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婴系列 - - 一宗密件毁了两个省主席

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长官杨永泰被刺身亡！1936年10月底，中国各省主要大报均刊登出这样一则惊人的消息。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省茂名市人，生于1880年，高级政客，国民党政学系首领。蒋介石一度对其言听计从，引为亲信。他的被刺身死，一时间，议论鼎沸，报纸连篇累牍登载各种文章和消息，试图解开杨永泰被刺之谜。
  有人说此系延安方面所为，也有人认为此系国民党CC系所为，日本方面则怀疑此案系复兴社特务所为。而国民党当局则称刺杨案是胡汉民亲信、杨永泰的政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所策划。刺杨案发生时，刘芦隐在香港。不久，他从香港回南京开会，途经上海在法租界被人绑架，被法国巡捕截住。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闻讯即行文法租界，说刘是暗杀犯，奉中央军委会之命逮逋，将刘引渡过来，押入南京大牢。不久，刘被判刑10年。但他随即翻供，声称那是屈打成招所致。
  于是，舆论又是哗然。有些记者企图收集有价值的资料，作独家报道，但他们均告失败。
  新闻记者尽管神通广大，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因此无法知道在刺杨案发生前还有下面一段内幕故事。
命犯“独脚鼠”
　　
  1936年10月11日下午，杨永泰在武昌东郊东湖畔的别墅召见了副官长李济川，指示李化装成商人，前往天津办一桩机密大事———把一幅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定为“特级绝密”的长江沿江军事防务地图和一封杨永泰的亲笔信件面交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杨永泰要求此行绝密，沿途隐匿身份，时间不限，相机而行。
  当天下午5点，打扮成商人模样的李济川在汉口乘上了开往南京的招商局轮船，准备先从汉口到南京，过江到浦口，再从浦口乘火车去天津。
  李济川到南京后，在国府路湘大旅社开了个房间住下，然后招来了一位名叫桂华的旧相识歌妓，两人一起鬼混了3天。第4天，李济川告别桂华，赴下关准备渡江转车北上。桂华情意绵绵，执意亲送至下关。在下关，李济川、桂华两人又另找旅社住了一宿。当晚，李济川喝酒过了头，嘱桂华上街去买些水果醒酒。
  桂华作为职业青楼女，所接“客人”不计其数，内中有一个长期在沪宁、津浦两条铁路线上行窃作案，江湖上唤作“独脚鼠”的惯偷王九亭同她关系最为密切。这天真是凑巧，桂华上街买好水果往回走时，迎面碰上“独脚鼠”。
  王九亭问桂华：“你到下关来有什么事?是跟谁同来的?”
  因是老相识，桂华直言相告。
  王九亭具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他边听边寻思，认为李济川当着省主席副官长，赴津公干，身边定有不少钱钞，于是决定略显小技。主意打定，王九亭假装关心桂华，接过她手里的水果篓，伴随她到旅社。待桂华进房间之后，他在房外悄悄窥探，发现李济川随身仅带一个黑色手提小皮箱，就将大小尺寸、式样暗暗记准，然后出门而去，连夜敲开一家皮货店的大门，以双倍价钱照李所携皮箱之式样置办了一个。
  次日早晨，李济川从下关渡江至浦口候车。他以为自己此行严隐身份，在南京、下关4天闭门不出，算得很隐秘了，所以未存戒心，哪里料到却被王九亭盯上了。当下，李济川登上浦口开往天津的列车，在二等车厢里找了个座位坐下。一直盯着李济川的王九亭也以旅客身份声色不露地在其身边坐下，准备伺机下手。
  李济川连日和桂华肆意厮混，力倦神疲，一上车就恹恹思睡。可他恐怕皮箱内的密件有失，不敢大意，只得硬撑着。开车以后，他发现车厢中旅客不多，且无可疑人物，神经便松弛下来，再也支撑不住，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王九亭便乘机玩了“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以自己的皮箱换下了对方那口箱子，然后在前方停靠的明光站下了火车。
  李济川一直到火车行至蚌埠站时才醒来，他觉得肚子饿了，就开箱取糕点充饥。打开皮箱一看，箱内密件等物已不翼而飞，代之而躺在里面的是几刀草纸。他随即发出一阵歇斯底里般的狂叫声。列车长闻讯赶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济川已不能再严隐身份了，当下亮出证件后让迅即查究，一定要把皮箱原封不动找回来！
  列车长便携李济川下车，同至站长室，向蚌埠车站华站长报告了事情经过。
  华站长不敢怠慢，马上巴结地问：“丢失的皮箱内有些什么东西?”
  李济川心急火燎地说：“内有钞票400元，换洗衣服一套，眼镜一副，一些糕点，这些倒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件绝密公文，关系重大，不能丢失！”
　　华站长一听，连忙答应由车站负责协助追查。经与李济川协商，请李暂时留在蚌埠，等候破案。李济川知道丢失密件干系之重大，自然不敢立刻上报杨永泰。他心存侥幸，想在一两天内抓到案犯，追回密件，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往天津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处。于是，他只得待在蚌埠，住进了由华站长安排的大公旅社。

“独脚鼠”落网

　　华站长亲自到蚌埠警察局去找局长鲁宗敬报案。鲁一听，知道此案非同小可，立刻把手下最得力的侦缉队长于化鹏找来，让他协助华站长破案。于化鹏是捕快出身，早年曾在蚌埠道台衙门当捕头，办案快而准，在安徽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蚌埠历任警察局长都挽留他，请他担任侦缉队头目，专门负责侦查大案。本来，上司差遣他理应服从，马上着手破案，但于化鹏喜欢一板一眼，办事过于认真，他一听是车上失窃，便一口回绝，理由是：这是铁路线上的事，该由铁路治安警察破案，不属于地面治安范围。这样一来，鲁宗敬也无话可说，只得抱歉地送华站长出门。
  华站长匆匆赶到旅社去找李济川商议。李出于无奈，只得通过车站电讯室向杨永泰拍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报告车上遭窃、文件丢失的经过。
  杨永泰接到这封加急电报，犹如接过了一颗已拉开引线正在丝丝冒烟的手榴弹，吓得魂飞魄散。事不宜迟，他立刻急电挚友、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请求迅速协助破案。杨永泰在电报中还暗示该密件至关重要，查获原件后不准任何人拆阅，并须绝对保守秘密。
  刘镇华同杨永泰关系密切，接到电报后立刻写了一份手令，命令蚌埠方面迅速破案，不准以任何理由推诿，并派一亲信副官星夜携往蚌埠交警察局长鲁宗敬。
  鲁宗敬这下子不敢怠慢了，立刻找来侦缉队长于化鹏，出示刘镇华手令。于化鹏答应立刻着手组织侦查。鲁宗敬不放心，召集了侦缉队全体队员开紧急会议，当场训话：“本案事关重大，务必抓紧时间迅速侦破，不许推诿，不许延误。谁若玩忽职守、丧失良机，本局长定予重惩。希望大家积极侦查，破案后局部将发给特别奖金……”
  会后，于化鹏前往旅社访问李济川，调查情况，寻找线索。李济川自己也不知道那只皮箱究竟是怎样丢失的，只得把自己从那天在汉口码头登上招商局轮船开始，直至在蚌埠车站发现丢失皮箱的全过程细述一番，其中也包括同歌妓桂华厮混一节。于化鹏马上认为桂华是一个可疑线索，不顾李济川的再三担保，立即派侦缉队副队长聂桂亭带领队员李新之、常海侠、陶仁林3人携侦查公文，越省往南京查访。
  聂桂亭4人星夜赴南京，次日即从城外一个富商别墅中找到歌妓桂华，出示公文，就地讯问，逼其承认那天遇上“独脚鼠”王九亭这一节来。
  当下，聂桂亭等带桂华去其住所搜查，搜出王九亭在3年前与桂华合拍的半身像片一张，上面还有王九亭亲笔写的名字。聂桂亭收起照片，吩咐桂华近日内不得外出，在家候讯，说罢领着3个部下回蚌埠去了。
  于化鹏得到聂桂亭从南京带回的线索后，断定李济川的手提小皮箱必系王九亭所窃，于是立刻制定了缉拿方案：一面派员在沪宁线、津浦线上查访；一面亲自和副队长聂桂亭率领人马在蚌埠车站上守候，不分昼夜，每次列车到站都留心观察。
  王九亭得到李济川的皮箱之后，藏身匿迹，不知去向。那边杨永泰心急如焚，每天两封急电询问。这边李济川坐立不安，早中晚连连催办，把于化鹏气得直骂娘。直到第11天夜间，一列从南京开往北平的快车在蚌埠车站停下。这天，侦缉队正、副队长都在车站守候，照例带领几名队员走进站台，有的上车巡查，有的原地观察。于化鹏发现一个30来岁的中等个子男人在列车上穿来穿去，一会儿到头等车厢，一会儿又到二、三等车厢，形迹可疑，便悄悄尾随其后。那人在列车上穿了一会儿，跳下来，到月台上的小贩那里去买香烟，一面却东张西望，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这时聂桂亭也已注意到这个人物，远远掏出照片一对，断定此人正是王九亭，马上下令缉拿。
  王九亭被带回警察局侦缉队后，警察局长鲁宗敬亲自参加审讯。王九亭是个老手，初时抵赖窃箱之事，经过侦缉队连日连夜的再三盘问，又专门派人去南京带来歌妓桂华当面对证，最后又由鲁宗敬拍胸担保“不计以前一切案子”，才承认李济川的那口皮箱是他盗窃去的。
  箱内东西哪里去了?
  400元钱已经全部花掉。文件、衣服、眼镜连同皮箱存放在天津三不管地区的一个开理发店的朋友家里。
  鲁宗敬和于化鹏一商量，决定派副队长聂桂亭带领上次一同去南京调查的李、常、陶3人，押着王九亭即刻去天津取回皮箱。
  临行，鲁宗敬郑重其事地告诫聂等4人：取到文件，务必妥为保管，任何人不准拆阅。否则，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取回后，要面交李济川本人，不准交与别人。
密件易手
　　
　　王九亭没有说谎，聂桂亭等4人押着他从天津那家理发店楼上顺利地取到了文件。因为事关重大，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也在等回音，他们不敢迟缓，当天就上了返蚌埠的火车。
  本来，这事到此结束了，谁知竟又发生了节外生枝之事。
  聂桂亭等4人风尘仆仆地返回蚌埠，先将王九亭交看守所收押，然后带着那个黑色小皮箱去警察局向鲁局长交差。
  鲁宗敬恰巧不在局里，聂等人因先前鲁局长有“取回后，要面交我本人，不准交与别人”的面谕，决定在那里坐等局长归来。局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军官制服的高个子──国民党第三军少将参谋长沙允海。沙也是来找鲁宗敬的，因鲁不在，便由局长办公室的彭秘书陪着等候。
  彭秘书见聂桂亭四人进来，招呼道：“你们回来啦?怎么样，那文件取到了吗?”
  聂桂亭不认识沙允海，不曾想到其中可能会发生的意外，如实回答：“局座所交任务完成，那份文件已取回来了。等会面交鲁局长。”
  偏偏沙允海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他听彭秘书和聂桂亭这样一说，便随口问道：“你们办什么案子?还有什么文件啊?”说着，他便随手掀开那个放在桌上的小皮箱（箱子上的锁已被王九亭弄坏了）。事出突然，彭秘书和聂桂亭竟来不及阻止。于是，杨永泰的天大秘密便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沙允海面前了。
  沙允海拿起已被王九亭开封的文件袋，抽出里面的几张纸一看，竟是长江沿江军事防务地图和兵力配备说明，和杨永泰给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的亲笔信件，不禁大为震惊。但他毕竟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凡事处之泰然。当下，他将地图、信件折好，仍放入皮箱盖好，站起身来用不容拒绝的语气对彭秘书说：“这箱子我暂时带去。”说完，点点头，拎着皮箱走了。
  彭秘书和聂桂亭望着沙参谋长的背影，又惊又疑，面面相觑，半晌做声不得。
  沙允海走后约摸五分钟，鲁宗敬回来了，听彭、聂两人把情况一说，知道事情不妙，其中恐有不测之祸，连忙驱车前往国民党第三军军部。
  第三军中将军长王均刚刚听了参谋长的报告，看了杨永泰的信件、地图，正想派人去请鲁宗敬来商议，恰巧鲁已匆匆赶到，便将密件让他过目。鲁宗敬不看还好，一看脸色陡变，连声惊叹：“想不到！想不到！”
  王均问：“鲁局长，杨永泰那位副官长现在何处?”
  鲁宗敬说：“李济川住在正德路大公旅社。”
  王均对参谋长说：“派几个人去把他‘请’来。”
  沙允海立刻揿铃叫来几名卫士，如此这般吩咐一番。20分钟后，李济川被“请”到军司令部，软禁在一间临时腾出的空屋子里。
  王均又问：“刘主席派来坐镇的那位副官现在何处?”
  鲁宗敬说：“前日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返省探视未归。”
  王均点点头：“请鲁局长打个电话，把贵局侦缉队赴津公干的4名探员叫来好不好?”
  聂桂亭、李新之、常海侠、陶仁林等4人奉命前来。王军长别的不问，只问一点：“这个文件，你们4人可曾看过?”
  聂桂亭如实告之：“我们4人中，只有李新之略识几个字，他看过一看，不过不懂得是什么意思。”
  王军长说：“你们破案有功，本军长奖赏每人100元。聂桂亭、常海侠、陶仁林3位先回局，李新之暂时留下。”
  看过文件的李新之在第三军司令部住了几天，每天供给三餐，餐餐有酒有肉，也不问长短，只是不能外出。
  当天晚上，王均带着密件，乘专车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

一死一疯

  再说杨永泰得知密件被盗的消息，犹如挨了一个晴天霹雳。他除了发急电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请求协查外，只有寄希望于侥幸──但愿此案不过是一宗普通盗案，并不是中统或者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专门所为。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生活中现实和希望合不上拍的事总占多数，因此，半个月来日夜提心吊胆，思想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1936年10月25日———即第三军军长王均专车从蚌埠去南京后的第3天，杨永泰在一群武装卫士的簇拥下，从武昌乘轮渡过长江，准备去汉口参加一个省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因是省主席摆渡，所以轮渡暂停接纳其他乘客，供杨永泰及其随从专用。这样，武昌、汉口两个渡口候船乘客人数骤增，码头内外挤满了乱哄哄的人群。当省主席乘坐的轮渡抵达汉口码头时，人群拥挤达到了高潮。杨永泰登上码头，由5名高大强壮的卫士在前开道，他混杂在另外七八名便衣卫士中，缓步走出码头，朝那辆蒋介石赠送给他的黑色奥斯汀轿车走去。行至车前，一名卫士躬身拉开车门，杨永泰正待上车时，人群中忽然跃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蓝色西服的中年汉子，掣出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连发3枪。这3颗子弹中的一颗从杨右太阳穴进去，贯穿整个脑袋，从左耳上方出来；另两颗击中胸脯，分别留在心脏和左肺，杨永泰一声未吭，当场毙命。卫士中有两名曾是武当山道士，精通武当技击功夫，迅即上前，施展手法，生擒刺客。
  国民党湖北省警察厅立刻审讯，试图追讯刺客幕后指使人。刺客操北方口音，很健谈，整个审讯过程中，他说的话要比审问他的人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暴露详情。
  警察厅正商议用何种方法让刺客吐露真情时，南京中央政府来电，命速派专人将刺客押赴南京，由中央组织专门班子审理。人是迅速押去了，但之后便一直没听见下落。
  不久，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突然得了精神病，行动言语中明显表现出神经错乱的状态。蒋介石闻讯，派张群和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去芜湖弋矶山医院把刘镇华接到南京，住在中山陵园熊式辉的别墅，由刘瑞恒负责治疗。刘瑞恒诊断结果，说是梅毒菌侵入脑子，非注射疟疾病菌，用高温把毒菌烧死不能痊愈。可是越打针，刘镇华的精神越乱，直至完全疯狂。
  1936年12月上旬，南京方面奖励破案有功人员聂桂亭、李新之、常海侠、陶仁林每人800元现钞；奖励蚌埠警察局长鲁宗敬奖章一枚，调升为江淮水上警察局局长。
　　根据上述真实故事推测，杨永泰被刺身亡同密件被窃案可能有极密切的关系，但由于时隔长远，其中奥秘不得而知。因此，杨永泰被刺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长官杨永泰被刺身亡！1936年10月底，中国各省主要大报均刊登出这样一则惊人的消息。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省茂名市人，生于1880年，高级政客，国民党政学系首领。蒋介石一度对其言听计从，引为亲信。他的被刺身死，一时间，议论鼎沸，报纸连篇累牍登载各种文章和消息，试图解开杨永泰被刺之谜。
  有人说此系延安方面所为，也有人认为此系国民党CC系所为，日本方面则怀疑此案系复兴社特务所为。而国民党当局则称刺杨案是胡汉民亲信、杨永泰的政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所策划。刺杨案发生时，刘芦隐在香港。不久，他从香港回南京开会，途经上海在法租界被人绑架，被法国巡捕截住。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闻讯即行文法租界，说刘是暗杀犯，奉中央军委会之命逮逋，将刘引渡过来，押入南京大牢。不久，刘被判刑10年。但他随即翻供，声称那是屈打成招所致。
  于是，舆论又是哗然。有些记者企图收集有价值的资料，作独家报道，但他们均告失败。
  新闻记者尽管神通广大，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因此无法知道在刺杨案发生前还有下面一段内幕故事。
命犯“独脚鼠”
　　
  1936年10月11日下午，杨永泰在武昌东郊东湖畔的别墅召见了副官长李济川，指示李化装成商人，前往天津办一桩机密大事———把一幅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定为“特级绝密”的长江沿江军事防务地图和一封杨永泰的亲笔信件面交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杨永泰要求此行绝密，沿途隐匿身份，时间不限，相机而行。
  当天下午5点，打扮成商人模样的李济川在汉口乘上了开往南京的招商局轮船，准备先从汉口到南京，过江到浦口，再从浦口乘火车去天津。
  李济川到南京后，在国府路湘大旅社开了个房间住下，然后招来了一位名叫桂华的旧相识歌妓，两人一起鬼混了3天。第4天，李济川告别桂华，赴下关准备渡江转车北上。桂华情意绵绵，执意亲送至下关。在下关，李济川、桂华两人又另找旅社住了一宿。当晚，李济川喝酒过了头，嘱桂华上街去买些水果醒酒。
  桂华作为职业青楼女，所接“客人”不计其数，内中有一个长期在沪宁、津浦两条铁路线上行窃作案，江湖上唤作“独脚鼠”的惯偷王九亭同她关系最为密切。这天真是凑巧，桂华上街买好水果往回走时，迎面碰上“独脚鼠”。
  王九亭问桂华：“你到下关来有什么事?是跟谁同来的?”
  因是老相识，桂华直言相告。
  王九亭具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他边听边寻思，认为李济川当着省主席副官长，赴津公干，身边定有不少钱钞，于是决定略显小技。主意打定，王九亭假装关心桂华，接过她手里的水果篓，伴随她到旅社。待桂华进房间之后，他在房外悄悄窥探，发现李济川随身仅带一个黑色手提小皮箱，就将大小尺寸、式样暗暗记准，然后出门而去，连夜敲开一家皮货店的大门，以双倍价钱照李所携皮箱之式样置办了一个。
  次日早晨，李济川从下关渡江至浦口候车。他以为自己此行严隐身份，在南京、下关4天闭门不出，算得很隐秘了，所以未存戒心，哪里料到却被王九亭盯上了。当下，李济川登上浦口开往天津的列车，在二等车厢里找了个座位坐下。一直盯着李济川的王九亭也以旅客身份声色不露地在其身边坐下，准备伺机下手。
  李济川连日和桂华肆意厮混，力倦神疲，一上车就恹恹思睡。可他恐怕皮箱内的密件有失，不敢大意，只得硬撑着。开车以后，他发现车厢中旅客不多，且无可疑人物，神经便松弛下来，再也支撑不住，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王九亭便乘机玩了“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以自己的皮箱换下了对方那口箱子，然后在前方停靠的明光站下了火车。
  李济川一直到火车行至蚌埠站时才醒来，他觉得肚子饿了，就开箱取糕点充饥。打开皮箱一看，箱内密件等物已不翼而飞，代之而躺在里面的是几刀草纸。他随即发出一阵歇斯底里般的狂叫声。列车长闻讯赶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济川已不能再严隐身份了，当下亮出证件后让迅即查究，一定要把皮箱原封不动找回来！
  列车长便携李济川下车，同至站长室，向蚌埠车站华站长报告了事情经过。
  华站长不敢怠慢，马上巴结地问：“丢失的皮箱内有些什么东西?”
  李济川心急火燎地说：“内有钞票400元，换洗衣服一套，眼镜一副，一些糕点，这些倒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件绝密公文，关系重大，不能丢失！”
　　华站长一听，连忙答应由车站负责协助追查。经与李济川协商，请李暂时留在蚌埠，等候破案。李济川知道丢失密件干系之重大，自然不敢立刻上报杨永泰。他心存侥幸，想在一两天内抓到案犯，追回密件，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往天津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处。于是，他只得待在蚌埠，住进了由华站长安排的大公旅社。

“独脚鼠”落网

　　华站长亲自到蚌埠警察局去找局长鲁宗敬报案。鲁一听，知道此案非同小可，立刻把手下最得力的侦缉队长于化鹏找来，让他协助华站长破案。于化鹏是捕快出身，早年曾在蚌埠道台衙门当捕头，办案快而准，在安徽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蚌埠历任警察局长都挽留他，请他担任侦缉队头目，专门负责侦查大案。本来，上司差遣他理应服从，马上着手破案，但于化鹏喜欢一板一眼，办事过于认真，他一听是车上失窃，便一口回绝，理由是：这是铁路线上的事，该由铁路治安警察破案，不属于地面治安范围。这样一来，鲁宗敬也无话可说，只得抱歉地送华站长出门。
  华站长匆匆赶到旅社去找李济川商议。李出于无奈，只得通过车站电讯室向杨永泰拍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报告车上遭窃、文件丢失的经过。
  杨永泰接到这封加急电报，犹如接过了一颗已拉开引线正在丝丝冒烟的手榴弹，吓得魂飞魄散。事不宜迟，他立刻急电挚友、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请求迅速协助破案。杨永泰在电报中还暗示该密件至关重要，查获原件后不准任何人拆阅，并须绝对保守秘密。
  刘镇华同杨永泰关系密切，接到电报后立刻写了一份手令，命令蚌埠方面迅速破案，不准以任何理由推诿，并派一亲信副官星夜携往蚌埠交警察局长鲁宗敬。
  鲁宗敬这下子不敢怠慢了，立刻找来侦缉队长于化鹏，出示刘镇华手令。于化鹏答应立刻着手组织侦查。鲁宗敬不放心，召集了侦缉队全体队员开紧急会议，当场训话：“本案事关重大，务必抓紧时间迅速侦破，不许推诿，不许延误。谁若玩忽职守、丧失良机，本局长定予重惩。希望大家积极侦查，破案后局部将发给特别奖金……”
  会后，于化鹏前往旅社访问李济川，调查情况，寻找线索。李济川自己也不知道那只皮箱究竟是怎样丢失的，只得把自己从那天在汉口码头登上招商局轮船开始，直至在蚌埠车站发现丢失皮箱的全过程细述一番，其中也包括同歌妓桂华厮混一节。于化鹏马上认为桂华是一个可疑线索，不顾李济川的再三担保，立即派侦缉队副队长聂桂亭带领队员李新之、常海侠、陶仁林3人携侦查公文，越省往南京查访。
  聂桂亭4人星夜赴南京，次日即从城外一个富商别墅中找到歌妓桂华，出示公文，就地讯问，逼其承认那天遇上“独脚鼠”王九亭这一节来。
  当下，聂桂亭等带桂华去其住所搜查，搜出王九亭在3年前与桂华合拍的半身像片一张，上面还有王九亭亲笔写的名字。聂桂亭收起照片，吩咐桂华近日内不得外出，在家候讯，说罢领着3个部下回蚌埠去了。
  于化鹏得到聂桂亭从南京带回的线索后，断定李济川的手提小皮箱必系王九亭所窃，于是立刻制定了缉拿方案：一面派员在沪宁线、津浦线上查访；一面亲自和副队长聂桂亭率领人马在蚌埠车站上守候，不分昼夜，每次列车到站都留心观察。
  王九亭得到李济川的皮箱之后，藏身匿迹，不知去向。那边杨永泰心急如焚，每天两封急电询问。这边李济川坐立不安，早中晚连连催办，把于化鹏气得直骂娘。直到第11天夜间，一列从南京开往北平的快车在蚌埠车站停下。这天，侦缉队正、副队长都在车站守候，照例带领几名队员走进站台，有的上车巡查，有的原地观察。于化鹏发现一个30来岁的中等个子男人在列车上穿来穿去，一会儿到头等车厢，一会儿又到二、三等车厢，形迹可疑，便悄悄尾随其后。那人在列车上穿了一会儿，跳下来，到月台上的小贩那里去买香烟，一面却东张西望，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这时聂桂亭也已注意到这个人物，远远掏出照片一对，断定此人正是王九亭，马上下令缉拿。
  王九亭被带回警察局侦缉队后，警察局长鲁宗敬亲自参加审讯。王九亭是个老手，初时抵赖窃箱之事，经过侦缉队连日连夜的再三盘问，又专门派人去南京带来歌妓桂华当面对证，最后又由鲁宗敬拍胸担保“不计以前一切案子”，才承认李济川的那口皮箱是他盗窃去的。
  箱内东西哪里去了?
  400元钱已经全部花掉。文件、衣服、眼镜连同皮箱存放在天津三不管地区的一个开理发店的朋友家里。
  鲁宗敬和于化鹏一商量，决定派副队长聂桂亭带领上次一同去南京调查的李、常、陶3人，押着王九亭即刻去天津取回皮箱。
  临行，鲁宗敬郑重其事地告诫聂等4人：取到文件，务必妥为保管，任何人不准拆阅。否则，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取回后，要面交李济川本人，不准交与别人。
密件易手
　　
　　王九亭没有说谎，聂桂亭等4人押着他从天津那家理发店楼上顺利地取到了文件。因为事关重大，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也在等回音，他们不敢迟缓，当天就上了返蚌埠的火车。
  本来，这事到此结束了，谁知竟又发生了节外生枝之事。
  聂桂亭等4人风尘仆仆地返回蚌埠，先将王九亭交看守所收押，然后带着那个黑色小皮箱去警察局向鲁局长交差。
  鲁宗敬恰巧不在局里，聂等人因先前鲁局长有“取回后，要面交我本人，不准交与别人”的面谕，决定在那里坐等局长归来。局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军官制服的高个子──国民党第三军少将参谋长沙允海。沙也是来找鲁宗敬的，因鲁不在，便由局长办公室的彭秘书陪着等候。
  彭秘书见聂桂亭四人进来，招呼道：“你们回来啦?怎么样，那文件取到了吗?”
  聂桂亭不认识沙允海，不曾想到其中可能会发生的意外，如实回答：“局座所交任务完成，那份文件已取回来了。等会面交鲁局长。”
  偏偏沙允海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他听彭秘书和聂桂亭这样一说，便随口问道：“你们办什么案子?还有什么文件啊?”说着，他便随手掀开那个放在桌上的小皮箱（箱子上的锁已被王九亭弄坏了）。事出突然，彭秘书和聂桂亭竟来不及阻止。于是，杨永泰的天大秘密便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沙允海面前了。
  沙允海拿起已被王九亭开封的文件袋，抽出里面的几张纸一看，竟是长江沿江军事防务地图和兵力配备说明，和杨永泰给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的亲笔信件，不禁大为震惊。但他毕竟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凡事处之泰然。当下，他将地图、信件折好，仍放入皮箱盖好，站起身来用不容拒绝的语气对彭秘书说：“这箱子我暂时带去。”说完，点点头，拎着皮箱走了。
  彭秘书和聂桂亭望着沙参谋长的背影，又惊又疑，面面相觑，半晌做声不得。
  沙允海走后约摸五分钟，鲁宗敬回来了，听彭、聂两人把情况一说，知道事情不妙，其中恐有不测之祸，连忙驱车前往国民党第三军军部。
  第三军中将军长王均刚刚听了参谋长的报告，看了杨永泰的信件、地图，正想派人去请鲁宗敬来商议，恰巧鲁已匆匆赶到，便将密件让他过目。鲁宗敬不看还好，一看脸色陡变，连声惊叹：“想不到！想不到！”
  王均问：“鲁局长，杨永泰那位副官长现在何处?”
  鲁宗敬说：“李济川住在正德路大公旅社。”
  王均对参谋长说：“派几个人去把他‘请’来。”
  沙允海立刻揿铃叫来几名卫士，如此这般吩咐一番。20分钟后，李济川被“请”到军司令部，软禁在一间临时腾出的空屋子里。
  王均又问：“刘主席派来坐镇的那位副官现在何处?”
  鲁宗敬说：“前日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返省探视未归。”
  王均点点头：“请鲁局长打个电话，把贵局侦缉队赴津公干的4名探员叫来好不好?”
  聂桂亭、李新之、常海侠、陶仁林等4人奉命前来。王军长别的不问，只问一点：“这个文件，你们4人可曾看过?”
  聂桂亭如实告之：“我们4人中，只有李新之略识几个字，他看过一看，不过不懂得是什么意思。”
  王军长说：“你们破案有功，本军长奖赏每人100元。聂桂亭、常海侠、陶仁林3位先回局，李新之暂时留下。”
  看过文件的李新之在第三军司令部住了几天，每天供给三餐，餐餐有酒有肉，也不问长短，只是不能外出。
  当天晚上，王均带着密件，乘专车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

一死一疯

  再说杨永泰得知密件被盗的消息，犹如挨了一个晴天霹雳。他除了发急电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请求协查外，只有寄希望于侥幸──但愿此案不过是一宗普通盗案，并不是中统或者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专门所为。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生活中现实和希望合不上拍的事总占多数，因此，半个月来日夜提心吊胆，思想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1936年10月25日———即第三军军长王均专车从蚌埠去南京后的第3天，杨永泰在一群武装卫士的簇拥下，从武昌乘轮渡过长江，准备去汉口参加一个省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因是省主席摆渡，所以轮渡暂停接纳其他乘客，供杨永泰及其随从专用。这样，武昌、汉口两个渡口候船乘客人数骤增，码头内外挤满了乱哄哄的人群。当省主席乘坐的轮渡抵达汉口码头时，人群拥挤达到了高潮。杨永泰登上码头，由5名高大强壮的卫士在前开道，他混杂在另外七八名便衣卫士中，缓步走出码头，朝那辆蒋介石赠送给他的黑色奥斯汀轿车走去。行至车前，一名卫士躬身拉开车门，杨永泰正待上车时，人群中忽然跃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蓝色西服的中年汉子，掣出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连发3枪。这3颗子弹中的一颗从杨右太阳穴进去，贯穿整个脑袋，从左耳上方出来；另两颗击中胸脯，分别留在心脏和左肺，杨永泰一声未吭，当场毙命。卫士中有两名曾是武当山道士，精通武当技击功夫，迅即上前，施展手法，生擒刺客。
  国民党湖北省警察厅立刻审讯，试图追讯刺客幕后指使人。刺客操北方口音，很健谈，整个审讯过程中，他说的话要比审问他的人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暴露详情。
  警察厅正商议用何种方法让刺客吐露真情时，南京中央政府来电，命速派专人将刺客押赴南京，由中央组织专门班子审理。人是迅速押去了，但之后便一直没听见下落。
  不久，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突然得了精神病，行动言语中明显表现出神经错乱的状态。蒋介石闻讯，派张群和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去芜湖弋矶山医院把刘镇华接到南京，住在中山陵园熊式辉的别墅，由刘瑞恒负责治疗。刘瑞恒诊断结果，说是梅毒菌侵入脑子，非注射疟疾病菌，用高温把毒菌烧死不能痊愈。可是越打针，刘镇华的精神越乱，直至完全疯狂。
  1936年12月上旬，南京方面奖励破案有功人员聂桂亭、李新之、常海侠、陶仁林每人800元现钞；奖励蚌埠警察局长鲁宗敬奖章一枚，调升为江淮水上警察局局长。
　　根据上述真实故事推测，杨永泰被刺身亡同密件被窃案可能有极密切的关系，但由于时隔长远，其中奥秘不得而知。因此，杨永泰被刺案至今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