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许世友三寻烈士遗孤

一
    195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4月1日晚上，负责主持会议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的陪同下，逐个房间看望已经抵达上海的会议出席者。当罗、黄两人走进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房间时，许世友跟黄赤波握过手后，开口道：
    “黄局长，那件事我还要拜托你。”
    黄赤波稍稍一怔，随即领悟，点头道：“好，我们再指派专人负责寻找。”
    许世友笑了笑：“那我许世友就拜托了！”说着拱了拱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9月24日凌晨，我军发起第四次进攻，华野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敢死队冲上了济南城头。敌敢死队也涌向突破口，双方在城头展开了殊死搏斗。我方勇士终于将数倍于我的敌敢死队赶下城头，大批部队得以进城，济南全城于9月24日宣告解放。
    当天18时，正在处理入城后的紧急公务的许世友接到报告：一名在登城肉搏战中接连打死五名敌人后被敌砍断左臂又身中两弹的敢死队员伤势严重，处于弥留之际口呼“许司令”。许世友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握住了伤员的手：“我是许世友！我以攻城兵团全体官兵的名义向你致敬——你是英雄！”伤员淌下了热泪，口中喃喃而语。许世友为了听清楚，侧俯身子凑近伤员：“你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对我许世友说！”
    伤员以最后一点力气，说了半句话：“我上海家中有一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想往下说时，已经咽气了！
许世友摘下军帽，向烈士遗体致敬：“打下上海后，我去看望你的女儿！”
这位烈士，名叫郭由鹏，原是上海一家米行的店员，自幼拜名武师习练武术，在米行打工，又练得一身力气，平时徒手一人能击倒三五条大汉。郭由鹏于194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两年后抗战胜利，因身份暴露而去解放区参军。离开上海时，他结婚才三个月，后来他辗转收到了妻子的一封信，说生下一个女儿，不幸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此，郭由鹏在空余时间一直挂念着女儿。
    许世友始终记着这件事，8个月后，我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当时，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在获悉上海解放的消息，起草为解放上海立下大功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的祝贺电报时，他说了一句：  “叫聂军长（即原“九纵”参谋长聂凤智）找一找郭由鹏的女儿，我要去看望的。”



    二
    不久，许世友调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上任后，借前往川沙视察海防的机会去了上海（现在属于上海的十个郊县区当时均属松江专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宴请许世友。席间，许世友说了郭由鹏烈士的临终遗言和自己的许诺。扬帆非常重视，当即记下了郭由鹏的名字。许世友立刻敬了扬帆一杯酒：“找到后，告诉我一声，我以后来上海时要去探望的。”
    扬帆接受许世友的委托后，随即下达了寻找郭由鹏女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把这事交绐了钱运石负责。钱运石是上海本地人，45岁，解放前一直吃警务饭．先后在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过刑警、巡警和交警．1945年12月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这时，他在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是一名普通警员，因原是地下党员，所以临时调到市局参加“肃反”工作。考虑到他是“老上海”，对上海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局里就把寻找烈士遗女的任务交给他去办理。
    钱运石接到这一任务后，有点作难：只有一个烈士的姓名，其他情况一点都没有，上海滩这么大，又处于解放伊始的混乱阶段，怎么找？但这是一桩严肃的政治任务，再难也必须完成。经过一番考虑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函去华东军区，要求了解郭由鹏烈士的具体情况：籍贯、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以前在上海的职业等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再在上海一步一步地查摸。
    意想不到的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回函说，郭由鹏烈士牺牲后，济南前线攻城兵团野战医院的战地救护所根据许世友司令员的命令，立刻去郭由鹏所在排的驻地取回了烈士的遗物，可是，战地救护所是临时机构，仗一打完，就解散了，遗物也就不知下落。
    钱运石于是又想到了一条途径：郭由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之事，由于纪律原因，其家属多半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郭由鹏秘密赴解放区参军之后，家里是写去过信件的，这样，家里应该知遒他的革命军人身份。现在，上海已经解放一年多了，而郭由鹏还没有消息，按照常规思维来说，其家属是应该向政府有关部门打听消息的。这样，被打听过的部门那里应当有这种内容的记载。
于是，接下来钱运石的工作就是一趟趟地跑民政部门，折腾了半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市所有的民政局，但是没有任何收获！
    钱运石只好写了一份报告，把查找情况原原本本全部写上，刚要往上面递交了，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
    那天晚上，钱运石家里从苏州来了一个亲戚，因为火车晚点，在车站等得实在无聊，就买了一张当地出版的小报纸翻阅。这份报纸给他带到了上海，被钱运石无意间看到了。当时的苏州，是苏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建国初期没有组建江苏省，现今的江苏省一分为两，称为“苏南行政公署”和“苏北行政公署”，苏州和盐城分别为两公署政府的所在地），钱运石看到上面有一组纪念济南解放一周年的文章，其中一篇竟是专门回忆和悼念郭由鹏烈士的！
    钱运石这一下真是喜从天降！马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文章作者是郭由鹏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又是和郭由鹏一起从上海前往苏北参军的，对郭由鹏在部队的情况很是熟悉，他也提到了郭由鹏曾对他谈起那个从未见过面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
    次日，钱运石即前往苏州，先去了那家报馆，打听到那位作者是无锡的一名干部，随即又去无锡。
    钱运石在无锡找到了那位姓林的作者，林某向钱运石介绍了他所知道的郭由鹏的情况：郭由鹏牺牲时27岁，浙江宁波人，老家住在宁波市内，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扶养到13岁后托人带往上海米行学生意；是抗日战争中期参加的中共地下组织，抗战胜利时由于暴露了身份而由党组织安排去了苏北。当时跟郭由鹏一起北撤的有20多人，林某也是其中一个。由于两人分在同一连队，又同是上海去的，接触较多，谈得也多。l947年3月，郭由鹏收到了妻子从上海托人辗转带去、历时4月方才送到的一封信，这也是郭由鹏离开上海后所收到的惟一的一封信。这封信林某没有看过，但内容听郭由鹏多次说起过：一是妻子已于郭由鹏离家后的8个月生一女婴，取小名娟娟，大名按照规矩要由父亲起；二是妻子由于生产坐了月子，原先的一份工作已经没有了，现经人介绍进了另一家在上海榆林区的纱厂做工。但是，郭由鹏的家庭住址和郭妻的姓名，林某都不知道。
    钱运石返回上海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扬帆局长得知后说：  “那就去榆林区各家纱厂查一查，尽管不清楚姓名，但是有其夫原先从事的职业和女儿患病这两个特点，还是应该查得到的。”
    为了迅速寻找，扬帆指示增派人员。但是查找了个把星期，还是没有线索！


    三
    时间一晃就是几年，后来，扬帆与潘汉年被定为“潘扬反党集团”的头目，身陷冤狱。党内高级干部讨论这一案件时，许世友说了一句：  “扬帆这个人，我请他找一个人都没有找着！”可见许世友还记挂着这件事情。
    到了1957年10月，许世友赴沪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一个战备会议，抵达的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到饭店看望许世友，黄赤波解放初期曾任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处长，跟许世友是熟悉的，许世友见面后重新提起寻找烈士遗女之事，问道：“扬帆当局长时没有找到，现在你当局长了能否找到？”
    黄赤波作为一个老革命，对革命烈士自然也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回答说：  “请许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找到郭由鹏烈士的女儿！”
    许世友点头：“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黄赤波对于此事非常重视，准备找那个曾负责此项工作的钱运石谈一谈，但是，一问，钱运石已经在前不久进行的“反右派”运动中中矢落马，押送青海劳动改造了。他只好查阅了当时钱运石写的那份《情况汇报》，知道这项工作确实难度很大，靠一个人是解决不了的，于是指令抽调了三名警员，组成一个小组，一定要把这件事圆满完成。
    上海解放已经第八个年头了，户籍、治安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样自然顺手些了，三人仔细阅读了钱运石留下的材料，并作了反复分析，认为钱运石当时没有走通的那条路现在他们是不能走的，那就是没有必要再从纱厂去寻找郭由鹏妻子的线索了。二人小组决定另僻蹊径：去宁波郭由鹏的老家访查郭由鹏的亲戚，再从郭的亲戚那里了解郭妻的情况。
    钱运石在1950年所进行的对林某的访问中，已经弄清郭由鹏老家在宁波天封塔畔。三人小组中有一位也是宁波人，知道那是宁波的一处名胜．三人小组顺利地找到了郭由鹏那位将其抚养到13岁后又送往上海米行学生意的伯父。那是一个年届六秩的瘦小老头，郭由鹏原在上海的住址，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他还保存着以前郭由鹏写给他的两封信，翻出来一看，信封上有着落款地址：上海榆林区龙江路，门牌号码没有写。不过这对于寻找来说，已经划出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三人小组带着收获返回上海，立刻进行查摸。当时的榆林区，已经成为杨浦区的一部分了，他们便去了杨浦公安分局，在户政部门的帮助下，很快就查到了郭由鹏原先的住址。不过那里已经是另外居民的住所了，对方是1951年搬过来的，当时的住户是秦玉兰，这正是三人小组从宁波访得的郭由鹏妻子的姓名！
    那么秦玉兰搬往何处去了？说是只知道她在杨浦区的一家服装厂工作。这就好查了，只花费了两天工夫，就查明秦玉兰在“上海公私合营顺泰服装公司”工作，是一名缝纫工。
    三人小组次日找到“顺泰公司”门上时，接待他们的公司副经理却说秦玉兰是有丈夫的，是一位小学教师，还有一个儿子，好像已经在上小学了。莫非此秦玉兰并非彼秦玉兰？那么她有没有女儿，心脏有毛病吗？对方抱歉地回答：那可就不清楚了。
    三人简单商议后，决定直接跟秦玉兰见见面，当面了解一下情况。秦玉兰被请到了经理办公室，于是情况真相大白了——
    秦玉兰在郭由鹏离开上海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把她一个单身妇女折腾得很苦。不到半年，她就因为上班迟到而被榆林区的那家纱厂老板开除了，生活一度陷于水深火热的边缘，幸亏经人介绍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就是现在的缝纫工。
    秦玉兰在1946年根据郭由鹏托人捎回的口信中知道丈夫在何部队当兵的消息后，曾经给郭由鹏写过一封信，也是托人带去的，那就是被郭由鹏生前一直对他的战友挂在口上的那封信。但是，秦玉兰始终没有收到过丈夫的回信，她一直等到1949午初夏上海解放，也没有得到郭由鹏的消息，猜测肯定已经阵亡了。1949年8月，她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个小学教师，很快就结婚了。
    三人小组打听那个小女孩娟娟，一问，秦玉兰低下了头，吱吱晤晤不知在说些什么。
    三人小组中一位年岁较长的警察说：“娟娟究竟是怎么个情况，你要对我们说清楚的，否则我们没法向领导报告，也对不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啊！”
    这么一说，秦玉兰“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边哭边说出了一段情由来——
    原来，给秦玉兰介绍现在这个小学教师丈夫的媒人就是当初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把她介绍到”顺泰公司”当缝纫工的那个姜姓老太。姜老太跟秦玉兰是同乡，因为没有女儿，认识秦玉兰以后很喜欢她，不久就收秦玉兰为其干女儿。秦玉兰原本就是一个没有主意的善良妇女，凡事没有主见，习惯于听别人嘀咕。她认姜老太为干妈后，很快就跟着对方信了佛，初一十五去寺庙烧香拜佛。生活中的事情只要姜老太开口，她必定言听计从。
    上海解放两个月后，因为没有得到郭由鹏的消息，姜老太就断定郭由鹏已经战死。当时这种情况不算少见，而且如果没有军方的通知，其家属是不能享受烈属待遇的。一直到现在，国内有些烈士陵园中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烈士墓”。于是，姜老太就主张秦玉兰改嫁，并且很快就给她介绍了一位小学教师。对方跟秦玉兰同岁，未婚，经济状况不错，他对秦玉兰其他都中意，就是对拖着一个孩子颇有微词。姜老太就给秦玉兰出了一个主意：把孩子送人！
    秦玉兰权衡再三，接受了这一意见，于1949年7月把娟娟送人了！
    三人小组听得面面相觑，愣了片刻才问：  “孩子送给谁了？”
    秦玉兰回答：  “我是抱到老城隍庙去的，送给了一个也是去那里烧香的老太。”
    “那个老太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也没有问，再说，你们肯定也知道，把孩子送给人家时是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地址的，否则人家就可能不要。”
    这样，三人小组就只好另外设法寻找娟娟了，他们让秦玉兰把那个收养娟娟的老太的外形、口音、衣着什么的都说了一遍，又一起去了秦玉兰现在的住所，要了娟娟的两张照片。
    接下来怎么办？三人小组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去城隍庙寻访那个不知名姓的老太太。但是，这跟大海捞针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时隔8年，城隍庙的情况跟当时已经有些两样，查访工作无法进行。于是，三人小组只好遗憾地把整个查访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算是一个交待，结束了这项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把报告的副本寄给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时无语，沉思片刻后迸出了一句话来：  “这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四
    但是，许世友并没有忘记这桩事情。1958年，许世友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原新四军师级以上干部的座谈会上，遇见当时担任江苏省农林厅长的顾复生时，从1950年那次视察川沙海防谈起，又提到了寻找烈士遗孤之事，说：“我还要找找。”
    这样，就有了1959年许世友赴上海参加八届七中全会时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的那番对话。
    黄赤波为许世友那份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而感动，决定再次组织人员专门进行调查寻找。但是，因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生了一起惊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周恩来总理的“江青匿名信案”，黄赤波投入了专案侦查的指挥工作，就把这件事暂时往旁边搁置了。18天后，  “江青匿名信案”侦破了，黄赤波想起许世友第三次交办的那件事，于是重新调阅了材料，然后亲自召见原先的那三位警员。
    黄赤波见到三位警员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不管你们现在手头在忙什么活儿，都暂时放一放，或者转给其他同志去做。”第二句话是问：“你们谁会开车？”
    三位一齐摇头，都说“不会”。
    黄赤波笑道：“不会也没关系，我给你们配备一辆车、一个司机。”
    原来，在延安时期就是侦查高手的黄赤波，在亲自调阅前两次寻找娟娟的材料后，经过一番考虑，已经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不再是从家庭、亲属关系方面去寻找，而是另僻途径，改从娟娟的疾病上去考虑了。黄赤波认为，从秦玉兰对于那个收养娟娟的老太太的叙述来判断，那是一个比较富有的老年妇女。而娟娟是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这种毛病必须定期去医院就医，以那个收养人的经济条件，是应该有给娟娟就医的能力的。根据老年人喜欢唠叨的习惯，作兴还会将娟娟的身世（当然她不可能知道娟娟是烈士子女，而是亲生母亲将其送人后改嫁一节）对医生说说，以取得医生的同情。因此，不妨可以跑跑医院，向看心脏病的医生了解了解看。
    黄赤波给三人小组配备小吉普，就是为了便于他们在上海市区的各大医院来回奔波。
    三人小组立刻行动。先把当时上海看心脏病比较有名的几家医院列出了一份单子，再加上儿童医院，然后开始走访。
    黄赤波的这个主意非常到位，三人小组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从广慈医院获得了线索：有一个老太太曾经带着一个小女孩定期去该院就诊先天性心脏病。据一位姓魏的护士长说，那位老太太曾经在那小女孩有一次住院时对她说起过领养情况，但没有“母亲改嫁”一节，只是说是“解放那年的夏天从老城隍庙领来的”，时间、地点与秦玉兰所说的相吻合。
    好不容易查到这样一条线索，三人小组哪里肯放！但是，医院并没有保留那位心脏病女孩的病历卡，这样，就只好关照医生：下次她们来看病时，马上通知三人小组。
    这个“下次”的时间倒不算长，仅仅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大名被收养老太太定为“张荫娟”的女孩就在老太太的带领下前来医院就诊了。医生一看大喜，一面给孩子仔细看病，一面差护士给公安局打电话。三人小组正等得望眼欲穿，闻讯立刻出动，一齐赶到广慈医院。
    那三位急匆匆而来，突然出现在那个姓张的老太太的面前时，冷不防把人家吓了一个激灵，不知这三个警察气喘吁吁意欲何为。待到弄清是来问其了解娟娟的情况后，方才定下神来，把当初在城隍庙领养娟娟的全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原来，张老太是沪上一个小有名气的资本家的大太太，那个资本家后来发迹了，又娶了两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把大太太晾在一边。抗战胜利后，那个资本家携两个姨太太去了台湾，张太太独自留在上海。尽管丈夫给其留下了可观的财产，足够她吃用享受一世，但她总觉寂寞，于是就开始烧香念佛。张太太住在卢湾区徐家汇路，那里去老城隍庙比较近，她常去烧香，就在那里领养了小女孩，孩子当时还没有大名，因为小名是娟娟，就起了个名字：张荫娟，小名仍叫娟娟。
    领养娟娟时，张太太不知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久发作了领到医院看了才知晓，从此，张太太特别小心在意，特地请了一个保姆照料娟娟。现在，娟娟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但是，身体仍很差，心脏病经常发作，得靠服药维持，有时还得住几天医院。好在张太太经济状况很好，还能支付得起不菲的医药费用。
    三人小组记下了张太太的地址、姓名，然后返回公安局商议如何确认真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亲子鉴定”先进手段，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先是想请秦玉兰去辨认，后又担心她不肯配合，故意不认；于是议定了一个办法：请老太太去辨认秦玉兰，如果能够准确地辨认出，那就说明娟娟确是郭由鹏的女儿。
    次日，三人小组先跟“顺泰服装公司”联系，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然后又去了张太太家，把辨认之事对她一说，她点头道：“好的，我跟你们去走一趟。不过时间隔得长了，有8年了，我是否认得出那还说不准。”
    于是，吉普车载着张太太前往“顺泰公司”。
    当天中午，秦玉兰和同车间的一批女工去食堂吃饭。食堂也就是公司的会场，迎门是一个舞台，吃饭的工人都面对着舞台坐着，趴在桌上面对舞台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舞台旁边有两个对称的小阁楼，其中一个是广播室，广播室对着台下有一扇小窗。这天，谁也没有发现，小窗口里有一架望远镜正对着台下吃饭的女工逐个移动着——张太太正在辨认秦玉兰。
    台下，秦玉兰一半饭还没吃完，张老太已经认出她了，三人小组又想到了上次寻找时从秦玉兰那里得到的娟娟小时候的照片，拿来一对照，大家一致说非常相象。
    这样，娟娟的身份就得到了确认。但是，三人小组并没有对张太太说明她所领养的孙女乃是革命烈士子女，并且得到了许世友将军的关注。因为他们已经查知张太太的丈夫解放前跟国民党军统、中统均有联系，是不是特务不清楚，但总是有疑点的，倘还留在大陆的话，只怕已经被抓进去了。按照当时的逻辑，丈夫是这样的角色，其妻——不管是大老婆、小老婆——也就逃脱不了干系，因此，张太太自然不是政治清白分子。这种角色，当然不能跟烈士子女和许世友有什么关联的，因此这事得严格控制，严格保密。
    黄赤波局长得到报告后，亲自调阅了三人小组跟张太太的谈话记录。确认无差错后，这才指示把情况向许世友将军通报，和材料一起寄去的，还有几张娟娟的照片。
    许世友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正好有一位姓王的军官要去上海出差，许世友遂让给娟娟捎去糖果、饼干各五斤，文具一套；又有一块产自浙江的丝绸衣料让送给张太太。
    一星期后，那位军官返回南京向许世友销差，交回了那块衣料。将军惊奇地问是怎么一回事，那军官报告了上海方面的意思：收养娟娟的那个老太如此这般的情况，不适宜接受许世友的礼物。
    许世友不以为然道：“她又不是反革命，听下来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而收养革命烈士遗女一事倒应该算作立功，为什么不适宜接受我许世友的礼物？”
    许世友于是让再添上两只南京特产板鸭，打成包袱直接给张太太寄去。
    1960年5月，许世友去上海，下榻于延安饭店，当天就让人去把娟娟接到饭店，特地关照也要把张老太太接来。轿车把祖孙两人接来饭店时，许世友正在跟上海警备医的一位领导谈话，听说娟娟来了，马上中止，说明天再接着谈，然后就吩咐请客人过来见面。
    许世友见到娟娟后，非常高兴地摸着小姑娘的头顶，问了许多话，每句都透着关怀之意。许世友还跟张太太握手，说：“你做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好事，我感谢你。”
    这次见面时，许世友又向娟娟和张太太赠送了一些礼物。
    两个月后，娟娟在马路上被一辆骑得很快的自行车撞了一跤，伤虽轻，但所受的惊吓使她的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不幸于1960年7月19日去世。
    许世友当时并不知晓此事。1961年3月，许世友再次到上海时，问起了娟娟。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许世友怒道：“为什么不送最好的医院抢救？上海有的是好医院嘛！”又说：“事后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许世友由娟娟而想到了张太太，问：“那个姓张的老太太情况怎么样？去个人看看她，她收养烈士遗女是做了一桩好事，虽然现在孩子死了，但这份情义还在嘛！再说，孩子跟她过了十多年了，双方肯定都有一定的感情了，孩子死了，也要对人家安慰安慰！”
    上海警备区随即派人去探望了张太太，交谈之下，知道张老太太早在去年就已经接到了香港亲戚的来信，要其去那里接受遗产并定居。她因为割舍不下对娟娟的那份感情，没有成行。现在准备去香港定居，但因为局势起了变化，大陆这边暂时不批。
    许世友说：  “如果她真的想去香港，我们可以帮帮她。上海方面哪个部门在管这类事情的？把我的意见向他们转达一下。”
    一个月后，张老太太得以成行。
一
    195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4月1日晚上，负责主持会议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的陪同下，逐个房间看望已经抵达上海的会议出席者。当罗、黄两人走进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房间时，许世友跟黄赤波握过手后，开口道：
    “黄局长，那件事我还要拜托你。”
    黄赤波稍稍一怔，随即领悟，点头道：“好，我们再指派专人负责寻找。”
    许世友笑了笑：“那我许世友就拜托了！”说着拱了拱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9月24日凌晨，我军发起第四次进攻，华野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敢死队冲上了济南城头。敌敢死队也涌向突破口，双方在城头展开了殊死搏斗。我方勇士终于将数倍于我的敌敢死队赶下城头，大批部队得以进城，济南全城于9月24日宣告解放。
    当天18时，正在处理入城后的紧急公务的许世友接到报告：一名在登城肉搏战中接连打死五名敌人后被敌砍断左臂又身中两弹的敢死队员伤势严重，处于弥留之际口呼“许司令”。许世友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握住了伤员的手：“我是许世友！我以攻城兵团全体官兵的名义向你致敬——你是英雄！”伤员淌下了热泪，口中喃喃而语。许世友为了听清楚，侧俯身子凑近伤员：“你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对我许世友说！”
    伤员以最后一点力气，说了半句话：“我上海家中有一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想往下说时，已经咽气了！
许世友摘下军帽，向烈士遗体致敬：“打下上海后，我去看望你的女儿！”
这位烈士，名叫郭由鹏，原是上海一家米行的店员，自幼拜名武师习练武术，在米行打工，又练得一身力气，平时徒手一人能击倒三五条大汉。郭由鹏于194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两年后抗战胜利，因身份暴露而去解放区参军。离开上海时，他结婚才三个月，后来他辗转收到了妻子的一封信，说生下一个女儿，不幸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此，郭由鹏在空余时间一直挂念着女儿。
    许世友始终记着这件事，8个月后，我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当时，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在获悉上海解放的消息，起草为解放上海立下大功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的祝贺电报时，他说了一句：  “叫聂军长（即原“九纵”参谋长聂凤智）找一找郭由鹏的女儿，我要去看望的。”



    二
    不久，许世友调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上任后，借前往川沙视察海防的机会去了上海（现在属于上海的十个郊县区当时均属松江专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宴请许世友。席间，许世友说了郭由鹏烈士的临终遗言和自己的许诺。扬帆非常重视，当即记下了郭由鹏的名字。许世友立刻敬了扬帆一杯酒：“找到后，告诉我一声，我以后来上海时要去探望的。”
    扬帆接受许世友的委托后，随即下达了寻找郭由鹏女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把这事交绐了钱运石负责。钱运石是上海本地人，45岁，解放前一直吃警务饭．先后在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过刑警、巡警和交警．1945年12月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这时，他在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是一名普通警员，因原是地下党员，所以临时调到市局参加“肃反”工作。考虑到他是“老上海”，对上海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局里就把寻找烈士遗女的任务交给他去办理。
    钱运石接到这一任务后，有点作难：只有一个烈士的姓名，其他情况一点都没有，上海滩这么大，又处于解放伊始的混乱阶段，怎么找？但这是一桩严肃的政治任务，再难也必须完成。经过一番考虑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函去华东军区，要求了解郭由鹏烈士的具体情况：籍贯、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以前在上海的职业等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再在上海一步一步地查摸。
    意想不到的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回函说，郭由鹏烈士牺牲后，济南前线攻城兵团野战医院的战地救护所根据许世友司令员的命令，立刻去郭由鹏所在排的驻地取回了烈士的遗物，可是，战地救护所是临时机构，仗一打完，就解散了，遗物也就不知下落。
    钱运石于是又想到了一条途径：郭由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之事，由于纪律原因，其家属多半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郭由鹏秘密赴解放区参军之后，家里是写去过信件的，这样，家里应该知遒他的革命军人身份。现在，上海已经解放一年多了，而郭由鹏还没有消息，按照常规思维来说，其家属是应该向政府有关部门打听消息的。这样，被打听过的部门那里应当有这种内容的记载。
于是，接下来钱运石的工作就是一趟趟地跑民政部门，折腾了半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市所有的民政局，但是没有任何收获！
    钱运石只好写了一份报告，把查找情况原原本本全部写上，刚要往上面递交了，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
    那天晚上，钱运石家里从苏州来了一个亲戚，因为火车晚点，在车站等得实在无聊，就买了一张当地出版的小报纸翻阅。这份报纸给他带到了上海，被钱运石无意间看到了。当时的苏州，是苏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建国初期没有组建江苏省，现今的江苏省一分为两，称为“苏南行政公署”和“苏北行政公署”，苏州和盐城分别为两公署政府的所在地），钱运石看到上面有一组纪念济南解放一周年的文章，其中一篇竟是专门回忆和悼念郭由鹏烈士的！
    钱运石这一下真是喜从天降！马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文章作者是郭由鹏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又是和郭由鹏一起从上海前往苏北参军的，对郭由鹏在部队的情况很是熟悉，他也提到了郭由鹏曾对他谈起那个从未见过面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
    次日，钱运石即前往苏州，先去了那家报馆，打听到那位作者是无锡的一名干部，随即又去无锡。
    钱运石在无锡找到了那位姓林的作者，林某向钱运石介绍了他所知道的郭由鹏的情况：郭由鹏牺牲时27岁，浙江宁波人，老家住在宁波市内，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扶养到13岁后托人带往上海米行学生意；是抗日战争中期参加的中共地下组织，抗战胜利时由于暴露了身份而由党组织安排去了苏北。当时跟郭由鹏一起北撤的有20多人，林某也是其中一个。由于两人分在同一连队，又同是上海去的，接触较多，谈得也多。l947年3月，郭由鹏收到了妻子从上海托人辗转带去、历时4月方才送到的一封信，这也是郭由鹏离开上海后所收到的惟一的一封信。这封信林某没有看过，但内容听郭由鹏多次说起过：一是妻子已于郭由鹏离家后的8个月生一女婴，取小名娟娟，大名按照规矩要由父亲起；二是妻子由于生产坐了月子，原先的一份工作已经没有了，现经人介绍进了另一家在上海榆林区的纱厂做工。但是，郭由鹏的家庭住址和郭妻的姓名，林某都不知道。
    钱运石返回上海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扬帆局长得知后说：  “那就去榆林区各家纱厂查一查，尽管不清楚姓名，但是有其夫原先从事的职业和女儿患病这两个特点，还是应该查得到的。”
    为了迅速寻找，扬帆指示增派人员。但是查找了个把星期，还是没有线索！


    三
    时间一晃就是几年，后来，扬帆与潘汉年被定为“潘扬反党集团”的头目，身陷冤狱。党内高级干部讨论这一案件时，许世友说了一句：  “扬帆这个人，我请他找一个人都没有找着！”可见许世友还记挂着这件事情。
    到了1957年10月，许世友赴沪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一个战备会议，抵达的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到饭店看望许世友，黄赤波解放初期曾任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处长，跟许世友是熟悉的，许世友见面后重新提起寻找烈士遗女之事，问道：“扬帆当局长时没有找到，现在你当局长了能否找到？”
    黄赤波作为一个老革命，对革命烈士自然也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回答说：  “请许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找到郭由鹏烈士的女儿！”
    许世友点头：“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黄赤波对于此事非常重视，准备找那个曾负责此项工作的钱运石谈一谈，但是，一问，钱运石已经在前不久进行的“反右派”运动中中矢落马，押送青海劳动改造了。他只好查阅了当时钱运石写的那份《情况汇报》，知道这项工作确实难度很大，靠一个人是解决不了的，于是指令抽调了三名警员，组成一个小组，一定要把这件事圆满完成。
    上海解放已经第八个年头了，户籍、治安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样自然顺手些了，三人仔细阅读了钱运石留下的材料，并作了反复分析，认为钱运石当时没有走通的那条路现在他们是不能走的，那就是没有必要再从纱厂去寻找郭由鹏妻子的线索了。二人小组决定另僻蹊径：去宁波郭由鹏的老家访查郭由鹏的亲戚，再从郭的亲戚那里了解郭妻的情况。
    钱运石在1950年所进行的对林某的访问中，已经弄清郭由鹏老家在宁波天封塔畔。三人小组中有一位也是宁波人，知道那是宁波的一处名胜．三人小组顺利地找到了郭由鹏那位将其抚养到13岁后又送往上海米行学生意的伯父。那是一个年届六秩的瘦小老头，郭由鹏原在上海的住址，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他还保存着以前郭由鹏写给他的两封信，翻出来一看，信封上有着落款地址：上海榆林区龙江路，门牌号码没有写。不过这对于寻找来说，已经划出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三人小组带着收获返回上海，立刻进行查摸。当时的榆林区，已经成为杨浦区的一部分了，他们便去了杨浦公安分局，在户政部门的帮助下，很快就查到了郭由鹏原先的住址。不过那里已经是另外居民的住所了，对方是1951年搬过来的，当时的住户是秦玉兰，这正是三人小组从宁波访得的郭由鹏妻子的姓名！
    那么秦玉兰搬往何处去了？说是只知道她在杨浦区的一家服装厂工作。这就好查了，只花费了两天工夫，就查明秦玉兰在“上海公私合营顺泰服装公司”工作，是一名缝纫工。
    三人小组次日找到“顺泰公司”门上时，接待他们的公司副经理却说秦玉兰是有丈夫的，是一位小学教师，还有一个儿子，好像已经在上小学了。莫非此秦玉兰并非彼秦玉兰？那么她有没有女儿，心脏有毛病吗？对方抱歉地回答：那可就不清楚了。
    三人简单商议后，决定直接跟秦玉兰见见面，当面了解一下情况。秦玉兰被请到了经理办公室，于是情况真相大白了——
    秦玉兰在郭由鹏离开上海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把她一个单身妇女折腾得很苦。不到半年，她就因为上班迟到而被榆林区的那家纱厂老板开除了，生活一度陷于水深火热的边缘，幸亏经人介绍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就是现在的缝纫工。
    秦玉兰在1946年根据郭由鹏托人捎回的口信中知道丈夫在何部队当兵的消息后，曾经给郭由鹏写过一封信，也是托人带去的，那就是被郭由鹏生前一直对他的战友挂在口上的那封信。但是，秦玉兰始终没有收到过丈夫的回信，她一直等到1949午初夏上海解放，也没有得到郭由鹏的消息，猜测肯定已经阵亡了。1949年8月，她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个小学教师，很快就结婚了。
    三人小组打听那个小女孩娟娟，一问，秦玉兰低下了头，吱吱晤晤不知在说些什么。
    三人小组中一位年岁较长的警察说：“娟娟究竟是怎么个情况，你要对我们说清楚的，否则我们没法向领导报告，也对不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啊！”
    这么一说，秦玉兰“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边哭边说出了一段情由来——
    原来，给秦玉兰介绍现在这个小学教师丈夫的媒人就是当初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把她介绍到”顺泰公司”当缝纫工的那个姜姓老太。姜老太跟秦玉兰是同乡，因为没有女儿，认识秦玉兰以后很喜欢她，不久就收秦玉兰为其干女儿。秦玉兰原本就是一个没有主意的善良妇女，凡事没有主见，习惯于听别人嘀咕。她认姜老太为干妈后，很快就跟着对方信了佛，初一十五去寺庙烧香拜佛。生活中的事情只要姜老太开口，她必定言听计从。
    上海解放两个月后，因为没有得到郭由鹏的消息，姜老太就断定郭由鹏已经战死。当时这种情况不算少见，而且如果没有军方的通知，其家属是不能享受烈属待遇的。一直到现在，国内有些烈士陵园中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烈士墓”。于是，姜老太就主张秦玉兰改嫁，并且很快就给她介绍了一位小学教师。对方跟秦玉兰同岁，未婚，经济状况不错，他对秦玉兰其他都中意，就是对拖着一个孩子颇有微词。姜老太就给秦玉兰出了一个主意：把孩子送人！
    秦玉兰权衡再三，接受了这一意见，于1949年7月把娟娟送人了！
    三人小组听得面面相觑，愣了片刻才问：  “孩子送给谁了？”
    秦玉兰回答：  “我是抱到老城隍庙去的，送给了一个也是去那里烧香的老太。”
    “那个老太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也没有问，再说，你们肯定也知道，把孩子送给人家时是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地址的，否则人家就可能不要。”
    这样，三人小组就只好另外设法寻找娟娟了，他们让秦玉兰把那个收养娟娟的老太的外形、口音、衣着什么的都说了一遍，又一起去了秦玉兰现在的住所，要了娟娟的两张照片。
    接下来怎么办？三人小组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去城隍庙寻访那个不知名姓的老太太。但是，这跟大海捞针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时隔8年，城隍庙的情况跟当时已经有些两样，查访工作无法进行。于是，三人小组只好遗憾地把整个查访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算是一个交待，结束了这项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把报告的副本寄给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时无语，沉思片刻后迸出了一句话来：  “这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四
    但是，许世友并没有忘记这桩事情。1958年，许世友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原新四军师级以上干部的座谈会上，遇见当时担任江苏省农林厅长的顾复生时，从1950年那次视察川沙海防谈起，又提到了寻找烈士遗孤之事，说：“我还要找找。”
    这样，就有了1959年许世友赴上海参加八届七中全会时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的那番对话。
    黄赤波为许世友那份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而感动，决定再次组织人员专门进行调查寻找。但是，因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生了一起惊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周恩来总理的“江青匿名信案”，黄赤波投入了专案侦查的指挥工作，就把这件事暂时往旁边搁置了。18天后，  “江青匿名信案”侦破了，黄赤波想起许世友第三次交办的那件事，于是重新调阅了材料，然后亲自召见原先的那三位警员。
    黄赤波见到三位警员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不管你们现在手头在忙什么活儿，都暂时放一放，或者转给其他同志去做。”第二句话是问：“你们谁会开车？”
    三位一齐摇头，都说“不会”。
    黄赤波笑道：“不会也没关系，我给你们配备一辆车、一个司机。”
    原来，在延安时期就是侦查高手的黄赤波，在亲自调阅前两次寻找娟娟的材料后，经过一番考虑，已经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不再是从家庭、亲属关系方面去寻找，而是另僻途径，改从娟娟的疾病上去考虑了。黄赤波认为，从秦玉兰对于那个收养娟娟的老太太的叙述来判断，那是一个比较富有的老年妇女。而娟娟是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这种毛病必须定期去医院就医，以那个收养人的经济条件，是应该有给娟娟就医的能力的。根据老年人喜欢唠叨的习惯，作兴还会将娟娟的身世（当然她不可能知道娟娟是烈士子女，而是亲生母亲将其送人后改嫁一节）对医生说说，以取得医生的同情。因此，不妨可以跑跑医院，向看心脏病的医生了解了解看。
    黄赤波给三人小组配备小吉普，就是为了便于他们在上海市区的各大医院来回奔波。
    三人小组立刻行动。先把当时上海看心脏病比较有名的几家医院列出了一份单子，再加上儿童医院，然后开始走访。
    黄赤波的这个主意非常到位，三人小组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从广慈医院获得了线索：有一个老太太曾经带着一个小女孩定期去该院就诊先天性心脏病。据一位姓魏的护士长说，那位老太太曾经在那小女孩有一次住院时对她说起过领养情况，但没有“母亲改嫁”一节，只是说是“解放那年的夏天从老城隍庙领来的”，时间、地点与秦玉兰所说的相吻合。
    好不容易查到这样一条线索，三人小组哪里肯放！但是，医院并没有保留那位心脏病女孩的病历卡，这样，就只好关照医生：下次她们来看病时，马上通知三人小组。
    这个“下次”的时间倒不算长，仅仅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大名被收养老太太定为“张荫娟”的女孩就在老太太的带领下前来医院就诊了。医生一看大喜，一面给孩子仔细看病，一面差护士给公安局打电话。三人小组正等得望眼欲穿，闻讯立刻出动，一齐赶到广慈医院。
    那三位急匆匆而来，突然出现在那个姓张的老太太的面前时，冷不防把人家吓了一个激灵，不知这三个警察气喘吁吁意欲何为。待到弄清是来问其了解娟娟的情况后，方才定下神来，把当初在城隍庙领养娟娟的全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原来，张老太是沪上一个小有名气的资本家的大太太，那个资本家后来发迹了，又娶了两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把大太太晾在一边。抗战胜利后，那个资本家携两个姨太太去了台湾，张太太独自留在上海。尽管丈夫给其留下了可观的财产，足够她吃用享受一世，但她总觉寂寞，于是就开始烧香念佛。张太太住在卢湾区徐家汇路，那里去老城隍庙比较近，她常去烧香，就在那里领养了小女孩，孩子当时还没有大名，因为小名是娟娟，就起了个名字：张荫娟，小名仍叫娟娟。
    领养娟娟时，张太太不知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久发作了领到医院看了才知晓，从此，张太太特别小心在意，特地请了一个保姆照料娟娟。现在，娟娟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但是，身体仍很差，心脏病经常发作，得靠服药维持，有时还得住几天医院。好在张太太经济状况很好，还能支付得起不菲的医药费用。
    三人小组记下了张太太的地址、姓名，然后返回公安局商议如何确认真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亲子鉴定”先进手段，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先是想请秦玉兰去辨认，后又担心她不肯配合，故意不认；于是议定了一个办法：请老太太去辨认秦玉兰，如果能够准确地辨认出，那就说明娟娟确是郭由鹏的女儿。
    次日，三人小组先跟“顺泰服装公司”联系，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然后又去了张太太家，把辨认之事对她一说，她点头道：“好的，我跟你们去走一趟。不过时间隔得长了，有8年了，我是否认得出那还说不准。”
    于是，吉普车载着张太太前往“顺泰公司”。
    当天中午，秦玉兰和同车间的一批女工去食堂吃饭。食堂也就是公司的会场，迎门是一个舞台，吃饭的工人都面对着舞台坐着，趴在桌上面对舞台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舞台旁边有两个对称的小阁楼，其中一个是广播室，广播室对着台下有一扇小窗。这天，谁也没有发现，小窗口里有一架望远镜正对着台下吃饭的女工逐个移动着——张太太正在辨认秦玉兰。
    台下，秦玉兰一半饭还没吃完，张老太已经认出她了，三人小组又想到了上次寻找时从秦玉兰那里得到的娟娟小时候的照片，拿来一对照，大家一致说非常相象。
    这样，娟娟的身份就得到了确认。但是，三人小组并没有对张太太说明她所领养的孙女乃是革命烈士子女，并且得到了许世友将军的关注。因为他们已经查知张太太的丈夫解放前跟国民党军统、中统均有联系，是不是特务不清楚，但总是有疑点的，倘还留在大陆的话，只怕已经被抓进去了。按照当时的逻辑，丈夫是这样的角色，其妻——不管是大老婆、小老婆——也就逃脱不了干系，因此，张太太自然不是政治清白分子。这种角色，当然不能跟烈士子女和许世友有什么关联的，因此这事得严格控制，严格保密。
    黄赤波局长得到报告后，亲自调阅了三人小组跟张太太的谈话记录。确认无差错后，这才指示把情况向许世友将军通报，和材料一起寄去的，还有几张娟娟的照片。
    许世友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正好有一位姓王的军官要去上海出差，许世友遂让给娟娟捎去糖果、饼干各五斤，文具一套；又有一块产自浙江的丝绸衣料让送给张太太。
    一星期后，那位军官返回南京向许世友销差，交回了那块衣料。将军惊奇地问是怎么一回事，那军官报告了上海方面的意思：收养娟娟的那个老太如此这般的情况，不适宜接受许世友的礼物。
    许世友不以为然道：“她又不是反革命，听下来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而收养革命烈士遗女一事倒应该算作立功，为什么不适宜接受我许世友的礼物？”
    许世友于是让再添上两只南京特产板鸭，打成包袱直接给张太太寄去。
    1960年5月，许世友去上海，下榻于延安饭店，当天就让人去把娟娟接到饭店，特地关照也要把张老太太接来。轿车把祖孙两人接来饭店时，许世友正在跟上海警备医的一位领导谈话，听说娟娟来了，马上中止，说明天再接着谈，然后就吩咐请客人过来见面。
    许世友见到娟娟后，非常高兴地摸着小姑娘的头顶，问了许多话，每句都透着关怀之意。许世友还跟张太太握手，说：“你做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好事，我感谢你。”
    这次见面时，许世友又向娟娟和张太太赠送了一些礼物。
    两个月后，娟娟在马路上被一辆骑得很快的自行车撞了一跤，伤虽轻，但所受的惊吓使她的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不幸于1960年7月19日去世。
    许世友当时并不知晓此事。1961年3月，许世友再次到上海时，问起了娟娟。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许世友怒道：“为什么不送最好的医院抢救？上海有的是好医院嘛！”又说：“事后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许世友由娟娟而想到了张太太，问：“那个姓张的老太太情况怎么样？去个人看看她，她收养烈士遗女是做了一桩好事，虽然现在孩子死了，但这份情义还在嘛！再说，孩子跟她过了十多年了，双方肯定都有一定的感情了，孩子死了，也要对人家安慰安慰！”
    上海警备区随即派人去探望了张太太，交谈之下，知道张老太太早在去年就已经接到了香港亲戚的来信，要其去那里接受遗产并定居。她因为割舍不下对娟娟的那份感情，没有成行。现在准备去香港定居，但因为局势起了变化，大陆这边暂时不批。
    许世友说：  “如果她真的想去香港，我们可以帮帮她。上海方面哪个部门在管这类事情的？把我的意见向他们转达一下。”
    一个月后，张老太太得以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