常重视家族血缘关系，把父亲在家庭中的决策者地位抬得很高。他们之所以不太注重民族关系，反而十分孝忠父亲、忠于家族，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解放前这种多变、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促使一部分和田人形成了忠诚而又警惕性较高、沉默寡言而又机智灵活、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但又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在周边地区的维吾尔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古怪性格。

　　综上所述，这种被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所无法理解的“和田性格”，不过是祖先不畏强暴、敢于维护正义、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及观点的直率、豪爽性格的发展和延续，而这种性格和心理特征正是在继承祖先粗犷、豪爽、不畏强暴的传统性格的基础上。自古以来受周边兄弟民族文化及中原儒家文化之“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思想的影响，在当地特殊的生存环境和长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性格不但不是什么“古怪、不可理解”的，反而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和田地区自古以来一直受中原中央王朝领导、儒家汉文化影响在当地人心底根深蒂固的一个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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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日期)2003-04-10
[作者简介)艾力江.阿西木 (1972一)，男，维吾尔族 ，新疆于田人，西北民族大学讲师，宗教学硕士，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和新疆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