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卖掉西藏就可以得到变法经费

与谭嗣同相类似，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锐意变法，而翁文恭罢，无任事之人，悉由康有为等阴为主持，新进竞起，中外小臣上书言事日数十，上视廷臣无可语，悉下会议。公（孙家鼐）面折有为曰：‘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有为曰：‘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公见其言诞妄，知无能为，而众议日益揉杂，遂上疏言变法当筹全局，咸同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言有次第，请以其书发部院卿寺。”

夏孙桐所言，应属可信。因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康有为自述其新政规模：“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

如此庞大的新政规模，其所需之“五六万万”之巨款从何而来？康有为的方案是：“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国的矿产都抵押出去，如还不够，就把“边外无用之地”卖掉。

康有为不但有卖边疆之地如西藏来搞变法的打算，而且还曾付诸实践，致力于将这一想法灌输给光绪皇帝。

在其《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回答“改变之始，需款甚繁”这一问题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滥发纸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千)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亦可行之”；二是以铁路、矿产为抵押大借外债：“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业与之，当可必得”——这两种方案，前者反映了康氏对近代金融知识如准备金制度等毫无了解，纯属皮毛之论，倘如其所言，滥发纸币，必将招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后者则是康有为受了容闳的欺骗，容氏声称其与美国政、商两界有密切关系，能筹到巨款，但直到变法结束，容氏亦未筹得分文。《上清帝第六书》中虽未提到用出卖疆土的方式来筹钱，但康有为在该上书中特意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两本变法著作《日本变政考》和《大彼得变政记》，且希望皇帝能够仔细阅读这两本书。而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则明确表达了其卖边疆之地以为新政筹款的意见：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颁千岛、桦太交换条约，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以千岛为边邑。臣有为谨案，桦太之割，乃卖地也。其地远而边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俄前数年亦卖此美洲数千里之地于美国，以其所卖地之金钱数万万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盖西人之于国，其内地要隘必宜争必宜守者，虽尺壤而必争，如英、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之争直布罗陀峡，虽费重兵，糜巨饷，几亡国而分毫不相让。盖如我之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之地，险要者也。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者，则去留不足计，且以易金钱而兴内利。且亦恐既名为属地，一有边事，不救则不可，救之道远莫及，则连兵之后，终必割以与人，故不如早易金钱而修内政，大政可以备举，又不必搜刮民财，此诚善之善也。”与谭嗣同相类似，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锐意变法，而翁文恭罢，无任事之人，悉由康有为等阴为主持，新进竞起，中外小臣上书言事日数十，上视廷臣无可语，悉下会议。公（孙家鼐）面折有为曰：‘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有为曰：‘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公见其言诞妄，知无能为，而众议日益揉杂，遂上疏言变法当筹全局，咸同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言有次第，请以其书发部院卿寺。”

夏孙桐所言，应属可信。因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康有为自述其新政规模：“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

如此庞大的新政规模，其所需之“五六万万”之巨款从何而来？康有为的方案是：“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国的矿产都抵押出去，如还不够，就把“边外无用之地”卖掉。

康有为不但有卖边疆之地如西藏来搞变法的打算，而且还曾付诸实践，致力于将这一想法灌输给光绪皇帝。

在其《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回答“改变之始，需款甚繁”这一问题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滥发纸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千)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亦可行之”；二是以铁路、矿产为抵押大借外债：“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业与之，当可必得”——这两种方案，前者反映了康氏对近代金融知识如准备金制度等毫无了解，纯属皮毛之论，倘如其所言，滥发纸币，必将招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后者则是康有为受了容闳的欺骗，容氏声称其与美国政、商两界有密切关系，能筹到巨款，但直到变法结束，容氏亦未筹得分文。《上清帝第六书》中虽未提到用出卖疆土的方式来筹钱，但康有为在该上书中特意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两本变法著作《日本变政考》和《大彼得变政记》，且希望皇帝能够仔细阅读这两本书。而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则明确表达了其卖边疆之地以为新政筹款的意见：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颁千岛、桦太交换条约，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以千岛为边邑。臣有为谨案，桦太之割，乃卖地也。其地远而边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俄前数年亦卖此美洲数千里之地于美国，以其所卖地之金钱数万万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盖西人之于国，其内地要隘必宜争必宜守者，虽尺壤而必争，如英、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之争直布罗陀峡，虽费重兵，糜巨饷，几亡国而分毫不相让。盖如我之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之地，险要者也。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者，则去留不足计，且以易金钱而兴内利。且亦恐既名为属地，一有边事，不救则不可，救之道远莫及，则连兵之后，终必割以与人，故不如早易金钱而修内政，大政可以备举，又不必搜刮民财，此诚善之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