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

之前看到某些论坛引述许宏的所谓“二里头遗址早商说”来驳斥所谓夏都说的问题，正本清源一下，介绍许宏的原文以正视听。先扒一扒二里头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该遗址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揭示了1号、2号宫殿基址，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址，清理了不同等级的墓葬，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掘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
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2011年，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发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进院落及东围墙、东庑组成，至少经过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员推断，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宫室建筑遗址。宏伟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根据出土的遗迹现象，可以将1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复原成一个“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3条通道。这样的宫殿建筑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虽时代较早，但其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建筑格局被后世所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在宫城东北部、宫室建筑群以北发现的一处巨型坑，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许多形制为后世沿用。
都邑主干道网位于宫殿区的外围。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的4车道公路。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这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爵、青铜斝形制古朴庄重，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遗址中还出土数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镶嵌技术，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他铜器还有生产工具刀、锛、凿等；武器戈、戚、镞等；乐器铃等。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

以上的论断意义不言而喻。

以下是许宏意见：
在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其究竟属夏王朝抑或商王朝都邑的讨论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众所周知，1959 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率队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但却依据古典文献的记述，推断其“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这是“二里头商都说”的最早提出，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此后十几年时间里学界的基本“共识”。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邹衡先生首倡“二里头夏都说”，引发两种主要观点间的激烈交锋。80年代后期至90 年代，“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说”，成为学界的新“共识”。
在学术研究范畴，作为主流观点的推论和假说，属于当时多数学者倾向的“最优解”而非“唯一解”或定论，它们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游移不定的态势，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其实，从总体上看，“商都说”和“夏都说”在认知前提和思路方法上大同小异。各方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 中至少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在这一前提下，指认相关考古学遗存究竟属夏还是属商，甚至论证具体的历史事件如商汤伐夏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等。其不同之处则仅仅是哪条文献为信史，哪种考古学遗存属于某族某王朝而已。
在“二里头夏都说”成为主流观点后，仍有学者坚持“二里头商都说”直到90 年代，甚至一直未改变其观点。因而，“二里头商都说”并非新观点。
署名笔者，实由编者缩写并拟题的《“共识”与“假说”——关于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邑的新观点》一文（《中国文物报》2015 年11 月6 日） 的提法不确。具体详见拙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 期）。
早在2009 年，笔者在个人博客上就推出了关于“二里头商假说”的系列博文。当时即言明系“抛砖之论”，“把想法先提出供批判”而已。笔者仍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二里头都邑性质的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去年，笔者主编的《夏商都邑与文化》系列文集出版，保留了“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这一评价。那是因为笔者以为这与重提“二里头商都说”并无矛盾：各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本来就是不排他的。“商都说”和“夏都说”既然都属不排他的推论假说，那它们之间就没有矛盾。50%和99%的可能性，并非质的差别。既然暂时无法确证，那么任何反证旁证乃至另外的可能性，笔者都是认可接受的。如果不认为中国史前和原史时代（前殷墟时代） 的都邑性质问题已被证实、已可定论而绝无其他的可能性，那么这里重提的“二里头商都说”，是否就有与其他假说共存的合理性。
要之，笔者关于“二里头商都说”的思考，不过是在新的时点上，对既有重要假说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显然，其中所显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学术史视角下的二里头“商都说”与“夏都说”2015年11月23日 中国文物报 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假说并非定论，科学难言主流。在这方面，许宏研究员和众多考古爱好者的意见还是一致的。
至于二里头的定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之前看到某些论坛引述许宏的所谓“二里头遗址早商说”来驳斥所谓夏都说的问题，正本清源一下，介绍许宏的原文以正视听。先扒一扒二里头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该遗址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揭示了1号、2号宫殿基址，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址，清理了不同等级的墓葬，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掘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
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2011年，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发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进院落及东围墙、东庑组成，至少经过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员推断，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宫室建筑遗址。宏伟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根据出土的遗迹现象，可以将1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复原成一个“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3条通道。这样的宫殿建筑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虽时代较早，但其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建筑格局被后世所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在宫城东北部、宫室建筑群以北发现的一处巨型坑，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许多形制为后世沿用。
都邑主干道网位于宫殿区的外围。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的4车道公路。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这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爵、青铜斝形制古朴庄重，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遗址中还出土数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镶嵌技术，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他铜器还有生产工具刀、锛、凿等；武器戈、戚、镞等；乐器铃等。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

以上的论断意义不言而喻。

以下是许宏意见：
在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其究竟属夏王朝抑或商王朝都邑的讨论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众所周知，1959 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率队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但却依据古典文献的记述，推断其“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这是“二里头商都说”的最早提出，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此后十几年时间里学界的基本“共识”。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邹衡先生首倡“二里头夏都说”，引发两种主要观点间的激烈交锋。80年代后期至90 年代，“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说”，成为学界的新“共识”。
在学术研究范畴，作为主流观点的推论和假说，属于当时多数学者倾向的“最优解”而非“唯一解”或定论，它们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游移不定的态势，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其实，从总体上看，“商都说”和“夏都说”在认知前提和思路方法上大同小异。各方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 中至少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在这一前提下，指认相关考古学遗存究竟属夏还是属商，甚至论证具体的历史事件如商汤伐夏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等。其不同之处则仅仅是哪条文献为信史，哪种考古学遗存属于某族某王朝而已。
在“二里头夏都说”成为主流观点后，仍有学者坚持“二里头商都说”直到90 年代，甚至一直未改变其观点。因而，“二里头商都说”并非新观点。
署名笔者，实由编者缩写并拟题的《“共识”与“假说”——关于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邑的新观点》一文（《中国文物报》2015 年11 月6 日） 的提法不确。具体详见拙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 期）。
早在2009 年，笔者在个人博客上就推出了关于“二里头商假说”的系列博文。当时即言明系“抛砖之论”，“把想法先提出供批判”而已。笔者仍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二里头都邑性质的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去年，笔者主编的《夏商都邑与文化》系列文集出版，保留了“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这一评价。那是因为笔者以为这与重提“二里头商都说”并无矛盾：各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本来就是不排他的。“商都说”和“夏都说”既然都属不排他的推论假说，那它们之间就没有矛盾。50%和99%的可能性，并非质的差别。既然暂时无法确证，那么任何反证旁证乃至另外的可能性，笔者都是认可接受的。如果不认为中国史前和原史时代（前殷墟时代） 的都邑性质问题已被证实、已可定论而绝无其他的可能性，那么这里重提的“二里头商都说”，是否就有与其他假说共存的合理性。
要之，笔者关于“二里头商都说”的思考，不过是在新的时点上，对既有重要假说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显然，其中所显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学术史视角下的二里头“商都说”与“夏都说”2015年11月23日 中国文物报 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假说并非定论，科学难言主流。在这方面，许宏研究员和众多考古爱好者的意见还是一致的。
至于二里头的定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