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后首任（1945-1947）行政长官陈仪后来被蒋光头 ...

   一：台湾光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29日，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陆军大学校长陈仪出任首任行政长官，负责接受日本在台湾的投降事宜。７０军及陈仪一行来台时，一路上都是热烈的欢送与欢迎。为庆祝台湾光复，台湾全省各地市民及代表事前纷纷集中台北。10月25日，在举行庆典的原日本总督府广场上，人山人海，锣鼓齐鸣，旌旗蔽天，旌旗中有绣着龙凤的旗幡，飘着长长的飘带，是旧时保存下来的喜庆时节使用的吉祥物。台胞举着这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旗子来迎接回归，更烘托了他们胸怀祖国、喜庆统一之情。
　　受降仪式庄严而隆重。出席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代表有：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参谋长柯远芬，台湾陆海空军司令兼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盟军代表德里克上校、柏克上校、和礼上校等19人，以及台湾各界代表、新闻记者等近200人。日本方面代表为：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总务长官兼代理农商局长田一二三，高雄海军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少将等4人。
　　受降仪式首先由陈仪代表中国战区宣读命令，然后交由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最后陈仪命令日军代表退席，整个仪式十几分钟即告结束。仪式结束后，陈仪发表即席讲话，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权之下。” 会场上顿时掌声、歌声、欢呼声与谈笑声汇成一片欢乐与喜悦的海洋。这一天，全岛人民以万分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庆祝重新回到祖国的大家庭。全岛上下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大街上，人们敲锣打鼓，舞狮戏龙；家庭中，个个沐浴斋戒，告慰先灵。

二：陈仪倡导发行“台币”,铲除日语日文
台湾光复后，陈仪团队坚决铲除日语日文，推行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在思想文化上消除日本的殖民余毒。因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无力资助台湾，还要从台湾调集物资，去平抑上海的物价。台湾光复后，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虽然一道海峡将台湾与大陆隔开，台湾经济仍然遭到大陆战乱与通货膨胀的拖累，部分台胞不免心生怨言，对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
　　台籍精英要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调整治台政策，开放民营经济，扶植台籍资本，吸纳台籍精英。
　　考虑到台湾整体上较中国大陆早发展几十年，陈仪设计了台湾特殊省制，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团队接收台湾总督府的行政设施、厂矿企业，遣返日俘日侨，推行民主政治，普及平等教育、国民教育，去除日本殖民色彩。陈仪接收庞大的日产，收归国有、省有，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发行台币，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组建专卖局、贸易局，推行统制经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不同于大陆的省政府制度，是省政府制度的一种改进，行政长官的权力超过了大陆各省的省主席。尽管全中国四分五裂，中华民国仍属单一制国家，而非联邦制国家。陈仪在台湾推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并非是“一国两制”，也不是“一国一制”，介于“一国两制”和“一国一制”之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关系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从台湾省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来看，它是中国的一行省，与福建省、浙江省地位一样，而非一特别行政区域。但长官公署制度又与内地各省不太一样，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一种权力下放，是对“一国一制”模式的改进与提升。陈仪团队推行的台湾特殊省制，希望把台湾搞得比内地各省更好。国民政府同意在台湾建立长官公署，也是出于对台湾的重视。


三：二二八起义

　　台湾的新闻报刊迅速发展，台籍精英关心台湾战后的重建，献计献策。一批大陆的左翼文化人士来到台湾，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他们传播国语国文，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这些举措有积极正面的一面，也给台湾人民带来困扰，难以适从。
　　陈仪团队只注意接收台湾的“物”，而忽略接收台湾的“人”。如果能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台胞不感到生活上有难以忍受的突变，再将被日本人剥夺去的国民应享有的自由权利还给他们，尽早落实地方自治，大力吸纳台籍精英，使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幼有所学，人心自然归附，而“物”亦随人俱来。如果陈仪团队能够细加体察台胞的生活方式、习惯及要求，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而把接收日产放在其次，并将日人榨取台胞的东西还给他们，情形可以好转。大陆籍官僚良莠不齐，施政低劣，底层民众并未感受到特殊化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物价高涨，吏治败坏，人心思反，社会不安，政治也就难上轨道了。由于陈仪一味高压，结果适得其反。陈仪的台湾特殊化政策非但不能迅速收效，反而加速该政策的调整。
　　台湾社会危机加深。陈仪接收与重建台湾的一系列举措有合理的成分，亦有与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相背离的一面，因而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干火种。

四：陈仪回大陆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接触，被汤恩伯出卖，壮烈牺牲

事件：策反陈仪
　　潜伏在省主席身边的共产党人
　　学生的浴血抗争，热血而直接，然而，国民党与中共地下党的暗战，更是一场不见血的斗争。
　　1949年1月29日，杭州宝石山麓石塔儿头原日本领事馆内一幢二层楼房，陈仪有些烦躁，来回踱步。
　　这位浙江省政府主席，是浙江军政界元老，早在孙传芳时代，官居师长。北伐期间，他审时度势，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此后，他一直位高权重，在国民政府中，许多浙籍军政要员都是他昔日僚属，连蒋介石也尊他一声前辈。
　　可此时，他却在想一件事：反蒋起义。
　　陈仪的这个决定，源于他对蒋介石的不满和失望。
　　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出“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并提醒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
　　陈仪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此时，一位共产党人频频出入他在上海的家，目标很明确：策反。他叫胡允恭，当然，陈仪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作朋友。
　　胡允恭明确向陈仪指出：蒋家王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该决裂了。陈仪说，要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能有力反蒋。胡允恭亮出了身份。陈仪很激动：“以前我几次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你都否认。在福建、台湾和上海，都有特务告发你是共产党，监视你、逮捕你，我尽力保护。现在终于找到了共产党！”
　　1948年底，陈仪准备起义，他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时，他想起了学生汤恩伯，决定策反他和自己一起起义。
　　他毕竟是大意了。汤恩伯向蒋介石告了密。蒋经国在日记中曾有记载：“下午突接报告，谓‘陈仪与共方勾结，准备叛变，而且证据确凿’。”
　　浙江解放前夕，陈仪被押送到台北。1950年6月18日，他以“勾结共匪”罪名被判死刑。临刑时，陈仪泰然自若，只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慷慨就义。



   一：台湾光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29日，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陆军大学校长陈仪出任首任行政长官，负责接受日本在台湾的投降事宜。７０军及陈仪一行来台时，一路上都是热烈的欢送与欢迎。为庆祝台湾光复，台湾全省各地市民及代表事前纷纷集中台北。10月25日，在举行庆典的原日本总督府广场上，人山人海，锣鼓齐鸣，旌旗蔽天，旌旗中有绣着龙凤的旗幡，飘着长长的飘带，是旧时保存下来的喜庆时节使用的吉祥物。台胞举着这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旗子来迎接回归，更烘托了他们胸怀祖国、喜庆统一之情。
　　受降仪式庄严而隆重。出席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代表有：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参谋长柯远芬，台湾陆海空军司令兼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盟军代表德里克上校、柏克上校、和礼上校等19人，以及台湾各界代表、新闻记者等近200人。日本方面代表为：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总务长官兼代理农商局长田一二三，高雄海军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少将等4人。
　　受降仪式首先由陈仪代表中国战区宣读命令，然后交由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最后陈仪命令日军代表退席，整个仪式十几分钟即告结束。仪式结束后，陈仪发表即席讲话，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权之下。” 会场上顿时掌声、歌声、欢呼声与谈笑声汇成一片欢乐与喜悦的海洋。这一天，全岛人民以万分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庆祝重新回到祖国的大家庭。全岛上下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大街上，人们敲锣打鼓，舞狮戏龙；家庭中，个个沐浴斋戒，告慰先灵。

二：陈仪倡导发行“台币”,铲除日语日文
台湾光复后，陈仪团队坚决铲除日语日文，推行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在思想文化上消除日本的殖民余毒。因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无力资助台湾，还要从台湾调集物资，去平抑上海的物价。台湾光复后，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虽然一道海峡将台湾与大陆隔开，台湾经济仍然遭到大陆战乱与通货膨胀的拖累，部分台胞不免心生怨言，对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
　　台籍精英要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调整治台政策，开放民营经济，扶植台籍资本，吸纳台籍精英。
　　考虑到台湾整体上较中国大陆早发展几十年，陈仪设计了台湾特殊省制，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团队接收台湾总督府的行政设施、厂矿企业，遣返日俘日侨，推行民主政治，普及平等教育、国民教育，去除日本殖民色彩。陈仪接收庞大的日产，收归国有、省有，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发行台币，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组建专卖局、贸易局，推行统制经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不同于大陆的省政府制度，是省政府制度的一种改进，行政长官的权力超过了大陆各省的省主席。尽管全中国四分五裂，中华民国仍属单一制国家，而非联邦制国家。陈仪在台湾推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并非是“一国两制”，也不是“一国一制”，介于“一国两制”和“一国一制”之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关系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从台湾省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来看，它是中国的一行省，与福建省、浙江省地位一样，而非一特别行政区域。但长官公署制度又与内地各省不太一样，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一种权力下放，是对“一国一制”模式的改进与提升。陈仪团队推行的台湾特殊省制，希望把台湾搞得比内地各省更好。国民政府同意在台湾建立长官公署，也是出于对台湾的重视。


三：二二八起义

　　台湾的新闻报刊迅速发展，台籍精英关心台湾战后的重建，献计献策。一批大陆的左翼文化人士来到台湾，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他们传播国语国文，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这些举措有积极正面的一面，也给台湾人民带来困扰，难以适从。
　　陈仪团队只注意接收台湾的“物”，而忽略接收台湾的“人”。如果能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台胞不感到生活上有难以忍受的突变，再将被日本人剥夺去的国民应享有的自由权利还给他们，尽早落实地方自治，大力吸纳台籍精英，使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幼有所学，人心自然归附，而“物”亦随人俱来。如果陈仪团队能够细加体察台胞的生活方式、习惯及要求，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而把接收日产放在其次，并将日人榨取台胞的东西还给他们，情形可以好转。大陆籍官僚良莠不齐，施政低劣，底层民众并未感受到特殊化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物价高涨，吏治败坏，人心思反，社会不安，政治也就难上轨道了。由于陈仪一味高压，结果适得其反。陈仪的台湾特殊化政策非但不能迅速收效，反而加速该政策的调整。
　　台湾社会危机加深。陈仪接收与重建台湾的一系列举措有合理的成分，亦有与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相背离的一面，因而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干火种。

四：陈仪回大陆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接触，被汤恩伯出卖，壮烈牺牲

事件：策反陈仪
　　潜伏在省主席身边的共产党人
　　学生的浴血抗争，热血而直接，然而，国民党与中共地下党的暗战，更是一场不见血的斗争。
　　1949年1月29日，杭州宝石山麓石塔儿头原日本领事馆内一幢二层楼房，陈仪有些烦躁，来回踱步。
　　这位浙江省政府主席，是浙江军政界元老，早在孙传芳时代，官居师长。北伐期间，他审时度势，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此后，他一直位高权重，在国民政府中，许多浙籍军政要员都是他昔日僚属，连蒋介石也尊他一声前辈。
　　可此时，他却在想一件事：反蒋起义。
　　陈仪的这个决定，源于他对蒋介石的不满和失望。
　　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出“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并提醒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
　　陈仪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此时，一位共产党人频频出入他在上海的家，目标很明确：策反。他叫胡允恭，当然，陈仪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作朋友。
　　胡允恭明确向陈仪指出：蒋家王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该决裂了。陈仪说，要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能有力反蒋。胡允恭亮出了身份。陈仪很激动：“以前我几次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你都否认。在福建、台湾和上海，都有特务告发你是共产党，监视你、逮捕你，我尽力保护。现在终于找到了共产党！”
　　1948年底，陈仪准备起义，他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时，他想起了学生汤恩伯，决定策反他和自己一起起义。
　　他毕竟是大意了。汤恩伯向蒋介石告了密。蒋经国在日记中曾有记载：“下午突接报告，谓‘陈仪与共方勾结，准备叛变，而且证据确凿’。”
　　浙江解放前夕，陈仪被押送到台北。1950年6月18日，他以“勾结共匪”罪名被判死刑。临刑时，陈仪泰然自若，只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