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教授为何容易“上当受骗”？

[摘要]按理说，这些教授都是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文化、见多识广，理应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特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但还是被这类信息误导，“上当受骗”，看起来令人费解。

近些年来，各类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少教授都上当受骗。如《江淮晨报》5月14日报道，合肥某高校教授何琛一年内接到三次诈骗电话，最终栽在自称是“110来电”的骗局上，被骗11万元；再如，新华网2014年报道，浙江某高校教授薛某，接到假冒“省科技厅副厅长”的电话，被骗8.4万元。

除了被电话诈骗欺骗外，不少知名教授还被互联网的“钓鱼贴”欺骗。笔者朋友圈就有两位“被骗”的知名教授：一位是曾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分享过一篇谈民国教育的文章，开篇提到刘文辉的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但这句话已经被证明是伪史，不符合历史事实（参见谌旭彬：《戳破一个大大的民国教育神话》）。另一位是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她分享过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文章称蒋介石曾说：“国家亡了还可以复习，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但这句话也已经被证明是伪造的，是互联网上常见的“钓鱼贴”（参见走刀口：《蒋介石说过“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

知名教授为何容易“上当受骗”？

图片来源于网络

按理说，这些教授都是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文化、见多识广，理应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特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他们都是知名教授，知识层次远在常人之上。但他们还是被这类信息误导，“上当受骗”，看起来令人费解。

不过，若仔细分析这代学者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则可以发现这类现象很好理解。前一种被骗尚且可以说是因为骗子手段高明，教授们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不太了解，后一种被骗则清楚的表面，这代学者身上存在着固有弱点，导致他们很容易相信各类似是而非的信息。

早年教育导致这代人人文素养匮乏 怀疑精神缺失

大众可能对学者存在误解，以为学者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的，对每类知识的理解和认知都超过常人。但实际并非如此，就中国目前主流学者的受教育情况看，他们基本的人文素养比较欠缺。

笔者在前文中列举的两位知名学者，出身年代和受教育背景十分相似，他们都生于1950年代，前后相差一岁，在1960年代接受小学教育，1970年代接受中学教育，但因“文革”影响，多数人无法再获得进一步教育，被迫上山下乡，教育中断，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他们才得以继续学业。这导致这代人缺少系统性教育，只靠自学，难以建立起完整的知识结构，很容易在认知上出现偏差。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接受中小学教育，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向苏联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在人文素养教育上，着重强调思想政治方面的素质，毛泽东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页）。”在这种教育理念的要求下，教育开始形成“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制度，教育界不断掀起运动，如“人道主义”、“人性论”、“学术自由”这样的观点统统遭到批判，艺术、音乐等诸多学科更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批判。

知青学者定宜庄认为，这代人，尤其是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学到的知识，相当支离破碎。进入1960年代以后，思想变得更为封闭，观点日趋偏激。他们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定宜庄借用一位“老三届”学者的话说：“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参见光明网，定宜庄《从红卫兵到知青：老三届的心路历程》）

这种人文教育环境导致这一代人思想激进，缺乏判断力，在他们身上，盲从、狂热、偏执、狭隘表现得非常鲜明，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样的，这代人也缺乏怀疑精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与怀疑精神欠缺相伴的是，这代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他们曾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他们不但盲从群体，还盲从“形势”。

人文素养的缺失，在“文革”中已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进一步，“他们因这一缺欠所造成的后劲不足，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定宜庄语）但即便如此，这代人也从未进行过真正的反思，知青作家韦君宜说：那些已经成名的知青作家们，“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

跟不上时代发展 极易在信息洪流中“上当受骗”

正如定宜庄所言，人文学科教育的缺失，造成这代人后劲不足，越是时代发展就表现得越明显，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洪流的冲击下，这代人很容易迷失自我，陷入各种“骗局”。

互联网天生就是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信息传播的层级，每个个体的传播权力日趋平等，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这种趋势使得信息传播扁平化，去中心化。特别是微博、微信这类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更加明显，知识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信息传播不再是部分人的专利，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发声，成为互联网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由此海量信息被制造出来。在这些海量信息中，暗藏着各种利益诉求和意图表达的信息，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

在信息传播扁平化的机制下，学者其实并不比大众更有优势，超出他们专业能力之外的信息与知识，他们也很容易轻信，乃至“上当受骗”。特别是，当前不少学者长期浸润在某些特定领域，形成了固定思维，在面临互联网快速变迁的信息时，更容易“上当受骗”。

同样，由于信息传播扁平化，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改动、删减，最终与原始信息差距巨大。实际上，除开因为传播造成的信息衰减外，互联网上还存在大量人为制造的“钓鱼贴”，如本文开头所举的蒋介石论文化和刘文辉谈教育的例子，前者是典型的钓鱼贴，后者是典型的“人造历史”，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加以编造、改编，最后看起来跟真实历史一样。

这类信息，经常上网的人都容易上当受骗，何况对互联网一知半解的学者们。其实，除了人文领域广泛存在这类“钓鱼贴”外，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不少“钓鱼贴”，并且由于大多数人在知识层面上的缺失，更难以分辨。比如，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的“一氧化二氢”案例，通过把水分子换个叫法，并且引用所谓的研究报告，就把人骗得一愣一愣，连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朱庚申也不能幸免。

在面对现代社会和互联网海量而又庞杂的信息时，个人很容易上当。在电话欺诈这类骗局中，专家学者上当，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等或没有经验，那么被互联网上的“钓鱼贴”欺骗，则直接说明这代人人文基础素养较差了。

故事只不过是由头 最终是为了消解心中块垒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者对“钓鱼贴”或伪造故事的传播都是“上当受骗”，有些学者其实清楚地知道自己传播的信息不可靠，但依然会在私人朋友圈进行传播，这有他们个人性目的：

第一，单纯传播信息。这类学者学生众多，各行各业都有，这些学生的分辨能力很强，但这类学者还是愿意给学生分享信息，他们就是单纯的进行信息传播，并无太多目的，他们内心也清楚信息不可靠。笔者所知的南京大学某教授便喜欢进行这类分享。

第二，借历史或国外的故事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不少学者对当下现实不满意，比如在教育上，认为投入不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借历史上的故事来表达不满，比如刘文辉谈教育的事，他们也许知道这个故事不靠谱，但还是乐于传播，并在传播时辅以今不如昔的感叹。笔者在本文开始所举的两位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这个类型。

借用一些历史上或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以浇心中块垒，本质上和借酒消愁差不多，他们希望现实变得更好，希望社会更加进步，因此在明知信息不可靠时，也去传播，只不过这种方式极不可取罢了。

结语：

学者与一般民众不同，他们是知识的代言人，本身应该谨言慎行，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因为何种原因，都不应该去传播不可靠的信息。即便互联网信息传播扁平化，但学者天然拥有话语权，影响力比一般人要大得多，他们理应比大众更谨慎。

http://cul.qq.com/a/20151114/008183.htm[摘要]按理说，这些教授都是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文化、见多识广，理应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特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但还是被这类信息误导，“上当受骗”，看起来令人费解。

近些年来，各类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少教授都上当受骗。如《江淮晨报》5月14日报道，合肥某高校教授何琛一年内接到三次诈骗电话，最终栽在自称是“110来电”的骗局上，被骗11万元；再如，新华网2014年报道，浙江某高校教授薛某，接到假冒“省科技厅副厅长”的电话，被骗8.4万元。

除了被电话诈骗欺骗外，不少知名教授还被互联网的“钓鱼贴”欺骗。笔者朋友圈就有两位“被骗”的知名教授：一位是曾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分享过一篇谈民国教育的文章，开篇提到刘文辉的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但这句话已经被证明是伪史，不符合历史事实（参见谌旭彬：《戳破一个大大的民国教育神话》）。另一位是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她分享过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文章称蒋介石曾说：“国家亡了还可以复习，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但这句话也已经被证明是伪造的，是互联网上常见的“钓鱼贴”（参见走刀口：《蒋介石说过“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

知名教授为何容易“上当受骗”？

图片来源于网络

按理说，这些教授都是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文化、见多识广，理应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特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他们都是知名教授，知识层次远在常人之上。但他们还是被这类信息误导，“上当受骗”，看起来令人费解。

不过，若仔细分析这代学者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则可以发现这类现象很好理解。前一种被骗尚且可以说是因为骗子手段高明，教授们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不太了解，后一种被骗则清楚的表面，这代学者身上存在着固有弱点，导致他们很容易相信各类似是而非的信息。

早年教育导致这代人人文素养匮乏 怀疑精神缺失

大众可能对学者存在误解，以为学者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的，对每类知识的理解和认知都超过常人。但实际并非如此，就中国目前主流学者的受教育情况看，他们基本的人文素养比较欠缺。

笔者在前文中列举的两位知名学者，出身年代和受教育背景十分相似，他们都生于1950年代，前后相差一岁，在1960年代接受小学教育，1970年代接受中学教育，但因“文革”影响，多数人无法再获得进一步教育，被迫上山下乡，教育中断，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他们才得以继续学业。这导致这代人缺少系统性教育，只靠自学，难以建立起完整的知识结构，很容易在认知上出现偏差。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接受中小学教育，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向苏联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在人文素养教育上，着重强调思想政治方面的素质，毛泽东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页）。”在这种教育理念的要求下，教育开始形成“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制度，教育界不断掀起运动，如“人道主义”、“人性论”、“学术自由”这样的观点统统遭到批判，艺术、音乐等诸多学科更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批判。

知青学者定宜庄认为，这代人，尤其是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学到的知识，相当支离破碎。进入1960年代以后，思想变得更为封闭，观点日趋偏激。他们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定宜庄借用一位“老三届”学者的话说：“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参见光明网，定宜庄《从红卫兵到知青：老三届的心路历程》）

这种人文教育环境导致这一代人思想激进，缺乏判断力，在他们身上，盲从、狂热、偏执、狭隘表现得非常鲜明，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样的，这代人也缺乏怀疑精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与怀疑精神欠缺相伴的是，这代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他们曾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他们不但盲从群体，还盲从“形势”。

人文素养的缺失，在“文革”中已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进一步，“他们因这一缺欠所造成的后劲不足，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定宜庄语）但即便如此，这代人也从未进行过真正的反思，知青作家韦君宜说：那些已经成名的知青作家们，“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

跟不上时代发展 极易在信息洪流中“上当受骗”

正如定宜庄所言，人文学科教育的缺失，造成这代人后劲不足，越是时代发展就表现得越明显，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洪流的冲击下，这代人很容易迷失自我，陷入各种“骗局”。

互联网天生就是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信息传播的层级，每个个体的传播权力日趋平等，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这种趋势使得信息传播扁平化，去中心化。特别是微博、微信这类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更加明显，知识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信息传播不再是部分人的专利，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发声，成为互联网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由此海量信息被制造出来。在这些海量信息中，暗藏着各种利益诉求和意图表达的信息，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

在信息传播扁平化的机制下，学者其实并不比大众更有优势，超出他们专业能力之外的信息与知识，他们也很容易轻信，乃至“上当受骗”。特别是，当前不少学者长期浸润在某些特定领域，形成了固定思维，在面临互联网快速变迁的信息时，更容易“上当受骗”。

同样，由于信息传播扁平化，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改动、删减，最终与原始信息差距巨大。实际上，除开因为传播造成的信息衰减外，互联网上还存在大量人为制造的“钓鱼贴”，如本文开头所举的蒋介石论文化和刘文辉谈教育的例子，前者是典型的钓鱼贴，后者是典型的“人造历史”，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加以编造、改编，最后看起来跟真实历史一样。

这类信息，经常上网的人都容易上当受骗，何况对互联网一知半解的学者们。其实，除了人文领域广泛存在这类“钓鱼贴”外，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不少“钓鱼贴”，并且由于大多数人在知识层面上的缺失，更难以分辨。比如，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的“一氧化二氢”案例，通过把水分子换个叫法，并且引用所谓的研究报告，就把人骗得一愣一愣，连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朱庚申也不能幸免。

在面对现代社会和互联网海量而又庞杂的信息时，个人很容易上当。在电话欺诈这类骗局中，专家学者上当，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等或没有经验，那么被互联网上的“钓鱼贴”欺骗，则直接说明这代人人文基础素养较差了。

故事只不过是由头 最终是为了消解心中块垒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者对“钓鱼贴”或伪造故事的传播都是“上当受骗”，有些学者其实清楚地知道自己传播的信息不可靠，但依然会在私人朋友圈进行传播，这有他们个人性目的：

第一，单纯传播信息。这类学者学生众多，各行各业都有，这些学生的分辨能力很强，但这类学者还是愿意给学生分享信息，他们就是单纯的进行信息传播，并无太多目的，他们内心也清楚信息不可靠。笔者所知的南京大学某教授便喜欢进行这类分享。

第二，借历史或国外的故事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不少学者对当下现实不满意，比如在教育上，认为投入不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借历史上的故事来表达不满，比如刘文辉谈教育的事，他们也许知道这个故事不靠谱，但还是乐于传播，并在传播时辅以今不如昔的感叹。笔者在本文开始所举的两位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这个类型。

借用一些历史上或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以浇心中块垒，本质上和借酒消愁差不多，他们希望现实变得更好，希望社会更加进步，因此在明知信息不可靠时，也去传播，只不过这种方式极不可取罢了。

结语：

学者与一般民众不同，他们是知识的代言人，本身应该谨言慎行，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因为何种原因，都不应该去传播不可靠的信息。即便互联网信息传播扁平化，但学者天然拥有话语权，影响力比一般人要大得多，他们理应比大众更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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