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富豪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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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49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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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买办（外企的中方人员），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都是民主人士坚持要用的。谁也不会想到，资本家有一天会不属于人民，甚至成了人民之敌。
　　那时，青萍之风尚未起。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并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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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1927年蒋公定鼎南京后，有个“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话是“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很早，有先发之势，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执政，但不幸政权先丧北洋之手，后遭蒋氏胡来，错失了实业强国的大好时机。民初以后生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先是在战争夹缝里生存，后又莫名其妙地消亡，并长久背上了耻辱的名誉。其后代，更是无辜地历尽艰难与屈辱，怀着终身挥之不去的伤感。
　　至于我先祖在1949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不敢多言。因我是出生于“红旗下”的，又未见过先祖本人，所以不敢造次。我家里曾有几大本相册，里面有一些老照片，可传达出一些信息。先辈虽富甲一方，但那是股份公司资产，不是个人帐户存款，两个概念大不相同。先祖为人淡泊，鄙视享受，基本可以说是布衣蔬食。从照片上看，办公室、会议室的格调，与八十年代前我们的乡政府差不多，奢华用品一概没有。先祖是卧薪尝胆，借钱创业，一手一脚干出来的，所以也严格约束子女不得奢华糜费。
　　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个“土老帽”。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对公司管理理念的归纳，在现代中国可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仍不过时。他的公司经营所涉行业之广，至今中国没有一家民营公司可及。
　　唯一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奢华之物，是公司配给的一两黑色轿车，究竟是“雪铁龙”，还是“福特”，因看照片时我年纪还小，故不甚了了。就是那种有很宽的车轮档板，车后面背个轮胎的老爷车。
　　先祖忧国忧民，笃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所有子女，都嘱一定要学理工科，以期用科学技能报效祖国。
　　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对“资本家”的丑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可能我们有人至今还是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敲骨吸髓的黑心狼。当然，这样的老板在旧社会固然是有，但并不能代表全体工商业者。那时，先祖十分关注下属特别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1949年后，因战乱日久，国家政权变更，融资体系青黄不接，市场疲惫，公司业务萎缩到最低谷，眼看要发不出工资来。先祖曾为此忧心如焚。哪里会像文学人物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劳动者呢？只须想想，只要是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注意爱护员工，留住人才，哪个能把自己的员工当敌人？就连老北京店铺掌柜的，都知道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伙计，更何况现代的企业家？“杀鸡取卵”、死命剋扣员工的小老板，我近年来倒是屡屡见过，不过一些庸人而已，活活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笑料。也许是工商传统中断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有些人都不大懂得做买卖的基本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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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自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人们没有不认可的。言说历史，最容易有强烈的爱憎。治史者，有时冲动起来会蒙蔽真实。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人人都知道这是一面能讨好观众的旗子。于是，各种尘埃中的人物，被掘出来打扮登场了，陈寅恪也成了“自由主义斗士”，顾准也成了“自由主义先知”，李慎之也成了“自由主义普罗米修斯”。但是我不信。他们这类人，几乎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渊源，一度不合时宜的人物，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土壤上长出的蘑菇。自由主义一泛滥，大家就把问题简单化，对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如此。但我自是要尊重历史，有一说一。尽管，在“自由主义”大卖场盛行的今天，不断有年轻人嘀嘀咕咕，说“公司合营”是将私人资本“投畀豺虎”，是国家吞掉了私营企业。但历史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民营资本家，确实是在公私合营后消亡的，这是大不幸。但这不幸，几乎是命定的，他们当时纵有三头六臂，也跳不出这历史的八卦阵。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中共在进城之前，已有了清晰蓝图。与“纯粹的社会主义”苏联不同，设计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对中共革命与苏联不合的种种举措，斯大林甚为反感，曾经讥讽毛泽东为麦其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其琳，就是人造奶油，意谓假货。可见，中苏革命方式，还是大有差异的。建国后，中共没有像苏俄那样，剥夺民族资本家的产业，强迫资本家去劳动，而是让资本家生意照做。至于“纯粹的社会主义”，留待将来再说，将来能有多远？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期限，计有“十五年”、“二十年”和“二、三十年”三种说法，总之不着急。
　　1949年的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是63.3%，举足轻重，中共显然不会蠢到要一锤子把私营企业砸烂。立国之初，国家强制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把它们直接转变成国有经济，当然，这部分资产很重要，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时候，中共与私人资本双方，还是处于和谐的“共存”状态。中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与私人资本打交道，向私人资本订货和提供原料，按“市场经济规则”办。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私营和个体经济都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白纸黑字如此，事实上也大致不差。从开国，到1954年，中国在经济上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格局，我们现在的人，太熟悉了，与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差不太多。这一时期，政府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政策，不过是“利用、限制、改造”而已，绝没有“剿灭”这一说。1950年12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一个具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行业自律”什么的，总体上还属于理性范围。唯一留下灾祸伏笔的，是监管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群众运动”。现在的人，连小孩都知道了，中国的群众是万不能“运动”的。自建国以来，只要群众一“运动”，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伤了民族元气的。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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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国，有些事情，古代怎么样，现代还是怎么样，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新派学者，老觉得中国古代的招数不好使了，搬些欧美的兵器来，在实际上一用，没有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年轻时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看过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煌煌经典。欧洲的绅士们确实是可爱，想得可是美，摩尔幻想，在将来的“理想国”里，城乡没有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达到和谐，一到假日里，城里人就悠哉游哉，结队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一路有言笑。这简直是贵族的郊游图了。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凡“缩小三大差别”的各类举措，如知青下乡、五七干校、城镇工人回乡务农等等、无不搞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那些欧洲人，你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对“商”这个阶层，我国儒家社会历来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据说古代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穿戴制式也有限制。所以富固然是富，社会地位还是卑微。这些举措，是有些过分，但是适当“抑制”是对的，你不抑制。商人就要抓狂，给你搞出乱子来。你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他可以就做得很优秀。
　　在1950年，资本家阶级就是处于被适度抑制状态，他们从总体上来说，很驯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能让做生意，就已很不错了，时代在前进，他们身上有“原罪”，必须要表现好好的。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就拿投入抗美援朝来说，现在大家只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飞机，殊不知，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现在的媒体却一概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可悲，“资本家还能爱国吗”成了永久的思维定势。
　　以当年的天津工商界为例，1950年11月。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仁立号”飞机1架，同时提出捐献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一语惊人，商界哗然。紧接着，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1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1架；毕鸣岐等人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5架。董少臣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2架……。青年企业家刘绳武结婚不久，即将结婚戒指捐献，其他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也都踊跃捐献，掀起工商界爱国的首个浪潮。后天津工商界普遍开展捐献活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包括利息)227，692，520元，全部转交抗美援朝天津分会；另有民建会员所在企业或同业公会捐献飞机16架、大炮2门、高射炮2门及现金2，924，650，000元(以上均为旧人民币)。为支援志愿军，天津工商界还开展劳军运动，赠送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到前线慰劳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慰问品占天津全市慰问品的一半。说资本家不爱国吗？看这情形又说不通。我看，起码他们还有爱国的一面吧。
　　如果历史都照50年这样下来，中国的资本家，后来可就洪福齐天了，国家和老百姓也都幸甚，不至于到70年代末买手表、自行车、肥皂、火柴还要凭票券。电视机、冰箱在中国大概早也就普及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国家那时候要建独立的工业体系，美中交了手，美国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死死靠住苏联，以计划经济立国，以求迅速强大。这一来，委屈了的，首先是农民，然后就论到资本家。个中原因，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主要的，决定命运的，是经济的铁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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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伪自由主义盛行以来，在对历史的评价上，我们这里流行“大翻盘”，即，过去说好的，现在统统说不好就是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对进城之前的中共，充满了蔑视，动不动叫一声“土八路”。似乎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不留神，就拿下了江山。但我不这样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中共的武装人员，主体是农民确实不假，但中共从创建之始，其高、中层干部，却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目标清晰、意志坚定、务实和非常懂策略的人。否则，数万之众怎么能从封闭的山沟里杀得出来？
　　十年前，我曾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徘徊，发现当年达官贵人的老宅院，至今仍保留着“文化积淀”，神韵犹在。这让我感叹不已：这样的一种优雅、富贵与权势，怎么可以想象，竟是被数千里之外一群赤脚烂衫的“泥腿子”给拿下的？仅仅说是依靠道义与人心，恐怕还不足以成事，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系统，可能才是制胜的法宝。
　　然而进城以后，情况大不相同。没有了强大的敌对力量，不需要再争取中间群众，没有谁再能制衡执政者了，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了。所有的政令一出，全是一片叫好。过去需要小心争取的民众，现在则成了驯服臣民，过去直接影响战争力量消长的民意，现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没有通畅的渠道可以上达了。批评消失，颂歌盈耳，这种环境对执政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无限自由”的状态下，发令者最容易做蠢事，弄不好，会有塌天的大乱子。
　　建国之初，过去的民意基础非常牢固，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又给执政者增添了“救世”色彩。那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但在凯歌行进的同时，悲剧也同时在上演。几乎在军事行动基本结束的同时，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种超越法制，不要政策约束，在笼统含糊的号召下，以发动群众为手段造成巨大政治压力的大规模整肃运动，对我们民族心理的伤害，是最大的，远超过经济失误与文化控制。
　　在过去，发动群众，是陷蒋氏于汪洋大海的办法。而后来，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伤害的都是自己人，是一大批本来已经表示真诚拥戴的民众。历史就这样令人不可琢磨：你说，一个牧羊人，为什么总要跟自己的羊群过不去呢？
　　从1950年起，就不断有思想文化界的“运动”，有的还要人人过关。比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要求批判崇美恐美思想，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这还仅仅是虚的，实际动作的也有，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清理旧社会基础的运动，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可质疑，但在法律之上的这种整肃，没有不超范围的。现在看来，其中的过火行为、扩大化、违反政策、冤案也是有的。不过一笔旧帐，无人再理会罢了。
　　在我看到的公开史料中，关于土改中农民群众的过激行为的记载很不少。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场合，常有群众要求将地主和富农分子当场打死。对这种失控状态，土改工作队在多大程度上能防范、制止、纠正？很难说清。历史的冤案或“扩大化”，往往对象是当时“公认的罪人”，是在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氛围下，才会大量发生。
　　本来，已经很驯顺的民族资本家阶级，不属于地主或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类“旧社会基础”，完全可逃过一劫，并且起码可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平安。但是，造化弄人，祸福不可说。“五星”中的这颗星，竟是解放后第一个遭难的。
　　遭难的背景是，在野党执了政，土包子进了城，有人会腐化。这是规律，毛泽东早就担心，在延安他就激赏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怕共产党成了李自成，坐不长久，于是在这方面很警觉。
　　1952年，民族资本家们万想不到，一场大难临头了。祸起哪里？个别的腐败官员。元旦那一天，资本家们惊闻一声号炮，一个要让他们心胆俱裂的“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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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狂飙突起的运动，实际是两场并在一起的运动，发动时间前后仅仅相隔24天，结束于半年后的同一天。打击对象，一为党内腐败分子，一为民族资本家中的“五毒分子”。
　　我出生于1952年，这一年，风云突变，给我的一生留下终身的胎记。这一年的元旦，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此为“三反”运动。从公开的文件与媒体上的舆论看，这个运动无可非议。一个缺乏有效制衡和廉政机制的权利结构，必然要发生贪污腐化，很难避免。其腐化的“冲动”与顽强，已不是道德力量、舆论力量与纪律法规可以束缚得住的，而且有普泛化和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人，应该非常能够理解，对于贪污腐化，不要说开展“三反”，就是开展“十反”、“八反”都是应该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反”是以什么方式来反？脱离了法律的框架，“反”会有什么样的伴生效应？
　　当时，整个政治机制的行动相当快，1月 4日，中共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布强硬指示，内容为： 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拖延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月5日，周恩来因政务院实施新税制（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周恩来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于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一面”。这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个表态，预示着中共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作三反动员报告，明白提出了“运动”的宗旨，他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反攻”。这种定调，熟悉“胡风案”和“反右”运动的当代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官员的腐败问题，责任在资本家身上了。三年来民族资本家的“艳阳天”结束了，这颗曾经是“五星之一”的阶级，成了敌对的力量。
　　那么，官员的腐败到了何种程度，使得中共高层发了这样的雷霆之怒呢？情况在报告中有所涉及，大致如下：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50公斤。还有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成了“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 此外，报告还特别提到1951年发现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后来运动在高潮时，就拿他们两人祭了刀。讲话发布后，全国的国家机关，立即开展了三反运动，声势惊人。
　　打贪官，反贪污，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内部出了问题，怀疑是敌人所为，这是战时的一个普遍思路。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和海南的“地下学联”冤案，都是这一思路的悲剧结果。这一次“三反”、“五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台湾不可能派人来搞腐蚀拉拢，于是，确定民族资本家中间的部分人是头号敌人，罪无可逃。1月26日，中共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工商界立即开展了以打击资本家“五毒活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运动来势之猛，惊天动地。 2月1日，最高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举行公审大会，判处畜产公司副处长薛昆山和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死刑。10日，遵照最高法院命令，河北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由河北省广播电台向全省播放大会实况。河北法院临时法庭判处35岁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37岁的副书记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两人毙命后，“五反”从大中城市迅速推向全国。资本家，人人都要过筛子。
　　既然是敌人，就要有“国人皆曰可杀”的罪证。 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旧人民币11亿元，而且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还有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还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社论说：“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交易中，获得暴利。”为此，上海市长陈毅怒斥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
　　公开史料，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罪行，触动了人们最原始的“正义感” 。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民族资本家，无论毒不毒，其形象一落千丈，几乎是人人喊打。
　　“三反”、“五反”运动的具体程序，形式上是照搬土改——派工作队、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审查、勒令交代、退赔，触犯法律的判刑。
　　现在来阅读公开史料，看到的不过如此。说资本家“吸血”、“残忍”、“没良心”，一点都不冤枉。“五反”打压了一下资本家，也是天经地义的，非常符合民意。但是，这些“罪证”的可靠性与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其中，有一些是禁不起“钩沉”的。
　　如果我们把帷幕拉开一角，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后来“反右”、“文革”的运动模式、思维方式与“斗争方法”，在“三反”、“五反”中，全有端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有“五反”，后就必然有“文革”。在“三反”、“五反”中，某些工作队表现出来的粗暴，违法和非理性，很难让人把他们与进城时的文明之师“老八路”联系起来。

　(9)
　　
　　根据史料。从1952年的1月9日到当年的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整整半年，其间，“有900万人投入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这里所说的“900万人投入运动”，我不能详解其意，撰稿人在这里似乎有点皮里阳秋，我分析当时参加运动的应该是全国人民，即使农村人不参加，老人孩子、家庭妇女去掉，也得有几千万人参加运动，怎么可能才区区“900万人”？这大概是指，有900万人被过了筛子，接受了严厉的审查或批斗。其中有涉及经济问题的官员，也有民族资本家，如果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就有400多万资本家“接受了考验”。
　　还有，关于运动结束的日期，也另有一个说法，即——“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那么运动应是结束于10月份。
　　可是关于上海市“三反”、“五反”的结束日期，又有如下记载——“至1952年7月19～21日，上海市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深感历史的错综复杂，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运动结束日期，就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么具体的历史进程，就更不能一语概括了。
　　这场大火是怎样引到资本家身上的呢，这一点倒是有据可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发指示，要求“三反”，那时“三反”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需要一个权威声音来显示决心罢了。早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个一般性的运动，可是此运动一展开，揭了出大量的贪污盗窃问题，这类问题，又查明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难辞其咎。因此，中共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还特别强调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1月4日的“限期令”下达后，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宣称“民族资本家也有黑暗的一面”，那是在一个题为《“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中提到的。他的报告，主要的用意，还是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
　　到此，正式的“三反”不过才几天，但是，激进革命家自法国大革命起就有的“斗争”特色就显现出来了。据史料记载，“一些单位陆续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而读到这里，我很犯糊涂——私人工商业者的企业或产业，都是自己的，那么何来贪污？难道是自己贪污自己？
　　估计情况是，在解放前的一些企业中，“蒋、宋、孔”等家族，与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有一些股本在里面。政权易手后，股本是无法撤走的，遂被中共接管，这部分官僚股本成了新中国的国家股本，是为“公股”。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常驻企业，与企业主“共同商量工作”。企业的主导权，还是原资本家的。所有制结构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块。那么，在这种合营前提下，资本家就有可能利用管理权上下其手，搞点贪污，少给公股分红。事情是否如此，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资本家违法或行贿——官员贪污”的因果链，已经形成。高层对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判断与应对决策，从前后日期看，大概仅有约10天时间。这确实战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即“兵贵神速”。
　　但“三反”、“五反”毕竟不是打仗，资本家阶级也不是国民党军。这样一声号令，万炮齐发的运动形式；这样以宣传舆论影响老百姓的判断能力；以“限期发动，不动就撤”的空前严厉命令下达任务，其结果，会是怎样？
　　我只知道，老子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何治理大国要小心翼翼？老子没说，只是给了结论。可是，我们往往忽视古人的智慧。近代以来，国家因积弱日久，从清末的士大夫，到革命家，到人民群众，无不有一种急躁情绪，企求“毕其功于一役”、“天翻地覆”。在我们当代的汉语里，又多少关于“快”的词组、成语、俗语，在高频率地被使用。“加快步伐”、“一年大变样”之类的政绩口号，直到现在还很有生命力，成了官员的常用语。可是，我们真的因此走得更快一些了吗？不见得。
　　在政治高压、舆论轰炸、超越法律等等一系列操作之下，对一个正在为新社会提供较先进的生产力、积极参与社会正常生产和流通的阶级，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排查、打击和侮辱，其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民族资本家（包括小工商业者）在自己参与建立的国家中，最悲惨的一幕拉开了。

10)
　　
　　一个社会，按职业特色、社会分工、收入水平、文化习俗分为若干阶层，或者叫做阶级，这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阶级的消亡，也就是老祖宗所设想的，一个人既能当钢琴师、又能当建筑工人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现在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且不去探讨。现在要说的是，社会有了阶级，就会有一些不平等，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社会不可能把最好的机会给予所有的人。“文革”曾经标榜要“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缩小阶级差别。但其举措，直闹到天怨人怒，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尝试了。
　　那么，我们在承认阶级是暂时消亡不了的情况下，最好的“缩小阶级差别”的方法，应该是提倡互相尊重，搞“阶级调和”。如果把某一个阶级宣布为敌人、劣等人、低贱的人，而把另外某一个阶级美化为神圣的人、高尚的人、没有瑕疵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充满怨恨、仇视和歧视。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与尊严，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屈辱和痛苦之上。对一个公民的社会评价，不是以他本人的业绩、能力、道德水准和守法情况为依据，而是根据他出身于什么阶级。这种看问题方法，拿到现在来，人人都会耻笑。但是，我们过去就曾经有过。
　　其实，在同一个阶级里，既有良民，也有道德败坏者甚至犯罪分子，这不奇怪。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何况是有思想意识的人？评价一个阶级，不能简单化。当然，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经济、文化地位不高，全社会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提高。但是如果把他们神圣化，那就无异于埋下了其他阶级总有一天要为此无辜受难的伏笔。现在，在网上，“民工兄弟”就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阶层。我就不主张这样，我只愿意具体地去谈论关于他们的处境与待遇。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民族资本家阶级从一个整体上被“妖魔化”，列为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消亡以后的“头号敌人”，这个阶级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懂事的时候，应该是在6、7岁之间，其时为1958-1959年。记得那时小孩子也会唱“社会主义好”，里面有一句是“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还曾看见附近科学研究所里的大人们在挥舞用被面做的大旗轰麻雀。还有就是，在露天电影场，《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放了不知多少场。而“三反”、“五反”开始时，我还在母腹之中，因此我不可能有亲身见闻之类来满足大家。
　　谈到”三反”、“五反”的成果，从公开的史料里看，一般是这样说的——“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那么我今天就来引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看一看，当时的“运动”采用的是什么方式与手段？这种方式与手段，能否达到教育资本家守法与纯洁革命队伍的作用？
　　当然，完全客观的描述，是不可能有的，所有的叙述人，都是有七情六欲、有其看问题的自身立场的。但是下面要披露的一些回忆文字，是身份与地域都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遭遇，是否彼此之间可以印证一些我们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是怎样对待“三反”对象的（也就是党政机关里被怀疑有经济问题的干部）。我“请”来的第一个回忆者叫胡兰畦。胡兰畦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女作家，1901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年轻时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在1927年大革命的年代里就十分出名。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角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胡是黄埔一期女生队学员，1930年加入过中共旋又被开除，蹲过德国纳粹的监狱，到过苏联，见过苏俄作家高尔基，后又应苏共之邀为高尔基守灵，在抗战期间，任过李济深的代表，当过宋庆龄的助手，担任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曾被授予国军少将军衔。她是陈毅年轻时的好友，抗战中重逢后与陈订婚，可惜因故未能成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兰畦在北京工业学院主管后勤工作。由于她过去在国内外与国共两党众多高级人物的复杂关系，使她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备受磨难，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入党。于1994年逝世,享年93岁。到现在，这位传奇女杰已基本被媒体和时尚完全遗忘。
　　下面是她在《胡兰畦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记录的就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后勤处工作时的一段经历。这本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5月公开出版的。
　　
　　
　　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来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
　　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被逼得无可奈何。我曾产生一个怪念头，后悔我没去贪污，要是果真贪污了什么，就好交待过关了。不过，又一转念，既然管这么多钱和物，又与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别人怎么不怀疑？古今中外受委屈的人有的是，我受点委屈算得什么！
　　有天夜里，星月无光，黑沉沉的，远处传来批斗别人的吼声。我被带到院党委书记的客厅里，领导黑着脸要我写交待材料，否则不让我睡觉。看这架势，非要把我斗倒不可了。我想，再顶下去，身体会拖垮的。于是，我只得瞎编材料，说我去租房子的那家房东没有现金给我，给了一些盘尼西林之类的贵重药品。管菜园的弟弟，给了我300万元，等等。领导看了这材料，问我：“能不能对质？”我想，这本是瞎编的，对质怎么对得上？便说：“不能。”领导听了很生气，一推桌子说：“算了，算了，我们陪你熬更守夜，你竟跟我们开玩笑，写假交待，这样顽抗下去没有好下场。”
　　此后对我管制更严，把我关押起来。我一打瞌睡，他们便吼叫；我要洗脸，也不给水；要刷牙，没有牙刷；要上厕所，有人守着，还不让洗手。我手上积的污垢，好久才洗掉。那时我才知道叫化子为什么身上那么黑！当然，这些折磨人的手段，是某些作风不纯的人干的，并不代表党的政策。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六月份，我被押到原辅仁大学旧址的一间屋子里。大概见我囚首垢面，有碍观瞻。去的前一天，他们叫人给我理了发，我穿了件干部服。进小屋后，见里面地下冒水，进出得在水里趟。有两张床，早有个妇女住在那里。她不知我与她同样是“重点对象”，误认为我是什么干部，见我进屋赶快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呀！我还要关好久？”我虽同情她，但既不了解她的案情，也无力解答她的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自身难保呢。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院的出纳员，因为有次去吃早餐，碰到为学校修理家具的老板，硬要请她吃了油饼，这件小事恰巧被别人看见，这人便怀疑她与老板有经济问题，在运动中要她交待。她被逼急了，便说贪污了一亿多元，其实师范学院修理家具总共才用了300多万元，凭常识，也可判断这是假交待。
　　住在这儿的共有十几个人，还有邮电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受审查的，编成一个小组。在接触中，我才知道同屋住的妇女叫马曼庆，我逐渐发现她是个老实人，因为出纳是管钱的，她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
　　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11)
　　
　　胡兰畦女士年轻时长期是中共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写这个回忆录时已差不多是九十老人了。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不过是她50多万字的回忆录中的一点点。她一生阅历无数，何等的大风大浪都经历过，晚年完全认同中共。我认为她在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必要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在她平实冷静的叙述中，我们会惊讶地看见，早已为大多数年轻读者耳熟能详的“文革”中的种种逼供信、监禁、虐待，在“三反”“五反”中早已使用。胡女士，说来多少还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又身处北京“天子脚下”，尚且受到如此凌辱，其他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些没有背景的小干部，命运又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在解放后频繁的“运动”中，总会有一些积极分子，冲在前面，对“挨整对象”施加直接的压力。在后来的一些“思痛录”里，身受其苦的挨整对象，往往把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描述成蛇蝎心肠的人，在文艺作品里，这写运动积极分子更是被形容成恶棍歹徒。他们这些打冲锋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要充当这种角色？为什么他们没有起码的怜悯心？下面，我引用一段在“三反”、“五反”中受到信任、充任工作队员的当事人的描述。相信读了以后，对历次“运动”中担任“打手”的人员的构成、来源、动机，都能窥见一二。
　　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事情，变数往往很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历次运动中充当“左派”的。常有这种情况，此次是光荣“左派”，彼次却成了万恶的“右派”，整人者复被人整。前次用了何种手段去逼迫他人的，后来就有他人同样用何种手段来逼迫他们自己。经历了这样的折腾，有的人大彻大悟，有的人痛不欲生，有的人万难服气，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对“运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另外一边的视角，来看一下“三反”、“五反”是如何“反”的，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个人，叫郭恩谭，眼下应该是一位老者了。他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面的文字中有介绍。由他口述，郭蓓整理。这个郭蓓，估计是他的女儿。我原文照登，一字不删。文章题目叫做《我所经历的“三反”“五反”运动》，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山东省张周市。
　　
　　
　　当时的张周市有两个区，八个镇，一个乡，人口66649人， 共中周村区占了47355人。全市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在周村城， 丝织业的产值、产量都占山东第一位，是当时山东的工商业重要城市。所以，张周市委、市政府都驻在周村城里。这时，市委建立了“五反”运动委员会，又抽调全市各部门和行业干部、群众骨干组成专门的工作办公室，也称为“打虎”斗争。
　　在“五反”运动委员会领导下，各系统、各行业分别由市委下派的工作组组织店员、工人成立“五反”运动指挥部和打虎队，工会组织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当时在周村济东药房作店员，店员工会和市委工作组负责人有一天找我谈话，表扬了一番工作积极努力、要求进步之类的话，然后鼓励我大胆靠拢组织，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发挥青年骨干作用，为搞好运动多作工作。我的老板很开明，并不反对我参加各项活动，还支持我参加培训学习。于是，不久我被吸收为周村药业打虎队队员。其他队员我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记得还有万年春中药铺会计崔永风，惠东药房店员王化禹，万年春中药铺店员王泽根，民生药房店员程学和，建德药房店员郑至山，大德生药房店员崔永成，天德成药房店员孟凡义，店员工会陈玉堂，另有复医院及卫生界的几名店员代表。
　　我们首先被抽调到张周市商业“五反”运动指挥部集训学习。在周村天后宫大殿里，听取市委副书记张欣荣、王佩珍等分别给我们讲话，作报告。有关负责人带领我们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其它学习材料，还到张店等处进行了参观学习，然后就投入运动。
　　运动中上级的要求都是十会激烈的，看问题也比较简单化，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有时对“敌情”过高估计。而我们打虎队员都是二十来岁青年人，工作组成员年纪也都不大。大家的情绪特别容易被煽动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各业主都当作“五毒分子”和“老虎”来对待。后来上级发现出了一些问题，才要求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政策。
　　对于有问题的人，打虎队员与他们先进行谈话，反复严肃地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让他们主动坦白交代。并发动各单位店员工人起来检举揭发老板的“五毒”行为。对有重大嫌疑的对象，还要采取行动查缴有关证据，清查财务帐目等。为了取得明显成果，在有些干部的授意下，制造了一些紧张气氛，还对有的重点对象进行逼、供、信，吓得有些业主十分恐怖。有人被过激行动吓破了胆，出现有人喝硫酸、毒药等自杀行为。如育东药房会计某，开始时还是运动骨干，参加了打虎队。后来查出他早年在东北当过日伪警官，而且有其它经济问题嫌疑，于是列为重点斗争对象，不分昼夜进行批判斗争，弄得他思想压力很大，精神恍惚，最后上吊自杀身亡。民生药房掌柜某，被揭发出历史上曾在邹平为敌伪政府作过事情，又有其它“五毒”行为，被定为“大老虎”，也是重点斗争对象，并被拉到周村同乐剧院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周村裕东鞋店掌柜某，接受了为志愿军加工军鞋的任务，而且数量很大，但有人揭发他故意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军鞋的质量，调查属实后，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大老虎”和“五毒”分子，对他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还押到其它地区游斗，最后进了监狱，被判了徒刑。医药界也有人被检举在为志愿军加工药棉等物品时偷工减料。比如用旧棉絮弹松或旧布料洗过，再经过漂洗，当作新的脱脂棉、绷带产品，卫生指标严重不合格。这些都列为重点案件，进行调查审讯，整材料，有的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工业系统各工厂、企业的“五反”斗争也进行的轰轰烈烈，有的工厂老板受到判刑等严重处分。
　　到五月份，张周市运动收尾，“三反”运动中查处有错误的人员1456人，其中党员417人，查出贪污款项137748万元(旧币)， 追回金额65229万元，206人受到各类处分，18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张周市的“五反”运动大体上同时结束。 在定案工作中， 全市3811户私营工商业主，确定为守法户的1419户，基本守法户1656户，半守法半违法户675户，严重违法户51户，完全违法户10户。 后二类中，23户受到公安机关的刑事处理，占全市工商业户总数的千分之六。
　　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稳定国内经济秩序，巩固新政权的地位，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片面夸大敌情，又常常采取过激的“左”的指导思想，使斗争的范围扩大化，挫伤了部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2)
　　
　　我非常感谢这位郭老先生为后来者提供的这一则短文，由于近来我大量地研究了关于“三反”、“五反”的资料，对那一段旋起旋落的风云岁月，多少有了一点认识。我发觉，这则文章几乎包含了当年运动过程中所有的信息。由于郭老先生并不是“运动”的挨整对象，不可能夹杂太多的恩怨在里面，因此我格外重视他的述说。
　　在那时以及后来的各次“运动”中，以“高度信任”作为激励手段，以“敌情”、“反击”、“革命任务”来激发人的使命感、庄严感，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和单一的善恶标准下，没有阅历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变“狠”？怎么能不把“运动对象”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通通践踏在脚下。这样的“极端化”斗争方式，实际上是抽去了“运动对象”关于人的一切内涵，把“对象”视为概念化了的敌人。在运动中，“对象”身上凡属于人的需求、人的痛苦、人的愿望都完全被抹杀了。所有的人，正反两边，都要服从运动的目标要求，即“把敌人打退，把敌人打跨，把敌人消灭”。因此，“对象”的冤屈与痛苦，并不能唤起强势者的同情。
　　可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战争场合，我们对待真正的战俘，却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实行人道主义。在战场上，“敌对势力”与敌方具体的人，是被我们截然分开的。只要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敌人中的组成分子就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在人格上需要尊重的人。改造日本战犯是如此，优待朝鲜战场美军战俘是如此，对待中印度边境战争中的印度战俘也是如此。我在小学时，曾经看过关于优待印度战俘的纪录片。战俘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快与感激，那种自由和轻松，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可是，从“三反”、“五反”起，后来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针对的是曾在理论上被界定为“自己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运动”会造成受害者长久的心理创伤、为什么挨整对象会感到巨大的、无法化解的冤抑之根本原因。郭老先生还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隐瞒真实，关于自杀、关于人人自危，他都有所涉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下面让我们继续来看，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比较激烈的上海市，情况又是如何。我这里要引用的，是一位名叫高天民的人所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商人是怎样被消灭的——“三反五反”纪实 》。该人是彼时上海一个汽车材料店的小商人，在运动中因”坦白”得好而被树为典型。他的这篇回忆文章，虽是时隔多年后所写，但仍有不能释怀之处，因此他的叙述立场我不能完全认同。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所提供的很多细节耐人寻味。尤其令我感叹的，是文中提到了当年进城干部们的朴素作风。我觉得，他一个在那时挨过整的人，不会凭空去虚构进城干部头顶的光环，所述当是真实。我只是想，为何这样一批淳朴可敬的人，会染上后来那种蛮横粗暴的工作方式？虽然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因为里面的很多细节，其实是可以与以上两篇引文互为印证的。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略去了原文中与“三反”、“五反”无关的三个段落。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 ，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著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著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 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 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
　　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 ，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联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 ，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 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 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 、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 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 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
　　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著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 ，然后去电联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 ，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 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 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著，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晴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 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 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 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 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 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 ，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 、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 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 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 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 ，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 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 ，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 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
　　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多，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 ？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 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 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 ；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认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 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 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 ，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
　　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著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 ，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 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 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 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著我们这些人“ 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 。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 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
　　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 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 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著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
　　“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 口物资，尤其是美国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 “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呆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 ，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 ，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著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 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
　　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著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 ”。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 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 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 ，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13)
　　
　　在”文革“中，有一段毛泽东语录广泛被人们引用和背诵，其频率可以说为最高的几条之一，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无比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段毛泽东的话产生的背景为1947年，国共两军激战正酣时。国民党军已到处败退，但元气并未大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不能一目了然。在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一些问题，须慎重对待不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和策略”。
　　据记载，1947年“12月会议”后，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 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这一句名言，就是基于以上背景与考虑而产生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个审慎明智的决策人的态度。两军交战，己方虽然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掌握了较大部分民心的向背，但在掌握国家资源、军事装备方面，在对大中城市的控制方面，以及来自国际的支持上，都还不能说胜券在握。这时的“政策和策略”，的确就是生命。
　　若干年前，我曾在北京东四的“中国书店”（即旧书店）中，发现过一本1948年由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内部读物，是关于如何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的。里面对敌方人员的构成、可争取的人数比例、最有效的宣传内容与方法、宣传的实效例证、宣传失败的例证与教训，逐一列举，其数字、事例无不令人信服，其分析与对策更是令人叫绝。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中共早期资料，里面平实而无套话的文风，科学严谨的态度，不讳疾忌医的开明胸怀，都使我刮目相看。我以前固然知道，有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加入了中共，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与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如今的有些年轻人，受文艺作品影响，以为早期中共的军队都是由大老粗担任高级主官，战胜蒋氏，完全是“马上打天下”取得的胜利。而上述小册子却提示了我，中共一贯严守“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控制这支军队的，都是具有高度政策水平的人。三年解放战争，何以能迅速以弱胜强？以某个人或某一批将领精通战法来解释，显然是狭隘之见。项羽因何而败？刘邦因何而胜？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同理，新中国这个“天下”决不单单是马上夺得，最根本的，可以说是依靠科学、审慎的“政策和策略”而夺得。君若不信，可以重读三年解放战争史。
　　然而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立党立国的最高原则，被视同废纸。虽然仍旧常常在说，却被从上到下一大批干部置诸脑后。在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胜负这个“试金石”，那些强大得足以吃掉自己的敌对力量已经“夹着尾巴逃跑”了，执政者暂时看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于是，“政策和策略”被歪曲成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不要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抵抗后，仍然一味蛮干。从最根本的、最高的层次来说，这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
　　我们在事隔五十余年后来看“三反”、“五反”，从表面材料上，如果粗心一点，你甚至发现不了有什么异常。一切都是必须的，仅仅略有一点缺点与不足，如此而已。但这样轻描淡写的“史料”，掩盖的恰恰是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个“缺点与不足”，这个“总的成绩下的小小缺点”，这个“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中最微不足道的指头，却说明了整个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说明这个决策根本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个巨大的错误不仅没有被重视起来，以检讨决策的妥否，反而被轻轻掩过，以至在后来的岁月里，又造成一连串相关的决策错误，累及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的强盛速度。
　　下面我要引用的，是谢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他对于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发生的自杀现象，早就做过资料搜集工作。文章发表在2001年的海南《天涯》杂志，题目是《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这段引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政策错误、策略错误在大面积范围发生时，连毛泽东本人也很反感的“草菅人命”的现象会如何随之而来。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普遍感到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最绝决的抗议。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往事。1947年，革命作家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将尸体置于一眼枯井中。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曾在社会部的文件上批示“还我王实味！”自此，在党内和解放后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他都有过类似“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但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可能因为领袖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可以避免野蛮举措的大面积发生。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由于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运动”，而出现了血腥与恐怖气氛，这是极不协调的。下面就是谢泳先生的原文，中间有一小段涉及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之死的资料，因部分文字与卢先生的实际情况不符，我略去未用。至于卢作孚先生的死因，我将在下一节里介绍。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着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新政权的本质。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受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注：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产22日创刊）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注：此处有删节）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据谢泳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三反”、“五反”中出现大量自杀现象，成为解放后第一个自杀高峰。谢先生也指出，他的研究仅仅是根据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全貌。另据有人估计，“三反”、“五反”运动约有二十万人自杀。但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有待考证。
　　
(14)
　　
　　在这一节里，我要拿出专门篇幅，来谈一谈可以被称作是“民族英雄”的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之死。谈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史，他是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卢先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做的探索，他为“实业救国”所付出的终生辛劳，他在抗战时期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起的关键作用，无不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块又一块须后人仰视的丰碑。这样一个在古今历史上少有的完人，这样一个上天赐予我们民族的杰出人物，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所压垮，没有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所吞没，却是死于他一生所苦苦追求的“建设时期”，死于曾是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怎能不叫人痛心！
　　作孚先生死于1952年2月8日，亦即“三反”、“五反”的高潮中。苍天不忍，泪飞作雨。这一页泛黄的历史，至今仍令人唏嘘。卢作孚死后，在我们的媒体与书籍中，这个一度享有崇高威望的民族实业家居然成了一个现代史上的“失踪者”，一直到70年代末，几乎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仅仅在1964年出版的一本写给少儿看的关于中国近现交通方面的小册子，出现过一两句话，介绍了卢作孚先生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建立强大的民族航运业的功绩。
　　下面是一则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生平简介：
　　
　　卢作孚先生于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四日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市）。由于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一九一○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起在中学任教。一九一七年起，先后任《群报》、《川报》记者、编辑社长兼总编。一九一九年在成都投入“五·四”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一年去泸州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创设通俗教育会，开展民众教育和新教育改革活动。一九二四年去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并任馆长。
　　一九二五年，卢作孚先生在合川募集资金创办了民生公司，由一只仅七十吨的小客轮“民生”号行驶嘉陵江重庆至合川航线开始，短短几年间，使长江上游航运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二六年担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局局长，大力推进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将北碚（位于重庆）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旅游日益发达的现代城镇。一九二九年兼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与外国航运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维护了内河航行权，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挽救了民族航业面临破产的危殆局面。一九三五年，民生公司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一九三五年秋，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卢作孚先生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去南京帮助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一九三八年，卢作孚先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战时运输，亲临武汉、宜昌指挥撤退运输，集中了民生公司的所有轮船抢运撤往四川的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机构、人员，运送军队、武器、物资到前线，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为战时运输和后方的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九四○年，卢作孚先生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解决战时粮食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四四年，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卢作孚先生先后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订造九艘新型江、海轮船，将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长江延伸到我国沿海、台湾，直至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卢作孚先生指挥滞留在海外的船舶驶回大陆，为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九五○年六月，卢作孚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不幸逝世。
　　卢作孚先生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就是在这一则还比较客观的简介中，卢作孚之死仍然被隐讳。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商业地位急剧提高，旧时代工商业界的杰出人物也重新出土。卢作孚先生的事迹开始时常见诸报端与名人词典，各色传记也出了好几本。但是在凡涉及他死因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以“因病逝世”含糊过去。
　　历史不过刚刚过去五十年左右，真相就难以得知，我们真是枉有三千年的文明。直至2005年4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作孚先生的幼子卢国纶先生的回忆文章《卢作孚之死》，才第一次将这真相彻底揭开。
　　新中国成立后，卢作孚先生为国家即将走上和平建设的大道而深感鼓舞，依然冲破国民党特工机关与港英当局的拦阻，于1950年6月经中共在港党组织的安排，从香港经深圳小镇秘密入境，欣然北上，参与全民拥护的建国大业。1952年初，就在中央政府准备对他委以经济建设重任的前夕，他回到四川的民生公司临时处理业务，不想却陷入了一场灭顶之灾。
　　卢国纶先生的文章是如此介绍的：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先生是服用过量安眠药去世的，死前平静安宁，写好了一份简单的遗嘱。他几乎没有任何私人财产，两袖清风而去。
　　他死后，民生公司的一些职员悲痛欲绝，不顾当时的严峻氛围，号啕大哭。一位水手出身的船长不顾禁忌，在卢作孚出殡之时拉响汽笛。也有不少的员工自发参加了送葬。
　　然而在当时的某些媒体上，却是用“私人资本家卢作孚畏罪自杀”做标题来报道此事的，说“卢可能有政治问题”，“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说卢作孚是“从掠夺性的原始积累，成为大资本家的”。
　　死者长已矣，却还要加以如此的诽谤，怎能不叫一批对新中国怀有好感、乐于从命的工商业者寒心！
　　卢作孚冤死之“案”，是在1980年“翻”过来的。中共四川省委为其作出政治结论，曰：“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能忘记的。”
　　卢作孚由教育救国而事业救国，几十年艰难奋斗，造福于公众，恪守“忠诚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信条，留得一片清白在人间。最近几年，特别是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之际，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在有关文章与节目中，对卢先生在抗战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以新华社的文章尤为令人动容：
　　
　　
　　卢作孚，一个后人不能忘记的民族实业家。
　　1937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四川，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
　　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作为入川的唯一通道，长江上游仅剩40天左右的中水位，此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运走。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急待通过长江航线，运往战场。
　　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
　　从1938年10月24日至12月初，在卢作孚的指挥下，20多艘轮船和850多条木船，冒着日机狂轰滥炸，在三峡航道来回穿梭。“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86岁的原民生公司职员肖怀柱回忆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战时运输，也是前所未有的港运奇迹：40多天里，民生公司共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150多万人，货物100余万吨。抢运入川的单位有兵工厂15家，其它工厂企业10多家及不少机关、学校等。在这场倾尽全力的抢运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卢作孚，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搞了一生实业的他逝世时却一贫如洗，没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
　　民不爱钱，民不惜命，这样的人民岂是枪口和刺刀能战胜的？
　　（摘自新华社2005年7月4日通讯《我们万众一心》）

卢作孚先生早年入同盟会，后又入少年中国学会，是辛亥时期觉醒的第一代人。他在川南办教育时，与中共早期领袖人物恽代英结为莫逆之交。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路径，从事过救国救民的事业。他们的功业，他们的苦斗，可感天动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宜昌大撤退中，因他的努力，保存了国家仅存的工业命脉特别是军工产业，为后来坚持持久抗战赢得了先决条件。可叹一代英豪，却死于内斗与莫须有之罪名，从民族利益的高度看，这难道不是自毁长城？我认为，卢作孚先生的个人悲剧，凝结的是整个主流民族工商业的坎坷与不幸。我还认为，任何以“正义”之名的“革命”，都没有理由毁灭这样的民族精华。

　(15)
　　
　　1952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朝阳冉冉上升的一年。解放军在顺利进行浙江沿海的岛屿争夺战，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始于这一年。这一年，出现了第一批专为工人盖的宿舍，国家公职人员与国营工人实行了公费医疗，城镇乡村同时开始大规模的扫盲。全国掀起了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潮，上甘岭战役在秋季爆发。
　　在这凯歌行进的一年里，“三反”、“五反”也作为重大胜利载入了史册。在公开的资料上，这一“胜利”是这样被描述的：
　　“三反”、“五反”运动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展开。两者紧密结合、互相推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腐蚀，树立了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和新风尚。同时，它也有力地推动了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力量，并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不少资金。
　　还有的文献称“三反”、“五反”是新中国第一场胜利的反腐斗争。
　　历史已经离得很遥远了，但回望过去，仍有耀眼的金色光芒。只有在仔细的打量之下，才会发现有那么一些裂隙，与那光芒十分不协调。
　　在“五反”中，对商人与资本家，曾有一个分类标准。这就是1952年3月11日，由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这个标准，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与完全违法户五类，进行定案处理。北京市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
　　毛泽东在3月5日，对这一做法和结论给予了首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的基本守法户，也有“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劣迹。其余的，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在北京，有85-90的私人工商户不是曾经违法，就是已经犯罪。
　　这样高的比例，放到任何一个阶层身上，都无异于“洪洞县里无好人”。资本家这个称号、工商业者这个族群，从此便成了灰色的一群。
　　然而，在当时媒体上公开的那些罪证，以及“工作队”在高压之下搜罗来的罪证，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我想，是可以允许设问的。
　　以“梅林变质罐头案件”为例，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是享有盛名的民营企业，于30年代起生产梅林牌食品，其品牌延续至今。起初从生产番茄沙司、辣酱油开始，后逐渐扩大品种范围，尤以罐头食品闻名。早在30年代，梅林牌罐头食品就曾获美国芝加哥“世纪进展”国际展览会奖状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等奖，以及国民政府实业部国货展评会优等奖等荣誉证书。解放后，其盛誉及生产规模仍持续不衰。梅林罐头，一直是大都市中等以上家庭餐桌上不可少的食品之一。在“三反”、“五反”中，梅林食品厂惊爆“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的“丑闻”，且上了《人民日报》，引得天下万民切齿，为“资本家丧心病狂”做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但是，人的行为总是有动机的，梅林厂为何要这样做？这绝对是一个问题。前文所引高天民先生文章中，就写出了他在“五反”时心里的疑问：“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
　　什么叫真理？符合逻辑、符合事实的，才叫真理。真理，不是一定是由宏大的声音所发出的。高先生这声音微弱的一问，恰恰是击中要害的投枪利剑。梅林罐头厂是民族工业，且在中国本土立足，并不是美国资本，也没有美方参股，它为何与志愿军有如此的深仇大恨？梅林是靠质量与信誉起家的，为何在抗美援朝时偏就昏了头，要以次充好来赚钱？荒诞的捏造，就这样成了庄严的罪证，借此掀起陷人以死地的滔天大浪。
　　当时的人们，包括资本家们，不是没有起码的辨能力的，这个漏洞，并不难察觉。但是，在一个不容许提出质疑的封闭环境中，声音大的，就绝对是真理。我一向认为，在一个逻辑链环中，如果发现有一个疑点，那么整个的逻辑链环都可能被瓦解。因此，我对其他的所谓“以次充好，谋害志愿军”的罪证，都表示存疑。在高压之下，有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这是在“文革”中屡见不鲜的事，就是针对国家主席，也可以拿得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
　　罗织罪名，肉刑逼供，逼得大量的私人工商业者因绝望和冤屈而自杀。这个现象，中共高层是否采取过制止措施呢？在谢泳先生的文章中，是说“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经我考证，这是不对的。在当时，自杀犹如风潮，漫卷全国各大中城市，情况不可能不反映上去。尤其卢作孚先生的死，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西南大区军政首脑很大的震动。在1952年3月5日，毛泽东对此类现象有过严厉的批示：“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这个批示，与前一个多月发出的充满火药味的动员令，简直有天壤之别。
　　从前文所引胡兰畦女士、郭恩谭先生的回忆中，亦可看到，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上级”确有注意政策的指示或类似迹象。他们都曾提及，逼供确实减轻或停止。这是唯一可值得庆幸的。可能是由于建国初期，政治尚且清明，“讲政策”的老传统还在发挥作用，总之，在毛泽东干预之后，运动的残酷程度大大减轻。
　　从高天民的回忆看，后来虽也有工作队勒逼莫须有的“偷漏税数字”之事发生，但性命总还是无虞了。
　　针对资本家的这个“五反”运动，若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不仅时间较短，而且虎头蛇尾，真正抓起来判刑的不多，只是追缴了税款和罚款就了事。以“反右”与“文革”的标准衡量，这个“胜利”，可谓是“草草收场”。我认为，事情之所以是这样，与卢作孚先生的以死抗争大有关系。

(16)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年轻的读者对中国资本家阶级是怎么被“消灭”的兴趣不大，然而对旧时富豪们及其后裔在财产被“剥夺”之后是如何生活的，却十分感兴趣。我知道，这是中国人惯常的看客心理使然。看人家毁灭，看人家脱落，甚至看人家被杀头，都是自有一番乐趣的。
　　那么，我就稍稍颠倒一下时间的顺序，先来讲讲在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作为一个富豪的后代，所经历的一些生活。
　　可惜的很，我的经历里没有什么可让人幸灾乐祸的。因为从我懂事起，就没见过富豪是怎么生活的。因此，我在幼小的年月里，并没有任何失落感，也没有这方面的痛苦。一个人，是不会为自己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而感到失落的。
　　在五十年代末，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1949年以前的社会状态，荡然无存，遥远得如同现在的人回望解放前一样。在新中国，资本家这个阶级的被消灭，经过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吸取了“三反”、“五反”的教训，也未可知。消灭资本家，完全是采用不消灭肉体，不进行惩罚，对财产进行按当时标准进行还算大致合理的评估，折成“定息”，按月从人民银行发给本人。本人如果死亡，由第一继承人继续领取。资本家本人则从“企业法人代表”位置上退下来，绝大部分转化为干部或企事业单位职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幕，一个在理论上被界定为继“三座大山”后无产阶级最主要敌人的阶级，其具体成员在几个月之内，一部分转化为革命干部队伍的一员，一部分转化为自食其力的“职工”了，都算是领导阶级。
　　我的先祖父，不幸死于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中，因此我不能描述富豪们在失去身份后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在亲戚当中，也有人是中小资本家，在后面我会简要提到他们的生活。
　　由于先祖父是崇信“科学救国”的，所以我的父亲（还有母亲）是从事科学工作的，解放初期就成了我国的科学界新生力量。我懂事时，我先祖父不过才去世5年，但那种笼罩全家的悲哀已经没有踪影了。国家欣欣向荣，连农民都知道如何种出每亩十万斤的超级稻来，个人的得失怎么好与时代背道而驰？当我开始了解世事时，与其说是一个富豪的后代，还不如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
　　先祖父的所有一切，都被时光掩埋了，只有人民银行每月把一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准时寄给我祖母。小时候，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上面没有花花绿绿的邮票，所以这冷酷的信件是我最反感的一种邮件。一直到我20多岁时，才偶然想到，原来这就是我国著名的“赎买政策”所规定的，给资本家的“定息”。定息，也就是钱啦，每月多少，我不知道。按后来这笔钱积累起来的总数来算，估计每月在200-300元之间。每月我家得到的这笔定息，在当时的购买力值几何呢？记得当时，冰棍是3-5分一根，汽车票5分一张，较好的香烟0.25元一包，书籍一般是0.2-0.6元一本，收音机（无论电子管还是半导体）、自行车、国产手表等“豪华大件”，都是100多元一件。那时公职人员都住公家的房子，房租每月可能是几毛钱吧，可以忽略不计。总体上生活是很省钱的。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但由于行业的缘故，工资收入比较高，两人加起来每月220元。也就是说，我家收到的这笔“定息”按月来算，比两个高工资者的收入还要高。那时，高级别的技术工人，到顶的工资大概是80元左右。一般的小干部、职工、中学教师等，也就是35元至60元一个月。
　　据说，我先祖父生前不是很计较财产，个人名下的股份不是很多，但后来得到的“定息”还很优厚。这么看来，如果“前资本家”能在当时经济条件下终身领息，并荫及子孙的话，他们应是新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群体。即便不再工作，也可以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我回顾自己的童年，除了政治上的压抑之外，就物质、文化生活来说，应该是非常富足的。那时的社会，有两大阶层的人，过得比较好，子女的教养也比较优良。一是中高级干部，二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是有一些“规矩”的，至于哪些是“富豪”生活的痕迹，哪些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我到现在也分不清。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人开始怀旧，遍地的资本家“金枝玉叶”冒了出来。没有这种血统或经历的，也跟着做怀旧的无病呻吟。但假的就是假的，富豪的生活细节，决不是什么旗袍、留声机、背带裤之类的就能概括得了的。它是一整套严格的生活习惯，不允许打破，也轻易不肯放弃。
　　我先说说近于严苛的卫生习惯。常洗手是不用说了。那时候我们家吃水果，不削皮，但要用高锰酸钾水泡，消毒杀菌。红红的一盆水，泡上苹果、梨子等等，泡够了时间再用凉开水洗净，一次也不马虎。每顿饭用过的碗碟，都一定要在一个大铝锅里煮开消毒。数十年雷打不动。七十年代初，我们家被发配下乡，也仍然是照常煮碗。房东老大娘有一次以为我们家偷偷煮好吃的，自说自话就揭开锅盖看，看了大吃一惊，一脸的尴尬：“城里人，咂咂！”
　　我在很多年后，与同龄兼同家庭背景的人聊起过当年家里的一些习惯，都提到过类似的细节。但是，很多装腔作势的“怀旧小说”，那些作家真是挖空了脑子也想不到旧时的有钱人该怎么生活。无非是一个慵懒的女人，挂着明晃晃的项链，养了一只叫“点点”的宠物狗呀什么的……都是照现在的“二奶”来写的。

　(17)
　　
　　我还是按照“衣、食、住、行”、娱乐、文化生活这个顺序，来说说六十年代我所经历的生活，说是“富豪后代”的生活也罢，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后代的生活也罢，总之，在暗淡的六十年代里，我个人感觉到的，却是一种稳定祥和的气氛。这跟“自由派”学者们描述的“古拉格群岛”形态完全不同。也许，那时我不过是一“红领巾”罢了，完全没有什么自由的概念。
　　六十年代，像我们那种家庭，物质上可以说很不错，不属于“贫贱”阶层，生活上没有“百事哀”。
　　还是先说服装吧。等我懂事时，西装早已经绝迹，但有些“小开”穿改良过的小翻领上装，也很时髦，此风尚以上海人为多，其他省份则基本流行“人民装”、“中山装”。女人方面，旗袍却很流行，而且是女人的假日出行服装，普遍得犹如朝鲜或越南女子的民族服饰。我一直以为，中年女人如果身材好，穿旗袍是很得体的，在公园和街上，是一道飘逸的风景。解放后，还曾经流行了一阵“列宁装”，就是小翻领、两排扣、有束腰带，女性穿起来，非常俊美。到六十年代，苏联影响渐弱，于是不再流行。五十年代，还曾流行过苏联式的“布拉吉”，亦即连衣裙。用花布做的，姑娘们穿上，要把发辫在两侧弯个圈出来，再扎上蝴蝶结，整个人简直就是一朵花儿，迷得死人。到六十年代，因为遭了“灾”，讲究“艰苦朴素”，这打扮就极少了。
　　母亲那时一到星期天就带我们出门，夏季都穿旗袍，很端庄。那些旗袍，大多可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布料很细，花色典雅。我后来想起来，很怀疑新中国是否能有这样的审美眼光。
　　据母亲说，旧社会她当然不属于贫困者，但也不兴穷奢极欲，什么水獭皮大衣、狐皮围脖之类，并不是置不起，而是没兴趣。真正肆无忌惮张扬的，在民国后期恐怕只有达官贵人一类，如孔二小姐她们，连宠物狗都过得比人强百倍，也不怕把船给闹翻了。
　　六十年代有钱人，也不过讲究到呢料、毛料为止。同是中山装（与人民装不同，它的四个兜是贴上去的），一般小职员、小知识分子都是蓝棉布的，不熨烫的话，鼓鼓囊囊，很土。而毛料中山装则笔挺如削，当时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都是一身毛料，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差别。六十年代艰苦朴素的典范雷锋，死后发现箱子底居然有毛料裤子，这内幕要是在那时曝光，雷锋这典型大概也就树立不起来了。
　　至于长袍马褂，早就给革命革掉了，成了地主阶级的象征，但中式对襟上衣仍然流行，成为一般人冬季棉袄和外衣的样式，男女皆然。女士还可以在外衣面料上选择合适的花色，美而不艳，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穷人的衣服，款式上跟有钱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补丁多，且有的不大合身，也是以蓝色棉布料为主。
　　那时真是个“蓝蚂蚁”的时代，这审美特点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只有穿上了蓝色衣服，心里才稳妥。所以，妇女们当时在衣服上的一些花样，就特别鲜艳，有调剂生活的作用。
　　我父母的衣装当然不错，瘦死的骆驼大于牛嘛。那时候有钱人讲究“箱底”，其实就是衣服有多少。有些实在不合新社会款式的，就请裁缝改成说得过去的样子，废物利用。
　　在“周易之争“中，我觉得周公子有一点是说对了的，就是旧时代好象并不讲究买现成的衣服，衣服都是请裁缝做，或者到裁缝店去定做。那时从来没听父母说过买某某牌子的衣服。虽然商店里也有成衣，但似乎既不经济，款式颜色又不好。
　　裁缝是那个时代不用领执照的个体户，可以到你家里来量尺寸，然后拿布料回家去做，做好送来，价钱公道，做工漂亮。各大城市也有一些著名的裁缝店，有如照相馆，四处分布，给人以方便。做衣服，也是当时女人乐此不疲的一件事。那个年代，就是再革命，也革不掉人的天性。当然，“文革”一来，连天性也不行了，这是后话。
　　与此相联系的，是记得母亲还收藏了许多纺织品，也就是丝巾、桌布、苫布、床单一类。后来读陈丹燕的散文，知道上海女人好搞这一套。母亲年轻时在上海也呆过，估计是那时的熏陶。母亲箱底的布料，花色都非常雅致，估计大部分是洋货，个别也有新中国的产品，但一定是上海出的，别的地方，一律老土，设计不出那种味道来。上海人把外省人叫“乡下人”，我看主要是从审美上说的吧。
　　我记忆中，那些布料的图案多为欧洲古典样式，抽象的卷状大花，有伊斯兰图案风格，华丽极了。在那非常革命的时代，资本家遗族中女人们的“箱底”，大概都是这样的吧，压缩了整整一个时代逝去的华丽。
至于我个人的穿着，那年代小孩子是不大在意这些的，奢侈、有钱是罪恶与耻辱，所以我既穿过很漂亮的童装，也曾长时间穿过与工人子弟无异的蓝色棉布学生装，甚至有的带补丁（按时代风尚，这并不构成耻辱）。六十年代初，成人的服装样式受到舆论限制，不能太花哨了，大人们就尽量努力让孩子穿得花一些。那时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祖国花朵”。我小时候，在假日里穿过很好的呢子衣服，带戴白色遮阳软帽，亮晶晶的小皮鞋。弟弟们也都穿过类似服装。后来从照片看，的确有点像“小小开”。不过仅仅是偶一为之，不是每天上学也这样。夏天时，还穿过很长时间的背带短裤，很时髦（民国式的时髦），但与其他小朋友太不一样了，后来我抗议，才不穿了。我的姑姑解放前去了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她回不来了，在美国嫁给一个华人科学工作者，定居入籍。六十年代，允许美籍侨胞往国内邮寄东西。她寄来过一些小孩衣服，当是那年代最时髦的国际款式了。我记得有一件彩色横条T恤衫，穿起来很帅气。我那时没有阶级差别观念，不知道那些仅为温饱而焦头烂额的贫困工人子弟如何看待我们。但我后来知道，他们心里是有仇恨的。我的一个小学同班男同学，是贫困工人子弟，有一天上学，竟然穿了一件女式衬衫，有小碎花。这在“男女大防”甚严的时代，简直石破天惊。我们一帮男同学惊讶得直起哄。那男生本是个顽皮学生，却被我们嘲笑得直掉泪。后来是班主任斥责了我们。现在想来，若不是贫困到极点，他家里怎能让他穿姐姐的衣服上学。我们的嘲笑，不知对他构成多大的伤害。
　　1963年以后，刚刚宽松不久的政治文化气氛又开始紧张，重提“阶级斗争”，又兼学雷锋，社会风气日见朴素，我的穿着也就混同常人了。母亲在1964年以后，就很少穿旗袍。1965年她参加“四清”，体验了艰苦生活，回来后就更不可能穿华丽服装了。

(18)
　　
　　下面我要谈吃，中国人一谈起这个来，总有无穷乐趣。“自由派”批评那个年代，主要也是针对吃。1959年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吃还是一个问题，即使穷老百姓家里，总还是有的吃吧。严峻时期是从1960年开始的，细粮越来越少，饼干的面越来越黑。老百姓就更是惨了，不过，他们有他们的度日方法，我们班上穷人家的孩子，下了学就去供销社的菜场捡烂白菜帮子。那时候，食油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四、五两的样子吧，显然不够。穷人家就白煮青菜、土豆、萝卜，我们家虽是“富豪”后代，但计划经济下人人平等，也多不出半两油来。于是那年头肥肉就值钱，为什么，可以熬猪油啊。三年“自然灾害”，以前不见踪影的农贸市场在城里发展起来了，那时叫“自由市场”，农民把自己养的家禽家畜、农产品拿到城里卖高价，官方不管。有钱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就去市场买食品。隔三差五买只鸡鸭改善一下。但是粮食紧缺，日甚一日，在那个年代，我家的食品也开始五花八门起来。我们家是南方人，那时虽然住在北方，但一直是不吃高粱米、小米和玉米面的，在那年月也不得不破例。奶奶尝试着做了玉米面菜包子，还挺有味道的。有那么几天，可能是粮食太紧张了，居然也吃了高粱面，但不像别人家那样拿来蒸馍，而是用水调稀，用平底锅煎油饼。因为有油，还不难吃。有一天我们班同学到我们家，偶然看见了，第二天就当成大新闻来传播：“某某家拿油煎高粱面饼！”人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有如今日听说富豪吃洒了金箔的大菜一般。大概有一年多，白面完全绝迹，有一次我看见父亲单位一位顶级知识分子的小女儿，拿了一块白馍在啃，还疑心那是一块白萝卜。我母亲总想弄点大米来，但“自由市场”也没有。一次，组织上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发了一张价值若干元的餐券，母亲带我们兄弟到“李连贵大饼店”吃饭，一碗白米饭上来，没等上菜，我们哥几个就风卷残云般干光了。
　　那时候，自由市场猪肉也缺，于是我们家又尝到了兔子肉、猫肉、田鸡肉、山鸡肉等等东西。我们毕竟不是广东人，吃这些东西，感觉怪怪的。
　　那年月为什么会普遍饥馑？缺粮是肯定的，但也有其他因素加剧了匮乏的程度，一是劳动人民多，且劳动强度大，那不是现在的民工兄弟能比的。现在的民工，其吃苦耐劳程度，照前辈差得不是一两个等级，若用那时的标准看，一半都是混混儿，我在这里就不提了。劳动强度一大，自然就特别能吃，身体棒的农民一顿能吃一斤半粮食，拿到现在来说真是骇人听闻，工人也吃得不少，粮食怎能不缺？还有就是食油少，副食品少，干吃饭，特别费粮食。粮食越限制，心理上就越恐慌，也就越觉得饿。
　　那时候，整个社会都穷，在吃的问题上，人们的想象力也有限。电影里穷奢极欲的坏人——汉奸、鬼子什么的，也不过拿一只鸡腿狂啃。那年月，能拿一只鸡腿狂啃，那也是顶级的享受了。那时候的人，最愿意吃火车餐车上的饭菜，因为餐车做菜不吝惜油，一进餐车，香气扑鼻。我那时想过，时代列车完全不用往共产主义奔了，如果能让人天天吃餐车的伙食，也就可以了。那时候什么怀孕妇女、劳模、贫困学生，单位也有福利，发一点白糖就是了。1962年前后，咱们国家支援古巴，以货易货，弄进来不少古巴糖，茶焦色的，有异味。中国人谁也不爱吃，但有一时期就拿它顶白糖，真正的白糖没有了。我那时岁数小，心里想，这古巴，竟然比中国还困难啊！在此之前，中国还支持过伊拉克，于是换回来大批伊拉克蜜枣，商店里当零食卖，也就是果脯了。不知道那时换回了多少，大凡城市人，都吃过。
　　那时候农民不少，劳动强度大，耕地面积也多，可不知为什么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吃大米。按理说吃五谷杂粮于健康有好处，但城市人吃的高粱米和玉米面，都是陈化粮，难吃得要死，吃在嘴里发涩。我宁愿忍受严刑拷打，也不愿意一日三餐吃高粱米。那时南方倒是有大米供应，但那是籼米，不比高粱米好吃多少。我后来插了队，吃上了新粮，才知道农村新打的粮食有多好吃。可怜那时候一般的北方城市人，吃了快三十年的陈化米，改革开放后，才彻底告别粗粮。到现在，则是食不厌精，上饭店吃一半扔一半，比电影里的汉奸还穷奢极欲——中国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三年灾害”，最严重的是1960-1961年，后来慢慢好了一些。尽管连买豆腐都要凭票，总还不至于为一口吃的终日惶惶。
　　那年月，经济完全乱了套，连煤气都供应不足。煤气公司就掺假，在做饭时间把煤气炉子开关开到最大，也是一点点鬼火，烧一顿饭得两三个小时。我还能记得冬天的晚上，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长时间地等待一锅饭煮熟的情景。
　　在吃的方面，这些是不好的一面。但如果那时有钱，那么就也有挺值得回味的一面，在“三年灾害”的前后，有一些吃的方面的事情，还是可以一说的。
　　
（19）
　　
　　那年月，也有好吃。首先要说西餐。年轻人要问了，革命年代里还能吃上西餐？我说能！我知道有人会瞪直了眼珠子。你听我细讲，历史不是教条，新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句“古拉格群岛”就能概括掉的，它是几亿人的丰富生活组成的。自我懂事起，我记得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到本市一家名叫“乌苏里餐厅”的西餐厅去吃一次饭。一般是星期日，老老少少还要特意装扮一下，很隆重的样子。我挺喜欢这家西餐厅，因为它有与众不同的格调，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我现在很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热衷于麦当劳，我看不完全是因为东西好吃，而是氛围明显不同，不像是在中国。喜欢和留恋传统，是老人们的嗜好，喜欢和渴望新奇，才是孩子们的天性。西餐厅干净、雅致，还有桌布。刀叉闪着亮，有贵族气，看着就欢喜。“乌苏里”这一家是俄式大餐，菜肴味道特异，非常鲜美。我记得最喜欢吃菜里的一种切成方块的植物块茎，是染成红色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像萝卜，但比萝卜好吃得多。至于有哪些具体的菜名，对不起，我那时太小，一样也记不住。那种美味，印象尤深。后来“文革”起来，除了北京、上海，别的地方很难吃到西餐了。一直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终于在咱们的深圳又吃到西餐，其美味一言难尽，但那已是香港传过来的法式作法，完全不一样了。对俄式大餐的怀念使我耿耿于怀，后来发现有一家“北京亚雯餐厅”有俄式西餐，去尝了尝，味道虽然别致，但绝不是记忆中的那种了。
　　在“三年灾害”期间，“乌苏里餐厅”是不是在营业，我无法记忆。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在营业，反正家里有钱，何不经常去吃，哪里就用得着吃高粱面饼子？我后来也曾这么想过，不过又一想，这样的思路，不是和“何不食肉糜”一样了么？也许晋惠帝的这个想法并不白痴。反正“三年灾害”那会儿，全家是一次西餐厅也没去过，到1964年，百业俱兴，老规矩又恢复了，接着去吃。
　　1965年，上映了革命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有一位小资味挺浓厚的新兵，陪女朋友去国际饭店吃了一顿西餐，被连长挖苦批评，但小战士一百个不服。自此，吃西餐成了腐化堕落的同义语。但稀奇的是，就是在文革开始后，1973年，上海国际饭店仍然有西餐，而且我还去吃过。是和母亲一起去的。我一边吃，一边叨咕《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吃吃国际饭店，还，还而已！”母亲笑我是神经病。那时的西餐，比较简陋，没留下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还有一家，是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南门口，不大，大概叫做“起士林”吧。1961年前后，我随母亲去南方探亲，路过北京，在那里吃过一餐。母亲点的正餐是炸大虾。服务生彬彬有礼，略弯着腰问：“是裹鸡蛋还是裹面包渣？”母亲略一想，就说：“要面包渣的。”我当时极其纳闷儿：面包渣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上得了台面？待到上来，一尝，拍案惊奇，真是好！那餐厅我也就记住了。可惜，据我后来看有关书籍介绍，说是失火烧掉了，就没再建。它的本部，据说是在天津。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很受压抑，但有钱，于是，去下馆子，是一个安全的宣泄方式，我看到有不少回忆录和小说写到这一点。革命的工人农民，政治地位很高，在宣传画里都是画在中间的，但他们腰包很瘪，粗茶淡饭，嘴里能淡出鸟来。知识分子思想复杂，靠不大住，可不知为什么偏偏给他们工资发得多，让他们有了腐化、也就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机会。革命的年代里，有很多这样的幽默。
　　现在那个时代走远了，有的人很怀念，也有的年轻人很向往。不过，那时候就是再好，却有一点不好，就是服务员个个都是大爷，你去馆子吃顿饭，他（她）会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你。吃饭常常要吃一肚子气。现在说起来是天方夜谭，计划经济下，就是这么做买卖？其实不过是政治权力泛化的结果——我负责供应你吃饭，这就是一种权力，得向你炫耀够了，才让你吃到嘴。老祖宗在设想乌托邦的时候，可没想到人竟然可以这样坏。
　从打记事时候起，母亲就要求小孩天天早上要喝牛奶。那时候国营的牛奶公司也可以订鲜奶，每天早上送来两瓶，掺一点水足够全家喝的。早餐是烤馒头片或面包片，涂黄油或果酱。那时候我家没有烤炉，就是用平底锅烤，那平底锅也是洋货，解放后基本没有生产的，所以锅都是黑黑的了。我的小学同学，没见过也没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这种锅，都倍感稀奇，觉得我们家是有点怪。再说这黄油，也就是牛油了，在文革中“失踪”了好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很久了，我才看到商店里有卖的。忍不住我就要想，革命能把一种食品宣布为有阶级性，也算是咱们的一大发明吧。这类西式早餐吃得时间长了，我对鲜奶有点“伤”了，长大后一口也不想喝，到了渐渐逼近老年，对早餐品种最中意的，还是咱们的国粹——馒头、榨菜、稀溜溜的大米粥。我过去经过商，有时在应酬时，会碰见某位小姐很突兀地点一杯牛奶，我就会忍不住想，没准儿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吧？没事喝什么牛奶啊？
　　1992年，在北京曾有个朋友对我说，广东现在流行“通心菜”，什么样的宴席都要上一盘。他恨恨地说：“什么通心菜？不就是四川的藤藤菜吗？我从小上顿下顿吃藤藤菜，肠子都吃绿了！最恨！”说这话时，他已经具备胡吃海塞的资格了，我就想，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是够大的啊。
　　早年间正经的伙食，就说到这里吧。总之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好吃的和不好吃的，都有吃得起和吃不起的。
　　下面说一说零食，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才是比较温馨的。那时候较为流行的点心，有如下几种：奶油饼干、动物饼干、牛舌饼、绿豆糕、萨其玛，等等。家里有个金属的饼干筒，里面这些东西不断，小孩馋了，就自己去拿来吃，没什么限制。当然困难那几年除外。这类点心，在当时是可以解馋的，现在可是落伍了。前些年在北京，我还在一些副食品商店发现，居然几乎都还有卖的，我一样一样买来尝，但童年的那种味道，却再也唤不回来了。
　　那年头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讲究吃糖果。糖果以上海和北京的为最好，北京有个“义利”，上海有个“益民”，都是老厂。那时候，小孩有收集糖纸的，以上海的糖纸为最漂亮。那上面的图案，一点不受时代的影响，充满了小资趣味。
　　有时候有亲戚来，于是也有北京果脯、四川桃片、山东的芙苓饼，天津的大麻花，可以让我们开胃。这些东西，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错的零食。
　　那时候的饮料，也值得一说，我们那个城市，就只有白汽水。啥叫汽水？就是白水掺碳酸气（？），掺糖精，一开瓶直冒沫。甜，同时也有点辣舌头。那时最好的汽水在北京，叫“北冰洋”汽水，是名牌，有橘子味的。跟今天的康师傅有点像了。那年头，喝这两毛钱一瓶的汽水，是奢侈之事。那时穷人家的孩子，想象资产阶级生活，就是“天天吃面包、喝汽水”。现在你就是让囚犯天天吃面包喝汽水，人家也不干喽。时代的变迁，可见一斑。
　　那时候还有冰棍，是小孩夏季必吃的零食，相信许多中年人都有攒钱买冰棍的记忆。有点奶油味的，五分钱一串；几乎就是水加糖精的，三分钱一串，还有一种“小豆冰棍”。北方人都知道，小豆，就是红小豆。这冰棍最好吃，到现在北京还有卖的。
　　其余还有什么呢？街上有小贩“崩玉米花”的、有炒瓜子的、有吹棉花糖的、有吹糖人的。国营供销社还有卖“鱼皮豆”、“花生赞”、芝麻糖、山楂糕的，都是小孩喜欢的吃食。攒下三五分，就去买点儿。有一年暑假，我家附近的小河沟发大水，冲下来一些死鱼，刚死，很新鲜。一个顽皮同学拉着我去捞了两条，我俩把鱼摆在供销社门前的马路上，居然卖了四毛多钱。第一次经商，很成功，所得都买了花生赞和鱼皮豆了。
　　我童年时代，在吃的方面还算行吧，没大受苦，尽管青年时代的前半期，也跟几千万青年一样，吃了糠咽了菜，可到改革开放后，在吃的方面仍能做到不穷凶极恶。因为小时候在零食上垫底垫得好。
　　想想我那位吃藤藤菜长大的朋友，他家还不算是太穷，都有那样恐怖的记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某些人，在改革开放后稍稍有些穷凶之相，我个人还是能够谅解的。
　　我对吃，不是太敏感，最喜欢的中国菜，就是潮州菜，那是中餐中的极品，其他，无足道哉。至于上万美元一瓶的洋酒，对我来说，那是有点“危乎高哉”，做梦也想不出来的。不过，我想，美味不美味，只跟一个人的习惯、阅历有关，跟钱应该是关系不大的。我一生中口腹之欲的巓峰，是饿了在野地里用篝火烤老玉米吃，其感受，不是凡间所能有。

(20)
　　
　　说到住，我就不能为大家提供资本家在解放后是怎样失去私宅的情况了，因为我的先祖父一心想“实业救国”，对置办私产不屑为之。像这样的资本家，以现在人的眼光看来，是天方夜谭。但那时就有这样天方夜谈谭的民族资本家。民族需要救亡，就有不爱钱不惜命的将军，就有毁家纾难的地主家少爷，这不奇怪，因为人不是概念，不是符号，是有头脑的血肉之躯。
　　我记忆中，解放后，对民族资本家和其他合法公民，并没有没收私人住宅的法令。但是资本家这个阶级，却先后不等地失去了私宅。我想，可能是有些在历次运动中倒霉的，被抓、被赶下乡的，自然而然失去了私宅。而到了“文革”，前资本家但求保命而已，或被驱逐出原住宅，或失去了对住宅的所有权，都没人敢去理论，这些私宅自然也就充了公。“文革”结束后，据说上海有发还私宅的。房屋产权的问题，年头一久，往往是一团乱麻，不可能在文革后全部清理干净，悬案肯定是有。海外华侨至今也讨不回私宅的，不乏其例。
　　我只能说说我家当时居住的情况。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能分到三居室，完全够用，按现在的标准当然略小，但当时都没什么家具，谁家里有个大衣柜，那算是奢华的。又不兴有专门的客厅，在卧室会客，完全正常。因此，面积不大也够用。
　　我家当时住的房子，是日伪时期日本铁路员工的宿舍，两层小楼，一栋四个单元，一个单元四户。墙厚，有木质地板，有煤气、自来水，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时的高级技工也有住类似房子的。解放后住房条件最好的，还是中高级干部。在我的中学同学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省一级机关的局处级干部，多数人家都是四、五间屋子。住宅的外观典雅别致，两户或四户一栋小洋楼。这类干部楼，集中在某一幽静区域，有解放前留下来的，也有新盖的。
　　到文革爆发，头一两年还没事，到第三年，天下渐渐安稳，运动的头头腾出手来，就开始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了。我家被迫让出两间房子，让给年轻职工和工人住，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六口，挤在一间屋里。那些年，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到八十年代初，逐步“落实政策”，让出的两间屋子失而复得。知识分子对八十代，说起来，还是很满意的。
　　至于小轿车，那时也只有公家才有，配给中高级干部用的。也没有什么好车、胜利、伏尔加、华沙而已，当时神气得很，现在看起来，其蠢无比，真怀疑苏联和东欧人的审美观念是来自火星的。
　　那时少数前资本家的私家车，是何时充公的，以什么方式充公的，我不能知晓，估计也是“公私合营”时失去的。
　　轿车在解放前是稀罕物，不是每个资本家都用得起的，有不少人雇佣的是“洋车”，也叫“黄包车”，就是人力车了。坐人力车，也是一种威风。
　　解放后，除了高级干部，人人一律平等，坐公车，骑自行车上下班。公车车资很便宜，三五分钱。使用月票的话，就更节省。那时摩托车是非常另类的玩意儿，单位里只有电工之类的特殊工人才能骑。那些小伙子也常带着时髦女郎招摇过市，十分扎眼。我们小孩都很鄙视那些不要脸的“浪女”阿姨。
　　出远门则是坐火车，跟现在没有什么不同。飞机也是特殊的交通工具，要某个级别以上的出公差才能坐，凭介绍信买票。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推进的，飞得不是特别高，声音很祥和。每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听到天上响起航班的螺旋桨声音，有一种非常美好、宁静的感觉。

(21)
　　
　　在这一节里，我专门来谈六十年代的娱乐。1960年，经济搞糟了，不光是粮食出了问题，轻工业品无一不紧张。现今的人们，老是埋怨假冒伪劣，但当今的假冒伪劣品，好歹有个“表面光”的外观。而60年困难时期，连外观都顾不上了，单单说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纸张吧，就粗劣得不像样子，学生的作业本、流行的小册子、包装纸、擦屁股纸，都既黑又粗。我后来想，莫非那时候国家连漂白粉都生产不起了？从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但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连蔡伦的水平都达不到的纸呢？难于理解。总之，很多东西都粗劣到了跟原始社会差不多。尽管我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但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能为它掩饰。
　　经济差到这种程度，又是在号称奔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就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老百姓虽然驯顺，也不能不有气。为了保持社会心态平衡，当时在文化上便有所放松。从1960年起，各单位风行跳舞，有时一场电影演完了，就宣布小孩子离开，下面是舞会。我常常不愿意走。父母对跳舞没兴趣，也不许我看，好像下面的节目是脱衣舞一样。这反而使幼小的我对舞会充满了神秘感。后来下乡，听到有从城市下放来的工人说，那时的舞会也有“黑灯五分钟”的精彩时刻，令人难以置信。
　　1960年，又提倡演古装戏曲，连头号奸贼康生都带头鼓吹。文化部开禁了一大批自解放以后就禁止演出的传统戏剧。我在70年代曾看过一些那时候出版的传统戏曲剧本，其中正经有一些极为色情的片断。当然演出的时候，不会原样照搬，会弱化一些。我后来下乡后，常听农民津津乐道60年盛行的《马寡妇开店》、《王二姐思春》的单本戏，想必也有很多暧昧的内容。
　　那个年代，戏曲还比较流行，各大都市都有话剧团、京剧团和各类地方剧团，隔三差五，单位俱乐部（大礼堂）就上演一出。古装戏有传统的，也有新编的。倒霉的吴晗先生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那时候炮制出来的。京剧或地方戏，大人也带我看了不少，大多没有印象，只记得有一出《美猴王》，场面比较壮观。
　　那时候，父母和奶奶好像逢戏必看，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精神消遣。我跟着借光，也看了一些话剧，至今记忆犹新。有《钗头凤》（陆游、唐婉故事）、《蔡文姬》、《武则天》、《雷雨》等等，都是一时名作，至今难忘。记得那《钗头凤》演到高潮时，扩音器传出男声朗诵：“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回家后，母亲就教我们哥几个背诵，至今我朗诵这首词的水平不亚于央视的老赵。在《武则天》里，记得是唐中宗曾沉痛地检讨“我过去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也曾让幼小的我记忆颇深。《雷雨》更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四凤。那时戏票不是很贵，看戏不能算是贵族生活。不像现在，看话剧竟然成了只有北京一小批人的独特享受。在那个被自由派定性为“文化禁锢”的年代，平民百姓都可以看看戏，而在当今这个被自由派定性为“文化开放”的年代，老百姓却看不起、也看不到戏了。背谬至此，我当然无话可说。
　　尽管有人说，现在电视已走进千家万户。但在现场看戏，是有无可取代的乐趣的。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有过一段收入颇丰、闲暇甚多的日子，没事就去看话剧，竟然上了瘾。如今看到街头有商家搭台的促销演出，老百姓都伸长了脖子看几个“歌星”胡言乱语，我往往甚为感叹：“自由”，这到底是什么？它是能当吃，能当喝，还是能当娱乐？
　　那时候，每星期必演一场新电影，绝大部分为国产片。有时就在单位的大操场上，露天电影，全免费。正面坐满了人，跑到背面去也一样看，其乐无穷。外国电影也有，苏联的、东欧的、墨西哥的，也有欧洲的。有几部由名著改编的电影，对我精神的成长影响巨大。比如〈好兵帅克〉、〈木木〉、〈海蒂〉、〈圣彼得的伞〉、〈骑鹅旅行记〉。还有一部波兰历史传奇片〈华沙美人鱼〉，场面壮观，反映的是信仰与反抗，感人至深。
　　那时的戏曲影片也颇受欢迎，〈追鱼〉、〈柳毅传书〉都曾同样打动奶奶和我。
　　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只有极少数干部家里和部分单位才有，因此晚上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有时有长篇评书，〈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曾一时间满城争道。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播出时，也是迷倒了一大片人。收音机，中等以上家庭一般都有，但贫民没有怎么办？一般单位和社区里都有广播站，每天清晨和晚上，都按时播出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也播放流行歌曲，能给老百姓带来一定乐趣。
　　此外，就是体育活动了，单位经常组织排球、蓝球赛，男女老少都很捧场，当做一件大事来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无论单位还是学校，经常举行自办的诗歌朗诵会和歌咏晚会，自己排练一些小节目，娱乐自己。我们在小学时，就经常排练，非常富有情趣。我至今站在千人会场上讲话也不会打怵，就是那时候练的。那时候，国穷，人也穷，但志不短，诗朗诵和歌曲都豪迈得很，一张口就气吞山河。我个人还担任过领诵，得到大人的一致好评，有人还问：“这是谁家的小孩？不一般。”
　　我记得有一次父母单位举办歌咏表演，父母科室的团队唱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唱到“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时，真如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头一句“江声浩荡……”，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觉得资本主义的瓦解，指日可待。而到八十年代末，看柏林墙倒塌的镜头，万民欢腾，礼花满天，觉得这一辈子过得简直是大梦一场。
　　
　与娱乐胜过紧密相连的就是精神文化生活。现在的人，比较关注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对那时的人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文化氛围中生活，不甚了了。其实这很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我认为不单单、或主要不是因为那时太穷。穷与富，是相对的。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里，不会有人对穷太敏感，相反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环境中，穷，才是无法容忍的。
　　我们在这里只谈文化氛围。那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头脑里概念化的东西太多。而且人的行为、言论都会受到很多无形的约束。由于信息封闭，社会群体中缺少科学理性的话语方式。与现在相比，就等于蒙昧状态。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有个性的人，都可能动辄得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顶帽子就给你扣过来。
　　现在有些人，不免怀念那时的人淳朴，但淳朴的另一面，也就是扼杀个性。在那种单一化的氛围下，你标新立异不行，你批评现实不行，你性格孤僻不行，你太讲礼貌不行，你欣赏品位与众不同不行，你有洁癖不行，你注重打扮不行。但是，你吹“革命”的牛就可以，你打小报告就可以，你标榜自己是大老粗就可以，你歧视“出身”不好的人就可以。这是一种缺乏文化的环境，是一种不健康的文明。有独立思想的人，会感到窒息。为什么余秋雨大师现在写文章一口一个“文化”？我想，像他那样有才气的人，在年青时一定是受了太多的憋，深感没有文化的人民，实在是愚蠢到家的人民。
　　其实，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七年里，从来就没有禁止过古典文化。无论中外，古典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不断出版，有关研究也没有停止，历史也是可以讨论的。虽然有各种束缚，但这方面的书籍还没禁止。可是由于全社会都有一种“越愚昧越革命”的奇怪逻辑，所以当时的古典文化，不足以培养起一代知识结构健全的精英来。我于九十年代起开始淘旧书，看到过大量从各类图书馆流失出来的老版本。有些中西古典文化的书籍，从借阅单上看，借阅的次数非常少，到1957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借阅了。
　　至于现代西方思潮，则更是隔了蓬山万重，形成近三十年的断裂，使足足两代人的思想与世界是不同步的。
　　特别是到了“文革”，连古典文化一起否定，思想园地一片荒芜。最不可解的是，极左派居然要限制人们正当的娱乐，他们不知道，娱乐，是一个社会必不可缺少的缓释剂。他们非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索然无味道，才感到快意，才感到天下太平。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失去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960-1964年间，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曾有一个小小的解冻期。那时候的文化，还算丰富。我在70年代，看过一个省的文学刊物1961年的合订本，发现里面的小说、戏剧、诗歌都还很唯美。其中有些历史剧，显然是借古讽今，里面常有“民怨沸腾”、“饥荒遍野”一类的说法，显然是有所指。
　　在1956-1963年间，有一些非常难得的外国古典文化、甚或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资源，也如漏网之鱼漏了进来。我先后看到的中译本，就有狄德罗的《修女》、孟德斯鸠《波斯人札记》、梅叶的《遗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克鲁雅克的《在路上》，都是1960年前后出版的。
　　到1964下半年，意识形态又渐渐收紧，主流话语充斥书籍报刊，味同嚼蜡。情形一直持续到1996年“四人帮”垮台。
　　在短暂的文化春天里，我度过了小学的时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小时候，读物比较多，那时的《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和《小朋友》、《少年时代》、《儿童时代》、《儿童文学》杂志都办得好。封面、插图多为名家操刀，以国画和版画为主，韵味无穷。内容的涉猎面也很广，科学、道德、自然、古今人物，娓娓道来。这样的文化泉源，还比较纯正。
　　那时给少年人看的书籍，也是丰富多彩。当然，革命历史是一大块，但也有童话、科普、科技、航模、数理化课外知识，尤其是《十万个为什么》，能做到完美的寓教于乐。也有一些苏联的少儿科普、科幻、文学书籍，在那个时期流行。都能给人以教益。我个人觉得，比现在让小孩子接受杂七杂八的影响要好一些。据说现在的小学生，小小年纪就知道什么“先摸手，后摸肘，顺着咪咪往下走……“，这也是，太恐怖了点儿。

(22)
　　
　　行文到此，也许有些读者在心里嘀咕：“这算什么富豪生活？这不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吗？”
　　的确如此，以九十年代以后的眼光看，这简直太普通了。可是当时的几百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早已失去了原有身份，变为“人民”的一分子了。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那么，他们是否对失去的财富耿耿于怀呢？他们是否对往日的“豪华”生活梦绕情牵呢？我看绝大部分部分不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好恶，主流在提倡什么，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就拿现在说，还有谁希望自己去当个出苦力的工人呢？可是在五、六十年代，能当个工人，是年轻人的一个较好的出路，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工人的精神面貌，虽不能叫做“正大仙容”，但也绝找不出一点点的委琐。一个阶级，成了社会等级序列上的“老大哥”，他有什么可委琐的呢？同样，在那个时代，劳动、朴素、勤俭，这都是非常时尚的词儿，可令无数人倾心向往。原先的资本家也是人，他们也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生存的，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勤俭节约，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是穷人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六十年代，“富”是一个耻辱，没有谁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就是资本家本人，也因为财富曾给自己带来烦恼甚至杀身之祸这样的威胁，对后来的身份平民化也都能非常理性地接受了，对已经失去的“天堂”，一般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他们只是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不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不肯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等等。
　　其实，岂止是资本家，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早没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相对于资本家，他失去的就更多、更大了。但是在晚年，他很安然。
　　我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生活，是一个“富豪”后代的真实生活，虽然与今天比起来，其舒适程度，远不及普通工薪家庭孩子的十分之一，但与当时的普通工农家庭比起来，还是高高在上的。因此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我的童年回忆，还是充满了幸福感的。我认为，幸福这个东西，其实是无止境的。幸福不幸福，关键在于你比其他人高出多少。去年某一次，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一位美国老人在谈他自己买下的一座古城堡，他很平淡地说，这座古堡每过几年就要全面维修一次，每维修一次的费用是5000美元。他的话，很平静，但我却很震动。不由得想起中国国内的某些“富豪”，如果把他们拿到欧美的富豪群体中去，也许绝大多数只是“小玩闹”，上不得什么台盘。可是在国内，却可以跋扈到开着“宝马”疯狂撞人。这，大概就是差异带来的心理优势。
　　自从“公私合营”之后，资本家阶级就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这个阶级，从政治上也“盖棺论定”了。整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所有运动，就再无一个在理论上是指向资本家的了。
　　按道理说，原资本家们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但实际上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能完全清晰干净的。从六十年代初起，意识形态重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原是为了“反修”，是党内斗争的一种需要。可是刚开始时，不可能把矛头直指大大小小还在位的干部。于是地主、资本家重新被拿来祭旗。从63、64年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控诉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罪恶。地主方面的典型，是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其典型的罪恶有：喝人奶、设立“收租院”，把欠租农民关进“水牢”直直泡烂双腿，件件事情骇人听闻。资本家的典型有天津（？）的“三条石”。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已经不能记忆，总之是个血汗工厂，老板拿着鞭子逼迫工人干活。忆苦思甜的教育普及而持久，其中有一项，叫吃“忆苦饭”。小学时吃过一回，是用豆腐渣做的，难以下咽，我们小孩虽然在队旗下宣过誓，要忠诚不二的，但吃了没两口，还是偷偷倒掉了一多半。总觉得这是做秀，不相信旧社会天天就吃这个。反而是我下乡之后，有一次集体户断了粮，没奈何，吃了两天糠麸子做的大饼子。这东西原本是公社配给给我们喂猪的。吃的时候，我们知青倒不觉得很痛苦，只觉得好玩——居然真的就“吃糠咽菜”了。在六十年代忆苦思甜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如果地主资本家变了天，穷人就要吃糠咽菜。而事实是，在“革命”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没等“变天“，我们就吃糠咽菜了。历史的这种幽默，实际上包含着很多真理，禁不起仔细琢磨。
　　资本家的形象，从六十年代起，又开始变得妖魔化了。话剧里，京剧里，都有企图拉拢年轻工人下水、图谋搞破坏的资本家。京剧《海港》里的反角，就是个隐蔽了身份的资本家。资本家在艺术作品中，在意识形态里，被定位为毫无人性、只知道榨取工人血汗的恶魔。小时候，看过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集《过年》，里面有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描写，还有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能催人泪下。四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今年春节后，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邮购了一本老版本的《过年》，又重温一遍，觉得里面描写的情景，不知为何竟如此熟悉，很多事情就像我亲眼目睹过！
　　那时，虽然并无政策要再打资本家的“落水狗”，但意识形态上的高压，不能不使原资本家们低调行事。这个人群，是社会上的灰色人群，战战兢兢做人，关起门来享受。他们捱过了许多有惊无险的日子。即使是疯狂的“文革”时期，也没有政策要再次清算资本家。红卫兵在1966年搞的那个“红八月”，是一个极端的例外。
　　灰色的资本家群体，大部分就这样在边缘中平安地走了过来。但令现在的人想不到的是，当时非人性的“阶级歧视”，却落到了资本家的第二或第三代人身上。我们那时还是小孩，都生长在红旗下，各种在这个社会很神圣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也很神圣。不知是根据什么，要让我们负担这历史的包袱？而在旧社会生长起来的“职业革命家”，就可以不问其出身如何。这可真是，“楚人何罪，怀璧其罪”！即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我看也不能解释这个荒唐。
　　
　从六十年代初起，在对待青少年问题上，就开始盛行“出身歧视”。具体讲，就是“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在担任学生干部、入团、上大学和就业等问题上受到歧视和限制。此风在基层越刮越盛，给一大批无辜的青少心里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
　　大约从1963年起，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大学不予录取。我的一个本家姐姐，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成绩在全市排第一，但她的档案上有一个学校意见，写的是“该生出身有问题，不宜录取。”在那个“阶级斗争”草木皆兵的年代，大学的招生人员谁也没胆量冲破禁忌。于是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毕业后无法就业，闲呆在家。后来，她响应政府号召，去农村插了队，比较早地当了一名下乡知青，在农村蹉跎多年，备尝艰辛。就我所知，著名的思想先驱者遇罗克，也是这种情况，高中毕业后无法上大学，不得已去了京郊一个农场。“出身”好的青少年，则有很多机会与照顾。跟我姐姐同班的一个男生，高考报了清华的志愿，成绩不十分理想，但因为是烈士子弟，清华大学得知后，破格将他录取。
　　这种极端缺乏人性的歧视，对我们这些从小受正统教育的少年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的小学同学知道我家是资本家，有个别的就经常对我喊：“资本家，资本家！”以示侮辱。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我没有还口的权利，一切屈辱，只能默默吞下。
　　那些极少数怀着幸灾乐祸心理的同学，都是普通工人家庭的，本来对我的优裕生活和学习成绩就很嫉妒，这下抓到了一个泄愤的方式，常常口无遮拦，没有什么怜悯心。
　　世事如烟，现在什么都倒过来了，贫困工人家庭的子女每天都有各种压力，也受到了巨大的歧视。我对这样的情况，只是感到痛心：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在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环境里，却都有理论上根本说不通的不平等呢？
　　六十年代的歧视，是毫无理性的，赤裸裸的。它违背了起码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认为罪恶是可以随着血液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效果极端不自信的表现。
　　上进之路被蛮横无理地堵死，这对我们这些成长在五、六十年代，对主流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残酷。
　　到“文革”爆发后，情形有微妙变化，先是红卫兵把“出身歧视”推到了极端化，提倡“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许入“红卫兵”，被归于“黑五类子女”行列，叫做“狗崽子”。然而两、三个月后，因为红卫兵死命维护受到运动冲击的当权派父母，被中央文革小组打压。这无形中给了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同等的“造反”机会，出身歧视的压力反而有所减弱。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出身歧视依然存在，出身不好的知青不能参军、上大学，连招工回城的机会也非常微小。当时也有政策，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道理是不错，执行起来大家却是“宁左勿右”，出身不好的青年，要想上进，就要付出不知多少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恩赐。
　　这个恶梦，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告结束。
　　我本人恰恰是因为受到这种毫无道理的歧视，才对当时种种震天响的“革命理念”产生了怀疑，进而接受了源自西方文学、哲学的平等思想，走上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之旅。
　　现在的很多人，对这种歧视没有过感受，因此可能会认为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则认为，人在克服生存困难时，一般都有很强的耐力和适应性，但唯独对不公平待遇和歧视的承受力很低。各位只要想想，如果在你的单位里，某一个在人品和工作能力上都远低于你的人，却受到上级一贯的表扬提拔，你本人反而遭到冷落和苛刻的对待，你会怎样？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淡然处之的吧？在我们那时候，这种悖谬，不仅仅是一个单位领导没有眼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舆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民间流行的）都陷入狂热，歧视着一小群人。那种处境，令人绝望。
　　资本家阶级的成员，已经是够不幸的了，六、七十年代又殃及他们的子女。而且最滑稽的是，资本家以及他们已经成人的子女，倒还没有受到很大的歧视，反而是未成年的第二、三代子女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不平等门槛。不知这种政策或者习惯性做法，依据的是哪一家的理论？
　　当时代一个轮转过后，我虽然对目前的种种不甚满意，对有的事情绝对不能接受，但觉得在总体上社会生活还是比那荒唐年代里要好得多，因为虽然仍有不公平，但是大家可以讲一讲理了。可以讲理，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是无数的人蒙受了无数的冤屈，才换来的。
　　
　在那些非常压抑的岁月，前资本家们与其亲属，都小心翼翼地活着，保持着某种收敛的优雅生活。我在1973年初，曾去上海旅游，见到我的一个舅公。他那年40岁出头、不到50，却是赋闲在家。他在解放前，是一家火柴厂的老板，产业不算大也不算小。公私合营后，成了干部身份。“文革”闹起来后，到1973年，整个国家已经呈现了逐渐稳定的状态。“四人帮”虽然不断在胡闹，但“新”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这个舅公不知为何被闲置起来，整天在家。他家在上海市中心区域的一幢高层住宅里，小区有院子和绿化设施，还是比较雅致的。舅公闲来无事，就自己编《汉日词典》，列出了汉字的一个个词条，当时这东西能不能出版还是个问题，但除了干这个，对舅公来说，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呢？
　　舅公热爱生活，人很风趣，说话有时很挖苦。对当时一伙奸臣的倒行逆施，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时有妙语嘲讽，但又无可奈何。
　　舅公的家里，吃穿起居，也是很讲究的，带有上海人的那种精细。舅公有个女儿，按辈份是我的长辈，但那年也不过就十八、九岁，比我还小。她没有下乡，是怎么躲过去的，我不知道。她神情恬静，十指纤纤，动作无声无息，默默地做着一些家务事，或是招待客人，举动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是那种都市里阳光见得很少的纤弱女孩子。我后来看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一下就回想到她。
　　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讲究的，因为在上海，就更有条件。每天冬日的太阳从薄雾中升起，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没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却又很精致地在活着。我后来想，千千万万的前资本家，在1949以后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生活的吧？
　　舅公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在解放前，做了很不相同的政治选择，有逃到台湾去继续经商的，有投奔共产党当了高干的。当了高干的中的一位，我当时也见过，是舅公的妹妹，住得也很好，也是在高层住宅里。不同的是家里的书架上马列的著作特别多。那个时候是我国的非常时期，高级干部也很受压抑，也许另有种种解脱不了的麻烦。所以我见到的这位（应该叫舅娘还是叫什么），神态也不是很舒展，可是说话和品评人物时，原则性依然很强，凛然不可接近的样子，远不如舅公来的平易近人和有情趣。
　　在上海小住了几日，我很感慨。我那时，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出身问题”使我前途暗淡，但年轻人不怕挫折，坚信这辈子一定能出头，心里还是有阳光的。看到舅公一家，躲在太阳照不到的角落里，过着没有未来的日子，很为他们感到不平。我哪里能料到，不过才几年之后，“资本家”又成了香饽饽，满城鼓吹资本家，人人争道是遗民。早年的那些屈辱、绝望、苦闷，全然被当下的人们遗忘了，人人可能都在想：“我怎么就不是世家子弟？”民众的这种盲目推崇和贬抑，其实曾经造成过无数的人间悲剧，今天我又看见了无理性的狂热。“五四”开风气已快百年了，“德先生”姑且不说，单说那“赛先生”，就根本没在咱们中国安过家。
　　资本家变平民，在中国，可庆幸的是，整个过程并没有经历巨大的血与火，对“遗民”多少还是有些“优待条例”的。古代的秦相李斯在被赵高砍头之前，曾对一同赴死的儿子叹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意谓：“再想牵着猎犬出咱们老家上蔡东门去打猎，那能行了么？”一代权臣，彼时想做平头百姓而不可得。同样道理，当年数以万计的“前资本家”，在被漫天的阴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是否也有“哪怕想做个穷光蛋又岂可得乎”的念头呢？我不知长辈们是否如此想过，我在因受家庭牵连而屡遭挫折时，确实不止一次地想过，哪怕我就是出生在黄土高坡上放羊的穷光蛋家里，也比做资本家的后代强啊！

留下来的这些人能活得过文革的话,那应该现在还算可以的

这些过气人物真的有人喜欢么？

现在还是当富人好啊！

支持一下！
天涯的文章！

好文章啊！

"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

呵呵~~~~
[em01][em01][em01]
~~一堆垃圾！

真是好文章.
看着看着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年我好象才5岁,去湛江看住院的外公.从海口到湛江已经是晚上.父母没来过湛江不知道路,天又黑.我又小.不得已找了个三轮车和车夫谈价钱.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母为了五角钱和车夫磨了半天.几次离开希望能有其他车夫出现.我又冷又饿,小性子终于爆发.父亲眉头紧皱看着车夫,母亲则焦急的看着父亲.我被他们夹在中间开始哭闹.   最终母亲小声对父亲说"算了吧,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了".父亲努了努嘴,好象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一个人走到车夫身边.刚想说什么车夫就把头扭到一边去,决定不再搭理这一家穷人.父亲尴尬地站在那,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他不可能再放下尊严去和一个车夫讨价还价.他回头看着母亲和我.最终同意了车夫的要价.
  一路上,父亲都没有说一句话,母亲也沉默不语.我则开始好奇,问母亲五角钱是多少钱.父亲和母亲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含糊地说长大你就知道了.
  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时侯父亲32块的工资,母亲也是差不多.就靠这60多要养一家四口,(我有个JJ)那次看外公花掉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我才知道为什么为了那五角钱父母和车夫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吃饭就会遭到一顿痛骂.才明白如果不是为了我,他们宁愿自己走慢慢找.

财产有很多表达方式和存在方式
荣智健去香港的时候，恐怕人们还在为“万元户”而奋斗、包括后来希望饲料的刘氏兄弟，而后来记述中写的是“仅随身30万元”。他的手表即使在他的亲属的为他接风的宴会上仍然引人注目。
至于罐头，作者语焉不详、含糊其词！在我看来，别就是“民族资本家”就“爱国”、“自创名牌”的幌子而已，别说发霉的牛肉，恐怕装上鸦片毒品也都大有可能。不信？看看邓小平夫人的家族史就知道了！参《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是一个伟大的自我批评自我认识！
这就是共产党人和民族资本家的区别！早在“5反”时期，就有这样的批评：不要老是强调自己经营如何不容易如何为国家作贡献，也要想想自己从前对工人的剥削。而时至今日共产党人邓小平一家是这样回顾自己，《往事并不如烟》等有是那样评价自己和他人，我不想说他们真伪，然轻重诚恳诚大有区别哉！

[B]以下是引用[I]poweroo8[/I]在2005-10-26 23:16:00的发言：[/B][BR]真是好文章.
看着看着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年我好象才5岁,去湛江看住院的外公.从海口到湛江已经是晚上.父母没来过湛江不知道路,天又黑.我又小.不得已找了个三轮车和车夫谈价钱.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母为了五角钱和车夫磨了半天.几次离开希望能有其他车夫出现.我又冷又饿,小性子终于爆发.父亲眉头紧皱看着车夫,母亲则焦急的看着父亲.我被他们夹在中间开始哭闹.   最终母亲小声对父亲说"算了吧,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了".父亲努了努嘴,好象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一个人走到车夫身边.刚想说什么车夫就把头扭到一边去,决定不再搭理这一家穷人.父亲尴尬地站在那,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他不可能再放下尊严去和一个车夫讨价还价.他回头看着母亲和我.最终同意了车夫的要价.
  一路上,父亲都没有说一句话,母亲也沉默不语.我则开始好奇,问母亲五角钱是多少钱.父亲和母亲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含糊地说长大你就知道了.
  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时侯父亲32块的工资,母亲也是差不多.就靠这60多要养一家四口,(我有个JJ)那次看外公花掉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我才知道为什么为了那五角钱父母和车夫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吃饭就会遭到一顿痛骂.才明白如果不是为了我,他们宁愿自己走慢慢找.

是啊！可是你想到车夫儿子了么?
就在前不久，有这样一幅照片：一个衣裳简陋的妇女背着孩子在另外一个妇女的注视下给后者的小孩子擦皮鞋。
张无常见到纤夫，所想和你基本差不多，可人家还上升到“理论”，多么伟大！？

呜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文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