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日本战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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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占领与改革

一、占领与改革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盟国军队从1945年8月26日陆续进驻日本。尽管有少数英联邦国家军队参加占领,但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及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占领军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的占领军对日本实施占领。虽然作为决定占领政策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但由美、英、中、苏等12国构成的该委员会是通过美国政府传达其决定,因而其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在东京设有带有咨询色彩的机构——对日理事会,由美、英、中、苏四国代表构成,但这一机构除在农地改革以及从苏联遣返战俘问题之外,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以及实施的改革政策主要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意志。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并不直接实施军事管制,而是利用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进行间接统治。即占领军总司令部制定的各种政策以备忘录、文书、指令、口头指示等传达给日本政府,后者以法律、政令、条例的形式加以实施。尽管占领军具有超法规的权力,撤换那些不听从其指令的日本官员,但间接统治的结果不仅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而且在占领政策的具体内容上也给予日本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于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的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必须放弃海外殖民地,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权力及其影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建立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建立和平经济。11月1日,美国政府再次颁布《对占领及管理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日本投降后最初基本指令》,进一步将占领方针具体化。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8月17日组成以皇族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内阁,处理结束战争事宜。尽管皇族内阁对解除军队武装、接受盟国进驻、签署投降书等方面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并在9月20日颁布了《波茨坦紧急敕令》,既不经过立法程序便可下达执行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但该内阁在逮捕、审判战犯以及开放政治、宗教自由方面与占领军产生冲突,因而在10月4日宣布总辞职。其后曾在案20年代积极推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继任首相,并接受麦克阿瑟的五大指令,即宪法的自由主义化及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经济民主化等,从而开始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措施。
在军事方面,占领当局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颁布指令,命令军队立即交械投降和迅速复员,废除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指导机构以及日本兵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解散在乡军人会等准军事组织,禁止与军事有关的生产及科学研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并将其作为对盟国的赔偿等。
在政治方面,逮捕并审判战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00多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绞刑,判处其他18名战犯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解散军国主义团体,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以“黑龙会”为首的140个军国主义团体被解散,20多万人被解除公职;废除军国主义治安法令,释放政治犯和思想犯。获得自由的政治犯、思想犯约有4000多人,其中包括德田秋一、宫本显治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施政教分离。删除所有教材中的军国主义内容,禁止政府与神社发生任何关系;开放言论与新闻自由,开放工人运动,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等。
在经济方面,占领当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地改革”与“解散财阀”。占领当局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极为不满,因而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政府强制性购买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村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并优先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结果在两年的时间内,大约200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佃农手中,自耕农的比例也因此从改革前的30%上升到70%;1946年8月,占领当局指令日本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的股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措施,对以十大财阀为中心的巨大家族企业进行分割经营,并禁止原有的财阀家族成员担任该企业的领导职务等。
早在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就对东久迩内阁的近卫文麿国务大臣提出修改旧宪法的要求,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后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尽管币原首相对此持消极态度,但仍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为委员长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遭到占领当局的拒绝,麦克阿瑟提出“改宪三原则”,即象征天皇制、放弃战争、废除以华族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并指使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起草新宪法。民政局宪法草案形成后提交日本政府,后者通过规定的程序审议批准了这部以象征天皇制、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及非武装、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男女平等为特征的宪法。同时,根据宪法精神,国会两院又先后制定了《国会法》、《内阁法》、《地方自治法》、《教育基本法》、《国家公务员法》等法律,从而形成了战后政治制度。

二、政治与社会
民主化改革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复活。战前和战时的一些政治家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纷纷着手重建和组建政党,因而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组合。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但因内部矛盾,没有充分阐述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最高职务委员长空缺,右翼的片山哲任书记长;同月9日,自由党成立,战时内阁大臣鸠山一郎当选为党的总裁。该党主张“维护君民一体的国家”,坚持“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主义经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月16日组成的进步党,其成员大多数为战时御用政治团体“大日本政治会”所属议员。该党强调“维护国体”以及“统制经济”,攻击共产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右翼;同月18日,协同党成立,虽然该党主张“维护皇统”,但同时提倡“确立民主政治体制”,标榜合作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左翼;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在战前属于非法政党,领导人也大多被捕入狱。战争结束后,他们立即以合法的身份着手重建党组织。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时隔19年之久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该党号召国民“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废除钦定宪法和旧议会”,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但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重要性。
各党成立后,积极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大选),但占领当局颁布的剥夺公职令使许多政党所属政治家不能参加选举。因此,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82%的当选者为新议员,其中有39名女性议员。大选后没有加入党派的币原首相借口议会政治不稳回引起社会混乱,准备继续执政,但其他党派坚持组成政党内阁。自由党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因其总裁鸠山一郎被剥夺公职,遂由还不是国会议员的吉田茂接任其总裁职务,并组成第一届吉田茂内阁。
由于战争的破坏,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状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0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军需产业停止生产,其部门的400万就业工人加上从海外回国的350万复员军人及289万平民等,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另一方面,农业严重歉收,而且也不能从旧殖民地进口粮食,以大米为中心的生活资料价格飞速上涨。为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原内阁颁布《金融紧急措施令》,通过冻结存款发行新货币的方式限制货币流通,但效果持续时间较短。吉田内阁成立后,设置复兴金融金库,向煤炭、电力、钢铁等重要产业提供资金,希望以刺激生产的方式稳定经济,被称为“倾斜生产方式”。但这种重视生产资料生产的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吉田政权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反对。
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利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到1946年底,全国共有17000个工会组织,拥有会员近500万,其组织率也达到4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甚至争取生产管理权等不断展开斗争。为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在麦克阿瑟的劝告下,吉田内阁决定在1947年4月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同时举行参议院议员的首次选举。结果,受到工会组织支持的社会党获得胜利,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因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出任首相。
虽然社会党为众参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其在两院中的议席拥有率分别只有30.9%和18.8%,因此,联合政权并不稳定。首先是执政伙伴之间的矛盾,民主党、国民协同党反对社会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政策,其次党内左右两派在选择执政伙伴以及具体施策上也存在着的对立,另外社会党继续执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政策,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与在野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方案,片山首相被迫在1948年2月辞职。
继任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了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政权,但为对付日趋高涨的工人运动,其政权颁布了禁止政府雇员参加罢工、怠工以及行使集体谈判权的“201号政令”。另外,担任副首相的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因政治资金问题被迫辞职,后又因受到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昭和电工案件”的牵连,遭到逮捕,芦田内阁也因此倒台。社会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大批支持者脱离该党。

三、冷战与媾和
以社会党为首的两届联合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修改,“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将来有可能在远东发生的集权主义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背景是40年代后半期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48年7月芦田均内阁倒台后,退出民主党的部分议员与自由党合并组成民自党。由于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总裁吉田茂组成内阁。但这届吉田内阁仍染为少数党内阁,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国会通过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后,吉田首相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在1949年1月举行大选。结果民自党获得大胜,其议席从选举前的152席增加到264席,从而出现了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而社会党的议席却从选举前的147席减少到48席,日本共产党的议席从原来的4席增加到35席。
1949年2月,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吉田茂坚持民自党与民主党组成联合政权,这种“强强合作”使第三届吉田内阁长达三年多,从而为实施一些重要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早在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占领目的从“非军事化”向“经济复兴”转化,其中在经济方面是以编制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限制贷款数额为主的稳定经济九原则。为落实这些原则,美国总统特使道奇来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编制通货紧缩性的预算方案、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制定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市场机制以促进企业生产合理化等。同时,以夏普为团长的美国税制代表团来到日本,并劝告日本政府采用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政策。
尽管吉田政权根据上述精神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物价,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既抑制了消费,又限制了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企业生产停滞的状况,结果使刚刚出现复兴迹象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急剧高涨,1949年7月和8月连续出现了“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以及“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权利用这些事件打击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组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多数调往朝鲜战场,为填补治安上的空白,麦克阿瑟指示吉田政权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名海上保安厅成员。同时,禁止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的发行,将共产党员驱逐出政府机关,并陆续解除剥夺公职的处分,大批旧军人进入警察预备队,旧政治家重返政坛。另外,重建中央集权式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有关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在学校加强所谓的“爱国心”教育。虽然这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奠定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机会。因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进行的激烈战争,需要用美元征购大批战争所需物资,这样就为日本的纤维、金属、机械等行业带来“特别需求”,企业生产急剧增加。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好转的迹象,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到1951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吉田内阁为尽快实现媾和、结束占领状态,公开声明希望媾和后美军仍然驻留在日本。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也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不仅美国的国务院与国防部达成了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安全保障及经济体制不加限制的“宽大媾和”的基本原则,而且美国也与英国就均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个政权参加和会、日本与哪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由其自行决定等问题达成妥协。
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的旧金山正式召开,共有52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因对媾和条约不满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在签署媾和条约的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署了美军继续驻扎在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1952年2月,日美双方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就美国军人在日犯罪的审判、日本无偿提供基地并负担驻扎费用等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节   55年体制的形成

一、55年体制形成
1951年9月,解除剥夺公职处分的战前政治家为重返政坛而组成“新政俱乐部”,并筹划建立新党。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952年2月,新政俱乐部、国民民主党、农民协同党联合组立改进党。在该党的政策大纲中,明确主张“创建适应民力的民主性自卫军,尽快将安全保障条约该为相互防卫条约”,同时提出了“全面地重新研究占领下的各项法令(包括宪法),各项制度”,并要求尽早归还“库页岛、千岛、冲绳、奄美大岛、小笠原群岛”。由于各派之间的矛盾,结党时未能决定新党总裁,直到同年6月才选出尚未恢复公民权的甲级战犯重光葵为总裁。另一方面,重返政界的鸠山一郎迫不及待地想收回自由党的领导权,但此时在政界已成气侯、将日本带入重建之路的吉田茂自然不愿拱手相让,自由党也因此分成拥有众议员140名的吉田派以及拥有众议员119名的鸠山派。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应美国再军备的要求,吉田政权将警察预备队该编为保安队,并新设置了海上警备队。同年5月1日,在皇居广场举行集会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伤亡。为此,吉田内阁在7月通过了取缔暴力活动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同时设置了公安调查厅。8月,为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吉田首相在事先毫无迹象的状况下解散了众议院。
尽管是“突然解散”,但在329名竞选众议院议员的被解除过公职者中,仍有139名当选,约占众议院全部议员的三分之一,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重要人物均恢复议员身份。自由党获得的240席,改进党85席,右派社会党57席,左派社会党54席,劳农党4席等。在自由党中,除中间派的席位外,吉田派与鸠山派大体上势均力敌,因而加剧了党内的混乱,新首相处于难产状态。在接受了鸠山提出的条件之后,第四届吉田内阁才得以成立。但鸠山派时时与吉田内阁对立,在11月的国会会议上配合在野党通过了对吉田亲信池田勇人通产大臣的不信任案,甚至在1953年 3月再次与在野党配合,通过了因吉田首相辱骂社会党议员“混蛋”而提出的惩罚首相动议。其后鸠山率领部分议员脱离自由党,成立鸠山自由党。同时在国会中与其他在野党一道行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结果迫使吉田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大选结果是吉田自由党获得 199席,鸠山自由党35席,改进党76席,左右社会党合计138席,日本共产党恢复了一个席位。虽然未超过议院半数席位的第一大党吉田自由党仍组成了第五届吉田内阁,但不得不在防卫政策上对改进党做出让步,以换取改进党对吉田政权的支持。与此同时,吉田政权与美国签署《相互防卫援助协定》,根据其精神,美国向日本提供经济的、军事的援助,日本将保安队与海上警备队合并,另外新设航空部队,统称为自卫队,并设置其管辖机构防卫厅。
1954年11月,自由党鸠山派、改进党及其他保守系小党派组成民主党。民主党拥有121名众议院议员,总裁为鸠山一郎。接着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吉田首相被迫辞职。新成立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为改变少数党内阁的不利局面,在两个月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仅获得远不到半数议席的185个席位,社会党势力却进一步增长。
1949年1月的大选失败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1950年初分别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五次大会。三个月后两派统一起来,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51年10月因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见解不同,正式分裂成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右派社会党和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左派社会党。即使如此,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在50年代上半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右派社会党在1952、1953、1955年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所拥有的众议院议席从分裂时的29个分别增加到57、66、67个;左派社会党的发展更为迅速,从分裂时的16席分别增加到54、72、89席。1955年2月大选后,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共有156个,比1947年执政时还多12个席位。两派社会党力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与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斗争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低落、保守政党之间再次分化组合以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等。
《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军队继续驻扎在日本,其基地遍及日本各地。日本国民不仅意识到尚未实现彻底的独立,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卷入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反对美军基地、保卫和平宪法、反对核武器及重新军备就成为50年代上半期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年7月成立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拥有365万会员。“总评”本来是在占领军当局的扶植下成立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左倾化。1951年旧金山媾和前夕,“总评”发表了“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新军备”的和平四原则,逐渐成为社会党的主要支持团体。
    自1949年开始,日本共产党遭到占领当局和保守政府的镇压,遂使该党在1951年决定通过组织“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从1951年末到1952年7月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共产党实施了许多暴力性斗争,结果不仅招致了保守政权进一步的镇压,而且也远离了人民群众。在1952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日本共产党因此丧失了在众议院中的全部席位,得票数也从上一次选举的 298万张选票下降到89万张,其原有支持者的大部分转移到奉行“和平过渡”的社会党方面。
保守政权不稳的局面大大鼓舞了左右社会党人,为利用保守党之间的矛盾早日上台执政,两派社会党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于1955年10月13日仓促合并。委员长为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书记长为右派的浅沼稻次郎。受此压力,被称为“财界”的大资本家集团推动自由党与民主党在同年11月15日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此,日本政坛上形成了两党对立体制,即“55年体制”。

二、政治优先主义
自民党成立后组成的第三届鸠山内阁提出修改宪法和增加防卫力量的口号,并在1956年制定了《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同时还设置了国防会议。虽然在和平势力及党内反对派的抵制下,鸠山内阁没有能实现修改宪法的目的,但在重整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即将自卫队兵力从15.2万人增加到21.4万人。另外,鸠山主张实行“自主外交”,试图纠正吉田茂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鸠山急于建立政绩的心情以及日本尽快加入联合国的需求。尽管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遭到吉田茂、池田勇人等党内亲美派的反对,身为外交大臣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仍抱病亲自前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最终在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其内容主要包括日苏间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正常化、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并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两国和平条约签订后归还北方四岛中的齿舞和色丹两岛等。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
1956年12月鸠山内阁辞职后,自民党内部经过投票选举石桥湛山为新的自民党总裁并继任首相。石桥战前长期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任职,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政策。因此,石桥在首相施政演说中表示与反对党协调在国会中的行动、扩大就业、建设福利国家及努力确立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了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贸易。但石桥首相执政两个月后就因病辞职,并指定外交大臣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在战时曾任内阁大臣,负责经济统制计划,并指挥军事生产与战争物资的调配等事务,因而在占领时期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被捕入狱。1952年恢复政治活动后历任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明确主张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尽管岸信介在1957年2月上台后为改变国际收支恶化的局面,在同年6月制定了以削减财政投资、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扶助中小企业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紧急对策纲要》,在同年年底又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从1958年起的五年内,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但岸信介自始至终追求的是恢复日本真正的自立和军事力量。
1957年5月,岸信介内阁颁布《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大幅度增加自卫队的兵员及装备。1957年8月,岸内阁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岸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废除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岸信介积极推行“自主外交”,因而在上台不久连续两次访问亚太地区的15个国家和地区,协商战争赔款、设立亚洲开发基金与亚洲技术研修中心等。日本通过提供劳务和商品的方式进行战争赔偿,为日本生产资料产品进入东南亚地区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岸信介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仅在访问台湾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而且阻碍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
实际上,岸信介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因为1952年生效的这个条约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例如没有明文规定美国保卫日本的义务、没有明确条约的期限、美国可以介入日本的内乱等。为此,岸信介提倡“日美新时代”,从1958年10月开始与美国协商修改事宜,以期改变条约带来的对美从属性。
为防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起较大的混乱,岸信介内阁在1958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结果引起社会党及众多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以社会党和总评工会为中心,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共同在全国开展集会、游行、罢工等活动。社会党国会议员拒绝出席国会会议,社会舆论界也强烈谴责自民党为通过该法案而强行延长国会会期。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内也出现不同声音,迫使岸内阁收回该法案。
尽管如此,岸内阁仍然按计划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在1960年1月正式签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其内容包括明确美国有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保卫美国的义务、日本承担增加军备的义务、美军利用在日设施及军事行动的事先协商制度、双方政治及经济合作关系、删除美军镇压日本内乱条款、新条约有效期为10年等。同时,新条约第六条规定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亦有为维护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这些规定不仅使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而且也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因远东地区纠纷而且引起的战争。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
早在1959年3月,社会党与总评工会就组织了由134个团体的“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并不断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在1960年2月《新日美安保条约》提交国会审议后,社会党所属国会议员在国会内进行激烈的抵抗,各界群众组成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队伍包围了国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人员伤亡。尽管自民党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但岸信介内阁面对声势浩大的国民反对浪潮不得不在条约通过后立即宣布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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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占领与改革

一、占领与改革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盟国军队从1945年8月26日陆续进驻日本。尽管有少数英联邦国家军队参加占领,但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及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占领军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的占领军对日本实施占领。虽然作为决定占领政策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但由美、英、中、苏等12国构成的该委员会是通过美国政府传达其决定,因而其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在东京设有带有咨询色彩的机构——对日理事会,由美、英、中、苏四国代表构成,但这一机构除在农地改革以及从苏联遣返战俘问题之外,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以及实施的改革政策主要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意志。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并不直接实施军事管制,而是利用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进行间接统治。即占领军总司令部制定的各种政策以备忘录、文书、指令、口头指示等传达给日本政府,后者以法律、政令、条例的形式加以实施。尽管占领军具有超法规的权力,撤换那些不听从其指令的日本官员,但间接统治的结果不仅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而且在占领政策的具体内容上也给予日本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于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的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必须放弃海外殖民地,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权力及其影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建立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建立和平经济。11月1日,美国政府再次颁布《对占领及管理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日本投降后最初基本指令》,进一步将占领方针具体化。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8月17日组成以皇族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内阁,处理结束战争事宜。尽管皇族内阁对解除军队武装、接受盟国进驻、签署投降书等方面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并在9月20日颁布了《波茨坦紧急敕令》,既不经过立法程序便可下达执行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但该内阁在逮捕、审判战犯以及开放政治、宗教自由方面与占领军产生冲突,因而在10月4日宣布总辞职。其后曾在案20年代积极推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继任首相,并接受麦克阿瑟的五大指令,即宪法的自由主义化及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经济民主化等,从而开始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措施。
在军事方面,占领当局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颁布指令,命令军队立即交械投降和迅速复员,废除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指导机构以及日本兵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解散在乡军人会等准军事组织,禁止与军事有关的生产及科学研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并将其作为对盟国的赔偿等。
在政治方面,逮捕并审判战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00多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绞刑,判处其他18名战犯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解散军国主义团体,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以“黑龙会”为首的140个军国主义团体被解散,20多万人被解除公职;废除军国主义治安法令,释放政治犯和思想犯。获得自由的政治犯、思想犯约有4000多人,其中包括德田秋一、宫本显治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施政教分离。删除所有教材中的军国主义内容,禁止政府与神社发生任何关系;开放言论与新闻自由,开放工人运动,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等。
在经济方面,占领当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地改革”与“解散财阀”。占领当局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极为不满,因而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政府强制性购买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村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并优先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结果在两年的时间内,大约200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佃农手中,自耕农的比例也因此从改革前的30%上升到70%;1946年8月,占领当局指令日本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的股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措施,对以十大财阀为中心的巨大家族企业进行分割经营,并禁止原有的财阀家族成员担任该企业的领导职务等。
早在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就对东久迩内阁的近卫文麿国务大臣提出修改旧宪法的要求,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后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尽管币原首相对此持消极态度,但仍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为委员长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遭到占领当局的拒绝,麦克阿瑟提出“改宪三原则”,即象征天皇制、放弃战争、废除以华族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并指使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起草新宪法。民政局宪法草案形成后提交日本政府,后者通过规定的程序审议批准了这部以象征天皇制、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及非武装、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男女平等为特征的宪法。同时,根据宪法精神,国会两院又先后制定了《国会法》、《内阁法》、《地方自治法》、《教育基本法》、《国家公务员法》等法律,从而形成了战后政治制度。

二、政治与社会
民主化改革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复活。战前和战时的一些政治家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纷纷着手重建和组建政党,因而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组合。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但因内部矛盾,没有充分阐述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最高职务委员长空缺,右翼的片山哲任书记长;同月9日,自由党成立,战时内阁大臣鸠山一郎当选为党的总裁。该党主张“维护君民一体的国家”,坚持“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主义经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月16日组成的进步党,其成员大多数为战时御用政治团体“大日本政治会”所属议员。该党强调“维护国体”以及“统制经济”,攻击共产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右翼;同月18日,协同党成立,虽然该党主张“维护皇统”,但同时提倡“确立民主政治体制”,标榜合作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左翼;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在战前属于非法政党,领导人也大多被捕入狱。战争结束后,他们立即以合法的身份着手重建党组织。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时隔19年之久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该党号召国民“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废除钦定宪法和旧议会”,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但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重要性。
各党成立后,积极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大选),但占领当局颁布的剥夺公职令使许多政党所属政治家不能参加选举。因此,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82%的当选者为新议员,其中有39名女性议员。大选后没有加入党派的币原首相借口议会政治不稳回引起社会混乱,准备继续执政,但其他党派坚持组成政党内阁。自由党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因其总裁鸠山一郎被剥夺公职,遂由还不是国会议员的吉田茂接任其总裁职务,并组成第一届吉田茂内阁。
由于战争的破坏,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状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0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军需产业停止生产,其部门的400万就业工人加上从海外回国的350万复员军人及289万平民等,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另一方面,农业严重歉收,而且也不能从旧殖民地进口粮食,以大米为中心的生活资料价格飞速上涨。为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原内阁颁布《金融紧急措施令》,通过冻结存款发行新货币的方式限制货币流通,但效果持续时间较短。吉田内阁成立后,设置复兴金融金库,向煤炭、电力、钢铁等重要产业提供资金,希望以刺激生产的方式稳定经济,被称为“倾斜生产方式”。但这种重视生产资料生产的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吉田政权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反对。
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利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到1946年底,全国共有17000个工会组织,拥有会员近500万,其组织率也达到4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甚至争取生产管理权等不断展开斗争。为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在麦克阿瑟的劝告下,吉田内阁决定在1947年4月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同时举行参议院议员的首次选举。结果,受到工会组织支持的社会党获得胜利,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因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出任首相。
虽然社会党为众参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其在两院中的议席拥有率分别只有30.9%和18.8%,因此,联合政权并不稳定。首先是执政伙伴之间的矛盾,民主党、国民协同党反对社会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政策,其次党内左右两派在选择执政伙伴以及具体施策上也存在着的对立,另外社会党继续执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政策,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与在野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方案,片山首相被迫在1948年2月辞职。
继任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了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政权,但为对付日趋高涨的工人运动,其政权颁布了禁止政府雇员参加罢工、怠工以及行使集体谈判权的“201号政令”。另外,担任副首相的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因政治资金问题被迫辞职,后又因受到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昭和电工案件”的牵连,遭到逮捕,芦田内阁也因此倒台。社会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大批支持者脱离该党。

三、冷战与媾和
以社会党为首的两届联合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修改,“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将来有可能在远东发生的集权主义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背景是40年代后半期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48年7月芦田均内阁倒台后,退出民主党的部分议员与自由党合并组成民自党。由于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总裁吉田茂组成内阁。但这届吉田内阁仍染为少数党内阁,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国会通过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后,吉田首相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在1949年1月举行大选。结果民自党获得大胜,其议席从选举前的152席增加到264席,从而出现了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而社会党的议席却从选举前的147席减少到48席,日本共产党的议席从原来的4席增加到35席。
1949年2月,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吉田茂坚持民自党与民主党组成联合政权,这种“强强合作”使第三届吉田内阁长达三年多,从而为实施一些重要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早在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占领目的从“非军事化”向“经济复兴”转化,其中在经济方面是以编制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限制贷款数额为主的稳定经济九原则。为落实这些原则,美国总统特使道奇来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编制通货紧缩性的预算方案、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制定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市场机制以促进企业生产合理化等。同时,以夏普为团长的美国税制代表团来到日本,并劝告日本政府采用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政策。
尽管吉田政权根据上述精神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物价,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既抑制了消费,又限制了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企业生产停滞的状况,结果使刚刚出现复兴迹象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急剧高涨,1949年7月和8月连续出现了“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以及“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权利用这些事件打击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组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多数调往朝鲜战场,为填补治安上的空白,麦克阿瑟指示吉田政权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名海上保安厅成员。同时,禁止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的发行,将共产党员驱逐出政府机关,并陆续解除剥夺公职的处分,大批旧军人进入警察预备队,旧政治家重返政坛。另外,重建中央集权式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有关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在学校加强所谓的“爱国心”教育。虽然这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奠定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机会。因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进行的激烈战争,需要用美元征购大批战争所需物资,这样就为日本的纤维、金属、机械等行业带来“特别需求”,企业生产急剧增加。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好转的迹象,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到1951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吉田内阁为尽快实现媾和、结束占领状态,公开声明希望媾和后美军仍然驻留在日本。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也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不仅美国的国务院与国防部达成了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安全保障及经济体制不加限制的“宽大媾和”的基本原则,而且美国也与英国就均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个政权参加和会、日本与哪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由其自行决定等问题达成妥协。
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的旧金山正式召开,共有52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因对媾和条约不满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在签署媾和条约的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署了美军继续驻扎在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1952年2月,日美双方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就美国军人在日犯罪的审判、日本无偿提供基地并负担驻扎费用等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节   55年体制的形成

一、55年体制形成
1951年9月,解除剥夺公职处分的战前政治家为重返政坛而组成“新政俱乐部”,并筹划建立新党。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952年2月,新政俱乐部、国民民主党、农民协同党联合组立改进党。在该党的政策大纲中,明确主张“创建适应民力的民主性自卫军,尽快将安全保障条约该为相互防卫条约”,同时提出了“全面地重新研究占领下的各项法令(包括宪法),各项制度”,并要求尽早归还“库页岛、千岛、冲绳、奄美大岛、小笠原群岛”。由于各派之间的矛盾,结党时未能决定新党总裁,直到同年6月才选出尚未恢复公民权的甲级战犯重光葵为总裁。另一方面,重返政界的鸠山一郎迫不及待地想收回自由党的领导权,但此时在政界已成气侯、将日本带入重建之路的吉田茂自然不愿拱手相让,自由党也因此分成拥有众议员140名的吉田派以及拥有众议员119名的鸠山派。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应美国再军备的要求,吉田政权将警察预备队该编为保安队,并新设置了海上警备队。同年5月1日,在皇居广场举行集会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伤亡。为此,吉田内阁在7月通过了取缔暴力活动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同时设置了公安调查厅。8月,为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吉田首相在事先毫无迹象的状况下解散了众议院。
尽管是“突然解散”,但在329名竞选众议院议员的被解除过公职者中,仍有139名当选,约占众议院全部议员的三分之一,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重要人物均恢复议员身份。自由党获得的240席,改进党85席,右派社会党57席,左派社会党54席,劳农党4席等。在自由党中,除中间派的席位外,吉田派与鸠山派大体上势均力敌,因而加剧了党内的混乱,新首相处于难产状态。在接受了鸠山提出的条件之后,第四届吉田内阁才得以成立。但鸠山派时时与吉田内阁对立,在11月的国会会议上配合在野党通过了对吉田亲信池田勇人通产大臣的不信任案,甚至在1953年 3月再次与在野党配合,通过了因吉田首相辱骂社会党议员“混蛋”而提出的惩罚首相动议。其后鸠山率领部分议员脱离自由党,成立鸠山自由党。同时在国会中与其他在野党一道行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结果迫使吉田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大选结果是吉田自由党获得 199席,鸠山自由党35席,改进党76席,左右社会党合计138席,日本共产党恢复了一个席位。虽然未超过议院半数席位的第一大党吉田自由党仍组成了第五届吉田内阁,但不得不在防卫政策上对改进党做出让步,以换取改进党对吉田政权的支持。与此同时,吉田政权与美国签署《相互防卫援助协定》,根据其精神,美国向日本提供经济的、军事的援助,日本将保安队与海上警备队合并,另外新设航空部队,统称为自卫队,并设置其管辖机构防卫厅。
1954年11月,自由党鸠山派、改进党及其他保守系小党派组成民主党。民主党拥有121名众议院议员,总裁为鸠山一郎。接着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吉田首相被迫辞职。新成立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为改变少数党内阁的不利局面,在两个月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仅获得远不到半数议席的185个席位,社会党势力却进一步增长。
1949年1月的大选失败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1950年初分别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五次大会。三个月后两派统一起来,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51年10月因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见解不同,正式分裂成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右派社会党和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左派社会党。即使如此,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在50年代上半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右派社会党在1952、1953、1955年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所拥有的众议院议席从分裂时的29个分别增加到57、66、67个;左派社会党的发展更为迅速,从分裂时的16席分别增加到54、72、89席。1955年2月大选后,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共有156个,比1947年执政时还多12个席位。两派社会党力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与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斗争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低落、保守政党之间再次分化组合以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等。
《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军队继续驻扎在日本,其基地遍及日本各地。日本国民不仅意识到尚未实现彻底的独立,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卷入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反对美军基地、保卫和平宪法、反对核武器及重新军备就成为50年代上半期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年7月成立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拥有365万会员。“总评”本来是在占领军当局的扶植下成立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左倾化。1951年旧金山媾和前夕,“总评”发表了“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新军备”的和平四原则,逐渐成为社会党的主要支持团体。
    自1949年开始,日本共产党遭到占领当局和保守政府的镇压,遂使该党在1951年决定通过组织“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从1951年末到1952年7月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共产党实施了许多暴力性斗争,结果不仅招致了保守政权进一步的镇压,而且也远离了人民群众。在1952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日本共产党因此丧失了在众议院中的全部席位,得票数也从上一次选举的 298万张选票下降到89万张,其原有支持者的大部分转移到奉行“和平过渡”的社会党方面。
保守政权不稳的局面大大鼓舞了左右社会党人,为利用保守党之间的矛盾早日上台执政,两派社会党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于1955年10月13日仓促合并。委员长为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书记长为右派的浅沼稻次郎。受此压力,被称为“财界”的大资本家集团推动自由党与民主党在同年11月15日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此,日本政坛上形成了两党对立体制,即“55年体制”。

二、政治优先主义
自民党成立后组成的第三届鸠山内阁提出修改宪法和增加防卫力量的口号,并在1956年制定了《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同时还设置了国防会议。虽然在和平势力及党内反对派的抵制下,鸠山内阁没有能实现修改宪法的目的,但在重整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即将自卫队兵力从15.2万人增加到21.4万人。另外,鸠山主张实行“自主外交”,试图纠正吉田茂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鸠山急于建立政绩的心情以及日本尽快加入联合国的需求。尽管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遭到吉田茂、池田勇人等党内亲美派的反对,身为外交大臣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仍抱病亲自前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最终在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其内容主要包括日苏间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正常化、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并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两国和平条约签订后归还北方四岛中的齿舞和色丹两岛等。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
1956年12月鸠山内阁辞职后,自民党内部经过投票选举石桥湛山为新的自民党总裁并继任首相。石桥战前长期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任职,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政策。因此,石桥在首相施政演说中表示与反对党协调在国会中的行动、扩大就业、建设福利国家及努力确立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了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贸易。但石桥首相执政两个月后就因病辞职,并指定外交大臣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在战时曾任内阁大臣,负责经济统制计划,并指挥军事生产与战争物资的调配等事务,因而在占领时期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被捕入狱。1952年恢复政治活动后历任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明确主张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尽管岸信介在1957年2月上台后为改变国际收支恶化的局面,在同年6月制定了以削减财政投资、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扶助中小企业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紧急对策纲要》,在同年年底又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从1958年起的五年内,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但岸信介自始至终追求的是恢复日本真正的自立和军事力量。
1957年5月,岸信介内阁颁布《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大幅度增加自卫队的兵员及装备。1957年8月,岸内阁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岸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废除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岸信介积极推行“自主外交”,因而在上台不久连续两次访问亚太地区的15个国家和地区,协商战争赔款、设立亚洲开发基金与亚洲技术研修中心等。日本通过提供劳务和商品的方式进行战争赔偿,为日本生产资料产品进入东南亚地区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岸信介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仅在访问台湾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而且阻碍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
实际上,岸信介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因为1952年生效的这个条约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例如没有明文规定美国保卫日本的义务、没有明确条约的期限、美国可以介入日本的内乱等。为此,岸信介提倡“日美新时代”,从1958年10月开始与美国协商修改事宜,以期改变条约带来的对美从属性。
为防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起较大的混乱,岸信介内阁在1958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结果引起社会党及众多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以社会党和总评工会为中心,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共同在全国开展集会、游行、罢工等活动。社会党国会议员拒绝出席国会会议,社会舆论界也强烈谴责自民党为通过该法案而强行延长国会会期。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内也出现不同声音,迫使岸内阁收回该法案。
尽管如此,岸内阁仍然按计划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在1960年1月正式签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其内容包括明确美国有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保卫美国的义务、日本承担增加军备的义务、美军利用在日设施及军事行动的事先协商制度、双方政治及经济合作关系、删除美军镇压日本内乱条款、新条约有效期为10年等。同时,新条约第六条规定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亦有为维护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这些规定不仅使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而且也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因远东地区纠纷而且引起的战争。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
早在1959年3月,社会党与总评工会就组织了由134个团体的“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并不断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在1960年2月《新日美安保条约》提交国会审议后,社会党所属国会议员在国会内进行激烈的抵抗,各界群众组成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队伍包围了国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人员伤亡。尽管自民党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但岸信介内阁面对声势浩大的国民反对浪潮不得不在条约通过后立即宣布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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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恢复增长
尽管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特需景气”消失,日本经济再次出现停滞状态,但了有利于其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逐渐形成。首先,国会在1952年3月正式通过了《产业合理化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推动企业采用最新技术以提高效率,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年7月,废除了占领时期主要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经济安定总部,随后成立了以自由经济为前提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经济审议厅。当时编制的经济计划多以经济自立为目标,例如1953年2月的《1957年度经济表》、12月的《关于我国经济自立》、1954年9月的《综合开发构想》、1954年12月的《综合经济六年计划》、1955年7月经济审议厅改组为经济企划厅后编制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所谓经济自立是指在不依靠美援和特需前提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扩大,以及充分吸收迅速扩大的适龄劳动人口。
另一方面,日本在50年代上半期陆续加入以西方阵营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1952年8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55年6月,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这些经济组织以自由、平等、多国间谈判为原则,不仅起到稳定世界贸易的作用,也促进了特定国家在固定汇率制下的设备投资,因而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走向高速增长之路。
从1954年底开始,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在进口物价稳定、企业合理化措施取得实效、出口急剧增长、农业丰收、民间设备投资旺盛等因素的支持下,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国际收支出现五亿美元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立的目标。政府编写出版的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写道:“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新情况。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今后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期。”
从1954年底开始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长达31个月,新闻界以历史上第一位天皇加以命名,称之为“神武景气”。在这一过程中,造船、钢铁、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等领域的过度设备投资很快遭到生产能力不足的限制,从1956年秋天开始,钢铁等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进口急剧增加导致外汇储备锐减,政府被迫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因而终止了神武景气。尽管如此,正如著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55年7月发表的畅销小说《太阳的季节》那样,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追求物质生活社会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消费革命,再次将日本经济推向高速增长。
神武景气结束后的锅底萧条持续的时间不长,从1958年6月开始,日本经济又一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被称为“岩户景气”。以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为代表的消费革命有力地支持了该次经济繁荣,同时,旺盛的设备投资更是其主要原因。一个行业推动另一个行业的“投资引起投资”特征不仅使从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且也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工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仅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也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由此导致的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进一步引发了消费革命的急速扩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节   “经济的季节”

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集体辞职后,自民党内部进行总裁选举。经过两轮选举,池田勇人当选,随后被国会指名为首相,组成新内阁。池田原为大藏省资深官僚,吉田茂政权时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受到吉田的大力栽培,因而忠实地执行维持最低军备、在美国保护下专心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另一方面,岸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强大反对运动也迫使池田政权实施“经济之上主义”的政策。因此,池田上台后立即提出了“宽容与忍耐”的口号,努力实现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的和解。首先,池田在组阁时注意任命“党人派”政治家为主要内阁成员,调和党内矛盾,并任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臣;其次,以协商的态度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死后,池田罢免了国家公安委员长的职务,并为悼念浅沼发表了演讲。在进行大选时,接受社会党的要求举行党首电视讨论会;另外,在解决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纠纷时,尽量避免动用警察等暴力机构进行镇压,而是委任劳动大臣出面加以协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旷日持久的争端。
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正式发表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在其后10年内使国民实际收入增长一倍。为实现这一目标,年均经济增长率须超过7.8%。作为具体政策,政府在增加公共投资方面,制定了从1961年度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复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计划改善养老金保险,并逐渐提高健康保险的付给率。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不仅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提出了“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及消除地区间的差距,应迅速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利用税制、金融、公共投资、政府补助金等各种手段,促进适合当地的工业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该法在论述增加从事农业者收入的主要手段时,强调一方面通过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和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那些专业农户只依靠农业收入便可达到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收购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与此同时,池田内阁积极推行扩大贸易的经济外交。1961年6月,池田首相出访美国和加拿大,随后成立了加强双边经济关系的日美经济委员会;同年11月,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就扩大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协议;1962年11月,出访德、法等西欧各国,因专心贸易问题,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戏称为“半导体推销商”;恢复与发展中日民间贸易,1962年双方达成《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并互设常驻贸易机构。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池田内阁也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实际上,在池田内阁成立前夕的1960年6月,岸内阁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计划在三年的时间内,将进口自由化率40%提高到80%。同年7月,池田内阁制定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决定到1962年10月,进口自由化率达到90%。1963年,日本从关贸总协定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11条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进口限制。1964年,日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8条国家,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外汇限制。日本不仅实现了开放性经济体制,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岩户景气结束后,经过短暂的调整,1963年和1964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再次超过两位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举办1964年奥运会而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所致,所以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代表性成就,1964年日本加入以发展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赋予资本自由化义务的同时,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日本不仅建成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新干线,而且也成功地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二、两党激烈抗争年代
    尽管统一后的社会党在1958年5月的大选中得票率增加了2.6个百分点,所获得的选票也增加了100多万张,议席增加10个,在众议院的总席位达到166个,议席占有率上升为36%,为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但由于离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西尾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反“安保”斗争正在兴起之际,西尾又公开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利于我国安全”的谈话,结果受到党内谴责处分。西尾遂率其支持者退出社会党,在1960年 2月14日成立民主社会党(后称“民社党”),当时拥有41名众议院议员和18名参议院议员。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安保”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国会审议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另外,在1960年底社会党在总结反“安保”斗争和三池煤矿劳资纠纷的经验教训时,党的书记长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结构改革”的观点,试图减弱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江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通群众参加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便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江田三郎还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但该观点受到社会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为统一党内的思想,弥补右派退出社会党后“55年统一纲领”的局限性,社会党在1966年制定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党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
尽管反“安保”斗争之后,池田内阁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问题上,群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但社会党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并利用国会这一政治舞台,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达到只要是自民党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对的地步。因此,在整个60年代,自民党与社会党的激烈对抗成为国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某些涉及到两党基本政策方针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为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以及社会党的顽强抵抗而引起混乱,正常的国会审议活动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届通常国会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届通常国会的《失业对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届通常国会的《农地补偿法案》、1965年第50届临时国会的《日韩基本条约法案》、1966年第51届通常国会的《国民节庆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届临时国会的《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两党激烈冲突的法案。据统计,在60年代的每一届国会中,自民党都要强行表决一到两次。
自民党与社会党对抗最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开幕的第61届通常国会。由于在该届国会上提出的法案多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法案,因而在社会党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国铁运费法案》、《公务员总定员法案》、《大学临时经营措施法案》、《防卫法修正案》等13项重要法案是被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的。尽管该届国会会期被自民党单独决定延长了72天,但仍然有50个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案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致使该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只有55.7%,为战后最低数字。

三、佐藤长期政权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辞职,并指定佐藤荣作为其继任者。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养起来的官僚派政治家,尽管他批评池田内阁过分重视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但在其执政时期,日本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佐藤认为过快的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新产业城市建设等不仅引起社会的激烈变动,而且也引起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因此,佐藤提出“社会开发”的口号,即将社会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经济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并与国民福利直接联系起来。为此,1965年设置了厚生大臣的咨询机构——公害审议会,并根据该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正,1971年设置了新的政府部门——环境厅。
1965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其主要原因是过度设备投资引起劳动力及开工率的不足,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山阳特殊钢材公司的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迫使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放宽金融紧缩的政策,另外政府也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财政融资以及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规模、减少税收、发行国债等。经济迅速转为景气,从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11.6%,被称为“伊奘诺景气”。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保证了社会资本的充实;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并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实施;廉价石油能源的广泛利用;国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车、空调、彩色电视机为中心的新消费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扩大了国内市场;固定汇率制有利于日本以低成本扩大出口等。1965年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1970年,大阪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有77个国家参加和6400万人次参观。
在外交方面,佐藤政权也取得较好业绩。首先在196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结束了两国间自1952年开始的长期谈判,恢复邦交正常化。另外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佐藤政权也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占领结束以后,冲绳作为美军的重要基地,依然处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佐藤上台之前曾表示解决冲绳问题,1965年1月访问美国时提出归还冲绳的要求,美国表示理解。同年8月,佐藤作为战后首次访问冲绳的首相,体会到当地居民要求回归祖国的心情,表示“只要冲绳尚未回归祖国,战后就没有结束。”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换取日本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产品,而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出现松动,发表了三年后归还的日美共同声明,1971年两国正式签署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的协定。
作为19世纪80年代内阁制度形成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佐藤执政长达7年零8个月。其原因除内政外交的成就外,还得益于自民党内党人派势力的减弱以及在野党的多党化。战后初期吉田茂执政时期,因战前政治家多被剥夺公职,大批资深官僚进入政界,因而在自民党内形成了官僚派,并与政治家出身的党人派展开争斗。但到佐藤执政时期,以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为中心的著名党人派政治家相继去世,再加上佐藤善于利用人事平衡党内派系,因而巩固了佐藤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革新政党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其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遂为其他政党的出现或发展留有较大的余地。因此,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960年的17席增加到1969年的32席,日本共产党的席位也从1963年5席增加到1969年14席,1964年成立的公明党在1967年的大选中获得25个席位,在1969年进一步增加到47席。尽管自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也有所下降,但在野党的多党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自民党的外部压力,因而增强了佐藤的执政基础。
但是,佐藤政权也存在许多问题,为实现冲绳的回归,过分追求与美国的关系,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上台后不断阻挠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及贸易往来,相继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行,拼命抵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结果引起中国以及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以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地盘下沉为代表的公害问题,急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与住宅问题,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学费上涨与教学质量下降问题等,引发了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地方居民争取更好生活环境的市民运动,因而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出现了社会党、共产党担任行政长官的革新自治体。
第四节   政治大国的动向

一、70年代的动荡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较大变化。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而且日本和德国因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加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佐藤内阁未能在纤维贸易问题上及时向美国作出让步,并长时间地拖延该问题的解决,致使美国政府在事先并未通告日本的情况下,于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接着尼克松总统在8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迫使日元升值17%,坚持了22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瓦解。内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
继佐藤荣作之后任政府首相的是既无大学学历、亦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田中角荣,平民出身且年轻有为的田中受到厌倦佐藤长期政权的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访问了北京,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比选举前减少28个议席,只得到271个,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数字。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增加31个和24个议席。自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势力的继续增长、“列岛改造论”(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调整产业布局,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特定大城市问题)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党内的矛盾。此后田中内阁为推动列岛改造计划而制定了大规模的1973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一般会计的预算总额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预算总额增加了25%,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公共事业费比上一年度增加32%,结果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另外,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日本国内物价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并引发抢购风潮。田中内阁的支持率从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经营的企业内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资金的不正当手段。社会舆论对田中的批判骤然增加,其内阁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田中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宣布辞职。
自民党推出三木武夫作为田中之后的政府首相,是希望借助其“清廉”、“诚实”的形象恢复该党在国民中的威信。尽管三木上台后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进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权政治”,但这位曾参加过社会党政权的资本主义修正者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限制大企业不正当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国飞机制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贿赂以推销其飞机)打击田中派势力的做法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而且三木拒绝给予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以及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在野党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于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声中下台。
1976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终于登上自民党总裁与政府首相的宝座,由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刚过半数,而且经济尚未恢复,福田不得不在“协调与合作”的口号下惨淡经营其政权,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保革议席逆转的局面。但福田与大平的合作关系很快因下一届总裁选举而演变成对抗关系,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实施的自民党总裁预选中胜出,福田再次败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权仍不稳定,因计划导入消费税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设公团谎报差旅费等问题,使自民党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再次惨遭失败,党内矛盾骤然激化,选举后40天竟然向国会提出福田和大平两名首相候选人。尽管最终大平获得再次组阁的权力,但半年后自民党反主流派配合在野党的行动,在国会中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后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只因大平在竞选活动中突然发病去世而获得选民的同情,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其后的铃木善幸内阁为推动行政、财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有所失言,执政两年后自动交出政权,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
整个70年代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时也因内部矛盾,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经常在半数上下波动,这种“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党的执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构想,但因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矛盾等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国民迅速增加,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革新政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地方革新自治体急剧减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强日美关系仍然是70年代各届内阁的主要外交活动。1974年福特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到达东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但日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时,在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加强合作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等。另外,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二、战后政治总决算
   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打击,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造成1974年度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3%。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27.2%,商品库存增长47.8%,股票价格下跌29.7%,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达到112万人。为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实施了诸多产业政策,例如调整长期萧条产业、调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节能和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能源对策、资助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扶植有关产业、限制公害和中小企业对策等。与此同时,面向出口的大制造业企业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实现节少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和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地渡过1979年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产业结构上升到以汽车、电气机械、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而且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超过西方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及外汇储备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1982年12月中曾根上台后立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用中曾根本人的话讲,“我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实际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图建立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
首先在行政机构方面,将原行政管理厅和总理府的大部分机构合并成新的总务厅,加强编制和人事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同时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既方便对省厅内部机构的改组,又加强了首相的权力。此外,还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机构进行了精简;其次在国营企业民营化方面,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养老金制度一元化,并通过提高缴纳数额、减少领取数额以及提高领取年龄的方式减少政府负担。与此同时,还废除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负担率,减轻国库负担;在改革行政业务手续方面,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在教育方面,除加强重视个性、培养创造力之外,还提出教育的开放及国际化,并计划到2000年接纳10万外国留学生。但是,中曾根政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未对立法机构存在的国会审议活动形式化、政党活动非制度化等弊病进行必要的变革,即使在行政财政改革方面也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国债发行余额从1982年中曾根上台时的9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时的150万亿日元,政府所拥有的审批权限也从1985年12月的10054项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项。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曾根首相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983年初,中曾根访美时声称日本列岛是抵御外来武力攻击的“不沉航空母舰”,一旦有事将“封锁四海峡”。为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采取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化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为配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曾根政权的防卫费也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时规定的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中曾根政权过于注重对美关系,因而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少摩擦。尽管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并宣布向中国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但在1985年8月15日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出现掩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等,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障碍性因素,而且也引起其他亚洲邻国的不满。
虽然中曾根政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但中曾根善于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因而受到国民的支持。1986年7月6日,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分别增加45个和11个议席,因不满田中角荣“金权政治”而在1976年离党组织“新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等人重新回到自民党。在此形势下,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破例决定中曾根的总裁任期延长一年。中曾根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导入大型间接税,以解决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在野党和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销售税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1987年10月,中曾根指定竹下登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
三、政治资金丑闻
竹下登之所以被中曾根指定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是因为其率领着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而且在组织内阁时充分照顾到各派系的平衡,所以被舆论看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权。竹下执政之初,依靠其擅长的党内外协调能力,不仅在1988年6月与美国达成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的协议,而且在同年12月通过了税率为3%的消费税,实现了自民党多年的夙愿。但是,“利库路特案”的曝光严重地打击了竹下政权。
1988年7月6日,《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现任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政界要人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内幕。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现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8月1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领导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道向竹下首相就其事提出质问。9月5日,社会民主联合国会议员楢崎弥之助出示了“日本电视”拍摄的利库路特公司社长室室长松原弘向其行贿500万日元、作为不在国会追究此案报酬的录象带,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政界人士纷纷落网。最后导致竹下登首相、宫泽喜一大藏大臣、长谷川峻法务大臣、原田宪经济企划厅长官、安倍自民党干事长等要人的辞职以及自民党国会议员藤波孝生、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也、劳动省政务次官加藤孝因收贿罪被起诉。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病去世,新天皇继位,年号改为“平成”。在竹下派的操纵下,6月9日,原外交大臣宇野宗佑被指定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这位政治能力有限的首相上台伊始就遭到桃色事件的困扰。再加上消费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利库路特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其席位从142个下降到109个,远不到参议院252个总席位的半数,出现“朝野逆转”局面,宇野首相被迫引咎辞职。同年8月8日,经过选举,党内小派系出身的海部俊树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
海部内阁上台以后,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张,同时表示妥善处理消费税及农产品进口自由化问题,以便改善自民党的形象,恢复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和支持。在组阁时全部起用新人,并特意任命两位女性大臣。因此,尽管199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女性党首土井多贺子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胜,其席位从83个增加到136个,但自民党仍然保持了过半数的稳定多数席位。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89年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标志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同时在东欧地区出现了民主化运动。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海部内阁充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访问。特别是在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海部政权不仅先后向海湾周边国家和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并向海湾地区派遣航空自卫队运送难民,派遣海上自卫队清除水雷。同时,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派遣人员去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未能得到通过,尽管此后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但由于《政治改革相关三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海部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设想。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尽管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在接受了公明、民社两在野党的修正要求后,“PKO法案”终于通过国会的审议。另外,在宫泽首相的努力下,日本天皇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访华。但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资金丑闻进一步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宫泽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其派系成员接受共和公司资金贿赂的“共和事件”,接着在1992年2月,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多名政治家非法接受佐川快运公司政治资金的“佐川事件”曝光,竹下派领袖人物金丸信因此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以及国会议员的职务;1993年3月因金丸信偷税漏税问题,涉及到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建筑公司贿赂案曝光。国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尽管自民党在3月向国会提出以导入小选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而且宫泽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也保证通常国会闭幕前通过该法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没有改革的诚意,在野党趁机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积极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泽一郎、羽田孜和武村正义分别率领44名和10名国会议员准备脱离自民党,因而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宫泽首相只好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第40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获得223席,虽然保住了选举前的席位,但远不足过半数议席。另外,社会党丧失近半数席位,仅获得70议席;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与新党魁党分别获得55席和13席,公明党51席,日本新党35席,民社党和日本共产党各15席,社民联4席等。尽管自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但在当时“不要错过让自民党下台好时机”的社会氛围下,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八个党派(即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新党魁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进联盟)组成了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


第五节   经济衰退与改革

一、泡沫经济崩溃
为解决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美元贬值、德国马克与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1986年4月,日本发表了缓和金融政策以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1987年2月,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调到空前低水平的2.5%,政府也在1987年制定了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同时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而造成日元币值迅速上升。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上升到120:1美元。对应付这种局面,面向出口的日本制造业一方面采取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进行生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指数的上升方面,日本均超过美国,而且粗钢和汽车的生产量方面,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另一方面,以汽车为中心的日本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迁移资本,通过当地生产及销售的方式对应日元升值及贸易摩擦。
与此同时,在日元升值及低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富裕资金进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机性投资,由此造成股票及土地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年均5.7%,而股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价格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和15.6%,这种虚拟资产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实际资产膨胀速度的现象被称为“泡沫经济”。但这种畸形现象不并能持续太长时间,从股市来看,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128点上升到1989年38915点,此后开始迅速下降,到1992年8月,竟跌到14309点,跌幅高达63.2%,甚至超过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数值。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在迅速下降,降幅在一半以上的地区到处可见,土地与住宅的买卖停滞。不动产价格下降,严重影响了为不动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大量呆帐坏帐形成的不良资产使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倒闭及大型金融机构负担过重。尽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和1991年,工商业仍然处在强劲的扩张中,设备投资、私人消费和出口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在1%以下,企业倒闭及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从“平成景气”转向“平成危机”。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拥有的巨额剩余资金也流往国外,而且多用于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仅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 增 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70%,达到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1.2%;1988年进一步增长30%,达 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归日本所有。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是来自日本,而且投资的对象集中在不动产方面,从大饭店、高级住宅到一户20万美元的普遍别墅,都是日本购买的对象。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美国象征——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电气收购还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等。面对日本金融资本的大肆进攻,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到灭顶主灾,不得不铩羽而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泡沫经 济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因在美国的经营不善。据统计,整个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除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概括地说,为应付7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强了本应逐渐削弱的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限,而且随着其后经济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以扩张性财政为基础的政府资源以及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为保护自己的权限,行政官僚寻求执政党的支持;已经逐渐熟悉决策过程的自民党,亦希望继续维持通过利益分配巩固选举地盘的方式;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则利用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渠道向行政官僚与执政党施加政治影响力,三者结成对经济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的互利性同盟。例如泡沫经济形成之初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资甚至投机活动时,大藏省不仅没有制止这种行为,反而鼓励各银行及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甚至再三批评北海道的民间北洋银行贷款不积极。为推动“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不动产业,在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动下,大藏省不惜与“农协”的主管部门达成保障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回收贷款资金的协议,结果造成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人为地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因此,必须对旧有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二、政治改革与政界重组
    1993年8月成立的八党派联合政权是在“政治改革”的旗号下聚集在一起的,因而很快在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政治改革方案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在野的自民党,因为该党要求实施对其有利的以小选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细川首相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举行最高级会谈,联合政权向自民党做出了许多让步,终于在临时国会的最后一天、即1994年1月29日,国会两院勉强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
    政治改革四法案分别是《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就公职选举法中有关众议院议员的选举部分进行了修改,其主要内容为:将过去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定额从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全国划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选举数量不等的复数议员;在小选区的候选人应由“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在最近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为2%以上”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提名,未具备上述条件的候选人可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在比例代表区方面,提出候选人名簿的组织除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外,在该比例代表区内拥有议员定额20%以上候选人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亦可提出候选人名簿。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可以重复推荐同一个候选人;选民在选举众议院议员时,要同时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的某个候选人,另外一张投给比例代表区的某个政党。选票上分别印有候选人或政党的名字,画圈即可。
    《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确保公职候选人筹资活动的正当性以及《政治资金限制法》实施的实效性,主要内容为以政党为中心筹措政治资金、加强对向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提供政治资金的限制、强化政治捐款的公开化、明确政治捐款的对象、强化违法现象的处罚规则等。
《政党助成法案》的宗旨是通过国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促使政党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消除政治腐败现象。该法规定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政党应是“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的政治团体”或“拥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且在最近一次大选、参议院议员最近一次通常选举或前一次通常选举中得票率为 2%以上”的政治团体;向政党提供的补助金总额按照最近一次国情调查统计的人口总数,以每人250日元计算。每个政党应得的补助金数额按照每年1月1日该党所属议员数额以及国家级选举中的得票数算定;对政党补助金的使用状况没有特别规定,但各政党必须提交公开记录其使用状况的报告书。如果政党发生分裂或合并,将按照分裂或合并后的状况支付政党补助金;如果冒领补助金或未提交报告书,将停止向该党交付补助金,并追回已领取的补助金。
细川首相上台以后明确表示过去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并为此进行道歉,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在对美国进行访问时以强硬的态度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压力,成为战后首位对美说“不”的首相,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扬。但是,细川政权的基础十分脆弱,其率领的日本新党只有35个众议院席位,不仅八党派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处处受到官僚机构的干扰。在官僚的操纵下,细川首相突然提出征收福利税,遭到反对后又迅速收回,因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自民党趁机揭露细川本人曾暗中接受企业捐款的违法行为。1994年4月细川内阁被迫集体辞职。此后成立的羽田孜内阁因社会党、新党魁党退出联合政权而成为少数党政权,所以在国会通过政府预算方案后宣布辞职。自民党趁机以推荐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首相为条件,在同年6月与社会党、新党魁党组成联合政权。
过去的宿敌成为执政伙伴对社会党来讲无疑是自杀行为,因为该党被迫放弃过去在自卫队违宪、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利用核能等问题上的立场。另外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由于处理不及时,因而严重地损害了该党的形象。同年10月,内阁会议决定提高消费税税率;12月,以新生党为中心的多数在野党联合组成新进党,共有215名众参两院议员;1995年1月,发生阪神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6000余名;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伤亡超过5000人;4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到80:1;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席位从61个下降到38个;11月,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女小学生,引起全国震惊。因此,到1996年1月,身心疲惫的村山富市将首相职务让给自民党新总裁桥本龙太郎,并将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三、六大改革与经济低迷
雄心勃勃的桥本上台后仍然维持了三党联合政权,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许多断然的措施。首先排除在野党的抵抗,通过向住宅金融机构提供6850亿日元公共资金的法案;其次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并发表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共同声明;7月,以政府首相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10月,不顾执政伙伴的反对,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后组成自民党单独政权;11月,成立行政改革会议,推进行政改革。1997年初,桥本首相又提出六大改革的口号,即同时进行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1997年4月,不仅实施了紧缩性的政府预算方案,而且正式实施税率为5%的消费税,并取消了一些所得税的优惠减免政策。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日本经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1%。尽管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危机征兆,但政府还是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以大幅度压缩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法》,并很快通过国会的审议,准备从12月开始实施。
1997年11月,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因巨额不动产贷款无法收回而倒闭,同时,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因巨额债务而倒闭。12月17日,桥本首相宣布放弃紧缩财政计划,大幅度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20日大藏省公布的下一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仍然没有扩张型财政的内容。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自民党在1998年3月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涉及金额高达16万亿日元,相当于新政府预算的20%,主要用于公共投资。4月,桥本首相再次宣布大幅度削减所得税,并正式启动经济刺激方案,但市场没有任何反应,日元汇率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桥本首相引咎辞职。
1998年8月,小渊惠三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同时成为政府首相。其内阁成立后立即冻结《财政改革法》,扩大公共开支并大规模减税,对中小企业采取援助措施,官定利率也下调到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零利率”。至此,日本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1999年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并在国会中通过了诸如《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监听通讯法》等重要法案。同年10月,公明党参加到联合政权中,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二。2000年4月,小渊因病突然去世,自民党各派密室协商后决定由森喜郎接任首相职务。森不仅能力有限,而且不思进取,因发表“日本是神之国”言论而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甚至在接到美国潜水艇撞翻日本实习渔船的信息后仍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其内阁支持率一度下降到9%。更重要的是,其内阁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只是在2001年1月按计划启动了新的行政机构,即将过去的1府22个省厅改为1府12个省厅。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以“改造自民党”、“进行结构改革”为招牌而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小泉政权虽然在改革方面进展不大,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却获得不少进展。首先利用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事件在同年10月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反恐怖三法案》,将“专守防卫”的自卫队派往印度洋,支援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战争;2002年9月,作为战后首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因“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与“朝鲜核开发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受阻;2003年1月,美国和英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小泉政权不仅在国会通过了带有建立战时体制色彩的《有事三法案》,而且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的对伊战争,并在7月通过了支援驻伊美军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支援法案》,计划将自卫队派往仍有战斗的伊拉克。9月,小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10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自民党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席位,并在吸收无党派议员的基础上超过240半数席位,吸收了自由党的民主党席位增加40个,为177个,公明党增加到36个席位,共产党、民社党、保守新党席位大减,初步出现两党制的形态。
第六节   社会思潮及其文化

一、60年代以前的和平主义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亲身经历的战争灾难、特别是作为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自然产生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意识。1945年12月,美国战略攻击调查团在日本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普通日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占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也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占20%,主张“削弱地主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另外,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27日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高达70%,认为不必要的仅占28%。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认为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条款意味着日本甚至放弃了自卫权。
与此同时,战时许多被解职的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教坛或再次活跃在舆论界,例如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另外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杂志复刊或创刊,例如《中央公论》、《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讨问题的舆论阵地,并产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川岛武宜的社会学、大塚久雄的经济史学,特别是发表在1946年5月号《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与西欧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较,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围绕对日媾和问题,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大内兵卫、《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知名学者安倍能成为中心组成“和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四项主张。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弹轰炸灾难的小说有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太田洋子的《横尸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战争残酷及其精神后遗症的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大佛次郎的《归乡》等,电影作品有《广岛》、《待到重逢时》、《二十四只眼睛》等。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最大体现,尽管此后和平主义思潮逐渐低落下去,但在进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会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复战前天皇制结构为目标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煽动自卫队进行暴乱未成而剖腹自杀那样。另外,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在6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吁的反对侵越国民行动日,仅主会场参加人数就有7万人,日本各地的游行示威达到反安保斗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义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因此导致社会阶层的趋同性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具体地说,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中间阶层或中流意识增强,维持现存体制和秩序的意识浓厚。
最初对日本的中间阶层进行学术性分析的是美国学者沃格尔,他在对日本的六个家庭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后写成《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一书,指出“日本业已构成新的社会秩序。旧中间阶层是指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新中间阶层则以各种白领阶层为主。1955年以来,旧中间阶层已经逐步地开始社会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却在逐步成长壮大。”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间阶层》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已在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层意识直接导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政治目标和社会运动取向上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虽然反对战争特别是防止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心理防线依然存在,但运动形式的锋芒已被歌舞升平的景象所磨灭。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进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义的地位已经从公开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维持和发展和平生活的社会心理。
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 8月15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提出让来访的外国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虽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政治家的赞同,但在由自民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现会长为绵贯民辅)的极力推动下,1998年初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将实现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该党本年度的活动方针。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出版,这部否认侵华战争,妖魔化中国的漫画书成为畅销书。2000年5月,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宣染东京审判“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影片的制作者公开宣称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达到“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