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怒吼的平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的冀中人民，发挥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冀中平原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我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有１０年之久，和冀中的父老兄弟姐妹情同骨肉，亲如家人。在纪念这个伟大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更深深怀念已故的战友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
    一、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进行侵华战争，妄图灭亡整个中国。它在占领平、津后，迅速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奸淫。敌特汉奸活动嚣张。土匪流氓乘势而起，绑架勒索，杀人越货。冀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我党来领导抗战。
    早在“西安事变”前后就建有共产党组织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根据我党的指示精神，在国民党军队南撤时，脱离国民党指挥，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在北上途中，六九一团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宣布改名为人民自卫军。六九一团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成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子——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每一个人也走向了新生，我们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中国共产党，走向人民大众，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就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我：这条路走对了。此后，我带领的这支部队即与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在冀中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为冀中地区的一支主力部队。
    冀中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四周有津浦、平汉、北宁和石德四条铁路，西南又与北岳山区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由于日寇侵华兵力不足，只能夺取主要交通线，攻占一些城市和战略要点，而无力控制冀中平原的广大地区。冀中党委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抓住日寇大举南犯、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领导冀中军民，迅速展开了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冀中地区除了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外，各种武装蜂起，一时间，冀中地区出现了“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的局面。对于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杂牌武装，我们依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分别情况，逐步解决，收编、改造能接受我们领导的各种杂牌部队，打击、消灭不接受我们领导的反动武装。与此同时，我们还抓住有利战机，袭击日寇据点，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壮大了我军声威。冀中地区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抗日热潮，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短期内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加强人民武装的建设，１９３７年冬，人民自卫军主力西去晋察冀军区，在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进行了整训。整训完毕后，返回冀中。１９３８年５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至１９３８年６月，冀中我军发展到８万多人。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对冀中部队的建设十分关心，陆续派来了不少红军时期的优秀干部，在团以上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制度带到部队来。部队很快普遍地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普遍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克服军阀残余和游击习气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１９３９年初，党中央派贺龙、关向应同志率１２０师主力来到冀中，帮助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带领冀中部队作战和训练，对加强冀中部队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冀中部队经过多次整顿，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纯洁了组织。同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军事训练。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打不垮、拖不烂的人民军队。在８年抗日战争中，冀中我军在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对打开冀中的局面，建立、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保卫革命成果，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发挥了骨干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充分说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二、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武装斗争同其他斗争结合起来
    在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冀中党委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组织武装部队与人民群众相互配合，狠狠打击日寇和各种反动地方武装。１９３８年初，日军一个中队窜扰我高阳南于八村，我军将其全部歼灭。同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颠覆破坏的阴谋。由于我们在冀中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各种名目的反动地方武装，从而使冀中根据地在对日寇作战中，减少了后顾之忧。这是根据地斗争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是靠着我们有一套健全的武装组织，即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更靠着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正因为有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我们在反“蚕食”斗争中对敌人据点建立的封锁线，收到了围困敌人的显著效果。１９４１年，安国、郑章的敌人疯狂向我突击的时候，我们组织起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三道封锁线。因敌人兵力较大，据点附近由民兵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被突破时，由县区游击队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即与民兵配合，打击敌人。而在敌人兵力再大，第二道封锁线也被突破时，即有１７团组成第三道封锁线，有力地配合民兵和游击队。郑章的敌人在我正规军、民兵和游击队的封锁之下，被围困在据点之内，再也不敢随便出来。在交通斗争中，民兵经常和正规军配合进行。在破坏石德路附近的交通网时，束鹿、冀县民兵即配合六分区正规军，正规军担任袭扰敌人据点的任务，民兵担任掩护群众的任务。
    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冀中军民还紧密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敌人所谓的“总力战”。在经济斗争方面，狠狠打击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时，总是伴以经济上的掠夺。我们就针锋相对，组织军民实行“空舍清野”，武装保卫夏收、秋收，武装保护我们的集市，防止和打击敌人抢夺粮食和其他物资。在政治斗争方面，及时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和政治阴谋，广泛宣传我党的政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积极瓦解敌人。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武装斗争和革命的“两面政策”结合起来，有计划地安排我方人员，秘密掌握和利用伪组织，以对付敌人。当时，有些伪村长、联络员、保甲长，表面上是敌人的，实际上由我们掌握。他们对我军情况，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军荫蔽；以多报少，诱敌来攻，配合我军将其歼灭；以无报有，以少报多，威吓敌人，使敌不敢出动；派出可靠人员在巡逻打更时高喊“平安无事”，掩护我军行动；利用向敌人“报告情况”的机会，侦察敌情，将敌人的情况及时报告我军。这样，就为我军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冀中地区的斗争实践充分说明，以武装斗争为主，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配合起来，才能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陷于被动，从而最有效地战胜敌人。
    三、充分动员，坚决依靠人民群众
    在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冀中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开展民主，发展生产，建立工农妇青等各方面的抗日组织，把冀中地区千百万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动员和组织起来，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无穷的力量和智慧。
    在冀中的广大平原上，日寇凭借其机械化装备，横冲直撞，到处乱窜。我们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毁坏公路，把大道挖成深约一米五至一米七，宽只能行大车而不能行汽车和坦克的纵横交错的道沟，沟内挖有防空洞和射击掩体，既阻止敌人快速部队行动，又便于我军荫蔽、作战和转移。仅在１９３８年，我们就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挖道沟７万多里。这种道沟网以及后来发展的地道，对我们坚持平原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冀中地区，我们还搞了一个打狗运动。在广大平原上，我部队行军作战多在夜间，狗耳灵，一听见动静就叫，声闻数里以外，等于向敌人告密，对我军活动非常不利。我们动员人民群众，一起打狗，连敌人一些据点里的狗也被消灭掉。
    在抗日战争期间，冀中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斗争的残酷是史无前例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冀中被敌人残杀、伤害和抓走的达５万多人。在１９４２年的“五一”反“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在哪村吃了败仗，回过头来即对群众进行屠杀报复，进而制造惨案。深泽县的日军，为了让广大群众当顺民，一次在马铺村捆绑了１５名青年，当着全村百姓的面，逐个将人头浸到水桶里，活活淹死。当浸到第７个人的时候，一个青年突然挣脱双手，高喊着向敌人扑去。周围的群众狂怒而起，不顾一切，像潮水一样向日军涌去，把１２个日军全部打死，随后全村群众分散到各村里去。这一抗敌壮举，教育了人民，形成了公认的道德标准：坚决抗日，忠贞不屈，为国牺牲，这样的人受到人民的无比崇敬。
    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岁月里，敌人经常派出“清剿队”、“剔抉队”，采取所谓“筑堤拦水”、“淘水捉鱼”等办法，逐村、逐院、逐屋搜捕我军政人员。冀中人民为了掩护我军人员和我地方干部，不惜流血牺牲。日寇在搜捕我方人员时，对群众进行百般威胁利诱，严刑毒打，放洋狗撕咬，甚至当众屠杀，逼迫群众指出八路军和我地方干部，但群众宁死也不讲。敌人采用让群众认亲的花招，来暴露我军人员，有的老年人和青年妇女挺身而出，把我军人员认作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任凭敌人酷刑折磨，死不改口。敌人的法西斯暴行，不但没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冀中男女老幼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人自为战，人人为战，男女老幼都是战士。日本侵略者空前残暴，结果把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敌人的凶暴也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抗战期间的基本方针。党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准则：国仇事大，家仇事小。尽可能缩小阶级矛盾，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以宽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中可能团结、可能争取的人共赴国难。对爱国的上层人士，晓以民族大义，推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团结对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回顾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我们深深感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子弟源源不绝地送去参军，我军才得以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部队，我军才得以长期坚持抗战；人民群众为部队和游击队站岗放哨，捉奸捕特，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我军才耳聪目明，机动自如，到处打击敌人。我军在冀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冀中人民的汗水和鲜血。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冀中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四、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创造
    冀中平原的游击战，如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广大军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克敌制胜的巧妙战法，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２年期间，冀中军民就歼灭日、伪军６６０００多人，充分显示了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
    在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了各种不同样式和不同规模的频繁“扫荡”。小规模的分区“扫荡”经常不断，全区性的大“扫荡”一年数次，其中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４２年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所谓“五一”大“扫荡”，日寇投入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共５万余人的兵力。敌人“扫荡”，经常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有时也采用反复平推的所谓“梳篦扫荡”，层层封锁的所谓“铁壁合围”，以及连续合击的所谓“拉网扫荡”等战法。敌进行“扫荡”战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同我主力决战，企图消灭我军于根据地内或驱我出冀中平原，以达到其控制和占领平原之目的。我军反“扫荡”作战的基本方针，是避免在不利情况下同敌军主力作战，在强敌进攻面前利用平原的广大地区和优越的人民条件同敌人周旋，以小部队分散坚持地区斗争，主力跳出敌之包围圈，转至敌人侧后寻敌薄弱部位，坚决打击，积小胜为大胜。
    我们在反“蚕食”斗争中，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以荫蔽方式进行活动，打击敌伪特务，发动基本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瓦解伪军和伪政权组织，在敌占区逐渐发展我们的力量，待时机成熟，即以主力突击，协同武工队，里应外合，歼灭敌人，打开局面。与此同时，在敌人“蚕食”的正面地区，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建据点筑碉堡，修路挖沟，我们就组织力量进行袭击破坏。敌人利用据点、公路对我分割，企图实现由点、线到面的占领，我们就组织据点周围的人民武装力量，对敌人的据点进行封锁、围困，阻止敌伪政权力量伸出点外，使小股和单个敌人不敢外出活动。同时，在敌人“蚕食”地区内，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打击敌人，使敌人无法站稳脚跟。
    在战争残酷的时期，敌人经常对我进行“清剿”，搜捕我抗日军民和地方干部。对此，我们积极采取各种办法，予以坚决打击。当敌人使用较大的兵力，采取包围的形式前来“清剿”时，我采用“村落连环”的战术，在村内打击敌人的同时，组织围绕村庄的部队和民兵增援，对敌人进行反包围，内外夹击，粉碎其“清剿”；有时则采取化整为零、逐次分散的战术，三三两两进入地道，或由地道转至村外，突然袭击敌人的侧背，并迅速转移。在反“清剿”斗争中，对作恶多端、死心塌地的汉奸，用“掏老窝”、“单打一”的手段，杀一儆百，为民除害，打掉敌人的耳目，并在镇压后张贴布告，公布罪行，扩大影响。
    敌人为了控制我冀中平原，大力推行所谓“战线政策”、“新交通政策”，修路筑碉，“强化交通”，使公路密布，碉堡林立，点线相连，并在铁路、公路两侧和据点周围垒墙挖沟，引河注水，企图以点、线、沟、墙对我冀中平原进行分割，分片将我包围封锁起来，然后一块一块地“扫荡”和“蚕食”。敌人的这些做法，虽对我抗日军民的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因点线增多，给敌人自己带来了兵力分散、守备困难的弱点。对此，我们发动广大军民，广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通信设施，炸桥梁，拆路轨，掘路基，毁路面，倒电杆，割电线，中断敌人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孤立敌人的碉堡据点，并对其守备薄弱的部位从军事上给予坚决打击。同时，有计划地调动和歼灭敌人，使得敌人内外受打击，首尾不相顾，兵员被我逐步消耗、歼灭，敌企图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的阴谋也随之破产。
    地雷战和地道战是冀中军民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平原游击战中的一大奇迹。
    冀中民兵在１９４０年春季反“扫荡”斗争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地雷。这年夏季，七分区青救会开办爆炸人员训练班，并指示各村都要建立专门的爆炸小组，花样越来越多，如利用土炮发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反跳半人高才爆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上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压簧跳线雷等。１９４１年６月，冀中区党委专门举办了地雷展览会，从此地雷战在整个冀中区很快推广起来，爆破能手大量涌现。为封锁围困敌人碉堡建立的联防线、联防区，采用了攻防配合的爆炸方法，出现了专为控制要道、伏击与爆炸结合的机动作战。这些新发展又和县区游击队的战术变化相配合，限制了敌人的活动，保卫了生产，保卫了村庄。这些被日军称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地雷战的经验，后来被各根据地普遍采用，使人民战争的战术大放异彩。美国著名记者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这样评价地雷战：“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
    冀中平原的地道，始创于１９４２年敌人进行“五一”大“扫荡”以前。最初仅挖一个秘密小地窖，只能暂时藏人。其后，冀中军民创造了使敌人视为畏途的地道战，并在全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地道逐步发展成为有生活设备、战斗设备和秘密装置的较完善的战斗地道，进而在许多地区建成了村村相连、户户相通、上下两层、平行几条、纵横交错的地道网，构成房顶、地面、地道和村沿、街内、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力网，使日寇饱尝了苦头。１９４５年春，我十分区部队和民兵在雄县米家务以地道战抗击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团的进攻，从村外打到村内，从街巷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地道，又通过地道转至村外，突然从地下跳出，从背后给敌以突然袭击。敌人以伤亡１００多人的代价占领了空村，连一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抗日战争中，冀中军民发挥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主动积极地寻求和创造有利战机，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冀中军民采用各种化装的方法袭击敌人，化装日军打伪军，化装伪军打日军，化装敌人这一部分打敌人那一部分。夏秋季节利用青纱帐神出鬼没地截击、伏击敌人。利用水淀苇塘开展斗争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五一”反“扫荡”后，第七、八、九、十分区机关大部分先后集中到白洋淀，依托文安洼、白洋淀坚持斗争，白天头顶芦苇，蹲在水里，晚上在小船过夜，挖草根、掏鸟蛋、捉鱼虾，经受住了饥饿和死亡的考验。安新县雁翎队和三小队利用白洋淀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地杀伤敌人。当时流传着群众赞扬雁翎队的歌谣：“雁翎队是神兵，鬼子不敢钻苇丛，苇塘里面伏击战，打得鬼子叫祖宗。”
    在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中，尽管日寇采取各种手段，造成我极端困难的局面，但我们紧紧抓住日寇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三个弱点，充分发挥我们各方面的长处，依靠广大军民的力量和智慧，采取灵活的战法，主动积极地打击敌人。到１９４３年下半年，日寇虽然在冀中仍进行过“扫荡”，但已是强弩之末了，我军则更加主动地向敌展开攻势，游击战进一步向正规战发展。１９４５年４－７月，冀中军民先后进行了任河、文新、安饶、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等五个进攻战役，消灭日伪军２万余人，解放县城１０余座。８月，冀中军民配合全国对敌大反攻，解放了冀中全区，同全国广大抗日军民一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日本侵略者践踏抢掠，烧杀奸淫，无数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中国的大好河山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毁坏，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多么巨大深重的苦难。但是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付出无比重大的代价，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打败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世界各民族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的冀中人民，发挥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冀中平原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我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有１０年之久，和冀中的父老兄弟姐妹情同骨肉，亲如家人。在纪念这个伟大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更深深怀念已故的战友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
    一、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进行侵华战争，妄图灭亡整个中国。它在占领平、津后，迅速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奸淫。敌特汉奸活动嚣张。土匪流氓乘势而起，绑架勒索，杀人越货。冀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我党来领导抗战。
    早在“西安事变”前后就建有共产党组织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根据我党的指示精神，在国民党军队南撤时，脱离国民党指挥，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在北上途中，六九一团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宣布改名为人民自卫军。六九一团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成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子——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每一个人也走向了新生，我们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中国共产党，走向人民大众，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就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我：这条路走对了。此后，我带领的这支部队即与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在冀中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为冀中地区的一支主力部队。
    冀中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四周有津浦、平汉、北宁和石德四条铁路，西南又与北岳山区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由于日寇侵华兵力不足，只能夺取主要交通线，攻占一些城市和战略要点，而无力控制冀中平原的广大地区。冀中党委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抓住日寇大举南犯、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领导冀中军民，迅速展开了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冀中地区除了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外，各种武装蜂起，一时间，冀中地区出现了“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的局面。对于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杂牌武装，我们依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分别情况，逐步解决，收编、改造能接受我们领导的各种杂牌部队，打击、消灭不接受我们领导的反动武装。与此同时，我们还抓住有利战机，袭击日寇据点，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壮大了我军声威。冀中地区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抗日热潮，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短期内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加强人民武装的建设，１９３７年冬，人民自卫军主力西去晋察冀军区，在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进行了整训。整训完毕后，返回冀中。１９３８年５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至１９３８年６月，冀中我军发展到８万多人。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对冀中部队的建设十分关心，陆续派来了不少红军时期的优秀干部，在团以上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制度带到部队来。部队很快普遍地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普遍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克服军阀残余和游击习气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１９３９年初，党中央派贺龙、关向应同志率１２０师主力来到冀中，帮助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带领冀中部队作战和训练，对加强冀中部队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冀中部队经过多次整顿，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纯洁了组织。同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军事训练。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打不垮、拖不烂的人民军队。在８年抗日战争中，冀中我军在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对打开冀中的局面，建立、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保卫革命成果，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发挥了骨干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充分说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二、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武装斗争同其他斗争结合起来
    在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冀中党委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组织武装部队与人民群众相互配合，狠狠打击日寇和各种反动地方武装。１９３８年初，日军一个中队窜扰我高阳南于八村，我军将其全部歼灭。同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颠覆破坏的阴谋。由于我们在冀中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各种名目的反动地方武装，从而使冀中根据地在对日寇作战中，减少了后顾之忧。这是根据地斗争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是靠着我们有一套健全的武装组织，即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更靠着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正因为有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我们在反“蚕食”斗争中对敌人据点建立的封锁线，收到了围困敌人的显著效果。１９４１年，安国、郑章的敌人疯狂向我突击的时候，我们组织起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三道封锁线。因敌人兵力较大，据点附近由民兵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被突破时，由县区游击队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即与民兵配合，打击敌人。而在敌人兵力再大，第二道封锁线也被突破时，即有１７团组成第三道封锁线，有力地配合民兵和游击队。郑章的敌人在我正规军、民兵和游击队的封锁之下，被围困在据点之内，再也不敢随便出来。在交通斗争中，民兵经常和正规军配合进行。在破坏石德路附近的交通网时，束鹿、冀县民兵即配合六分区正规军，正规军担任袭扰敌人据点的任务，民兵担任掩护群众的任务。
    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冀中军民还紧密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敌人所谓的“总力战”。在经济斗争方面，狠狠打击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时，总是伴以经济上的掠夺。我们就针锋相对，组织军民实行“空舍清野”，武装保卫夏收、秋收，武装保护我们的集市，防止和打击敌人抢夺粮食和其他物资。在政治斗争方面，及时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和政治阴谋，广泛宣传我党的政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积极瓦解敌人。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武装斗争和革命的“两面政策”结合起来，有计划地安排我方人员，秘密掌握和利用伪组织，以对付敌人。当时，有些伪村长、联络员、保甲长，表面上是敌人的，实际上由我们掌握。他们对我军情况，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军荫蔽；以多报少，诱敌来攻，配合我军将其歼灭；以无报有，以少报多，威吓敌人，使敌不敢出动；派出可靠人员在巡逻打更时高喊“平安无事”，掩护我军行动；利用向敌人“报告情况”的机会，侦察敌情，将敌人的情况及时报告我军。这样，就为我军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冀中地区的斗争实践充分说明，以武装斗争为主，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配合起来，才能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陷于被动，从而最有效地战胜敌人。
    三、充分动员，坚决依靠人民群众
    在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冀中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开展民主，发展生产，建立工农妇青等各方面的抗日组织，把冀中地区千百万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动员和组织起来，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无穷的力量和智慧。
    在冀中的广大平原上，日寇凭借其机械化装备，横冲直撞，到处乱窜。我们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毁坏公路，把大道挖成深约一米五至一米七，宽只能行大车而不能行汽车和坦克的纵横交错的道沟，沟内挖有防空洞和射击掩体，既阻止敌人快速部队行动，又便于我军荫蔽、作战和转移。仅在１９３８年，我们就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挖道沟７万多里。这种道沟网以及后来发展的地道，对我们坚持平原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冀中地区，我们还搞了一个打狗运动。在广大平原上，我部队行军作战多在夜间，狗耳灵，一听见动静就叫，声闻数里以外，等于向敌人告密，对我军活动非常不利。我们动员人民群众，一起打狗，连敌人一些据点里的狗也被消灭掉。
    在抗日战争期间，冀中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斗争的残酷是史无前例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冀中被敌人残杀、伤害和抓走的达５万多人。在１９４２年的“五一”反“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在哪村吃了败仗，回过头来即对群众进行屠杀报复，进而制造惨案。深泽县的日军，为了让广大群众当顺民，一次在马铺村捆绑了１５名青年，当着全村百姓的面，逐个将人头浸到水桶里，活活淹死。当浸到第７个人的时候，一个青年突然挣脱双手，高喊着向敌人扑去。周围的群众狂怒而起，不顾一切，像潮水一样向日军涌去，把１２个日军全部打死，随后全村群众分散到各村里去。这一抗敌壮举，教育了人民，形成了公认的道德标准：坚决抗日，忠贞不屈，为国牺牲，这样的人受到人民的无比崇敬。
    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岁月里，敌人经常派出“清剿队”、“剔抉队”，采取所谓“筑堤拦水”、“淘水捉鱼”等办法，逐村、逐院、逐屋搜捕我军政人员。冀中人民为了掩护我军人员和我地方干部，不惜流血牺牲。日寇在搜捕我方人员时，对群众进行百般威胁利诱，严刑毒打，放洋狗撕咬，甚至当众屠杀，逼迫群众指出八路军和我地方干部，但群众宁死也不讲。敌人采用让群众认亲的花招，来暴露我军人员，有的老年人和青年妇女挺身而出，把我军人员认作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任凭敌人酷刑折磨，死不改口。敌人的法西斯暴行，不但没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冀中男女老幼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人自为战，人人为战，男女老幼都是战士。日本侵略者空前残暴，结果把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敌人的凶暴也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抗战期间的基本方针。党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准则：国仇事大，家仇事小。尽可能缩小阶级矛盾，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以宽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中可能团结、可能争取的人共赴国难。对爱国的上层人士，晓以民族大义，推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团结对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回顾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我们深深感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子弟源源不绝地送去参军，我军才得以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部队，我军才得以长期坚持抗战；人民群众为部队和游击队站岗放哨，捉奸捕特，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我军才耳聪目明，机动自如，到处打击敌人。我军在冀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冀中人民的汗水和鲜血。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冀中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四、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创造
    冀中平原的游击战，如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广大军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克敌制胜的巧妙战法，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２年期间，冀中军民就歼灭日、伪军６６０００多人，充分显示了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
    在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了各种不同样式和不同规模的频繁“扫荡”。小规模的分区“扫荡”经常不断，全区性的大“扫荡”一年数次，其中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４２年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所谓“五一”大“扫荡”，日寇投入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共５万余人的兵力。敌人“扫荡”，经常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有时也采用反复平推的所谓“梳篦扫荡”，层层封锁的所谓“铁壁合围”，以及连续合击的所谓“拉网扫荡”等战法。敌进行“扫荡”战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同我主力决战，企图消灭我军于根据地内或驱我出冀中平原，以达到其控制和占领平原之目的。我军反“扫荡”作战的基本方针，是避免在不利情况下同敌军主力作战，在强敌进攻面前利用平原的广大地区和优越的人民条件同敌人周旋，以小部队分散坚持地区斗争，主力跳出敌之包围圈，转至敌人侧后寻敌薄弱部位，坚决打击，积小胜为大胜。
    我们在反“蚕食”斗争中，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以荫蔽方式进行活动，打击敌伪特务，发动基本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瓦解伪军和伪政权组织，在敌占区逐渐发展我们的力量，待时机成熟，即以主力突击，协同武工队，里应外合，歼灭敌人，打开局面。与此同时，在敌人“蚕食”的正面地区，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建据点筑碉堡，修路挖沟，我们就组织力量进行袭击破坏。敌人利用据点、公路对我分割，企图实现由点、线到面的占领，我们就组织据点周围的人民武装力量，对敌人的据点进行封锁、围困，阻止敌伪政权力量伸出点外，使小股和单个敌人不敢外出活动。同时，在敌人“蚕食”地区内，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打击敌人，使敌人无法站稳脚跟。
    在战争残酷的时期，敌人经常对我进行“清剿”，搜捕我抗日军民和地方干部。对此，我们积极采取各种办法，予以坚决打击。当敌人使用较大的兵力，采取包围的形式前来“清剿”时，我采用“村落连环”的战术，在村内打击敌人的同时，组织围绕村庄的部队和民兵增援，对敌人进行反包围，内外夹击，粉碎其“清剿”；有时则采取化整为零、逐次分散的战术，三三两两进入地道，或由地道转至村外，突然袭击敌人的侧背，并迅速转移。在反“清剿”斗争中，对作恶多端、死心塌地的汉奸，用“掏老窝”、“单打一”的手段，杀一儆百，为民除害，打掉敌人的耳目，并在镇压后张贴布告，公布罪行，扩大影响。
    敌人为了控制我冀中平原，大力推行所谓“战线政策”、“新交通政策”，修路筑碉，“强化交通”，使公路密布，碉堡林立，点线相连，并在铁路、公路两侧和据点周围垒墙挖沟，引河注水，企图以点、线、沟、墙对我冀中平原进行分割，分片将我包围封锁起来，然后一块一块地“扫荡”和“蚕食”。敌人的这些做法，虽对我抗日军民的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因点线增多，给敌人自己带来了兵力分散、守备困难的弱点。对此，我们发动广大军民，广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通信设施，炸桥梁，拆路轨，掘路基，毁路面，倒电杆，割电线，中断敌人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孤立敌人的碉堡据点，并对其守备薄弱的部位从军事上给予坚决打击。同时，有计划地调动和歼灭敌人，使得敌人内外受打击，首尾不相顾，兵员被我逐步消耗、歼灭，敌企图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的阴谋也随之破产。
    地雷战和地道战是冀中军民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平原游击战中的一大奇迹。
    冀中民兵在１９４０年春季反“扫荡”斗争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地雷。这年夏季，七分区青救会开办爆炸人员训练班，并指示各村都要建立专门的爆炸小组，花样越来越多，如利用土炮发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反跳半人高才爆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上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压簧跳线雷等。１９４１年６月，冀中区党委专门举办了地雷展览会，从此地雷战在整个冀中区很快推广起来，爆破能手大量涌现。为封锁围困敌人碉堡建立的联防线、联防区，采用了攻防配合的爆炸方法，出现了专为控制要道、伏击与爆炸结合的机动作战。这些新发展又和县区游击队的战术变化相配合，限制了敌人的活动，保卫了生产，保卫了村庄。这些被日军称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地雷战的经验，后来被各根据地普遍采用，使人民战争的战术大放异彩。美国著名记者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这样评价地雷战：“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
    冀中平原的地道，始创于１９４２年敌人进行“五一”大“扫荡”以前。最初仅挖一个秘密小地窖，只能暂时藏人。其后，冀中军民创造了使敌人视为畏途的地道战，并在全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地道逐步发展成为有生活设备、战斗设备和秘密装置的较完善的战斗地道，进而在许多地区建成了村村相连、户户相通、上下两层、平行几条、纵横交错的地道网，构成房顶、地面、地道和村沿、街内、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力网，使日寇饱尝了苦头。１９４５年春，我十分区部队和民兵在雄县米家务以地道战抗击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团的进攻，从村外打到村内，从街巷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地道，又通过地道转至村外，突然从地下跳出，从背后给敌以突然袭击。敌人以伤亡１００多人的代价占领了空村，连一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抗日战争中，冀中军民发挥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主动积极地寻求和创造有利战机，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冀中军民采用各种化装的方法袭击敌人，化装日军打伪军，化装伪军打日军，化装敌人这一部分打敌人那一部分。夏秋季节利用青纱帐神出鬼没地截击、伏击敌人。利用水淀苇塘开展斗争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五一”反“扫荡”后，第七、八、九、十分区机关大部分先后集中到白洋淀，依托文安洼、白洋淀坚持斗争，白天头顶芦苇，蹲在水里，晚上在小船过夜，挖草根、掏鸟蛋、捉鱼虾，经受住了饥饿和死亡的考验。安新县雁翎队和三小队利用白洋淀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地杀伤敌人。当时流传着群众赞扬雁翎队的歌谣：“雁翎队是神兵，鬼子不敢钻苇丛，苇塘里面伏击战，打得鬼子叫祖宗。”
    在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中，尽管日寇采取各种手段，造成我极端困难的局面，但我们紧紧抓住日寇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三个弱点，充分发挥我们各方面的长处，依靠广大军民的力量和智慧，采取灵活的战法，主动积极地打击敌人。到１９４３年下半年，日寇虽然在冀中仍进行过“扫荡”，但已是强弩之末了，我军则更加主动地向敌展开攻势，游击战进一步向正规战发展。１９４５年４－７月，冀中军民先后进行了任河、文新、安饶、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等五个进攻战役，消灭日伪军２万余人，解放县城１０余座。８月，冀中军民配合全国对敌大反攻，解放了冀中全区，同全国广大抗日军民一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日本侵略者践踏抢掠，烧杀奸淫，无数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中国的大好河山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毁坏，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多么巨大深重的苦难。但是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付出无比重大的代价，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打败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世界各民族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