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

2008年07月24日 11:16人民网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最先对李大钊的罹难经过作出比较详细报道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随后，天津的《北洋画报》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
《世界日报》是著名报人、北京大学国文系肄业生成舍我(1898－1991)在1925年2月10日创办的民营报纸。《世界日报》有着较强的进步倾向，在“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爆发时均曾及时发表大量报道，向来以“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出名。4月29日，在李大钊死难的第二天，连日追踪报道李大钊等人被捕、受审情况的《世界日报》，就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死难的经过: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厅。出厅之法官为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厅推事)、周启曾(卫戍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辉增等七人。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稢、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警厅于事前已备就棺木二十具，闻每具价约在六十元上下。棺殓前，先由警厅派人将尸体一一照相，再行入殓。于昨日下午八时俱抬送长椿寺。闻所有照片罪状等，均将于今日同时公布。其余被逮捕之党员，据闻有四人处无期徒刑，三人处三等有期徒刑，均押送第一第二监狱分别执行。其他罪名较轻者，当可一律释放。至所捕俄人十五名如何发落，亦为时人所注意，据关系方面所云，俄人为另一问题，日内亦有分晓云云。
同日，该报又以《张作霖决处绞刑》为题，报道了相关背景情况:“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未征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比画行云。”紧接，《世界日报》又在1927年4月30日追加报道:“又据复旦社云:某方确息，安国军司令部军法会审处，此次审讯党案，纯以证据为主。按照证据，平日工作最多者，应以张伯华、方伯务两人为首。张曾游历各处，并在天津开设机关，有时化装到外办事，所任职务，确为最高侦探。方伯务系调查党人工作，每星期必有一函报告党员工作上勤惰，及应该奖惩或联络方法。审核原书，文笔尚书通顺，书法亦清秀。闻前日安国军方面，决定将李等按律执行死刑，命令到后，即提出验身画供。李大钊首先签字，其余各人，亦均依次画押。当以汽车送入地方看守所时，表面上虽云是移送法庭，实际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其余则均有绳绊。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厅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台。刑事以隔离为原则，彼此不能看见。李就刑时，则呼天字。张挹兰则喊哎哟。其余亦有□微呼声，死后有伸舌者，有鼻中向外流血者。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盛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所用棺木，均由内右一区在西单同顺木厂所购。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但同顺只存有十四具，临时由同顺代购六具。前晚五时，即抬至法部后身看守所旁门之外陈列。每殓一尸，即抬至下斜街长椿寺。尸上粘有布条，上写姓名，棺外亦然。昨晨四时半始竣事。李之灵柩系十六人抬之，其余则十二人。灵柩到寺，俱搁于最后院之三间南房内。李柩及某某两柩单列，其余则重列。如张挹兰柩底即搁李银连之柩。”同时，《世界日报》还全文转发了“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发布的关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被“判决”及“各处死刑”的《安国军司令部布告》。
29日及时对李大钊等人死难作出报道的，还有前身为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晨钟报》的《晨报》。《晨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发表快讯:“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细审讯之必要。且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朱同善、傅租舜、王振南、周启曾等均在警厅提讯各重要党人，而各人口供皆与侦缉处所供，毫无差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显然，此报道侧重的是“判决”的背景新闻。
当时，对李大钊等人牺牲的情景记述较详的，又有1926年7月7日在天津创刊的以图文并茂著称的《北洋画报》。当年5月7日，《北洋画报》在第二版下方发表了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
共产党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执行绞决。闻未经军法会审开庭以前，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均已在警厅提讯重要共产党人数次，李大钊直供由孙中山西山会议以后，北方一切共产党员，即已完全归其统辖。彼谓孙中山对于学说，向主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率许自由研究，以是吾得(李自指)养成今日之势。余除报告一切工作外，对于北方有若何阴谋，则始终似未陈说也。
李有女二，亦被捕。提讯时，某审判员谓:“汝亦知共党为违法乎。”女答:“吾只知读书，不知何谓共党。”某员谓:“曷询若父。”(指李)女答:“父之所行，不能使其女强同，吾课程俱在，听召等考试各科之成绩何如？”某员曰:“汝言殊狡狯。”一乃命姑退。又画供时，李大钊举笔先押，最后余二人，尚犹豫未肯决。某员曰:“二十人已画具十八，汝二人岂容独逃。否则亦将以弹丸饷汝等也。”乃画。
军法会审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上正式开庭，至一时十分始毕，宣告死刑判决。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殆兵警拥入所内，始就缚。当时某犯大呼曰:“我们受审判来，需此何为者。”此地何地，似尚未知。时兵警都未答，惟嘱其勿声。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都知无望，乃顿足长嚎，为时计三钟许，始一一处刑完毕，随其首领，以“共”于黄泉中去矣。
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1927年5月12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二十八日早十时地方检察厅即下令传执刑吏(在宣外火道口居住)即刻到看守所应差，厅内外即知有行刑之事，惟尚不知究为何种犯人。正午十二时有警察厅司法处科长吴锡武、科员金某乘汽车直至法部后身看守所，嘱所长严重戒备，凡所内外不许出入，并命荷枪之法警四名，把守厅门，不许外人接近，旋有宪兵乘汽车至，在所内等候，形势益为紧张。同时所谓军法会审在警察厅南院，中(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1200)内为李大钊先生等三人，两旁列宪兵警戒，第二辆汽车(号牌512)为路友于同志等四人，第三辆汽车(号牌536)为谭祖尧同志等三人，第四辆汽为张挹兰邓文辉两同志，第五辆汽车为范鸿稢同志等三人，第六辆为方伯务同志等四人，各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李先生等被拥入所后，即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始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摇首挺身而入。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有价值六七十元者，有价值四五十元，由狱吏用木板将尸身抬出，在看守所边门前殡殓，至晚九时方毕事，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待由家属领取。李先生及各同志被害后，另有十人被判处徒刑(编者按:其姓名已志本报，兹从略)。李先生死后，北京各报一致表示哀悼，日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亦称颂李为‘青年思想家实际运动之先驱’云。”
从这些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是“毫不恐怖”地被押往刑场的，是“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拟“书一遗嘱”；执刑者不允，他不再说话(“无言”)，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临终前他可能曾“呼天字”，“二十分钟始绝”，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当是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场景。2008年07月24日 11:16人民网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最先对李大钊的罹难经过作出比较详细报道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随后，天津的《北洋画报》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
《世界日报》是著名报人、北京大学国文系肄业生成舍我(1898－1991)在1925年2月10日创办的民营报纸。《世界日报》有着较强的进步倾向，在“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爆发时均曾及时发表大量报道，向来以“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出名。4月29日，在李大钊死难的第二天，连日追踪报道李大钊等人被捕、受审情况的《世界日报》，就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死难的经过: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厅。出厅之法官为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厅推事)、周启曾(卫戍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辉增等七人。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稢、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警厅于事前已备就棺木二十具，闻每具价约在六十元上下。棺殓前，先由警厅派人将尸体一一照相，再行入殓。于昨日下午八时俱抬送长椿寺。闻所有照片罪状等，均将于今日同时公布。其余被逮捕之党员，据闻有四人处无期徒刑，三人处三等有期徒刑，均押送第一第二监狱分别执行。其他罪名较轻者，当可一律释放。至所捕俄人十五名如何发落，亦为时人所注意，据关系方面所云，俄人为另一问题，日内亦有分晓云云。
同日，该报又以《张作霖决处绞刑》为题，报道了相关背景情况:“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未征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比画行云。”紧接，《世界日报》又在1927年4月30日追加报道:“又据复旦社云:某方确息，安国军司令部军法会审处，此次审讯党案，纯以证据为主。按照证据，平日工作最多者，应以张伯华、方伯务两人为首。张曾游历各处，并在天津开设机关，有时化装到外办事，所任职务，确为最高侦探。方伯务系调查党人工作，每星期必有一函报告党员工作上勤惰，及应该奖惩或联络方法。审核原书，文笔尚书通顺，书法亦清秀。闻前日安国军方面，决定将李等按律执行死刑，命令到后，即提出验身画供。李大钊首先签字，其余各人，亦均依次画押。当以汽车送入地方看守所时，表面上虽云是移送法庭，实际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其余则均有绳绊。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厅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台。刑事以隔离为原则，彼此不能看见。李就刑时，则呼天字。张挹兰则喊哎哟。其余亦有□微呼声，死后有伸舌者，有鼻中向外流血者。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盛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所用棺木，均由内右一区在西单同顺木厂所购。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但同顺只存有十四具，临时由同顺代购六具。前晚五时，即抬至法部后身看守所旁门之外陈列。每殓一尸，即抬至下斜街长椿寺。尸上粘有布条，上写姓名，棺外亦然。昨晨四时半始竣事。李之灵柩系十六人抬之，其余则十二人。灵柩到寺，俱搁于最后院之三间南房内。李柩及某某两柩单列，其余则重列。如张挹兰柩底即搁李银连之柩。”同时，《世界日报》还全文转发了“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发布的关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被“判决”及“各处死刑”的《安国军司令部布告》。
29日及时对李大钊等人死难作出报道的，还有前身为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晨钟报》的《晨报》。《晨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发表快讯:“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细审讯之必要。且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朱同善、傅租舜、王振南、周启曾等均在警厅提讯各重要党人，而各人口供皆与侦缉处所供，毫无差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显然，此报道侧重的是“判决”的背景新闻。
当时，对李大钊等人牺牲的情景记述较详的，又有1926年7月7日在天津创刊的以图文并茂著称的《北洋画报》。当年5月7日，《北洋画报》在第二版下方发表了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
共产党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执行绞决。闻未经军法会审开庭以前，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均已在警厅提讯重要共产党人数次，李大钊直供由孙中山西山会议以后，北方一切共产党员，即已完全归其统辖。彼谓孙中山对于学说，向主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率许自由研究，以是吾得(李自指)养成今日之势。余除报告一切工作外，对于北方有若何阴谋，则始终似未陈说也。
李有女二，亦被捕。提讯时，某审判员谓:“汝亦知共党为违法乎。”女答:“吾只知读书，不知何谓共党。”某员谓:“曷询若父。”(指李)女答:“父之所行，不能使其女强同，吾课程俱在，听召等考试各科之成绩何如？”某员曰:“汝言殊狡狯。”一乃命姑退。又画供时，李大钊举笔先押，最后余二人，尚犹豫未肯决。某员曰:“二十人已画具十八，汝二人岂容独逃。否则亦将以弹丸饷汝等也。”乃画。
军法会审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上正式开庭，至一时十分始毕，宣告死刑判决。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殆兵警拥入所内，始就缚。当时某犯大呼曰:“我们受审判来，需此何为者。”此地何地，似尚未知。时兵警都未答，惟嘱其勿声。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都知无望，乃顿足长嚎，为时计三钟许，始一一处刑完毕，随其首领，以“共”于黄泉中去矣。
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1927年5月12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二十八日早十时地方检察厅即下令传执刑吏(在宣外火道口居住)即刻到看守所应差，厅内外即知有行刑之事，惟尚不知究为何种犯人。正午十二时有警察厅司法处科长吴锡武、科员金某乘汽车直至法部后身看守所，嘱所长严重戒备，凡所内外不许出入，并命荷枪之法警四名，把守厅门，不许外人接近，旋有宪兵乘汽车至，在所内等候，形势益为紧张。同时所谓军法会审在警察厅南院，中(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1200)内为李大钊先生等三人，两旁列宪兵警戒，第二辆汽车(号牌512)为路友于同志等四人，第三辆汽车(号牌536)为谭祖尧同志等三人，第四辆汽为张挹兰邓文辉两同志，第五辆汽车为范鸿稢同志等三人，第六辆为方伯务同志等四人，各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李先生等被拥入所后，即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始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摇首挺身而入。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有价值六七十元者，有价值四五十元，由狱吏用木板将尸身抬出，在看守所边门前殡殓，至晚九时方毕事，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待由家属领取。李先生及各同志被害后，另有十人被判处徒刑(编者按:其姓名已志本报，兹从略)。李先生死后，北京各报一致表示哀悼，日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亦称颂李为‘青年思想家实际运动之先驱’云。”
从这些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是“毫不恐怖”地被押往刑场的，是“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拟“书一遗嘱”；执刑者不允，他不再说话(“无言”)，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临终前他可能曾“呼天字”，“二十分钟始绝”，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当是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