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剑系列 -- 张作霖密札失窃案

转载自《东方剑》，作者/孙沉

一
　　1927年6月1日深夜。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其位于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路西原清朝顺承郡王府的大帅府里，秘密向住在天津的奉军将领李明盟写了一封密札。
　　张作霖亲自动手把那封两张纸的信件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细细封好，又在信封两头封了火漆，其保密规格无异于军队的一份最高等级的作战命令。然后，召来副官顾铭锷：“本帅这里有一封密札，你给我立即动身，亲自送到天津去，面交李明盟将军。这封信札非常重要，万勿丢失！记住，人在信在！如果丢失，提头来见！”
　　“是！”
　　顾铭锷当晚宿于大帅府的值班房里。次日早上，顾铭锷化装成商人，由大帅府汽车班派了辆汽车把他送到前门火车站。他把密札放在一个黑色皮包里，皮包的拎襻就抓在手里。如此上了火车，顾铭锷看看四下里，旅客不算多，座位还有空的。他不想让其他旅客待在旁边，生怕碍事，于是就独占了一个座位。不曾想到刚刚坐下，就有一个穿着一套白色细帆布西装的瘦高个男子过来要坐在他的旁边。顾铭锷不允，两人遂发生了争吵，直到顾铭锷拉开皮包，抽出手枪，推弹上膛，枪口直指对方胸口了，才算把他吓走。顾铭锷收起手枪，突然想起刚才取枪后没顾得上拉上拉链，那个信封可能已经被围观者落了眼。这封信的外面已经被他另外套上了一个普通白信封，因此看上去也许容易被人疑为“内装钞票”，说不定就会起占有之心。为防万一，顾铭锷便重新打开皮包，把信封拿出来，放进了衣袋。
　　从北京到天津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这段时间里，顾铭锷独坐一个三人座位，把那个装着手枪的皮包放在靠车窗的一侧，双手抱在胸前，正好卡住一侧装密札的口袋，闭目养神。一路无话，火车于上午11时许抵达天津。顾铭锷松了一口气，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站起来，和其他旅客一起下了车。步出车站，随手招来一辆人力车，让去李明盟将军在文庙附近的住所。
　　顾铭锷到了李公馆，顺利见到了李明盟。
　　李明盟问：“大帅有什么钧命下达？”
　　“大帅让我交给李将军一封信。”顾铭锷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路上一直不时隔着衣衫摸一摸在不在的那封信札。不料，刚摸出来，脸色就猝然而变；跟着，他的身躯就不由自主地微微摇晃起来。
　　李明盟见之大奇：“怎么啦？顾副官，你怎么啦？”
　　顾铭锷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手里的“信封”落在地下，人也随之马失前蹄般软瘫下来，人事不省了。
　　这个“信封”，已经变成了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
　　李明盟唤来下人，让把顾铭锷扶到沙发上，亲自动手掐人中、揪耳垂……
　　两分钟后，顾铭锷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便失声哭泣起来。
　　李明盟说：“你莫哭，先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顾铭锷抽泣道：“这封信是我的性命。大帅说了，信在我的脑袋也在，信丢了，就提头去见他！”言毕，又是嚎啕。
　　李明盟闻之，脸色凝重起来，他意识到这封信札肯定极其重要，否则张作霖不可能派一个副官作为信差送信，也不可能对顾铭锷说出这番话语。他想了想，便进了书房，叫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直接打进了张作霖的办公室，报告了此事。
　　张作霖闻言大惊，足足有三分钟没有说话，最后骂道：“这个杀才！……明盟，你给我马上把顾铭锷看起来，我派人去你那里处置。这封信，无论如何要找回来的！”
　　
　　二
　　张作霖挂断电话后，立刻唤来值班副官，接连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即刻派卫士三人去天津将顾铭锷提解来京。二是通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即刻晋见。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雷恒成接到大帅府打去的电话后，匆匆赶来了。张作霖立刻接见，说了情况，然后下令：“这件事，你只许办好，不许办砸！务必要把密札找回，把案犯给老子拿下！”
　　雷恒成立正：“遵命！”
　　“办案时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什么都成！”
　　雷恒成接受命令后，先组建了专案侦查组。当晚９时，顾铭锷被张作霖的三名卫士从天津押回北京。由于密札的关系，他没有被关押到京师警察厅，而是径直押往军法处看守所。雷恒成带着手下一个侦探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双方见面就谈起了密札失窃的经过。顾铭锷已经被这件事弄得失魂落魄，说话也不大连贯了，断断续续说了一阵，雷恒成终于弄清了他一路上的经过情况。
　　雷恒成返回警察厅后，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他介绍了从顾铭锷那里获得的全部情况，众侦探便开始讨论，其内容汇总起来有以下几点──
　　在前门车站开车前与顾铭锷发生冲突的那个瘦子甚为可疑，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行为，才导致顾铭锷亮出了手枪，也暴露了密札；
　　但是，不排除顾铭锷在取手枪时被人发现密札后盯上作案的可能性，这就与瘦子无关了；
　　密札多半是在列车抵达天津后，顾铭锷下车时被人窃走的；
　　扒手窃去了密札而又在失主的口袋里放进了与密札厚度相差无几的报纸，这个行为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两点：为蒙蔽失主，以防当场被发现后不便脱身；显露扒窃技艺，故意制造这类惊人案件以树立名头。这一手需要极高的本领，而一般说来具备这样本领的扒手通常是不愁无法脱身的，因此似乎后一种可能性为大。
　　代替密札放在顾铭锷口袋里的是北京的一份小报《京都新闻》，只有半张，是三天前的，现在还看不出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雷恒成根据案情分析会议的讨论，决定侦查工作分以下几步同时进行：1.找到在火车上与顾铭锷争吵的那个瘦子；2.向前门车站那里的地痞头了解最近在那一带活动的扒手的情况；3.在北京全城打听最近是否有外来的扒手或者本地新冒出来的扒手；4.去《京都新闻》了解该报发行情况。
　　这些工作由８名侦探去做，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雷恒成于是就另外又调了４个侦探一起参与侦查。
　　由于这个案子的紧迫性，侦查工作于当天深夜就开始进行了。12名侦探被雷恒成赶上了街头，让他们各显神通去完成预定的分工。两小时后，去《京都新闻》调查情况的两名侦探回来了，向雷恒成汇报了调查结果：该报发行量2.2万份，全部在北京发行，都是交给报童沿街叫卖的；前门火车站是该报的销售重点，一天可销出大约500份。
　　雷恒成据此作出判断：放进顾铭锷口袋里的那份报纸（是半份）是在北京买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在前门火车站购得的，但是这与目前的侦查工作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接着，负责进行第三项调查的侦探也回来了，向雷恒成汇报说没有听说过北京冒出了新的扒手，也没有听说外地有本领非凡的扒手进入北京作案。
　　进行第一、二项调查的侦探直到次日清晨方才返回，和前门的地痞头谈下来却无什么收获，那个瘦子的下落倒是打听到了：此人姓孔，名升，是北京“必大成绸缎行”的小开，因不务正业，吃喝赌嫖样样精通，而被其父赶出家门，现在干脆和一伙地痞光棍混在一处，靠偷诈抢骗过日子。
　　雷恒成对孔升产生了兴趣，当下让人把孔升揪了来。孔升承认他于6月2日在火车上跟顾铭锷发生过争执，但没有不良动机，只不过想耍耍威风而已。雷恒成于是问他那天到何处去了，在干些什么？孔升支支吾吾作了交代：他那天去通州跟几个朋友聚赌了。
　　当时张作霖严令禁赌，但雷恒成对捉赌徒没有兴趣，不过因为要查案情，还是派了几个警察分头把孔升的那几个赌友抓来了，分别一讯问，口供是一致的，证实孔升那天确实去了通州跟他们一起赌博了。再把他们所居地段的甲长传来，一一了解，知道这些家伙虽然是坏料，但于扒窃却是外行，于是嫌疑算是解除了。但人既然进来了，那就不能白白放了，就送往所在地段的警察分局去关押了。
　　这样一来，线索就断了。这时，张作霖让人来电催问案子查得怎么样。雷恒成如实一说，被责怪了几句。雷恒成正没奈何处，一个侦探却领着前门那个地痞头“包打天”来了，说有要事禀报。
“包打天”昨晚由侦探请客喝了半宿老酒，因为未能提供线索，觉得过意不去，回到家里后难以入睡，只是苦思。弄得他老婆大觉惊奇，一问之下，忍不住笑了，说这个案子连她也估摸得到是谁作的了——
　　６天前，“包打天”师兄的小舅子任生春从保定赶来北京，顺便来看“包打天”。任生春拿出了一枚金戒指、一条金项链，说是送给“包打天”夫妇的礼物。次日，任生春在前门“小阳春饭店”回请“包打天”夫妇时，酒喝得多了些，再次谈及这个话题时，说得详细了，原来他专门干车窃营生，就在车站和火车上扒窃旅客的钱物，收益颇好。因此，“包打天”的老婆怀疑这案子是那小子所作。
　　当下，“包打天”经老婆这么一提醒，寻思这主儿倒是可疑。于是，“包打天”便来向雷恒成报告，但他提出一个条件：他要任生春交出赃物，人，不予追究。雷恒成表示同意。“包打天”于是马上去找任生春，半小时后他给雷恒成打了一个电话：任生春承认确在６月２日上午的那班火车上作过三起扒窃案，一直作到天津火车站，然后坐原车返回北京；所窃得的赃物中，有一封信，但他不识字，因此连拆也没拆，还扔在其临时住处。
　　雷恒成闻讯，真是喜从天降，马上说：“你即刻把信件原封不动拿来！”
　　
　　三
　　“包打天”送来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外面没有写字，已经被撕开了。雷恒成以手撑开信封看了看，里面是一叠折起的笺纸，依稀可见从里侧透过来的墨迹，显然确是一封信。雷恒成知道这封信的绝密程度，不敢怠慢，随即叫人取来一个印着“京师警察厅”字样的大信封，装了进去，封好，又在两头封口处都盖上了侦缉处的印鉴。雷恒成又写了一份情况经过，然后派人连同信封专门送往大帅府。
　　雷恒成坐等大帅府的电话，满心以为会得到张作霖的奖赏。一会儿，电话便是等来了，却挨了一顿恶骂！原来，雷恒成让送往大帅府的这封信札，并不是那封密札，而是一封平常的家信！
　　雷恒成从这时开始意识到侦缉处的差使是“侦查”和“缉拿”，他于后者是内行，但于前者却是外行，甚至还没入门哩。要想完成张作霖的这一特殊任务，看来得要找一个擅长搞侦查的人。雷恒成把侦缉处的人一个个过筛子似的在头脑里过了一遍，最后选中了一个叫彭勃的老头。这个彭勃，已经年近六旬了，据说是小偷出身，后来不知怎么改行当了清朝的第一批警察，而且竟然修成了正果，在破案尤其是破盗窃案件方面颇有建树，曾经帮袁世凯的大儿子找回过被扒窃的金表。现在，雷恒成要想侦破张作霖密札案，想来想去只有请彭勃出山了。
　　雷恒成开门见山一说，彭勃拍胸道：“处座还想得到我彭某，那没有话说的了，我一定把这个案子拿下来！”
　　彭勃立马着手了解情况，听明案情介绍后，他马上断言道：“这件事是在天津做的！先跟天津方面联系，看看那边最近是否发生过同类案件？如果有的，就在那里──天津火车站──守伏，发现扒手先逮起来再说！”
　　雷恒成采纳了彭勃的意见，命令彭勃带６名侦探去天津。
　　当晚，彭勃一行抵达天津，随即去拜访天津同行。了解下来，知道天津火车站一带最近的扒窃案件较多，于是就决定从次日开始守伏。守伏第一天，就有了收获，抓住了一个作案手法跟顾铭锷所遇到的那个扒手如出一辙的扒窃分子。
　　讯问当即进行，彭勃三言两语就弄清了扒手的底细：名叫金根根，天津人氏，父母已殁，原靠学徒为生，后因与老板发生了矛盾而被赶出，无奈之下就学着干起了扒窃。为防被警察发觉，他采取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隔三差五调换作案地方。这两天他在火车站作案，已经有了些收获。
　　彭勃对其感兴趣的自然远不止这点，他需要弄清楚的首要问题是：“你为什么掏了人的钱又要把一叠废纸放进人家的口袋里？”
　　扒手的回答颇出乎意外：“那是我想练练本事哎。”
　　“练练本事？怎么练法？”
　　扒手于是告诉彭勃，他听师傅诸葛清说，最近京津地区的扒手中流传说江湖上冒出了一个高人，扒拿别人的钱物就像在自己的口袋里取东西一样方便，更绝的是在取东西的同时他还可以把另一样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对方的同一个口袋。据说，现在京津两地的扒手中已经有人在练这门绝技了。他很想练成这样一门本领，于是就着手试试，今天还是第一次。
　　彭勃马上产生了一个念头：京津地区最近肯定出现了一个扒窃高手，否则此说从何而起？而且，这个高手已经在开始这样做了，也许张大帅的密札就是此人偷的也说不定。想着，彭勃问道：“那个高人姓什么叫什么？”
　　金根根：“姓什么叫什么我不清楚，诸葛清也没说，他只说那个高人在江湖上有个诨号叫‘圣手章’。”
　　“圣手章？！”彭勃大吃一惊，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退。
　　彭勃作为一名老侦探，是听说过“圣手章”的大名的。据说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东北锦州人，幼年拜得名师习练扒窃技艺，数年后已经练得一手奇绝本领，他可以掏人内衣口袋中的物品，也能双手同时分掏两个人的口袋，同时又把另一样东西放进原口袋。后来，“圣手章”为了替人出气偷了袁世凯姨太太的首饰，袁世凯盛怒之下严令缉拿，“圣手章”之后就失踪了。江湖上传说他已经被袁世凯害了，又说是黑道上的冤家乘机下手报仇，反正江湖上再也不见“圣手章”其人了。渐渐地，人们也就把“圣手章”淡忘了。没想到，现在“圣手章”竟然突然冒了出来！
　　彭勃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以他这样一个资深侦探的能量，要想对付“圣手章”那样一个扒窃高手，是很难得胜的。况且，这个“圣手章”成名三十多年以来，还从未有过失风落网的记录。如果这次的密札失窃案件是“圣手章”跟警方叫板的开头，那从此以后京津两地的警方就甭想过太平日子了！
　　不过，彭勃也考虑到了另一点：从获取线索的角色而言，他此番算是获得一点线索了，至少可以把“密札案”跟“圣手章”联系起来考虑了；接下来，只要把调查触角伸向“圣手章”，离破案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当然，以彭勃多年的经验，要想抓住“圣手章”多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追回密札的可能性倒是非常大的。
　　于是，彭勃决定先把金根根的师傅诸葛清擒下。彭勃派了三个侦探暗暗监视金根根，终日在天津火车站附近转悠。一连转了三天，终于候到了诸葛清，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弄进了局子。
　　诸葛清不是在作案时被捕的，他自然要对北京警方的这一行为产生对抗情绪。彭勃也不含糊，跟他开门见山讲清楚：有事需要他提供线索，如果肯配合的，放人，作兴还可以拿到赏金；如果不肯配合，那就干脆栽赃关他！
　　诸葛清听了，便问需要提供什么线索。彭勃一说，他马上表示愿意配合，但他并不认识“圣手章”，只知道其年岁在四十六七岁左右，身高大约五尺七寸，面黄无须，听说喜欢穿长衫，有时戴一顶礼帽。
　　彭勃问“圣手章”一般在哪里活动。诸葛清答称不清楚，因为他对于“圣手章”其人仅是听传闻而已，以他本人估计可能在天津活动的时间居多，当然北京也是要去的。
　　彭勃于是就吩咐随他去天津的那几个侦探在天津待命，他则返回北京去向雷恒成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四
　　雷恒成听说情况后，喜逐颜开。他和彭勃研究下来，决定兵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在天津查，一路在北京查。天津那路仍由彭勃负责，北京那路则由雷恒成亲自抓。
　　彭勃连夜再赴天津，次日在下榻的旅馆举行了一个会议，宣布了雷恒成的决定，对侦缉“圣手章”的步骤进行了安排，然后立刻分头出去访查。
　　彭勃几个一连辛劳了三天，竟然一点线索也没有摸到。众侦探正犯愁间，从北京传来消息：“圣手章”已经在北京落网！
　　彭勃一听，寻思这真叫“天助我也”，总算可以摆脱这个苦差使了，一个电话打到京师警察厅，雷恒成说“圣手章”确实已经被抓，现正在审讯之中，让彭勃一行返回北京休息。“圣手章”是怎么被抓的呢？这话头得从北京那条线的侦查上说起──
　　雷恒成从彭勃那里得到“圣手章”的线索后，当即召集侦缉处的几个老侦探开会，说了情况，分派任务，要他们各显神通，把劲使上，谁逮住“圣手章”谁就能拿到赏金800元，还可以升级提职。
　　众侦探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纷纷各显神通，一个个四处奔走，钻天打洞地查摸线索。其中有一个侦探名叫黄兴山的在访查中找了一个姓明的原是东北黑道中人的老头。黄兴山从他所掌握的“眼线”那里无意间得到了明老头的情况，寻思那老爷子以前是东北黑道上的成名人物，而“圣手章”也是黑道上的成名人物，会不会知晓“圣手章”的情况？于是就携了一份重礼前往访问。明老头收了礼物，对于黄兴山的问题没有拒绝，只是说警方是没法抓到“圣手章”的。
　　黄兴山问：“这是为什么？还望老爷子指点一二。”
　　明老头说：“‘圣手章’其人特别机警，又有一项道上人物中通常难以做到的秉性──不贪，他不贪钱财，作案往往是恰到好处，有一点也就是了；不贪女色，没娶妻室，只在江湖上有一两个相好；也不贪名声，宁可埋头隐身，不计较别人对他的任何议论。你想，像这样的黑道人物，要想抓他实在是极难极难的。”
　　黄兴山点头赞同，心里对是否能逮住“圣手章”也产生了一层疑虑。稍停，他又问：“老爷子是见过‘圣手章’的，他是怎么一副模样，还望老爷子给在下说说。”
　　明老头想了想，说：“10年前，东北黑道上的二十来名成名人物在奉天聚会，曾经拍过一张合影，我去找找还在不在。”
　　黄兴山大喜，寻思如果明老头的那张照片还在的话，那真个叫“天助我也”了。当下连忙拱手称谢，央求明老头赶快找一找。
　　明老头在他的小店铺里找了许久，最后总算寻得一张已经被老鼠啃去了一半的合影。黄兴山一看，一颗心就悬了起来，暗忖此事十有八九不大牢靠了。那明老头戴上了老花镜，对着残照看了片刻，突然指着一张只剩下半个脖颈一张脸的人说：“这就是‘圣手章’！”
　　黄兴山一看，那是一张不胖不瘦、颏下无须、有着一双大眼睛的男子的脸，说不出他的明显特征，但是若是重新碰到那还是认得出来的。于是，他就开口向明老头商借这张照片，对方答应了，但再三要求为其保密。黄兴山自无二话，还许诺若是因此而破了案子，肯定要酬谢老爷子的。
　　黄兴山把照片交给了雷恒成。雷恒成命人去照相馆把“圣手章”的头像翻拍了24份，发给侦探，要他们照此访查。
　　由于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雷恒成临时又派了10名侦探一起参与。次日，一个姓丁的年轻侦探突然来向雷恒成报告，说他家胡同口的一个鞋匠看上去很像“圣手章”。
　　雷恒成说：“别胡扯！”
　　丁某说：“不敢向处座瞎说。处座如若有疑，可以亲自去察看。”
　　雷恒成听他这样说，寻思这事别真是有点巧，于是就化装前往丁某家的胡同口去察看了。一看之下，真的觉得那个鞋匠极像“圣手章”！
　　雷恒成回到警察厅，丁某还在等着他，于是便向其打听那个鞋匠的情况。丁某说：“我也不清楚此人的底细，但在记忆中他在我两年前搬到那里去住时，就已经在胡同口摆摊了。”
　　当时，确有黑道中的一些人物以各种身份藏匿于民间的，和尚、尼姑、郎中、商人、小摊、车夫，五花八门的都有。这些人平时以平民百姓的面貌出现，一年中偶尔作几次案，作的都是大案，作一次就可获得巨财。因此，现在雷恒成是相信这个鞋匠就是“圣手章”的。按照正规的做法，应当先请明老头来秘密辨认一番，获得认可后再采取措施，但雷恒成也不管这一套，心里只认为那就是“圣手章”，于是就下令去抓。
　　6名侦探奉命行动，把那人连人带修鞋工具什么的一股脑儿给弄进了侦缉处。一问，对方说他姓章，雷恒成大喜，连说“着了”。“着了”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即刻去其住所搜查！
　　这一搜查，果真搜得几件被认为可以作为“赃物”的东西：一件是象牙镶白金边沿的鼻烟壶，一件是钻戒，另一件是一块瑞士金表。一个鞋匠，有这几件稀珍物品，原本就已可疑了，再加上有“圣手章”的嫌疑，于是，雷恒成就认定对方即是“圣手章”。
　　这样，彭勃一行就从天津撤了回来。
　　但是，被捕者却不承认他是“圣手章”，对被搜出的那三件“赃物”也有其来源说法，至于张大帅的密札一事，更是一问三不知。雷恒成恼怒之下，就下令用刑，不过也不敢过分，因为他考虑到案子破获后，如若张作霖心血来潮想着要见见作案者的话，总不见得把“圣手章”抬着去见。
　　那鞋匠也倔强，挨了刑罚也只是矢口否认是“圣手章”。这样，事情就僵在那里了。雷恒成为此而犯了愁，正在这时，张作霖那里又打来电话，命令侦缉处务必在两天之内破案，否则要雷恒成的好看。雷恒成寻思如此只好跟被捕者谈判了，只要他交出密札，侦缉处这边就放人，条件是要他从此不进北京城。
　　这时是中午时分，雷恒成主意打定，觉得饥肠辘辘，于是就叫上一个正好在眼前的侦探，两人一起出门去吃午饭。
　　雷恒成两人去了离侦缉处不远的一家小饭馆，这里是侦缉处的人常去用餐的处所，跑堂都认得他们，还没落座就已经迎过来招呼了，问二位要点些什么菜、什么酒。雷恒成因为一会儿还要去跟“圣手章”谈判，就说不喝酒了，点了三个菜、一个汤和一斤馍馍。饭菜片刻就上来了，雷恒成两人也真是饿透了，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叫声“掌柜的记在账上”，起身便走路。
　　回到侦缉处，雷恒成想换上正规的警官制服，然后去看守所。正脱衣服时，突然觉得口袋里似有异样，伸手进去一摸，触到一个信封，下意识地掏出来一看，目瞪口呆──竟是那封还未曾开拆的密札，两头张作霖亲手贴涂的火漆也还在！
　　雷恒成大喜之下不由得暗自心惊，寻思这“圣手章”也真是厉害，竟然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密札放进了他的口袋里了。
　　这回，雷恒成有把握了，立刻去大帅府。张作霖没接见雷恒成，只是让把密札拿进去给他过目。片刻，里面传出话来：大帅让雷处长先回去，破案之劳，自有犒赏。
　　雷恒成闻言大喜，知道这个案件算是交代过去了。他在返回侦缉处的路上，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想了想，寻思看来被捕的那个鞋匠不见得是“圣手章”，但此人肯定跟“圣手章”有着密切关系，送回密札一举显然是为了要侦缉处把此人释放。雷恒成知道这是江湖上的规矩，他这碗饭如若还想吃下去，那就要按照规矩办，于是他就决定把鞋匠释放了。
　　鞋匠释放后，没回原先的家，他在北京消失了。


转载自《东方剑》，作者/孙沉

一
　　1927年6月1日深夜。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其位于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路西原清朝顺承郡王府的大帅府里，秘密向住在天津的奉军将领李明盟写了一封密札。
　　张作霖亲自动手把那封两张纸的信件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细细封好，又在信封两头封了火漆，其保密规格无异于军队的一份最高等级的作战命令。然后，召来副官顾铭锷：“本帅这里有一封密札，你给我立即动身，亲自送到天津去，面交李明盟将军。这封信札非常重要，万勿丢失！记住，人在信在！如果丢失，提头来见！”
　　“是！”
　　顾铭锷当晚宿于大帅府的值班房里。次日早上，顾铭锷化装成商人，由大帅府汽车班派了辆汽车把他送到前门火车站。他把密札放在一个黑色皮包里，皮包的拎襻就抓在手里。如此上了火车，顾铭锷看看四下里，旅客不算多，座位还有空的。他不想让其他旅客待在旁边，生怕碍事，于是就独占了一个座位。不曾想到刚刚坐下，就有一个穿着一套白色细帆布西装的瘦高个男子过来要坐在他的旁边。顾铭锷不允，两人遂发生了争吵，直到顾铭锷拉开皮包，抽出手枪，推弹上膛，枪口直指对方胸口了，才算把他吓走。顾铭锷收起手枪，突然想起刚才取枪后没顾得上拉上拉链，那个信封可能已经被围观者落了眼。这封信的外面已经被他另外套上了一个普通白信封，因此看上去也许容易被人疑为“内装钞票”，说不定就会起占有之心。为防万一，顾铭锷便重新打开皮包，把信封拿出来，放进了衣袋。
　　从北京到天津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这段时间里，顾铭锷独坐一个三人座位，把那个装着手枪的皮包放在靠车窗的一侧，双手抱在胸前，正好卡住一侧装密札的口袋，闭目养神。一路无话，火车于上午11时许抵达天津。顾铭锷松了一口气，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站起来，和其他旅客一起下了车。步出车站，随手招来一辆人力车，让去李明盟将军在文庙附近的住所。
　　顾铭锷到了李公馆，顺利见到了李明盟。
　　李明盟问：“大帅有什么钧命下达？”
　　“大帅让我交给李将军一封信。”顾铭锷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路上一直不时隔着衣衫摸一摸在不在的那封信札。不料，刚摸出来，脸色就猝然而变；跟着，他的身躯就不由自主地微微摇晃起来。
　　李明盟见之大奇：“怎么啦？顾副官，你怎么啦？”
　　顾铭锷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手里的“信封”落在地下，人也随之马失前蹄般软瘫下来，人事不省了。
　　这个“信封”，已经变成了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
　　李明盟唤来下人，让把顾铭锷扶到沙发上，亲自动手掐人中、揪耳垂……
　　两分钟后，顾铭锷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便失声哭泣起来。
　　李明盟说：“你莫哭，先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顾铭锷抽泣道：“这封信是我的性命。大帅说了，信在我的脑袋也在，信丢了，就提头去见他！”言毕，又是嚎啕。
　　李明盟闻之，脸色凝重起来，他意识到这封信札肯定极其重要，否则张作霖不可能派一个副官作为信差送信，也不可能对顾铭锷说出这番话语。他想了想，便进了书房，叫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直接打进了张作霖的办公室，报告了此事。
　　张作霖闻言大惊，足足有三分钟没有说话，最后骂道：“这个杀才！……明盟，你给我马上把顾铭锷看起来，我派人去你那里处置。这封信，无论如何要找回来的！”
　　
　　二
　　张作霖挂断电话后，立刻唤来值班副官，接连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即刻派卫士三人去天津将顾铭锷提解来京。二是通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即刻晋见。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雷恒成接到大帅府打去的电话后，匆匆赶来了。张作霖立刻接见，说了情况，然后下令：“这件事，你只许办好，不许办砸！务必要把密札找回，把案犯给老子拿下！”
　　雷恒成立正：“遵命！”
　　“办案时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什么都成！”
　　雷恒成接受命令后，先组建了专案侦查组。当晚９时，顾铭锷被张作霖的三名卫士从天津押回北京。由于密札的关系，他没有被关押到京师警察厅，而是径直押往军法处看守所。雷恒成带着手下一个侦探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双方见面就谈起了密札失窃的经过。顾铭锷已经被这件事弄得失魂落魄，说话也不大连贯了，断断续续说了一阵，雷恒成终于弄清了他一路上的经过情况。
　　雷恒成返回警察厅后，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他介绍了从顾铭锷那里获得的全部情况，众侦探便开始讨论，其内容汇总起来有以下几点──
　　在前门车站开车前与顾铭锷发生冲突的那个瘦子甚为可疑，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行为，才导致顾铭锷亮出了手枪，也暴露了密札；
　　但是，不排除顾铭锷在取手枪时被人发现密札后盯上作案的可能性，这就与瘦子无关了；
　　密札多半是在列车抵达天津后，顾铭锷下车时被人窃走的；
　　扒手窃去了密札而又在失主的口袋里放进了与密札厚度相差无几的报纸，这个行为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两点：为蒙蔽失主，以防当场被发现后不便脱身；显露扒窃技艺，故意制造这类惊人案件以树立名头。这一手需要极高的本领，而一般说来具备这样本领的扒手通常是不愁无法脱身的，因此似乎后一种可能性为大。
　　代替密札放在顾铭锷口袋里的是北京的一份小报《京都新闻》，只有半张，是三天前的，现在还看不出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雷恒成根据案情分析会议的讨论，决定侦查工作分以下几步同时进行：1.找到在火车上与顾铭锷争吵的那个瘦子；2.向前门车站那里的地痞头了解最近在那一带活动的扒手的情况；3.在北京全城打听最近是否有外来的扒手或者本地新冒出来的扒手；4.去《京都新闻》了解该报发行情况。
　　这些工作由８名侦探去做，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雷恒成于是就另外又调了４个侦探一起参与侦查。
　　由于这个案子的紧迫性，侦查工作于当天深夜就开始进行了。12名侦探被雷恒成赶上了街头，让他们各显神通去完成预定的分工。两小时后，去《京都新闻》调查情况的两名侦探回来了，向雷恒成汇报了调查结果：该报发行量2.2万份，全部在北京发行，都是交给报童沿街叫卖的；前门火车站是该报的销售重点，一天可销出大约500份。
　　雷恒成据此作出判断：放进顾铭锷口袋里的那份报纸（是半份）是在北京买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在前门火车站购得的，但是这与目前的侦查工作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接着，负责进行第三项调查的侦探也回来了，向雷恒成汇报说没有听说过北京冒出了新的扒手，也没有听说外地有本领非凡的扒手进入北京作案。
　　进行第一、二项调查的侦探直到次日清晨方才返回，和前门的地痞头谈下来却无什么收获，那个瘦子的下落倒是打听到了：此人姓孔，名升，是北京“必大成绸缎行”的小开，因不务正业，吃喝赌嫖样样精通，而被其父赶出家门，现在干脆和一伙地痞光棍混在一处，靠偷诈抢骗过日子。
　　雷恒成对孔升产生了兴趣，当下让人把孔升揪了来。孔升承认他于6月2日在火车上跟顾铭锷发生过争执，但没有不良动机，只不过想耍耍威风而已。雷恒成于是问他那天到何处去了，在干些什么？孔升支支吾吾作了交代：他那天去通州跟几个朋友聚赌了。
　　当时张作霖严令禁赌，但雷恒成对捉赌徒没有兴趣，不过因为要查案情，还是派了几个警察分头把孔升的那几个赌友抓来了，分别一讯问，口供是一致的，证实孔升那天确实去了通州跟他们一起赌博了。再把他们所居地段的甲长传来，一一了解，知道这些家伙虽然是坏料，但于扒窃却是外行，于是嫌疑算是解除了。但人既然进来了，那就不能白白放了，就送往所在地段的警察分局去关押了。
　　这样一来，线索就断了。这时，张作霖让人来电催问案子查得怎么样。雷恒成如实一说，被责怪了几句。雷恒成正没奈何处，一个侦探却领着前门那个地痞头“包打天”来了，说有要事禀报。
“包打天”昨晚由侦探请客喝了半宿老酒，因为未能提供线索，觉得过意不去，回到家里后难以入睡，只是苦思。弄得他老婆大觉惊奇，一问之下，忍不住笑了，说这个案子连她也估摸得到是谁作的了——
　　６天前，“包打天”师兄的小舅子任生春从保定赶来北京，顺便来看“包打天”。任生春拿出了一枚金戒指、一条金项链，说是送给“包打天”夫妇的礼物。次日，任生春在前门“小阳春饭店”回请“包打天”夫妇时，酒喝得多了些，再次谈及这个话题时，说得详细了，原来他专门干车窃营生，就在车站和火车上扒窃旅客的钱物，收益颇好。因此，“包打天”的老婆怀疑这案子是那小子所作。
　　当下，“包打天”经老婆这么一提醒，寻思这主儿倒是可疑。于是，“包打天”便来向雷恒成报告，但他提出一个条件：他要任生春交出赃物，人，不予追究。雷恒成表示同意。“包打天”于是马上去找任生春，半小时后他给雷恒成打了一个电话：任生春承认确在６月２日上午的那班火车上作过三起扒窃案，一直作到天津火车站，然后坐原车返回北京；所窃得的赃物中，有一封信，但他不识字，因此连拆也没拆，还扔在其临时住处。
　　雷恒成闻讯，真是喜从天降，马上说：“你即刻把信件原封不动拿来！”
　　
　　三
　　“包打天”送来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外面没有写字，已经被撕开了。雷恒成以手撑开信封看了看，里面是一叠折起的笺纸，依稀可见从里侧透过来的墨迹，显然确是一封信。雷恒成知道这封信的绝密程度，不敢怠慢，随即叫人取来一个印着“京师警察厅”字样的大信封，装了进去，封好，又在两头封口处都盖上了侦缉处的印鉴。雷恒成又写了一份情况经过，然后派人连同信封专门送往大帅府。
　　雷恒成坐等大帅府的电话，满心以为会得到张作霖的奖赏。一会儿，电话便是等来了，却挨了一顿恶骂！原来，雷恒成让送往大帅府的这封信札，并不是那封密札，而是一封平常的家信！
　　雷恒成从这时开始意识到侦缉处的差使是“侦查”和“缉拿”，他于后者是内行，但于前者却是外行，甚至还没入门哩。要想完成张作霖的这一特殊任务，看来得要找一个擅长搞侦查的人。雷恒成把侦缉处的人一个个过筛子似的在头脑里过了一遍，最后选中了一个叫彭勃的老头。这个彭勃，已经年近六旬了，据说是小偷出身，后来不知怎么改行当了清朝的第一批警察，而且竟然修成了正果，在破案尤其是破盗窃案件方面颇有建树，曾经帮袁世凯的大儿子找回过被扒窃的金表。现在，雷恒成要想侦破张作霖密札案，想来想去只有请彭勃出山了。
　　雷恒成开门见山一说，彭勃拍胸道：“处座还想得到我彭某，那没有话说的了，我一定把这个案子拿下来！”
　　彭勃立马着手了解情况，听明案情介绍后，他马上断言道：“这件事是在天津做的！先跟天津方面联系，看看那边最近是否发生过同类案件？如果有的，就在那里──天津火车站──守伏，发现扒手先逮起来再说！”
　　雷恒成采纳了彭勃的意见，命令彭勃带６名侦探去天津。
　　当晚，彭勃一行抵达天津，随即去拜访天津同行。了解下来，知道天津火车站一带最近的扒窃案件较多，于是就决定从次日开始守伏。守伏第一天，就有了收获，抓住了一个作案手法跟顾铭锷所遇到的那个扒手如出一辙的扒窃分子。
　　讯问当即进行，彭勃三言两语就弄清了扒手的底细：名叫金根根，天津人氏，父母已殁，原靠学徒为生，后因与老板发生了矛盾而被赶出，无奈之下就学着干起了扒窃。为防被警察发觉，他采取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隔三差五调换作案地方。这两天他在火车站作案，已经有了些收获。
　　彭勃对其感兴趣的自然远不止这点，他需要弄清楚的首要问题是：“你为什么掏了人的钱又要把一叠废纸放进人家的口袋里？”
　　扒手的回答颇出乎意外：“那是我想练练本事哎。”
　　“练练本事？怎么练法？”
　　扒手于是告诉彭勃，他听师傅诸葛清说，最近京津地区的扒手中流传说江湖上冒出了一个高人，扒拿别人的钱物就像在自己的口袋里取东西一样方便，更绝的是在取东西的同时他还可以把另一样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对方的同一个口袋。据说，现在京津两地的扒手中已经有人在练这门绝技了。他很想练成这样一门本领，于是就着手试试，今天还是第一次。
　　彭勃马上产生了一个念头：京津地区最近肯定出现了一个扒窃高手，否则此说从何而起？而且，这个高手已经在开始这样做了，也许张大帅的密札就是此人偷的也说不定。想着，彭勃问道：“那个高人姓什么叫什么？”
　　金根根：“姓什么叫什么我不清楚，诸葛清也没说，他只说那个高人在江湖上有个诨号叫‘圣手章’。”
　　“圣手章？！”彭勃大吃一惊，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退。
　　彭勃作为一名老侦探，是听说过“圣手章”的大名的。据说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东北锦州人，幼年拜得名师习练扒窃技艺，数年后已经练得一手奇绝本领，他可以掏人内衣口袋中的物品，也能双手同时分掏两个人的口袋，同时又把另一样东西放进原口袋。后来，“圣手章”为了替人出气偷了袁世凯姨太太的首饰，袁世凯盛怒之下严令缉拿，“圣手章”之后就失踪了。江湖上传说他已经被袁世凯害了，又说是黑道上的冤家乘机下手报仇，反正江湖上再也不见“圣手章”其人了。渐渐地，人们也就把“圣手章”淡忘了。没想到，现在“圣手章”竟然突然冒了出来！
　　彭勃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以他这样一个资深侦探的能量，要想对付“圣手章”那样一个扒窃高手，是很难得胜的。况且，这个“圣手章”成名三十多年以来，还从未有过失风落网的记录。如果这次的密札失窃案件是“圣手章”跟警方叫板的开头，那从此以后京津两地的警方就甭想过太平日子了！
　　不过，彭勃也考虑到了另一点：从获取线索的角色而言，他此番算是获得一点线索了，至少可以把“密札案”跟“圣手章”联系起来考虑了；接下来，只要把调查触角伸向“圣手章”，离破案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当然，以彭勃多年的经验，要想抓住“圣手章”多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追回密札的可能性倒是非常大的。
　　于是，彭勃决定先把金根根的师傅诸葛清擒下。彭勃派了三个侦探暗暗监视金根根，终日在天津火车站附近转悠。一连转了三天，终于候到了诸葛清，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弄进了局子。
　　诸葛清不是在作案时被捕的，他自然要对北京警方的这一行为产生对抗情绪。彭勃也不含糊，跟他开门见山讲清楚：有事需要他提供线索，如果肯配合的，放人，作兴还可以拿到赏金；如果不肯配合，那就干脆栽赃关他！
　　诸葛清听了，便问需要提供什么线索。彭勃一说，他马上表示愿意配合，但他并不认识“圣手章”，只知道其年岁在四十六七岁左右，身高大约五尺七寸，面黄无须，听说喜欢穿长衫，有时戴一顶礼帽。
　　彭勃问“圣手章”一般在哪里活动。诸葛清答称不清楚，因为他对于“圣手章”其人仅是听传闻而已，以他本人估计可能在天津活动的时间居多，当然北京也是要去的。
　　彭勃于是就吩咐随他去天津的那几个侦探在天津待命，他则返回北京去向雷恒成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四
　　雷恒成听说情况后，喜逐颜开。他和彭勃研究下来，决定兵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在天津查，一路在北京查。天津那路仍由彭勃负责，北京那路则由雷恒成亲自抓。
　　彭勃连夜再赴天津，次日在下榻的旅馆举行了一个会议，宣布了雷恒成的决定，对侦缉“圣手章”的步骤进行了安排，然后立刻分头出去访查。
　　彭勃几个一连辛劳了三天，竟然一点线索也没有摸到。众侦探正犯愁间，从北京传来消息：“圣手章”已经在北京落网！
　　彭勃一听，寻思这真叫“天助我也”，总算可以摆脱这个苦差使了，一个电话打到京师警察厅，雷恒成说“圣手章”确实已经被抓，现正在审讯之中，让彭勃一行返回北京休息。“圣手章”是怎么被抓的呢？这话头得从北京那条线的侦查上说起──
　　雷恒成从彭勃那里得到“圣手章”的线索后，当即召集侦缉处的几个老侦探开会，说了情况，分派任务，要他们各显神通，把劲使上，谁逮住“圣手章”谁就能拿到赏金800元，还可以升级提职。
　　众侦探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纷纷各显神通，一个个四处奔走，钻天打洞地查摸线索。其中有一个侦探名叫黄兴山的在访查中找了一个姓明的原是东北黑道中人的老头。黄兴山从他所掌握的“眼线”那里无意间得到了明老头的情况，寻思那老爷子以前是东北黑道上的成名人物，而“圣手章”也是黑道上的成名人物，会不会知晓“圣手章”的情况？于是就携了一份重礼前往访问。明老头收了礼物，对于黄兴山的问题没有拒绝，只是说警方是没法抓到“圣手章”的。
　　黄兴山问：“这是为什么？还望老爷子指点一二。”
　　明老头说：“‘圣手章’其人特别机警，又有一项道上人物中通常难以做到的秉性──不贪，他不贪钱财，作案往往是恰到好处，有一点也就是了；不贪女色，没娶妻室，只在江湖上有一两个相好；也不贪名声，宁可埋头隐身，不计较别人对他的任何议论。你想，像这样的黑道人物，要想抓他实在是极难极难的。”
　　黄兴山点头赞同，心里对是否能逮住“圣手章”也产生了一层疑虑。稍停，他又问：“老爷子是见过‘圣手章’的，他是怎么一副模样，还望老爷子给在下说说。”
　　明老头想了想，说：“10年前，东北黑道上的二十来名成名人物在奉天聚会，曾经拍过一张合影，我去找找还在不在。”
　　黄兴山大喜，寻思如果明老头的那张照片还在的话，那真个叫“天助我也”了。当下连忙拱手称谢，央求明老头赶快找一找。
　　明老头在他的小店铺里找了许久，最后总算寻得一张已经被老鼠啃去了一半的合影。黄兴山一看，一颗心就悬了起来，暗忖此事十有八九不大牢靠了。那明老头戴上了老花镜，对着残照看了片刻，突然指着一张只剩下半个脖颈一张脸的人说：“这就是‘圣手章’！”
　　黄兴山一看，那是一张不胖不瘦、颏下无须、有着一双大眼睛的男子的脸，说不出他的明显特征，但是若是重新碰到那还是认得出来的。于是，他就开口向明老头商借这张照片，对方答应了，但再三要求为其保密。黄兴山自无二话，还许诺若是因此而破了案子，肯定要酬谢老爷子的。
　　黄兴山把照片交给了雷恒成。雷恒成命人去照相馆把“圣手章”的头像翻拍了24份，发给侦探，要他们照此访查。
　　由于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雷恒成临时又派了10名侦探一起参与。次日，一个姓丁的年轻侦探突然来向雷恒成报告，说他家胡同口的一个鞋匠看上去很像“圣手章”。
　　雷恒成说：“别胡扯！”
　　丁某说：“不敢向处座瞎说。处座如若有疑，可以亲自去察看。”
　　雷恒成听他这样说，寻思这事别真是有点巧，于是就化装前往丁某家的胡同口去察看了。一看之下，真的觉得那个鞋匠极像“圣手章”！
　　雷恒成回到警察厅，丁某还在等着他，于是便向其打听那个鞋匠的情况。丁某说：“我也不清楚此人的底细，但在记忆中他在我两年前搬到那里去住时，就已经在胡同口摆摊了。”
　　当时，确有黑道中的一些人物以各种身份藏匿于民间的，和尚、尼姑、郎中、商人、小摊、车夫，五花八门的都有。这些人平时以平民百姓的面貌出现，一年中偶尔作几次案，作的都是大案，作一次就可获得巨财。因此，现在雷恒成是相信这个鞋匠就是“圣手章”的。按照正规的做法，应当先请明老头来秘密辨认一番，获得认可后再采取措施，但雷恒成也不管这一套，心里只认为那就是“圣手章”，于是就下令去抓。
　　6名侦探奉命行动，把那人连人带修鞋工具什么的一股脑儿给弄进了侦缉处。一问，对方说他姓章，雷恒成大喜，连说“着了”。“着了”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即刻去其住所搜查！
　　这一搜查，果真搜得几件被认为可以作为“赃物”的东西：一件是象牙镶白金边沿的鼻烟壶，一件是钻戒，另一件是一块瑞士金表。一个鞋匠，有这几件稀珍物品，原本就已可疑了，再加上有“圣手章”的嫌疑，于是，雷恒成就认定对方即是“圣手章”。
　　这样，彭勃一行就从天津撤了回来。
　　但是，被捕者却不承认他是“圣手章”，对被搜出的那三件“赃物”也有其来源说法，至于张大帅的密札一事，更是一问三不知。雷恒成恼怒之下，就下令用刑，不过也不敢过分，因为他考虑到案子破获后，如若张作霖心血来潮想着要见见作案者的话，总不见得把“圣手章”抬着去见。
　　那鞋匠也倔强，挨了刑罚也只是矢口否认是“圣手章”。这样，事情就僵在那里了。雷恒成为此而犯了愁，正在这时，张作霖那里又打来电话，命令侦缉处务必在两天之内破案，否则要雷恒成的好看。雷恒成寻思如此只好跟被捕者谈判了，只要他交出密札，侦缉处这边就放人，条件是要他从此不进北京城。
　　这时是中午时分，雷恒成主意打定，觉得饥肠辘辘，于是就叫上一个正好在眼前的侦探，两人一起出门去吃午饭。
　　雷恒成两人去了离侦缉处不远的一家小饭馆，这里是侦缉处的人常去用餐的处所，跑堂都认得他们，还没落座就已经迎过来招呼了，问二位要点些什么菜、什么酒。雷恒成因为一会儿还要去跟“圣手章”谈判，就说不喝酒了，点了三个菜、一个汤和一斤馍馍。饭菜片刻就上来了，雷恒成两人也真是饿透了，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叫声“掌柜的记在账上”，起身便走路。
　　回到侦缉处，雷恒成想换上正规的警官制服，然后去看守所。正脱衣服时，突然觉得口袋里似有异样，伸手进去一摸，触到一个信封，下意识地掏出来一看，目瞪口呆──竟是那封还未曾开拆的密札，两头张作霖亲手贴涂的火漆也还在！
　　雷恒成大喜之下不由得暗自心惊，寻思这“圣手章”也真是厉害，竟然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密札放进了他的口袋里了。
　　这回，雷恒成有把握了，立刻去大帅府。张作霖没接见雷恒成，只是让把密札拿进去给他过目。片刻，里面传出话来：大帅让雷处长先回去，破案之劳，自有犒赏。
　　雷恒成闻言大喜，知道这个案件算是交代过去了。他在返回侦缉处的路上，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想了想，寻思看来被捕的那个鞋匠不见得是“圣手章”，但此人肯定跟“圣手章”有着密切关系，送回密札一举显然是为了要侦缉处把此人释放。雷恒成知道这是江湖上的规矩，他这碗饭如若还想吃下去，那就要按照规矩办，于是他就决定把鞋匠释放了。
　　鞋匠释放后，没回原先的家，他在北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