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剑系列 -- 杀叛

转载自《东方剑》，作者/魏迟婴

       1931年8月19日，中国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黄埔军校教育长、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总干事邓演达先生，在上海临时委员会干部训练班讲课时突然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捕探的袭击，不幸被捕。宋庆龄等著名爱国人士、国民党黄埔系众多将领等纷纷致电蒋介石进行营救,但蒋氏一意孤行,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消息传出，举国震惊。邓演达亲手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士更是悲愤填膺。于是，复仇之剑愤怒出鞘，直指出卖邓演达烈士的叛徒……
　　
　　1
　　1932年3月20日，中国著名瓷都江西景德镇。
　　午夜时分，冷风瑟瑟，大雨如注。城区北侧靠近城门处的德阳街上，空旷无人，四周惟有豆粒大的雨点砸落下来的单调的“刷刷”声响。由于电力供应不足，路灯光显得昏黄幽暗。风雨之中，一辆三轮车从城中心方向缓缓驶来。车夫重重地喘着粗气，将车停在小巷口，回身想要扶车上的客人下车。
　　客人理也不理车夫，径自掀开遮雨篷布，打开了一把绿骨红纸的油纸伞，慢条斯里地下了车。突然，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两只眼睛猝然睁大，警惕地环视着四周。“轰!”天空中一阵巨响，一道霹雳划过天际，路边的路灯仿佛受到什么刺激似的，闪了一闪熄灭了。几乎是在同时，客人猛的跳离原地蹿向小巷。就在他的身体快要进入小巷之际，天空中又是一道闪光，“轰”，一声枪响和着雷鸣同时响起，客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头上砸了一下一样，身体摇晃了一下便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他头上的那顶宽檐风帽骨碌碌地在泥水中转了几个圈，滚倒不动了。
　　车夫惊恐地盯着尸体：“钟先生，您怎么了？”
　　没有回音，只有不知情的雨滴还在冷漠地下着……
　　被车夫称为“钟先生”的男子的意外殒命迅速惊动了警察局，就连早已歇息的警察局头目也亲自从家中赶到现场，指挥勘查。此人之死何以引起轰动？那是因为他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坐地铁虎”丁旋璋的心腹。说起“坐地铁虎”，景德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这个角色。这人是景德镇一霸，黑白两道通吃，还是当地一贯道坛主，许多警察都是他的弟子。死者钟执虎系土匪出身，武艺高强，枪法百发百中，人称“赣北第一枪手”；生性残暴，多年作恶，血债累累。投靠丁旋璋后，深受丁的器重，担任保镖头目，助纣为虐，是名副其实的头号帮凶。不难理解，钟的突然被杀对于丁意味着什么，丁旋璋自然要替钟出头，而只要他一开口，警察局自然要予以特别重视。
　　但是，警方的侦查遇上了难题：天降大雨，凶案现场没有留下脚印等痕迹，而且车夫说在案发时除了风雨声外也没有听见其他任何声音，没看见任何人影，这该怎么查？众警察正议论纷纷时，刑警头目方曦鼎下令对案发地点周边地区进行仔细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刑警顶着大雨在泥水地里折腾多时后，终于在离尸体约3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枚手枪弹壳和一个揉作一团的“三五牌”空烟壳。雨夜之中能在30米外一枪就准确命中目标的凶手，这是一个枪法不亚于死者“赣北第一枪手”的神枪手！而景德镇当地没有“三五牌”香烟，可见得这个神枪手是从外地过来专门盯着钟执虎下手的。
　　那么，凶手为何要杀钟执虎呢？仇杀！方曦鼎在检查过钟执虎的遗体后如是判断。这是因为死者身上的财物如钱包、戒指、金表都没动过，由此可知凶手并不贪财。再加上死者生前做过土匪，结下的仇家不计其数，很有可能是出于复仇而干的。
　　勘查很快就结束了，正当刑警打算收队返回时，一辆人力车缓缓而至。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也不打伞，就这么径自向他们走来。
　　来人正是丁旋璋。丁旋璋冷目闪了闪，拱了拱手，说兄弟们辛苦了，执虎是本人弟兄，希望大家能尽快地把凶手逮住，以安我弟兄在天之灵。说着，他让跟班送上一封大洋，说是给兄弟们买夜宵吃的。
　　方曦鼎见状，说丁爷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多谢！然后回身下令：马上全城搜查，好歹也要擒住刺客！
　　当时的景德镇，面积并不大，但因为是著名的瓷器产地，所以旅馆、客栈比较多，此外能够过夜的地方还有澡堂、妓院和烟馆等，所以刑警们需要查找的地方也不少。一口气折腾了两个多钟头，眼见得已经快搜遍全城所有目标了，可是却毫无收获。一些刑警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做无用功，但方曦鼎还是坚持要搜查到底，也算对丁旋璋有个交代。最终，在经过了大半夜的忙碌后，精疲力竭的刑警们站在了这家名叫“辰吉”的客栈前，这也是全城最后一家未被搜过的目标了。方曦鼎面对着门口的灯笼，心头不知怎的忽地升起了一种莫名的预感：这儿有名堂？！
　　辰吉客栈位于景德镇城南土地庙边，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设施豪华，收费不菲，属于较高档次，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星级宾馆了。住在这儿的客人都比较斯文，按说是不会有杀人凶手的，但方曦鼎的心中就是有些不踏实，特别关照部下要小心留意后，他才跨进了大门。
　　账房先生听这班不速之客告知目的后，忙不迭地表示愿意积极配合。于是，方曦鼎首先仔细地翻看了旅客住宿登记簿，然后又询问茶役和账房先生有人深夜进出否？回答没有。方曦鼎于是就让部下挨房察看盘诘。
　　方曦鼎心中有数，让刑警特别留意靠近后院的几个房间，因为刺客如若真是下榻在这家客栈的，那么要想不惊动账房而悄然溜返，那就只有爬墙了。众刑警对此心领神会，自是仔细留意，但一一查下来却毫无疑点。方曦鼎在听到这个结果后，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了：难道这儿真的没有什么，是自己太过敏感了吗？好像不大可能。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领警探们再一次进行搜查。
　　当方曦鼎跨进后院最靠西面的那个房间时，他敏锐的双眼突然瞄到后窗口桌边的地面上残留着一摊水迹，心里不禁一动：案子发生时大雨倾盆，刺客返回时必然淋得浑身湿透，爬窗而入时难免要遗留水迹。湿衣服可以处理掉，但地面上的水迹一时却是无法消除的。顿时，怀疑的眼光向房中两位三十来岁的客人射去。
　　方曦鼎紧紧地盯着两人的脸询问他们的来历，两人十分镇定地回答说是上海来的瓷器商人。方曦鼎不露声色地又盘问瓷器的品种与市场行情，两人还是对答如流。方曦鼎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突然一挥手下令手下的刑警进行搜查，同时仔细地观察两人的表情，但他们仍旧是一脸的坦然，毫无惊惶。不难想象，这个房间几乎是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毫无收获。
　　方曦鼎似乎漫不经心地指着那摊水迹问：“二位，这是怎么一回事？”
　　两位客人望着他，一脸的茫然。方曦鼎没有吭声，还是紧紧地盯着他们。
　　这时，一位客人恍然，转身从床边拿出一个热水瓶，指了指热水瓶道：“那是因为这个热水瓶有问题，一倒水就会漏出来。”见方曦鼎仿佛有些不信的样子，他还特地拿了一只杯子做示范，果然如他所言，只要一倒水，热水瓶的底部就会漏出水来，滴滴答答地滴到地上，让那摊水迹又扩大了。
　　方曦鼎见状，心下有些动摇，但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又略微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后，向两位客人点点头，带领手下离开了。
　　如果方曦鼎要是知道真相的话，这位名探的肠子大概会悔出血来！
　　
　　2
　　方曦鼎的分析没错，他的调查方式也没错，可是，结论下得有问题。也许他即使绞尽脑汁都想不到，这起凶案并不是仇杀，而是一次误杀。辰吉客栈中的两位商人就是该案的作案者，只不过他们想杀的不是钟执虎，而是陈敬斋。
　　这个陈敬斋又是何方人士？刺客的枪口为何要对准他呢？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生长于景德镇。1925年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陈敬斋担任工人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共产党，在1928年5月经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王忱心介绍加入第三党，从事地下工作。但不久后就因其自由散漫，受不了组织纪律约束而被停职检查。1931年7月，蒋介石悬赏20万大洋缉拿邓演达。陈敬斋思财起意，化名“钟春岑”密告邓的行踪，并于8月上旬，乘邓演达为训练班讲课之际勾结特务机关将其出卖。事后，因其已无利用价值，被国民党高层仅用区区几千元就打发了。他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勾当，也不敢声张，灰溜溜地逃回了景德镇老家。
邓演达牺牲后，举国震惊。而就在此时，宋庆龄秘密派人给临时行动委员会捎来一份密件。这份密件是由一位革命志士冒死从监狱中带出来的。密件中有邓演达对此事发生原因的分析，他认为，愚园坊这个地方从未暴露过，来开会的人又是临时约集的，事先都不知道，捕探何以来得如此之快？而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漏网，就是陈敬斋。
　　临时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重视，立即对陈敬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通过内线收集线索，最终确认陈敬斋是叛徒，决定对其严惩！随后，他们立刻联系上了高岩与杨应龙，希望他们秘密制裁陈敬斋。
　　高岩，天津人，系军人出身，使得一手快枪，百发百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神枪手。他为人仗义，性格刚烈，且与委员会内部多名干部交好。杨应龙，上海民间义士，曾受人之托秘密制裁过数名恶霸，其为人具有强烈正义感，善于谋划，与高岩是多年挚友。
　　高岩和杨应龙接受使命后，悄然来到景德镇。一打听，却并无陈敬斋的任何信息。
　　原来，陈敬斋作贼心虚，有一种下意识的防范心理，故意使自己的平时行动显得没有规律可循，有时整天在外转悠，有时却数日不出门，而当有人登门拜访时，才发现家中没他这个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这，给高、杨的制裁行动造成了若干麻烦。
　　于是，只好动用临时行动委员会给他们的一个“在行动中遇到困难时可向其求助”的内线关系了。这个内线名叫姜义雷，是棺材铺老板，也是当地的帮会中人，据说具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姜义雷在知晓了高、杨两人的来意后，向两人要了他们现在住宿的地址，许诺第二天回答他们。
　　第二天，姜义雷果然如约而至，带来了有关陈敬斋行踪的情报：陈确在景德镇蛰居，但还不甘寂寞，最近看上了“定如意酒馆”老板的寡妹，经常在傍晚营业高峰过后悄悄前往喝酒，这样他可以逗留较长时间，以便和那个寡妇进行接触。
　　高、杨自是大喜，当即前往酒馆踩点。原本他们以为只需掌握了具体时间、地点，动手时就不会有什么纰漏了，可谁知在酒馆一打探，才发现这儿并不适合下手。原来这家酒馆的老板是一名退伍军官，在当地颇有势力，交际圈广，为人仗义，因此和各方朋友交好。每天晚上总有军警、帮会成员、当地的官员或者一些地痞流氓来照顾生意，顺便请求帮忙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主儿都不是省油的灯，而且通常腰间总是揣着家伙，因此，两人不敢在这儿动手，否则只怕会吃不了兜着走，把自己给折进去。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另谋策略，最终决定在陈敬斋出酒馆后进行跟踪，然后在半路上伺机下手。因为陈敬斋的住所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也只能出此下策，这样，至少在动手后能全身而退。
　　计划定下后，高岩和杨应龙在“定如意酒馆”对面的旅馆内又租了一间房，以用来监视对面酒馆大门。谁想他们明明看见陈敬斋进门的，可连续等候了两个晚上都没有见到他出来。难道这小子就睡在里面了？第三天晚上，杨应龙思索了好一会儿，果断地决定，离开旅店，到酒馆后门去等待。
　　果然，不出所料，两人在后门没等多久就看见陈敬斋身穿一件肩膀位置各有一枚黑色玫瑰花图案标记的米黄色风衣，头戴一顶同样款式的帽子，冒雨急匆匆地进了酒馆，老板那寡妹迎上前来替他把风衣、帽子脱下后挂在一边，向里走去。高、杨互使眼色，各自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酒馆后门，随时准备跟踪。
　　接近午夜时分，天上的雨突然下大了。两人看见一条身穿那件肩膀有黑色玫瑰花图案的米黄色风衣、头戴同样款式帽子的黑影鬼鬼祟祟地溜出了门，招了一辆人力车往北门方向而去。虽然灯光昏暗，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那身款式奇特的风衣在这地儿可是独一无二的，那米黄色在黑夜中显得格外显眼，所以高岩和杨应龙毫不犹豫地骑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两辆自行车，悄然尾随。
　　行不多久，那辆人力车来到了德阳街，这是一段笔直的道路。杨应龙对高岩做了一个手势，高岩会意地超了车，快速地向前来到一条小巷内，然后拔出左轮，准备在人力车经过时开枪。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高岩在巷内静静地等待着，却不想那个人居然就在巷口下了车，还似乎颇为警觉的样子。高岩生怕夜长梦多，当下便立刻瞄准了扣动扳机，一枪就撂倒了那人。随后，他立马会合了杨应龙，赶回了客栈，处理掉湿衣服。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的方案严格进行的，所以应该说没有破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放倒的那个主儿居然不是陈敬斋，而是钟执虎！
　　事后得知，原因出在那件风衣上。陈敬斋的这件风衣是从上海带来的英国货，恰恰被也来酒馆喝酒的地头蛇钟执虎看上了，盯着赞不绝口。陈敬斋为了讨好他，便把配套的帽子连同风衣一同奉送给了对方。钟执虎得意洋洋地穿着那套行头，一头扎进酒馆后门外黑咕隆冬的雨幕中，高、杨两人看不清他的脸，却是认得那件风衣的，于是就这样搞错了行动对象。
　　高岩和杨应龙直到方曦鼎一伙人离开后，才听客栈茶役说被杀的人是钟执虎，这叫他们无比沮丧。陈敬斋本人一定已经被惊动了，再次刺杀也变得更为困难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决定：继续行动！
　　
　　3
　　高岩和杨应龙所料之事果然不错，陈敬斋已从风衣上猜出自己才是被行刺目标，顿时吓得惶惶不安。他想和警察局联系以寻求保护，但又害怕自己叛卖邓演达之事被当地人得知后会不利于自己。他之前一直将此事保密，就是因为担心当地军警头目里有邓演达的老部下，到时会红着眼上门来寻仇。
　　既然警察局这条路子走不通，那便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住到警察局或者保安团内部去，但这是不可能的。陈敬斋只得退而求其次，马上悄悄托人物色房子，希望能买下靠近这地方的屋子，住到那儿去。但是很可惜，两处附近都没有空房。不得已，陈敬斋只能再退一步，在保安团柏团长家隔壁花了大价钱租了一间房。
　　租到房子后，陈敬斋马上单身搬了进去，并关照家人万一有人问起他的下落，就说他去广州了，一时不会返回。做完这些事后，他的心里才算踏实了点儿。
　　高岩和杨应龙对于陈敬斋转移住所并不知道，他们认为只需找到陈家住宅就可以了。于是两人找到姜义雷，希望他再次帮助打听一下。姜义雷满口答应，没费多大工夫就把这事儿办成了。高岩于是便去打探消息，经过陈敬斋家门口时假装在对面烟纸店买烟，正当他想向老板娘打听有关陈敬斋的情况时，对面陈宅前突然来了个邮差，大声地叫陈敬斋出来盖章，说是有他的汇款单。高岩暗自留意，见从陈宅里出来一个女人，嗓门很响地嚷嚷说陈敬斋到广州谋生去了，图章不知放在何处，问邮差用其他人的图章代替可以吗？
　　这下糟了！高岩一个激灵，后来那个女人又说了些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马上赶回了客栈。回去后把情况对杨应龙一说，后者沉思片刻，直觉地认为这事儿有问题。两人议了议，决定还是请姜义雷帮忙打听。
　　通过警局朋友打听到，送风衣给钟执虎的陈敬斋，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变换住所，成了保安团柏团长的邻居。
　　次日上午，杨应龙前往察看地形。保安团柏团长家位于一个十字路口边上，旁边坐落着一处破旧的院落，这本是清朝一个官员的宅园，后来因为家道衰亡，他的后人已无力维护，不得不把它出租出去。陈敬斋就住在这处院落的某一间房中。
　　杨应龙推开大门，迈步而入。大门里面是一个院子，穿过院子是一些错落有致的屋子，估计陈敬斋就住在其中的某一间内。杨应龙在院里转了转，见有一小孩玩耍，便上前，故意打听这儿前两天是不是搬来了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小孩摇头说没有。杨应龙做出一种诧异的表情，说你们这儿不是刚搬来一个人么？小孩回身指了指最靠近隔壁柏团长家的那间屋子，说这儿前天是刚搬来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叔叔，不是什么姓张的女老师。
杨应龙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又在院子里绕了个圈避开陈敬斋住所去后院看了看，心里对地形有了谱。
　　出到门外，又仔细观察了柏公馆。公馆大门和旁边陈敬斋下榻的那个院落大门都正对前街，柏公馆大门内有一耳房，内有保镖、团丁日夜值守，可以想象，如果隔壁院内发生枪案，他们肯定会迅即作出反应。
　　杨应龙离开现场时已是中午时分，见柏团长正好从团部回家用餐，七八个保镖前呼后拥。
　　杨应龙心里一动，便快步前往邮局。到了邮局后，他故意打了个电话到保安团部，自称是柏团长的朋友，口气很大地指名道姓要柏接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小心地说柏团长回家吃饭了，饭后要休息到两点半过后才来团部上班。杨应龙装作很遗憾的样子，在要了柏的宅电后挂了电话。
　　回到客栈后，杨应龙将上述情况告诉了高岩，两人据此密议行动方案：鉴于柏团长去团部时带走了全部保镖，只留两个团丁在公馆值守，所以这段时间是最适宜下手的。枪声响后，如那两个团丁不知好歹过来送死，那也只好成全他们了，故决定就在次日上午行动。
　　次日上午9点，杨应龙、高岩离开客栈，经过邮局时，杨应龙特意入内挂了个电话到柏公馆，得知柏团长已经去团部了，于是两人放心前往。
　　两人进了院落后，杨应龙站在院门内留意外面动静，高岩则拔出左轮直扑陈敬斋的住处。
　　陈敬斋因为担惊受怕，天天晚上都失眠，总要捱到后半夜才勉强入睡。此时，他才刚刚起床，正在漱洗。高岩一脚踩在门槛上，一瞄，见厨房内有一个家伙正在刷牙，便低喝了一声：“陈敬斋！”陈敬斋闻声下意识地“嗯”了一声，转脸察看。高岩撩手“啪”的就是一枪，陈敬斋应声栽倒在地上。
　　几乎是同时，猝然间一声磔磔刺耳的尖叫令以为只有陈敬斋一人在这里的高岩蓦地一惊，跟着从里屋冲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疯子似的冲他扑来。高岩在侧身闪开的同时，头脑里掠过一个判断：这是陈敬斋的姘头！正待一脚踢上去时，外面倏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他不禁一个激灵：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这情况对高岩的行动颇有点不利，原来，就在杨应龙往柏公馆打了电话后，有一位来自赣州的客人去保安团部登门造访。这位客人，是柏团长的老朋友，也是江西官场上一位颇兜得转的人物。两人见面，自有一份亲热，对方提出要去柏公馆品尝其夫人的厨艺，柏团长自然不敢怠慢，急电家人速速准备。
　　说话间，就在高岩冲陈敬斋下手时，那边柏团长已经带着贵客回公馆了。他们还没进门时，就听见隔壁院内传来了枪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保镖头目意识到不对头，不等柏团长下令，马上吆喝着命手下保镖去现场查看。几个保镖急匆匆地往隔壁院门扑去，其中一位不知怎的还让手里的枪走了火。
　　在院门内望风的杨应龙见势不妙，立刻往陈敬斋住所这边奔，急叫快撤。高岩便知发生了意外，一掌推开了还想朝他扑来的陈敬斋姘头，退后两步回身正见杨应龙跑到跟前，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拔腿就奔。拐过屋角，顺着院墙一阵急奔，来到后院门前。这时，保镖们发现情况不对，鸣枪吆喝着追了过来，高岩飞起一脚踹开后门，两人出门，飞快地出了小巷，拐上大街，几个拐弯就不见了影子。
　　等到柏团长亲自打电话通知警察局让来人过来处置时，高岩和杨应龙已经出了城门，安然撤退。直到这时，杨应龙才想到问一声：“成功了？”
　　高岩点头：“嗯。”
　　“没补一枪？”
　　高岩说他想过再补一枪，但被意外扑出来的那个女人拖延了时间，所以没补成。不过，他对于自己的枪法一向很自信，认为陈敬斋这回肯定已成枪下之鬼了。
　　高岩和杨应龙返回上海后，立刻就向临时行动委员会复命，报告已经完成了任务。委员会也已通过另外的途径获知陈敬斋确实已经遇刺身亡，所有人都出了一口恶气。
　　哪知才过了半年左右，有人竟然就在广州遇见了陈敬斋！得知消息后，众人皆是大惊，俱想：难道世上真有死后复活的实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陈敬斋当时挨了一枪后不过受了些轻伤，但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即使不挨枪也会倒地装死，以此来懵过刺客。而当时因为那个女人的打岔，所以高岩没有机会补上一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姘头可称得上是陈敬斋的“救命恩人”。
　　此后，陈敬斋不敢回景德镇，只能一直在两广地区转悠着混日子。直到抗战爆发才敢返回景德镇家乡。不过，他虽然躲过了刺客的子弹，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正义的制裁。邓演达牺牲几年后，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中华民主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又改名为农工民主党。解放后，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于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通报陈敬斋在景德镇的行踪。罗瑞卿电令江西省公安厅侦查陈的下落，并在景德镇将已改名为陈福林的陈敬斋逮捕归案。
　　1951年4月25日，北京市军事法庭开庭判决陈敬斋死刑。
　　这个可耻的叛徒，在作恶20年后，终未逃过人民的审判，受到了正义的制裁。
转载自《东方剑》，作者/魏迟婴

       1931年8月19日，中国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黄埔军校教育长、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总干事邓演达先生，在上海临时委员会干部训练班讲课时突然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捕探的袭击，不幸被捕。宋庆龄等著名爱国人士、国民党黄埔系众多将领等纷纷致电蒋介石进行营救,但蒋氏一意孤行,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消息传出，举国震惊。邓演达亲手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士更是悲愤填膺。于是，复仇之剑愤怒出鞘，直指出卖邓演达烈士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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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时分，冷风瑟瑟，大雨如注。城区北侧靠近城门处的德阳街上，空旷无人，四周惟有豆粒大的雨点砸落下来的单调的“刷刷”声响。由于电力供应不足，路灯光显得昏黄幽暗。风雨之中，一辆三轮车从城中心方向缓缓驶来。车夫重重地喘着粗气，将车停在小巷口，回身想要扶车上的客人下车。
　　客人理也不理车夫，径自掀开遮雨篷布，打开了一把绿骨红纸的油纸伞，慢条斯里地下了车。突然，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两只眼睛猝然睁大，警惕地环视着四周。“轰!”天空中一阵巨响，一道霹雳划过天际，路边的路灯仿佛受到什么刺激似的，闪了一闪熄灭了。几乎是在同时，客人猛的跳离原地蹿向小巷。就在他的身体快要进入小巷之际，天空中又是一道闪光，“轰”，一声枪响和着雷鸣同时响起，客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头上砸了一下一样，身体摇晃了一下便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他头上的那顶宽檐风帽骨碌碌地在泥水中转了几个圈，滚倒不动了。
　　车夫惊恐地盯着尸体：“钟先生，您怎么了？”
　　没有回音，只有不知情的雨滴还在冷漠地下着……
　　被车夫称为“钟先生”的男子的意外殒命迅速惊动了警察局，就连早已歇息的警察局头目也亲自从家中赶到现场，指挥勘查。此人之死何以引起轰动？那是因为他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坐地铁虎”丁旋璋的心腹。说起“坐地铁虎”，景德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这个角色。这人是景德镇一霸，黑白两道通吃，还是当地一贯道坛主，许多警察都是他的弟子。死者钟执虎系土匪出身，武艺高强，枪法百发百中，人称“赣北第一枪手”；生性残暴，多年作恶，血债累累。投靠丁旋璋后，深受丁的器重，担任保镖头目，助纣为虐，是名副其实的头号帮凶。不难理解，钟的突然被杀对于丁意味着什么，丁旋璋自然要替钟出头，而只要他一开口，警察局自然要予以特别重视。
　　但是，警方的侦查遇上了难题：天降大雨，凶案现场没有留下脚印等痕迹，而且车夫说在案发时除了风雨声外也没有听见其他任何声音，没看见任何人影，这该怎么查？众警察正议论纷纷时，刑警头目方曦鼎下令对案发地点周边地区进行仔细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刑警顶着大雨在泥水地里折腾多时后，终于在离尸体约3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枚手枪弹壳和一个揉作一团的“三五牌”空烟壳。雨夜之中能在30米外一枪就准确命中目标的凶手，这是一个枪法不亚于死者“赣北第一枪手”的神枪手！而景德镇当地没有“三五牌”香烟，可见得这个神枪手是从外地过来专门盯着钟执虎下手的。
　　那么，凶手为何要杀钟执虎呢？仇杀！方曦鼎在检查过钟执虎的遗体后如是判断。这是因为死者身上的财物如钱包、戒指、金表都没动过，由此可知凶手并不贪财。再加上死者生前做过土匪，结下的仇家不计其数，很有可能是出于复仇而干的。
　　勘查很快就结束了，正当刑警打算收队返回时，一辆人力车缓缓而至。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也不打伞，就这么径自向他们走来。
　　来人正是丁旋璋。丁旋璋冷目闪了闪，拱了拱手，说兄弟们辛苦了，执虎是本人弟兄，希望大家能尽快地把凶手逮住，以安我弟兄在天之灵。说着，他让跟班送上一封大洋，说是给兄弟们买夜宵吃的。
　　方曦鼎见状，说丁爷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多谢！然后回身下令：马上全城搜查，好歹也要擒住刺客！
　　当时的景德镇，面积并不大，但因为是著名的瓷器产地，所以旅馆、客栈比较多，此外能够过夜的地方还有澡堂、妓院和烟馆等，所以刑警们需要查找的地方也不少。一口气折腾了两个多钟头，眼见得已经快搜遍全城所有目标了，可是却毫无收获。一些刑警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做无用功，但方曦鼎还是坚持要搜查到底，也算对丁旋璋有个交代。最终，在经过了大半夜的忙碌后，精疲力竭的刑警们站在了这家名叫“辰吉”的客栈前，这也是全城最后一家未被搜过的目标了。方曦鼎面对着门口的灯笼，心头不知怎的忽地升起了一种莫名的预感：这儿有名堂？！
　　辰吉客栈位于景德镇城南土地庙边，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设施豪华，收费不菲，属于较高档次，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星级宾馆了。住在这儿的客人都比较斯文，按说是不会有杀人凶手的，但方曦鼎的心中就是有些不踏实，特别关照部下要小心留意后，他才跨进了大门。
　　账房先生听这班不速之客告知目的后，忙不迭地表示愿意积极配合。于是，方曦鼎首先仔细地翻看了旅客住宿登记簿，然后又询问茶役和账房先生有人深夜进出否？回答没有。方曦鼎于是就让部下挨房察看盘诘。
　　方曦鼎心中有数，让刑警特别留意靠近后院的几个房间，因为刺客如若真是下榻在这家客栈的，那么要想不惊动账房而悄然溜返，那就只有爬墙了。众刑警对此心领神会，自是仔细留意，但一一查下来却毫无疑点。方曦鼎在听到这个结果后，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了：难道这儿真的没有什么，是自己太过敏感了吗？好像不大可能。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领警探们再一次进行搜查。
　　当方曦鼎跨进后院最靠西面的那个房间时，他敏锐的双眼突然瞄到后窗口桌边的地面上残留着一摊水迹，心里不禁一动：案子发生时大雨倾盆，刺客返回时必然淋得浑身湿透，爬窗而入时难免要遗留水迹。湿衣服可以处理掉，但地面上的水迹一时却是无法消除的。顿时，怀疑的眼光向房中两位三十来岁的客人射去。
　　方曦鼎紧紧地盯着两人的脸询问他们的来历，两人十分镇定地回答说是上海来的瓷器商人。方曦鼎不露声色地又盘问瓷器的品种与市场行情，两人还是对答如流。方曦鼎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突然一挥手下令手下的刑警进行搜查，同时仔细地观察两人的表情，但他们仍旧是一脸的坦然，毫无惊惶。不难想象，这个房间几乎是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毫无收获。
　　方曦鼎似乎漫不经心地指着那摊水迹问：“二位，这是怎么一回事？”
　　两位客人望着他，一脸的茫然。方曦鼎没有吭声，还是紧紧地盯着他们。
　　这时，一位客人恍然，转身从床边拿出一个热水瓶，指了指热水瓶道：“那是因为这个热水瓶有问题，一倒水就会漏出来。”见方曦鼎仿佛有些不信的样子，他还特地拿了一只杯子做示范，果然如他所言，只要一倒水，热水瓶的底部就会漏出水来，滴滴答答地滴到地上，让那摊水迹又扩大了。
　　方曦鼎见状，心下有些动摇，但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又略微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后，向两位客人点点头，带领手下离开了。
　　如果方曦鼎要是知道真相的话，这位名探的肠子大概会悔出血来！
　　
　　2
　　方曦鼎的分析没错，他的调查方式也没错，可是，结论下得有问题。也许他即使绞尽脑汁都想不到，这起凶案并不是仇杀，而是一次误杀。辰吉客栈中的两位商人就是该案的作案者，只不过他们想杀的不是钟执虎，而是陈敬斋。
　　这个陈敬斋又是何方人士？刺客的枪口为何要对准他呢？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生长于景德镇。1925年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陈敬斋担任工人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共产党，在1928年5月经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王忱心介绍加入第三党，从事地下工作。但不久后就因其自由散漫，受不了组织纪律约束而被停职检查。1931年7月，蒋介石悬赏20万大洋缉拿邓演达。陈敬斋思财起意，化名“钟春岑”密告邓的行踪，并于8月上旬，乘邓演达为训练班讲课之际勾结特务机关将其出卖。事后，因其已无利用价值，被国民党高层仅用区区几千元就打发了。他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勾当，也不敢声张，灰溜溜地逃回了景德镇老家。
邓演达牺牲后，举国震惊。而就在此时，宋庆龄秘密派人给临时行动委员会捎来一份密件。这份密件是由一位革命志士冒死从监狱中带出来的。密件中有邓演达对此事发生原因的分析，他认为，愚园坊这个地方从未暴露过，来开会的人又是临时约集的，事先都不知道，捕探何以来得如此之快？而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漏网，就是陈敬斋。
　　临时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重视，立即对陈敬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通过内线收集线索，最终确认陈敬斋是叛徒，决定对其严惩！随后，他们立刻联系上了高岩与杨应龙，希望他们秘密制裁陈敬斋。
　　高岩，天津人，系军人出身，使得一手快枪，百发百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神枪手。他为人仗义，性格刚烈，且与委员会内部多名干部交好。杨应龙，上海民间义士，曾受人之托秘密制裁过数名恶霸，其为人具有强烈正义感，善于谋划，与高岩是多年挚友。
　　高岩和杨应龙接受使命后，悄然来到景德镇。一打听，却并无陈敬斋的任何信息。
　　原来，陈敬斋作贼心虚，有一种下意识的防范心理，故意使自己的平时行动显得没有规律可循，有时整天在外转悠，有时却数日不出门，而当有人登门拜访时，才发现家中没他这个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这，给高、杨的制裁行动造成了若干麻烦。
　　于是，只好动用临时行动委员会给他们的一个“在行动中遇到困难时可向其求助”的内线关系了。这个内线名叫姜义雷，是棺材铺老板，也是当地的帮会中人，据说具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姜义雷在知晓了高、杨两人的来意后，向两人要了他们现在住宿的地址，许诺第二天回答他们。
　　第二天，姜义雷果然如约而至，带来了有关陈敬斋行踪的情报：陈确在景德镇蛰居，但还不甘寂寞，最近看上了“定如意酒馆”老板的寡妹，经常在傍晚营业高峰过后悄悄前往喝酒，这样他可以逗留较长时间，以便和那个寡妇进行接触。
　　高、杨自是大喜，当即前往酒馆踩点。原本他们以为只需掌握了具体时间、地点，动手时就不会有什么纰漏了，可谁知在酒馆一打探，才发现这儿并不适合下手。原来这家酒馆的老板是一名退伍军官，在当地颇有势力，交际圈广，为人仗义，因此和各方朋友交好。每天晚上总有军警、帮会成员、当地的官员或者一些地痞流氓来照顾生意，顺便请求帮忙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主儿都不是省油的灯，而且通常腰间总是揣着家伙，因此，两人不敢在这儿动手，否则只怕会吃不了兜着走，把自己给折进去。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另谋策略，最终决定在陈敬斋出酒馆后进行跟踪，然后在半路上伺机下手。因为陈敬斋的住所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也只能出此下策，这样，至少在动手后能全身而退。
　　计划定下后，高岩和杨应龙在“定如意酒馆”对面的旅馆内又租了一间房，以用来监视对面酒馆大门。谁想他们明明看见陈敬斋进门的，可连续等候了两个晚上都没有见到他出来。难道这小子就睡在里面了？第三天晚上，杨应龙思索了好一会儿，果断地决定，离开旅店，到酒馆后门去等待。
　　果然，不出所料，两人在后门没等多久就看见陈敬斋身穿一件肩膀位置各有一枚黑色玫瑰花图案标记的米黄色风衣，头戴一顶同样款式的帽子，冒雨急匆匆地进了酒馆，老板那寡妹迎上前来替他把风衣、帽子脱下后挂在一边，向里走去。高、杨互使眼色，各自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酒馆后门，随时准备跟踪。
　　接近午夜时分，天上的雨突然下大了。两人看见一条身穿那件肩膀有黑色玫瑰花图案的米黄色风衣、头戴同样款式帽子的黑影鬼鬼祟祟地溜出了门，招了一辆人力车往北门方向而去。虽然灯光昏暗，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那身款式奇特的风衣在这地儿可是独一无二的，那米黄色在黑夜中显得格外显眼，所以高岩和杨应龙毫不犹豫地骑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两辆自行车，悄然尾随。
　　行不多久，那辆人力车来到了德阳街，这是一段笔直的道路。杨应龙对高岩做了一个手势，高岩会意地超了车，快速地向前来到一条小巷内，然后拔出左轮，准备在人力车经过时开枪。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高岩在巷内静静地等待着，却不想那个人居然就在巷口下了车，还似乎颇为警觉的样子。高岩生怕夜长梦多，当下便立刻瞄准了扣动扳机，一枪就撂倒了那人。随后，他立马会合了杨应龙，赶回了客栈，处理掉湿衣服。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的方案严格进行的，所以应该说没有破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放倒的那个主儿居然不是陈敬斋，而是钟执虎！
　　事后得知，原因出在那件风衣上。陈敬斋的这件风衣是从上海带来的英国货，恰恰被也来酒馆喝酒的地头蛇钟执虎看上了，盯着赞不绝口。陈敬斋为了讨好他，便把配套的帽子连同风衣一同奉送给了对方。钟执虎得意洋洋地穿着那套行头，一头扎进酒馆后门外黑咕隆冬的雨幕中，高、杨两人看不清他的脸，却是认得那件风衣的，于是就这样搞错了行动对象。
　　高岩和杨应龙直到方曦鼎一伙人离开后，才听客栈茶役说被杀的人是钟执虎，这叫他们无比沮丧。陈敬斋本人一定已经被惊动了，再次刺杀也变得更为困难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决定：继续行动！
　　
　　3
　　高岩和杨应龙所料之事果然不错，陈敬斋已从风衣上猜出自己才是被行刺目标，顿时吓得惶惶不安。他想和警察局联系以寻求保护，但又害怕自己叛卖邓演达之事被当地人得知后会不利于自己。他之前一直将此事保密，就是因为担心当地军警头目里有邓演达的老部下，到时会红着眼上门来寻仇。
　　既然警察局这条路子走不通，那便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住到警察局或者保安团内部去，但这是不可能的。陈敬斋只得退而求其次，马上悄悄托人物色房子，希望能买下靠近这地方的屋子，住到那儿去。但是很可惜，两处附近都没有空房。不得已，陈敬斋只能再退一步，在保安团柏团长家隔壁花了大价钱租了一间房。
　　租到房子后，陈敬斋马上单身搬了进去，并关照家人万一有人问起他的下落，就说他去广州了，一时不会返回。做完这些事后，他的心里才算踏实了点儿。
　　高岩和杨应龙对于陈敬斋转移住所并不知道，他们认为只需找到陈家住宅就可以了。于是两人找到姜义雷，希望他再次帮助打听一下。姜义雷满口答应，没费多大工夫就把这事儿办成了。高岩于是便去打探消息，经过陈敬斋家门口时假装在对面烟纸店买烟，正当他想向老板娘打听有关陈敬斋的情况时，对面陈宅前突然来了个邮差，大声地叫陈敬斋出来盖章，说是有他的汇款单。高岩暗自留意，见从陈宅里出来一个女人，嗓门很响地嚷嚷说陈敬斋到广州谋生去了，图章不知放在何处，问邮差用其他人的图章代替可以吗？
　　这下糟了！高岩一个激灵，后来那个女人又说了些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马上赶回了客栈。回去后把情况对杨应龙一说，后者沉思片刻，直觉地认为这事儿有问题。两人议了议，决定还是请姜义雷帮忙打听。
　　通过警局朋友打听到，送风衣给钟执虎的陈敬斋，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变换住所，成了保安团柏团长的邻居。
　　次日上午，杨应龙前往察看地形。保安团柏团长家位于一个十字路口边上，旁边坐落着一处破旧的院落，这本是清朝一个官员的宅园，后来因为家道衰亡，他的后人已无力维护，不得不把它出租出去。陈敬斋就住在这处院落的某一间房中。
　　杨应龙推开大门，迈步而入。大门里面是一个院子，穿过院子是一些错落有致的屋子，估计陈敬斋就住在其中的某一间内。杨应龙在院里转了转，见有一小孩玩耍，便上前，故意打听这儿前两天是不是搬来了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小孩摇头说没有。杨应龙做出一种诧异的表情，说你们这儿不是刚搬来一个人么？小孩回身指了指最靠近隔壁柏团长家的那间屋子，说这儿前天是刚搬来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叔叔，不是什么姓张的女老师。
杨应龙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又在院子里绕了个圈避开陈敬斋住所去后院看了看，心里对地形有了谱。
　　出到门外，又仔细观察了柏公馆。公馆大门和旁边陈敬斋下榻的那个院落大门都正对前街，柏公馆大门内有一耳房，内有保镖、团丁日夜值守，可以想象，如果隔壁院内发生枪案，他们肯定会迅即作出反应。
　　杨应龙离开现场时已是中午时分，见柏团长正好从团部回家用餐，七八个保镖前呼后拥。
　　杨应龙心里一动，便快步前往邮局。到了邮局后，他故意打了个电话到保安团部，自称是柏团长的朋友，口气很大地指名道姓要柏接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小心地说柏团长回家吃饭了，饭后要休息到两点半过后才来团部上班。杨应龙装作很遗憾的样子，在要了柏的宅电后挂了电话。
　　回到客栈后，杨应龙将上述情况告诉了高岩，两人据此密议行动方案：鉴于柏团长去团部时带走了全部保镖，只留两个团丁在公馆值守，所以这段时间是最适宜下手的。枪声响后，如那两个团丁不知好歹过来送死，那也只好成全他们了，故决定就在次日上午行动。
　　次日上午9点，杨应龙、高岩离开客栈，经过邮局时，杨应龙特意入内挂了个电话到柏公馆，得知柏团长已经去团部了，于是两人放心前往。
　　两人进了院落后，杨应龙站在院门内留意外面动静，高岩则拔出左轮直扑陈敬斋的住处。
　　陈敬斋因为担惊受怕，天天晚上都失眠，总要捱到后半夜才勉强入睡。此时，他才刚刚起床，正在漱洗。高岩一脚踩在门槛上，一瞄，见厨房内有一个家伙正在刷牙，便低喝了一声：“陈敬斋！”陈敬斋闻声下意识地“嗯”了一声，转脸察看。高岩撩手“啪”的就是一枪，陈敬斋应声栽倒在地上。
　　几乎是同时，猝然间一声磔磔刺耳的尖叫令以为只有陈敬斋一人在这里的高岩蓦地一惊，跟着从里屋冲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疯子似的冲他扑来。高岩在侧身闪开的同时，头脑里掠过一个判断：这是陈敬斋的姘头！正待一脚踢上去时，外面倏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他不禁一个激灵：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这情况对高岩的行动颇有点不利，原来，就在杨应龙往柏公馆打了电话后，有一位来自赣州的客人去保安团部登门造访。这位客人，是柏团长的老朋友，也是江西官场上一位颇兜得转的人物。两人见面，自有一份亲热，对方提出要去柏公馆品尝其夫人的厨艺，柏团长自然不敢怠慢，急电家人速速准备。
　　说话间，就在高岩冲陈敬斋下手时，那边柏团长已经带着贵客回公馆了。他们还没进门时，就听见隔壁院内传来了枪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保镖头目意识到不对头，不等柏团长下令，马上吆喝着命手下保镖去现场查看。几个保镖急匆匆地往隔壁院门扑去，其中一位不知怎的还让手里的枪走了火。
　　在院门内望风的杨应龙见势不妙，立刻往陈敬斋住所这边奔，急叫快撤。高岩便知发生了意外，一掌推开了还想朝他扑来的陈敬斋姘头，退后两步回身正见杨应龙跑到跟前，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拔腿就奔。拐过屋角，顺着院墙一阵急奔，来到后院门前。这时，保镖们发现情况不对，鸣枪吆喝着追了过来，高岩飞起一脚踹开后门，两人出门，飞快地出了小巷，拐上大街，几个拐弯就不见了影子。
　　等到柏团长亲自打电话通知警察局让来人过来处置时，高岩和杨应龙已经出了城门，安然撤退。直到这时，杨应龙才想到问一声：“成功了？”
　　高岩点头：“嗯。”
　　“没补一枪？”
　　高岩说他想过再补一枪，但被意外扑出来的那个女人拖延了时间，所以没补成。不过，他对于自己的枪法一向很自信，认为陈敬斋这回肯定已成枪下之鬼了。
　　高岩和杨应龙返回上海后，立刻就向临时行动委员会复命，报告已经完成了任务。委员会也已通过另外的途径获知陈敬斋确实已经遇刺身亡，所有人都出了一口恶气。
　　哪知才过了半年左右，有人竟然就在广州遇见了陈敬斋！得知消息后，众人皆是大惊，俱想：难道世上真有死后复活的实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陈敬斋当时挨了一枪后不过受了些轻伤，但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即使不挨枪也会倒地装死，以此来懵过刺客。而当时因为那个女人的打岔，所以高岩没有机会补上一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姘头可称得上是陈敬斋的“救命恩人”。
　　此后，陈敬斋不敢回景德镇，只能一直在两广地区转悠着混日子。直到抗战爆发才敢返回景德镇家乡。不过，他虽然躲过了刺客的子弹，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正义的制裁。邓演达牺牲几年后，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中华民主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又改名为农工民主党。解放后，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于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通报陈敬斋在景德镇的行踪。罗瑞卿电令江西省公安厅侦查陈的下落，并在景德镇将已改名为陈福林的陈敬斋逮捕归案。
　　1951年4月25日，北京市军事法庭开庭判决陈敬斋死刑。
　　这个可耻的叛徒，在作恶20年后，终未逃过人民的审判，受到了正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