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恐慌后，这些国家怎么应对？

我们惊恐又愤怒地张望，“山东毒疫苗流出”，流到我身边了吗？


将目光放远一点，其实别国早已经历过“疫苗之殇”，建立起相对安全的疫苗管理规范。从别人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殇”本身不能换取进步，“殇”之后的反省和怒争才能。

小儿麻痹症，在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流行甚广。有调查显示，二战后，美国人对小儿麻痹症的担心仅次于核战。 美国的索尔克医生发明了灭活疫苗后不久，该疫苗被宣布为安全并可用于临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很快批准了数家厂商生产。图为1954年，美国宣传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海报。

1955年4月中的10天时间内，共有12万美国儿童接种了由加州伯克利Cutter实验室两个批号的疫苗，结果有60名接种者及其89名家庭成员患得小儿麻痹症。原因是疫苗内的病毒消除得不够彻底。图为1954年，小女孩安·希尔成为首批接受小儿麻痹症疫苗试验的人群。

不久，小儿麻痹症疫苗被召回。而法院判决Cutter公司支付受损害的人及其家庭巨额赔款。图为1955年，美国加州Cutter实验室，负责人罗伯特·K·卡特神情落寞。

这起疫苗事件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对疫苗行业制定了更苛刻的法规和标准，从生产运输等各环节上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控制，并建立起来完整的监管网络，加大了惩罚力度。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几乎没再有疫苗恶性污染的事件发生。图为对当时疫苗事件进行报道的书籍封面。

1976年春，美国公共卫生部预测在当年冬天有可能爆发一次大规模的猪流感疫情，因而向国会申请拨款，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紧急接种疫苗。尽管遭到了不少反对，但时任总统福特仍然批准了接种计划。当年冬天，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不断发现患有格林-巴林综合征的患者。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与接种猪流感疫苗有关后。美国政府宣布将疫苗紧急撤回，停止使用。图为1976年，福特接种猪流感疫苗。

事后，时任总统福特用“保护美国人健康”来赢得声望的想法破产了，在年底的大选中输给了卡特。1976年美国猪流感免疫计划的失败，给人们留下了“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美国人”的黑色记忆，导致美国人对流感疫苗的恐惧至今挥之不去。美国政界在应对后来的流感时，不敢再轻易表态。图为1976年，卡特（左）和福特（右）的电视辩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疫苗产业也很混乱，当时一系列有问题的疫苗导致很多人染上乙肝。受害者们联合起来，将当时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科研机构告上了法庭，并在2011年迫使厚生省补偿40余万受害者共3.2万亿日元(约合390亿美元)。这起官司可能成为日本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金额最多的国家赔偿案，从而迎来了日本疫苗管理新规定的出台。图为2014年3月，“乙肝诉讼原告团”的代表去世，当地报纸大篇幅报道了他的生平事迹。

2013年，日本政府宣布对小学6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261万女孩，实施免费接种子宫颈癌疫苗，但两个月之内严重副作用的报告激增。厚生劳动省不得不暂停推广子宫颈癌疫苗的接种。然而，疫苗的接种已造成许多少女残疾，2013年，受害者家属成立“全国子宫颈癌疫苗被害者联络会”，积极抗争。

2015年，占日本流感疫苗市场高达三成的“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被曝从1974年来一直使用未经政府批准的方式生产血液制品和疫苗，包括婴幼儿用的四合一疫苗。之后，宫本诚二等9名董事集体引咎辞职或降职，并向公众道歉。图为2016年1月6日，董事长宫本诚二（左）从厚生劳动省官员手中接过处罚文件，文件要求该公司停业110天。

田衣里子是值得一说的人物。她从小患有C型肝炎，后来查明是被厚生劳动省认可的药物所感染。2004年，她与肝炎受害者联合向政府和药厂提起赔偿诉讼，还带头推动制定《药害肝炎救济特别法》。图为2009年，法庭上，福田大声斥责政府不负责任。

田虽然年轻，但在诉讼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2009年日本大选，她被民主党推荐参选议员。凭著年轻的干劲，她跑遍大街小巷，在街头演讲：“大家不能放弃，有不合理的事就应该改，否则日本就没有未来，现在放弃的话，也形同放弃小孩和孙子的未来。我要为一直不受重视的弱者发声！”她深得民心，击败自民党候选人获胜。

2010年，中国媒体报道“山西疫苗事件”，引起社会轰动。6年过去，极少个案能进入诉讼程序；众多受害家庭得不到合理解释......直至如今“山东疫苗事件”再次困扰民众。谁该负什么样的责？受害者该怎样获得赔偿？美国和日本已经走过了这样一条路——有关部门要担责，人们要发声。图为2010年6月25日，北京，几位“问题疫苗”案受害者家长在卫生部门前讨“说法”。
http://news.qq.com/original/tuhua/vaccine.html我们惊恐又愤怒地张望，“山东毒疫苗流出”，流到我身边了吗？


将目光放远一点，其实别国早已经历过“疫苗之殇”，建立起相对安全的疫苗管理规范。从别人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殇”本身不能换取进步，“殇”之后的反省和怒争才能。

小儿麻痹症，在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流行甚广。有调查显示，二战后，美国人对小儿麻痹症的担心仅次于核战。 美国的索尔克医生发明了灭活疫苗后不久，该疫苗被宣布为安全并可用于临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很快批准了数家厂商生产。图为1954年，美国宣传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海报。

1955年4月中的10天时间内，共有12万美国儿童接种了由加州伯克利Cutter实验室两个批号的疫苗，结果有60名接种者及其89名家庭成员患得小儿麻痹症。原因是疫苗内的病毒消除得不够彻底。图为1954年，小女孩安·希尔成为首批接受小儿麻痹症疫苗试验的人群。

不久，小儿麻痹症疫苗被召回。而法院判决Cutter公司支付受损害的人及其家庭巨额赔款。图为1955年，美国加州Cutter实验室，负责人罗伯特·K·卡特神情落寞。

这起疫苗事件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对疫苗行业制定了更苛刻的法规和标准，从生产运输等各环节上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控制，并建立起来完整的监管网络，加大了惩罚力度。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几乎没再有疫苗恶性污染的事件发生。图为对当时疫苗事件进行报道的书籍封面。

1976年春，美国公共卫生部预测在当年冬天有可能爆发一次大规模的猪流感疫情，因而向国会申请拨款，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紧急接种疫苗。尽管遭到了不少反对，但时任总统福特仍然批准了接种计划。当年冬天，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不断发现患有格林-巴林综合征的患者。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与接种猪流感疫苗有关后。美国政府宣布将疫苗紧急撤回，停止使用。图为1976年，福特接种猪流感疫苗。

事后，时任总统福特用“保护美国人健康”来赢得声望的想法破产了，在年底的大选中输给了卡特。1976年美国猪流感免疫计划的失败，给人们留下了“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美国人”的黑色记忆，导致美国人对流感疫苗的恐惧至今挥之不去。美国政界在应对后来的流感时，不敢再轻易表态。图为1976年，卡特（左）和福特（右）的电视辩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疫苗产业也很混乱，当时一系列有问题的疫苗导致很多人染上乙肝。受害者们联合起来，将当时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科研机构告上了法庭，并在2011年迫使厚生省补偿40余万受害者共3.2万亿日元(约合390亿美元)。这起官司可能成为日本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金额最多的国家赔偿案，从而迎来了日本疫苗管理新规定的出台。图为2014年3月，“乙肝诉讼原告团”的代表去世，当地报纸大篇幅报道了他的生平事迹。

2013年，日本政府宣布对小学6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261万女孩，实施免费接种子宫颈癌疫苗，但两个月之内严重副作用的报告激增。厚生劳动省不得不暂停推广子宫颈癌疫苗的接种。然而，疫苗的接种已造成许多少女残疾，2013年，受害者家属成立“全国子宫颈癌疫苗被害者联络会”，积极抗争。

2015年，占日本流感疫苗市场高达三成的“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被曝从1974年来一直使用未经政府批准的方式生产血液制品和疫苗，包括婴幼儿用的四合一疫苗。之后，宫本诚二等9名董事集体引咎辞职或降职，并向公众道歉。图为2016年1月6日，董事长宫本诚二（左）从厚生劳动省官员手中接过处罚文件，文件要求该公司停业110天。

田衣里子是值得一说的人物。她从小患有C型肝炎，后来查明是被厚生劳动省认可的药物所感染。2004年，她与肝炎受害者联合向政府和药厂提起赔偿诉讼，还带头推动制定《药害肝炎救济特别法》。图为2009年，法庭上，福田大声斥责政府不负责任。

田虽然年轻，但在诉讼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2009年日本大选，她被民主党推荐参选议员。凭著年轻的干劲，她跑遍大街小巷，在街头演讲：“大家不能放弃，有不合理的事就应该改，否则日本就没有未来，现在放弃的话，也形同放弃小孩和孙子的未来。我要为一直不受重视的弱者发声！”她深得民心，击败自民党候选人获胜。

2010年，中国媒体报道“山西疫苗事件”，引起社会轰动。6年过去，极少个案能进入诉讼程序；众多受害家庭得不到合理解释......直至如今“山东疫苗事件”再次困扰民众。谁该负什么样的责？受害者该怎样获得赔偿？美国和日本已经走过了这样一条路——有关部门要担责，人们要发声。图为2010年6月25日，北京，几位“问题疫苗”案受害者家长在卫生部门前讨“说法”。
http://news.qq.com/original/tuhua/vacc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