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悍匪令张爱萍骑兵团损失1/3 险俘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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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作者：张胜，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http://war.163.com/16/0409/09/BK6UJ8LH00011MTO.html

本文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作者：张胜，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