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孙子兵法》之前的军事思想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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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之前的军事思想探源
发布时间：2003-1-28 文章来源：故乡网 文章作者：千里夫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当然是《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春秋时代由于阶级结构的重组、政治格局的改变和社会思潮的演进，孔子、墨子、老于等一大批儒、墨、道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大师登上历史舞台，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诸侯争霸和兼并的尖锐军事冲突。是《孙子兵法》应运而生的社会需求；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认识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实践的积累和战争经验的升华。相传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曾发生黄帝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炎帝同蚩尤的琢鹿之战；尧舜禹的征三苗之战，以及夏夷纷争、少康复国的战争。商代的重要战争，有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武丁远征土方、鬼方等一系列战争。西周战争，主要有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成王周公东征之战。到《孙子兵法》产生之前，还有周宣王远征之战，以及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原诸侯内乱兼并的“春秋无义战”。这种战乱频仍，政治军事形势复杂多变，谋略用计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追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源流，要从卜辞、金文、《易经》、《尚书》中寻找。这几种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都反映着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特点。其个记载着相当多的军事内容。本文试图仅从中国古代战术思想作一简略分析。
一、中国古代军事最早记述战术思想的，已在大量卜辞中有所体现了。其中有：“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这是公元前13世纪，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命“妇好”(武丁众妻之一)协同沚戛率兵埋伏，武丁自东攻打，把敌军赶到妇好设伏之地加以歼灭。无独有偶，在此时期，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率兵向卡德希前进时，陷入西台人埋伏，他突围而出反败为胜。在两个文明古目的军事史上，几乎同时出现伏击战术。古代埋伏战术的出现，是从狩猎得到的启发。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狩猎。”，
二、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作为占卜之书，有着浓重神密色彩，但透过这层神秘的外衣，就会发现它除了占卜的内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虽然谈不上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总结，但不可否认其中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类内容，是在世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的占卜术中找不到，而且在殷人甲骨卜辞中也找不到。西方最驰名的古老神谕是位于科林斯海湾上的特尔斐城的阿波罗神谕。那里的神签也有许多战争内容，但属于一事一卜的隐喻语言提示，不具有规律性的总结。而《周易》的军事内容，却向哲学迈进了一步。例如，《周易》总结长途行军和征伐的实践，上升为“无乎不被，无往不复”的哲学概念；“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的山地伏击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古希腊军事家施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纪》中得到体现。从《公羊传》记载看，《周易》的“易”字，在军事上就含有设伏施诈之意。《公羊传》(袁公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之也。’”何休注云：“诈谓陷阱，奇伏之类。”由此可见“易” 字含有伏兵突起的意思。
《周易》中，反映军事思想最丰富、衍化最复杂的要算是师卦了，特别是其中“**”这一爻说：“师左次，无咎”。这一条是由单兵战术动作发展为战略防御思想，后来又衍化为礼仪原则。“师左次，无咎”的原始含意是：位于左侧或驻扎在左方，则安全。引伸为：后退防卫，避敌锋芒。在冷兵器时代，士兵通常左手执盾用于防守；右手执刃，用于攻击。因此，当与敌对杀，持别是狭路相逢时，当然应靠近左侧的坡坎或崖壁，迫敌位于自己之右侧，便于右手执兵器击杀。据郭沫若考证，周代汉字“民”乃“有刃物插入左目而盲之”之形，就是一刃刺入左目的象形。反映古代战争中，将俘虏左眼刺瞎后，编入自己军队。外国也有类似情形，例如公元前12世纪，亚述的萨尔玛那塞尔一世，曾把14400名俘虏都弄瞎一只眼睛。左眼失明的士卒，在与对手交战搏斗时．当然更要尽量占据左测位置，便于有眼和右手执兵器击杀。这是古代士卒对战争经验的不自觉的运用，是产生《周易》“师左次，无咎”的最初实践依据。直至现代坑道内作战和巷战中，为便于右肩据枪射击和隐蔽身体，也是要求注意靠左侧和利用左拐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古今是同一个道理。 “师左次，无咎”是古代战争经验的提升和扩展，它与《周易》蒙卦第六爻的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指敌情不明，不利于进攻，则以防御为有利)相结合，则成为完整的防御原则了。这个思想在《尚书》中发展为“罔或无畏，守执非敌”，意指不得有自认为无畏而存轻敌之心，宁可立足于敌人比我强大，我方不是敌人对手来作好防御准备。这显然是指挥要求，而不是对士兵的动员。到《孙子兵法》中，这个思想则完善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指先以防御手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抓住可以战胜敌人的有利时机，去进攻战胜它，应该说，这是中国的“慎战”思想和积极防御原则的滥筋。
《周易》“师左次，无咎”在衍化发展中，成为居住、宿营和礼仪原则，如《老子》中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等，这是一种异化表现，完全失去了实践经验的价值，成为一种迷信。
三、《尚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的内容是殷周时代王室的诰命誓辞等。现流传的58篇，有一部分是真的，另有一分是东周时期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伪作。但是即使作为当时的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战争形态。在殷墟《卜辞》和《周易》、《尚书》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是研究《孙子兵法》产生以前，殷周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概括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周时代战争规模渐大，一次投入兵力可达l0000多人，作战时间最长达200天，一次杀俘多达2000多人。有时是诸侯联盟作战。第二，强调慎战，先防后攻，把保存自己放在首位。第三，重视誓师，进行动员，标榜替天行道。第四，重视选择战场，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和埋伏战。如黄帝战炎帝的胶泉之战和黄帝战蚩尤的琢鹿之战。均为引退至游牧地区歼敌。武王伐纣则是千里奔袭。第五，战术上出现左、中、有三翼战斗队形(《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方阵或集群战术强调保持战斗队形，甚至在有人逃跑时，也不得逾位追拿。单车战术，强调车上三人各守战位击杀或驾车。第六，严格战场纪律，用重典治军。第七，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实行“耕战”政策。战时从“乡”、“遂”征集登入、雉众(即士卒)。总之，这个时期军事思想，虽然有不少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仍届于早期的、零散的、没有系统化的军事经验和理论表现。只有到了《孙子兵法》的产生，才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质的飞跃，形成对军事规律和战争指导的深刻认识相系统的理论原则。《孙子兵法》之前的军事思想探源
发布时间：2003-1-28 文章来源：故乡网 文章作者：千里夫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当然是《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春秋时代由于阶级结构的重组、政治格局的改变和社会思潮的演进，孔子、墨子、老于等一大批儒、墨、道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大师登上历史舞台，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诸侯争霸和兼并的尖锐军事冲突。是《孙子兵法》应运而生的社会需求；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认识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实践的积累和战争经验的升华。相传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曾发生黄帝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炎帝同蚩尤的琢鹿之战；尧舜禹的征三苗之战，以及夏夷纷争、少康复国的战争。商代的重要战争，有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武丁远征土方、鬼方等一系列战争。西周战争，主要有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成王周公东征之战。到《孙子兵法》产生之前，还有周宣王远征之战，以及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原诸侯内乱兼并的“春秋无义战”。这种战乱频仍，政治军事形势复杂多变，谋略用计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追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源流，要从卜辞、金文、《易经》、《尚书》中寻找。这几种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都反映着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特点。其个记载着相当多的军事内容。本文试图仅从中国古代战术思想作一简略分析。
一、中国古代军事最早记述战术思想的，已在大量卜辞中有所体现了。其中有：“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这是公元前13世纪，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命“妇好”(武丁众妻之一)协同沚戛率兵埋伏，武丁自东攻打，把敌军赶到妇好设伏之地加以歼灭。无独有偶，在此时期，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率兵向卡德希前进时，陷入西台人埋伏，他突围而出反败为胜。在两个文明古目的军事史上，几乎同时出现伏击战术。古代埋伏战术的出现，是从狩猎得到的启发。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狩猎。”，
二、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作为占卜之书，有着浓重神密色彩，但透过这层神秘的外衣，就会发现它除了占卜的内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虽然谈不上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总结，但不可否认其中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类内容，是在世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的占卜术中找不到，而且在殷人甲骨卜辞中也找不到。西方最驰名的古老神谕是位于科林斯海湾上的特尔斐城的阿波罗神谕。那里的神签也有许多战争内容，但属于一事一卜的隐喻语言提示，不具有规律性的总结。而《周易》的军事内容，却向哲学迈进了一步。例如，《周易》总结长途行军和征伐的实践，上升为“无乎不被，无往不复”的哲学概念；“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的山地伏击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古希腊军事家施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纪》中得到体现。从《公羊传》记载看，《周易》的“易”字，在军事上就含有设伏施诈之意。《公羊传》(袁公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之也。’”何休注云：“诈谓陷阱，奇伏之类。”由此可见“易” 字含有伏兵突起的意思。
《周易》中，反映军事思想最丰富、衍化最复杂的要算是师卦了，特别是其中“**”这一爻说：“师左次，无咎”。这一条是由单兵战术动作发展为战略防御思想，后来又衍化为礼仪原则。“师左次，无咎”的原始含意是：位于左侧或驻扎在左方，则安全。引伸为：后退防卫，避敌锋芒。在冷兵器时代，士兵通常左手执盾用于防守；右手执刃，用于攻击。因此，当与敌对杀，持别是狭路相逢时，当然应靠近左侧的坡坎或崖壁，迫敌位于自己之右侧，便于右手执兵器击杀。据郭沫若考证，周代汉字“民”乃“有刃物插入左目而盲之”之形，就是一刃刺入左目的象形。反映古代战争中，将俘虏左眼刺瞎后，编入自己军队。外国也有类似情形，例如公元前12世纪，亚述的萨尔玛那塞尔一世，曾把14400名俘虏都弄瞎一只眼睛。左眼失明的士卒，在与对手交战搏斗时．当然更要尽量占据左测位置，便于有眼和右手执兵器击杀。这是古代士卒对战争经验的不自觉的运用，是产生《周易》“师左次，无咎”的最初实践依据。直至现代坑道内作战和巷战中，为便于右肩据枪射击和隐蔽身体，也是要求注意靠左侧和利用左拐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古今是同一个道理。 “师左次，无咎”是古代战争经验的提升和扩展，它与《周易》蒙卦第六爻的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指敌情不明，不利于进攻，则以防御为有利)相结合，则成为完整的防御原则了。这个思想在《尚书》中发展为“罔或无畏，守执非敌”，意指不得有自认为无畏而存轻敌之心，宁可立足于敌人比我强大，我方不是敌人对手来作好防御准备。这显然是指挥要求，而不是对士兵的动员。到《孙子兵法》中，这个思想则完善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指先以防御手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抓住可以战胜敌人的有利时机，去进攻战胜它，应该说，这是中国的“慎战”思想和积极防御原则的滥筋。
《周易》“师左次，无咎”在衍化发展中，成为居住、宿营和礼仪原则，如《老子》中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等，这是一种异化表现，完全失去了实践经验的价值，成为一种迷信。
三、《尚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的内容是殷周时代王室的诰命誓辞等。现流传的58篇，有一部分是真的，另有一分是东周时期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伪作。但是即使作为当时的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战争形态。在殷墟《卜辞》和《周易》、《尚书》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是研究《孙子兵法》产生以前，殷周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概括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周时代战争规模渐大，一次投入兵力可达l0000多人，作战时间最长达200天，一次杀俘多达2000多人。有时是诸侯联盟作战。第二，强调慎战，先防后攻，把保存自己放在首位。第三，重视誓师，进行动员，标榜替天行道。第四，重视选择战场，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和埋伏战。如黄帝战炎帝的胶泉之战和黄帝战蚩尤的琢鹿之战。均为引退至游牧地区歼敌。武王伐纣则是千里奔袭。第五，战术上出现左、中、有三翼战斗队形(《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方阵或集群战术强调保持战斗队形，甚至在有人逃跑时，也不得逾位追拿。单车战术，强调车上三人各守战位击杀或驾车。第六，严格战场纪律，用重典治军。第七，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实行“耕战”政策。战时从“乡”、“遂”征集登入、雉众(即士卒)。总之，这个时期军事思想，虽然有不少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仍届于早期的、零散的、没有系统化的军事经验和理论表现。只有到了《孙子兵法》的产生，才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质的飞跃，形成对军事规律和战争指导的深刻认识相系统的理论原则。
发布时间：2003-1-28 文章来源：故乡网 文章作者：千里夫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当然是《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春秋时代由于阶级结构的重组、政治格局的改变和社会思潮的演进，孔子、墨子、老于等一大批儒、墨、道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大师登上历史舞台，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诸侯争霸和兼并的尖锐军事冲突。是《孙子兵法》应运而生的社会需求；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认识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实践的积累和战争经验的升华。相传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曾发生黄帝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炎帝同蚩尤的琢鹿之战；尧舜禹的征三苗之战，以及夏夷纷争、少康复国的战争。商代的重要战争，有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武丁远征土方、鬼方等一系列战争。西周战争，主要有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成王周公东征之战。到《孙子兵法》产生之前，还有周宣王远征之战，以及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原诸侯内乱兼并的“春秋无义战”。这种战乱频仍，政治军事形势复杂多变，谋略用计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追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源流，要从卜辞、金文、《易经》、《尚书》中寻找。这几种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都反映着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特点。其个记载着相当多的军事内容。本文试图仅从中国古代战术思想作一简略分析。
一、中国古代军事最早记述战术思想的，已在大量卜辞中有所体现了。其中有：“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这是公元前13世纪，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命“妇好”(武丁众妻之一)协同沚戛率兵埋伏，武丁自东攻打，把敌军赶到妇好设伏之地加以歼灭。无独有偶，在此时期，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率兵向卡德希前进时，陷入西台人埋伏，他突围而出反败为胜。在两个文明古目的军事史上，几乎同时出现伏击战术。古代埋伏战术的出现，是从狩猎得到的启发。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狩猎。”，
二、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作为占卜之书，有着浓重神密色彩，但透过这层神秘的外衣，就会发现它除了占卜的内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虽然谈不上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总结，但不可否认其中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类内容，是在世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的占卜术中找不到，而且在殷人甲骨卜辞中也找不到。西方最驰名的古老神谕是位于科林斯海湾上的特尔斐城的阿波罗神谕。那里的神签也有许多战争内容，但属于一事一卜的隐喻语言提示，不具有规律性的总结。而《周易》的军事内容，却向哲学迈进了一步。例如，《周易》总结长途行军和征伐的实践，上升为“无乎不被，无往不复”的哲学概念；“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的山地伏击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古希腊军事家施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纪》中得到体现。从《公羊传》记载看，《周易》的“易”字，在军事上就含有设伏施诈之意。《公羊传》(袁公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之也。’”何休注云：“诈谓陷阱，奇伏之类。”由此可见“易” 字含有伏兵突起的意思。
《周易》中，反映军事思想最丰富、衍化最复杂的要算是师卦了，特别是其中“**”这一爻说：“师左次，无咎”。这一条是由单兵战术动作发展为战略防御思想，后来又衍化为礼仪原则。“师左次，无咎”的原始含意是：位于左侧或驻扎在左方，则安全。引伸为：后退防卫，避敌锋芒。在冷兵器时代，士兵通常左手执盾用于防守；右手执刃，用于攻击。因此，当与敌对杀，持别是狭路相逢时，当然应靠近左侧的坡坎或崖壁，迫敌位于自己之右侧，便于右手执兵器击杀。据郭沫若考证，周代汉字“民”乃“有刃物插入左目而盲之”之形，就是一刃刺入左目的象形。反映古代战争中，将俘虏左眼刺瞎后，编入自己军队。外国也有类似情形，例如公元前12世纪，亚述的萨尔玛那塞尔一世，曾把14400名俘虏都弄瞎一只眼睛。左眼失明的士卒，在与对手交战搏斗时．当然更要尽量占据左测位置，便于有眼和右手执兵器击杀。这是古代士卒对战争经验的不自觉的运用，是产生《周易》“师左次，无咎”的最初实践依据。直至现代坑道内作战和巷战中，为便于右肩据枪射击和隐蔽身体，也是要求注意靠左侧和利用左拐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古今是同一个道理。 “师左次，无咎”是古代战争经验的提升和扩展，它与《周易》蒙卦第六爻的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指敌情不明，不利于进攻，则以防御为有利)相结合，则成为完整的防御原则了。这个思想在《尚书》中发展为“罔或无畏，守执非敌”，意指不得有自认为无畏而存轻敌之心，宁可立足于敌人比我强大，我方不是敌人对手来作好防御准备。这显然是指挥要求，而不是对士兵的动员。到《孙子兵法》中，这个思想则完善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指先以防御手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抓住可以战胜敌人的有利时机，去进攻战胜它，应该说，这是中国的“慎战”思想和积极防御原则的滥筋。
《周易》“师左次，无咎”在衍化发展中，成为居住、宿营和礼仪原则，如《老子》中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等，这是一种异化表现，完全失去了实践经验的价值，成为一种迷信。
三、《尚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的内容是殷周时代王室的诰命誓辞等。现流传的58篇，有一部分是真的，另有一分是东周时期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伪作。但是即使作为当时的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战争形态。在殷墟《卜辞》和《周易》、《尚书》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是研究《孙子兵法》产生以前，殷周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概括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周时代战争规模渐大，一次投入兵力可达l0000多人，作战时间最长达200天，一次杀俘多达2000多人。有时是诸侯联盟作战。第二，强调慎战，先防后攻，把保存自己放在首位。第三，重视誓师，进行动员，标榜替天行道。第四，重视选择战场，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和埋伏战。如黄帝战炎帝的胶泉之战和黄帝战蚩尤的琢鹿之战。均为引退至游牧地区歼敌。武王伐纣则是千里奔袭。第五，战术上出现左、中、有三翼战斗队形(《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方阵或集群战术强调保持战斗队形，甚至在有人逃跑时，也不得逾位追拿。单车战术，强调车上三人各守战位击杀或驾车。第六，严格战场纪律，用重典治军。第七，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实行“耕战”政策。战时从“乡”、“遂”征集登入、雉众(即士卒)。总之，这个时期军事思想，虽然有不少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仍届于早期的、零散的、没有系统化的军事经验和理论表现。只有到了《孙子兵法》的产生，才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质的飞跃，形成对军事规律和战争指导的深刻认识相系统的理论原则。《孙子兵法》之前的军事思想探源
发布时间：2003-1-28 文章来源：故乡网 文章作者：千里夫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当然是《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春秋时代由于阶级结构的重组、政治格局的改变和社会思潮的演进，孔子、墨子、老于等一大批儒、墨、道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大师登上历史舞台，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诸侯争霸和兼并的尖锐军事冲突。是《孙子兵法》应运而生的社会需求；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认识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实践的积累和战争经验的升华。相传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曾发生黄帝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炎帝同蚩尤的琢鹿之战；尧舜禹的征三苗之战，以及夏夷纷争、少康复国的战争。商代的重要战争，有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武丁远征土方、鬼方等一系列战争。西周战争，主要有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成王周公东征之战。到《孙子兵法》产生之前，还有周宣王远征之战，以及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原诸侯内乱兼并的“春秋无义战”。这种战乱频仍，政治军事形势复杂多变，谋略用计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追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源流，要从卜辞、金文、《易经》、《尚书》中寻找。这几种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都反映着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特点。其个记载着相当多的军事内容。本文试图仅从中国古代战术思想作一简略分析。
一、中国古代军事最早记述战术思想的，已在大量卜辞中有所体现了。其中有：“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这是公元前13世纪，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命“妇好”(武丁众妻之一)协同沚戛率兵埋伏，武丁自东攻打，把敌军赶到妇好设伏之地加以歼灭。无独有偶，在此时期，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率兵向卡德希前进时，陷入西台人埋伏，他突围而出反败为胜。在两个文明古目的军事史上，几乎同时出现伏击战术。古代埋伏战术的出现，是从狩猎得到的启发。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狩猎。”，
二、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作为占卜之书，有着浓重神密色彩，但透过这层神秘的外衣，就会发现它除了占卜的内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虽然谈不上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总结，但不可否认其中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类内容，是在世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的占卜术中找不到，而且在殷人甲骨卜辞中也找不到。西方最驰名的古老神谕是位于科林斯海湾上的特尔斐城的阿波罗神谕。那里的神签也有许多战争内容，但属于一事一卜的隐喻语言提示，不具有规律性的总结。而《周易》的军事内容，却向哲学迈进了一步。例如，《周易》总结长途行军和征伐的实践，上升为“无乎不被，无往不复”的哲学概念；“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的山地伏击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古希腊军事家施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纪》中得到体现。从《公羊传》记载看，《周易》的“易”字，在军事上就含有设伏施诈之意。《公羊传》(袁公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之也。’”何休注云：“诈谓陷阱，奇伏之类。”由此可见“易” 字含有伏兵突起的意思。
《周易》中，反映军事思想最丰富、衍化最复杂的要算是师卦了，特别是其中“**”这一爻说：“师左次，无咎”。这一条是由单兵战术动作发展为战略防御思想，后来又衍化为礼仪原则。“师左次，无咎”的原始含意是：位于左侧或驻扎在左方，则安全。引伸为：后退防卫，避敌锋芒。在冷兵器时代，士兵通常左手执盾用于防守；右手执刃，用于攻击。因此，当与敌对杀，持别是狭路相逢时，当然应靠近左侧的坡坎或崖壁，迫敌位于自己之右侧，便于右手执兵器击杀。据郭沫若考证，周代汉字“民”乃“有刃物插入左目而盲之”之形，就是一刃刺入左目的象形。反映古代战争中，将俘虏左眼刺瞎后，编入自己军队。外国也有类似情形，例如公元前12世纪，亚述的萨尔玛那塞尔一世，曾把14400名俘虏都弄瞎一只眼睛。左眼失明的士卒，在与对手交战搏斗时．当然更要尽量占据左测位置，便于有眼和右手执兵器击杀。这是古代士卒对战争经验的不自觉的运用，是产生《周易》“师左次，无咎”的最初实践依据。直至现代坑道内作战和巷战中，为便于右肩据枪射击和隐蔽身体，也是要求注意靠左侧和利用左拐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古今是同一个道理。 “师左次，无咎”是古代战争经验的提升和扩展，它与《周易》蒙卦第六爻的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指敌情不明，不利于进攻，则以防御为有利)相结合，则成为完整的防御原则了。这个思想在《尚书》中发展为“罔或无畏，守执非敌”，意指不得有自认为无畏而存轻敌之心，宁可立足于敌人比我强大，我方不是敌人对手来作好防御准备。这显然是指挥要求，而不是对士兵的动员。到《孙子兵法》中，这个思想则完善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指先以防御手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抓住可以战胜敌人的有利时机，去进攻战胜它，应该说，这是中国的“慎战”思想和积极防御原则的滥筋。
《周易》“师左次，无咎”在衍化发展中，成为居住、宿营和礼仪原则，如《老子》中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等，这是一种异化表现，完全失去了实践经验的价值，成为一种迷信。
三、《尚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的内容是殷周时代王室的诰命誓辞等。现流传的58篇，有一部分是真的，另有一分是东周时期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伪作。但是即使作为当时的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战争形态。在殷墟《卜辞》和《周易》、《尚书》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是研究《孙子兵法》产生以前，殷周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概括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周时代战争规模渐大，一次投入兵力可达l0000多人，作战时间最长达200天，一次杀俘多达2000多人。有时是诸侯联盟作战。第二，强调慎战，先防后攻，把保存自己放在首位。第三，重视誓师，进行动员，标榜替天行道。第四，重视选择战场，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和埋伏战。如黄帝战炎帝的胶泉之战和黄帝战蚩尤的琢鹿之战。均为引退至游牧地区歼敌。武王伐纣则是千里奔袭。第五，战术上出现左、中、有三翼战斗队形(《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方阵或集群战术强调保持战斗队形，甚至在有人逃跑时，也不得逾位追拿。单车战术，强调车上三人各守战位击杀或驾车。第六，严格战场纪律，用重典治军。第七，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实行“耕战”政策。战时从“乡”、“遂”征集登入、雉众(即士卒)。总之，这个时期军事思想，虽然有不少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仍届于早期的、零散的、没有系统化的军事经验和理论表现。只有到了《孙子兵法》的产生，才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质的飞跃，形成对军事规律和战争指导的深刻认识相系统的理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