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章----------------在市场面前，屠呦呦和黄晓明平 ...

2015年10月，屠呦呦以85岁高龄、因40多年前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但屠呦呦的诺贝尔奖还没有热乎几天，网络和媒体很快就被一个明星演员黄晓明的婚礼刷屏。伟大的科学家被冷落，一个演员备受关注，这还了得？！联想到屠呦呦的“三无科学家”身份——无院士头衔、无留学经历、无科学论文，以及她的诺奖奖金“买不起北京一套房子”，而黄晓明一个婚礼据说花费2亿元，于是，戏剧性的一幕拉开了，有气无处撒的中国人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口，纷纷质问“屠呦呦的半个客厅与黄晓明的2亿婚礼”，其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黄晓明一场秀！值得每个中国人反思！》 ，这篇文章痛心疾首地说：“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还比不上一个演戏的；我不禁为屠呦呦教授在国内的遭遇感到痛心。难道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不是屠，而是黄吗？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演艺圈推动的吗？做科研不如演戏的；卖技的不如卖艺的；搞实的不如作秀的；救命的不如搞笑的！当开创中国自然科学先河，意义不亚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却比不上两个艺人的一场婚礼的时候，让我不禁以为难道中国梦要落到‘戏子’身上吗？”

网络上对此也有零星的反驳。但不论立论者还是反驳者，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一个无非说戏子贡献怎能和科学家比，一个反驳说国外也一样，两者之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但是现实世界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不是简单的“存在即合理”可以敷衍过去，经济学必须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经济学三个字说起来很高大上很深奥的样子，其实简单说来无非这么六个字：谁投资，谁收益？谁定价，谁买单？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世界就很清楚了。

先说屠呦呦。今年85岁的屠呦呦40多年前发现青蒿素的时候，时间是1972年，当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当时中国离1978年改革开放，还有整整6年时间，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文革也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那时候的屠呦呦作为年轻的科学家，捧着“铁饭碗”，躲开政治运动，有着“轻松悠闲”、不必日晒雨淋的工作，有一张简陋然而相对安静的书桌，在当时绝对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也就是说，她当年的付出，与她当年的“回报”来说，还是不错的。

虽然从国际的空间维度比较和今天的时间维度比较来看，当年屠呦呦们的研究条件堪称简陋，甚至让人感觉国家根本没有什么资金投入，屠呦呦当年干科研时候处在“三无状态”下——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正如2002年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所说的那样：“真正让外国同行们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但这也是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普遍处境。

至于屠呦呦们取得这一重大成果之后，并没有获得什么奖金或者职称晋升，直到2001年，屠呦呦才评为博士生导师，那已经是30年后的事了。直到她获得诺贝尔奖，她也一直保留着无院士头衔、无留学经历、无科学论文的“三无科学家”身份。但这一切，只能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科技成果投资与回报机制的缺陷。

如果屠呦呦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很完善的国家，在某个企业里当科学家，那就是企业投资。企业和国家投资都有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大多数投入不会有成果，只有少数投资会获得成果。因此，能够收获重大成果的投资，市场上的投资回报也不会完全归科学家个人所有，而应该是通过良好的专利保护机制，保护企业和科学家。科学家和企业会有一个合理的分成机制。但这个合理分成机制并不易形成。这就是一个对未来信息谁都不清楚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定价难题。在见到成果之前，双方自愿的合约就是规则，别人无从干涉。比如，一直以来，日本的大部分科研人员是属于各大企业的在职员工，很多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来自企业，企业虽然会因为鼓励研究而给他们增加奖金机制，但这些研究人员没有自主研究权，在研究专利上也与企业有着扯不清的关系。现今，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35条特别规定了发明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平衡研究人员与投资方的利害关系，也为日本的科研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支持。

在合理的市场机制和专利保护机制下，科学家一项造福于人类的科研成果，可以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但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下，有可能投入很高产出和回报很低，比如有报道说我们的举国体育一枚奥运金牌平均要投入7亿元——这是因为投资过程中的腐败成本居高不下的缘故，但是奥运冠军近几年也就拿到几百万元奖金而已，大多数奥动冠军身无长物，退役后生活很凄惨。没有成就的运动员就更凄凉了。而国外的职业体育明星，通常都有很高的职业收入。

再来看黄晓明。先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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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1977年11月13日生于山东青岛。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2012级。2001年凭借电视剧《大汉天子》而成名。2006年主演电视剧《神雕侠侣》。2007年主演电视剧《新上海滩》，饰演许文强。2009年投资并主演电视剧《暗香》。2013年主演电视剧《精忠岳飞》。2015年3月3日主演的民国爱情传奇剧《锦绣缘华丽冒险》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2006年参演电影《夜宴》正式进军大荧幕。2009年主演电影《神枪手》。2010年凭借《风声》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奖；同年主演电影《赵氏孤儿》。2012年担任第11届长春国际电影节形象大使；同年主演电影《血滴子》和《大上海》。2013年，主演创业电影《中国合伙人》，凭借片中塑造的“成东青”一角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2014年主演的电影《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在全国上映票房突破4亿。2015年4月30日主演的电影《何以笙箫默》上映。6月成为首位在好莱坞中国剧院留下手印的中国内地男演员。2011年成立个人演艺公司“黄晓明工作室”，先后投资了多部影视作品，同时还投资生意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作为歌手，黄晓明发行了两张个人专辑。主唱单曲《什么都可以》、《好人卡》。2013年黄晓明担任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导师。2014年担任综艺选秀节目《来吧！灰姑娘》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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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几乎是踩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逐渐苏醒的点出生和成长的，一切全凭自己投资（包括上大学），自己成长，自己拓展市场，所有的风险全由个人承担，所以在市场回报上，自然也是自己应该拿到大头，获得市场的巨额回报，理所应当，也是必然。

至于谁定价，谁买单的问题，青蒿素的买单者是患者，是被动买单；黄晓明作品（音乐、影视、广告等等）是普通公众，全凭自愿。被动买单下，通常来说定价人掌握主动权，但如果定价很高，多数患者买不起，今天指责屠呦呦收入太低的人，明天一定会反过来指责她太心黑。但定价人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性人，从感性角度，他希望天下无疾，即使有疾也人人吃得起药看得起病，但这完全不可行。没有回报，科学研究也无法持续投入。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追求回报的研究会加剧大面积资源和人才浪费，在吃大锅饭的体系中让没有能力的人也从事了科学研究。从理性角度，定价人会从两个方面考虑定价：一是患者接受能力，二是市场均衡。定价很高，有可能大多数患者买不起，被迫放弃治疗，同时产品出曲高和寡，收不回成本；定价太低，则可能无利可图，同样收不回成本。黄晓明的买单者全是自觉自愿的普通公众，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不是定价问题，而是如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去“结大众之欢心”。

青蒿素能够从身体上治病救人，让悲催的生命有物质支撑；艺术能够从心灵上治病救人娱乐社会，让多难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有趣。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前者本来就是小众产品，让大众都去拥抱才是社会悲剧；后者本来就是大众产品，大众不关注说明这个产品不成功。

至于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人，在良好的市场机制下都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屠呦呦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所以她得到的回报很少；黄晓明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所以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个回报本身，就是公众“一人一票”用钱对他的奖赏，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得到、去享受。因为他得到的同时，已经让公众大大地娱乐和享受过了。所以，与其说这是屠呦呦和黄晓明两个个体的比较，不如说这是当代中国两个时代之间的比较。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只看结果是不得要领的，追溯原因才有价值。是市场机制促进了人类平等，促进人们获得与贡献相适应的回报。必须强调的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体制下，不仅投资和回报常常不对称，而且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的机制往往也会失灵。因为腐败形成了刚性的成本支撑，价格降不下来啊！腐败“收益”都被不从事生产创造的官僚集团拿走了，真正的生产者创造者将无法通过创新和降低成本在服务大众的同时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仅举两例：一，今天的“世界工厂”正在和中国说再见。因为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变得很高。美国一家私人机构最新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用电价格高出3成，物流成本高出一倍半，工业用地价格是美国的5倍，综合下来，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4%左右。为什么中国人收入那么低各种物价会那么高？就是因为非市场力量主导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腐败成本居高不下。这就导致了第二个例子的出现：举国上下凡有条件的都到海外抢购商品和服务（含医疗服务），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超万亿元人民币，2015年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今年这个十一黄金周，大量中国人到日本扫货，让多少“爱国志士”恨得咬牙切齿。但没有良好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使其国足以爱其民，其民又何以爱其国乎？


文章链接：  http://dajia.qq.com/blog/490216099058688?tu_biz=1.114.2.32015年10月，屠呦呦以85岁高龄、因40多年前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但屠呦呦的诺贝尔奖还没有热乎几天，网络和媒体很快就被一个明星演员黄晓明的婚礼刷屏。伟大的科学家被冷落，一个演员备受关注，这还了得？！联想到屠呦呦的“三无科学家”身份——无院士头衔、无留学经历、无科学论文，以及她的诺奖奖金“买不起北京一套房子”，而黄晓明一个婚礼据说花费2亿元，于是，戏剧性的一幕拉开了，有气无处撒的中国人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口，纷纷质问“屠呦呦的半个客厅与黄晓明的2亿婚礼”，其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黄晓明一场秀！值得每个中国人反思！》 ，这篇文章痛心疾首地说：“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还比不上一个演戏的；我不禁为屠呦呦教授在国内的遭遇感到痛心。难道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不是屠，而是黄吗？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演艺圈推动的吗？做科研不如演戏的；卖技的不如卖艺的；搞实的不如作秀的；救命的不如搞笑的！当开创中国自然科学先河，意义不亚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却比不上两个艺人的一场婚礼的时候，让我不禁以为难道中国梦要落到‘戏子’身上吗？”

网络上对此也有零星的反驳。但不论立论者还是反驳者，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一个无非说戏子贡献怎能和科学家比，一个反驳说国外也一样，两者之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但是现实世界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不是简单的“存在即合理”可以敷衍过去，经济学必须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经济学三个字说起来很高大上很深奥的样子，其实简单说来无非这么六个字：谁投资，谁收益？谁定价，谁买单？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世界就很清楚了。

先说屠呦呦。今年85岁的屠呦呦40多年前发现青蒿素的时候，时间是1972年，当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当时中国离1978年改革开放，还有整整6年时间，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文革也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那时候的屠呦呦作为年轻的科学家，捧着“铁饭碗”，躲开政治运动，有着“轻松悠闲”、不必日晒雨淋的工作，有一张简陋然而相对安静的书桌，在当时绝对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也就是说，她当年的付出，与她当年的“回报”来说，还是不错的。

虽然从国际的空间维度比较和今天的时间维度比较来看，当年屠呦呦们的研究条件堪称简陋，甚至让人感觉国家根本没有什么资金投入，屠呦呦当年干科研时候处在“三无状态”下——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正如2002年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所说的那样：“真正让外国同行们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但这也是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普遍处境。

至于屠呦呦们取得这一重大成果之后，并没有获得什么奖金或者职称晋升，直到2001年，屠呦呦才评为博士生导师，那已经是30年后的事了。直到她获得诺贝尔奖，她也一直保留着无院士头衔、无留学经历、无科学论文的“三无科学家”身份。但这一切，只能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科技成果投资与回报机制的缺陷。

如果屠呦呦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很完善的国家，在某个企业里当科学家，那就是企业投资。企业和国家投资都有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大多数投入不会有成果，只有少数投资会获得成果。因此，能够收获重大成果的投资，市场上的投资回报也不会完全归科学家个人所有，而应该是通过良好的专利保护机制，保护企业和科学家。科学家和企业会有一个合理的分成机制。但这个合理分成机制并不易形成。这就是一个对未来信息谁都不清楚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定价难题。在见到成果之前，双方自愿的合约就是规则，别人无从干涉。比如，一直以来，日本的大部分科研人员是属于各大企业的在职员工，很多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来自企业，企业虽然会因为鼓励研究而给他们增加奖金机制，但这些研究人员没有自主研究权，在研究专利上也与企业有着扯不清的关系。现今，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35条特别规定了发明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平衡研究人员与投资方的利害关系，也为日本的科研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支持。

在合理的市场机制和专利保护机制下，科学家一项造福于人类的科研成果，可以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但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下，有可能投入很高产出和回报很低，比如有报道说我们的举国体育一枚奥运金牌平均要投入7亿元——这是因为投资过程中的腐败成本居高不下的缘故，但是奥运冠军近几年也就拿到几百万元奖金而已，大多数奥动冠军身无长物，退役后生活很凄惨。没有成就的运动员就更凄凉了。而国外的职业体育明星，通常都有很高的职业收入。

再来看黄晓明。先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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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1977年11月13日生于山东青岛。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2012级。2001年凭借电视剧《大汉天子》而成名。2006年主演电视剧《神雕侠侣》。2007年主演电视剧《新上海滩》，饰演许文强。2009年投资并主演电视剧《暗香》。2013年主演电视剧《精忠岳飞》。2015年3月3日主演的民国爱情传奇剧《锦绣缘华丽冒险》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2006年参演电影《夜宴》正式进军大荧幕。2009年主演电影《神枪手》。2010年凭借《风声》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奖；同年主演电影《赵氏孤儿》。2012年担任第11届长春国际电影节形象大使；同年主演电影《血滴子》和《大上海》。2013年，主演创业电影《中国合伙人》，凭借片中塑造的“成东青”一角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2014年主演的电影《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在全国上映票房突破4亿。2015年4月30日主演的电影《何以笙箫默》上映。6月成为首位在好莱坞中国剧院留下手印的中国内地男演员。2011年成立个人演艺公司“黄晓明工作室”，先后投资了多部影视作品，同时还投资生意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作为歌手，黄晓明发行了两张个人专辑。主唱单曲《什么都可以》、《好人卡》。2013年黄晓明担任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导师。2014年担任综艺选秀节目《来吧！灰姑娘》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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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几乎是踩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逐渐苏醒的点出生和成长的，一切全凭自己投资（包括上大学），自己成长，自己拓展市场，所有的风险全由个人承担，所以在市场回报上，自然也是自己应该拿到大头，获得市场的巨额回报，理所应当，也是必然。

至于谁定价，谁买单的问题，青蒿素的买单者是患者，是被动买单；黄晓明作品（音乐、影视、广告等等）是普通公众，全凭自愿。被动买单下，通常来说定价人掌握主动权，但如果定价很高，多数患者买不起，今天指责屠呦呦收入太低的人，明天一定会反过来指责她太心黑。但定价人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性人，从感性角度，他希望天下无疾，即使有疾也人人吃得起药看得起病，但这完全不可行。没有回报，科学研究也无法持续投入。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追求回报的研究会加剧大面积资源和人才浪费，在吃大锅饭的体系中让没有能力的人也从事了科学研究。从理性角度，定价人会从两个方面考虑定价：一是患者接受能力，二是市场均衡。定价很高，有可能大多数患者买不起，被迫放弃治疗，同时产品出曲高和寡，收不回成本；定价太低，则可能无利可图，同样收不回成本。黄晓明的买单者全是自觉自愿的普通公众，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不是定价问题，而是如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去“结大众之欢心”。

青蒿素能够从身体上治病救人，让悲催的生命有物质支撑；艺术能够从心灵上治病救人娱乐社会，让多难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有趣。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前者本来就是小众产品，让大众都去拥抱才是社会悲剧；后者本来就是大众产品，大众不关注说明这个产品不成功。

至于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人，在良好的市场机制下都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屠呦呦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所以她得到的回报很少；黄晓明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所以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个回报本身，就是公众“一人一票”用钱对他的奖赏，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得到、去享受。因为他得到的同时，已经让公众大大地娱乐和享受过了。所以，与其说这是屠呦呦和黄晓明两个个体的比较，不如说这是当代中国两个时代之间的比较。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只看结果是不得要领的，追溯原因才有价值。是市场机制促进了人类平等，促进人们获得与贡献相适应的回报。必须强调的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体制下，不仅投资和回报常常不对称，而且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的机制往往也会失灵。因为腐败形成了刚性的成本支撑，价格降不下来啊！腐败“收益”都被不从事生产创造的官僚集团拿走了，真正的生产者创造者将无法通过创新和降低成本在服务大众的同时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仅举两例：一，今天的“世界工厂”正在和中国说再见。因为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变得很高。美国一家私人机构最新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用电价格高出3成，物流成本高出一倍半，工业用地价格是美国的5倍，综合下来，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4%左右。为什么中国人收入那么低各种物价会那么高？就是因为非市场力量主导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腐败成本居高不下。这就导致了第二个例子的出现：举国上下凡有条件的都到海外抢购商品和服务（含医疗服务），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超万亿元人民币，2015年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今年这个十一黄金周，大量中国人到日本扫货，让多少“爱国志士”恨得咬牙切齿。但没有良好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使其国足以爱其民，其民又何以爱其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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