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欣赏：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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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这种模式，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00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最近这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1911年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古老帝国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它们都是依靠武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前者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行将就木，后者虽然只有267年的历史，但也气数已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代替两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是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它们同样依靠武力，占有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并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是新的世界霸主。在西方国家所发明的话语系统里，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这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帝国，被统称为东方帝国，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有意思的是，同为濒死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差一点就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但它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仅存的一小块核心领土上卧薪尝胆，完成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去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寻找答案吧。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只能参观一个景点，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索菲亚大教堂（Aya Sofya）。这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7年建成的基督教堂，被公认为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宏伟的教堂。教堂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我在烈日下站了半小时才终于得以进门。可一进门我就明白，这半小时太值了，这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震撼人心的建筑物，教堂内部宏伟的穹顶，以及墙上精美的镶嵌画，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神秘，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再仔细看，我发现教堂前面的牧师讲道台已经被拆掉了，墙上挂着两个用牛皮做成的巨大的圆形奖章，上面用阿拉伯文字写着歌颂真主的词句。原来当年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了这座城市后，便把这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虽然墙上的基督镶嵌画被破坏了不少，但教堂本身好歹被保存了下来。穆罕默德心里很清楚，他手下的工匠们是造不出如此宏伟的建筑的。

　　奥斯曼帝国是由来自中亚的突厥人的后代组成的，突厥人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善于琴棋书画，可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就都必须变得无比好学。清朝的统治者们就是这么做的，而奥斯曼帝国的工匠们很快就学会了建造大型穹顶建筑的精髓，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Mimar Sinan），他将这种圆形穹顶建筑风格发展到了极致。他设计的许雷姆女子浴室和苏莱曼清真寺被认为是16世纪奥斯曼建筑艺术的代表作，非常值得一看。

　　17世纪初期在位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又更进了一步，他决定建造一座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雄伟的清真寺，以彰显奥斯曼帝国的雄厚实力，这就是位于索菲亚对面的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顾名思义，这座清真寺的外表是浅蓝色的，周围有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看上去确实比索菲亚更加宏伟，其内部开了很多窗户，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明亮。蓝色清真寺的设计师是锡南的学生，其设计风格完全模仿苏莱曼清真寺，也采用了圆形穹顶设计，但他显然没有学到拜占庭工匠的核心技术，大厅内不得不加了4个“象腿”作为支撑，空间被大大压缩。相比之下，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腿被巧妙地包进了墙壁之中，视觉效果比蓝色清真寺好太多了。

　　蓝色清真寺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辉煌，自它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便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没有缓过来。前文说过，奥斯曼帝国的前10位苏丹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但是苏莱曼大帝之后的几位苏丹却都昏庸无能，有几个甚至还是弱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丹王位的继承规则发生了变化。原来，奥斯曼苏丹并不遵循长子继承制，而是谁有能力谁来做，于是早期苏丹大都在军队或者地方上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能力超强。为了防止王子们争权，新苏丹必须将自己的兄弟们统统杀死。比如，接替苏莱曼大帝的穆罕默德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杀死了自己的19位兄弟，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但是，穆罕默德三世去世后只留下两位少不更事的儿子。为了确保香火传递，新苏丹网开一面，没有杀死自己的弟弟，而是将其软禁在宫中。从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替制度就发生了改变，新苏丹不再杀死自己的兄弟们，而是将他们全部软禁起来。这一改变的结果导致奥斯曼帝国未来的苏丹们大都是来自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纨绔子弟，整体素质一落千丈。比如，过去的苏丹们一直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传统，和手下人一起吃饭，自己整理自己的马匹等等，可17世纪之后的苏丹把与手下人分享食物的传统改为两年才进行一次的仪式，意义完全变了。

　　苏丹们居住的地方叫做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也是伊斯坦布尔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这座宫殿的格局很像北京故宫，由好几个套在一起的庭院组成。所有的建筑物都很矮，远不如近在咫尺的索菲亚大教堂。苏丹所住的后宫在最里面，外人想见他就得跨过好几道大门，苏丹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保持了自己的私密性，并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欧洲人对奥斯曼后宫一直非常好奇，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以托普卡帕宫为背景写成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后宫诱拐》。

　　如今这座宫殿每天都挤满了游客，再也不神秘了。平心而论，苏丹和妃子们的寝宫一点也不奢华，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大部分卧室都很小，家具普遍简陋，墙上也没挂名画什么的，只有繁复的伊斯兰风格壁画。导游解释说，托普卡帕宫是按照战时军营的样子建造的，奥斯曼帝王都是军人，不习惯奢华。不过，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一来当时的生活条件确实和现在没法比，如今普通人都能享有的抽水马桶和席梦思等等就连苏丹们都没有，难怪大家会觉得寝宫有些寒酸；二来苏丹本人收藏的大部分奢侈品都被转移到了专门的博物馆保藏，托普卡帕宫拿出其中一部分办了个展览，来自世界各地的嵌满宝石的黄金饰品让人眼花缭乱。

　　托普卡帕宫极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低调的奢华”。

　　事实上，真正的奢华并不体现在珠宝首饰等硬件上，而是对人的奴役。奥斯曼苏丹从世界各地收罗漂亮的小女孩，将她们收入宫中加以培养，长大后选择其中优秀的做嫔妃。托普卡帕宫的后宫最多时同时住了600多名妇女，其中10%为苏丹的嫔妃，其余的全是侍女。宫中还住着很多太监，但他们清一色都是从埃塞俄比亚抓来的黑人奴隶。原来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不得为奴，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因为信奉同一个真主（即上帝），也不能为奴，于是只能从非洲抓来不信真主的“野蛮人”作为奴隶。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低调的奢华”其实还有虚伪的成分在里面。

　　上梁不正下梁歪。奢华而又昏庸的宫廷政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奥斯曼官场花钱买官风气日盛，导致各级官僚贪赃枉法的情况日趋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类似的情况几乎在任何一个封建帝制国家里都会发生，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衰落之前的奥斯曼什么样？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援引16世纪晚期的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比斯贝克的话说：“一想到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一定会造成的后果，我就不寒而栗……在他们那一边，（奥斯曼）帝国财力充盈，资源强大，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士兵身经百战，连续打了一系列胜仗，随时准备忍受困苦，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勤俭节约，警惕性高。在我们这边，国库亏空，生活习惯奢靡，资源耗竭，士气不振，士兵缺乏经验，难以驯服，好斗，毫无组织纪律可言，行为放纵毫无约束，酗酒，纵情声色，而最糟糕的是，我们的敌人往往战无不胜，而我们却总是打败仗。两军相遇其结局如何，我们还用怀疑吗？”

　　比斯贝克描述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它最厉害的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是1583年，奥斯曼帝国再次出兵维也纳，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维也纳守军侥幸获胜。这场战斗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数世纪的战争的转折点，也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时刻。38年之后，也就是1621年，英国爵士托马斯？洛访问伊斯坦布尔，回来后写下了他眼中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

　　可是，就像很多古老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虽然内部危机重重，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是不那么容易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比这位英国爵士多活了300多年，甚至比它最凶猛的对手——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多活了4年，这是为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去土耳其军事博物馆走一趟。

　　坦齐马特时代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下午都会举办一场露天表演，演员们身穿奥斯曼士兵的传统服装，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正步走和兵器操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看完表演走进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突厥士兵攻打长城的景象。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这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战争，感觉有些怪异。再往里走，一张张巨幅油画描述了突厥人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战场也逐渐从东亚转移到了欧洲。一张油画的解说词里这样写道：农耕民族遇到天灾时总是束手无策，而游牧民族在饥荒时就会远走他乡，不知不觉地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走”是一种谦虚的说法，真正的含义就是侵略。战争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突厥没有“军人”这一职位，打仗是所有突厥男人必须学会的看家本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只要能继续打胜仗，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事实上，在整个17世纪，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渐衰，西欧诸国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大踏步迈向现代化，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仍然所向披靡，苏丹们沉醉在战争的胜利之中，听不进任何建议和忠告。奥斯曼人也沉浸在虚妄的自大中不能自拔，他们给周边国家的人民起了各种侮辱性的绰号，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下水的人，格鲁吉亚人为好吃懒做的人，希腊岛民都是傻瓜，西班牙人都是懒汉，意大利人都是杂种，德国和俄罗斯人是疯狂的异教徒，犹太人是污秽的狗，法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人，英国人是无神论者。

　　正是这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敲响了奥斯曼帝国的丧钟。1687年，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三年后，他的朋友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这两本书让西欧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引发了科学革命和人权运动，拉开了工业化时代和民主时代的序幕，奥斯曼帝国远离了这场大革命，被历史的洪流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随着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决定效仿英法两国实行改革，引进先进武器和管理方式，胜负的天平开始逐渐向这个奥斯曼帝国北方最大的敌人倾斜。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还能轻松应对，但1768年进行的第三次奥俄之战以奥斯曼帝国的惨败而告终，奥斯曼苏丹不得不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把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交给了俄罗斯。从此，俄罗斯就可以打着保护教民的旗号，合法地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不仅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且输的方式太屈辱了。俄罗斯军队威力强大的火器让奥斯曼骑兵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毫无取胜的可能。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奥斯曼将军们终于明白，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奥斯曼帝国再也别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了。对于一个完全建立在军功上的帝国而言，这是最大的噩耗。

　　战争是一件价值观非常明确的事件，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没有中间地带，没法投机取巧。奥斯曼苏丹们可以对帝国经济的衰落、官场的腐败、文化的疲软和老百姓的怨声载道统统视而不见，但打败仗这件事是没办法装聋作哑的，必须立即想办法解决。清王朝如此，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去过西方国家的帝国精英们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是没法和强大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放下架子，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一条路可走。正是在这批人的鼓动下，奥斯曼帝国终于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期，一批有机会游历西方国家的使臣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把西方文明传进了伊斯坦布尔。苏丹们尤其对西方的绘画、音乐和建筑艺术感兴趣，来自法国的画师、建筑师和家具设计师纷纷被苏丹请进宫中，为苏丹及其妃子们画像，安装烛台和枝形吊灯，竭尽全力模仿法国宫廷的生活方式。清帝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故宫内的珍宝馆就是明证。

　　苏丹们的这些行为虽然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但它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变革大都开始于文化层面潜移默化的渗透，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作为铺垫，后来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了。

　　奥斯曼宫廷从西方引进的诸多奇技淫巧中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印刷术。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奥斯曼帝国一直拒绝引入印刷术，直到18世纪初期才网开一面。虽然最初只允许印刷宗教书籍，但这个禁令很快就被打破了，为新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89年，年仅27岁的苏丹塞利姆三世即位。这是一个年轻有为、极富野心的帝王，他意识到如果再不改革的话，奥斯曼帝国就要灭亡了。他决定先从军队入手，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取代帝国的近卫兵团。西方诸国当中他最崇拜法国，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和法王路易十六有交往，因此他专门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来复枪和西式火炮，又请来法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新军。为了配合法国教官们的工作，他还专门设立了几所军事院校，用法文授课，每所学校都新建一个图书馆，收藏的也大都是法文书籍。

　　但是，新式武器很容易买到，使用武器的人才却不那么容易培养。一位英国商人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观察笔记，根据这本书上的描述，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普遍缺乏科学素养，除少数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这种狭隘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是年轻气盛的塞利姆三世没有处理好和大臣们的关系，颁布了很多过激的政策，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一批旧式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塞利姆三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改革就这样失败了。

　　塞利姆三世死后，奥斯曼王室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男性继承人马哈茂德二世被推上了王位。他是塞利姆三世的堂弟，两人关系非常好。他不但从堂哥那里继承了改革的遗志，而且还吸取了血的教训，那就是改革必须有耐心，先要想办法强化苏丹的权力，然后利用权力清除反对势力，才能获得成功。

　　为了达到目的，马哈茂德二世刚上台那几年表现得非常低调，但他在暗中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卧薪尝胆18年后，也就是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突然颁布诏书，废除了帝国近卫兵团，组建了一支新军保卫王室。此举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为改革扫清了障碍。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完成了从过去的封建军事联合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含义非常深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认为，这次改革标志着奥斯曼统治精英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源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实质上这种进步背后的动力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要想与西方对抗，就必须同时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对帝国进行改革。而马哈茂德二世所进行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尝试，其宗旨就是效仿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模式，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人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将帝国内部的各种势力整合到一起。而整合的具体方式就是先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把权力集中到苏丹手里，然后由苏丹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奥斯曼主义”时代。

　　历史证明，马哈茂德二世实行的政治改革措施大都收效甚微，但有两件事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他改革了帝国的教育制度，创办了外文编译局和西欧式的世俗学校；其次，他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向西方派出大批公费留学生，虽然其中大部分都进了西方的军校，但此举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人才。

　　1839年，踌躇满志的马哈茂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继承皇位的太子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当时才16岁，需要母亲和大臣们的辅佐。于是，新受命的大臣们拟定了一份《花厅御诏》，为帝国制定了一套新的方针政策，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坦齐马特”（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改革”）时代正式开始了。

　　《花厅御诏》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其主旨就是向西方学习，模仿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但这份诏书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别小看这句话，这就等于宣布奥斯曼帝国将和传统的伊斯兰教彻底决裂，奥斯曼主义将取代伊斯兰教义，成为帝国新的国策。

　　坦齐马特时代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一直实行米勒（Millet）制度，即给予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以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方便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但坏处就是各个民族一直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爆发独立运动。事实上，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鼓动，帝国内部的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和格里高利派等几大非穆斯林米勒早已酝酿从帝国独立出来，如果成功的话，帝国就要解体了。奥斯曼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肢解帝国，希望各民族团结在奥斯曼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西方。帝国的精英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

　　为了向西方人证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帝国的精英们于1876年颁布了奥斯曼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帝国将是一个“有限的独裁政府”，内阁只对苏丹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这部宪法遭到了来自伊斯兰保守势力的阻挠，苏丹哈米德二世屈服了，于1877年2月宣布搁置宪法，强迫议会休会，坦齐马特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去多玛巴切宫看一下就明白了。

　　青年土耳其党

　　多玛巴切宫（Dolmabahce Palace）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和老皇宫托普卡帕宫隔着一个金角湾。这是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为自己修建的新行宫，花了11年才建成。为了显示“西化”的成果，他命令建筑师以法国的凡尔赛宫为蓝本，建造一座完全不同于“寒酸”的托普卡帕宫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一共有285个房间，自1856年建成后，这里就成了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苏丹的住所。

　　如今的多玛巴切宫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但因为内部空间狭小，贵重物品太多，散客是不允许进入的，必须在导游带领下才能一睹芳容。从外表看，多玛巴切宫由几幢独立的小楼组成，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办公楼，外墙装饰相当简陋，和它的地位很不相称，但其内部装饰之豪华简直令人咋舌，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幢西欧王室宫殿相媲美。

　　因为怕地震，整幢建筑均采用木质结构，所有的楼梯扶手和支柱的表面都是精雕细刻，屋顶上画满了欧式风格的装饰画，墙上则挂满了西洋油画，但画的内容大都是歌颂帝国苏丹的丰功伟业。为了保证新皇宫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奥斯曼人专门请意大利工匠来装饰屋顶，请法国的设计师设计地毯和家具，从英国进口了一座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灯，重达4.5吨，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必须先把各个部件拆下来后单独分装，运到伊斯坦布尔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如果你认为如此奢华的建筑一定是在国泰民安的时候造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恰好是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因为赋税过重，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再加上欧洲列强逼迫帝国签署的通商条约把关税定在了8%的低位，导致帝国的工商业失去了保护，被进口商品打得七零八落。

　　也就是说，当帝国的精英分子们热衷于推行西化改革的时候，恰逢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工人和小商小贩们都穷得吃不饱饭，再加上帝国为了推行奥斯曼主义，一直在弱化伊斯兰教的地位，遭到了广大教徒的反对。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坦齐马特运动的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终止了坦齐马特运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并不反对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他担任苏丹期间颁布的，但他从前任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奥斯曼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依靠伊斯兰教的势力，借助宗教的力量团结广大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来自欧洲的异教徒。于是，哈米德二世放弃了“奥斯曼主义”，转向了“泛伊斯兰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奥斯曼统治者从来没有在国内张扬伊斯兰意识，奥斯曼历史上居然只有一位苏丹去麦加朝圣过。但是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伊斯兰教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虽然已经没落，但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起复兴伊斯兰教的重任，于是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伊斯坦布尔。

　　昝涛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那就是帝国民众对坦齐马特改革的反弹。具体来说，当异教徒们利用强权抢走了本属于奥斯曼人的领土，而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运动却流于对西方的拙劣模仿，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时，很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即“用贬低所憎恨的对手所重视的价值观来表示不满”。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哈米德二世开始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他向世界各地派出使者，要求伊斯兰国家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身份。1901年，哈米德二世派出的宗教代表团访问了新疆，代表苏丹慰问了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后来他还试图与清政府联系，希望在中国境内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该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问题在于，这些推广措施要想取得成功，前提是奥斯曼帝国一定要成为一个在各方面都强大的国家，但奥斯曼帝国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改革，却收效甚微，苏丹们并没有意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者简单地拷贝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无法成功的。另外，这一时期的改革派的出发点不是富国，而是强兵，改革派没有从长远着想，而是仅仅想办法渡过眼前的危机，一旦危机过去，比如敌军停止了进攻，改革的动力就没有了，保守派就会重新占得上风。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撰写的《奥斯曼帝国闲史》记载，被请来训练帝国新军的普鲁士少校赫尔穆特？冯？穆尔特科（Helmuth von Moltke）曾经这样评价奥斯曼帝国：破除古老的体制是一回事，建立一个能够取而代之，并被所有阶层都接受的新体制却是另外一回事。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实力方面，欧洲人都比自己强，但他们也因此从来不认为欧洲人会愿意和穆斯林平起平坐。一句话，普通土耳其人并不打心眼里尊重欧洲人，而只是打算从欧洲人那里学到技能，然后再打败对方。

　　眼看帝国行将就木，一批曾经留学海外的精英分子们看不下去了。1889年，4名伊斯坦布尔医科学生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伊斯坦布尔秘密集会，成立了“奥斯曼团结协会”，号召推翻独裁政府，恢复宪法。他们很快就和海外流亡的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并将总部迁到了巴黎，创办了《青年土耳其》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同一时期，类似的组织在海内外遍地开花，参加者大都为体制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甚至有很多帝国军官参加了进来，历史学家把这批立志推翻独裁体制的革命者统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当年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派出去的公费留学生。

　　1907年，青年土耳其运动的成员在巴黎召开大会，把分散在各地的各种组织加以合并，成立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第二年，青年党人发动政变，迫使哈米德二世恢复宪法。政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后，伊斯坦布尔沸腾了，大街小巷一夜之间贴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口号，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仿佛一个现代化的奥斯曼帝国即将诞生。

　　但是，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人们的幻想。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之后立即发生了分裂，自由派主张分权，给不同民族和教派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民族派则提倡中央集权，希望由奥斯曼人来控制一切，恢复奥斯曼帝国往日的荣耀。一开始是自由派占上风，但民族派利用了人们的爱国心理，很快夺回了话语权，帝国重新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非穆斯林居民，甚至非奥斯曼人的穆斯林居民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帝国仅仅享受了几天的民主自由，就又回到了原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战争爆发了。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为首的巴尔干半岛居民受够了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在西方列强的暗中帮助下揭竿而起，和奥斯曼帝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巴尔干战争先后进行过两次，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损失了大片国土。如果说输给西方列强还可以接受的话，输给原来的手下败将让奥斯曼人感到无比屈辱，不少人终于意识到必须彻底实行改革，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战后一家土耳其报纸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的失败意味着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后胜利。

　　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使各方势力重新进行组合，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愈发复杂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和德国结盟，加入了同盟国组织。为了重振伊斯兰教，奥斯曼苏丹宣布对协约国实行“圣战”，结果证明奥斯曼人押错了宝，帝国军队装备陈旧、士气低落，无论是强大的德意志军队还是神圣的伊斯兰教义都救不了它，这场战争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这场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的突厥臣民们意识到，无论是帝国还是伊斯兰教都靠不住，今后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值得一提的是，帝国军队在“一战”中只打了一场胜仗，那就是加里波利保卫战，那场战役的指挥官凯末尔被奥斯曼人视为民族英雄，获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

　　“一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列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法国出兵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英军攻占了叙利亚；意大利控制了地中海西部；希腊抢占了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重镇伊兹密尔，伺机向安纳托利亚内陆进攻；亚美尼亚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地区。

　　1920年，奥斯曼苏丹被迫签署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只留下了安纳托利亚中间的一小块黄土高原。历史学家们认为，奥斯曼帝国早就是西方列强案板上的一块肉了，如果不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好怎么分这块肉，因此互相牵制的话，这一天早就应该到来了。

　　但是，列强们低估了奥斯曼人多年征战养成的民族性格，以及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帝国的将士们早已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就缺一位带头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位领袖，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凯末尔纪念陵墓坐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郊区的一座小山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进入陵墓之前先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步道，不断有扛着步枪的士兵迈着正步往来巡逻，擦得锃亮的皮靴踏在青砖之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陵墓本身的设计很简单，中间是一个广场，两侧各有一幢米黄色建筑物，屋内安放着凯末尔的石棺，以及几块简单的石碑。真正值得一看的东西都在地下展厅，展出的军装、武器、油画和实景装置把凯末尔的一生浓缩给大家看。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定义这位土耳其之父的话，那一定是“军人”。凯末尔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和他的军人身份密切相关。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在马其顿南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木材商人，可惜在他7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凯末尔服从了母亲的意愿，上了一所宗教小学，因为淘气被教务长打了一顿，因此他从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断然拒绝相信，在今天，在科学、知识、文明都全方位闪亮登场的今天，在文明的土耳其社会里，还会存在这样的人，仍然在这个或那个教长的指导下，愚蠢地寻找他们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凯末尔从小就对打仗感兴趣，梦想成为东方的拿破仑。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军校，18岁时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陆军军事学院，这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学校，被称为是培养禁卫军的摇篮。凯末尔虽然学习非常用功，但他不服管教，经常阅读禁书，还热衷于去伊斯坦布尔的新城区喝酒嫖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后，已在军中服役的凯末尔也创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参与了这场改革运动。但他一开始并不属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加里波利保卫战让他一战成名，在老百姓和军人当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末尔对帝国政权极度失望，但他仍然对政府抱有幻想，谋求改良而不是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倒台后，他曾经想建立新的内阁，并由他本人出任战争部长，但不擅官场的他受到伊斯坦布尔政客的冷落和排挤，失意的凯末尔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伊斯坦布尔，来到黑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萨姆松，并脱去军装，以平民的身份组织了一支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独立救国运动。当时恰逢希腊军队入侵安纳托利亚，凯末尔率领革命军和希腊人展开了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生死战役，大获全胜。此后凯末尔又乘胜出击，收复了一部分被占领的领土，最终在1923年成功地迫使西方列强签署了一份新的《洛桑和约》，现代土耳其的边界终于被固定了下来。

　　如果和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土耳其的新边界简直太憋屈了，只保留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主体部分，以及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一小块欧洲土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么做就等于把奥斯曼帝国建国后依靠武力而获得的土地全部退了回去，只留下了突厥人最初移民到中东地区时的根据地。奥斯曼帝国在尝试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终于明白两条道路都走不通，必须忍痛割爱，走民族主义这条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与通常认为的相反，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民族国家”是在最近几百年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现代现象。最早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18世纪英法的崛起，就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把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原生型民族主义”的代表是近代的英格兰，“民族主义运动”最早就是在英格兰开始的，其目的在于把国家主权从王室和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这个过程，人民被提升到了“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必然要求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体制，民族的概念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但对于像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实行的是“输入型民族主义”，即先从外面输入了“人民主权”这个新概念，然后再引发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变。后一种民族主义是被动的，不“自然”的，难免产生一系列副作用。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意识最早是在知识分子精英圈流行起来的，他们这么做是想效仿西方，把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的民族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原本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帝国，突厥人在西进过程中和沿途遇到的不同部落相互融合，其传统早已消失了，“土耳其人”（Turk）甚至已经演变成了“乡下人”的同义词。一位小说家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农民对前来考察土耳其民俗的知识分子说道：“但是，先生，我们不是土耳其人，我们是穆斯林，感谢真主，您说的土耳其人住在Haymana那边。”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突厥传统，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不得不从西方的人类学研究中寻找灵感，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构历史，迅速地制造了一个土耳其传统。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这种生造出来的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意思是说，“民族”这个概念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现代政治家们按自己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民族”这个概念一旦被编造出来，就传播得非常快，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认同，人类对于相互认同的感情需要是非常强烈的，而凯末尔打出的民族主义这张牌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为了实现民族主义理想，将土耳其建成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凯末尔不惜动用武力强行驱散原本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异族人，并欢迎住在国外的土耳其人回国定居。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场人口大迁徙，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希腊人被迫离开家乡，而原本住在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农民大批返回土耳其定居，这一交换“纯化”了土耳其的民族成分，却降低了国民素质。对于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凯末尔则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此举遭到了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弹，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抗争，库尔德问题成了土耳其的一块心病。

　　凯末尔坚信伊斯兰教是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一心想将其铲除。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王权（苏丹）和教权（哈里发）由一人担当。凯末尔决定先从王权入手。1922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并以叛国罪把苏丹及其主要大臣交由最高法庭审判，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听到消息后连夜出逃，延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制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凯末尔宣布成立共和人民党，并自任主席。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经过投票后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定都安卡拉，并任命凯末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两件事都有不少反对者，但投票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大量弃权票，但没有一人敢投反对票。

　　至此，凯末尔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凯末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借此机会营私舞弊，而是继续祭出重拳，在社会和民生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举措在今天看来都过于激进，如果凯末尔没有掌握绝对权力的话，这些改革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即使握有如此重大权力，凯末尔对于伊斯兰教本身的改革仍然非常谨慎。他先是成立了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作为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可以解释伊斯兰教法，但作为政府官员，他在采取重大决定之前又必须和自己的世俗上司商量，这就等于剥夺了哈里发的实际权力。但在192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斯兰教仍被定为“国家宗教”，直到4年后修改宪法，才把这句话删掉。从此，起码在法律上，土耳其终于变成了一个世俗国家。1937年，土耳其再次修宪，确立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为土耳其立国纲领的六项基本原则。历史后来的发展轨迹证明，这六大主义当中最核心，也是后来遭到挑战最多的正是世俗主义。

　　从某种角度来看，凯末尔所进行的改革可以被称为是一场以独裁的方式推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土耳其要想变得强大，除了西方化和世俗化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走，而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对土耳其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不首先改变土耳其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铲除土耳其文化中的劣根性和伊斯兰教对思想的禁锢，其他一切都是妄谈，包括民主在内。

　　凯末尔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却是第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他在这场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比过去的几任立志改革的苏丹小，但他的前任们都没有他这样的威望和权力。作为土耳其的开国元勋，他有充分的条件成为一名独裁者，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强迫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这一点和哥斯达黎加的开国元勋费雷尔很相似。

　　尾声

　　《奥斯曼帝国闲史》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奥斯曼人喜欢狗，因为狗能吃掉垃圾，保持城市的干净，狗粪则被制革工铲走，用做鞣革的原料。19世纪末期，伊斯坦布尔有15万条狗，平均每8个人一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野狗。但是这些野狗有碍市容，它们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把伊斯坦布尔建成一个现代化城市，于是奥斯曼苏丹派人将这些狗统统抓了起来，运到了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可没过几天，它们又都从大海里游了回来，伊斯坦布尔迅速恢复到了几天前的样子。如此这般重复了数次，结果都是一样。“一战”结束后，打了败仗的苏丹这才痛下决心，命人将这些野狗运到一个远离城市、无人无水的荒岛上，这一次，狗们再也没有回来。

　　可惜的是，这位苏丹觉悟得太晚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514/16/15485554_377560964.shtml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这种模式，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00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最近这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1911年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古老帝国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它们都是依靠武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前者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行将就木，后者虽然只有267年的历史，但也气数已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代替两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是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它们同样依靠武力，占有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并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是新的世界霸主。在西方国家所发明的话语系统里，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这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帝国，被统称为东方帝国，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有意思的是，同为濒死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差一点就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但它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仅存的一小块核心领土上卧薪尝胆，完成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去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寻找答案吧。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只能参观一个景点，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索菲亚大教堂（Aya Sofya）。这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7年建成的基督教堂，被公认为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宏伟的教堂。教堂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我在烈日下站了半小时才终于得以进门。可一进门我就明白，这半小时太值了，这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震撼人心的建筑物，教堂内部宏伟的穹顶，以及墙上精美的镶嵌画，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神秘，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再仔细看，我发现教堂前面的牧师讲道台已经被拆掉了，墙上挂着两个用牛皮做成的巨大的圆形奖章，上面用阿拉伯文字写着歌颂真主的词句。原来当年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了这座城市后，便把这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虽然墙上的基督镶嵌画被破坏了不少，但教堂本身好歹被保存了下来。穆罕默德心里很清楚，他手下的工匠们是造不出如此宏伟的建筑的。

　　奥斯曼帝国是由来自中亚的突厥人的后代组成的，突厥人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善于琴棋书画，可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就都必须变得无比好学。清朝的统治者们就是这么做的，而奥斯曼帝国的工匠们很快就学会了建造大型穹顶建筑的精髓，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Mimar Sinan），他将这种圆形穹顶建筑风格发展到了极致。他设计的许雷姆女子浴室和苏莱曼清真寺被认为是16世纪奥斯曼建筑艺术的代表作，非常值得一看。

　　17世纪初期在位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又更进了一步，他决定建造一座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雄伟的清真寺，以彰显奥斯曼帝国的雄厚实力，这就是位于索菲亚对面的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顾名思义，这座清真寺的外表是浅蓝色的，周围有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看上去确实比索菲亚更加宏伟，其内部开了很多窗户，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明亮。蓝色清真寺的设计师是锡南的学生，其设计风格完全模仿苏莱曼清真寺，也采用了圆形穹顶设计，但他显然没有学到拜占庭工匠的核心技术，大厅内不得不加了4个“象腿”作为支撑，空间被大大压缩。相比之下，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腿被巧妙地包进了墙壁之中，视觉效果比蓝色清真寺好太多了。

　　蓝色清真寺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辉煌，自它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便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没有缓过来。前文说过，奥斯曼帝国的前10位苏丹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但是苏莱曼大帝之后的几位苏丹却都昏庸无能，有几个甚至还是弱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丹王位的继承规则发生了变化。原来，奥斯曼苏丹并不遵循长子继承制，而是谁有能力谁来做，于是早期苏丹大都在军队或者地方上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能力超强。为了防止王子们争权，新苏丹必须将自己的兄弟们统统杀死。比如，接替苏莱曼大帝的穆罕默德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杀死了自己的19位兄弟，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但是，穆罕默德三世去世后只留下两位少不更事的儿子。为了确保香火传递，新苏丹网开一面，没有杀死自己的弟弟，而是将其软禁在宫中。从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替制度就发生了改变，新苏丹不再杀死自己的兄弟们，而是将他们全部软禁起来。这一改变的结果导致奥斯曼帝国未来的苏丹们大都是来自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纨绔子弟，整体素质一落千丈。比如，过去的苏丹们一直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传统，和手下人一起吃饭，自己整理自己的马匹等等，可17世纪之后的苏丹把与手下人分享食物的传统改为两年才进行一次的仪式，意义完全变了。

　　苏丹们居住的地方叫做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也是伊斯坦布尔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这座宫殿的格局很像北京故宫，由好几个套在一起的庭院组成。所有的建筑物都很矮，远不如近在咫尺的索菲亚大教堂。苏丹所住的后宫在最里面，外人想见他就得跨过好几道大门，苏丹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保持了自己的私密性，并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欧洲人对奥斯曼后宫一直非常好奇，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以托普卡帕宫为背景写成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后宫诱拐》。

　　如今这座宫殿每天都挤满了游客，再也不神秘了。平心而论，苏丹和妃子们的寝宫一点也不奢华，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大部分卧室都很小，家具普遍简陋，墙上也没挂名画什么的，只有繁复的伊斯兰风格壁画。导游解释说，托普卡帕宫是按照战时军营的样子建造的，奥斯曼帝王都是军人，不习惯奢华。不过，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一来当时的生活条件确实和现在没法比，如今普通人都能享有的抽水马桶和席梦思等等就连苏丹们都没有，难怪大家会觉得寝宫有些寒酸；二来苏丹本人收藏的大部分奢侈品都被转移到了专门的博物馆保藏，托普卡帕宫拿出其中一部分办了个展览，来自世界各地的嵌满宝石的黄金饰品让人眼花缭乱。

　　托普卡帕宫极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低调的奢华”。

　　事实上，真正的奢华并不体现在珠宝首饰等硬件上，而是对人的奴役。奥斯曼苏丹从世界各地收罗漂亮的小女孩，将她们收入宫中加以培养，长大后选择其中优秀的做嫔妃。托普卡帕宫的后宫最多时同时住了600多名妇女，其中10%为苏丹的嫔妃，其余的全是侍女。宫中还住着很多太监，但他们清一色都是从埃塞俄比亚抓来的黑人奴隶。原来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不得为奴，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因为信奉同一个真主（即上帝），也不能为奴，于是只能从非洲抓来不信真主的“野蛮人”作为奴隶。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低调的奢华”其实还有虚伪的成分在里面。

　　上梁不正下梁歪。奢华而又昏庸的宫廷政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奥斯曼官场花钱买官风气日盛，导致各级官僚贪赃枉法的情况日趋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类似的情况几乎在任何一个封建帝制国家里都会发生，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衰落之前的奥斯曼什么样？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援引16世纪晚期的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比斯贝克的话说：“一想到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一定会造成的后果，我就不寒而栗……在他们那一边，（奥斯曼）帝国财力充盈，资源强大，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士兵身经百战，连续打了一系列胜仗，随时准备忍受困苦，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勤俭节约，警惕性高。在我们这边，国库亏空，生活习惯奢靡，资源耗竭，士气不振，士兵缺乏经验，难以驯服，好斗，毫无组织纪律可言，行为放纵毫无约束，酗酒，纵情声色，而最糟糕的是，我们的敌人往往战无不胜，而我们却总是打败仗。两军相遇其结局如何，我们还用怀疑吗？”

　　比斯贝克描述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它最厉害的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是1583年，奥斯曼帝国再次出兵维也纳，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维也纳守军侥幸获胜。这场战斗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数世纪的战争的转折点，也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时刻。38年之后，也就是1621年，英国爵士托马斯？洛访问伊斯坦布尔，回来后写下了他眼中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

　　可是，就像很多古老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虽然内部危机重重，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是不那么容易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比这位英国爵士多活了300多年，甚至比它最凶猛的对手——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多活了4年，这是为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去土耳其军事博物馆走一趟。

　　坦齐马特时代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下午都会举办一场露天表演，演员们身穿奥斯曼士兵的传统服装，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正步走和兵器操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看完表演走进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突厥士兵攻打长城的景象。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这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战争，感觉有些怪异。再往里走，一张张巨幅油画描述了突厥人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战场也逐渐从东亚转移到了欧洲。一张油画的解说词里这样写道：农耕民族遇到天灾时总是束手无策，而游牧民族在饥荒时就会远走他乡，不知不觉地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走”是一种谦虚的说法，真正的含义就是侵略。战争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突厥没有“军人”这一职位，打仗是所有突厥男人必须学会的看家本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只要能继续打胜仗，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事实上，在整个17世纪，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渐衰，西欧诸国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大踏步迈向现代化，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仍然所向披靡，苏丹们沉醉在战争的胜利之中，听不进任何建议和忠告。奥斯曼人也沉浸在虚妄的自大中不能自拔，他们给周边国家的人民起了各种侮辱性的绰号，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下水的人，格鲁吉亚人为好吃懒做的人，希腊岛民都是傻瓜，西班牙人都是懒汉，意大利人都是杂种，德国和俄罗斯人是疯狂的异教徒，犹太人是污秽的狗，法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人，英国人是无神论者。

　　正是这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敲响了奥斯曼帝国的丧钟。1687年，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三年后，他的朋友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这两本书让西欧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引发了科学革命和人权运动，拉开了工业化时代和民主时代的序幕，奥斯曼帝国远离了这场大革命，被历史的洪流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随着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决定效仿英法两国实行改革，引进先进武器和管理方式，胜负的天平开始逐渐向这个奥斯曼帝国北方最大的敌人倾斜。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还能轻松应对，但1768年进行的第三次奥俄之战以奥斯曼帝国的惨败而告终，奥斯曼苏丹不得不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把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交给了俄罗斯。从此，俄罗斯就可以打着保护教民的旗号，合法地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不仅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且输的方式太屈辱了。俄罗斯军队威力强大的火器让奥斯曼骑兵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毫无取胜的可能。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奥斯曼将军们终于明白，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奥斯曼帝国再也别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了。对于一个完全建立在军功上的帝国而言，这是最大的噩耗。

　　战争是一件价值观非常明确的事件，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没有中间地带，没法投机取巧。奥斯曼苏丹们可以对帝国经济的衰落、官场的腐败、文化的疲软和老百姓的怨声载道统统视而不见，但打败仗这件事是没办法装聋作哑的，必须立即想办法解决。清王朝如此，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去过西方国家的帝国精英们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是没法和强大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放下架子，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一条路可走。正是在这批人的鼓动下，奥斯曼帝国终于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期，一批有机会游历西方国家的使臣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把西方文明传进了伊斯坦布尔。苏丹们尤其对西方的绘画、音乐和建筑艺术感兴趣，来自法国的画师、建筑师和家具设计师纷纷被苏丹请进宫中，为苏丹及其妃子们画像，安装烛台和枝形吊灯，竭尽全力模仿法国宫廷的生活方式。清帝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故宫内的珍宝馆就是明证。

　　苏丹们的这些行为虽然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但它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变革大都开始于文化层面潜移默化的渗透，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作为铺垫，后来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了。

　　奥斯曼宫廷从西方引进的诸多奇技淫巧中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印刷术。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奥斯曼帝国一直拒绝引入印刷术，直到18世纪初期才网开一面。虽然最初只允许印刷宗教书籍，但这个禁令很快就被打破了，为新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89年，年仅27岁的苏丹塞利姆三世即位。这是一个年轻有为、极富野心的帝王，他意识到如果再不改革的话，奥斯曼帝国就要灭亡了。他决定先从军队入手，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取代帝国的近卫兵团。西方诸国当中他最崇拜法国，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和法王路易十六有交往，因此他专门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来复枪和西式火炮，又请来法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新军。为了配合法国教官们的工作，他还专门设立了几所军事院校，用法文授课，每所学校都新建一个图书馆，收藏的也大都是法文书籍。

　　但是，新式武器很容易买到，使用武器的人才却不那么容易培养。一位英国商人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观察笔记，根据这本书上的描述，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普遍缺乏科学素养，除少数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这种狭隘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是年轻气盛的塞利姆三世没有处理好和大臣们的关系，颁布了很多过激的政策，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一批旧式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塞利姆三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改革就这样失败了。

　　塞利姆三世死后，奥斯曼王室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男性继承人马哈茂德二世被推上了王位。他是塞利姆三世的堂弟，两人关系非常好。他不但从堂哥那里继承了改革的遗志，而且还吸取了血的教训，那就是改革必须有耐心，先要想办法强化苏丹的权力，然后利用权力清除反对势力，才能获得成功。

　　为了达到目的，马哈茂德二世刚上台那几年表现得非常低调，但他在暗中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卧薪尝胆18年后，也就是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突然颁布诏书，废除了帝国近卫兵团，组建了一支新军保卫王室。此举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为改革扫清了障碍。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完成了从过去的封建军事联合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含义非常深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认为，这次改革标志着奥斯曼统治精英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源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实质上这种进步背后的动力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要想与西方对抗，就必须同时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对帝国进行改革。而马哈茂德二世所进行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尝试，其宗旨就是效仿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模式，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人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将帝国内部的各种势力整合到一起。而整合的具体方式就是先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把权力集中到苏丹手里，然后由苏丹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奥斯曼主义”时代。

　　历史证明，马哈茂德二世实行的政治改革措施大都收效甚微，但有两件事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他改革了帝国的教育制度，创办了外文编译局和西欧式的世俗学校；其次，他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向西方派出大批公费留学生，虽然其中大部分都进了西方的军校，但此举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人才。

　　1839年，踌躇满志的马哈茂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继承皇位的太子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当时才16岁，需要母亲和大臣们的辅佐。于是，新受命的大臣们拟定了一份《花厅御诏》，为帝国制定了一套新的方针政策，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坦齐马特”（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改革”）时代正式开始了。

　　《花厅御诏》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其主旨就是向西方学习，模仿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但这份诏书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别小看这句话，这就等于宣布奥斯曼帝国将和传统的伊斯兰教彻底决裂，奥斯曼主义将取代伊斯兰教义，成为帝国新的国策。

　　坦齐马特时代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一直实行米勒（Millet）制度，即给予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以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方便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但坏处就是各个民族一直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爆发独立运动。事实上，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鼓动，帝国内部的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和格里高利派等几大非穆斯林米勒早已酝酿从帝国独立出来，如果成功的话，帝国就要解体了。奥斯曼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肢解帝国，希望各民族团结在奥斯曼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西方。帝国的精英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

　　为了向西方人证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帝国的精英们于1876年颁布了奥斯曼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帝国将是一个“有限的独裁政府”，内阁只对苏丹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这部宪法遭到了来自伊斯兰保守势力的阻挠，苏丹哈米德二世屈服了，于1877年2月宣布搁置宪法，强迫议会休会，坦齐马特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去多玛巴切宫看一下就明白了。

　　青年土耳其党

　　多玛巴切宫（Dolmabahce Palace）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和老皇宫托普卡帕宫隔着一个金角湾。这是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为自己修建的新行宫，花了11年才建成。为了显示“西化”的成果，他命令建筑师以法国的凡尔赛宫为蓝本，建造一座完全不同于“寒酸”的托普卡帕宫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一共有285个房间，自1856年建成后，这里就成了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苏丹的住所。

　　如今的多玛巴切宫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但因为内部空间狭小，贵重物品太多，散客是不允许进入的，必须在导游带领下才能一睹芳容。从外表看，多玛巴切宫由几幢独立的小楼组成，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办公楼，外墙装饰相当简陋，和它的地位很不相称，但其内部装饰之豪华简直令人咋舌，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幢西欧王室宫殿相媲美。

　　因为怕地震，整幢建筑均采用木质结构，所有的楼梯扶手和支柱的表面都是精雕细刻，屋顶上画满了欧式风格的装饰画，墙上则挂满了西洋油画，但画的内容大都是歌颂帝国苏丹的丰功伟业。为了保证新皇宫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奥斯曼人专门请意大利工匠来装饰屋顶，请法国的设计师设计地毯和家具，从英国进口了一座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灯，重达4.5吨，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必须先把各个部件拆下来后单独分装，运到伊斯坦布尔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如果你认为如此奢华的建筑一定是在国泰民安的时候造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恰好是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因为赋税过重，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再加上欧洲列强逼迫帝国签署的通商条约把关税定在了8%的低位，导致帝国的工商业失去了保护，被进口商品打得七零八落。

　　也就是说，当帝国的精英分子们热衷于推行西化改革的时候，恰逢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工人和小商小贩们都穷得吃不饱饭，再加上帝国为了推行奥斯曼主义，一直在弱化伊斯兰教的地位，遭到了广大教徒的反对。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坦齐马特运动的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终止了坦齐马特运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并不反对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他担任苏丹期间颁布的，但他从前任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奥斯曼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依靠伊斯兰教的势力，借助宗教的力量团结广大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来自欧洲的异教徒。于是，哈米德二世放弃了“奥斯曼主义”，转向了“泛伊斯兰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奥斯曼统治者从来没有在国内张扬伊斯兰意识，奥斯曼历史上居然只有一位苏丹去麦加朝圣过。但是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伊斯兰教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虽然已经没落，但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起复兴伊斯兰教的重任，于是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伊斯坦布尔。

　　昝涛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那就是帝国民众对坦齐马特改革的反弹。具体来说，当异教徒们利用强权抢走了本属于奥斯曼人的领土，而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运动却流于对西方的拙劣模仿，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时，很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即“用贬低所憎恨的对手所重视的价值观来表示不满”。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哈米德二世开始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他向世界各地派出使者，要求伊斯兰国家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身份。1901年，哈米德二世派出的宗教代表团访问了新疆，代表苏丹慰问了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后来他还试图与清政府联系，希望在中国境内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该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问题在于，这些推广措施要想取得成功，前提是奥斯曼帝国一定要成为一个在各方面都强大的国家，但奥斯曼帝国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改革，却收效甚微，苏丹们并没有意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者简单地拷贝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无法成功的。另外，这一时期的改革派的出发点不是富国，而是强兵，改革派没有从长远着想，而是仅仅想办法渡过眼前的危机，一旦危机过去，比如敌军停止了进攻，改革的动力就没有了，保守派就会重新占得上风。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撰写的《奥斯曼帝国闲史》记载，被请来训练帝国新军的普鲁士少校赫尔穆特？冯？穆尔特科（Helmuth von Moltke）曾经这样评价奥斯曼帝国：破除古老的体制是一回事，建立一个能够取而代之，并被所有阶层都接受的新体制却是另外一回事。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实力方面，欧洲人都比自己强，但他们也因此从来不认为欧洲人会愿意和穆斯林平起平坐。一句话，普通土耳其人并不打心眼里尊重欧洲人，而只是打算从欧洲人那里学到技能，然后再打败对方。

　　眼看帝国行将就木，一批曾经留学海外的精英分子们看不下去了。1889年，4名伊斯坦布尔医科学生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伊斯坦布尔秘密集会，成立了“奥斯曼团结协会”，号召推翻独裁政府，恢复宪法。他们很快就和海外流亡的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并将总部迁到了巴黎，创办了《青年土耳其》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同一时期，类似的组织在海内外遍地开花，参加者大都为体制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甚至有很多帝国军官参加了进来，历史学家把这批立志推翻独裁体制的革命者统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当年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派出去的公费留学生。

　　1907年，青年土耳其运动的成员在巴黎召开大会，把分散在各地的各种组织加以合并，成立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第二年，青年党人发动政变，迫使哈米德二世恢复宪法。政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后，伊斯坦布尔沸腾了，大街小巷一夜之间贴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口号，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仿佛一个现代化的奥斯曼帝国即将诞生。

　　但是，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人们的幻想。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之后立即发生了分裂，自由派主张分权，给不同民族和教派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民族派则提倡中央集权，希望由奥斯曼人来控制一切，恢复奥斯曼帝国往日的荣耀。一开始是自由派占上风，但民族派利用了人们的爱国心理，很快夺回了话语权，帝国重新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非穆斯林居民，甚至非奥斯曼人的穆斯林居民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帝国仅仅享受了几天的民主自由，就又回到了原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战争爆发了。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为首的巴尔干半岛居民受够了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在西方列强的暗中帮助下揭竿而起，和奥斯曼帝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巴尔干战争先后进行过两次，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损失了大片国土。如果说输给西方列强还可以接受的话，输给原来的手下败将让奥斯曼人感到无比屈辱，不少人终于意识到必须彻底实行改革，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战后一家土耳其报纸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的失败意味着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后胜利。

　　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使各方势力重新进行组合，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愈发复杂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和德国结盟，加入了同盟国组织。为了重振伊斯兰教，奥斯曼苏丹宣布对协约国实行“圣战”，结果证明奥斯曼人押错了宝，帝国军队装备陈旧、士气低落，无论是强大的德意志军队还是神圣的伊斯兰教义都救不了它，这场战争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这场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的突厥臣民们意识到，无论是帝国还是伊斯兰教都靠不住，今后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值得一提的是，帝国军队在“一战”中只打了一场胜仗，那就是加里波利保卫战，那场战役的指挥官凯末尔被奥斯曼人视为民族英雄，获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

　　“一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列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法国出兵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英军攻占了叙利亚；意大利控制了地中海西部；希腊抢占了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重镇伊兹密尔，伺机向安纳托利亚内陆进攻；亚美尼亚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地区。

　　1920年，奥斯曼苏丹被迫签署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只留下了安纳托利亚中间的一小块黄土高原。历史学家们认为，奥斯曼帝国早就是西方列强案板上的一块肉了，如果不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好怎么分这块肉，因此互相牵制的话，这一天早就应该到来了。

　　但是，列强们低估了奥斯曼人多年征战养成的民族性格，以及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帝国的将士们早已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就缺一位带头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位领袖，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凯末尔纪念陵墓坐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郊区的一座小山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进入陵墓之前先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步道，不断有扛着步枪的士兵迈着正步往来巡逻，擦得锃亮的皮靴踏在青砖之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陵墓本身的设计很简单，中间是一个广场，两侧各有一幢米黄色建筑物，屋内安放着凯末尔的石棺，以及几块简单的石碑。真正值得一看的东西都在地下展厅，展出的军装、武器、油画和实景装置把凯末尔的一生浓缩给大家看。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定义这位土耳其之父的话，那一定是“军人”。凯末尔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和他的军人身份密切相关。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在马其顿南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木材商人，可惜在他7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凯末尔服从了母亲的意愿，上了一所宗教小学，因为淘气被教务长打了一顿，因此他从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断然拒绝相信，在今天，在科学、知识、文明都全方位闪亮登场的今天，在文明的土耳其社会里，还会存在这样的人，仍然在这个或那个教长的指导下，愚蠢地寻找他们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凯末尔从小就对打仗感兴趣，梦想成为东方的拿破仑。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军校，18岁时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陆军军事学院，这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学校，被称为是培养禁卫军的摇篮。凯末尔虽然学习非常用功，但他不服管教，经常阅读禁书，还热衷于去伊斯坦布尔的新城区喝酒嫖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后，已在军中服役的凯末尔也创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参与了这场改革运动。但他一开始并不属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加里波利保卫战让他一战成名，在老百姓和军人当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末尔对帝国政权极度失望，但他仍然对政府抱有幻想，谋求改良而不是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倒台后，他曾经想建立新的内阁，并由他本人出任战争部长，但不擅官场的他受到伊斯坦布尔政客的冷落和排挤，失意的凯末尔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伊斯坦布尔，来到黑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萨姆松，并脱去军装，以平民的身份组织了一支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独立救国运动。当时恰逢希腊军队入侵安纳托利亚，凯末尔率领革命军和希腊人展开了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生死战役，大获全胜。此后凯末尔又乘胜出击，收复了一部分被占领的领土，最终在1923年成功地迫使西方列强签署了一份新的《洛桑和约》，现代土耳其的边界终于被固定了下来。

　　如果和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土耳其的新边界简直太憋屈了，只保留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主体部分，以及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一小块欧洲土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么做就等于把奥斯曼帝国建国后依靠武力而获得的土地全部退了回去，只留下了突厥人最初移民到中东地区时的根据地。奥斯曼帝国在尝试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终于明白两条道路都走不通，必须忍痛割爱，走民族主义这条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与通常认为的相反，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民族国家”是在最近几百年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现代现象。最早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18世纪英法的崛起，就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把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原生型民族主义”的代表是近代的英格兰，“民族主义运动”最早就是在英格兰开始的，其目的在于把国家主权从王室和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这个过程，人民被提升到了“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必然要求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体制，民族的概念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但对于像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实行的是“输入型民族主义”，即先从外面输入了“人民主权”这个新概念，然后再引发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变。后一种民族主义是被动的，不“自然”的，难免产生一系列副作用。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意识最早是在知识分子精英圈流行起来的，他们这么做是想效仿西方，把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的民族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原本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帝国，突厥人在西进过程中和沿途遇到的不同部落相互融合，其传统早已消失了，“土耳其人”（Turk）甚至已经演变成了“乡下人”的同义词。一位小说家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农民对前来考察土耳其民俗的知识分子说道：“但是，先生，我们不是土耳其人，我们是穆斯林，感谢真主，您说的土耳其人住在Haymana那边。”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突厥传统，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不得不从西方的人类学研究中寻找灵感，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构历史，迅速地制造了一个土耳其传统。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这种生造出来的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意思是说，“民族”这个概念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现代政治家们按自己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民族”这个概念一旦被编造出来，就传播得非常快，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认同，人类对于相互认同的感情需要是非常强烈的，而凯末尔打出的民族主义这张牌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为了实现民族主义理想，将土耳其建成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凯末尔不惜动用武力强行驱散原本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异族人，并欢迎住在国外的土耳其人回国定居。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场人口大迁徙，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希腊人被迫离开家乡，而原本住在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农民大批返回土耳其定居，这一交换“纯化”了土耳其的民族成分，却降低了国民素质。对于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凯末尔则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此举遭到了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弹，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抗争，库尔德问题成了土耳其的一块心病。

　　凯末尔坚信伊斯兰教是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一心想将其铲除。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王权（苏丹）和教权（哈里发）由一人担当。凯末尔决定先从王权入手。1922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并以叛国罪把苏丹及其主要大臣交由最高法庭审判，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听到消息后连夜出逃，延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制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凯末尔宣布成立共和人民党，并自任主席。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经过投票后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定都安卡拉，并任命凯末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两件事都有不少反对者，但投票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大量弃权票，但没有一人敢投反对票。

　　至此，凯末尔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凯末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借此机会营私舞弊，而是继续祭出重拳，在社会和民生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举措在今天看来都过于激进，如果凯末尔没有掌握绝对权力的话，这些改革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即使握有如此重大权力，凯末尔对于伊斯兰教本身的改革仍然非常谨慎。他先是成立了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作为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可以解释伊斯兰教法，但作为政府官员，他在采取重大决定之前又必须和自己的世俗上司商量，这就等于剥夺了哈里发的实际权力。但在192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斯兰教仍被定为“国家宗教”，直到4年后修改宪法，才把这句话删掉。从此，起码在法律上，土耳其终于变成了一个世俗国家。1937年，土耳其再次修宪，确立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为土耳其立国纲领的六项基本原则。历史后来的发展轨迹证明，这六大主义当中最核心，也是后来遭到挑战最多的正是世俗主义。

　　从某种角度来看，凯末尔所进行的改革可以被称为是一场以独裁的方式推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土耳其要想变得强大，除了西方化和世俗化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走，而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对土耳其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不首先改变土耳其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铲除土耳其文化中的劣根性和伊斯兰教对思想的禁锢，其他一切都是妄谈，包括民主在内。

　　凯末尔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却是第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他在这场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比过去的几任立志改革的苏丹小，但他的前任们都没有他这样的威望和权力。作为土耳其的开国元勋，他有充分的条件成为一名独裁者，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强迫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这一点和哥斯达黎加的开国元勋费雷尔很相似。

　　尾声

　　《奥斯曼帝国闲史》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奥斯曼人喜欢狗，因为狗能吃掉垃圾，保持城市的干净，狗粪则被制革工铲走，用做鞣革的原料。19世纪末期，伊斯坦布尔有15万条狗，平均每8个人一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野狗。但是这些野狗有碍市容，它们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把伊斯坦布尔建成一个现代化城市，于是奥斯曼苏丹派人将这些狗统统抓了起来，运到了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可没过几天，它们又都从大海里游了回来，伊斯坦布尔迅速恢复到了几天前的样子。如此这般重复了数次，结果都是一样。“一战”结束后，打了败仗的苏丹这才痛下决心，命人将这些野狗运到一个远离城市、无人无水的荒岛上，这一次，狗们再也没有回来。

　　可惜的是，这位苏丹觉悟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