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人物：行走在战火中的无国界医生

廖满嫦：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
文/邱慧
2015年12月3日，廖满嫦在担任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国际主席后第一次来到中国。她开玩笑说，偌大的北京城，她只欣赏了从宾馆到办公地300米的风景。的确，2014年3月开始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延续至今、无国界医生位于阿富汗昆都士的医院被炸以及一系列的天灾疫情的紧急应对，让她和她的团队颇为忙碌。她是个严肃不爱笑的人，而在其他成员看来，这是因为她多年从医沉淀的理性的表现。
两天前（12月1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了2015年“全球百大思想者”名单，共有四位华人华裔女性上榜，“倡导者”、“无国界医生”主席、加拿大华裔廖满嫦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10月她谴责美军误炸阿富汗医院造成至少23人死亡是“战争罪”，美国总统奥巴马罕见地亲自向她致电道歉。
美军空袭过后面临同事的安全质问
阿富汗仍在战争阴影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内冲突不断、利比里亚仍未宣告埃博拉疫情的终结，在这些危险的一线，无国界医生都有其运作点。廖满嫦介绍，该组织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其成员主要是来自各国的专业医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组织的资金主要都是由私人捐助。廖满嫦称，目前在全球，无国界医生有三万多救援人员，在六十多个国家提供医疗人道救援，其中九成是当地员工。这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共有22名救援人员参与到全球性的救援中。
身为无国界医生的主席，廖满嫦提到最多的就是对病人和医护人员的保护。今年的10月3日，由美国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阿北部城市昆都士市的一家医院进行了反复轰炸，造成42人丧生，其中有14名无国界医生员工，24名病人，以及4名护理病人的家属。这在廖满嫦看来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医院主体大楼在轰炸中遭到破坏，没有手术室和工作器材，医生也无法进行正常的救援工作。尽管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电话向她道歉，但廖满嫦仍心有余悸。“这次的一小时空袭实在想不到，”，根据国际人道法，冲突各方不得袭击医疗设施，医疗人员，作为无国界医生在冲突地区工作的惯常做法，组织早前已就医院的准确位置，与冲突各方进行沟通，提供创伤医院的GPS座标。
那次空袭后，廖满嫦再次去到阿富汗。在探望受伤的同事的时候，一位在空袭中肢体受损的同事质问她，“之前战事紧张的时候，你说过昆都士医疗中心是安全的，你知道我们会被轰炸吗？”，同事的语气，盯着她的眼神让她至今难忘。意外的空袭让这名成员们开始怀疑当初说的“我们可以在阿富汗工作，昆都士医疗中心在2011年开业，过去几年接待了数千位患者，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昆都士医疗中心，需要医疗救助时都会来昆都士医疗中心，因为可以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不在乎种族、宗教和政治派别。”
廖满嫦感到痛心，她和工作人员一样对此事的发生感到不可理解，她更不知道下一次这样的事件还会不会有，要给因冲突受伤的人最好的医治，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的地方又在哪里？在廖满嫦看来，这不仅仅是针对无国界医生医院的攻击——这也是对日内瓦公约的攻击。她说，“10月3日在那场空袭中，我们失去了一家中立地位的医院。这家医院此前为当地的每个人服务，无论他们是病人、是年幼的孩子、已为人父母还是受伤的作战人员。”
埃博拉的潜在威胁还未散去
在无情的炮火之外，另一种威胁也令人们闻之色变——2014年3月份开始，埃博拉疫情爆发，无国界医生对感染了病毒的病人进行救治，截止到今年11月份共医治了10287名患者。即使有着多年从医的经验，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还是让廖满嫦忧心忡忡。根据以往经验，廖满嫦和团队成员感觉到了埃博拉疫情与此前的不大一样，似乎更为凶猛。令她失望的是，这种前瞻意识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廖满嫦也说这是她觉得最艰难的时候。
早在今年3月份，无国界医生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批判分析过去一年全球抗疫的缺失，最初被忽略的警告让廖满嫦觉得无力，“直到埃博拉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而非仅对西非的贫穷国家造成人道危机之时，世界才开始觉醒。”廖满嫦这样说。
廖满嫦称，“最大的困难是你要面对现实，这种传染病无药可治，只能提供支持性治疗。而后，一连串的地区疫情爆发证实了无国界医生的猜测——埃博拉传播迅猛，无法控制。
“虽然经过救治，有部分人能够幸存下来，但是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她坦言，很多曾经感染过埃博拉病毒的人会遭到来自社会的歧视，除了头疼、关节疼、听力或视力出现问题等后遗症，很多患者会有心理阴影。而就病毒本身，廖满嫦觉得埃博拉病毒并未远离，“没有有效的监控机制对疫情进行反馈，跟踪疫情的发展，一切都是白费力。”
2014年3月9日，廖满嫦出席联合国就埃博拉疫情特别简报会，她提到，“我们还必须解决国家基础设施的崩溃。利比里亚医疗系统已经崩溃。患有并发症的产妇无处求医，疟疾和腹泻本应很容易预防和治疗，却在夺走人们的生命医院需要重新开放，还需要新创建的。”
在她看来，类似立法的高压措施把未能通报疑似个案列为刑事、强迫隔离，这些会迫使人们躲藏起来，反而会导致个案隐藏，把病者赶离医疗体系之外，无助于疫情的救治。
廖满嫦表示，她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为下一场流行病做好准备。她认为，要遏止疫情，成员国必须立即派遣在生物安全防护上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民用和军用资源，与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紧密合作下地进行。无论是应急方案还是疫苗、药物的研发，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强制措施，如法律定罪的故障报告疑似病例，并强行隔离，驾驶人在地下。这是导致案件的隐蔽性，并且是推病人远离卫生系统。这些措施都只会滋生的恐惧和不安，而不是含有病毒。
年少激起的医生梦
今年50岁的廖满嫦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对她而言，加入无国界医生是小时候的梦想。“年少的时候我就想加入无国界医生，想同世界各地的医生共事。”在成员看来不爱说起个人话题的廖满嫦难得的回述起了那段激励她走到现在的时光，“读了一些在战争中有关医生的故事，非常励志感人。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书里的主人公是个医生，他尽其所能挽救更多生命，但瘟疫在当时就像今天的埃博拉病毒一样，没有太好的治疗方式，甚至没有诊断一说，于是这位医生的同事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去，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奋不顾身？他说：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这个故事使我受益，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像一个对自己的约定一样，让我也不要对死亡麻木。虽然这些事情可能离我们很远，不会伤及我们，但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努力挽救那些不应过早死去的人们的生命，为他们奋斗。”廖满嫦这样说。
因为这份工作，她仅今年内就去过了叙利亚、中非共和国、缅甸、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等许多国家，更别提为了工作去了多少次联合国了。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在前线因为炸弹声失眠，甚至有段时间不得不穿着鞋子睡觉，以防止有叛军的攻击。她用“家常便饭”来形容工作地的炸弹声和炮响声。
在数次到达救援一线，经历了无数挑战后，廖满嫦把无国界医生在冲突之地提供救援的挑战总结的很简单。“如何进入最有需要的地方通常困难重重，在最偏远，最不安全的地方，常常有着未被满足的庞大需求，但在不安全的局势下，想进入这些地方也难上加难，比如叙利亚、也门、南苏丹。在这些地方我们有时可以进去，有时无法深入，需要靠医生的网络提供间接的援助。进入这些地方成为医疗人道救援最大的挑战。”
http://news.qq.com/original/jdrw/j71.html
廖满嫦：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
文/邱慧
2015年12月3日，廖满嫦在担任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国际主席后第一次来到中国。她开玩笑说，偌大的北京城，她只欣赏了从宾馆到办公地300米的风景。的确，2014年3月开始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延续至今、无国界医生位于阿富汗昆都士的医院被炸以及一系列的天灾疫情的紧急应对，让她和她的团队颇为忙碌。她是个严肃不爱笑的人，而在其他成员看来，这是因为她多年从医沉淀的理性的表现。
两天前（12月1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了2015年“全球百大思想者”名单，共有四位华人华裔女性上榜，“倡导者”、“无国界医生”主席、加拿大华裔廖满嫦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10月她谴责美军误炸阿富汗医院造成至少23人死亡是“战争罪”，美国总统奥巴马罕见地亲自向她致电道歉。
美军空袭过后面临同事的安全质问
阿富汗仍在战争阴影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内冲突不断、利比里亚仍未宣告埃博拉疫情的终结，在这些危险的一线，无国界医生都有其运作点。廖满嫦介绍，该组织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其成员主要是来自各国的专业医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组织的资金主要都是由私人捐助。廖满嫦称，目前在全球，无国界医生有三万多救援人员，在六十多个国家提供医疗人道救援，其中九成是当地员工。这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共有22名救援人员参与到全球性的救援中。
身为无国界医生的主席，廖满嫦提到最多的就是对病人和医护人员的保护。今年的10月3日，由美国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阿北部城市昆都士市的一家医院进行了反复轰炸，造成42人丧生，其中有14名无国界医生员工，24名病人，以及4名护理病人的家属。这在廖满嫦看来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医院主体大楼在轰炸中遭到破坏，没有手术室和工作器材，医生也无法进行正常的救援工作。尽管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电话向她道歉，但廖满嫦仍心有余悸。“这次的一小时空袭实在想不到，”，根据国际人道法，冲突各方不得袭击医疗设施，医疗人员，作为无国界医生在冲突地区工作的惯常做法，组织早前已就医院的准确位置，与冲突各方进行沟通，提供创伤医院的GPS座标。
那次空袭后，廖满嫦再次去到阿富汗。在探望受伤的同事的时候，一位在空袭中肢体受损的同事质问她，“之前战事紧张的时候，你说过昆都士医疗中心是安全的，你知道我们会被轰炸吗？”，同事的语气，盯着她的眼神让她至今难忘。意外的空袭让这名成员们开始怀疑当初说的“我们可以在阿富汗工作，昆都士医疗中心在2011年开业，过去几年接待了数千位患者，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昆都士医疗中心，需要医疗救助时都会来昆都士医疗中心，因为可以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不在乎种族、宗教和政治派别。”
廖满嫦感到痛心，她和工作人员一样对此事的发生感到不可理解，她更不知道下一次这样的事件还会不会有，要给因冲突受伤的人最好的医治，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的地方又在哪里？在廖满嫦看来，这不仅仅是针对无国界医生医院的攻击——这也是对日内瓦公约的攻击。她说，“10月3日在那场空袭中，我们失去了一家中立地位的医院。这家医院此前为当地的每个人服务，无论他们是病人、是年幼的孩子、已为人父母还是受伤的作战人员。”
埃博拉的潜在威胁还未散去
在无情的炮火之外，另一种威胁也令人们闻之色变——2014年3月份开始，埃博拉疫情爆发，无国界医生对感染了病毒的病人进行救治，截止到今年11月份共医治了10287名患者。即使有着多年从医的经验，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还是让廖满嫦忧心忡忡。根据以往经验，廖满嫦和团队成员感觉到了埃博拉疫情与此前的不大一样，似乎更为凶猛。令她失望的是，这种前瞻意识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廖满嫦也说这是她觉得最艰难的时候。
早在今年3月份，无国界医生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批判分析过去一年全球抗疫的缺失，最初被忽略的警告让廖满嫦觉得无力，“直到埃博拉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而非仅对西非的贫穷国家造成人道危机之时，世界才开始觉醒。”廖满嫦这样说。
廖满嫦称，“最大的困难是你要面对现实，这种传染病无药可治，只能提供支持性治疗。而后，一连串的地区疫情爆发证实了无国界医生的猜测——埃博拉传播迅猛，无法控制。
“虽然经过救治，有部分人能够幸存下来，但是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她坦言，很多曾经感染过埃博拉病毒的人会遭到来自社会的歧视，除了头疼、关节疼、听力或视力出现问题等后遗症，很多患者会有心理阴影。而就病毒本身，廖满嫦觉得埃博拉病毒并未远离，“没有有效的监控机制对疫情进行反馈，跟踪疫情的发展，一切都是白费力。”
2014年3月9日，廖满嫦出席联合国就埃博拉疫情特别简报会，她提到，“我们还必须解决国家基础设施的崩溃。利比里亚医疗系统已经崩溃。患有并发症的产妇无处求医，疟疾和腹泻本应很容易预防和治疗，却在夺走人们的生命医院需要重新开放，还需要新创建的。”
在她看来，类似立法的高压措施把未能通报疑似个案列为刑事、强迫隔离，这些会迫使人们躲藏起来，反而会导致个案隐藏，把病者赶离医疗体系之外，无助于疫情的救治。
廖满嫦表示，她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为下一场流行病做好准备。她认为，要遏止疫情，成员国必须立即派遣在生物安全防护上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民用和军用资源，与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紧密合作下地进行。无论是应急方案还是疫苗、药物的研发，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强制措施，如法律定罪的故障报告疑似病例，并强行隔离，驾驶人在地下。这是导致案件的隐蔽性，并且是推病人远离卫生系统。这些措施都只会滋生的恐惧和不安，而不是含有病毒。
年少激起的医生梦
今年50岁的廖满嫦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对她而言，加入无国界医生是小时候的梦想。“年少的时候我就想加入无国界医生，想同世界各地的医生共事。”在成员看来不爱说起个人话题的廖满嫦难得的回述起了那段激励她走到现在的时光，“读了一些在战争中有关医生的故事，非常励志感人。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书里的主人公是个医生，他尽其所能挽救更多生命，但瘟疫在当时就像今天的埃博拉病毒一样，没有太好的治疗方式，甚至没有诊断一说，于是这位医生的同事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去，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奋不顾身？他说：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这个故事使我受益，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像一个对自己的约定一样，让我也不要对死亡麻木。虽然这些事情可能离我们很远，不会伤及我们，但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努力挽救那些不应过早死去的人们的生命，为他们奋斗。”廖满嫦这样说。
因为这份工作，她仅今年内就去过了叙利亚、中非共和国、缅甸、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等许多国家，更别提为了工作去了多少次联合国了。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在前线因为炸弹声失眠，甚至有段时间不得不穿着鞋子睡觉，以防止有叛军的攻击。她用“家常便饭”来形容工作地的炸弹声和炮响声。
在数次到达救援一线，经历了无数挑战后，廖满嫦把无国界医生在冲突之地提供救援的挑战总结的很简单。“如何进入最有需要的地方通常困难重重，在最偏远，最不安全的地方，常常有着未被满足的庞大需求，但在不安全的局势下，想进入这些地方也难上加难，比如叙利亚、也门、南苏丹。在这些地方我们有时可以进去，有时无法深入，需要靠医生的网络提供间接的援助。进入这些地方成为医疗人道救援最大的挑战。”
http://news.qq.com/original/jdrw/j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