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真实的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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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项英
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项英为何许人。因为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科书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工人运动到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在近20年的时间里，项英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着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金旧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是，自从1941年皖南事变项英被叛徒杀害之后，他的历史功绩多被抹煞，而且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严重歪曲了他的光辉形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围绕对项英的评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很有意义的成果。笔者在总政干部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曾参与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项英词条的编审工作，并就此进行过一些渊查研究，开始逐步纠正过去对项英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最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通过原始的义献，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项英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代主席、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领导新叫军在华中进行抗日战争等革命业绩，体现了项英在军事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进行我党我军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历史义献。同时，对于进一步了解项英革命的一生，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价项英的功过是非，将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笔者的了解，对项英的革命业绩作一简要的介绍，以告慰蒙尘的先烈，告知历史的后来人。
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项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家庭，15岁就进纺织厂当学徒。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苏、湖北领导工人运动。他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期间，积极推荐和介绍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著名律师施洋等加人中国共产党。“二七”大罢工中，项英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各地来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军警的阻拦，冲进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并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项英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是“二七”大罢]。：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多年来，在纪念“二七”大罢工时都没有提到项英的名字。
项英是中团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一重要的历史史事实多年来也被抹煞。譬如，他是l 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丧之一。而有的史书和电视片，在提到12名代表时，却只点了 ll个人．就是没有项英的名手。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英作了关于“二七”罢工斗争的发言，被大会选为9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28年6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进入7人组成的政治局，是5位常委之一，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于1930年12月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中共苏区中央局(即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宁都宣布成立，项英代理书记。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即撤销。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书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的第一个贡献，是为制止肃反AB团的错误做了大量工作。AB团是1926年往南吕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字头。1930年时在中央苏区并没有这个组织。项英到达宁都前几天发生了富田事变，他作为中央苏区的一把手，不能不处理这个难题。项英最先看到的文字材料是1930年12月3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从这封信中，项英看到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竞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便有一个AB团分子。
1931年1月16日，就是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二天，项英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指出“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通告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个通告还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这个通告发布后，使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在项英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便不同意项英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并且否定了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井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苏区。使肃反AB团的错误继续扩大，一大批领导干部又被杀害，项英对这一悲惨结局感到十分痛心。他表示在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时中央代表团根本听不进项英的正确意见，在周恩来到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之后，这一错误才真正纠正。
对此，有人说项英是被王明派到苏区的，其实，项英去中央苏区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没有上台。在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前，项英作为中央局的代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期间，他与朱德、毛泽东共同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也就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任命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这在我军的建军军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同年6月，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军委上席改由毛泽东担任，项英改任副主席，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闭幕时与毛泽东分别致闭幕词。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5月，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间，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这是项英第二次担任军委领导工作，并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在人民军队的建没史上都具有开创性，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1933年9月，在共产旧际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12月，项英小再代理军委主席，仍回中华苏维埃共卡LI旧临时中央政府，继续担任副主席。
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项英为何许人。因为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科书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工人运动到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在近20年的时间里，项英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着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金旧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是，自从1941年皖南事变项英被叛徒杀害之后，他的历史功绩多被抹煞，而且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严重歪曲了他的光辉形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围绕对项英的评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很有意义的成果。笔者在总政干部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曾参与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项英词条的编审工作，并就此进行过一些渊查研究，开始逐步纠正过去对项英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最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通过原始的义献，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项英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代主席、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领导新叫军在华中进行抗日战争等革命业绩，体现了项英在军事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进行我党我军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历史义献。同时，对于进一步了解项英革命的一生，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价项英的功过是非，将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笔者的了解，对项英的革命业绩作一简要的介绍，以告慰蒙尘的先烈，告知历史的后来人。
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项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家庭，15岁就进纺织厂当学徒。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苏、湖北领导工人运动。他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期间，积极推荐和介绍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著名律师施洋等加人中国共产党。“二七”大罢工中，项英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各地来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军警的阻拦，冲进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并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项英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是“二七”大罢]。：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多年来，在纪念“二七”大罢工时都没有提到项英的名字。
项英是中团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一重要的历史史事实多年来也被抹煞。譬如，他是l 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丧之一。而有的史书和电视片，在提到12名代表时，却只点了 ll个人．就是没有项英的名手。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英作了关于“二七”罢工斗争的发言，被大会选为9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28年6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进入7人组成的政治局，是5位常委之一，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于1930年12月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中共苏区中央局(即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宁都宣布成立，项英代理书记。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即撤销。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书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的第一个贡献，是为制止肃反AB团的错误做了大量工作。AB团是1926年往南吕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字头。1930年时在中央苏区并没有这个组织。项英到达宁都前几天发生了富田事变，他作为中央苏区的一把手，不能不处理这个难题。项英最先看到的文字材料是1930年12月3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从这封信中，项英看到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竞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便有一个AB团分子。
1931年1月16日，就是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二天，项英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指出“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通告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个通告还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这个通告发布后，使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在项英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便不同意项英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并且否定了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井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苏区。使肃反AB团的错误继续扩大，一大批领导干部又被杀害，项英对这一悲惨结局感到十分痛心。他表示在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时中央代表团根本听不进项英的正确意见，在周恩来到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之后，这一错误才真正纠正。
对此，有人说项英是被王明派到苏区的，其实，项英去中央苏区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没有上台。在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前，项英作为中央局的代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期间，他与朱德、毛泽东共同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也就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任命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这在我军的建军军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同年6月，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军委上席改由毛泽东担任，项英改任副主席，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闭幕时与毛泽东分别致闭幕词。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5月，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间，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这是项英第二次担任军委领导工作，并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在人民军队的建没史上都具有开创性，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1933年9月，在共产旧际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12月，项英小再代理军委主席，仍回中华苏维埃共卡LI旧临时中央政府，继续担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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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项英为何许人。因为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科书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工人运动到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在近20年的时间里，项英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着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金旧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是，自从1941年皖南事变项英被叛徒杀害之后，他的历史功绩多被抹煞，而且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严重歪曲了他的光辉形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围绕对项英的评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很有意义的成果。笔者在总政干部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曾参与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项英词条的编审工作，并就此进行过一些渊查研究，开始逐步纠正过去对项英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最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通过原始的义献，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项英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代主席、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领导新叫军在华中进行抗日战争等革命业绩，体现了项英在军事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进行我党我军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历史义献。同时，对于进一步了解项英革命的一生，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价项英的功过是非，将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笔者的了解，对项英的革命业绩作一简要的介绍，以告慰蒙尘的先烈，告知历史的后来人。
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项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家庭，15岁就进纺织厂当学徒。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苏、湖北领导工人运动。他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期间，积极推荐和介绍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著名律师施洋等加人中国共产党。“二七”大罢工中，项英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各地来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军警的阻拦，冲进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并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项英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是“二七”大罢]。：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多年来，在纪念“二七”大罢工时都没有提到项英的名字。
项英是中团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一重要的历史史事实多年来也被抹煞。譬如，他是l 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丧之一。而有的史书和电视片，在提到12名代表时，却只点了 ll个人．就是没有项英的名手。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英作了关于“二七”罢工斗争的发言，被大会选为9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28年6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进入7人组成的政治局，是5位常委之一，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于1930年12月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中共苏区中央局(即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宁都宣布成立，项英代理书记。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即撤销。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书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的第一个贡献，是为制止肃反AB团的错误做了大量工作。AB团是1926年往南吕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字头。1930年时在中央苏区并没有这个组织。项英到达宁都前几天发生了富田事变，他作为中央苏区的一把手，不能不处理这个难题。项英最先看到的文字材料是1930年12月3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从这封信中，项英看到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竞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便有一个AB团分子。
1931年1月16日，就是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二天，项英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指出“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通告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个通告还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这个通告发布后，使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在项英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便不同意项英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并且否定了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井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苏区。使肃反AB团的错误继续扩大，一大批领导干部又被杀害，项英对这一悲惨结局感到十分痛心。他表示在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时中央代表团根本听不进项英的正确意见，在周恩来到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之后，这一错误才真正纠正。
对此，有人说项英是被王明派到苏区的，其实，项英去中央苏区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没有上台。在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前，项英作为中央局的代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期间，他与朱德、毛泽东共同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也就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任命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这在我军的建军军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同年6月，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军委上席改由毛泽东担任，项英改任副主席，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闭幕时与毛泽东分别致闭幕词。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5月，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间，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这是项英第二次担任军委领导工作，并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在人民军队的建没史上都具有开创性，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1933年9月，在共产旧际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12月，项英小再代理军委主席，仍回中华苏维埃共卡LI旧临时中央政府，继续担任副主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9 10:42:50编辑过]
真实的项英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项英为何许人。因为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科书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工人运动到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在近20年的时间里，项英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着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金旧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是，自从1941年皖南事变项英被叛徒杀害之后，他的历史功绩多被抹煞，而且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严重歪曲了他的光辉形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围绕对项英的评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很有意义的成果。笔者在总政干部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曾参与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项英词条的编审工作，并就此进行过一些渊查研究，开始逐步纠正过去对项英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最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通过原始的义献，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项英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代主席、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领导新叫军在华中进行抗日战争等革命业绩，体现了项英在军事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进行我党我军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历史义献。同时，对于进一步了解项英革命的一生，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价项英的功过是非，将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笔者的了解，对项英的革命业绩作一简要的介绍，以告慰蒙尘的先烈，告知历史的后来人。
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项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家庭，15岁就进纺织厂当学徒。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苏、湖北领导工人运动。他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期间，积极推荐和介绍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著名律师施洋等加人中国共产党。“二七”大罢工中，项英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各地来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军警的阻拦，冲进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并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项英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是“二七”大罢]。：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多年来，在纪念“二七”大罢工时都没有提到项英的名字。
项英是中团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一重要的历史史事实多年来也被抹煞。譬如，他是l 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丧之一。而有的史书和电视片，在提到12名代表时，却只点了 ll个人．就是没有项英的名手。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英作了关于“二七”罢工斗争的发言，被大会选为9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28年6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进入7人组成的政治局，是5位常委之一，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于1930年12月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中共苏区中央局(即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宁都宣布成立，项英代理书记。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即撤销。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书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的第一个贡献，是为制止肃反AB团的错误做了大量工作。AB团是1926年往南吕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字头。1930年时在中央苏区并没有这个组织。项英到达宁都前几天发生了富田事变，他作为中央苏区的一把手，不能不处理这个难题。项英最先看到的文字材料是1930年12月3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从这封信中，项英看到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竞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便有一个AB团分子。
1931年1月16日，就是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二天，项英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指出“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通告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个通告还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这个通告发布后，使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在项英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便不同意项英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并且否定了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井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苏区。使肃反AB团的错误继续扩大，一大批领导干部又被杀害，项英对这一悲惨结局感到十分痛心。他表示在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时中央代表团根本听不进项英的正确意见，在周恩来到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之后，这一错误才真正纠正。
对此，有人说项英是被王明派到苏区的，其实，项英去中央苏区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没有上台。在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前，项英作为中央局的代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期间，他与朱德、毛泽东共同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也就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任命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这在我军的建军军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同年6月，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军委上席改由毛泽东担任，项英改任副主席，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闭幕时与毛泽东分别致闭幕词。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5月，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间，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这是项英第二次担任军委领导工作，并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在人民军队的建没史上都具有开创性，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1933年9月，在共产旧际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12月，项英小再代理军委主席，仍回中华苏维埃共卡LI旧临时中央政府，继续担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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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卓越领导者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许多贡献中，最为突出的要算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然而几十年来，在党史和军史中讲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很少提到项英的领导作用。
历史的事实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项英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作为第一把手，面临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留下的主力部队只有2000多人，连同政府机关人员、伤病员共约3万人。但有枪的少，多数是徒手或持大、梭标，其中1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照顺。用这些力量接替第l、第3、第5、第8、第9军团共8万主力红军，抵抗50万国民党军的“围剿”是非常艰难的。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留在苏区的部队要坚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后来，项英意识到希望红军主力回师已不可能，于是提出“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分派大批干部分别去各地领导游击战争。2月5，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一封电报，提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项英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贯彻。他和陈毅带领一个营的部队，于3月下旬到达大余县东南的油山地区。不久，为了对付敌人的残酷“清剿”，集中在油山地区的部队很快又分散到五块游击区中，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和陈毅率领的100多人的游击队，4月下旬遭到国民党的土匪武装的袭击后撤进深山，从此再不在民宅中居住了。，他们在山林中弄些竹子或树枝、茅草，利用有利的地形搭棚子住。后来由于频繁转移，第一天去过的地方，第二天就不能再去，棚子搭不起来时，他们露天宿营，或者支起一块油布来遮露挡雨。他们长年穿着衣服带着武器睡觉，一发现情况立即转移。为了不给敌人留下痕迹，有路不能走，他们只能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在树丛荆棘中前进。他们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常常没有粮食吃，经常是春天挖竹笋、野菜，夏天摘杨梅，冬天找山果充饥。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是常有的事。
1937年初，项英从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又陆续从香港报报刊上看到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和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七七事变”爆发后，项英把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召集到一起，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虽然未看到中央的原件，但凭着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政治经验，及时做出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联合抗日谈判的决定。先派陈毅为全权代表，下山到大余县和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接着，项英又先后去赣州和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10月23日，项英到达南京，向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介绍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10月26日，项英从南京启程转赴延安。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的当天，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前往项英住处看望。第二天晚上，中共中央专门为项英召开欢迎会，张闻天、毛泽东和项英及当时在延安的叶挺都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在致欢迎词时，对项英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项英做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_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问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领导组建新四军功不可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协议，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流亡海外的叶挺被任命为新死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他和叶挺一起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第l、第2、第3支队在皖南岩寺集结编组，10天之后，先遣支队就开赴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接着主力部队也陆续进入苏南、皖巾和皖南。对此，有人说项英在中央一再催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是没有根据的。同年7月28日，项英根据中央的通知从皖南动身，辗转到延安参加了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9月29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六届六巾全会。9月30日，项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_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与现状》的长篇报告。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致叶军长、项副军长暨新四军全体将士的贺电，肯定了“新四军在与日寇血战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壮大了自己，创设了游击区域。”
项英是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为东南局)书记，实际就是新四军的政治委员。他很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建，新四军一组建，他先将军政治部建立起来。
1938年6月，他指导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1938年夏天，他主持召开新四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央发来贺电，对新四军抗战两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此，陈毅在1940年10月曾经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在《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演讲中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讲到“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下部，但他很注重学习，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原著。就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还把《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敏锐、深刻，常为人称道。很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项英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苹(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认为此人不宜做毛泽东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还是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皖南事变中的是是非非在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造成的。从我党我军内部来说，项英作为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当然负有责任。但是，多年来人们把皖南事变的责任都归咎于项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皖南是我军在南方具有战略意义的支点，我军是坚持还是撤出，在皖南事变前一年就开始讨论。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决策，包括数量、时间、路线等都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项英是倾向坚持皖南的，如发生事变即向南发展。中央认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主要向北，但不排除向南，届时根据形势发展而定。以后中央曾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在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但皖南是在国民党的区域内，不是在敌后，建立政权显然不易。194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要新四军军部速渡长江，留一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此时正值皖南反“扫荡”获胜，项英等对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的紧迫性认识不足，没有抓紧转移。没过几天，即在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饮、副参谋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强令在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当时改道的黄河(即淮河)以北地区。显然，这是新四军苏北部队在黄桥战役中给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沉重打击后，蒋介石策划的迫害和报复我军的一个阴谋。但怎样应付这一严重而复杂的局势，无论是中央还是项英，一时都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11月21日，中共中央致叶、项的电报指示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中问派的政治影响。”11月2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叶、项，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在12月底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分需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在20天内处理完毕。11月26日至29日，叶、项复电中央，说明北移正在加紧准备。工作人员及资材先行北上，但顾虑部队如果离开皖南，又未到苏南，在半路上受到敌人的袭击，提出苏北部队打韩德勤可否延至皖南部队北渡之后。30日毛、朱复电叶项，认为叶项“布置很对”。对于叶、项提出的顾虑，中共中央认为“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并提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这个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了。
苏北新四军部队于11月29日开始攻击韩德勤盘踞的曹甸。但这一仗没有打好，使国民党可以暂时不必顾虑韩德勤的安全，而加速实施其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阴谋。l2月9日蒋介石发的“佳电”规定：“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如皖南部队在限期内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12月2日，叶、项将顾祝同调动部队并密令“彻底解决”我军情况报告了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复电称：“(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25日，叶、项再电中共中央：“根据情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采取‘一网打尽’之计，顽军调动频繁，第108师和52师均已集中泾县，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以免仓促误事。”这一天，毛泽东给各战区发了一个通报，其中讲到：“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佳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这个分析显然不符合皖南已日益严峻的形势。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部队早已整装待发，近日顾祝同忽令我军改道，而李品仙在长江北岸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又暗中对我包围，江中又有敌舰，“情形如此，我们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历史的事实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项英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作为第一把手，面临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留下的主力部队只有2000多人，连同政府机关人员、伤病员共约3万人。但有枪的少，多数是徒手或持大、梭标，其中1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照顺。用这些力量接替第l、第3、第5、第8、第9军团共8万主力红军，抵抗50万国民党军的“围剿”是非常艰难的。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留在苏区的部队要坚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后来，项英意识到希望红军主力回师已不可能，于是提出“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分派大批干部分别去各地领导游击战争。2月5，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一封电报，提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项英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贯彻。他和陈毅带领一个营的部队，于3月下旬到达大余县东南的油山地区。不久，为了对付敌人的残酷“清剿”，集中在油山地区的部队很快又分散到五块游击区中，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和陈毅率领的100多人的游击队，4月下旬遭到国民党的土匪武装的袭击后撤进深山，从此再不在民宅中居住了。，他们在山林中弄些竹子或树枝、茅草，利用有利的地形搭棚子住。后来由于频繁转移，第一天去过的地方，第二天就不能再去，棚子搭不起来时，他们露天宿营，或者支起一块油布来遮露挡雨。他们长年穿着衣服带着武器睡觉，一发现情况立即转移。为了不给敌人留下痕迹，有路不能走，他们只能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在树丛荆棘中前进。他们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常常没有粮食吃，经常是春天挖竹笋、野菜，夏天摘杨梅，冬天找山果充饥。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是常有的事。
1937年初，项英从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又陆续从香港报报刊上看到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和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七七事变”爆发后，项英把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召集到一起，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虽然未看到中央的原件，但凭着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政治经验，及时做出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联合抗日谈判的决定。先派陈毅为全权代表，下山到大余县和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接着，项英又先后去赣州和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10月23日，项英到达南京，向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介绍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10月26日，项英从南京启程转赴延安。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的当天，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前往项英住处看望。第二天晚上，中共中央专门为项英召开欢迎会，张闻天、毛泽东和项英及当时在延安的叶挺都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在致欢迎词时，对项英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项英做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_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问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领导组建新四军功不可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协议，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流亡海外的叶挺被任命为新死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他和叶挺一起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第l、第2、第3支队在皖南岩寺集结编组，10天之后，先遣支队就开赴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接着主力部队也陆续进入苏南、皖巾和皖南。对此，有人说项英在中央一再催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是没有根据的。同年7月28日，项英根据中央的通知从皖南动身，辗转到延安参加了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9月29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六届六巾全会。9月30日，项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_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与现状》的长篇报告。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致叶军长、项副军长暨新四军全体将士的贺电，肯定了“新四军在与日寇血战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壮大了自己，创设了游击区域。”
项英是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为东南局)书记，实际就是新四军的政治委员。他很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建，新四军一组建，他先将军政治部建立起来。
1938年6月，他指导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1938年夏天，他主持召开新四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央发来贺电，对新四军抗战两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此，陈毅在1940年10月曾经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在《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演讲中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讲到“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下部，但他很注重学习，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原著。就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还把《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敏锐、深刻，常为人称道。很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项英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苹(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认为此人不宜做毛泽东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还是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皖南事变中的是是非非在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造成的。从我党我军内部来说，项英作为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当然负有责任。但是，多年来人们把皖南事变的责任都归咎于项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皖南是我军在南方具有战略意义的支点，我军是坚持还是撤出，在皖南事变前一年就开始讨论。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决策，包括数量、时间、路线等都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项英是倾向坚持皖南的，如发生事变即向南发展。中央认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主要向北，但不排除向南，届时根据形势发展而定。以后中央曾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在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但皖南是在国民党的区域内，不是在敌后，建立政权显然不易。194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要新四军军部速渡长江，留一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此时正值皖南反“扫荡”获胜，项英等对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的紧迫性认识不足，没有抓紧转移。没过几天，即在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饮、副参谋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强令在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当时改道的黄河(即淮河)以北地区。显然，这是新四军苏北部队在黄桥战役中给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沉重打击后，蒋介石策划的迫害和报复我军的一个阴谋。但怎样应付这一严重而复杂的局势，无论是中央还是项英，一时都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11月21日，中共中央致叶、项的电报指示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中问派的政治影响。”11月2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叶、项，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在12月底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分需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在20天内处理完毕。11月26日至29日，叶、项复电中央，说明北移正在加紧准备。工作人员及资材先行北上，但顾虑部队如果离开皖南，又未到苏南，在半路上受到敌人的袭击，提出苏北部队打韩德勤可否延至皖南部队北渡之后。30日毛、朱复电叶项，认为叶项“布置很对”。对于叶、项提出的顾虑，中共中央认为“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并提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这个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了。
苏北新四军部队于11月29日开始攻击韩德勤盘踞的曹甸。但这一仗没有打好，使国民党可以暂时不必顾虑韩德勤的安全，而加速实施其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阴谋。l2月9日蒋介石发的“佳电”规定：“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如皖南部队在限期内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12月2日，叶、项将顾祝同调动部队并密令“彻底解决”我军情况报告了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复电称：“(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25日，叶、项再电中共中央：“根据情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采取‘一网打尽’之计，顽军调动频繁，第108师和52师均已集中泾县，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以免仓促误事。”这一天，毛泽东给各战区发了一个通报，其中讲到：“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佳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这个分析显然不符合皖南已日益严峻的形势。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部队早已整装待发，近日顾祝同忽令我军改道，而李品仙在长江北岸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又暗中对我包围，江中又有敌舰，“情形如此，我们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9 10:12:32编辑过]
<P>又一位陈昌浩式的人物!</P>
<P>陈毅是力主北进的,为这个和项英吵了无数.</P>
<P>项英对北进的顾虑为什么那么大呢?</P>
<P>项英对北进的顾虑为什么那么大呢?</P>
项英游击惯了，现在一旦舒服了，就很有些不想挪窝的感觉了。而且认为叶挺就是个护身符，有叶挺在国民党就不敢动手。而北进就会进入敌占区，断绝后援。特别是国民党就会借机断绝援助，而当时新四军的后勤供应很大部分是依靠叶挺要来的国民党物质解决的。
这怎么有点革命意志衰退的味道？
项英当时反对北进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足够的物资保障，虽然陈毅三番五次表示所有一切基建项目包括粮食被服都已准备妥当，项英还是不肯动作，甚至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诡计（虽然本来就是，但是他的拖延显然给了国民党更多猜测空间，可以说皖南事变是必然中的偶然）而且项英的搬迁也是当年长征前期的大搬家，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移动速度和战斗力。也对此次事件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他革命意志消退，贪图舒适还体现在后来的私自脱队，以及后来突围中的一系列表现中。
<P>陈毅警告过他会一切输光的.</P>
<P>陈知死讯后大哭一场.</P>
<P>陈知死讯后大哭一场.</P>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新四军遭受重创,与他是有很大关系的,毕竟他在军事领导上的不在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叶挺的军事指挥,他利用政委的身份和党委书记的身份过多的干预了.毕竟叶挺不是党员,党委会议叶挺不能参加,好多党的决议项英也以此为理由不让叶接触,致使叶挺对部队的管理和指挥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这也为部队在后来突围中陷于被动埋下了隐患,虽然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但后来脱党,一直没有重新入党,包括担任新四军军长时期.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项英是一个出色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擅长游击战也是他的长处,只可惜在后来的突围中他没很好的利用他这一长处,精于正规战术的叶挺在打游击方面就不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