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和西亚旧石器及道县人牙化石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对于中国现代人起源，近年多倾向于东非源头说，以男性DNA基因测序为依据。
上次俺引述过湖南道县的考古发现，现在引述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老型人类在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种假说:多地区进化说、取代说和2010年后兴盛的同化说。
本文拟就中国13万年来的旧石器和西亚的旧石器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人牙化石检验这些假说。
考古学研究已经查明,在取代说或同化说所主张的最初居住于近东的现代人所惯用的石器技术属于第3模式。
按常理推测,如果其后裔于大约6万年前到达中国而且完全或大部取代原住民,此时中国的石器应表现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因为在此时之前第1模式是中国旧石器的主流。
表1显示中国不存在如某些遗传学论文所推测的从10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人类“断层”,从13万年前以来中国旧石器主流仍旧是第1模式,没有发生按照取代说和同化说都必然会导致的在大约6万年前或更早时发生石器技术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
2015年公布的道县12-8万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国的现代人形态不是如DNA研究所主张的在6万年前才从境外移入的。这些都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一致。

--从中国和西亚旧石器及道县人牙化石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http://arch.cssn.cn/kgx/kgxllykgxs/201602/t20160222_2876306.shtml
来源：《人类学学报》 作者：吴新智；徐欣
吴新智，男，安徽合肥人，1928年6月2日生，汉族。古人类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以中国远古人类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现任名誉理事长。
他在1984年与两位外国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今的四大人种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地连续进化，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使得全人类发展成一个多型种---智人。现在这个假说已成为世界上这个研究领域两个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他与同事总结了我国古人类的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如面部和鼻梁扁平，眼眶呈长方形，上门齿呈铲形等等。他还发现我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镶嵌的现象，维护了直立人的祖先地位。他研究我国古人类与境外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现基因交流在形态上的表现。他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涉及中国的部分扩展开来，于1998年为我国的人类进化提出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主张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为主，使得在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相对独立的进化后中国人还能保有与其他人群易于识别的形态特征；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杂交是少量的，但足以使中国人与其他人群能维系在同一个物种内。

另外：
更新世东亚古人类演化的轨迹长久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以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为代表的古人类学者基于化石形态学证据，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而分子生物学家却认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曾经在距今10万~5万年间出现过中断，5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过来的早期“现代人”才是我们的祖先。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基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特别是近年来的新发现，对包括“现代人起源”在内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作了深入分析。相关成果发布在《人类学学报》上《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
高星在论文中分析阐释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自更新世早期至末期一脉相承与连续发展的表征。他指出，远古文化交流是存在的，但“西方文化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过对土著文化的置换，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这些证据与分析进一步夯实了东亚旧石器文化演化的连续性论断和该地区古人类的“综合行为模式”假说。随着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和各种测年手段的引入，更有一批具有翔实年代学背景的考古新发现为作者驳斥“东亚10万~5万年存在人类演化空白”这一假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高星，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席、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会副秘书长、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环境变化与生物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学报》与《第四纪研究》副主编，以及下述期刊编委：《中国科学》，《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地球环境学报》，《考古学报》，《考古》，《边疆考古研究》，《化石》，《大自然》，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Reviews in Anthropology，Lithic Studies，L’Anthropologie， 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 of Euras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承担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前人类文化与生存行为；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编著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三峡地区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学实验研究》、《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专著10余部。
--貌似水洞沟遗址是曾经去过的。

作为上文的相关内容，引述高星老师的论述：
现代人起源，尤其中国地区我们直接祖先的来源是学术界、媒体、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1987年西方学者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流行的观点——“出自非洲说”，认为所有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都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非洲的一位女性。这种观点认为走出非洲的这些“早期现代人”的扩张过程是一个完全替代的过程。只有非洲的人群演化是连续的，欧洲和亚洲的人群演化都中断过。以中国为例，本土的古老型人类包括北京猿人、大荔人、金牛山人等都灭绝了，距今6万年左右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到达这里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这种观点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是从现代人的遗传变异逆推的，这是一个假说，并没有很多科学的证据。后来西方许多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但更多的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根据本土的材料对这样的观点有所质疑。上世纪40年代魏敦瑞先生就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说，认为世界各地的古老型人类平行发展演化成现在的人类。吴新智院士根据东亚的材料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认为我们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是主流，但也有外来人群带来一些基因交流。
这些观点的碰撞主要参与者是分子生物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很少参与其中。大概十年前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这个问题上是大有可为的。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角度来看，从现代人类的遗传变异逆推，有很多是推不回去的，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有些支系、基因很可能消失了。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古人类化石的材料凤毛麟角、支离破碎，证据链不完整。以蓝田人为例，距今120万年左右就这么一个化石，能代表一个人群吗，个体的差异肯定要考虑。旧石器考古学恰恰可以弥补很多缺陷，它的材料丰富，不同时段和地域都有发现，起码可以解决某区域人类演化是不是连续的问题，只要有人存在就会留下文化遗存，我们可能不知道遗存属于哪些具体的人，但可以证明这个地区这个时段是有人的。假如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建立起从距今百万年到距今数千年的文化序列，那么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证据就可以建立起来。
对中国地区来讲，“出自非洲说”提出了一个假说，距今5~10万年间，没有人生存在这个地区，因为末次冰期，本土人群都灭绝了，走出非洲的人到达之后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
但是从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存在距今5~10万年的缺环，我们有很多的材料证明这个时期有人类生存。末次冰期是距今7万年开始到距今1.8万年达到一个高峰，末次冰期里有一些间冰期，气候是温暖湿润的。即使在末次冰期的最高峰，最寒冷的时候，环境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黄土高原的南部依然有古土壤存在，北方还有一些动物度过了末次盛冰期，人类有更多的能动性，会用火、穿衣、能使用洞穴，怎么可能就灭绝了。本土的人群因寒冷灭绝了，从非洲来的人反而能够存活，逻辑上不符。
我的那篇文章从本土文化连续演化的证据，包括技术、组合、遗址点的分布，关键时间点距今5~10万年人类存在的证据，古环境的分析，从考古的角度找到了本土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强化了对东亚地区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论述。

--以上算是几家之言，供同好者参考。对于中国现代人起源，近年多倾向于东非源头说，以男性DNA基因测序为依据。
上次俺引述过湖南道县的考古发现，现在引述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老型人类在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种假说:多地区进化说、取代说和2010年后兴盛的同化说。
本文拟就中国13万年来的旧石器和西亚的旧石器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人牙化石检验这些假说。
考古学研究已经查明,在取代说或同化说所主张的最初居住于近东的现代人所惯用的石器技术属于第3模式。
按常理推测,如果其后裔于大约6万年前到达中国而且完全或大部取代原住民,此时中国的石器应表现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因为在此时之前第1模式是中国旧石器的主流。
表1显示中国不存在如某些遗传学论文所推测的从10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人类“断层”,从13万年前以来中国旧石器主流仍旧是第1模式,没有发生按照取代说和同化说都必然会导致的在大约6万年前或更早时发生石器技术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
2015年公布的道县12-8万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国的现代人形态不是如DNA研究所主张的在6万年前才从境外移入的。这些都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一致。

--从中国和西亚旧石器及道县人牙化石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http://arch.cssn.cn/kgx/kgxllykgxs/201602/t20160222_2876306.shtml
来源：《人类学学报》 作者：吴新智；徐欣
吴新智，男，安徽合肥人，1928年6月2日生，汉族。古人类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以中国远古人类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现任名誉理事长。
他在1984年与两位外国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今的四大人种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地连续进化，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使得全人类发展成一个多型种---智人。现在这个假说已成为世界上这个研究领域两个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他与同事总结了我国古人类的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如面部和鼻梁扁平，眼眶呈长方形，上门齿呈铲形等等。他还发现我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镶嵌的现象，维护了直立人的祖先地位。他研究我国古人类与境外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现基因交流在形态上的表现。他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涉及中国的部分扩展开来，于1998年为我国的人类进化提出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主张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为主，使得在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相对独立的进化后中国人还能保有与其他人群易于识别的形态特征；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杂交是少量的，但足以使中国人与其他人群能维系在同一个物种内。

另外：
更新世东亚古人类演化的轨迹长久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以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为代表的古人类学者基于化石形态学证据，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而分子生物学家却认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曾经在距今10万~5万年间出现过中断，5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过来的早期“现代人”才是我们的祖先。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基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特别是近年来的新发现，对包括“现代人起源”在内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作了深入分析。相关成果发布在《人类学学报》上《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
高星在论文中分析阐释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自更新世早期至末期一脉相承与连续发展的表征。他指出，远古文化交流是存在的，但“西方文化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过对土著文化的置换，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这些证据与分析进一步夯实了东亚旧石器文化演化的连续性论断和该地区古人类的“综合行为模式”假说。随着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和各种测年手段的引入，更有一批具有翔实年代学背景的考古新发现为作者驳斥“东亚10万~5万年存在人类演化空白”这一假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高星，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席、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会副秘书长、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环境变化与生物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学报》与《第四纪研究》副主编，以及下述期刊编委：《中国科学》，《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地球环境学报》，《考古学报》，《考古》，《边疆考古研究》，《化石》，《大自然》，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Reviews in Anthropology，Lithic Studies，L’Anthropologie， 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 of Euras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承担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前人类文化与生存行为；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编著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三峡地区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学实验研究》、《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专著10余部。
--貌似水洞沟遗址是曾经去过的。

作为上文的相关内容，引述高星老师的论述：
现代人起源，尤其中国地区我们直接祖先的来源是学术界、媒体、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1987年西方学者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流行的观点——“出自非洲说”，认为所有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都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非洲的一位女性。这种观点认为走出非洲的这些“早期现代人”的扩张过程是一个完全替代的过程。只有非洲的人群演化是连续的，欧洲和亚洲的人群演化都中断过。以中国为例，本土的古老型人类包括北京猿人、大荔人、金牛山人等都灭绝了，距今6万年左右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到达这里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这种观点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是从现代人的遗传变异逆推的，这是一个假说，并没有很多科学的证据。后来西方许多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但更多的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根据本土的材料对这样的观点有所质疑。上世纪40年代魏敦瑞先生就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说，认为世界各地的古老型人类平行发展演化成现在的人类。吴新智院士根据东亚的材料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认为我们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是主流，但也有外来人群带来一些基因交流。
这些观点的碰撞主要参与者是分子生物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很少参与其中。大概十年前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这个问题上是大有可为的。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角度来看，从现代人类的遗传变异逆推，有很多是推不回去的，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有些支系、基因很可能消失了。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古人类化石的材料凤毛麟角、支离破碎，证据链不完整。以蓝田人为例，距今120万年左右就这么一个化石，能代表一个人群吗，个体的差异肯定要考虑。旧石器考古学恰恰可以弥补很多缺陷，它的材料丰富，不同时段和地域都有发现，起码可以解决某区域人类演化是不是连续的问题，只要有人存在就会留下文化遗存，我们可能不知道遗存属于哪些具体的人，但可以证明这个地区这个时段是有人的。假如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建立起从距今百万年到距今数千年的文化序列，那么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证据就可以建立起来。
对中国地区来讲，“出自非洲说”提出了一个假说，距今5~10万年间，没有人生存在这个地区，因为末次冰期，本土人群都灭绝了，走出非洲的人到达之后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
但是从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存在距今5~10万年的缺环，我们有很多的材料证明这个时期有人类生存。末次冰期是距今7万年开始到距今1.8万年达到一个高峰，末次冰期里有一些间冰期，气候是温暖湿润的。即使在末次冰期的最高峰，最寒冷的时候，环境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黄土高原的南部依然有古土壤存在，北方还有一些动物度过了末次盛冰期，人类有更多的能动性，会用火、穿衣、能使用洞穴，怎么可能就灭绝了。本土的人群因寒冷灭绝了，从非洲来的人反而能够存活，逻辑上不符。
我的那篇文章从本土文化连续演化的证据，包括技术、组合、遗址点的分布，关键时间点距今5~10万年人类存在的证据，古环境的分析，从考古的角度找到了本土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强化了对东亚地区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论述。

--以上算是几家之言，供同好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