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左鸣撰文回应:居然还有人问“敌人在哪”

　　我一直认为，这场股市风波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股市一直在2000点左右，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会缺乏一个腾挪空间。熊市已长达六七年了。十八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党中央推出很多战略举措，居然没有激发出股市向上的激情和热情，这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当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推股市一把是有必要的。
　　问题是，股市很快就有点摁不住了。拉起来的动作很猛，迅速到了5000点。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上出现一系列唱空中国股市的声音。大家都知道，股市受信心的影响非常大。一些过去受中国百姓信任的重要国际投行机构开始唱空砸盘，一些国内机构跟风。巧合的是，6月18日A股进入暴跌通道，当天正好是香港政改方案搁浅，第二天便大跌300点。此后中国政府连续出台降息降准等多项重磅利好，但股市毫不理会，6月29日亚投行签字当天，A股仍遭暴力砸盘。这些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非同寻常。当年索罗斯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也是事先没有人知道的，还是他们完胜后自己炫耀出来的。
　　这次幕后操盘者可谓是段位不低的高手，远在当年的索罗斯之上，所动用的资源也远非索罗斯所能比。先是从打击人们的信心入手，而且直接与重大事件挂钩。买股票虽是买一种回报，但更多买的是表现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期，对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一种信心。信心一旦被击垮，重建会非常困难。
　　如果股市真的被砸回到2000多点，从我多年研究经济的经验判断，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在这轮股市动荡中，受影响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稳定无疑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这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美国对亚洲的几次“狙击”
　　这些人绝不仅是想捞一票，而是有政治目的。美国对亚太崛起一直有戒心。世界的中心一直在大西洋(18.32, -0.95, -4.93%)，不过最近几十年亚洲一直在崛起。《日本世界第一》一书面世之后，美国人开始警觉了，通过《广场协议》逼着日元升值，从而沉重打击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让日本陷入长期衰退，这可被视为美国对亚洲的第一次狙击。
　　美国对亚洲的第二次狙击是针对“亚洲四小龙”，重点是我国台湾和韩国。美国的办法是劝它们的企业搞专业化，给美国企业做打工仔。台湾人听了美国人的话，就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大型企业。台湾企业也就只能成为美国超市经济的“盘中餐”，被美国力量所左右。韩国人不听美国那一套，搞了三星[微博]、现代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像三星集团，曾号称是从手纸到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都搞，总算是取得初步成功。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美国对 “亚洲四小虎”(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狙击。美国人清楚，若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其经济实力将远超欧洲，美国的世界第一宝座也可能就得让出来。97年金融风暴后“亚洲四小虎”也就雄心不再。
　　这一次的矛头明确针对中国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考验我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做空势力想通过一连串事情导致经济滑坡，社会不稳定，甚至可能借机策动颜色革命。如今这个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是难以分割的，是一场立体战争。
　　必须要树立大国国民意识
　　居然还有人问，敌人在哪？谁在先唱空后砸盘，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问这样的问题，真会让真正的对手笑掉大牙。这样的问题也让我感到挺悲哀的。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人有谁在问，敌人在哪里吗？我们看到当时韩国人众志成城，为国护盘，还有海外韩国人把结婚戒指都寄回祖国。韩国以5000万的人口跻身G20，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大国意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韩国的景象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我感到很遗憾。我想起，抗战时期大扫荡时，冲在前面的都是一帮伪军，“皇军”跟在后面。伪军常常加起来数倍于日军，试想当时若伪军都调转枪口，日本鬼子受得了吗？
　　敌人在哪儿？将来会很清楚。当年戈尔巴乔夫都已经举了白旗，美国还不善罢甘休，几乎把俄罗斯的血榨干。当时俄罗斯的老百姓没有想到，美国会利用经济战争加颜色革命这种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现在俄罗斯人才觉悟过来，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也许大多数国人没有意识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国资委这次要求我们央企果断出手护盘，是非常必要的，非同小可。如果对经济事件的掌控出现偏差，其后果将是很难把控的，甚至不可挽回。我们一直主张要通过护盘，把大家的信心提振起来。说老实话，我们企业的资金也是有限，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筹集资金积极应对。我们就想表明，我们的护盘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向中小投资者表明态度，我们是他们的铁杆同盟军。
　　我接受采访的消息出来后，引起一些争议，我身边的人也为我担心。我就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外界有什么争议，自己都应该坚持真理不动摇。现在有一些人缺乏担当的精神，面对国家经济受到攻击，连挺身站出来说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人必须树立大国意识，面对危害国家的事情不能置身度外。


▲(作者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我一直认为，这场股市风波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股市一直在2000点左右，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会缺乏一个腾挪空间。熊市已长达六七年了。十八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党中央推出很多战略举措，居然没有激发出股市向上的激情和热情，这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当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推股市一把是有必要的。
　　问题是，股市很快就有点摁不住了。拉起来的动作很猛，迅速到了5000点。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上出现一系列唱空中国股市的声音。大家都知道，股市受信心的影响非常大。一些过去受中国百姓信任的重要国际投行机构开始唱空砸盘，一些国内机构跟风。巧合的是，6月18日A股进入暴跌通道，当天正好是香港政改方案搁浅，第二天便大跌300点。此后中国政府连续出台降息降准等多项重磅利好，但股市毫不理会，6月29日亚投行签字当天，A股仍遭暴力砸盘。这些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非同寻常。当年索罗斯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也是事先没有人知道的，还是他们完胜后自己炫耀出来的。
　　这次幕后操盘者可谓是段位不低的高手，远在当年的索罗斯之上，所动用的资源也远非索罗斯所能比。先是从打击人们的信心入手，而且直接与重大事件挂钩。买股票虽是买一种回报，但更多买的是表现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期，对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一种信心。信心一旦被击垮，重建会非常困难。
　　如果股市真的被砸回到2000多点，从我多年研究经济的经验判断，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在这轮股市动荡中，受影响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稳定无疑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这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美国对亚洲的几次“狙击”
　　这些人绝不仅是想捞一票，而是有政治目的。美国对亚太崛起一直有戒心。世界的中心一直在大西洋(18.32, -0.95, -4.93%)，不过最近几十年亚洲一直在崛起。《日本世界第一》一书面世之后，美国人开始警觉了，通过《广场协议》逼着日元升值，从而沉重打击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让日本陷入长期衰退，这可被视为美国对亚洲的第一次狙击。
　　美国对亚洲的第二次狙击是针对“亚洲四小龙”，重点是我国台湾和韩国。美国的办法是劝它们的企业搞专业化，给美国企业做打工仔。台湾人听了美国人的话，就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大型企业。台湾企业也就只能成为美国超市经济的“盘中餐”，被美国力量所左右。韩国人不听美国那一套，搞了三星[微博]、现代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像三星集团，曾号称是从手纸到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都搞，总算是取得初步成功。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美国对 “亚洲四小虎”(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狙击。美国人清楚，若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其经济实力将远超欧洲，美国的世界第一宝座也可能就得让出来。97年金融风暴后“亚洲四小虎”也就雄心不再。
　　这一次的矛头明确针对中国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考验我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做空势力想通过一连串事情导致经济滑坡，社会不稳定，甚至可能借机策动颜色革命。如今这个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是难以分割的，是一场立体战争。
　　必须要树立大国国民意识
　　居然还有人问，敌人在哪？谁在先唱空后砸盘，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问这样的问题，真会让真正的对手笑掉大牙。这样的问题也让我感到挺悲哀的。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人有谁在问，敌人在哪里吗？我们看到当时韩国人众志成城，为国护盘，还有海外韩国人把结婚戒指都寄回祖国。韩国以5000万的人口跻身G20，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大国意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韩国的景象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我感到很遗憾。我想起，抗战时期大扫荡时，冲在前面的都是一帮伪军，“皇军”跟在后面。伪军常常加起来数倍于日军，试想当时若伪军都调转枪口，日本鬼子受得了吗？
　　敌人在哪儿？将来会很清楚。当年戈尔巴乔夫都已经举了白旗，美国还不善罢甘休，几乎把俄罗斯的血榨干。当时俄罗斯的老百姓没有想到，美国会利用经济战争加颜色革命这种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现在俄罗斯人才觉悟过来，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也许大多数国人没有意识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国资委这次要求我们央企果断出手护盘，是非常必要的，非同小可。如果对经济事件的掌控出现偏差，其后果将是很难把控的，甚至不可挽回。我们一直主张要通过护盘，把大家的信心提振起来。说老实话，我们企业的资金也是有限，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筹集资金积极应对。我们就想表明，我们的护盘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向中小投资者表明态度，我们是他们的铁杆同盟军。
　　我接受采访的消息出来后，引起一些争议，我身边的人也为我担心。我就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外界有什么争议，自己都应该坚持真理不动摇。现在有一些人缺乏担当的精神，面对国家经济受到攻击，连挺身站出来说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人必须树立大国意识，面对危害国家的事情不能置身度外。


▲(作者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