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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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发布时间：2004-03-3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丘立才
[摘 要] 张资平是现代著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直被新闻媒体和各种舆论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高等法院未有判决他的“汉奸罪”，而张资平致胡适的信详细地申诉了关于“汉奸文人”的问题，于此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张资平其人。
[关键词] 张资平 “汉奸文人”
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812页）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其实在情形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回到当年的历史中去。当年的周作人曾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而张资平虽被司法机关逮捕，却未被法院判决为“汉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东厢堡三坑留余堂。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到蕉岭县羊子山矿山，1924年参与创办梅县学艺中学，年底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偏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科学》一卷三期刊登《粤音与客音之比较》的文章，在《新科学》二卷五期上刊登译文《龙烟铁矿床概要》。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去广西大学任教。翌年又回到上海。期间，参加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1943年8月1日起，张资平在南京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青磷屑》，由于作品里写到物价飞涨，有嫌“影射现实”，被汪精卫亲笔下令禁刊。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后来指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是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发布时间：2004-03-3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丘立才
[摘 要] 张资平是现代著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直被新闻媒体和各种舆论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高等法院未有判决他的“汉奸罪”，而张资平致胡适的信详细地申诉了关于“汉奸文人”的问题，于此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张资平其人。
[关键词] 张资平 “汉奸文人”
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812页）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其实在情形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回到当年的历史中去。当年的周作人曾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而张资平虽被司法机关逮捕，却未被法院判决为“汉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东厢堡三坑留余堂。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到蕉岭县羊子山矿山，1924年参与创办梅县学艺中学，年底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偏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科学》一卷三期刊登《粤音与客音之比较》的文章，在《新科学》二卷五期上刊登译文《龙烟铁矿床概要》。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去广西大学任教。翌年又回到上海。期间，参加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1943年8月1日起，张资平在南京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青磷屑》，由于作品里写到物价飞涨，有嫌“影射现实”，被汪精卫亲笔下令禁刊。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后来指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是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发布时间：2004-03-3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丘立才
[摘 要] 张资平是现代著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直被新闻媒体和各种舆论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高等法院未有判决他的“汉奸罪”，而张资平致胡适的信详细地申诉了关于“汉奸文人”的问题，于此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张资平其人。
[关键词] 张资平 “汉奸文人”
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812页）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其实在情形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回到当年的历史中去。当年的周作人曾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而张资平虽被司法机关逮捕，却未被法院判决为“汉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东厢堡三坑留余堂。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到蕉岭县羊子山矿山，1924年参与创办梅县学艺中学，年底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偏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科学》一卷三期刊登《粤音与客音之比较》的文章，在《新科学》二卷五期上刊登译文《龙烟铁矿床概要》。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去广西大学任教。翌年又回到上海。期间，参加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1943年8月1日起，张资平在南京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青磷屑》，由于作品里写到物价飞涨，有嫌“影射现实”，被汪精卫亲笔下令禁刊。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后来指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是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发布时间：2004-03-3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丘立才
[摘 要] 张资平是现代著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直被新闻媒体和各种舆论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高等法院未有判决他的“汉奸罪”，而张资平致胡适的信详细地申诉了关于“汉奸文人”的问题，于此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张资平其人。
[关键词] 张资平 “汉奸文人”
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812页）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其实在情形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回到当年的历史中去。当年的周作人曾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而张资平虽被司法机关逮捕，却未被法院判决为“汉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东厢堡三坑留余堂。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到蕉岭县羊子山矿山，1924年参与创办梅县学艺中学，年底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偏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科学》一卷三期刊登《粤音与客音之比较》的文章，在《新科学》二卷五期上刊登译文《龙烟铁矿床概要》。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去广西大学任教。翌年又回到上海。期间，参加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1943年8月1日起，张资平在南京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青磷屑》，由于作品里写到物价飞涨，有嫌“影射现实”，被汪精卫亲笔下令禁刊。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后来指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是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现将张资平致胡适的信及《我之辩明》录下，以对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
第一封
适之先生：
自民国十四年在武昌，十八年在上海中社笔会席上，两次得瞻风采后，倏又二十年矣。兹冒昧寄呈辩明书一份，尚乞严加批判。如认为有可同情之处，请就近设法赐以援助。际此米珠薪桂，弟正饔餐不给，入狱实可以解决弟个人之生活。唯方治辈陷我弱妻幼子于颠沛流离，神必殛之！今日竟有一派人仍欲包办文化，将文化界人士或加驱逐，或加陷害，一网打尽，以图一党一派之独占！民主之谓何?
双照楼主人（注：即汪精卫）所组政府并无地质调查所之设，方治不加细察而冒昧检举我为伪地质调查所所长，此其一。
我痛心中央研究院岩矿标本之散失，故不计毁誉，负责保存及整理，而竟加罪，令人寒心，此其二。
以上二点，尚乞先生代向主席与陈立夫先生陈之，消弭弟案于无形，并为弟解除多年失业之痛苦，俾得追随，实感大德也。先生如不欲加以援助，亦望发表公平之批判，唤起舆论，公之报端，以待社会之公判，为今后中国文学史留一佳话，何如?专此奉恳，并候
钧安
弟张资平拜启 三月二十日
赐教处：上海江苏路七六四弄五号三楼
附：我之声明
我今先将我与伪府中人交游经过，简述之如次。
（一） 远因
（1） 因民国十七年济南惨案，上海日本陆战队侮辱北四川路同胞，我极愤慨，写成一篇排日小说《天孙之女》，此书引起日本使馆之抗议，禁止发行。有前文艺书局经理李君为证。
（2） 因当时目击公共租界日籍巡捕凌辱我国小贩童，与之争论，结果我亦被辱，故写成第二篇排日小说《欢喜陀与马桶》。此书存陈震大律师处，可作物证。
（3） 民国二十一年春夏之交，上海晨报社长潘公展先生向我索稿，以淞沪战役为题材，写成第三篇排日小说《无灵魂的人们》。
我因写了这三篇排日小说，遂接到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书面及口头警告。
（二） 近因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沦为孤岛。我适居住沪西，敌宪兵队即设于附近梵王渡路。当系日本使馆情报部之策动，便服敌宪及台湾人，根据上述三书，谓我为抗日分子，来多方威吓，要求答复。我遂避往香港。廿七年秋在梧州广西大学任教。不幸梧州被炸，学校迁桂林。我请假一月，由安南回沪，拟举家迁桂，在准备动身期中，广西大学之解聘书至矣。
敌方探知我既回沪，又派刑事来威吓，并遣台湾人及留日同学来恫吓或诱惑。我表示不识政治，唯知读地质学。
至廿八年初夏，日方同盟社揑造谣言，谓我于五月廿日在东京参与东亚和平会议。其实十九日晚，我尚与暨南大学职员在二马路时代剧场观看张文娟之《乌盆记》。我曾去函质问《大美晚报》，据答复，系出自敌方同盟社通讯。再向同盟社质问，据复称，“在东京之张资平乃蒙古代表，并非足下”。我乃请朱启超大律师为法律顾问，在《申报》登启事，措词稍激烈，遂引起敌方宪兵队及情报部之愤恨。一星期后即接到敌方情报部岩井英一之最后通牒。因居住地关系，故失去言论及行动之自由。
（三）绑票式之派委职务
因日方常来威吓，留日同学劝我须明哲保身。我虽知其绝无生命危险，但受烦扰及“尾行”（出入有人跟踪）之精神痛苦，非身历其境者所不能领会也。彼等初以大学校长为饵，继之以部次长相诱，我答称仅专攻地质学，不想做官。彼辈乃不征求我之同意，遂发表我为农矿部技正（此农矿部不久即解消，同部职员，中央概不加罪），但我并未签到。唯当时因生活关系，曾赴直京向友人告贷度日，并要取消技正名义，但不获许可。偶因细故，我乘机大闹公堂，以为必可获“革职之荣誉”，而双照楼主人反令该部部长赵毓松和平解决。总之，我对此职从未签到也。
我在南京常发表讽刺及规劝伪府与敌方之文字。敌方大怒，敌宪常来传讯，几酿成文字狱。友人陈柱尊氏通知我，敌外交文化当局及宪兵队对我之态度，极不满意，并劝我须与敷衍，否则将有不测之祸。便衣敌宪常来访问，故意以重庆友人之消息相询（例如郭沫若、黄琪翔等人近况如何），令人哭笑不得。陈柱尊氏欲聘我为博物委会委员，我亦拒绝。渠又不得我之同意，先发表矣（此聘任委员月支车马费一百元，我何至同意?盖亦由日方授意者）。
最后始由日本泷庸博士，同情我之窘境，并反对敌方封我之无礼，出任调停。我不得已，允以私人资格为博物院整理岩矿标本。当我发见中央研究院及地质调查所所遗留之标本时，深感有加以保存及整理之义务，毁誉在所不计矣。故勉为其难，略加分类，并将一部分之化石及矿物陈列为博物馆标本。中央研究院之接收人员当能为我证明，亦当能得胡适之、翁文灏、李四光诸先生之同情也。若非我加以保存，则名贵标本将逐渐为敌方大小矿业分司窃尽矣。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九日，我即脱离南京，回上海当小掮客以自活。
以上所陈，为功为罪，唯待文化界之公判而已。
最后尚须一言者，以我留日本东京帝大之前辈资格，若稍加活动，尽可任伪部长，但我不欲也。又何至于同意任一技正耶?我如欲谋利，尽可改名换姓为敌方各公司充买办阶级而发大财，但反问良心，亦不欲也。我为避免敌伪关系，曾尽其最力之挣扎，当能得社会之谅解。
（四） 被检举内情
让一步说，即谓我之任伪技正等职亦出自愿，但技术与政治无关，我亦未常凭借敌伪势力以害人，且常对双照楼主人尽其诚恳之忠告，故双照楼主人曾亲笔下令禁刊我所写小说《青磷屑》。又据去年春行政院令，曾任伪府之技术人员尽可先任用，不必严加录用之期间限制。然则我更可不受检举也。
方治何以检举我，因受其部下姚中仁之蒙蔽也。今试述其内情如次。
我居住江苏路多年，仅一贫无以立锥之三房客耳。民国三十四年胜利后，有假冒军人之姚中仁，自称受大房东委托，来逼我等迁让，危词恫吓。我因无经济能力另觅房屋，故未予同意。姚中仁乃怀恨在心。
（a） 姚中仁之种种官衔
（1） 初来时，军服军帽，自称中央军校某期生，在军委会政治部邓文仪将军部下任要职。
（2） 其次改称为徐州绥靖公署驻沪主任，顾祝同将军亲信。
（3） 不久，忽脱去军服，自称为社会局吴开先局长之门下，亦收有多数“学生子”，故得任南市市场管理主任，兼三青团某队队长。
（4） 最后，自称与方治主任同乡，且有世交，从前在经济上曾援助方治，亦认识方治之日本夫人，故极有力量。
（b） 姚中仁所用种种手段
（1） 穿军服，偕一“平定”符号之士兵，将二房东刘黄氏驱入于亭子间，占据其住室。
（2） 用自来水笔写这多数字条，欲将二房东所有家具加封，占为已有。
（3） 其次，带来多数“学生子”（上海所谓白相人）危词恫吓，逼我等迁出。
（4） 最后，占据我等三楼前厅，因引起邻室谢君之反对。继又派其学生子占据楼下房客陈某之花园小房。故陈谢二人诉之长宁分局（有案可查，前年十二月间）。姚中仁自知假冒军人占领民居之违法，将住室出顶，骗得钜额顶费。
（c） 由下述事实，可证明方治受姚中仁之蒙蔽。
（1） 姚中仁初来时，知不能强占我住室，乃以检举相威吓。表面上称我为文学先辈，并问我在伪府中任何职。我知其存心，故漫应之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因伪府并未设此学术机关也。不料方治即检举我为伪府之地质调查所所长。此证明姚中仁蒙蔽方治者一。
（2） 我与方治主任素昧平生，何以对我家人之住室分配了如指掌。因高检处拘票上注明我家人某住何室，某又住何室，张某多在三楼某室。方治似曾辱临吾家，且认识我之妻室。此证明姚中仁蒙蔽方治者二。
（3） 方治之检举若出之于公，则尚有多数伪部次长，特任简任人员，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何止数千人?方治何不取伪府职员录，择其与伪府关系百十倍于我者，先加检举?乃独检举因开罪敌方，被逼从事技术工作之一聘任小职员耶?此证明姚中仁蒙蔽方治者三。
方治对此绝无仅有之不肖党员姚中仁，必有适当之制裁，而去此足以伤国民党声誉之小污点也。
第二封
适之先生：
弟之辩明书分别寄呈先生与陈立夫先生，因匆匆加封，深恐将呈先生之信封入立夫先生函中，致立夫先生之信封入先生函中，如其然，不敬之罪，诚不敢辞。敬恳先生将致立夫先生信代为转交。弟对于方治之检举，有不能已于言者，今不避重复，再为先生陈之。
（一） 方治以市党部主任地位，在废止党治之后，对于伪府有无地质调查所之设，不加细察，遽检举我为伪府之地质调查所所长，其检举之违法。此其一。
（二） 我痛心中央研究院所遗弃之岩矿标本，无人保存及整理，故不顾毁誉，出而为之保管及整理，认为有此责任。乃反以此为罪，则中国今后将无见义勇为之人矣。
以上两点甚望先生代陈之主席，并商之陈立夫先生，设法消弭弟案于无形。若能更进而为之解决多年失业之痛苦，俾得追随左右，尤深感激。若先生以为不能援手，亦望加以公平之批判，公之舆论，以待社会之公判也。端此，敬候
钧安
弟张资平拜启 三月二十日
弟近编有西洋文学思想史，约六万字，能否代介绍与朱经农先生处，尚恳赐复。
赐教处：上海江苏路七六四弄五号三楼
张资平的信和《我之辩明》的内容，归纳有四点：一是申辩未曾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绑票式的挂名农矿部的技正。二是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是为了保存、整理岩矿标本。三是姚中仁蒙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以“汉奸”罪检举他，是图谋霸占他在上海江苏路的住房。四是请求胡适为他申辩，以解决多年失业的痛苦。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另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更为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连同他过去翻译的作品，计有：《另一种被压迫者》（山田清三郎）、《马东》（藤森成吉）、《女人》（金子洋文）、《难堪的苦闷》（山田清三郎）、《矿坑姑娘》（松田解子）、《草丛中》（藏原伸二）、《暴风雪》（小川未明）、《某女人的犯罪》（江口涣）、《士敏土埕里的一封信》（叶山嘉树）、《地主》（藤森成吉）、《压迫》（田村俊子）、《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街路里》（小川未明）、《自杀》（江马修）、《遥远的眺望》（小岛勖）、《面包》（岛影盟）、《别宴》（谷崎精二）、《梦醒了》（华田一郎）、《最后列车》（加藤武雄）、《《无就阶级者》（小川未明）等文学作品，以及《世界球体构造》、《岩矿化学》、《民族生物学》、《近世社会学成立史》、《人兽之间》、《文艺新论》、《文化社会学》、《日本现代科学论文集》、《矿物与岩石》、《近世社会思想史纲》、《海洋》、《东亚大地形论》等论着。
张资平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地质科的，回国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地质学教授。他也编着了不少地质学方面的教材和书籍，只是由于他的恋爱小说的影响遮盖了他的地质学的著作。计有：《地质矿物学》、《外国地理》、《地质学者达尔文》、《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海洋学》、《地球史》、《人类的起源》、《地球之年龄》、《地层表面图上之倾斜角及层厚之计算》、《矿床之五带》、《铁锈生菌》、《新制矿物学讲义的批评》、《结晶符号与几何方程式之关系》、《所争者矿也》、《火山形态上之分类》、《石油问题》、《地图学及地图绘制法》、《人文地理学》、《地质学名人传》、《盖基传》等。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20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华路四号 邮编：510053）
第一封
适之先生：
自民国十四年在武昌，十八年在上海中社笔会席上，两次得瞻风采后，倏又二十年矣。兹冒昧寄呈辩明书一份，尚乞严加批判。如认为有可同情之处，请就近设法赐以援助。际此米珠薪桂，弟正饔餐不给，入狱实可以解决弟个人之生活。唯方治辈陷我弱妻幼子于颠沛流离，神必殛之！今日竟有一派人仍欲包办文化，将文化界人士或加驱逐，或加陷害，一网打尽，以图一党一派之独占！民主之谓何?
双照楼主人（注：即汪精卫）所组政府并无地质调查所之设，方治不加细察而冒昧检举我为伪地质调查所所长，此其一。
我痛心中央研究院岩矿标本之散失，故不计毁誉，负责保存及整理，而竟加罪，令人寒心，此其二。
以上二点，尚乞先生代向主席与陈立夫先生陈之，消弭弟案于无形，并为弟解除多年失业之痛苦，俾得追随，实感大德也。先生如不欲加以援助，亦望发表公平之批判，唤起舆论，公之报端，以待社会之公判，为今后中国文学史留一佳话，何如?专此奉恳，并候
钧安
弟张资平拜启 三月二十日
赐教处：上海江苏路七六四弄五号三楼
附：我之声明
我今先将我与伪府中人交游经过，简述之如次。
（一） 远因
（1） 因民国十七年济南惨案，上海日本陆战队侮辱北四川路同胞，我极愤慨，写成一篇排日小说《天孙之女》，此书引起日本使馆之抗议，禁止发行。有前文艺书局经理李君为证。
（2） 因当时目击公共租界日籍巡捕凌辱我国小贩童，与之争论，结果我亦被辱，故写成第二篇排日小说《欢喜陀与马桶》。此书存陈震大律师处，可作物证。
（3） 民国二十一年春夏之交，上海晨报社长潘公展先生向我索稿，以淞沪战役为题材，写成第三篇排日小说《无灵魂的人们》。
我因写了这三篇排日小说，遂接到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书面及口头警告。
（二） 近因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沦为孤岛。我适居住沪西，敌宪兵队即设于附近梵王渡路。当系日本使馆情报部之策动，便服敌宪及台湾人，根据上述三书，谓我为抗日分子，来多方威吓，要求答复。我遂避往香港。廿七年秋在梧州广西大学任教。不幸梧州被炸，学校迁桂林。我请假一月，由安南回沪，拟举家迁桂，在准备动身期中，广西大学之解聘书至矣。
敌方探知我既回沪，又派刑事来威吓，并遣台湾人及留日同学来恫吓或诱惑。我表示不识政治，唯知读地质学。
至廿八年初夏，日方同盟社揑造谣言，谓我于五月廿日在东京参与东亚和平会议。其实十九日晚，我尚与暨南大学职员在二马路时代剧场观看张文娟之《乌盆记》。我曾去函质问《大美晚报》，据答复，系出自敌方同盟社通讯。再向同盟社质问，据复称，“在东京之张资平乃蒙古代表，并非足下”。我乃请朱启超大律师为法律顾问，在《申报》登启事，措词稍激烈，遂引起敌方宪兵队及情报部之愤恨。一星期后即接到敌方情报部岩井英一之最后通牒。因居住地关系，故失去言论及行动之自由。
（三）绑票式之派委职务
因日方常来威吓，留日同学劝我须明哲保身。我虽知其绝无生命危险，但受烦扰及“尾行”（出入有人跟踪）之精神痛苦，非身历其境者所不能领会也。彼等初以大学校长为饵，继之以部次长相诱，我答称仅专攻地质学，不想做官。彼辈乃不征求我之同意，遂发表我为农矿部技正（此农矿部不久即解消，同部职员，中央概不加罪），但我并未签到。唯当时因生活关系，曾赴直京向友人告贷度日，并要取消技正名义，但不获许可。偶因细故，我乘机大闹公堂，以为必可获“革职之荣誉”，而双照楼主人反令该部部长赵毓松和平解决。总之，我对此职从未签到也。
我在南京常发表讽刺及规劝伪府与敌方之文字。敌方大怒，敌宪常来传讯，几酿成文字狱。友人陈柱尊氏通知我，敌外交文化当局及宪兵队对我之态度，极不满意，并劝我须与敷衍，否则将有不测之祸。便衣敌宪常来访问，故意以重庆友人之消息相询（例如郭沫若、黄琪翔等人近况如何），令人哭笑不得。陈柱尊氏欲聘我为博物委会委员，我亦拒绝。渠又不得我之同意，先发表矣（此聘任委员月支车马费一百元，我何至同意?盖亦由日方授意者）。
最后始由日本泷庸博士，同情我之窘境，并反对敌方封我之无礼，出任调停。我不得已，允以私人资格为博物院整理岩矿标本。当我发见中央研究院及地质调查所所遗留之标本时，深感有加以保存及整理之义务，毁誉在所不计矣。故勉为其难，略加分类，并将一部分之化石及矿物陈列为博物馆标本。中央研究院之接收人员当能为我证明，亦当能得胡适之、翁文灏、李四光诸先生之同情也。若非我加以保存，则名贵标本将逐渐为敌方大小矿业分司窃尽矣。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九日，我即脱离南京，回上海当小掮客以自活。
以上所陈，为功为罪，唯待文化界之公判而已。
最后尚须一言者，以我留日本东京帝大之前辈资格，若稍加活动，尽可任伪部长，但我不欲也。又何至于同意任一技正耶?我如欲谋利，尽可改名换姓为敌方各公司充买办阶级而发大财，但反问良心，亦不欲也。我为避免敌伪关系，曾尽其最力之挣扎，当能得社会之谅解。
（四） 被检举内情
让一步说，即谓我之任伪技正等职亦出自愿，但技术与政治无关，我亦未常凭借敌伪势力以害人，且常对双照楼主人尽其诚恳之忠告，故双照楼主人曾亲笔下令禁刊我所写小说《青磷屑》。又据去年春行政院令，曾任伪府之技术人员尽可先任用，不必严加录用之期间限制。然则我更可不受检举也。
方治何以检举我，因受其部下姚中仁之蒙蔽也。今试述其内情如次。
我居住江苏路多年，仅一贫无以立锥之三房客耳。民国三十四年胜利后，有假冒军人之姚中仁，自称受大房东委托，来逼我等迁让，危词恫吓。我因无经济能力另觅房屋，故未予同意。姚中仁乃怀恨在心。
（a） 姚中仁之种种官衔
（1） 初来时，军服军帽，自称中央军校某期生，在军委会政治部邓文仪将军部下任要职。
（2） 其次改称为徐州绥靖公署驻沪主任，顾祝同将军亲信。
（3） 不久，忽脱去军服，自称为社会局吴开先局长之门下，亦收有多数“学生子”，故得任南市市场管理主任，兼三青团某队队长。
（4） 最后，自称与方治主任同乡，且有世交，从前在经济上曾援助方治，亦认识方治之日本夫人，故极有力量。
（b） 姚中仁所用种种手段
（1） 穿军服，偕一“平定”符号之士兵，将二房东刘黄氏驱入于亭子间，占据其住室。
（2） 用自来水笔写这多数字条，欲将二房东所有家具加封，占为已有。
（3） 其次，带来多数“学生子”（上海所谓白相人）危词恫吓，逼我等迁出。
（4） 最后，占据我等三楼前厅，因引起邻室谢君之反对。继又派其学生子占据楼下房客陈某之花园小房。故陈谢二人诉之长宁分局（有案可查，前年十二月间）。姚中仁自知假冒军人占领民居之违法，将住室出顶，骗得钜额顶费。
（c） 由下述事实，可证明方治受姚中仁之蒙蔽。
（1） 姚中仁初来时，知不能强占我住室，乃以检举相威吓。表面上称我为文学先辈，并问我在伪府中任何职。我知其存心，故漫应之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因伪府并未设此学术机关也。不料方治即检举我为伪府之地质调查所所长。此证明姚中仁蒙蔽方治者一。
（2） 我与方治主任素昧平生，何以对我家人之住室分配了如指掌。因高检处拘票上注明我家人某住何室，某又住何室，张某多在三楼某室。方治似曾辱临吾家，且认识我之妻室。此证明姚中仁蒙蔽方治者二。
（3） 方治之检举若出之于公，则尚有多数伪部次长，特任简任人员，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何止数千人?方治何不取伪府职员录，择其与伪府关系百十倍于我者，先加检举?乃独检举因开罪敌方，被逼从事技术工作之一聘任小职员耶?此证明姚中仁蒙蔽方治者三。
方治对此绝无仅有之不肖党员姚中仁，必有适当之制裁，而去此足以伤国民党声誉之小污点也。
第二封
适之先生：
弟之辩明书分别寄呈先生与陈立夫先生，因匆匆加封，深恐将呈先生之信封入立夫先生函中，致立夫先生之信封入先生函中，如其然，不敬之罪，诚不敢辞。敬恳先生将致立夫先生信代为转交。弟对于方治之检举，有不能已于言者，今不避重复，再为先生陈之。
（一） 方治以市党部主任地位，在废止党治之后，对于伪府有无地质调查所之设，不加细察，遽检举我为伪府之地质调查所所长，其检举之违法。此其一。
（二） 我痛心中央研究院所遗弃之岩矿标本，无人保存及整理，故不顾毁誉，出而为之保管及整理，认为有此责任。乃反以此为罪，则中国今后将无见义勇为之人矣。
以上两点甚望先生代陈之主席，并商之陈立夫先生，设法消弭弟案于无形。若能更进而为之解决多年失业之痛苦，俾得追随左右，尤深感激。若先生以为不能援手，亦望加以公平之批判，公之舆论，以待社会之公判也。端此，敬候
钧安
弟张资平拜启 三月二十日
弟近编有西洋文学思想史，约六万字，能否代介绍与朱经农先生处，尚恳赐复。
赐教处：上海江苏路七六四弄五号三楼
张资平的信和《我之辩明》的内容，归纳有四点：一是申辩未曾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绑票式的挂名农矿部的技正。二是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是为了保存、整理岩矿标本。三是姚中仁蒙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以“汉奸”罪检举他，是图谋霸占他在上海江苏路的住房。四是请求胡适为他申辩，以解决多年失业的痛苦。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另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更为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连同他过去翻译的作品，计有：《另一种被压迫者》（山田清三郎）、《马东》（藤森成吉）、《女人》（金子洋文）、《难堪的苦闷》（山田清三郎）、《矿坑姑娘》（松田解子）、《草丛中》（藏原伸二）、《暴风雪》（小川未明）、《某女人的犯罪》（江口涣）、《士敏土埕里的一封信》（叶山嘉树）、《地主》（藤森成吉）、《压迫》（田村俊子）、《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街路里》（小川未明）、《自杀》（江马修）、《遥远的眺望》（小岛勖）、《面包》（岛影盟）、《别宴》（谷崎精二）、《梦醒了》（华田一郎）、《最后列车》（加藤武雄）、《《无就阶级者》（小川未明）等文学作品，以及《世界球体构造》、《岩矿化学》、《民族生物学》、《近世社会学成立史》、《人兽之间》、《文艺新论》、《文化社会学》、《日本现代科学论文集》、《矿物与岩石》、《近世社会思想史纲》、《海洋》、《东亚大地形论》等论着。
张资平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地质科的，回国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地质学教授。他也编着了不少地质学方面的教材和书籍，只是由于他的恋爱小说的影响遮盖了他的地质学的著作。计有：《地质矿物学》、《外国地理》、《地质学者达尔文》、《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海洋学》、《地球史》、《人类的起源》、《地球之年龄》、《地层表面图上之倾斜角及层厚之计算》、《矿床之五带》、《铁锈生菌》、《新制矿物学讲义的批评》、《结晶符号与几何方程式之关系》、《所争者矿也》、《火山形态上之分类》、《石油问题》、《地图学及地图绘制法》、《人文地理学》、《地质学名人传》、《盖基传》等。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20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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