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公鸡石祥祯大战张国梁及太平军西征

祥祯骁雄绝伦，冲锋陷阵，无坚不摧，众钦其勇，号为铁公鸡。

石祥祯广西贵县那邦村人，本名祥开，达开族兄也，金田团营，达开举族附义，祥开与焉，辛开元年十月廿五日，达开封翼王于永安州，祥开避翼王讳，更名曰祥祯。
癸好三年二月，克金陵，号为天京，未几，诸王昆弟辈皆封国宗，祥祯与焉。五月，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攻南昌，久不克，遣使求援，东王遣祥祯与石镇仑、韦俊等往援，号国宗提督军务，权与列侯侔。
祥祯初未尝与军务，及战，勇猛矫捷，当辄披靡，众皆叹服，号铁公鸡云。扑南昌城，战文孝庙，所向有功。然素与赖汉英不协，权轻而位尊，抗衡不相下，军中莫之所适，故攻城久无功。八月，解围，祥祯谮于东王，褫汉英职，逮京治罪，自代领其众，振旅出湖口，廿六日，克九江，命林启荣守之。
十一月，奉谕返天京，未几，复从燕王至安庆，略地和、含、池州，甲寅四年二月，命与韦俊入湘，兵锋至常德，旋以林绍璋覆于湘潭，全师而返，克岳州，五月，北进鄂，再克武昌。七月，受命西戍西梁山，旋返京。
时向荣江南大营屯天京城下久，与城中屡战，各相持不下。张国梁者，本名嘉祥，故天地会众，降将也，骁悍绝伦，号营中第一勇将。祥祯与相识久，素愤其反覆，思有以惩之，乃射书邀战，约以独斗，不许带一人，倘不敢出，此后不必复出战。国梁自以降人，向荣遇之厚，久为同列所嫉，惜名重耻，得书，恐逡巡不战，为众不齿，不得安于位，遂许焉。
八月初五日，战于天京城南上方桥，国梁不能敌，为祥祯生得，置马上，欲生致城中献功。然国梁私缚利刃于身，于鞍间掣出刺之，祥祯猝不意，中胫坠马，国梁断其首而归。
祥祯既死，国梁讳其败，掩其迹，遂以战胜闻。清亡，后人好事者敷演皮黄，曰《铁公鸡》，极状国梁之勇，而铁公鸡之名，亦不胫而走云。
祥祯善战，人不能及，而为将不能和同舟之济，为帅不能忍匹夫之怒，死两私之斗，堕通军之威，一夫之勇有余，三军之任不足，此之谓欤？

石祥祯与太平军靖港之战
王继平
　　靖港之战发生在太平军第二次入湘战役中。1853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立即派兵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到1854年初，西征军已先后攻克九江、安庆、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控制了苏皖鄂部分地区。为了从南面拱卫长江中游重镇，阻止两广、福建乃至云贵清军从背后攻击武汉，太平军先后两次发动了入湘之役。
　　
　　第一次入湘之役发生在1854年2月中旬，太平军从武汉沿水路向湖南进军。当此之时，曾国藩湘军屯驻长沙，湘北一带主要是清绿营巡防兵勇。太平军进军相当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攻占了岳州、湘阴、靖港、新康、沦市等湘北重镇，并一度攻克宁乡，进入湘中地区。但此次入湘太平军兵力不厚，在宁乡歼敌后闻湘军大队将至即主动撤离，退回湖北。湘北一带又复为湘军占领，湘军前锋入通城、崇阳，与太平军发生战斗。
　　
　　东王杨秀清得知湖南战场失利，决定增兵反攻，随即发动了第二次入湘战役。3月27日，春官又副丞相林绍障率领三万多人间汉口出发，经咸宁、蒲坼赴援，在衣羊楼司大败窜入鄂境的王鑫部湘军，并乘胜收复岳州。然后，水陆齐进，直趋长沙，再次占领樟树港、靖港等地。计划采取南北夹击长沙的战略，以船只、辎重及部分兵力屯驻靖港，主力二万多人则出林绍璋率领取道宁乡进攻湘潭。
　　
　　是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已令宁乡知县朱孙诒率300人驻守该城，后曾国藩闻太平军取道宁乡，急遣魏大升、伍宏鉴、郭鸿？率湘军三营驰援，驻城外文书山，企图堵截太平军。时湘军扎营甫定，太平军已分前后两路将湘军团团围住，一时间， “巨炮相轰击，烟尘散天，咫尺莫辨”“官兵未及阵，寇来如墙，遽崩溃。枪刃所及，呼号颠足音)，流血成川，横填坑堑，千五百人一时俱烬”。太平军大获全胜，湘军三营宫除魏大升逃脱外，伍、郭二人均被击毙。
　　
　　宁乡一战．太平军粉碎了湘军的堵截计划，得以在4月24日迅速占领湘潭，完成对长沙的包围，形成了太平军南踞湘潭、北占岳州、靖港两面夹击长沙的有利用局面。
　　
　　太平军迅速进军，使湖南地方当局十分震动。省城长沙内官吏、士绅惊慌不安，“人自以为必败”，一部分官绅甚至携眷带银，逃往乡下。从岳州败归长沙的曾国藩，也极为惶恐，他一面令已发驰授宁乡的塔齐布改攻湘潭，一面召集湘军营官会议，商讨对策。曾国藩主张先攻靖港，认为靖港为太平军屯营之处，攻之可截断太平军后路。其他营官则主张攻湘潭，认为太平军主力均在湘潭，如果骤而歼之，靖港太平军不过是瓮中之鳖，垂手可得。会议最后决定全力攻湘潭，由彭玉麟先率水师十营，配合塔齐布陆师往攻湘漳，余部于次日继之。对这个计划，曾国藩感到没有多大把握，甚至设想一旦战斗失利，就退保衡州。
　　
　　彭玉麟率水师出发后，曾国藩准备第二天率五营湘军继援。正在这时，长沙乡团来报说： “靖港贼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听到这个报告，曾国藩忽然改变主意，决定率师亲往靖港，思图引湘潭太平军回援靖港，以解湘潭之围。当时正在曾幕的李元度感到此举过于冒险，因劝曾国藩； “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但对岳州、宁乡之败一直耿耿于外的曾国藩，急于求功。决心在靖港一显身于。为了表示决心，临行前还写下了遗疏和遗嘱。
　　
　　4月28日，曾国藩率领水师五营，战船40艘，队勇800人，向靖港太平军扑去，企图一举攻占靖港。他将部队屯集在距靖港20里的上游白河洲，光派水师“顺风驶至靖港”， “更番迭击”。
　　
　　靖港太平军守将石祥祯，部队很少，面对来势凶猛、几倍于己的敌人，率部沉着应战，以逸待劳。据参战的湘军营宫记载．是时，湘军“乘流直逼寇屯，冠指笑坐待，众不敢进”。长沙乡团从东岸搭浮桥，原为接济湘军渡河作战，但因桥面高低不平，湘水一路上桥面，板落桥坏，纷纷落入水中，溺毙淹达二百多人。只得另乘船只再向太平军屯营发动冲击。岸上太平军俟敌船接近时，骤然用重炮猛轰，一时间硝烟弥漫，水柱冲天，湘军不少船只当即沉没。有的急忙落帆收泊，欲逃往靖港对岸之铜官渚，时西南风大作，船易进难退。湘军只得政用纤夫牵船而行。太平军杀其纤夫，敌般失么牵力，在大风中转来转去，加之太平军炮火的轰击，湘军战船或沉或毁，或自相撞击失损近三分之一。余下的船只拼命逃往对岸。只见太平军小船二百余艘，四下围来，逼近湘军。湘军慌忙开炮阻击，但“炮高船低，不能命中，战船被焚十余只，随风飘散”，十分狠狈。
　　
　　曾国藩在白沙洲闻知败讯，异常恼怒，急督其余水师及陆营，火速增援，力图挽回败局。但增援水帅同样遭到太平军猛攻，岸上陆营见水师大败，也纷纷溃散，为争夺逃路，自相践踏，落水溺毙者无数。
　　
　　曾国藩原想在靖港讨个便宜，不想败得如此之惨重， “仅半顿饭久，陆勇奔溃，水勇办纷纷奔溃。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各船只水手自顾逃命，出队船上“竞无一人”。他的座船上山仅仅剩下三名水手。见此状况，曾国藩气急败坏， “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 ‘过旗其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鼓吹的那套“绝对服从”的治军纪律已完全失去约束。不待曾国藩再施招数，太平军船只已猛追过来，其中几艘“直犯帅舟”， “矢可及也”。曾国藩见平日所费心血、苦心经营的湘军竟在自己第一次亲征时获如此败局，羞愤交加，想到以后如何见任，愧然投水自杀。 “将没顶矣，材官傔仆力挽”，拖其上岸，一副落汤鸡的模样。到此时，曾国藩已顾不上许多“体面”，破口大骂， “须髯翕张”，意似决死。幸而与其平时交往甚密的幕友邹寿璋自后舱突出，力拖而上，曾国藩才得免一死，赶忙收拾残兵败将，逃回长沙去了。太平军因兵力不多，随之收兵。靖港之役，太平军大获全胜。
　　
　　靖港之役，太平军以少胜多，以逸待劳，击败了湘军头目曾国藩亲率的水师五营、陆勇八百，共2000多人，40余艘战船也损毁大半，给湘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太平军西征战用前景乐观。湖南巡抚骆秉章哀叹： “不独省城势成孤注，难以久存，即界连湖南之两粤、江西、贵州各省必次浸受其害。”早与曾氏存有龌龊的湖南地方官，则乘靖港之败攻击曾氏。布政使徐有壬与按察使文发趁机向巡抚骆秉章进言，要求参劾曾国藩。长沙士绅也对曾国藩大加奚落、嘲笑、攻击。曾氏本人山感到脸上无光，愧对“天子”的“钦命”，准备了遗嘱、遗疏，甚至让其弟购棺材，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总之，太平军的靖港大捷，沉重打击了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气焰，形成太平军入湘之役以来极为有利的局面，是西征军入湘战局全盛点的标志。
　　
　　然而，太平军主力在湘潭一役的失败，使靖港大捷带来的有利战机丧失殆尽。太平军再次被迫退出湖南，这是十分可惜的。

张国梁，初名嘉祥（一作家祥），字殿臣。广东高要（今肇庆）人。曾在广西贵县参加天地会起事，活动于横州（今横县）、灵山、钦州、宾州（今宾阳东北）等地。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受清军招抚，为把总。1851年（清咸丰元年），随提督向荣自广西尾追太平军直至江苏，以作战勇猛受向荣倚重。1853年，清军建江南大营于南京孝陵卫一带，张国梁为大营主要战将，常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1855年升总兵。次年4月，以太平军破清军江北大营，奉命率兵勇2400名赴北岸，连占江浦、浦口（今均属南京市），阻遏太平军南渡之路。6月，太平军秦日纲部进攻镇江外围清营，石达开部又占溧水，遂奉命先援镇江，继战溧水。因太平军乘虚猛攻江南大营，又星夜回援，筑垒于马群。以大营溃败，随向荣逃往丹阳。旋向荣死，清廷命和春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张国梁帮办军务。接连苦战解金坛围，取高淳、东坝（今高淳东），占句容，阻击太平军援军于高资（今镇江西），并迫使其弃守占领五年之久的镇江城。1858年初，协助和春重建江南大营，掘长壕百余里，再围南京。1859年秋，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后，率部渡江北援，与李秀成、陈玉成部太平军战于扬州、仪征等地。1860年春，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江南大营1.3万余人赴救杭州，然后回师急攻江南大营。张国梁率部往援大营西路，旋折返，以小水关大营本部被突破，遂率溃军退守丹阳。5月15日，太平军主力东征苏、常，19日占丹阳城，张国梁率溃兵东撤时溺死于河中。
忠王李秀成命力士溷入清军溃卒中，猝击张国梁，张国梁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成入丹阳，命收国梁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

发动农民起义
19世纪中期，广西贵县吏治腐败、民生凋零，据载，当时“木梓督捕、分府，五山守备、巡检等官均居城溺于游博，防务废弛，各圩市赌馆林立，衙役市侩从中剥削，民穷财尽，盗风日滋”。
起义经过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张嘉祥初至贵县（今广西贵港市），佣于水源街全昌卤货肆年，其人性惰，喜游博，不久辞出，与其党往石罅圩（今石卡镇）掳牛皮店杨荣利六岁儿，杨以百金赎归，诉之县。知县杨曾惠因循纵容，不严拘捕，嘉祥得漏网，遂结钦州李自昌、横州（今横县）谢江殿、灵山苏三相、瓦塘（今贵港市瓦塘镇）徐阿云等聚横州大滩伏波庙，勒索货船，打单村市，滋扰无虚日。是年戊申，嘉祥攻劫木梓圩（今木梓镇）大源、浩源二典库，刮取财物。不久又攻平依村鲍家，未获逞，乃回横州之博合圩，竖旗招兵买马，肆行劫掠。横、贵两州县申请南宁协副将盛钧、浔州府知府顾元凯、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督兵剿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二十日，嘉祥率千余人至覃塘圩（今覃塘镇）张贴告示，招人入伙。
八月初一日入桐岭掠龚振家马匹财物。
九月，张嘉祥由覃塘窜至宾州（今宾阳）甘塘，知府顾元凯、副将李殿元、盛钧会剿之，参将段炳南阵亡，张嘉祥士气大振。一战不利，顾元凯等遽招抚之，此风一开，群盗蜂起。
张嘉祥招抚后，易名国梁，随向荣蹑太平军至金陵，官提督。咸丰十年三月在丹阳与太平军战，负创死。
受张嘉祥起义的影响，清末贵县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高潮，各路绿林豪杰一时并起。当时杨睿清起大圩，黎特弟起五山，汤西利起黄练，钟阿春起桥圩，郑廷辉、谭特养起三里，徐阿云、徐阿二、邱二娘起瓦塘，雷树春、黄阿左、黄阿右、黄阿石、苏十九、张渣三等起木梓、木格，杨捞家起南溪桥，覃七大、王老三起钟村圩，四出焚劫，民不聊生。大井头王阿旺、王星福、王升高等挟制商肆富户敛银守街，勾结巨寇卢阿相，率贼艘二十余泊城下，指名勒索。阿相既去，又纠杨睿清以舞狮赛神为名，直入县署参拜福德土神，以示贼威。时知县萧煊庸懦不振，桥圩、木格、君子垌各匪复在瓦塘、湛江诸处攻劫村市，而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麦二、许十二等则或来城聚赌，或勒索货船，烽火之警日夜不绝。这为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黄鼎凤起义打下了基础，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近代史。

张国梁是高要沙浦苏坑村（今属鼎湖区）人，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名嘉祥或家祥，字殿臣。小时在乡，行为放恣。15岁时随叔父往广西谋生，在贵县全昌咸货铺做伙计，负责挑水煮食。因习染赌博，常与无赖、恶少群聚，赌博游荡，一次因发生争端，张国梁打人致死，被官府追捕，于是投奔山寨堂口。这时张国梁青春盛发，相貌俊秀，体格健壮，武勇有力，深得首领赏识，得娶其女为妻。不久，首领病死，张国梁接替统领手下人马，时方18岁。

当时正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凋敝，加上广西灾害频频，民不聊生，事变日起，聚众结党的浪潮遍及广西各地。尤以天地会的活动最为炽盛。张国梁乘此时世，广为发展势力。道光二十五、六年间（1845－1846年），张国梁的势力已控制了贵县、横州一带的水陆要道和乡村、圩镇。树旗号称怡义堂，声言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在横州大滩伏波庙设立营寨，“收行水”、“打单”、“开阁”，向土豪、富豪下手，一时有俗谚流传：“狠如狼，怯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不久，势力进一步扩大至左江一带，最盛时有部众万余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国梁人马威胁南宁府，城外的船家，铺户已经听命，形势紧张，声震远近。驻守南宁的都司盛钧束手无策。当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曾向张国梁发出邀请，遭到拒绝。但清方经过盛钧的建议，得到广西提督向荣，按察使劳崇光的同意，通过绅士的联系，向张国梁发出招抚，张国梁终于投诚了。投诚清朝是完全违反天地会的宗旨的。张国梁与清方秘密商定，清军来攻，张国梁诈败，诡称力不能支，然后将寨中财物分给同党，随者留，不随者去。因此，投诚后张国梁照会旧统领旧部，掉转枪头，与各股清军一起，投入围剿天地会、拜上帝会以及其他起义队伍的军事中去。投诚的初期，本地的士绅富户出于私愤，连同招抚其他“股匪”的事，向清廷呈控广西大员姑息养奸。但张国梁惯于笼络部下，在作战中往往身先士卒，常获小胜，这在当时清军腐败的各色旗兵、绿营中显出较强的战斗力。因而仍然被广西大员保举。在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获谕旨补千总衔。以后每次较大的胜利都获晋升，由守备升任参将、副将，张当时才28岁，咸丰五年（1855年）升福建漳州镇总兵加提督衔，并承恩及曾祖以下三代。这道加恩的敕命，张家制匾悬于家门为显耀。

在围攻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中，张国梁是清军的一员悍将，往往接受危难任务，他曾数度负伤而侥幸免死。但在腐朽的清朝营垒中，张国梁终于难逃葬身江河的命运。咸丰六年（1856年）清朝重建已经崩溃的江南大营，张国梁以钦差帮办大臣的身份协助钦差大臣和春统领江南大营，围剿太平天国。咸丰八年，张国梁任江南提督。咸丰十年（1860年）底，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等齐集南京城外，出动五路大军合攻江南大营。清军全线崩溃。张国梁竭力压阵，但无法阻止部下败退，狼奔豕突，蜂拥逃命。在向镇江逃奔途中，于丹阳骑马渡河，落水毙命。败讯传至清廷，咸丰帝甚为沮丧，多次询问张国梁的下落，幻想张国梁大难不死。因找不到尸体，暂时不敢发表。两个月后正式宣布战死，优加追恤，为他追赠太子太保，三等轻车都尉，一等男爵，其子荫清得袭男爵。后来又加赠，追谥为忠武，并饬令高要县建专祠祭祀。该祠俗称张公祠，位于肇庆阅江楼侧，每年举行春秋二祭。民国时期祠舍并入阅江楼小学作课室。

张国梁，初名嘉祥（一作家祥），字殿臣。广东高要（今肇庆）人。曾在广西贵县参加天地会起事，活动于横州（今横县）、灵山、钦州、宾州（今宾阳东北）等地。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受清军招抚，为把总。1851年（清咸丰元年），随提督向荣自广西尾追太平军直至江苏，以作战勇猛受向荣倚重。1853年，清军建江南大营于南京孝陵卫一带，张国梁为大营主要战将，常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1855年升总兵。次年4月，以太平军破清军江北大营，奉命率兵勇2400名赴北岸，连占江浦、浦口（今均属南京市），阻遏太平军南渡之路。6月，太平军秦日纲部进攻镇江外围清营，石达开部又占溧水，遂奉命先援镇江，继战溧水。因太平军乘虚猛攻江南大营，又星夜回援，筑垒于马群。以大营溃败，随向荣逃往丹阳。旋向荣死，清廷命和春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张国梁帮办军务。接连苦战解金坛围，取高淳、东坝（今高淳东），占句容，阻击太平军援军于高资（今镇江西），并迫使其弃守占领五年之久的镇江城。1858年初，协助和春重建江南大营，掘长壕百余里，再围南京。1859年秋，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后，率部渡江北援，与李秀成、陈玉成部太平军战于扬州、仪征等地。1860年春，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江南大营1.3万余人赴救杭州，然后回师急攻江南大营。张国梁率部往援大营西路，旋折返，以小水关大营本部被突破，遂率溃军退守丹阳。5月15日，太平军主力东征苏、常，19日占丹阳城，张国梁率溃兵东撤时溺死于河中。
忠王李秀成命力士溷入清军溃卒中，猝击张国梁，张国梁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成入丹阳，命收国梁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

发动农民起义
19世纪中期，广西贵县吏治腐败、民生凋零，据载，当时“木梓督捕、分府，五山守备、巡检等官均居城溺于游博，防务废弛，各圩市赌馆林立，衙役市侩从中剥削，民穷财尽，盗风日滋”。
起义经过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张嘉祥初至贵县（今广西贵港市），佣于水源街全昌卤货肆年，其人性惰，喜游博，不久辞出，与其党往石罅圩（今石卡镇）掳牛皮店杨荣利六岁儿，杨以百金赎归，诉之县。知县杨曾惠因循纵容，不严拘捕，嘉祥得漏网，遂结钦州李自昌、横州（今横县）谢江殿、灵山苏三相、瓦塘（今贵港市瓦塘镇）徐阿云等聚横州大滩伏波庙，勒索货船，打单村市，滋扰无虚日。是年戊申，嘉祥攻劫木梓圩（今木梓镇）大源、浩源二典库，刮取财物。不久又攻平依村鲍家，未获逞，乃回横州之博合圩，竖旗招兵买马，肆行劫掠。横、贵两州县申请南宁协副将盛钧、浔州府知府顾元凯、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督兵剿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二十日，嘉祥率千余人至覃塘圩（今覃塘镇）张贴告示，招人入伙。
八月初一日入桐岭掠龚振家马匹财物。
九月，张嘉祥由覃塘窜至宾州（今宾阳）甘塘，知府顾元凯、副将李殿元、盛钧会剿之，参将段炳南阵亡，张嘉祥士气大振。一战不利，顾元凯等遽招抚之，此风一开，群盗蜂起。
张嘉祥招抚后，易名国梁，随向荣蹑太平军至金陵，官提督。咸丰十年三月在丹阳与太平军战，负创死。
受张嘉祥起义的影响，清末贵县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高潮，各路绿林豪杰一时并起。当时杨睿清起大圩，黎特弟起五山，汤西利起黄练，钟阿春起桥圩，郑廷辉、谭特养起三里，徐阿云、徐阿二、邱二娘起瓦塘，雷树春、黄阿左、黄阿右、黄阿石、苏十九、张渣三等起木梓、木格，杨捞家起南溪桥，覃七大、王老三起钟村圩，四出焚劫，民不聊生。大井头王阿旺、王星福、王升高等挟制商肆富户敛银守街，勾结巨寇卢阿相，率贼艘二十余泊城下，指名勒索。阿相既去，又纠杨睿清以舞狮赛神为名，直入县署参拜福德土神，以示贼威。时知县萧煊庸懦不振，桥圩、木格、君子垌各匪复在瓦塘、湛江诸处攻劫村市，而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麦二、许十二等则或来城聚赌，或勒索货船，烽火之警日夜不绝。这为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黄鼎凤起义打下了基础，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近代史。

张国梁是高要沙浦苏坑村（今属鼎湖区）人，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名嘉祥或家祥，字殿臣。小时在乡，行为放恣。15岁时随叔父往广西谋生，在贵县全昌咸货铺做伙计，负责挑水煮食。因习染赌博，常与无赖、恶少群聚，赌博游荡，一次因发生争端，张国梁打人致死，被官府追捕，于是投奔山寨堂口。这时张国梁青春盛发，相貌俊秀，体格健壮，武勇有力，深得首领赏识，得娶其女为妻。不久，首领病死，张国梁接替统领手下人马，时方18岁。

当时正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凋敝，加上广西灾害频频，民不聊生，事变日起，聚众结党的浪潮遍及广西各地。尤以天地会的活动最为炽盛。张国梁乘此时世，广为发展势力。道光二十五、六年间（1845－1846年），张国梁的势力已控制了贵县、横州一带的水陆要道和乡村、圩镇。树旗号称怡义堂，声言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在横州大滩伏波庙设立营寨，“收行水”、“打单”、“开阁”，向土豪、富豪下手，一时有俗谚流传：“狠如狼，怯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不久，势力进一步扩大至左江一带，最盛时有部众万余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国梁人马威胁南宁府，城外的船家，铺户已经听命，形势紧张，声震远近。驻守南宁的都司盛钧束手无策。当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曾向张国梁发出邀请，遭到拒绝。但清方经过盛钧的建议，得到广西提督向荣，按察使劳崇光的同意，通过绅士的联系，向张国梁发出招抚，张国梁终于投诚了。投诚清朝是完全违反天地会的宗旨的。张国梁与清方秘密商定，清军来攻，张国梁诈败，诡称力不能支，然后将寨中财物分给同党，随者留，不随者去。因此，投诚后张国梁照会旧统领旧部，掉转枪头，与各股清军一起，投入围剿天地会、拜上帝会以及其他起义队伍的军事中去。投诚的初期，本地的士绅富户出于私愤，连同招抚其他“股匪”的事，向清廷呈控广西大员姑息养奸。但张国梁惯于笼络部下，在作战中往往身先士卒，常获小胜，这在当时清军腐败的各色旗兵、绿营中显出较强的战斗力。因而仍然被广西大员保举。在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获谕旨补千总衔。以后每次较大的胜利都获晋升，由守备升任参将、副将，张当时才28岁，咸丰五年（1855年）升福建漳州镇总兵加提督衔，并承恩及曾祖以下三代。这道加恩的敕命，张家制匾悬于家门为显耀。

在围攻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中，张国梁是清军的一员悍将，往往接受危难任务，他曾数度负伤而侥幸免死。但在腐朽的清朝营垒中，张国梁终于难逃葬身江河的命运。咸丰六年（1856年）清朝重建已经崩溃的江南大营，张国梁以钦差帮办大臣的身份协助钦差大臣和春统领江南大营，围剿太平天国。咸丰八年，张国梁任江南提督。咸丰十年（1860年）底，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等齐集南京城外，出动五路大军合攻江南大营。清军全线崩溃。张国梁竭力压阵，但无法阻止部下败退，狼奔豕突，蜂拥逃命。在向镇江逃奔途中，于丹阳骑马渡河，落水毙命。败讯传至清廷，咸丰帝甚为沮丧，多次询问张国梁的下落，幻想张国梁大难不死。因找不到尸体，暂时不敢发表。两个月后正式宣布战死，优加追恤，为他追赠太子太保，三等轻车都尉，一等男爵，其子荫清得袭男爵。后来又加赠，追谥为忠武，并饬令高要县建专祠祭祀。该祠俗称张公祠，位于肇庆阅江楼侧，每年举行春秋二祭。民国时期祠舍并入阅江楼小学作课室。

2016-3-5 22:21 上传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屏蔽天京，决定在北伐的同时发动西征。其作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进军皖赣鄂湘(1853.6～1854.4)

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清咸丰三年)6月3日,太平天国命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军二三万、战船千余艘，开始由天京溯江西上，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赖汉英率万余将士继续西进,攻取江西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24日抵达南昌。时南昌由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领兵勇万余人驻守。太平军连续三次轰塌城墙,都被守军抢堵，未能攻入城内。鉴于强攻不能得手,乃由检点曾天养领一部太平军于8月下旬,先后攻占丰城(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都昌等地，以孤立南昌，待机攻取。时杨秀清以久攻南昌不下，下令撤围，转攻皖北、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经湖口入江,分兵两路：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等率领，西取湖北；一路在曾天养等率领下回安庆，准备攻取皖北。石祥祯等率所部太平军于29日攻占九江，留指挥林启容部镇守,继续西进。10月15日败清军于田家镇(今湖北武穴西北)，进克黄州、武昌县(今鄂州)等地,20日占领汉口、汉阳。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认识到安徽在西征中的重要地位，于9月25日命翼王石达开率部6000到安庆,主持西征军务，并令湖北前线的太平军退出汉阳、汉口，留石祥祯率部驻黄州(今黄冈)，主力回师皖北。10月25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率大军自安庆北攻,连占桐城、舒城，直逼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清廷急调各路军队增援，太平军击退清援军,并于1854年1月14日攻占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死。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攻占庐江、六安、潜山、无为等州县。随即调韦俊等率主力再度入鄂，会同留驻黄州的石祥祯部,于2月12日攻破屯于黄州堵城的清军大营，杀湖广总督吴文镕。16日三克汉口、汉阳，韦俊等率万余太平军围攻武昌，主要兵力则分作南北两路向鄂北、湖南进军。曾天养率北路军连下孝感、云梦、安陆、随州、钟祥、荆门、当阳,5月18日攻占宜昌,下宜都(今枝城市)、枝江(今枝城镇)，由公安入湖南境。南路太平军在石祥祯指挥下向湖南挺进,于2月27日占岳州(今岳阳)后，连占湘阴、宁乡。时清廷侍郎曾国藩率新建湘军由长沙北上抵御,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在湖北与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所部援军汇合后再度入湘。4月7日再克岳州,占靖港(今望城西北),石祥祯率部驻守，林绍璋率主力继续南进，24日占领湘潭，谋南北合击长沙。

    太平军攻占湘潭后，曾国藩立即派副将塔齐布、知府褚汝航等领湘军水陆师，围攻湘潭。经过激烈的争夺，太平军大败，被迫于5月1日退出湘潭。林绍璋率部西向常德等地，与北路曾天养部会师后,于6月29日越洞庭湖,退守岳州。韦俊部则于6月26日第二次攻占武昌。

　　二、受挫后退(1855.1～1856.4)

　　7月上旬湘军以2万之众北上，太平军接战失利,于7月25日由岳州退守城陵矶(今岳阳市东北)。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双方在岳州、城陵矶一带展开争夺，太平军败多胜少，曾天养壮烈牺牲。8月25日太平军退至武汉。湘军乘胜继进,于10月初抵达武汉外围，12日开始发起进攻。太平军水陆接战不利,14日又撤出武汉。湘军占领武汉后,水陆并进，夹江而下,11月下旬双方在半壁山(今阳新东北)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太平军陆师损失惨重。12月2日湘军攻毁太平军横江铁链,水师乘胜进逼江西九江。3日，燕王秦日纲等东退安徽宿松。

　　三、转入反攻(1854.7～1855.1)

　　为扭转不利战局，1854年底，石达开带领胡以晃等抵江西湖口，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移师湖口对岸之梅家洲，与驻守九江的林启容互为犄角,严阵待敌。曾国藩先是以主力攻九江,不能得手,便转攻梅家洲。1月29日,湘军水师轻舟120艘由长江水道冲入鄱阳湖内。太平军乘机将其阻于内湖，将湘军水师肢解为外江、内湖两支，并接连给外江水师以沉重打击，迫使其上逃武汉。太平军湖口之战取胜后，西征战场遂转入反攻。秦日纲率部从安徽太湖、宿松一带回师湖北，2月16日，在广济(今武穴西北)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万余清军，连占蕲州(今蕲春西南)、黄州,并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阳、汉口。韦俊部则于富池口(今阳新半壁山东)渡江，25日攻占兴国(今阳新)，旋占通山、崇阳、咸宁、蒲圻，与秦日纲部南北配合，于4月3日第三次攻占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投水死。检点陈玉成随即率部进军鄂北，先后攻占安陆、云梦等州县,5月31日在随州附近的五里墩击毙清西安将军扎拉芬。

　　清政府为挽救败局，先是命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署湖北巡抚，不久又任命满族贵族官文为湖广总督，调集兵力围攻武昌，双方在武汉周围展开了长时间的攻防战。10月上旬，湘军道员罗泽南部应胡林翼之请由江西进援湖北，占领通城、崇阳，武昌危殆。石达开率部2万余从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在武昌樊口登岸,大败罗泽南部于咸宁壕头堡,并克崇阳、通城。罗泽南部援鄂，江西兵力空虚。石达开乘机进军江西，威逼曾国藩南昌大营，以调动罗泽南部回援，减轻对武昌的压力。12月9日，石达开率部占领江西新昌(今宜丰),旋克瑞州(今高安)、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樟树市)等地，威胁南昌。曾国藩急调围攻九江的副将周凤山部救援,调内湖水师防守赣江。石达开横扫南昌周围州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吉安等地，南昌更形孤立。曾国藩为改变坐困之势，一再催调罗泽南部回援，而罗泽南却在武昌外围被太平军击毙。正在此时，杨秀清调石达开回援天京，使曾国藩绝处逢生。至此，太平军结束了在江西的攻势，西征作战基本结束。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攻取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大部地区，夺占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有效地屏蔽了天京，保证了粮源，为太平天国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但在西征中太平军水师基本丧失，对新起的湘军又未能予以致命打击，酿成尔后太平天国覆亡的一大隐患。
(王承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

太平军西征 
太平军西征是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6年4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为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 天京（今南京）而进行的作战。
战争背景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等军事要地，屏蔽天京，决定在北伐的同时发动西征 。
5月19日，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后，胡以晃坐镇该地，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继续西进，连克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24日直抵江西省会南昌城下。因强攻不能得手，乃一面围城，一面分攻附近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
战争过程

江西战场
攻占丰城
8月中旬，先后攻占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8月下旬，清军各路援兵抵达南昌外围后，对围城太平军发起反攻。
撤离南昌
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分兵两路：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或作韦志俊）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等率领返回安庆，准备攻取皖北。石祥祯等率太平军万余人于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镇守，大队继续西进，10月8日攻占鄂东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15日大败清军于田家镇，旋乘胜连克黄州、武昌县（今鄂州市）等地，20日占领汉口、汉阳。

进攻安徽
回师皖北
石祥祯等西进湖北的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于9月25日命翼王石达开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10月25日，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部攻下安庆城北要地集贤关，接着连占桐越、舒城，直逼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11月，石祥祯部退出汉口、汉阳，留部分兵力驻守黄州、蕲州，主力回师皖北。
攻克庐州
854年1月15日太平军攻克庐州，旋乘胜攻占庐江、六安、潜山；无为等州县。随后，曾天养等率大军入鄂，会同石祥祯部，于2月12日攻破屯于黄州堵城的湖广总督吴文镕大营，毙吴文镕。16日再克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兵两路，向湖南、鄂北进军。

湖广战事
挺进湖南
曾天养率北路军连下孝感、云梦、安陆、随州、钟祥、宜昌等地，后遭清军堵截，乃南下入湘进抵岳州（今岳阳）。石祥祯率南路军挺进湖南，先后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时在家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率湘军由长沙北上阻截，石祥祯部被迫退回湖北，与前来增援的春官右副丞相林绍璋部汇合，4月初再度入湘，7日复克岳州，乘势进占靖港，攻夺湘潭，对长沙形成北南夹击之势。曾国藩派副将塔齐布、知府褚汝航等率湘军水陆师反扑。太平军接战失利，被迫于5月1日退出湘潭。此前，曾国藩亲率水陆师由长沙进袭靖港，被太平军击败。但因湘潭之战损失惨重，太平军只得于4日放弃靖港，北退岳州。后于6月攻克常德。
攻占武昌
26日，韦俊部攻占武昌。湘军在湘潭、靖港之战后，经过短期整顿，于7月上旬北上，2万之众水陆并进攻岳州。太平军迎战不利，25日退守城陵矶。至8月中旬；双方在岳州、城陵矶间展开争夺，太平军渐处劣势，曾天养阵亡，被迫于8月25日撤往武汉。湘军乘势继进，于10月初抵达武汉外围，随即发起进攻，太平军不支，于14日放弃武汉（参见湘军攻武汉之战）。
半壁山激战
湘军占领武汉后，水陆并进，夹江而下，11月20日至12月2日，与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展开激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江防被突破。3日，燕王秦日纲等自焚营垒，率部东退黄梅。1855年初，湘军水师进逼九江。石达开与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师驰援，分驻湖口、梅家洲、抵御湘军进攻。曾国藩以主力攻九江未能得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战法，转攻梅家洲和湖口。1月29日，太平军将湘军水师轻便战船封锁于鄱阳湖内，乘机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大获全胜，迫湘军败退九江（参见湖口之战）。2月11日，又在九江焚毁大量船只，使湘军水师“辎重丧失，不复成军”，从而扭转了西征战场的被动态势，并乘胜转入反攻。16日，秦日纲与检点陈玉成从安徽太湖、宿松一带回师湖北，在广济（今梅川）击溃湖广总督杨霈部万余清军，接着，连占蕲州、黄州，并于23日占领汉阳、汉口。
进占兴国
韦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连占通山、崇阳、咸宁、蒲圻，与秦日纲部配合，于4月3日攻占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投水自杀。随后，陈玉成率部进军鄂北，攻占安陆、云梦等州县，5月31日在随州南五里墩击毙清西安将军札拉芬。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以荆州将军官文代替杨霈为湖广总督，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调集兵力，于6月10日反攻武昌，被太平军击退。湘军遂与太平军相持于九江和武昌城郊。
占领通城
10月上旬，湘军道员罗泽南部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占领通城、崇阳，武昌形势再度紧张。石达开率部2万余人从安庆进援湖北，11月4日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寻克崇阳、通城，转而乘湘军全力反攻武汉之际进军江西，12月9日占领新昌（今宜丰），继克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等地，威胁南昌。
围攻九江
曾国藩急调围攻九江的湘军副将周凤山部救援，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九江之围遂解。因南昌湘军力量增强，石达开遂分军横扫南昌周围州县，先后占领?地。曾国藩一面调兵往援，一面令周凤山会同水师，于1856年1月11日夺占南昌咽喉樟树。3月24日，石达开集中兵力复克樟树，大败周凤山部，围困曾国藩于南昌。曾再次请调罗泽南部返赣，罗正围武汉，不肯回救。正当曾国藩呼救无从，南昌指日可下之际，石达开奉命于4月率部两三万人经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救天京。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之机。此后，太平军基本结束在江西的攻势，西征作战告一段落。

战争结果
1855年1月，石达开等率军西援，组织九江、湖口会战，痛歼湘军水师，乘胜大举反攻，败清湖广总督杨霈，四占汉阳，三克武昌。11月，太平军弃守庐州，皖北形势逆转。这年底，湘军围攻武汉，石达开率师西援鄂，因湘军堵截，遂转进江西。1856年3月，石达开横扫南昌周围州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吉安等地，南昌更形孤立。曾国藩为改变坐困之势，一再催调罗泽南部回援，而罗泽南却在武昌外围被太平军击毙。正在此时，杨秀清调石达开回援天京，使曾国藩绝处逢生。至此，太平军结束了在江西的攻势，西征作战基本结束[2]  。石达开在樟树镇大败湘军周凤山部，占据江西50余州县，围困曾国藩于南昌。但武汉仍被湘军围攻，遂致相持战局  。

历史影响
是役历时3年，太平军占领安徽、江西和湖北的部分地区及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战略要地，使天京上游有了可靠屏障，为以后坚持斗争打下坚定的基础。但由于未能给湘军以歼灭性打击，军事上潜伏着巨大隐患。有效地屏蔽了天京，保证了粮源，为太平天国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  。

太平军西征军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
战役过程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曾国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俟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27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滠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折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滠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潭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般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十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玫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镇，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便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枪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阳（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战役结果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述评

王善中
　　
　　　1860年5月，太平天国趁二破清江南大营之势，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进取之策。鉴于天京西边的重要屏障安庆被清军围困，英王陈玉成力主救之；为争得财源，侍王李世贤主张直取闽浙；其他人也各有其说。后来主持军国大政的干王洪仁折合众人所议，提出：”当今之计，自天京而论……东跟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成，即取百万买火轮20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之矣”。忠王李秀成赞成其议，遂通过。

　　细而思之，干王所议有些地方是不现实的。东征尚未进行，江浙财源并未到手，太平军财政贫穷，购置20 只火轮相当困难。既使火轮到手，水军的操练也非短期内所能成功，再加上江面上有训练有素的湘军水师拦阻，沿长江上取谈何容易！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点，太平军除靠友人呤利夺得一条火轮“飞复来”号外，连一条火轮也未买到！然而，干王所提出的太平军夹江西征“合取湖北”以解救安庆的策略却是相当高明的。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清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不堪，咸丰帝频频下诏两江总都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率兵北上勤王，时湖北空虚，太平军西征，必使曾、胡等处于北上不得、西援不成的矛盾当中，曾国藩承认：“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胡林翼惊呼，太平军极有可能“牵动（清）怀桐大军厚集东西因以全力解安庆之围”。可以看出，“合取湖北”的成败，是太平军解安庆之围的真正关键，安庆不失，天京必保。可惜身为太平军南北二路统帅的陈玉成，李秀成，虽然在会议桌上达成了先下取苏杭，后合取湖北的一致协议，但在思想上对此并没有透彻的认识，以致在以后的行动中，彼此毫不合作，各自为是。
　　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集中了江宁，丹阳，句容数万太平军，从天京九袱洲东进稍受阻后，便改道北进，开始西征。时淮北捻军在定远被清军围困，英王决定稍绕道先解捻军之围，并扩大自己军势。10月初，大军过仪征、全椒，9日进定远，捻军解围，两军会合，声势大振。大军继而北进白炉桥，破清军尹善廷营。中旬，英王派吴定彩，吴如孝会合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北攻凤阳，又派一支南攻六安，英王亲率大军围攻寿州，但是都不顺利。凤阳、六安未克，寿州也被安徽巡抚翁同书督水路军解围。英王军不得已撤回定远，庐江一带，回撤途中，21日攻六安，23日攻舒城也未攻下。上述情形并非是陈玉成出师不利，主要是因为当时清军大部均集中在安徽长江北岸，其中曾国荃部率一万人围安庆，胡林翼部二千人驻英山，多隆阿部一万人、李续宜部六千人围攻桐城。特别是桐城，为七省之要道，安庆之咽喉，不可不救，故陈玉成不敢于皖北恋战。
　　当时，摆在陈玉成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依原定战略方针，暂时不顾桐城被围之太平军，挥师西进，以十万精锐，冲破英山胡林翼二千人的防线，然后下湖北，取武汉。促使清军阵脚大乱，安庆之围立解；二是在桐城附近与清军主力决战，进而直接解救安庆。显然前者是正确的，因“桐城米粮火药尚可支一年而有余”，可以起到牵制清军主力的作用，可不必过早救援。后者却很没有把握，太平军远道赶至桐城，风尘仆仆，是疲劳之师，又新有捻军加入，未及整顿，不可不谓涣散之军。而清军多、李两军素称善战，又有“以逸待劳，以静待动，以整待散”之利。惜陈玉成未能冷静分析作战的种种利弊，自恃兵多将勇，决定与多、李清军决战。
　　10 月底，陈玉成会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从定远、庐江赶至桐城西南挂车河、望鹤墩、香铺街一带，扎营四十余座。11月26日，清军趁太平军混乱不定，首先发动攻击，卦车河一战，太平军失利。12月 5日，多隆阿军再次袭击太平军，后者受创颇重。12月10 日，清军发动总攻势，多隆阿军分马步四路从卦车河等处打下，李续宜军分八路由新安渡等处打上，战场绵亘20 余里，太平军被敌围裹，死伤颇重，十几万精锐损失大半以上，捻军首领孙葵心阵亡。与此同时，陈玉成为乱清军耳目，分军万余袭击霍山，然而驻地清军早得音讯，太平军刚到，即分三路以火枪攻扑，霎间火光四起，太平军不知虚实，败退舒城。桐城惨败，使陈玉成从此兵员匮乏，士气也大为衰退，这对他以后兵攻武汉，再战安庆，均产生了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桐城败后，捻军退走庐江，太平军退入桐城。其时，枞阳为安庆的又一重要接济线，正如胡林翼所说：“安庆之要在枞阳，不得枞阳，即顿兵城下一、二年，贼可徜徉自如。暇则来战，不暇则游于他处，我不能谁何也”，其重要性不下桐城。于是胡派重兵把守。1861年1月，陈玉成耻桐城之败，存侥幸心理，派兵攻打枞阳，试图从侧面再援安庆。连日恶战，终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所部击败。至此陈玉成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他才不得不考虑西征。
　　3月10 日，在捻军龚得树等部的配合下，陈玉成军开始西征，由捻军进攻罗阳、松子关，以牵制清军援兵。陈自率大军猛攻霍山正面，又分军一部从霍山背后黑石渡绕出，前后夹击清军副将余际昌部，两军在乐儿岭大战四昼夜，太平军击溃清军，占领霍山。此举完全出曾、胡等人所料。一是，霍山驻有重兵，副将余际昌是一员悍将，所率清军精锐昌字四营驻乐儿岭，昌礼三营驻三石岭，二岭之间是一古道，乃攻霍山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不久前，余济昌部于此曾重创太平军，后者岂能再重蹈其辙，然太平军这次却不走山谷从背后直攻霍山！二是，太平军桐城败后，实力大减，若要西进，除霍山外，必经太湖无疑。故桐城之役后，胡林翼便把清军主力由英山移至太湖，以为万无一失之举，当时在安庆的曾国荃给湘军悍将鲍超的信中说：太平军西进，必“先犯挂车河营垒，如不能惊动，即约攻潜山、太湖，如皆不能动，则于半月内外仍窜回安庆，为关外四垒解围，兼攻安庆官军”。卦车河之战，陈玉成固然入曾、胡圈套，然进占霍山，又完全出曾、胡所预料，湖北一带清军兵力空虚，且毫无设防，完全暴露在太平军面前。这时，陈玉成毫不理会驻守在三石岭上的清军，当天，即3月14日便迅出乐儿岭，挺进湖北，英王军乔装清军，风驰雨骤，昼夜兼行，17日过蕲水，18日进占鄂东重镇黄州，可谓是兵贵神速了。
　　黄州离武汉仅一百四十里，清军主力这时在桐城、太湖一带。“黄州以上，无一卒一将”，太平军即将兵临城下，“武昌忙乱，不可言状”。城内兵勇不足三千，太平军只要向前稍挺进一步，武汉即可拿下无疑。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贼破黄州时，武昌城人民一空，不堪笔叙，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阎丹初(即清总办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阎敬铭，丹初是他的字)呼唤不灵，愤极自尽，几断气……咏公（胡林翼）夫人执不肯出署，言必须兵临城下再定行止。诸当事力劝两日，见满城已无人，始行听劝携幼子下河。……仅余秀相（官文）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土匪白日城内劫掠当铺钱店”，可见其混乱不堪之状！胡林翼远在太湖，鞭长莫及，急得他“五心烧热如火炙”，夜间“吐浓紫色血”抱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可见太平军“合取湖北”的策略对清政府打击之大。
　　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其中把武汉列为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为了捍卫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商业利益，３月２２日，英国参赞巴下礼赴黄州会见陈玉成，以进兵“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为词，极力阻挠陈进兵武汉。此外，他又提供了种种假情报，说什么“九江方面尚未听见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假如你现在进兵汉口，势将得不到各路军的支持，而不得不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袭击你的安徽军”等等。陈玉成心动，遂允许停攻武汉，决定转攻他地，致使西征功亏一篑，令人可惜。否则，安庆之围纵不全解，也必松弛。
　　从表面看来，陈玉成所为似乎是巴夏礼的危言耸词所动。这固然是一个因素，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一，太平军于桐城失力后，兵员严重匮乏，由此而论，占领霍山实有几分侥幸，那里有清重兵防守，如果其副将余济昌不“贪功出队”而采取“坚守勿战”的策略，太平军至少不能那样迅速拿下霍山。因为兵少，进湖北只得用乔装偷袭的方法，兵抵黄州时仅三、四万人，陈玉成上不明武汉清军守备之底细，下不清太平军诸路之动向，以这样少量兵力进攻偌大的武汉城，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其二，陈玉成这时已得悉捻军进攻罗田、松子关失利，其首领龚得树阵亡，他不得不考虑东返之路有被截的危险。其三，陈玉成兵指武汉，老奸巨滑的曾国藩已看出他“项庄舞剑”之计，当太平军驻扎黄州期间，曾即命其部下加紧进攻安庆，叫嚷“必须攻破‘狗酋’，迅克安庆”。如此，“大局乃有挽回之日”，故清军攻打安庆愈急。从陈玉成一向过于看重安庆的思想来看，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没有巴夏礼的干扰，他是否肯贸然进攻武汉，确实是个疑问。如是之故，陈玉成放弃了攻克武汉的可能性后，迅速率军东返。途中，天京方面再次指示，一切按原计划执行，占领武汉并与英人交涉，陈玉成本可回军再战，可惜他心目中仍重安庆而轻“合取湖北”这一战略方针，致使太平军北路西征武汉的计划彻底流产。
　　平心而论，如同太平军于1860年夏攻打上海时，华尔组织洋枪队仅属“私人”性质一样，巴夏礼所言，至多是英国官方的某些倾向，而决不是英国政府的正式表态。因为《北京条约》虽然签订了，但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并未完全恢复信任。再则此时太平军声势浩大，对外国人又相当友好，太平天国甚而表示，一旦夺取全国后，愿开放所有的省份与外国人通商，其态度似乎要比清政府更激进得多！所以帝国主义对太平天国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幻想，想从后者身上得到比《北京条约》更大的权益。就在太平军“合取湖北”的时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向清恭亲王表示，英国决守“坚持中立”的政策，英国外务大臣罗素一再训令卜鲁斯说：“断不能于清方与叛党两势力之间，加以干预而超过保护英商人及其住所与商业之所必需”。帝国主义后来甚而有意把对外通商港口宁波让太平军占领，试看太平军占领下的海港是否能通商并保障其利益。直至1862年春帝国主义者看到太平军在宁波严禁鸦片，坚持合法通商，从而未能“尽如其意”时英国才正式改变了对华中立政策。所以说，天京方面在陈玉成军东返时所下的再进武汉的命令，是很可能考虑到：即使太平军攻下武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也一时不会恶化。而陈玉成对此，似有顾虑，于是听取巴夏礼所言，放弃了进攻武汉的打算。
　　在陈玉成驻守黄州时，曾派兵数路向武汉周围的一些城镇进攻，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太平军攻占了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德安、随州等地，其目的是继续构成对武汉的威胁，吸引清军主力西上，以乘间解安庆之围。但上述地区岂能与武汉相提并论，以曾、胡等老谋深算，又哪能上钩！正如曾国藩所说：目下只“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陈玉成率主力东返，对武汉更不构成威胁，故太平军对上述地区的占领，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至于李秀成，在西征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相当严重。按照天京会议的规划，李秀成于五月率军东征苏常，应在一个月内“肃清回奏”，李当时在会上并未表示异义。然在太平军顺利占领江浙广大富饶地区后，认为江浙之富足以使太平天国“高枕无忧”，他在苏州大建其忠王府，作永驻打算，对执行“合取湖北”这一原定战略方针甚表消极，迟迟按兵不动。9月，陈玉成亲赴苏州劝其出兵。然后洪仁形娜爸唬骸巴揭运铡⒑挤被兀痪煺郏夭荒芫迷丁保胺虺そ撸藕懦ど撸蔽罚彩∥校衔病＝窈蔽吹茫劝不沼惺В蛏咧屑日郏湮菜渖痪谩薄Ｈ焕钚愠梢浴笆彻醇捌涫保湮侗乜唷蔽剩芷渌啊：筇焱鹾樾闳馅淞⒓础吧ū薄保钚愠稍攵先弧澳嬷髦保肮苤鞔佑氩淮印保懿惶睿笠蛞ズ薄⒔饕淮邮芄榻狄寰獠怕时夯何鞅倍希劣诖蚧餮芈非寰啊昂先『薄保铀院蟮男卸砻鳎徊还撬车乐侔樟恕?
　　李秀成大军是1860年10月从天京出发的，11月进皖南太平府、芜湖，在三山被清军击败，复走繁昌、南陵、青阳、石埭，至太平县。时清廷命曾国藩东援江浙，曾则把进攻重点仍放皖南江北安庆一带，对上命又不能公开违抗，故曾本人率兵一支进驻祁门，作东下的姿态。祁门东边是黟县，为曾国藩部下张运兰率三千人守卫，黟县东边是徽州府、休宁县，时为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占领，周围如泾县、旌德、太平、石埭等重镇皆被太平军杨辅清、赖文鸿、刘官芳等部所占，“环徽州二百里皆太平军”，诸路太平军围攻祁门甚烈，曾国藩大营空虚，仅靠张运兰部拼力低档，曾本人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
　　12月1日，李秀成率军三万自太平赶至祁门参战，当天即突破天险羊栈岭并占领黟县，距祁门仅60华里，太平军大有“朝发夕至，毫无遮阻”之势。是时，曾国藩日夜不安，写信给其兄弟说：“张（运兰）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后又手书遗嘱，帐悬佩刀，拟以身殉。恰巧此时清军主力鲍超所部奉命赶至，李秀成军受意外攻击，先胜后小败，使曾国藩死里逃生。论实力，李秀成军比鲍超军要大得多，鲍军仅数千人，李若再战，大有可能打败鲍军，进而打死或生俘曾国藩，安徽北部安庆、桐城等地清军必为此动摇，陈玉成也大有乘机击败安庆围师的可能。可惜李秀成不愿再战，有人说这是他没有侦探到敌情所致，而李本人又解释成急于“上湖北招兵”之故。无论怎么说，这是李秀成的一大错误。几天后，李秀成不顾诸路友军战况如何，改由箬岭赴休宁、徽州，取道屯溪，直奔江西去了。
　　1861年1月1日，李秀成军进占江西东北边境德兴县。8日，太平军一部围玉山，其主力进占浙江西部常山县，会合翼王石达开旧部汪海洋等返旗部队，因军队扩充，太平军在常山休整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度过了春节。这期间，玉山围解，太平军一部又占领了浙江江山县，直至2月初，李秀成大军才从常山、江山等地开拔。
　　2月15日，忠王军再围攻玉山县，18日围攻广丰县，20日围攻广信府，其意似乎是因为人员扩张许多，因而要广占江浙粮仓，以供军糈之故。但均未攻下。于是转经铅山、河口、弋阳、贵溪、金溪等地直扑建昌府城。自3月4日至22日，李秀成昼夜环攻建昌府城达20天之久，未能攻下。与此同时，李秀成分军一部进攻抚州。建昌、抚州是江西省城南昌的南边重要门户，乃清军“东师系命之区”，时江浙富饶之区已大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清军不得不依靠以建、抚为中心的“赣北之粮”。建昌、抚州吃紧，“江西省城亦为震动”。曾、胡等深知建、抚若失，其后果不可想象，故上奏清廷说：“臣查抚、建去省甚近，关系甚大，已飞调鲍超一军，由九江一带驰赴江西省城，先顾根本，次援抚建”。
　　李秀成军进攻抚建之举应该说是正确的，恰恰在这时，陈玉成也占领了黄州，兵锋直向武汉。鄂、赣两省同时告警，清军只有鲍超一军是“游击之师”，顾此失彼，手足无措，曾、胡等人恐慌异常。然而李秀成军在抚、建耽搁近一个月的时间，似可不必，既然硬攻抚、建不下，理应绕过二地直插南昌、九江等地，进而控制长江上游。这样，即使陈玉成军后来从武汉外围撤出，安庆等地清军也会为此动摇，安庆解围仍大有希望，这也是清军大忌。左宗棠就担心：“以此贼飘忽异常，若抚、建不破，恐其由樟树等处渡赣水之西，由瑞、临以达九江，则全鄂震动，安庆之围自解。曾国藩承认：“伪忠王一股，若从建昌直捣樟树、瑞、临，则江西固将糜烂，两湖亦为震动，安庆之围且不攻自解”。惜李秀成“湖北招兵”心动，不以解救安庆为首要。23日撤建昌围，27日沿吁江再攻抚州失败，李秀成遂把部队分为南下和西进二军，从而失去了解救安庆的大好良机。
　　四月初，西进之军从宜黄之刘家渡进占丰城，并于4月5日占领樟树镇。李秀成自率南下大军攻克崇仁、宜黄、乐安，4月3日进占新淦。太平军本想在新淦、樟树镇二地渡江去湖北，无奈水涨满川，没有船只，西岸团勇沿江把守，沿江二百里均不得渡，只得顺东岸南下至吉水县，适逢河干才得以渡江。19日，太平军攻克吉安府，击溃湘军副将李金旸部，后乘胜北过峡江，攻临江不下，只得转经新喻、罗坊。在阴冈岭、太阳墟一带又与清军大战，斩统领郭式源，擒副将李金旸（后释放被曾国藩杀），5月15日，李秀成军攻克瑞州。
　　李秀成在瑞州，照太平天国制度，封官封爵，并设立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其目的是稳定新招来的新兵、及便于准备大量军糈。然后，李秀成以瑞州为基地，分东、西二路大军北上。西路军连克上高、新昌，过铜鼓，于29日占领义宁州。在此又分兵两路进入湖北，一支经苦竹、南楼二岭攻占通城、崇阳、蒲圻；另一支过蛇箭岭占领通山、咸宁、嘉鱼等广大县城，截断了武昌的南路。与此同时，李秀成亲率东路大军攻陷奉新，过安义，下靖安，21日攻陷武宁，6月11日占领兴国州，12日攻占大冶，次日进占武昌县。这时，李秀成大军声势浩大，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等地义军纷纷加入太平军。人数达三十多万（也有人说有五十多万），居太平军各王所部之冠。长江北面黄州的赖文光军隔江相望，并有书信往来，李秀成“已悉江北情形大略”。清廷再次受到震动，命各地清军驰援武汉，然机动部队不多，胡林翼亲率军队由太湖启程，总兵成大吉统率湘军10营日夜兼程由皖北回援，即使如此，各路清军兵力总数也不过一万多人。相比之下，李秀成军固然大多数是“具（俱）未经战”的新兵，然双方实力毕竟相差悬殊，若太平军指挥得当，鼓足士气一战，清军必败无疑。这一点连清方也不能不承认：“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
　　在此关键时刻，英驻汉口领事金执尔赶至兴国会见李秀成，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的故技，极力劝阻太平军进攻汉口，并扣留了李秀成委托其给北岸太平军的信。恰好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黟县被清军打败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损失数万精锐。李秀成一向看重江浙，上年东征苏常时未得杭州一直使其深以为憾，如“犹鸟无翼”，时想“故归图之”。乐平、黟县惨败又有使其回江浙之路断绝的危险，于是以念李世贤兄弟之情、请其还军为词，传命全军原路东返。至此，李秀成在西征途上再一次铸成大错，太平天国所制定的“合取湖北”以援救安庆的总战略计划从而完全地失败了。
　　由上可知，对于解救安庆来说，太平天国所制定的“合取湖北”的策略应该说是正确的。即使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不能“合取”而是“单取”武汉，解救安庆仍大有可能。然陈、李二人对此均缺乏深刻及明确的认识，陈过于看重安庆一地的得失，反而不利于解救安庆；李过于看重江浙，对安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这些错误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是陈、李二人旧式农民起义宗派思想、山头主义的反映，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旧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种种客观因素的干扰，终使太平天国第二次西征不能实现，导致了安庆失守及太平天国的最后失败。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述评

王善中
　　
　　　1860年5月，太平天国趁二破清江南大营之势，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进取之策。鉴于天京西边的重要屏障安庆被清军围困，英王陈玉成力主救之；为争得财源，侍王李世贤主张直取闽浙；其他人也各有其说。后来主持军国大政的干王洪仁折合众人所议，提出：”当今之计，自天京而论……东跟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成，即取百万买火轮20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之矣”。忠王李秀成赞成其议，遂通过。

　　细而思之，干王所议有些地方是不现实的。东征尚未进行，江浙财源并未到手，太平军财政贫穷，购置20 只火轮相当困难。既使火轮到手，水军的操练也非短期内所能成功，再加上江面上有训练有素的湘军水师拦阻，沿长江上取谈何容易！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点，太平军除靠友人呤利夺得一条火轮“飞复来”号外，连一条火轮也未买到！然而，干王所提出的太平军夹江西征“合取湖北”以解救安庆的策略却是相当高明的。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清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不堪，咸丰帝频频下诏两江总都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率兵北上勤王，时湖北空虚，太平军西征，必使曾、胡等处于北上不得、西援不成的矛盾当中，曾国藩承认：“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胡林翼惊呼，太平军极有可能“牵动（清）怀桐大军厚集东西因以全力解安庆之围”。可以看出，“合取湖北”的成败，是太平军解安庆之围的真正关键，安庆不失，天京必保。可惜身为太平军南北二路统帅的陈玉成，李秀成，虽然在会议桌上达成了先下取苏杭，后合取湖北的一致协议，但在思想上对此并没有透彻的认识，以致在以后的行动中，彼此毫不合作，各自为是。
　　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集中了江宁，丹阳，句容数万太平军，从天京九袱洲东进稍受阻后，便改道北进，开始西征。时淮北捻军在定远被清军围困，英王决定稍绕道先解捻军之围，并扩大自己军势。10月初，大军过仪征、全椒，9日进定远，捻军解围，两军会合，声势大振。大军继而北进白炉桥，破清军尹善廷营。中旬，英王派吴定彩，吴如孝会合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北攻凤阳，又派一支南攻六安，英王亲率大军围攻寿州，但是都不顺利。凤阳、六安未克，寿州也被安徽巡抚翁同书督水路军解围。英王军不得已撤回定远，庐江一带，回撤途中，21日攻六安，23日攻舒城也未攻下。上述情形并非是陈玉成出师不利，主要是因为当时清军大部均集中在安徽长江北岸，其中曾国荃部率一万人围安庆，胡林翼部二千人驻英山，多隆阿部一万人、李续宜部六千人围攻桐城。特别是桐城，为七省之要道，安庆之咽喉，不可不救，故陈玉成不敢于皖北恋战。
　　当时，摆在陈玉成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依原定战略方针，暂时不顾桐城被围之太平军，挥师西进，以十万精锐，冲破英山胡林翼二千人的防线，然后下湖北，取武汉。促使清军阵脚大乱，安庆之围立解；二是在桐城附近与清军主力决战，进而直接解救安庆。显然前者是正确的，因“桐城米粮火药尚可支一年而有余”，可以起到牵制清军主力的作用，可不必过早救援。后者却很没有把握，太平军远道赶至桐城，风尘仆仆，是疲劳之师，又新有捻军加入，未及整顿，不可不谓涣散之军。而清军多、李两军素称善战，又有“以逸待劳，以静待动，以整待散”之利。惜陈玉成未能冷静分析作战的种种利弊，自恃兵多将勇，决定与多、李清军决战。
　　10 月底，陈玉成会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从定远、庐江赶至桐城西南挂车河、望鹤墩、香铺街一带，扎营四十余座。11月26日，清军趁太平军混乱不定，首先发动攻击，卦车河一战，太平军失利。12月 5日，多隆阿军再次袭击太平军，后者受创颇重。12月10 日，清军发动总攻势，多隆阿军分马步四路从卦车河等处打下，李续宜军分八路由新安渡等处打上，战场绵亘20 余里，太平军被敌围裹，死伤颇重，十几万精锐损失大半以上，捻军首领孙葵心阵亡。与此同时，陈玉成为乱清军耳目，分军万余袭击霍山，然而驻地清军早得音讯，太平军刚到，即分三路以火枪攻扑，霎间火光四起，太平军不知虚实，败退舒城。桐城惨败，使陈玉成从此兵员匮乏，士气也大为衰退，这对他以后兵攻武汉，再战安庆，均产生了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桐城败后，捻军退走庐江，太平军退入桐城。其时，枞阳为安庆的又一重要接济线，正如胡林翼所说：“安庆之要在枞阳，不得枞阳，即顿兵城下一、二年，贼可徜徉自如。暇则来战，不暇则游于他处，我不能谁何也”，其重要性不下桐城。于是胡派重兵把守。1861年1月，陈玉成耻桐城之败，存侥幸心理，派兵攻打枞阳，试图从侧面再援安庆。连日恶战，终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所部击败。至此陈玉成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他才不得不考虑西征。
　　3月10 日，在捻军龚得树等部的配合下，陈玉成军开始西征，由捻军进攻罗阳、松子关，以牵制清军援兵。陈自率大军猛攻霍山正面，又分军一部从霍山背后黑石渡绕出，前后夹击清军副将余际昌部，两军在乐儿岭大战四昼夜，太平军击溃清军，占领霍山。此举完全出曾、胡等人所料。一是，霍山驻有重兵，副将余际昌是一员悍将，所率清军精锐昌字四营驻乐儿岭，昌礼三营驻三石岭，二岭之间是一古道，乃攻霍山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不久前，余济昌部于此曾重创太平军，后者岂能再重蹈其辙，然太平军这次却不走山谷从背后直攻霍山！二是，太平军桐城败后，实力大减，若要西进，除霍山外，必经太湖无疑。故桐城之役后，胡林翼便把清军主力由英山移至太湖，以为万无一失之举，当时在安庆的曾国荃给湘军悍将鲍超的信中说：太平军西进，必“先犯挂车河营垒，如不能惊动，即约攻潜山、太湖，如皆不能动，则于半月内外仍窜回安庆，为关外四垒解围，兼攻安庆官军”。卦车河之战，陈玉成固然入曾、胡圈套，然进占霍山，又完全出曾、胡所预料，湖北一带清军兵力空虚，且毫无设防，完全暴露在太平军面前。这时，陈玉成毫不理会驻守在三石岭上的清军，当天，即3月14日便迅出乐儿岭，挺进湖北，英王军乔装清军，风驰雨骤，昼夜兼行，17日过蕲水，18日进占鄂东重镇黄州，可谓是兵贵神速了。
　　黄州离武汉仅一百四十里，清军主力这时在桐城、太湖一带。“黄州以上，无一卒一将”，太平军即将兵临城下，“武昌忙乱，不可言状”。城内兵勇不足三千，太平军只要向前稍挺进一步，武汉即可拿下无疑。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贼破黄州时，武昌城人民一空，不堪笔叙，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阎丹初(即清总办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阎敬铭，丹初是他的字)呼唤不灵，愤极自尽，几断气……咏公（胡林翼）夫人执不肯出署，言必须兵临城下再定行止。诸当事力劝两日，见满城已无人，始行听劝携幼子下河。……仅余秀相（官文）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土匪白日城内劫掠当铺钱店”，可见其混乱不堪之状！胡林翼远在太湖，鞭长莫及，急得他“五心烧热如火炙”，夜间“吐浓紫色血”抱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可见太平军“合取湖北”的策略对清政府打击之大。
　　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其中把武汉列为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为了捍卫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商业利益，３月２２日，英国参赞巴下礼赴黄州会见陈玉成，以进兵“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为词，极力阻挠陈进兵武汉。此外，他又提供了种种假情报，说什么“九江方面尚未听见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假如你现在进兵汉口，势将得不到各路军的支持，而不得不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袭击你的安徽军”等等。陈玉成心动，遂允许停攻武汉，决定转攻他地，致使西征功亏一篑，令人可惜。否则，安庆之围纵不全解，也必松弛。
　　从表面看来，陈玉成所为似乎是巴夏礼的危言耸词所动。这固然是一个因素，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一，太平军于桐城失力后，兵员严重匮乏，由此而论，占领霍山实有几分侥幸，那里有清重兵防守，如果其副将余济昌不“贪功出队”而采取“坚守勿战”的策略，太平军至少不能那样迅速拿下霍山。因为兵少，进湖北只得用乔装偷袭的方法，兵抵黄州时仅三、四万人，陈玉成上不明武汉清军守备之底细，下不清太平军诸路之动向，以这样少量兵力进攻偌大的武汉城，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其二，陈玉成这时已得悉捻军进攻罗田、松子关失利，其首领龚得树阵亡，他不得不考虑东返之路有被截的危险。其三，陈玉成兵指武汉，老奸巨滑的曾国藩已看出他“项庄舞剑”之计，当太平军驻扎黄州期间，曾即命其部下加紧进攻安庆，叫嚷“必须攻破‘狗酋’，迅克安庆”。如此，“大局乃有挽回之日”，故清军攻打安庆愈急。从陈玉成一向过于看重安庆的思想来看，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没有巴夏礼的干扰，他是否肯贸然进攻武汉，确实是个疑问。如是之故，陈玉成放弃了攻克武汉的可能性后，迅速率军东返。途中，天京方面再次指示，一切按原计划执行，占领武汉并与英人交涉，陈玉成本可回军再战，可惜他心目中仍重安庆而轻“合取湖北”这一战略方针，致使太平军北路西征武汉的计划彻底流产。
　　平心而论，如同太平军于1860年夏攻打上海时，华尔组织洋枪队仅属“私人”性质一样，巴夏礼所言，至多是英国官方的某些倾向，而决不是英国政府的正式表态。因为《北京条约》虽然签订了，但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并未完全恢复信任。再则此时太平军声势浩大，对外国人又相当友好，太平天国甚而表示，一旦夺取全国后，愿开放所有的省份与外国人通商，其态度似乎要比清政府更激进得多！所以帝国主义对太平天国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幻想，想从后者身上得到比《北京条约》更大的权益。就在太平军“合取湖北”的时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向清恭亲王表示，英国决守“坚持中立”的政策，英国外务大臣罗素一再训令卜鲁斯说：“断不能于清方与叛党两势力之间，加以干预而超过保护英商人及其住所与商业之所必需”。帝国主义后来甚而有意把对外通商港口宁波让太平军占领，试看太平军占领下的海港是否能通商并保障其利益。直至1862年春帝国主义者看到太平军在宁波严禁鸦片，坚持合法通商，从而未能“尽如其意”时英国才正式改变了对华中立政策。所以说，天京方面在陈玉成军东返时所下的再进武汉的命令，是很可能考虑到：即使太平军攻下武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也一时不会恶化。而陈玉成对此，似有顾虑，于是听取巴夏礼所言，放弃了进攻武汉的打算。
　　在陈玉成驻守黄州时，曾派兵数路向武汉周围的一些城镇进攻，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太平军攻占了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德安、随州等地，其目的是继续构成对武汉的威胁，吸引清军主力西上，以乘间解安庆之围。但上述地区岂能与武汉相提并论，以曾、胡等老谋深算，又哪能上钩！正如曾国藩所说：目下只“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陈玉成率主力东返，对武汉更不构成威胁，故太平军对上述地区的占领，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至于李秀成，在西征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相当严重。按照天京会议的规划，李秀成于五月率军东征苏常，应在一个月内“肃清回奏”，李当时在会上并未表示异义。然在太平军顺利占领江浙广大富饶地区后，认为江浙之富足以使太平天国“高枕无忧”，他在苏州大建其忠王府，作永驻打算，对执行“合取湖北”这一原定战略方针甚表消极，迟迟按兵不动。9月，陈玉成亲赴苏州劝其出兵。然后洪仁形娜爸唬骸巴揭运铡⒑挤被兀痪煺郏夭荒芫迷丁保胺虺そ撸藕懦ど撸蔽罚彩∥校衔病＝窈蔽吹茫劝不沼惺В蛏咧屑日郏湮菜渖痪谩薄Ｈ焕钚愠梢浴笆彻醇捌涫保湮侗乜唷蔽剩芷渌啊：筇焱鹾樾闳馅淞⒓础吧ū薄保钚愠稍攵先弧澳嬷髦保肮苤鞔佑氩淮印保懿惶睿笠蛞ズ薄⒔饕淮邮芄榻狄寰獠怕时夯何鞅倍希劣诖蚧餮芈非寰啊昂先『薄保铀院蟮男卸砻鳎徊还撬车乐侔樟恕?
　　李秀成大军是1860年10月从天京出发的，11月进皖南太平府、芜湖，在三山被清军击败，复走繁昌、南陵、青阳、石埭，至太平县。时清廷命曾国藩东援江浙，曾则把进攻重点仍放皖南江北安庆一带，对上命又不能公开违抗，故曾本人率兵一支进驻祁门，作东下的姿态。祁门东边是黟县，为曾国藩部下张运兰率三千人守卫，黟县东边是徽州府、休宁县，时为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占领，周围如泾县、旌德、太平、石埭等重镇皆被太平军杨辅清、赖文鸿、刘官芳等部所占，“环徽州二百里皆太平军”，诸路太平军围攻祁门甚烈，曾国藩大营空虚，仅靠张运兰部拼力低档，曾本人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
　　12月1日，李秀成率军三万自太平赶至祁门参战，当天即突破天险羊栈岭并占领黟县，距祁门仅60华里，太平军大有“朝发夕至，毫无遮阻”之势。是时，曾国藩日夜不安，写信给其兄弟说：“张（运兰）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后又手书遗嘱，帐悬佩刀，拟以身殉。恰巧此时清军主力鲍超所部奉命赶至，李秀成军受意外攻击，先胜后小败，使曾国藩死里逃生。论实力，李秀成军比鲍超军要大得多，鲍军仅数千人，李若再战，大有可能打败鲍军，进而打死或生俘曾国藩，安徽北部安庆、桐城等地清军必为此动摇，陈玉成也大有乘机击败安庆围师的可能。可惜李秀成不愿再战，有人说这是他没有侦探到敌情所致，而李本人又解释成急于“上湖北招兵”之故。无论怎么说，这是李秀成的一大错误。几天后，李秀成不顾诸路友军战况如何，改由箬岭赴休宁、徽州，取道屯溪，直奔江西去了。
　　1861年1月1日，李秀成军进占江西东北边境德兴县。8日，太平军一部围玉山，其主力进占浙江西部常山县，会合翼王石达开旧部汪海洋等返旗部队，因军队扩充，太平军在常山休整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度过了春节。这期间，玉山围解，太平军一部又占领了浙江江山县，直至2月初，李秀成大军才从常山、江山等地开拔。
　　2月15日，忠王军再围攻玉山县，18日围攻广丰县，20日围攻广信府，其意似乎是因为人员扩张许多，因而要广占江浙粮仓，以供军糈之故。但均未攻下。于是转经铅山、河口、弋阳、贵溪、金溪等地直扑建昌府城。自3月4日至22日，李秀成昼夜环攻建昌府城达20天之久，未能攻下。与此同时，李秀成分军一部进攻抚州。建昌、抚州是江西省城南昌的南边重要门户，乃清军“东师系命之区”，时江浙富饶之区已大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清军不得不依靠以建、抚为中心的“赣北之粮”。建昌、抚州吃紧，“江西省城亦为震动”。曾、胡等深知建、抚若失，其后果不可想象，故上奏清廷说：“臣查抚、建去省甚近，关系甚大，已飞调鲍超一军，由九江一带驰赴江西省城，先顾根本，次援抚建”。
　　李秀成军进攻抚建之举应该说是正确的，恰恰在这时，陈玉成也占领了黄州，兵锋直向武汉。鄂、赣两省同时告警，清军只有鲍超一军是“游击之师”，顾此失彼，手足无措，曾、胡等人恐慌异常。然而李秀成军在抚、建耽搁近一个月的时间，似可不必，既然硬攻抚、建不下，理应绕过二地直插南昌、九江等地，进而控制长江上游。这样，即使陈玉成军后来从武汉外围撤出，安庆等地清军也会为此动摇，安庆解围仍大有希望，这也是清军大忌。左宗棠就担心：“以此贼飘忽异常，若抚、建不破，恐其由樟树等处渡赣水之西，由瑞、临以达九江，则全鄂震动，安庆之围自解。曾国藩承认：“伪忠王一股，若从建昌直捣樟树、瑞、临，则江西固将糜烂，两湖亦为震动，安庆之围且不攻自解”。惜李秀成“湖北招兵”心动，不以解救安庆为首要。23日撤建昌围，27日沿吁江再攻抚州失败，李秀成遂把部队分为南下和西进二军，从而失去了解救安庆的大好良机。
　　四月初，西进之军从宜黄之刘家渡进占丰城，并于4月5日占领樟树镇。李秀成自率南下大军攻克崇仁、宜黄、乐安，4月3日进占新淦。太平军本想在新淦、樟树镇二地渡江去湖北，无奈水涨满川，没有船只，西岸团勇沿江把守，沿江二百里均不得渡，只得顺东岸南下至吉水县，适逢河干才得以渡江。19日，太平军攻克吉安府，击溃湘军副将李金旸部，后乘胜北过峡江，攻临江不下，只得转经新喻、罗坊。在阴冈岭、太阳墟一带又与清军大战，斩统领郭式源，擒副将李金旸（后释放被曾国藩杀），5月15日，李秀成军攻克瑞州。
　　李秀成在瑞州，照太平天国制度，封官封爵，并设立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其目的是稳定新招来的新兵、及便于准备大量军糈。然后，李秀成以瑞州为基地，分东、西二路大军北上。西路军连克上高、新昌，过铜鼓，于29日占领义宁州。在此又分兵两路进入湖北，一支经苦竹、南楼二岭攻占通城、崇阳、蒲圻；另一支过蛇箭岭占领通山、咸宁、嘉鱼等广大县城，截断了武昌的南路。与此同时，李秀成亲率东路大军攻陷奉新，过安义，下靖安，21日攻陷武宁，6月11日占领兴国州，12日攻占大冶，次日进占武昌县。这时，李秀成大军声势浩大，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等地义军纷纷加入太平军。人数达三十多万（也有人说有五十多万），居太平军各王所部之冠。长江北面黄州的赖文光军隔江相望，并有书信往来，李秀成“已悉江北情形大略”。清廷再次受到震动，命各地清军驰援武汉，然机动部队不多，胡林翼亲率军队由太湖启程，总兵成大吉统率湘军10营日夜兼程由皖北回援，即使如此，各路清军兵力总数也不过一万多人。相比之下，李秀成军固然大多数是“具（俱）未经战”的新兵，然双方实力毕竟相差悬殊，若太平军指挥得当，鼓足士气一战，清军必败无疑。这一点连清方也不能不承认：“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
　　在此关键时刻，英驻汉口领事金执尔赶至兴国会见李秀成，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的故技，极力劝阻太平军进攻汉口，并扣留了李秀成委托其给北岸太平军的信。恰好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黟县被清军打败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损失数万精锐。李秀成一向看重江浙，上年东征苏常时未得杭州一直使其深以为憾，如“犹鸟无翼”，时想“故归图之”。乐平、黟县惨败又有使其回江浙之路断绝的危险，于是以念李世贤兄弟之情、请其还军为词，传命全军原路东返。至此，李秀成在西征途上再一次铸成大错，太平天国所制定的“合取湖北”以援救安庆的总战略计划从而完全地失败了。
　　由上可知，对于解救安庆来说，太平天国所制定的“合取湖北”的策略应该说是正确的。即使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不能“合取”而是“单取”武汉，解救安庆仍大有可能。然陈、李二人对此均缺乏深刻及明确的认识，陈过于看重安庆一地的得失，反而不利于解救安庆；李过于看重江浙，对安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这些错误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是陈、李二人旧式农民起义宗派思想、山头主义的反映，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旧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种种客观因素的干扰，终使太平天国第二次西征不能实现，导致了安庆失守及太平天国的最后失败。
　　

　1860年5月，太平天国趁二破清江南大营之势，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进取之策。鉴于天京西边的重要屏障安庆被清军围困，英王陈玉成力主救之；为争得财源，侍王李世贤主张直取闽浙；其他人也各有其说。后来主持军国大政的干王洪仁折合众人所议，提出：”当今之计，自天京而论……东跟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成，即取百万买火轮20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之矣”。忠王李秀成赞成其议，遂通过。


　1860年5月，太平天国趁二破清江南大营之势，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进取之策。鉴于天京西边的重要屏障安庆被清军围困，英王陈玉成力主救之；为争得财源，侍王李世贤主张直取闽浙；其他人也各有其说。后来主持军国大政的干王洪仁折合众人所议，提出：”当今之计，自天京而论……东跟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成，即取百万买火轮20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之矣”。忠王李秀成赞成其议，遂通过。

张国梁之死，与清廷不无关系。张本人属反贼归顺，野心才能都有，清廷对他的猜忌从未消除，在兵、饷、粮、械诸方面多有掣肘。张本人与其他清将之间的关系也不算好。
张国梁死后，其余部由其部下冯子材统带，清廷反而放手任由其发展，原因无非冯子材没有野心，清廷对其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