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边防史》《武士崛起之路》《装甲司令》实拍图 ...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连载之“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节选）
作者：杨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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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结束了，但明帝国和蒙古人之间的交锋还远未结束。十七日，瓦剌军簇拥着明英宗来到宣府镇城，以期克城或者攫取巨额利益。但也先没想到的是，瓦剌派人到宣府西城角答话时，却受到了城头上明军火器的“热烈欢迎”，使者根本无法靠近。此后，瓦剌转而到达宣府镇城南门。
这里对南门做一些说明。在洪武年间宣府镇城拓城时，南边有昌平、宣德、承安三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明成祖举兵靖难，谷王随之南下时，为防不测，封堵了宣德、承安、高远三门。故正统年间也先来到的南门当为昌平门，昌平门外还建有周长四里的“南关”。
此时的瓦剌军，无论士气还是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宣府镇守军，而性格桀骜好斗，有着打残大同镇、击败土木堡明军战绩的也先也显然并不是一个“和平使者”。也先从西城角转到南门，讲和而不攻城，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手中有明英宗这张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了宣府镇城西和城南有河流流过，不利于攻城和布阵，此时明军准备充分，若瓦剌军强行攻城，将会损失巨大。
帝国边防线上的名臣与勇将
也先到达南门以后，对城内守军说有明英宗的圣旨，命令杨洪等人打开城门接皇帝回城。在瓦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让明军打开城门的目的十分明显，明军肯定不会答应。但是明英宗毕竟在城外，于是明军回复说：“如今天色已晚，我不敢擅自开门。这城池军马是爷爷（指皇帝）的，杨洪也出去了，不在城里。”这两句话极有讲究。首先是因为时间已晚，按照城禁，不许开门，况且天晚看不清，无法证实皇帝就在军中，这就为自己不迎接圣旨开门做足了理由；再者，若圣旨是真，守军守的是“皇帝的城池”，敌方兵临城下，断无开门丢城的道理；最后再祭出一招：杨洪不在城里，守军无权开城。这三板斧下来，圣旨也成了废纸。硬的不行，软的亦无用，且此时天色已晚，不利于攻城，也先无奈，不再驻扎，随即西行，往大同去了。
◎杨洪画像
八月二十日，瓦剌到达大同东塘坡上，明英宗写信送入城中。二十一日，明英宗派遣忠勇伯到城下，但是大同守军依然不信。最后，明英宗只能让袁彬骑马来到城下。袁彬以头触门大叫，并以驾牌为信，才被明军接入城中，并入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等人。守将一番讨论后，刘安出城面见明英宗，恸哭而返。既然守军确认了明英宗确实在也先营中，便无法像宣府镇一样打发瓦剌走人。于是大同只得奉明英宗圣旨，取银一万五千两，送给了也先。
尝到了甜头的也先在九月二十八日再次带着明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当时郭登命令部下在城上悄悄放下月城闸板，打算率壮士突袭，迅速将明英宗救回，但是此举被也先察觉。于是也先又转到南门，让大同城中的首脑出城面圣，但是大同城并没有同意，只是向被俘的皇帝献了羊酒等物，也先见大同守军亦是软硬不吃，再也捞不到什么，遂往紫荆关而去。
也先两次兵临大同城下，为何第一次守军给予银钱，而第二次就采取闭门不纳的态度？其中又有什么隐情？
早在也先第一次来到大同城下时，明英宗就派遣忠勇伯到城下喊话。他喊的是什么话呢？这在袁彬的《北征事迹》中并无记载，但是却被《国朝献征录》记录了下来。也先要求金币数万，并承诺只要给钱，就送还明英宗，然而郭登始终闭门不纳。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忠勇伯就已经要求明军拿钱赎明英宗了。郭登是一代名将，当然不相信这种鬼话，但明英宗却是单纯的，他无疑相信了也先的鬼话。因此，面对郭登的拒绝，明英宗惊惶地说：“我与郭登是姻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可见，明英宗非常心急，他愚蠢地相信了也先的话，然后竟还拿出姻亲关系而不是君臣大义来打动郭登，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郭登当时的回复和宣府的杨洪有异曲同工之妙。郭登说道：“我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城门。”郭登站在固守祖宗基业的道德制高点上，巧妙地回绝了明英宗。有臣如此，固为国家之幸，但是当有君如阿斗，那就是诸葛亮在世，也断无扭转之理。忠勇伯无功而返以后，明英宗竟然又派遣袁彬来城下喊话，其内容无疑与忠勇伯相同。情况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让人徒呼奈何。明英宗的第二次遣人终于有了效果。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无法无视皇帝在城外这一事实，纷纷出城相见。其中刘安更是不顾身边有敌营将领，将大同城内钱粮多少悉数告知明英宗。于是被“回家”这一许诺烧坏了脑子的明英宗“慷慨”地将一万多银两以及衣物等送与也先。结果自然是钱到了，人却没有回来。
  ◎复原后的大同城墙
另外，根据记载，二十二日晚，明军的侦察兵“夜不收”曾成功渗透进瓦剌核心营地，欲解救明英宗回城，但又因为明英宗怕死而作罢。此时也先移营猫儿庄，暂时离开了大同城，吃了哑巴亏的刘安等人自然无法再主导大同城的军事策略，于是郭登积极备战，打算武装夺营。郭登秘密招募死士，晓以忠义，并承诺如果成功将皇帝夺回，皇帝定会将他们封为侯爵。经过这么一番讲话，招募的死士纷纷摩拳擦掌，士气大振，愿以死报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九月二十八日，也先第二次来到大同城下，郭登刚要率壮士出击，竟然有人将此绝密信息透露给了也先，以至于也先匆忙拔营。也先在此期间根本就没有打算放明英宗回城，而且将把皇帝“送回大同城”改为了“送皇帝南归”，显然是想如法炮制，在其他各处效仿大同之事捞取钱财。
总之，也先第一次兵临大同，城中主要将领不听约束；第二次兵临大同，又有人泄露机密消息。被从前坑到后的郭登不禁大恸：“驽材果败吾事！”而从不久以后刘安“借他故”还京师可以看出，连番坏事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庸才刘安。
由宣府和大同两地的事来看，对待贪婪的敌人，一旦示弱，将是噩梦的开始。唯有一开始便坚定决心，心存决不投降、决不妥协的信念，才有可能让敌人不敢轻视你，惧怕你，并最终离开。
瓦剌军队在宣府镇城下碰壁的同一天，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入北京，京师大震。次日，皇太后命令明英宗的弟弟郕王——后来的明景泰帝朱祁钰监国。在最初的慌乱中，明帝国中央政府并没有很快拿出统一的决策。郕王命令群臣商议战守方略，侍讲徐珵夜观星象，认为星象有变，京师应当南迁。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如中流砥柱般的名臣出现了，他就是于谦！
于谦厉声呵斥道：“言南迁者，可斩也！”接着请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自此“人心稍安”。随后，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明实录》载，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也先自大同东进以后，于十月四日到达紫荆关北空地。五日，投降瓦剌的内官喜宁率领也先部前哨进入紫荆关北口。明军严阵以待，与蒙古军相持四天，蒙古军一直无法突破明军正面防线。但是，当时的紫荆关尚不完备，还有很多能通往关内的小路。加上由于明帝国建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蒙古军能侵犯至此，所以这里武备松弛，军士战力不堪。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紫荆关长城及地势
十月初九，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在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五千一百余丈，以阻击瓦剌军。
于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调兵。在五十天的时间里，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这些工作都在五十天内完成，不得不说是一场浩大的动员运动。终于，在紫荆关被破前夕的十月初八，于谦将一切安排妥当，可见孙祥及韩青的坚守是多么重要！
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于谦画像
土木堡之战以后，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惧，认为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消灭，明帝国京城旦夕可破，于是不顾攻打紫荆关后士卒疲惫，需要休整，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让瓦剌铁骑人困马乏，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疲惫的也先部看到严阵以待的明军，士气更为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叛阉”内官喜宁再次动起了脑筋。他唆使也先让明朝大臣前来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但是明帝国只派遣了官职低微的王复、赵荣朝见明英宗，以示绝不妥协之意，“也先气益沮”。和谈的可能彻底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也先开始通过紫荆关向北京方向集结主力。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斗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也先军先以小股骑兵窥探德胜门，于是于谦在德胜门外两旁空房内设伏，并先派遣数骑迎战，佯装败走，诱敌深入。也先军中计，派遣万余骑兵直追，此时道路两侧空房内伏兵骤起，击发神炮火器，也先骑兵力不能敌，只得撤出德胜门。德胜门之战明军虽然击退了也先军，但是明显没有对瓦剌造成巨大的杀伤。瓦剌在撤出德胜门以后，马上南下至西直门。孙镗前往抵抗，甚至手刃瓦剌前锋数人。此后也先军佯装北撤，孙镗中了也先军的计谋，追了出去。随后瓦剌增兵包围孙镗，孙镗力不能敌，且战且退，重新退到西直门，想要入城。但守城官程信严守于谦的命令，坚决不许孙镗入城，只是命令城头守军发箭炮协助孙镗。孙镗只得抱着必死成仁的决心与瓦剌军死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最终高礼和毛福寿前来救援，不久石亨也分兵前来救援，瓦剌退兵了。
十月十五日，王敬、武兴率领部众列阵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武兴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报效内官数百骑列于后。连太监都骑马上阵，可见明军临时拼凑的成分。也先军到来后，明军以神铳轰退了也先军。不料敌军刚一后退，内官报效者就为了争夺战功，纷纷跃马而出。虽然临时征募的内官队伍漫无军纪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对明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因为报效内官骑兵的乱冲，也先军见有机可乘，乘势杀回。明军阵破大败，被瓦剌军一路追逐至土城下，都督武兴中箭战死。紧要关头，王竑与毛福寿急忙来援，也先军眼见无力攻下北京，明军勤王大军又渐渐接近京师，不得已率军退出北京地区。



《武士崛起之路：镰仓幕府记》连载之“蒙古来袭”（节选）
作者：伊势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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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条时宗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足以震惊天下的大事。

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元朝至元四年），从大海的另一头，来了一队人马。来者是递交蒙古国书的高丽使节团，团长叫潘阜，高丽人。


忽必烈像

在元世祖忽必烈降服高丽之后，有人告诉他，在大海的另一头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十分富庶，盛产贵重金属。听得此言，忽必烈那充满征服欲的蒙古人的血液立刻就沸腾了，立即派遣使臣黑的、殷弘等前往日本传递国书。

要想去日本，就得路过高丽，于是黑的来到了高丽。高丽人见上邦使节前来，便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好吃好喝地供着。黑的在高丽一待，舒服日子过久了，人就变得有些慵懒，但忽必烈大汗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没好好完成大汗交代的任务，那基本上就别想活着回去了，眼瞅着高丽人根本就没有打算谈去日本的事情，黑的急了，于是三番五次催请。最后，在黑的的坚持下，高丽人只好答应带黑的去看看船队。第二天，风和日丽，高丽人宴请黑的；第三天，又是风和日丽，高丽人还是宴请黑的；到了第四天，乌云密布，海风大作，时机到了。

高丽人带着黑的来到一处特别凶险的港口——巨济岛的松边浦。当时一涛激起千层浪，在海风的作用下，数丈高的大浪不断地拍打在小船上。黑的看着看着，眼前发黑，头昏脑涨，小腿哆嗦。蒙古地区深处内陆，大多数蒙古人从没见过大海，草原出身的黑的，快马弯刀打天下自然不在话下，可是看到这无边无际犹如一个吃人的无底洞的大海，这个草原男儿便吓得瑟瑟发抖了。

黑的连连摇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高丽人趁此机会，在聊天中假装不经意地在字里行间透露着日朝、日中贸易之间古往今来发生的各种船难事故，撞冰山啦，海怪啦，飓风啦，吓得黑的的脸一阵青一阵白。黑的故作镇静地对高丽人说道：“你们做好渡海准备，我回去面见大汗。”

见到黑的准备离去，高丽人暗自庆幸，只要黑的将大海的凶险告诉忽必烈大汗，蒙古对日本的行动便遥遥无期了，他们松了一口气。高丽人为何会如释重负？蒙古人和日本的来往与高丽又有何干系？还别说，真有那么一点关系。蒙古此时正是黄金时期，彪悍的蒙古人的铁蹄踏遍了欧亚大陆上的那么多个国家，给日本的国书自然没有什么好言善语，八成又是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下战书。而日本也并不是个善茬，哪里容得别人如此挑衅，双方这样你来我往，一言不合肯定会打起来，而打起来之后，无论是蒙古进攻日本，还是日本进攻蒙古，夹在蒙古和日本中间的高丽肯定会成为两国战争的跳板与前哨基地，到时候，高丽免不了要出钱出力出粮出兵，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

黑的回到了国内，参拜了大汗忽必烈，一上来就开口说日本怎么怎么的不好，几个破小岛和化外土著，途中海域风浪又急又猛，一不小心，国书不是送到日本而是送到龙宫去了。忽必烈大汗历经各种权力斗争，又多年征战沙场，风云诡谲中过来的，老实的黑的看不穿高丽人的用心，而忽必烈这一代雄主怎么可能会看不透高丽人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派出去的使臣被高丽人给骗了。

黑的的话还没说完，忽必烈便勃然大怒，打断了他：“长生天在上，吾意已决，不要拿这些东西来敷衍我！”接着，忽必烈又开口说道：“黑的，我再派你去一趟高丽。高丽人不是说路途艰险，不愿意让我大蒙古国使臣冒风险吗，那就把国书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此外，忽必烈还要求让高丽人准备一千只船和一万名士兵，不论之后是伐宋还是伐日，都会用得上。

这便是前文所说的，高丽人组成的国书使团来到了日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大宰府。大宰府的官员少贰资能见来了一伙代表蒙古的高丽人，连忙先招待下来，派人把国书快马送往镰仓府。

镰仓幕府的连署北条时宗粗略地看过蒙古国书之后，便对来者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自己也不好决定，他需要把国书送往京都，交由朝廷来决定。天皇朝廷在当时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和之后两代幕府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还有一点就是，九州岛在日本的西南部，向东移动到本州岛便是京都，再向东移动便是镰仓，蒙古国书的运动轨迹是九州（大宰府）—中国（日本关西地区）—畿内（京都）—关东（镰仓）—畿内（京都）。没错，他们就是在拖延时间，实际上，北条时宗在看过国书之后，就已经下令让御家人整军备战了。

位于京都的朝廷接到了北条时宗送来的蒙古国书，天皇粗略一阅，气得是“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国书的原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佑助里，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蒙古帝国版图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封国书为什么会引起日本天皇的愤怒。首先，国书开头的一句话便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佑助里”，可能很多人看不懂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在明代被另一句话给取代了，那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俨然是一副上邦国家对属国的语气。然后，国书的署名便是“大蒙古国皇奉书日本国王”，先是皇帝和国王，差了整整一个级别，把日本天皇和高丽国王等同而视之，要知道，在日本人自己的心目中，日本天皇可和朝鲜国王不同，他且天皇的地位并不比中原的皇帝地位低。然后正文的主要内容大概意思是：我们大蒙古国自立国以来，四海皆服，原本高丽想要抵抗我们，结果被我派兵胖揍了一顿，终于将他们给“感化”了。现在他们都老老实实地跟在我大蒙古国屁股后头充当属国，我们蒙古也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你们日本，不过区区一个小国，自古以来便与中原、高丽有所来往，为何在我当了大汗之后，你们不来朝贺我呢？念在你们可能是因为路途遥远，不知道我大蒙古国立国一事，我就原谅你们一次。希望你们尽快派人过来朝拜，不然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恐怕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你们好自为之吧！

可以看出，这封国书充满了威胁的味道，因此日本朝廷接了国书后很是生气。后嵯峨上皇、后深草上皇、龟山天皇在和公卿大族们商量之后，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想要让潘阜带回去交给忽必烈，其主要内容大约就是问候忽必烈祖宗八辈安否等等。可是当回信草稿送到镰仓交给北条时宗浏览的时候，北条时宗却看也不看，直接揉作一团扔进了垃圾堆里，还对京都来的使者说道：“蒙古人这样的蛮夷，我们有必要理睬他们吗？”

随后镰仓幕府便命人通知使臣潘阜，说这个臣服蒙古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还需要考虑考虑。潘阜当即便很大度地表示，没关系，我可以等。这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年（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到翌年七月份，还没收到回信的潘阜只好先回国交差。也就是这一年，幕府执权北条政村在收到蒙古国书之后，深感自己年老体弱，难堪大任，便将执权的担子撂给了北条时宗，转而出任原先由北条时宗担任的连署，两个人的职位互相调换，虽然两人实权并无多大变动，但不管怎么说，执权的位置好歹又回到了北条得宗家的手上。

由于回国的潘阜没有带回日本人的回复，忽必烈大汗大怒不已，认为是高丽人又在糊弄自己，在潘阜回国几个月后，忽必烈再一次派使臣黑的来到高丽，这一次黑的见高丽国王时直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大汗说了，你们说去日本路途艰险，海上风浪太大，随便就能把船翻个几翻，那么潘阜又是怎么去的日本，难道是飞过去的吗？”

没办法，高丽国王只好下令让潘阜等高丽官员带着黑的再去一次日本，重新由蒙古人再递交一次国书。

黑的一行到达日本后，将国书递交上去，但依旧是石沉大海。不过使团在回国的途中顺便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

降服日本之心不死的忽必烈大汗次年再次催高丽人派使节去日本，顺便送还了上一年抓的两个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在回国之后，到处宣扬此行的所见所闻，传播蒙古人强大不可战胜的消息。他们还告诉日本的老百姓，说蒙古人在战争中能够饶过投降的人，但一旦稍有抵抗，城破之时，蒙古人就必定屠城，一个活口都不留。经这两人的大肆宣扬，日本国内人心惶惶，朝廷也无计可施，准备对蒙古做出回应。不过，这个想法再一次被北条时宗扼杀在了摇篮里。

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大汗派遣女真人赵良弼为使臣前往日本。这次的国书内容十分简单，总结出来就一句话——“高丽都臣服我们了，我看你们日本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痛快些回话吧，认怂还是挨揍。”九州岛大宰府的少贰资能见到再次赴日的元使，如临大敌，不敢让赵良弼上岸，坚决要求将国书用弓箭射到己方。而赵良弼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弓箭来递交国书，并声称自己如果见不到日本国王便不会将国书随便拿出来。


蒙古帝国控制下的高丽

在蒙古的使臣频繁来日的情况下，北条时宗只好同意让朝廷命被尊为日本“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的后代菅原长成拟书回信。信的大致内容是：我大日本国自立国以来，除了天照大神就没有臣服过谁，再说了，我们听说过中原有过辽国，有过宋国，有过金国，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大蒙古国。我们日本好歹也是久在化内，受唐宋文明的熏陶，思想文化底蕴还是挺深厚的，要我们向茹毛饮血的蛮夷臣服，那是不可能的！

忽必烈收到回书之后，暴跳如雷，表示要发兵征服日本。然而尽管忽必烈十分生气，可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于是前来传递国书的日本人全都安全地被驱逐回国了。这些日本人回国的时候，顺便带走了关于蒙古人的大量情报。

日本人不识抬举，那彪悍的蒙古人为何这么有耐性呢？原来，不是蒙古人有耐性，而是因为进攻日本的前线基地高丽陷入了内乱。在蒙古人进攻高丽之前，高丽的实权不在高丽王的手上，而是掌控在高丽朝廷中一个姓崔的武官家族手上。崔氏家族的手上最早有一支私兵，被称为“夜别抄”。随着崔氏家族日益显赫，夜别抄的人数也渐渐增多，最后被分成“左别抄”与“右别抄”。此后在与蒙古人作战期间，许多被蒙古俘虏的高丽人逃回国内，这些俘虏见识过蒙古人的凶悍，于是回国后便同仇敌忾地组成一支抗蒙军队“神义军”。这三支掌控在武官手上的私兵部队，被高丽人总称为“三别抄”。

高丽在崔氏家族第二代掌权人崔瑀（yǔ）掌权时，为了抗击入侵的蒙古人，将高丽的国都迁到了江华岛上。在崔瑀死后，崔氏家族日益衰弱，第四代掌权者崔竩（yì）既残暴又好色，最终崔氏政权被奴隶出身的家将金俊推翻。崔氏政权覆灭之后，高丽王朝完全沦为了蒙古人的属国，尤其是在高丽元宗继位之后，更是死心塌地地跟随蒙古。

高丽王族以及文臣的亲蒙政策引起了抗蒙部队三别抄出身的武将金俊的不满，金俊强行控制朝政，坚决抗蒙，却被其本身贪婪骄横的性格所害。他在内部叛乱中被另一名三别抄出身的武将林衍所杀。林衍执政之后，废黜了亲蒙古的高丽元宗，拥立了太子安庆王继位。忽必烈也趁高丽内乱的机会，派兵进攻高丽，击败了林衍，最终拥立高丽元宗复位，同时也宣告高丽王国武官政权的终结。

但是武官政权中不论是崔氏、金俊还是林衍，均是出身于主张“抗蒙”的三别抄军队，亲蒙古的高丽元宗在蒙古人的命令之下，将国都迁回了开城，同时宣布遣散这支私兵。为了表示抗议，三别抄军发动了叛乱，并占据了江华岛，同时也向日本送去了求援信，但日本并未回信给他们。

黑的一行到达日本后，将国书递交上去，但依旧是石沉大海。不过使团在回国的途中顺便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

降服日本之心不死的忽必烈大汗次年再次催高丽人派使节去日本，顺便送还了上一年抓的两个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在回国之后，到处宣扬此行的所见所闻，传播蒙古人强大不可战胜的消息。他们还告诉日本的老百姓，说蒙古人在战争中能够饶过投降的人，但一旦稍有抵抗，城破之时，蒙古人就必定屠城，一个活口都不留。经这两人的大肆宣扬，日本国内人心惶惶，朝廷也无计可施，准备对蒙古做出回应。不过，这个想法再一次被北条时宗扼杀在了摇篮里。

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大汗派遣女真人赵良弼为使臣前往日本。这次的国书内容十分简单，总结出来就一句话——“高丽都臣服我们了，我看你们日本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痛快些回话吧，认怂还是挨揍。”九州岛大宰府的少贰资能见到再次赴日的元使，如临大敌，不敢让赵良弼上岸，坚决要求将国书用弓箭射到己方。而赵良弼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弓箭来递交国书，并声称自己如果见不到日本国王便不会将国书随便拿出来。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连载之“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节选）
作者：杨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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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结束了，但明帝国和蒙古人之间的交锋还远未结束。十七日，瓦剌军簇拥着明英宗来到宣府镇城，以期克城或者攫取巨额利益。但也先没想到的是，瓦剌派人到宣府西城角答话时，却受到了城头上明军火器的“热烈欢迎”，使者根本无法靠近。此后，瓦剌转而到达宣府镇城南门。
这里对南门做一些说明。在洪武年间宣府镇城拓城时，南边有昌平、宣德、承安三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明成祖举兵靖难，谷王随之南下时，为防不测，封堵了宣德、承安、高远三门。故正统年间也先来到的南门当为昌平门，昌平门外还建有周长四里的“南关”。
此时的瓦剌军，无论士气还是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宣府镇守军，而性格桀骜好斗，有着打残大同镇、击败土木堡明军战绩的也先也显然并不是一个“和平使者”。也先从西城角转到南门，讲和而不攻城，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手中有明英宗这张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了宣府镇城西和城南有河流流过，不利于攻城和布阵，此时明军准备充分，若瓦剌军强行攻城，将会损失巨大。
帝国边防线上的名臣与勇将
也先到达南门以后，对城内守军说有明英宗的圣旨，命令杨洪等人打开城门接皇帝回城。在瓦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让明军打开城门的目的十分明显，明军肯定不会答应。但是明英宗毕竟在城外，于是明军回复说：“如今天色已晚，我不敢擅自开门。这城池军马是爷爷（指皇帝）的，杨洪也出去了，不在城里。”这两句话极有讲究。首先是因为时间已晚，按照城禁，不许开门，况且天晚看不清，无法证实皇帝就在军中，这就为自己不迎接圣旨开门做足了理由；再者，若圣旨是真，守军守的是“皇帝的城池”，敌方兵临城下，断无开门丢城的道理；最后再祭出一招：杨洪不在城里，守军无权开城。这三板斧下来，圣旨也成了废纸。硬的不行，软的亦无用，且此时天色已晚，不利于攻城，也先无奈，不再驻扎，随即西行，往大同去了。
◎杨洪画像
八月二十日，瓦剌到达大同东塘坡上，明英宗写信送入城中。二十一日，明英宗派遣忠勇伯到城下，但是大同守军依然不信。最后，明英宗只能让袁彬骑马来到城下。袁彬以头触门大叫，并以驾牌为信，才被明军接入城中，并入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等人。守将一番讨论后，刘安出城面见明英宗，恸哭而返。既然守军确认了明英宗确实在也先营中，便无法像宣府镇一样打发瓦剌走人。于是大同只得奉明英宗圣旨，取银一万五千两，送给了也先。
尝到了甜头的也先在九月二十八日再次带着明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当时郭登命令部下在城上悄悄放下月城闸板，打算率壮士突袭，迅速将明英宗救回，但是此举被也先察觉。于是也先又转到南门，让大同城中的首脑出城面圣，但是大同城并没有同意，只是向被俘的皇帝献了羊酒等物，也先见大同守军亦是软硬不吃，再也捞不到什么，遂往紫荆关而去。
也先两次兵临大同城下，为何第一次守军给予银钱，而第二次就采取闭门不纳的态度？其中又有什么隐情？
早在也先第一次来到大同城下时，明英宗就派遣忠勇伯到城下喊话。他喊的是什么话呢？这在袁彬的《北征事迹》中并无记载，但是却被《国朝献征录》记录了下来。也先要求金币数万，并承诺只要给钱，就送还明英宗，然而郭登始终闭门不纳。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忠勇伯就已经要求明军拿钱赎明英宗了。郭登是一代名将，当然不相信这种鬼话，但明英宗却是单纯的，他无疑相信了也先的鬼话。因此，面对郭登的拒绝，明英宗惊惶地说：“我与郭登是姻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可见，明英宗非常心急，他愚蠢地相信了也先的话，然后竟还拿出姻亲关系而不是君臣大义来打动郭登，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郭登当时的回复和宣府的杨洪有异曲同工之妙。郭登说道：“我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城门。”郭登站在固守祖宗基业的道德制高点上，巧妙地回绝了明英宗。有臣如此，固为国家之幸，但是当有君如阿斗，那就是诸葛亮在世，也断无扭转之理。忠勇伯无功而返以后，明英宗竟然又派遣袁彬来城下喊话，其内容无疑与忠勇伯相同。情况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让人徒呼奈何。明英宗的第二次遣人终于有了效果。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无法无视皇帝在城外这一事实，纷纷出城相见。其中刘安更是不顾身边有敌营将领，将大同城内钱粮多少悉数告知明英宗。于是被“回家”这一许诺烧坏了脑子的明英宗“慷慨”地将一万多银两以及衣物等送与也先。结果自然是钱到了，人却没有回来。
  ◎复原后的大同城墙
另外，根据记载，二十二日晚，明军的侦察兵“夜不收”曾成功渗透进瓦剌核心营地，欲解救明英宗回城，但又因为明英宗怕死而作罢。此时也先移营猫儿庄，暂时离开了大同城，吃了哑巴亏的刘安等人自然无法再主导大同城的军事策略，于是郭登积极备战，打算武装夺营。郭登秘密招募死士，晓以忠义，并承诺如果成功将皇帝夺回，皇帝定会将他们封为侯爵。经过这么一番讲话，招募的死士纷纷摩拳擦掌，士气大振，愿以死报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九月二十八日，也先第二次来到大同城下，郭登刚要率壮士出击，竟然有人将此绝密信息透露给了也先，以至于也先匆忙拔营。也先在此期间根本就没有打算放明英宗回城，而且将把皇帝“送回大同城”改为了“送皇帝南归”，显然是想如法炮制，在其他各处效仿大同之事捞取钱财。
总之，也先第一次兵临大同，城中主要将领不听约束；第二次兵临大同，又有人泄露机密消息。被从前坑到后的郭登不禁大恸：“驽材果败吾事！”而从不久以后刘安“借他故”还京师可以看出，连番坏事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庸才刘安。
由宣府和大同两地的事来看，对待贪婪的敌人，一旦示弱，将是噩梦的开始。唯有一开始便坚定决心，心存决不投降、决不妥协的信念，才有可能让敌人不敢轻视你，惧怕你，并最终离开。
瓦剌军队在宣府镇城下碰壁的同一天，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入北京，京师大震。次日，皇太后命令明英宗的弟弟郕王——后来的明景泰帝朱祁钰监国。在最初的慌乱中，明帝国中央政府并没有很快拿出统一的决策。郕王命令群臣商议战守方略，侍讲徐珵夜观星象，认为星象有变，京师应当南迁。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如中流砥柱般的名臣出现了，他就是于谦！
于谦厉声呵斥道：“言南迁者，可斩也！”接着请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自此“人心稍安”。随后，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明实录》载，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也先自大同东进以后，于十月四日到达紫荆关北空地。五日，投降瓦剌的内官喜宁率领也先部前哨进入紫荆关北口。明军严阵以待，与蒙古军相持四天，蒙古军一直无法突破明军正面防线。但是，当时的紫荆关尚不完备，还有很多能通往关内的小路。加上由于明帝国建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蒙古军能侵犯至此，所以这里武备松弛，军士战力不堪。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紫荆关长城及地势
十月初九，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在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五千一百余丈，以阻击瓦剌军。
于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调兵。在五十天的时间里，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这些工作都在五十天内完成，不得不说是一场浩大的动员运动。终于，在紫荆关被破前夕的十月初八，于谦将一切安排妥当，可见孙祥及韩青的坚守是多么重要！
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于谦画像
土木堡之战以后，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惧，认为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消灭，明帝国京城旦夕可破，于是不顾攻打紫荆关后士卒疲惫，需要休整，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让瓦剌铁骑人困马乏，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疲惫的也先部看到严阵以待的明军，士气更为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叛阉”内官喜宁再次动起了脑筋。他唆使也先让明朝大臣前来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但是明帝国只派遣了官职低微的王复、赵荣朝见明英宗，以示绝不妥协之意，“也先气益沮”。和谈的可能彻底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也先开始通过紫荆关向北京方向集结主力。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斗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也先军先以小股骑兵窥探德胜门，于是于谦在德胜门外两旁空房内设伏，并先派遣数骑迎战，佯装败走，诱敌深入。也先军中计，派遣万余骑兵直追，此时道路两侧空房内伏兵骤起，击发神炮火器，也先骑兵力不能敌，只得撤出德胜门。德胜门之战明军虽然击退了也先军，但是明显没有对瓦剌造成巨大的杀伤。瓦剌在撤出德胜门以后，马上南下至西直门。孙镗前往抵抗，甚至手刃瓦剌前锋数人。此后也先军佯装北撤，孙镗中了也先军的计谋，追了出去。随后瓦剌增兵包围孙镗，孙镗力不能敌，且战且退，重新退到西直门，想要入城。但守城官程信严守于谦的命令，坚决不许孙镗入城，只是命令城头守军发箭炮协助孙镗。孙镗只得抱着必死成仁的决心与瓦剌军死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最终高礼和毛福寿前来救援，不久石亨也分兵前来救援，瓦剌退兵了。
十月十五日，王敬、武兴率领部众列阵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武兴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报效内官数百骑列于后。连太监都骑马上阵，可见明军临时拼凑的成分。也先军到来后，明军以神铳轰退了也先军。不料敌军刚一后退，内官报效者就为了争夺战功，纷纷跃马而出。虽然临时征募的内官队伍漫无军纪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对明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因为报效内官骑兵的乱冲，也先军见有机可乘，乘势杀回。明军阵破大败，被瓦剌军一路追逐至土城下，都督武兴中箭战死。紧要关头，王竑与毛福寿急忙来援，也先军眼见无力攻下北京，明军勤王大军又渐渐接近京师，不得已率军退出北京地区。



《武士崛起之路：镰仓幕府记》连载之“蒙古来袭”（节选）
作者：伊势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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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条时宗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足以震惊天下的大事。

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元朝至元四年），从大海的另一头，来了一队人马。来者是递交蒙古国书的高丽使节团，团长叫潘阜，高丽人。


忽必烈像

在元世祖忽必烈降服高丽之后，有人告诉他，在大海的另一头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十分富庶，盛产贵重金属。听得此言，忽必烈那充满征服欲的蒙古人的血液立刻就沸腾了，立即派遣使臣黑的、殷弘等前往日本传递国书。

要想去日本，就得路过高丽，于是黑的来到了高丽。高丽人见上邦使节前来，便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好吃好喝地供着。黑的在高丽一待，舒服日子过久了，人就变得有些慵懒，但忽必烈大汗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没好好完成大汗交代的任务，那基本上就别想活着回去了，眼瞅着高丽人根本就没有打算谈去日本的事情，黑的急了，于是三番五次催请。最后，在黑的的坚持下，高丽人只好答应带黑的去看看船队。第二天，风和日丽，高丽人宴请黑的；第三天，又是风和日丽，高丽人还是宴请黑的；到了第四天，乌云密布，海风大作，时机到了。

高丽人带着黑的来到一处特别凶险的港口——巨济岛的松边浦。当时一涛激起千层浪，在海风的作用下，数丈高的大浪不断地拍打在小船上。黑的看着看着，眼前发黑，头昏脑涨，小腿哆嗦。蒙古地区深处内陆，大多数蒙古人从没见过大海，草原出身的黑的，快马弯刀打天下自然不在话下，可是看到这无边无际犹如一个吃人的无底洞的大海，这个草原男儿便吓得瑟瑟发抖了。

黑的连连摇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高丽人趁此机会，在聊天中假装不经意地在字里行间透露着日朝、日中贸易之间古往今来发生的各种船难事故，撞冰山啦，海怪啦，飓风啦，吓得黑的的脸一阵青一阵白。黑的故作镇静地对高丽人说道：“你们做好渡海准备，我回去面见大汗。”

见到黑的准备离去，高丽人暗自庆幸，只要黑的将大海的凶险告诉忽必烈大汗，蒙古对日本的行动便遥遥无期了，他们松了一口气。高丽人为何会如释重负？蒙古人和日本的来往与高丽又有何干系？还别说，真有那么一点关系。蒙古此时正是黄金时期，彪悍的蒙古人的铁蹄踏遍了欧亚大陆上的那么多个国家，给日本的国书自然没有什么好言善语，八成又是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下战书。而日本也并不是个善茬，哪里容得别人如此挑衅，双方这样你来我往，一言不合肯定会打起来，而打起来之后，无论是蒙古进攻日本，还是日本进攻蒙古，夹在蒙古和日本中间的高丽肯定会成为两国战争的跳板与前哨基地，到时候，高丽免不了要出钱出力出粮出兵，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

黑的回到了国内，参拜了大汗忽必烈，一上来就开口说日本怎么怎么的不好，几个破小岛和化外土著，途中海域风浪又急又猛，一不小心，国书不是送到日本而是送到龙宫去了。忽必烈大汗历经各种权力斗争，又多年征战沙场，风云诡谲中过来的，老实的黑的看不穿高丽人的用心，而忽必烈这一代雄主怎么可能会看不透高丽人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派出去的使臣被高丽人给骗了。

黑的的话还没说完，忽必烈便勃然大怒，打断了他：“长生天在上，吾意已决，不要拿这些东西来敷衍我！”接着，忽必烈又开口说道：“黑的，我再派你去一趟高丽。高丽人不是说路途艰险，不愿意让我大蒙古国使臣冒风险吗，那就把国书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此外，忽必烈还要求让高丽人准备一千只船和一万名士兵，不论之后是伐宋还是伐日，都会用得上。

这便是前文所说的，高丽人组成的国书使团来到了日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大宰府。大宰府的官员少贰资能见来了一伙代表蒙古的高丽人，连忙先招待下来，派人把国书快马送往镰仓府。

镰仓幕府的连署北条时宗粗略地看过蒙古国书之后，便对来者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自己也不好决定，他需要把国书送往京都，交由朝廷来决定。天皇朝廷在当时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和之后两代幕府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还有一点就是，九州岛在日本的西南部，向东移动到本州岛便是京都，再向东移动便是镰仓，蒙古国书的运动轨迹是九州（大宰府）—中国（日本关西地区）—畿内（京都）—关东（镰仓）—畿内（京都）。没错，他们就是在拖延时间，实际上，北条时宗在看过国书之后，就已经下令让御家人整军备战了。

位于京都的朝廷接到了北条时宗送来的蒙古国书，天皇粗略一阅，气得是“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国书的原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佑助里，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蒙古帝国版图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封国书为什么会引起日本天皇的愤怒。首先，国书开头的一句话便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佑助里”，可能很多人看不懂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在明代被另一句话给取代了，那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俨然是一副上邦国家对属国的语气。然后，国书的署名便是“大蒙古国皇奉书日本国王”，先是皇帝和国王，差了整整一个级别，把日本天皇和高丽国王等同而视之，要知道，在日本人自己的心目中，日本天皇可和朝鲜国王不同，他且天皇的地位并不比中原的皇帝地位低。然后正文的主要内容大概意思是：我们大蒙古国自立国以来，四海皆服，原本高丽想要抵抗我们，结果被我派兵胖揍了一顿，终于将他们给“感化”了。现在他们都老老实实地跟在我大蒙古国屁股后头充当属国，我们蒙古也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你们日本，不过区区一个小国，自古以来便与中原、高丽有所来往，为何在我当了大汗之后，你们不来朝贺我呢？念在你们可能是因为路途遥远，不知道我大蒙古国立国一事，我就原谅你们一次。希望你们尽快派人过来朝拜，不然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恐怕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你们好自为之吧！

可以看出，这封国书充满了威胁的味道，因此日本朝廷接了国书后很是生气。后嵯峨上皇、后深草上皇、龟山天皇在和公卿大族们商量之后，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想要让潘阜带回去交给忽必烈，其主要内容大约就是问候忽必烈祖宗八辈安否等等。可是当回信草稿送到镰仓交给北条时宗浏览的时候，北条时宗却看也不看，直接揉作一团扔进了垃圾堆里，还对京都来的使者说道：“蒙古人这样的蛮夷，我们有必要理睬他们吗？”

随后镰仓幕府便命人通知使臣潘阜，说这个臣服蒙古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还需要考虑考虑。潘阜当即便很大度地表示，没关系，我可以等。这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年（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到翌年七月份，还没收到回信的潘阜只好先回国交差。也就是这一年，幕府执权北条政村在收到蒙古国书之后，深感自己年老体弱，难堪大任，便将执权的担子撂给了北条时宗，转而出任原先由北条时宗担任的连署，两个人的职位互相调换，虽然两人实权并无多大变动，但不管怎么说，执权的位置好歹又回到了北条得宗家的手上。

由于回国的潘阜没有带回日本人的回复，忽必烈大汗大怒不已，认为是高丽人又在糊弄自己，在潘阜回国几个月后，忽必烈再一次派使臣黑的来到高丽，这一次黑的见高丽国王时直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大汗说了，你们说去日本路途艰险，海上风浪太大，随便就能把船翻个几翻，那么潘阜又是怎么去的日本，难道是飞过去的吗？”

没办法，高丽国王只好下令让潘阜等高丽官员带着黑的再去一次日本，重新由蒙古人再递交一次国书。

黑的一行到达日本后，将国书递交上去，但依旧是石沉大海。不过使团在回国的途中顺便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

降服日本之心不死的忽必烈大汗次年再次催高丽人派使节去日本，顺便送还了上一年抓的两个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在回国之后，到处宣扬此行的所见所闻，传播蒙古人强大不可战胜的消息。他们还告诉日本的老百姓，说蒙古人在战争中能够饶过投降的人，但一旦稍有抵抗，城破之时，蒙古人就必定屠城，一个活口都不留。经这两人的大肆宣扬，日本国内人心惶惶，朝廷也无计可施，准备对蒙古做出回应。不过，这个想法再一次被北条时宗扼杀在了摇篮里。

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大汗派遣女真人赵良弼为使臣前往日本。这次的国书内容十分简单，总结出来就一句话——“高丽都臣服我们了，我看你们日本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痛快些回话吧，认怂还是挨揍。”九州岛大宰府的少贰资能见到再次赴日的元使，如临大敌，不敢让赵良弼上岸，坚决要求将国书用弓箭射到己方。而赵良弼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弓箭来递交国书，并声称自己如果见不到日本国王便不会将国书随便拿出来。


蒙古帝国控制下的高丽

在蒙古的使臣频繁来日的情况下，北条时宗只好同意让朝廷命被尊为日本“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的后代菅原长成拟书回信。信的大致内容是：我大日本国自立国以来，除了天照大神就没有臣服过谁，再说了，我们听说过中原有过辽国，有过宋国，有过金国，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大蒙古国。我们日本好歹也是久在化内，受唐宋文明的熏陶，思想文化底蕴还是挺深厚的，要我们向茹毛饮血的蛮夷臣服，那是不可能的！

忽必烈收到回书之后，暴跳如雷，表示要发兵征服日本。然而尽管忽必烈十分生气，可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于是前来传递国书的日本人全都安全地被驱逐回国了。这些日本人回国的时候，顺便带走了关于蒙古人的大量情报。

日本人不识抬举，那彪悍的蒙古人为何这么有耐性呢？原来，不是蒙古人有耐性，而是因为进攻日本的前线基地高丽陷入了内乱。在蒙古人进攻高丽之前，高丽的实权不在高丽王的手上，而是掌控在高丽朝廷中一个姓崔的武官家族手上。崔氏家族的手上最早有一支私兵，被称为“夜别抄”。随着崔氏家族日益显赫，夜别抄的人数也渐渐增多，最后被分成“左别抄”与“右别抄”。此后在与蒙古人作战期间，许多被蒙古俘虏的高丽人逃回国内，这些俘虏见识过蒙古人的凶悍，于是回国后便同仇敌忾地组成一支抗蒙军队“神义军”。这三支掌控在武官手上的私兵部队，被高丽人总称为“三别抄”。

高丽在崔氏家族第二代掌权人崔瑀（yǔ）掌权时，为了抗击入侵的蒙古人，将高丽的国都迁到了江华岛上。在崔瑀死后，崔氏家族日益衰弱，第四代掌权者崔竩（yì）既残暴又好色，最终崔氏政权被奴隶出身的家将金俊推翻。崔氏政权覆灭之后，高丽王朝完全沦为了蒙古人的属国，尤其是在高丽元宗继位之后，更是死心塌地地跟随蒙古。

高丽王族以及文臣的亲蒙政策引起了抗蒙部队三别抄出身的武将金俊的不满，金俊强行控制朝政，坚决抗蒙，却被其本身贪婪骄横的性格所害。他在内部叛乱中被另一名三别抄出身的武将林衍所杀。林衍执政之后，废黜了亲蒙古的高丽元宗，拥立了太子安庆王继位。忽必烈也趁高丽内乱的机会，派兵进攻高丽，击败了林衍，最终拥立高丽元宗复位，同时也宣告高丽王国武官政权的终结。

但是武官政权中不论是崔氏、金俊还是林衍，均是出身于主张“抗蒙”的三别抄军队，亲蒙古的高丽元宗在蒙古人的命令之下，将国都迁回了开城，同时宣布遣散这支私兵。为了表示抗议，三别抄军发动了叛乱，并占据了江华岛，同时也向日本送去了求援信，但日本并未回信给他们。

黑的一行到达日本后，将国书递交上去，但依旧是石沉大海。不过使团在回国的途中顺便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

降服日本之心不死的忽必烈大汗次年再次催高丽人派使节去日本，顺便送还了上一年抓的两个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在回国之后，到处宣扬此行的所见所闻，传播蒙古人强大不可战胜的消息。他们还告诉日本的老百姓，说蒙古人在战争中能够饶过投降的人，但一旦稍有抵抗，城破之时，蒙古人就必定屠城，一个活口都不留。经这两人的大肆宣扬，日本国内人心惶惶，朝廷也无计可施，准备对蒙古做出回应。不过，这个想法再一次被北条时宗扼杀在了摇篮里。

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大汗派遣女真人赵良弼为使臣前往日本。这次的国书内容十分简单，总结出来就一句话——“高丽都臣服我们了，我看你们日本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痛快些回话吧，认怂还是挨揍。”九州岛大宰府的少贰资能见到再次赴日的元使，如临大敌，不敢让赵良弼上岸，坚决要求将国书用弓箭射到己方。而赵良弼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弓箭来递交国书，并声称自己如果见不到日本国王便不会将国书随便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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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山 发表于 2015-11-30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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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旺旺~~~~ 发表于 2015-11-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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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明宇 发表于 2015-12-1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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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员SVD 发表于 2015-12-1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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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rl65 发表于 2015-12-1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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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文图书 发表于 2015-12-1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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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明宇 发表于 2015-12-2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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