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当帝国面临“死战” ——从美国911到此次法国巴黎 ...

高岩：当帝国面临“死战” ——从美国911到此次法国巴黎临街屠杀carnage

一、        勿谓言之不预——西方正在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的“死战”

　　人类战争历史上不存在一种永恒的战争模式和战争规则，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多年内，战争模式和战争规则始终是在变动之中；战争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物质手段和技术能力，始终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战争模式和规则。现代战争的模式是从西方的战争历史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而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总体上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大体上保持着动态的平衡，所以现代战争规则仅仅只在西方国家中得到推崇。

　　而在西方国家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不同的军事目的、生死存亡的紧迫感和巨大的军事技术和组织上的差异、都使与西方军事力量相遇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被迫使用自己的一套战争规则和方式来迎战。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使用非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国家和人民，都先后败于掌握着现代军事技术和组织力量的西方国家。

　　而当非西方的民族被迫退到自己力量的底线，以生命向入侵者发动无限制的暴力时，尤其是这种斗争方式经过全新的组织后，西方的军事力量往往在战斗中开始失败，在这个阶段决定胜负的就是双方战略思维和组织能力，由于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力量始终高于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所以最终失败的仍是在总体力量上弱于对手的非西方国家。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战争结局，往往是以人力资源相对稀缺的西方退出战争而告终，这一切在20世纪的战争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

　　而当代世界中的国家、地区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军事力量发展不平衡，使现代战争要求各国普遍遵守传统的战争模式和规则失去了意义，现代战争往往是有什么样的军事技术打什么样的仗，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军事革命正在追求高技术、精确打击、零伤亡的现代作战方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都已经显示出美国现有的军事技术，已经在传统战场上全面压倒了世界上其它的国家。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无法接受人员大量伤亡的特点，发展出高技术装备下联合作战的战术和以核力量为后盾的威慑战略，在此基础上又开始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为自己追求绝对的军事安全。

　　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全球扩张必然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冲突，与美国对峙的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对手遍布全球，美国成了当今世界上树敌最多的国家，而这些敌手之间的差别之大，使美国的国家武装力量无所适从。而对强大的美国国家军事力量，没有一个敌手会蠢到要与美国人按美国所要求的战争模式进行战斗，他们必然会采用对自己有利的作战形式，所以全新的战争方式正在不断涌现。

　　无论是传统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是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为使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手，而采取的以暴力为手段，以屈服对手为目标的人类活动。在战争中，敌对双方军事行动都以消灭敌人的生命和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而有效地保存自己为战术目标，并最终屈服敌人为战略目标。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军事传统，但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军事原则上，东、西方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差别，当代在美国兴起的“军事革命”，已经将减少战争中自己一方人员生命的损失做为战争的主要原则，从而导致了大量使用各种高低军事技术，和基本上不从事地面单兵战斗的军事准则。

　　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发展起来的“神风”自杀作战行动，其实展示了另一种军事思维；这种军事思维以主动牺牲生命为代价，换取对敌方生命的重大摧毁，来争取最高的战争效费比，这种我们将之称为“死战”的作战方式违背了人类爱惜生命的本性，对作战人员的牺牲要求是大部分现代军人无法作到的，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却是完全符合战争自身规律的最有效的作战方式。在历史上只有战争中的一方完全绝望时，才会使用这种凶猛的战争方式，而凡是采用这种作战方式的军队，都会给对手造成重大的损失。

　　尽管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以自杀性的“死战”而取得全局性的军事胜利，但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战法无效，而是人类内心的本能天然地排斥这种作战方式；只要有可能，作战的双方都希望在战争中实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或“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也是人类战争至今为止始终保持着战争理性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9月11日纽约大爆炸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作战方式，其巨大的杀伤效率比使全世界为之震惊，这种以袭击者的生命为武器，不设后路的进攻，将使战争走向一种荒谬。这是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另一种完全改变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与核武器只掌握在大国手中不同，自杀性的“死战”可以被最弱小的军队和团体所运用，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动机运用这种战术，而这种战争方式的出现，却在深层显示出当今世界上敌对的文明之间处于弱势一方的仇恨和绝望。并成为平衡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最有效的手段。9月11日纽约大爆炸中袭击一方以十几个人的代价，使被攻击一方损失近万人，直接财富损失数千亿，并撼动了整个西方的经济，整个战争历史上我们还没见过的这样高效率比的战争模式，尽管这种对平民的袭击更接近刑事犯罪而不是战争。

　　五、“死战”――弱者手中的战略威慑武器

　　这次美国纽约的9月11日大爆炸，就是一种全新的已经完全成熟了的战争方式；按西方的秩序观念和战争思维，这是一种“懦夫”式的恐怖主义，但如果我们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9月11日纽约所发生的行动，将是人类军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以如此微小的代价，使敌方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而这一次当爆炸的烟雾开始散去时，美国的生命和财富损失相当于一场中型战争，而且更深远地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效应还没完全显示出来，按照军事科学中的效费比原则，这场战争以美国惨败开局。美国人可以用“凶残”这个字眼来形容这场爆炸的组织者，但用“懦夫”二字来形容对手却完全失去了意义，敢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武器来执行自杀攻击的人，绝对不是懦夫；就象美国国人要用自己最擅长的运距离高精度打击来消灭对手和选定的目标一样，大爆炸的组织者也按他们的逻辑选出攻击的最佳目标，并以无比精确的方式完成攻击。

　　经过9·11纽约大爆炸一役，这种暴力方式已经明确无误地成为一种战争的手段，而且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崭新的开端；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和财富高度集中的现代大都市，其自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能量和机制，这些能量和机制在平时服务于都市自身的运转，而当敌人下定决心超越传统的战争思维后，只要在这类大都市中选定突破点，既可以用最少的火力和人力引发某一系统的崩溃，而系统自身的崩溃将引发都市内生命和财产的浩劫。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决定了这样的都市无处不在，而完全防范这样的打击也是不可能的，经过美国纽约9·11大爆炸之后，全球心怀仇恨的恐怖主义分子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进行恐怖作战的技能。

　　如果美国决定用以暴易暴的原则来对付恐怖主义，那么从人道主义原则来说，恐怖分子们所使用的以平民和城市为对象的作战方式，其残酷程度还比不上同样以中心城市和大规模和平居民为摧毁目标的核武器；美国现行的核战略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当其常规的军事力量无法击败敌手时，将要以大规模杀伤的核武器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中心，即以平民构成的城市。

　　即使是在美国9·11事之后，恐怖主义分子们所使用的手段，与世界各大国的武库中所拥有的以核力量为中心的现代军事恐怖手段相比，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还远远不及。在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前，任何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其军事力量的总体道德水平，并不高于现在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种恐怖主义分子，要知道伊斯兰世界的恐怖组织，一开头同样以自杀性的袭击主要打击其敌手的军事目标。

　　六、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和中国人想要的正义和道德

　　在美国发生的9月11日纽约爆炸事件，光是被准确地定性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来指控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要对这次大爆炸负责。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有明确的战争目的、有遵守战争规则的交战双方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国际法上的战争。而从6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屡屡发生的非国家性政治组织，在城市中针对军事和平民目标进行攻击的事件，在实质上却是一种城市游击战。而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己的政治秩序的考虑，始终未能给予此类有政治目标的武力行为以正确的法律定位，而只是笼统地将其贬义的称为“恐怖主义”。

　　实质上以“恐怖主义”来称呼这些针对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的暴力活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秩序而采取的贬低对手的策略。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日本人的中国人，也曾被日军称为“土匪”、“强盗”，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德军也将在其统治下反抗的平民称为“凶手”、“暴徒”，在使用目前广泛流行的“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概念时，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西方主流社会对来自边缘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主流秩序挑战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道义上的同盟军。

　　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下，在世界众多的国家之间，并没有一种共同的正义和道德标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二次世界大战后总体上来说武运有得有失；在亚洲的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都先后失败，却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对前苏联集团冷战的胜利，而维护帝国秩序和帝国生存的需求，使美国始终无法解决与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实质上卷入了一场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军事对抗，尽管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旗开得胜，但伊斯兰世界的反抗却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战争形式“死战”，我们从9月11日美国纽约的大爆炸中，已经看到这种战争形式的巨大威力和阶段性的胜利。

　　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世界是以西方在16世纪堀起而开端；在这并不算长的几百年间，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物质文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西方文明对人类物质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是这之前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曾达到过的，而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始终落后于人类手中破坏力量的积累。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多、战祸最激烈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主要发生在东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这些有着相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只是在经过几千万人的死亡后才暂时达成了一个新的秩序；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秩序。而在西方文明和其它的文明之间，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它们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共存秩序。

　　其中我们所在的中华文明圈在与西方的百年对抗中，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脊梁，作为民族我们才有幸走出了噩运，在经过无数先烈和先贤的共同奋斗，以及亿万普通人勤劳艰辛的劳动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从1886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的大火和北京的杀戮，直到1939年发生在南京的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数次计划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西方文明从整体上和我们并没有人类共同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在二次大战后成为西方文明中心的美国，在战后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纵容和保护了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并始终维护着中国领土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局面，使正在发展的中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痛感现行的世界秩序的不公平。

　　美国纽约大爆炸后，使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他们不知如何将美国普通人民在这次事件中的命运，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霸权行径相区分。如果说从整体上善良的中国人民都在为普通美国人的生命在瞬间烟飞灰灭而痛心，并对那些在大火中奋不顾身殉职的美国消防人员和警察来表示敬意时，我们的情感是人类本性的流露；而中国人民同样为六七十年代饱受美国战争机器摧残的越南人民。90年代至今遭受国际禁运的伊拉克人民和已经在半个世纪内流离失所的巴基斯坦人民抱有同情心。在美国遭受重大的打击之时，除了个人对美国人的同情心外，在美国作为始作佣者而拒不纠正在日本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巨大的不公平之前，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道德感和正义感。

　　而只有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正义观、秩序观和道德观上的坚固基础上，全球性的反恐怖主义事业才有可能成功，目前至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这样的基础。而在全球反恐怖主义事业中位于前线的伊斯兰世界，目前还正因为美国多年的干涉而外于一个混乱动荡的过程中；伊斯兰世界目前在整体上是分裂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与其它文明平等对话的机制。

　　由于伊斯兰社会长期位于边缘社会、和来自西方在中东的桥头堡以色列的双重压力，使广大的伊斯兰地区成为产生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对以仇恨和反抗为动力、以平民的存亡为掩护、以整个西方社会的任何环节为进攻目标的恐怖主义的清剿，是无论外表上多么强大，而力量和资源始终是有限的美国根本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

　　在对恐怖主义的这场混战中，已经强大了一个世纪却始终没有超越帝国思维的美国，将把世界带向何处、而且它本身将在这一正在发动的新世纪里第一场全球战争追求什么样深层战略目标，都值得中国密切注意。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始终以自己现有的战略目标为中心，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进行自己以内延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而这一次，应该接受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略了国防现代化的教训，即使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局势当中也应该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持续不断地发展，世界将因此得到更大的安全。

　　写于2001年9月


高岩：当帝国面临“死战” ——从美国911到此次法国巴黎临街屠杀carnage

一、        勿谓言之不预——西方正在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的“死战”

　　人类战争历史上不存在一种永恒的战争模式和战争规则，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多年内，战争模式和战争规则始终是在变动之中；战争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物质手段和技术能力，始终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战争模式和规则。现代战争的模式是从西方的战争历史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而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总体上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大体上保持着动态的平衡，所以现代战争规则仅仅只在西方国家中得到推崇。

　　而在西方国家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不同的军事目的、生死存亡的紧迫感和巨大的军事技术和组织上的差异、都使与西方军事力量相遇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被迫使用自己的一套战争规则和方式来迎战。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使用非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国家和人民，都先后败于掌握着现代军事技术和组织力量的西方国家。

　　而当非西方的民族被迫退到自己力量的底线，以生命向入侵者发动无限制的暴力时，尤其是这种斗争方式经过全新的组织后，西方的军事力量往往在战斗中开始失败，在这个阶段决定胜负的就是双方战略思维和组织能力，由于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力量始终高于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所以最终失败的仍是在总体力量上弱于对手的非西方国家。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战争结局，往往是以人力资源相对稀缺的西方退出战争而告终，这一切在20世纪的战争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

　　而当代世界中的国家、地区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军事力量发展不平衡，使现代战争要求各国普遍遵守传统的战争模式和规则失去了意义，现代战争往往是有什么样的军事技术打什么样的仗，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军事革命正在追求高技术、精确打击、零伤亡的现代作战方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都已经显示出美国现有的军事技术，已经在传统战场上全面压倒了世界上其它的国家。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无法接受人员大量伤亡的特点，发展出高技术装备下联合作战的战术和以核力量为后盾的威慑战略，在此基础上又开始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为自己追求绝对的军事安全。

　　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全球扩张必然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冲突，与美国对峙的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对手遍布全球，美国成了当今世界上树敌最多的国家，而这些敌手之间的差别之大，使美国的国家武装力量无所适从。而对强大的美国国家军事力量，没有一个敌手会蠢到要与美国人按美国所要求的战争模式进行战斗，他们必然会采用对自己有利的作战形式，所以全新的战争方式正在不断涌现。

　　无论是传统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是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为使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手，而采取的以暴力为手段，以屈服对手为目标的人类活动。在战争中，敌对双方军事行动都以消灭敌人的生命和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而有效地保存自己为战术目标，并最终屈服敌人为战略目标。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军事传统，但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军事原则上，东、西方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差别，当代在美国兴起的“军事革命”，已经将减少战争中自己一方人员生命的损失做为战争的主要原则，从而导致了大量使用各种高低军事技术，和基本上不从事地面单兵战斗的军事准则。

　　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发展起来的“神风”自杀作战行动，其实展示了另一种军事思维；这种军事思维以主动牺牲生命为代价，换取对敌方生命的重大摧毁，来争取最高的战争效费比，这种我们将之称为“死战”的作战方式违背了人类爱惜生命的本性，对作战人员的牺牲要求是大部分现代军人无法作到的，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却是完全符合战争自身规律的最有效的作战方式。在历史上只有战争中的一方完全绝望时，才会使用这种凶猛的战争方式，而凡是采用这种作战方式的军队，都会给对手造成重大的损失。

　　尽管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以自杀性的“死战”而取得全局性的军事胜利，但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战法无效，而是人类内心的本能天然地排斥这种作战方式；只要有可能，作战的双方都希望在战争中实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或“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也是人类战争至今为止始终保持着战争理性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9月11日纽约大爆炸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作战方式，其巨大的杀伤效率比使全世界为之震惊，这种以袭击者的生命为武器，不设后路的进攻，将使战争走向一种荒谬。这是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另一种完全改变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与核武器只掌握在大国手中不同，自杀性的“死战”可以被最弱小的军队和团体所运用，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动机运用这种战术，而这种战争方式的出现，却在深层显示出当今世界上敌对的文明之间处于弱势一方的仇恨和绝望。并成为平衡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最有效的手段。9月11日纽约大爆炸中袭击一方以十几个人的代价，使被攻击一方损失近万人，直接财富损失数千亿，并撼动了整个西方的经济，整个战争历史上我们还没见过的这样高效率比的战争模式，尽管这种对平民的袭击更接近刑事犯罪而不是战争。

　　五、“死战”――弱者手中的战略威慑武器

　　这次美国纽约的9月11日大爆炸，就是一种全新的已经完全成熟了的战争方式；按西方的秩序观念和战争思维，这是一种“懦夫”式的恐怖主义，但如果我们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9月11日纽约所发生的行动，将是人类军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以如此微小的代价，使敌方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而这一次当爆炸的烟雾开始散去时，美国的生命和财富损失相当于一场中型战争，而且更深远地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效应还没完全显示出来，按照军事科学中的效费比原则，这场战争以美国惨败开局。美国人可以用“凶残”这个字眼来形容这场爆炸的组织者，但用“懦夫”二字来形容对手却完全失去了意义，敢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武器来执行自杀攻击的人，绝对不是懦夫；就象美国国人要用自己最擅长的运距离高精度打击来消灭对手和选定的目标一样，大爆炸的组织者也按他们的逻辑选出攻击的最佳目标，并以无比精确的方式完成攻击。

　　经过9·11纽约大爆炸一役，这种暴力方式已经明确无误地成为一种战争的手段，而且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崭新的开端；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和财富高度集中的现代大都市，其自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能量和机制，这些能量和机制在平时服务于都市自身的运转，而当敌人下定决心超越传统的战争思维后，只要在这类大都市中选定突破点，既可以用最少的火力和人力引发某一系统的崩溃，而系统自身的崩溃将引发都市内生命和财产的浩劫。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决定了这样的都市无处不在，而完全防范这样的打击也是不可能的，经过美国纽约9·11大爆炸之后，全球心怀仇恨的恐怖主义分子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进行恐怖作战的技能。

　　如果美国决定用以暴易暴的原则来对付恐怖主义，那么从人道主义原则来说，恐怖分子们所使用的以平民和城市为对象的作战方式，其残酷程度还比不上同样以中心城市和大规模和平居民为摧毁目标的核武器；美国现行的核战略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当其常规的军事力量无法击败敌手时，将要以大规模杀伤的核武器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中心，即以平民构成的城市。

　　即使是在美国9·11事之后，恐怖主义分子们所使用的手段，与世界各大国的武库中所拥有的以核力量为中心的现代军事恐怖手段相比，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还远远不及。在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前，任何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其军事力量的总体道德水平，并不高于现在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种恐怖主义分子，要知道伊斯兰世界的恐怖组织，一开头同样以自杀性的袭击主要打击其敌手的军事目标。

　　六、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和中国人想要的正义和道德

　　在美国发生的9月11日纽约爆炸事件，光是被准确地定性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来指控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要对这次大爆炸负责。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有明确的战争目的、有遵守战争规则的交战双方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国际法上的战争。而从6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屡屡发生的非国家性政治组织，在城市中针对军事和平民目标进行攻击的事件，在实质上却是一种城市游击战。而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己的政治秩序的考虑，始终未能给予此类有政治目标的武力行为以正确的法律定位，而只是笼统地将其贬义的称为“恐怖主义”。

　　实质上以“恐怖主义”来称呼这些针对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的暴力活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秩序而采取的贬低对手的策略。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日本人的中国人，也曾被日军称为“土匪”、“强盗”，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德军也将在其统治下反抗的平民称为“凶手”、“暴徒”，在使用目前广泛流行的“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概念时，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西方主流社会对来自边缘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主流秩序挑战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道义上的同盟军。

　　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下，在世界众多的国家之间，并没有一种共同的正义和道德标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二次世界大战后总体上来说武运有得有失；在亚洲的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都先后失败，却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对前苏联集团冷战的胜利，而维护帝国秩序和帝国生存的需求，使美国始终无法解决与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实质上卷入了一场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军事对抗，尽管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旗开得胜，但伊斯兰世界的反抗却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战争形式“死战”，我们从9月11日美国纽约的大爆炸中，已经看到这种战争形式的巨大威力和阶段性的胜利。

　　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世界是以西方在16世纪堀起而开端；在这并不算长的几百年间，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物质文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西方文明对人类物质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是这之前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曾达到过的，而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始终落后于人类手中破坏力量的积累。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多、战祸最激烈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主要发生在东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这些有着相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只是在经过几千万人的死亡后才暂时达成了一个新的秩序；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秩序。而在西方文明和其它的文明之间，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它们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共存秩序。

　　其中我们所在的中华文明圈在与西方的百年对抗中，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脊梁，作为民族我们才有幸走出了噩运，在经过无数先烈和先贤的共同奋斗，以及亿万普通人勤劳艰辛的劳动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从1886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的大火和北京的杀戮，直到1939年发生在南京的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数次计划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西方文明从整体上和我们并没有人类共同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在二次大战后成为西方文明中心的美国，在战后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纵容和保护了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并始终维护着中国领土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局面，使正在发展的中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痛感现行的世界秩序的不公平。

　　美国纽约大爆炸后，使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他们不知如何将美国普通人民在这次事件中的命运，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霸权行径相区分。如果说从整体上善良的中国人民都在为普通美国人的生命在瞬间烟飞灰灭而痛心，并对那些在大火中奋不顾身殉职的美国消防人员和警察来表示敬意时，我们的情感是人类本性的流露；而中国人民同样为六七十年代饱受美国战争机器摧残的越南人民。90年代至今遭受国际禁运的伊拉克人民和已经在半个世纪内流离失所的巴基斯坦人民抱有同情心。在美国遭受重大的打击之时，除了个人对美国人的同情心外，在美国作为始作佣者而拒不纠正在日本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巨大的不公平之前，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道德感和正义感。

　　而只有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正义观、秩序观和道德观上的坚固基础上，全球性的反恐怖主义事业才有可能成功，目前至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这样的基础。而在全球反恐怖主义事业中位于前线的伊斯兰世界，目前还正因为美国多年的干涉而外于一个混乱动荡的过程中；伊斯兰世界目前在整体上是分裂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与其它文明平等对话的机制。

　　由于伊斯兰社会长期位于边缘社会、和来自西方在中东的桥头堡以色列的双重压力，使广大的伊斯兰地区成为产生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对以仇恨和反抗为动力、以平民的存亡为掩护、以整个西方社会的任何环节为进攻目标的恐怖主义的清剿，是无论外表上多么强大，而力量和资源始终是有限的美国根本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

　　在对恐怖主义的这场混战中，已经强大了一个世纪却始终没有超越帝国思维的美国，将把世界带向何处、而且它本身将在这一正在发动的新世纪里第一场全球战争追求什么样深层战略目标，都值得中国密切注意。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始终以自己现有的战略目标为中心，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进行自己以内延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而这一次，应该接受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略了国防现代化的教训，即使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局势当中也应该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持续不断地发展，世界将因此得到更大的安全。

　　写于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