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阳：到了非洲才明白援助非洲有用吗(组图)

原标题：援助非洲有用吗？：埃塞农学院的中国教授

作者：唐晓阳，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凤凰国际智库特约稿件。

△中国专家居住的小屋

参观结束后已是黄昏，我们开车到了中国专家的宿舍，就在乌玛院长自己住处的附近，位于一片小树林中。说是专家楼，其实就是一排平房，盖着铁皮屋顶，门前草地上还晾晒着床单衣物。五位中国老师把我们迎进了屋，但屋内几乎一片漆黑，老师们说正赶上停电。待大家把路上买的蔬菜搬进屋后，两位老师陪着我和老彭聊天，另三位老师则提着应急蓄电池灯在厨房里忙碌起来。陪我们的有位山西农业大学来的李教授，四十岁左右，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她去年就来了，教蔬菜种植。埃塞主要的蔬菜有洋葱、西红柿、甘蓝、土豆等。李教授一方面致力于提高这些蔬菜的产量，比如当地人不懂如何管理西红柿的藤蔓，经过稍加指点后就可以大幅增产；另一方面也引进了十来种新的蔬菜品种让当地教员同事试种试吃。她说每个中国老师一学期平均开一至两门课，其中课堂时间只占30%，大半是农田实践。数名埃塞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开垦一小块土地种植作物，老师在此过程中示范辅导，最后再对实践的成果评估。这样的小块示范土地也是学生毕业后在农民培训中心推广农技时会采用的主要方式。李教授说她报名来埃塞工作主要是好奇，想了解一下非洲的情况，而通过上课时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学生的报告她也确实收集了不少埃塞农村的实际情况。

△大片荒地无人开垦

另一位唐教授来自云南茶叶研究所,埃方请他来教茶叶种植，因为茶叶的生产加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合埃塞当前的发展需要。他到阿拉嘎学院才两三天，在周围考察了一圈后认为有必要建个灌溉示范项目。当地人只使用简单的管道灌溉方式，还不熟悉喷灌或滴灌等技术。两位老师和老彭都说中国的农村职业教育其实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实践，但是中国农业院校的老师通过参与国家课题研究能够获得许多实际经验。而埃塞的老师主要由于没有资金购买器械设备，只能纸上谈兵。他们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和想象，研究诸如“什么是植物”之类的理论问题。中国老师则关心实用的课题，研究如何提高产量，如何改良品种等。即使在上实践课时，埃塞老师也大多在讲，真正动手做的时间很短。老彭举了个例子，几年前他在另一个学校示范用试管培育蘑菇种子时，学校里竟还没人见过试管。实践知识缺乏也导致一些外国援助的设备未被正确充分的利用。在2004年，他们曾在一个仓库里找到过三台崭新的386电脑，不知是哪个国家捐助的，大概在那里白白躺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不少埃塞学生甚至不会使用最基本的农用工具，李老师曾见过两个学生一起使用一把铁锹，一个攥住柄的上部，一个握住柄的下端，结果谁都不能用力。当地人也不会用锄头，种萝卜时挖的深度不够，萝卜根都往下长，影响产出。这些简单技能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埃塞农业的发展。按老彭的说法，其生产水平仍处于非常原始阶段，把草一烧，用牛掘一下土就撒种了，也不讲求均匀，而是把种子随便撒在整个土层表面。他曾跟踪调查过一些农业职校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农民们反映毕业生在培训中心教他们使用化肥，规划管理土地以及其它耕作方法后庄稼产量提高了好多。

埃塞农业部意识到自己的师资力量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在选择中国老师时特别重视这方面的技能。候选教师不仅必须是副教授以上，而且要有至少八年的工作经验。埃塞农业部官员曾告诉我他们去中国面试时不问高深的理论，只考一些最实用的问题，比如怎样挤牛奶，然后观察候选者是否能正确示范标准的流程，包括洗手、营造安静的环境、尝牛奶等细节。他认为，这些源自实际操作的经验是埃塞农牧民真正迫切需要的，能把现代先进的农业技术直观明了地传播到落后的乡村。[1]

△停电后，在黑暗中晚餐

我们正谈话间，另三位老师已经把晚饭做好了，五盘菜：番茄炒蛋、清炒土豆丝、洋葱煎蛋、醋熘萝卜丝和炒茄子，再配上白米饭。菜摆在小圆桌上，五位老师、老彭和我共七人围坐成一圈，端着碗，借着应急灯微弱的灯光边吃边聊。其他三位都是湖南人，一位雷老师就是教养鱼的专家，一位张老师教农学，两人都来了一年了。还有一位女老师也姓李，是老彭的夫人，参加这项目有近十年时间了。众人说起这学院条件简陋，水电都难以保证，加之地处偏僻，教学工作之余也无处可去，只有聚在一起才稍有些热闹。除了老彭夫妻俩，其他老师签的是两年期的合同，在第一学年结束后有三个月的假期回国。这次大家都刚从国内休假回来不久，正在准备新学期，所以精神相当饱满。山西的李老师在国内遇见个亲戚托她考察埃塞的商业机会，于是她问我们觉得该在哪个行业投资。几位老师立刻你言我语为她出谋划策起来，有的说建筑业，有的说太阳能，讨论热烈，不知不觉便已近深夜。我因为旅途劳顿，就先告辞到隔壁客房中休息，留下他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分析着埃塞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中国捐赠的386电脑放了十几年没人会用

第二天一早，晨曦初露，雀鸣树梢，林间田头的空气清新沁人。我和中国专家们一起用完早点后就准备启程回亚的斯亚贝巴。乌玛院长也早早起床赶来送行。临别前，他向我吐露了目前困扰中埃合作项目的两大问题。首先，他相信埃塞本地教职员有能力管理好一般的农场，但他希望中国老师带来更多新颖不同的发展经验，可问题是往往无法找到最急需的人选，比如养蚕业和动物实验室的专家。另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给师生进行实践操作，有时中国教师想要示范一些技术却无法找到器械。乌玛曾去过中国两次，他感叹中国的农业职教学院装备精良，甚至能开展生物科技的研究。

△中国捐赠的先进设备

我禁不住问道：“农学院毕业生将来的主要任务是在边远落后的农村传播基本生产技能，为什么在学习中要如此强调示范先进的设备机械？他们走出校门后未必会再有机会使用这些设备。”

乌玛摇摇头，认真地说：“不用也要学。”他解释道，一是先进技术通常意味着其能创造高附加值。教师们通过这些技术的示范能深入具体地理解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理解从原材料到加工制成品的增值全过程，从而能在教学研究过程中把科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发展实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创造附加值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政府正在考虑改革，农学院毕业生今后很有可能会不再被分配到培训中心，而是直接走向劳动力市场。他们将不再只担负单一的培训任务，而要成为职员、工人，或者自己创业成为投资者，建立小型农场、开展进出口贸易以及从事其它类型经济活动。全面熟悉农业加工的价值链无疑会非常有利于提高他们商业经营的能力。

△中文标示的药品因无人会用而已经过期

与农学院里的中埃教师告别后，我和老彭踏上归途，老彭说农业职教合作项目开展十年来，双方政府都对其成效比较满意。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也必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埃塞给每位中国专家的工资是每月1200美元，这在2001年的中国还是挺具吸引力的，但在10年后就越来越难以招到高端的人才，加上埃塞的生活条件艰苦，老师们望而却步，因此不少埃方需要的岗位找不着合适人选。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把这项目纳入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予以财政上的支持。老彭还曾向埃方建议改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借鉴中国经验，采用有偿技术服务来替代无偿的农民培训中心，农民通过技术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向辅导员支付一定报酬。这样既可以有效促进辅导员传播技术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技推广人员的分布根据市场需要而灵活调整。

△埃塞人的咖啡摊

窗外的景色渐渐从荒原又转回了村庄，又经过了路边树下的集市，然后依稀可见人烟稠密的城镇。在探访中国教师的短短两天旅程中我对埃塞的农村和农业也增加了不少具体感性的认识。看似凝滞不动的传统生活背后其实隐藏着蓬勃翻涌的变革潮流，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开拓者们正脚踏实地、勤恳劳作、谋划未来。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起步，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三十多年后，非洲国家请来了中国老师分享经验，雄心不言自明，当然挑战与阻碍也不可避免。埃塞的农业职教项目只是中国和非洲农业广泛多样的合作形式中的一个小例子。本章余下章节中将更全面地介绍中非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并分析双方如何才能分享经验，共同发展，互惠双赢。

[1]访谈，Gashaw，director of ATVETproject in Ethiopia MoARD, 2011年11月18日，亚的斯亚贝巴.

凤凰国际智库独家特约稿件，转载注明出处。

原标题：援助非洲有用吗？：埃塞农学院的中国教授

作者：唐晓阳，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凤凰国际智库特约稿件。

△中国专家居住的小屋

参观结束后已是黄昏，我们开车到了中国专家的宿舍，就在乌玛院长自己住处的附近，位于一片小树林中。说是专家楼，其实就是一排平房，盖着铁皮屋顶，门前草地上还晾晒着床单衣物。五位中国老师把我们迎进了屋，但屋内几乎一片漆黑，老师们说正赶上停电。待大家把路上买的蔬菜搬进屋后，两位老师陪着我和老彭聊天，另三位老师则提着应急蓄电池灯在厨房里忙碌起来。陪我们的有位山西农业大学来的李教授，四十岁左右，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她去年就来了，教蔬菜种植。埃塞主要的蔬菜有洋葱、西红柿、甘蓝、土豆等。李教授一方面致力于提高这些蔬菜的产量，比如当地人不懂如何管理西红柿的藤蔓，经过稍加指点后就可以大幅增产；另一方面也引进了十来种新的蔬菜品种让当地教员同事试种试吃。她说每个中国老师一学期平均开一至两门课，其中课堂时间只占30%，大半是农田实践。数名埃塞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开垦一小块土地种植作物，老师在此过程中示范辅导，最后再对实践的成果评估。这样的小块示范土地也是学生毕业后在农民培训中心推广农技时会采用的主要方式。李教授说她报名来埃塞工作主要是好奇，想了解一下非洲的情况，而通过上课时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学生的报告她也确实收集了不少埃塞农村的实际情况。

△大片荒地无人开垦

另一位唐教授来自云南茶叶研究所,埃方请他来教茶叶种植，因为茶叶的生产加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合埃塞当前的发展需要。他到阿拉嘎学院才两三天，在周围考察了一圈后认为有必要建个灌溉示范项目。当地人只使用简单的管道灌溉方式，还不熟悉喷灌或滴灌等技术。两位老师和老彭都说中国的农村职业教育其实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实践，但是中国农业院校的老师通过参与国家课题研究能够获得许多实际经验。而埃塞的老师主要由于没有资金购买器械设备，只能纸上谈兵。他们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和想象，研究诸如“什么是植物”之类的理论问题。中国老师则关心实用的课题，研究如何提高产量，如何改良品种等。即使在上实践课时，埃塞老师也大多在讲，真正动手做的时间很短。老彭举了个例子，几年前他在另一个学校示范用试管培育蘑菇种子时，学校里竟还没人见过试管。实践知识缺乏也导致一些外国援助的设备未被正确充分的利用。在2004年，他们曾在一个仓库里找到过三台崭新的386电脑，不知是哪个国家捐助的，大概在那里白白躺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不少埃塞学生甚至不会使用最基本的农用工具，李老师曾见过两个学生一起使用一把铁锹，一个攥住柄的上部，一个握住柄的下端，结果谁都不能用力。当地人也不会用锄头，种萝卜时挖的深度不够，萝卜根都往下长，影响产出。这些简单技能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埃塞农业的发展。按老彭的说法，其生产水平仍处于非常原始阶段，把草一烧，用牛掘一下土就撒种了，也不讲求均匀，而是把种子随便撒在整个土层表面。他曾跟踪调查过一些农业职校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农民们反映毕业生在培训中心教他们使用化肥，规划管理土地以及其它耕作方法后庄稼产量提高了好多。

埃塞农业部意识到自己的师资力量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在选择中国老师时特别重视这方面的技能。候选教师不仅必须是副教授以上，而且要有至少八年的工作经验。埃塞农业部官员曾告诉我他们去中国面试时不问高深的理论，只考一些最实用的问题，比如怎样挤牛奶，然后观察候选者是否能正确示范标准的流程，包括洗手、营造安静的环境、尝牛奶等细节。他认为，这些源自实际操作的经验是埃塞农牧民真正迫切需要的，能把现代先进的农业技术直观明了地传播到落后的乡村。[1]

△停电后，在黑暗中晚餐

我们正谈话间，另三位老师已经把晚饭做好了，五盘菜：番茄炒蛋、清炒土豆丝、洋葱煎蛋、醋熘萝卜丝和炒茄子，再配上白米饭。菜摆在小圆桌上，五位老师、老彭和我共七人围坐成一圈，端着碗，借着应急灯微弱的灯光边吃边聊。其他三位都是湖南人，一位雷老师就是教养鱼的专家，一位张老师教农学，两人都来了一年了。还有一位女老师也姓李，是老彭的夫人，参加这项目有近十年时间了。众人说起这学院条件简陋，水电都难以保证，加之地处偏僻，教学工作之余也无处可去，只有聚在一起才稍有些热闹。除了老彭夫妻俩，其他老师签的是两年期的合同，在第一学年结束后有三个月的假期回国。这次大家都刚从国内休假回来不久，正在准备新学期，所以精神相当饱满。山西的李老师在国内遇见个亲戚托她考察埃塞的商业机会，于是她问我们觉得该在哪个行业投资。几位老师立刻你言我语为她出谋划策起来，有的说建筑业，有的说太阳能，讨论热烈，不知不觉便已近深夜。我因为旅途劳顿，就先告辞到隔壁客房中休息，留下他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分析着埃塞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中国捐赠的386电脑放了十几年没人会用

第二天一早，晨曦初露，雀鸣树梢，林间田头的空气清新沁人。我和中国专家们一起用完早点后就准备启程回亚的斯亚贝巴。乌玛院长也早早起床赶来送行。临别前，他向我吐露了目前困扰中埃合作项目的两大问题。首先，他相信埃塞本地教职员有能力管理好一般的农场，但他希望中国老师带来更多新颖不同的发展经验，可问题是往往无法找到最急需的人选，比如养蚕业和动物实验室的专家。另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给师生进行实践操作，有时中国教师想要示范一些技术却无法找到器械。乌玛曾去过中国两次，他感叹中国的农业职教学院装备精良，甚至能开展生物科技的研究。

△中国捐赠的先进设备

我禁不住问道：“农学院毕业生将来的主要任务是在边远落后的农村传播基本生产技能，为什么在学习中要如此强调示范先进的设备机械？他们走出校门后未必会再有机会使用这些设备。”

乌玛摇摇头，认真地说：“不用也要学。”他解释道，一是先进技术通常意味着其能创造高附加值。教师们通过这些技术的示范能深入具体地理解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理解从原材料到加工制成品的增值全过程，从而能在教学研究过程中把科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发展实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创造附加值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政府正在考虑改革，农学院毕业生今后很有可能会不再被分配到培训中心，而是直接走向劳动力市场。他们将不再只担负单一的培训任务，而要成为职员、工人，或者自己创业成为投资者，建立小型农场、开展进出口贸易以及从事其它类型经济活动。全面熟悉农业加工的价值链无疑会非常有利于提高他们商业经营的能力。

△中文标示的药品因无人会用而已经过期

与农学院里的中埃教师告别后，我和老彭踏上归途，老彭说农业职教合作项目开展十年来，双方政府都对其成效比较满意。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也必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埃塞给每位中国专家的工资是每月1200美元，这在2001年的中国还是挺具吸引力的，但在10年后就越来越难以招到高端的人才，加上埃塞的生活条件艰苦，老师们望而却步，因此不少埃方需要的岗位找不着合适人选。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把这项目纳入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予以财政上的支持。老彭还曾向埃方建议改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借鉴中国经验，采用有偿技术服务来替代无偿的农民培训中心，农民通过技术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向辅导员支付一定报酬。这样既可以有效促进辅导员传播技术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技推广人员的分布根据市场需要而灵活调整。

△埃塞人的咖啡摊

窗外的景色渐渐从荒原又转回了村庄，又经过了路边树下的集市，然后依稀可见人烟稠密的城镇。在探访中国教师的短短两天旅程中我对埃塞的农村和农业也增加了不少具体感性的认识。看似凝滞不动的传统生活背后其实隐藏着蓬勃翻涌的变革潮流，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开拓者们正脚踏实地、勤恳劳作、谋划未来。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起步，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三十多年后，非洲国家请来了中国老师分享经验，雄心不言自明，当然挑战与阻碍也不可避免。埃塞的农业职教项目只是中国和非洲农业广泛多样的合作形式中的一个小例子。本章余下章节中将更全面地介绍中非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并分析双方如何才能分享经验，共同发展，互惠双赢。

[1]访谈，Gashaw，director of ATVETproject in Ethiopia MoARD, 2011年11月18日，亚的斯亚贝巴.

凤凰国际智库独家特约稿件，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