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奇谈之兵风暴和撼天雷

本帖最后由 历史研究者 于 2015-10-05 03:20 编辑


晚清想上位，改良也好，革命也罢，统共也就五个模式。前四个用四个“不”就可以形容。分别是，不要脸，不现实，不可靠，不值得。

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后来的民主宪政派的参政模式，不要脸。所谓建设性反对派。目的无非两个，潮来变天，他们可以扮宪政先驱，顺理成章在新时代分红，摘桃子。潮头不来，又可以在体制内，上朝廷的花瓶名单，捞统战实惠。这样的聪明人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自然是不要脸。
　　
黄兴，赵声这派提出的军官模式，不现实。投考军校，掌握兵权，然后反戈一击。这套理论太过理想化。其一有没有机会进入体制，并能达到带兵官位置。这一步类似撞大运，要对手犯错才有机会捡漏。清末练兵，那是朝廷大脑短路的产物，乱党借建军时机大批涌入军中并且短期内获得营団连三级带兵主官的位置，这样的历史机缘要靠运。而平常日子要走士官模式，按部就班来，有几个，用多久，才能到中级主官的位置。就算有机会完成第一步，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无间道定律。很简单的例子，黄兴运动时，有几个原先同志，学生，此刻清军管带还会跟着老长官走？人家在体制内已经有前途了，何必还要给你当卧底。这是人心使然。所谓士官模式，想发挥效力，其实有一个近乎于彩票中奖的前设，他刚到位，你恰起潮。那才呼应。例如阎锡山，朱瑞，刚当上营团长，革命潮恰好大起，小阎小朱们一想于公兑现理想，于私赢面居大，这才下注。所以说士官模式等同于靠天吃饭，因人成事，既要有好运气，又要有好学生，太不现实。
　　
孙文最拿手，用的最多的利用洪门青帮的会党模式，不可靠。依靠黑道发难。两个条件。其一MONEY，会党本质就是游民阶层，属于雇佣劳力。钱来人聚，财尽人散。所以孙文一天到晚，就是忙募款的事情。每次发动都是四部曲，化缘，突击，饷断，失败。而且黑道起事，有组织无纪律，游民味非常重，啸聚和溃散基本是前后脚的事，成功概率极低。其二，黑道还有一个特性，宋江定律。如果朝廷也往黑道盘口运作的话，其实黑道更愿意当有编制，批虎皮的协警，城管。例如广东伤害黄花岗起义最大的，并不是官军，而是李准水师。水师根在哪里，白天是水警，晚上是大飞，本职也是黑道，只不过是招安了而已。
　　
还有一种，光复会徐锡麟，秋瑾这些提倡的义士模式，不值得。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去干最危险的任务。气势是够了，效果却有限。对官场来说，挂了一个官员，不过便宜了那些候补的。要说激励民心士气，民心，迅哥有深切认识，群氓只管自己过日子，哪懂什么义理正道，反过来还笑你傻。所谓群众，不会被感动，只配被运动。至于士气，那些心有灵犀，气质相通的同道，受鼓舞，短期内掀一个暗杀狂潮，影响是够大，但大局不会因几颗炸弹，若干义士有本质改变，大家都是未来汉密尔顿，约翰逊一类的人才，没必要把自己当杰哈德来用，不值得。
　　
剩下来就最后一种，就是革命党一干年轻军官（同盟会铁血丈夫团、共进会和文学社）集体琢磨出来的，在起义各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士兵模式。下面以武昌首义为例：

两湖革命，一开始时没有什么新鲜的，有个叫科学补习所的机关，运作模式不外乎上文提到的四种，依托于各省会各学堂，黑道堂口等等运作，说局面很大，各类挂名，进进出出，看着不少，但实际上来来回回就那么十几二十个熟面孔等等，然后湖南出事，协查通告，跑路散伙，留下的人里，不少进了教会，寻求保护。这也不新鲜，托庇教堂，藏身兼印盗版书，都是孙文好友兼岳父宋查理们的老套路。关键在于，其中有人想到了一个新切入点。
　　
这个家伙叫刘静庵，他本是军中一个小文书，现在在教会里当司理，管着教会图书室。他想出的这套思路，手段是旧式的，但目标是新鲜的。他在军中混过，比较了解士兵，尤其是新兵，学兵心态。这拨人或是初来乍到，心怀忐忑，或是有点文化，想法比较多，离开原先松散的平民生活，来当大头兵，头半年肯定难适应那种严苛的集体生活，什么整理内务，背条令，班务会，操队列，军训拉练等等服从洗脑课程。刘司理选的切入点就在这里。这些新兵学兵平日在营里练，训的喘不过气，心理压力大。那刘司理就开放教会阅览室和讲坛，礼拜，休假欢迎大头兵们来看看书，读读报，听听各种讲座，有兴趣自己也可以上台讲讲。说白了就是在军营边上开免费的书吧，茶座，提供一个放松身心的地方。
　　
慢慢再是同乡会，书友会等等，彼此熟络，提供的精神食粮也逐渐升级，这些都是原来搞黑道，学运时的老一套了。再博感情，这招教会最是拿手，教友之间的抱团取暖，关心关怀，自有一套，所谓三边，你有需要，茶饭到手边，汤药到嘴边，洗脚水到脚边。然后潜移默化文宣上场，最叫座的是陈天华《猛回头》之类非法书报和余日章，张纯一的所谓军歌。为什么这些容易叫座。因为这些文宣借鉴了教会布道歌词的写作方法。通俗易懂，又能触动心灵。
　　
刘司理搞得这个日知会，靠着套心灵抚慰的手法，从新兵，学兵里发展一些人，成为新鲜血液，这的确有。但后来文献说他的日知会有上万之众，基本是胡说。估计是连普通教徒，社会各类人等等都算上了。还是那句话，认同和实干都完全是两回事。的确受刘司理影响，真的还有下文，大概也就不到四五十号。
　　
刘司理想到这条路，军中播点种之后，湖南那又出事，又协查，他和老友们进去了。之后军中这几十号人，彼此关系还在，先后搞几个同人会，什么公益学社，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看上去很猛，实际就是小哥几个。这时也不小了，都是二，三年级的老兵了。他们沿用的是刘司理这套，发展新兵，或有几个新兵被他们统战，这有。但由点到线，需要第二次助推，又出来一个杨司书。
　　
杨王鹏是继刘司理之后的，第二个给思路的人。很巧他也是连队小文书，而且和连长潘康时的关系很好。他就想怎么把蛋糕做大。手段依旧是教会的，但这次的目标是老兵。人都说军营是个讲求理想主义的地方，其实这是误区，军营其实是最讲功利的地方。当兵过了初期懵懂期，明白了之后，就想四件事。立功，受奖，入旗，提干。这里头又有朝廷的心计，以功名利禄，诱人入毂。小到打水扫地，养猪种菜，大到技术比武，救难救生。军中每一件事情到最后都可以换算成各式奖惩。而这些嘉奖，记过，从口头的到通报的，又换算成各类等级，奖换功，功晋级等等，最后影响到提干，转业，复员时又事关安置标准，积分换算，待遇规格。
　　
每个老兵在事业关键期，都是很焦虑的，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件事，每个士兵很纠结，想不敢想，却又不得不想，你付出这么多，很有可能是不会有回报的。大多数的人最终免不了白忙一场，每天幸苦的干，玩命的练，前途却不可知，看周围，讲本领，比自己优秀的不乏其人，论手段，和管带套磁的大有其人。想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能笑到提干时，而不能进到体制内，那这几年兵当的不就是浪费青春。
　　
每天这样的焦虑，是种煎熬。杨司书当然知道老兵们的这种纠结。他祭出的是教会的募款方法，标会制。入他的振武学社，会费1元，每月交薪饷的十分之一，每个月要发展下线两名，当你发展下线会员的业绩到达一定人数，则可升级成代表，五个人算棚代表，十个人算班代表，以此类推，排，队，营，标等等，同时获得各级对应的社务津贴。社务经费除了这部分营内开支，还在外头有投资，一是办报，除了社会新闻之外，主要讲军中故事，某某长官又体罚士兵，某某长官流连青楼，携歌姬回营，旗兵为什么双粮双饷，某某积极分子怎样讨好管带队官谋差事云云都是士兵最喜欢看的段子，二是，开杂货铺，办旅社，可以安置退伍老兵，还可以做联络站等等。
　　
这套东西做起来，一条组织线开始结网。比起在营内傻干苦练，追求那很可能泡汤落榜的百分比里有限的名额，这套办法，公正无私，达到标准就升级，没有人情等场外不确定因数，而且回报都是现开销，童叟无欺，将来退伍还有照应，老兵当然乐意积极加入。在杨司书所在41标，整个传销链拉起来，而且向别的营中拓展。有人问传销资金链终有饱和断裂的一天，那是怎么办？这是一个伪命题，别的传销产品只是一个符号，而杨司书传销的却是一个恐怖理念。别人卖清洁剂，保健品等等，做的是空头，底部金字塔饱和意味着倒塌。而他一旦饱和，革命排满亦可从符号转为实体店，大炮一响，黄金万辆，直接上市了。
　　
振武学社，在杨司书手里发展，有个数百人规模，这是没问题的，不久湖南又漏风，又协查，杨司书转进了。接任的蒋翊武是第三个给思路的人。手段就是标会制，但他的目标又变了。锁定在全军各级班，排长身上。当时军中班排长打哪来，主要是从士兵中选拔，然后进入各随营学堂，或陆军特小，也就是短期半脱产的成教学院委培，然后回原连队任职。这拨人彼此之间有个同学会组织，自己取名叫将校团，当然这是想取个好意头，实际上正式职称是下士班。下士的官阶格同巡检，属于从九品。对草根出身的行伍人来说，这在军中基本到头了，因为队官，也就是连长一级的正军校就至少要有国内陆大正规学历，而他们再奋斗，基本只能在军士三级，到副军校（排长），协军校（司务长）这个档次上努力。退伍转业一转眼就到，以军曹的身份退伍，基本也等于白给朝廷打工四年，想进事业单位，还得再考试，比表现，和有门子的人不对等竞争 ，以他们的学经历背景，摆明没希望。
　　
蒋翊武吃准这点，和下士班里的几个头头打通路子，下士班转入他的文学社，头头王宪章直接干副社长，各标这些班排长，包括后来大出风头的熊秉坤，蔡济民，吴醒汉，等等这批骨干。那个老班长，军曹手下没有几个贴心目兵，这帮人入伙，再发力推动文学社的标会制，等于全局突破了。




本帖最后由 历史研究者 于 2015-10-05 03:20 编辑


晚清想上位，改良也好，革命也罢，统共也就五个模式。前四个用四个“不”就可以形容。分别是，不要脸，不现实，不可靠，不值得。

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后来的民主宪政派的参政模式，不要脸。所谓建设性反对派。目的无非两个，潮来变天，他们可以扮宪政先驱，顺理成章在新时代分红，摘桃子。潮头不来，又可以在体制内，上朝廷的花瓶名单，捞统战实惠。这样的聪明人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自然是不要脸。
　　
黄兴，赵声这派提出的军官模式，不现实。投考军校，掌握兵权，然后反戈一击。这套理论太过理想化。其一有没有机会进入体制，并能达到带兵官位置。这一步类似撞大运，要对手犯错才有机会捡漏。清末练兵，那是朝廷大脑短路的产物，乱党借建军时机大批涌入军中并且短期内获得营団连三级带兵主官的位置，这样的历史机缘要靠运。而平常日子要走士官模式，按部就班来，有几个，用多久，才能到中级主官的位置。就算有机会完成第一步，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无间道定律。很简单的例子，黄兴运动时，有几个原先同志，学生，此刻清军管带还会跟着老长官走？人家在体制内已经有前途了，何必还要给你当卧底。这是人心使然。所谓士官模式，想发挥效力，其实有一个近乎于彩票中奖的前设，他刚到位，你恰起潮。那才呼应。例如阎锡山，朱瑞，刚当上营团长，革命潮恰好大起，小阎小朱们一想于公兑现理想，于私赢面居大，这才下注。所以说士官模式等同于靠天吃饭，因人成事，既要有好运气，又要有好学生，太不现实。
　　
孙文最拿手，用的最多的利用洪门青帮的会党模式，不可靠。依靠黑道发难。两个条件。其一MONEY，会党本质就是游民阶层，属于雇佣劳力。钱来人聚，财尽人散。所以孙文一天到晚，就是忙募款的事情。每次发动都是四部曲，化缘，突击，饷断，失败。而且黑道起事，有组织无纪律，游民味非常重，啸聚和溃散基本是前后脚的事，成功概率极低。其二，黑道还有一个特性，宋江定律。如果朝廷也往黑道盘口运作的话，其实黑道更愿意当有编制，批虎皮的协警，城管。例如广东伤害黄花岗起义最大的，并不是官军，而是李准水师。水师根在哪里，白天是水警，晚上是大飞，本职也是黑道，只不过是招安了而已。
　　
还有一种，光复会徐锡麟，秋瑾这些提倡的义士模式，不值得。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去干最危险的任务。气势是够了，效果却有限。对官场来说，挂了一个官员，不过便宜了那些候补的。要说激励民心士气，民心，迅哥有深切认识，群氓只管自己过日子，哪懂什么义理正道，反过来还笑你傻。所谓群众，不会被感动，只配被运动。至于士气，那些心有灵犀，气质相通的同道，受鼓舞，短期内掀一个暗杀狂潮，影响是够大，但大局不会因几颗炸弹，若干义士有本质改变，大家都是未来汉密尔顿，约翰逊一类的人才，没必要把自己当杰哈德来用，不值得。
　　
剩下来就最后一种，就是革命党一干年轻军官（同盟会铁血丈夫团、共进会和文学社）集体琢磨出来的，在起义各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士兵模式。下面以武昌首义为例：

两湖革命，一开始时没有什么新鲜的，有个叫科学补习所的机关，运作模式不外乎上文提到的四种，依托于各省会各学堂，黑道堂口等等运作，说局面很大，各类挂名，进进出出，看着不少，但实际上来来回回就那么十几二十个熟面孔等等，然后湖南出事，协查通告，跑路散伙，留下的人里，不少进了教会，寻求保护。这也不新鲜，托庇教堂，藏身兼印盗版书，都是孙文好友兼岳父宋查理们的老套路。关键在于，其中有人想到了一个新切入点。
　　
这个家伙叫刘静庵，他本是军中一个小文书，现在在教会里当司理，管着教会图书室。他想出的这套思路，手段是旧式的，但目标是新鲜的。他在军中混过，比较了解士兵，尤其是新兵，学兵心态。这拨人或是初来乍到，心怀忐忑，或是有点文化，想法比较多，离开原先松散的平民生活，来当大头兵，头半年肯定难适应那种严苛的集体生活，什么整理内务，背条令，班务会，操队列，军训拉练等等服从洗脑课程。刘司理选的切入点就在这里。这些新兵学兵平日在营里练，训的喘不过气，心理压力大。那刘司理就开放教会阅览室和讲坛，礼拜，休假欢迎大头兵们来看看书，读读报，听听各种讲座，有兴趣自己也可以上台讲讲。说白了就是在军营边上开免费的书吧，茶座，提供一个放松身心的地方。
　　
慢慢再是同乡会，书友会等等，彼此熟络，提供的精神食粮也逐渐升级，这些都是原来搞黑道，学运时的老一套了。再博感情，这招教会最是拿手，教友之间的抱团取暖，关心关怀，自有一套，所谓三边，你有需要，茶饭到手边，汤药到嘴边，洗脚水到脚边。然后潜移默化文宣上场，最叫座的是陈天华《猛回头》之类非法书报和余日章，张纯一的所谓军歌。为什么这些容易叫座。因为这些文宣借鉴了教会布道歌词的写作方法。通俗易懂，又能触动心灵。
　　
刘司理搞得这个日知会，靠着套心灵抚慰的手法，从新兵，学兵里发展一些人，成为新鲜血液，这的确有。但后来文献说他的日知会有上万之众，基本是胡说。估计是连普通教徒，社会各类人等等都算上了。还是那句话，认同和实干都完全是两回事。的确受刘司理影响，真的还有下文，大概也就不到四五十号。
　　
刘司理想到这条路，军中播点种之后，湖南那又出事，又协查，他和老友们进去了。之后军中这几十号人，彼此关系还在，先后搞几个同人会，什么公益学社，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看上去很猛，实际就是小哥几个。这时也不小了，都是二，三年级的老兵了。他们沿用的是刘司理这套，发展新兵，或有几个新兵被他们统战，这有。但由点到线，需要第二次助推，又出来一个杨司书。
　　
杨王鹏是继刘司理之后的，第二个给思路的人。很巧他也是连队小文书，而且和连长潘康时的关系很好。他就想怎么把蛋糕做大。手段依旧是教会的，但这次的目标是老兵。人都说军营是个讲求理想主义的地方，其实这是误区，军营其实是最讲功利的地方。当兵过了初期懵懂期，明白了之后，就想四件事。立功，受奖，入旗，提干。这里头又有朝廷的心计，以功名利禄，诱人入毂。小到打水扫地，养猪种菜，大到技术比武，救难救生。军中每一件事情到最后都可以换算成各式奖惩。而这些嘉奖，记过，从口头的到通报的，又换算成各类等级，奖换功，功晋级等等，最后影响到提干，转业，复员时又事关安置标准，积分换算，待遇规格。
　　
每个老兵在事业关键期，都是很焦虑的，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件事，每个士兵很纠结，想不敢想，却又不得不想，你付出这么多，很有可能是不会有回报的。大多数的人最终免不了白忙一场，每天幸苦的干，玩命的练，前途却不可知，看周围，讲本领，比自己优秀的不乏其人，论手段，和管带套磁的大有其人。想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能笑到提干时，而不能进到体制内，那这几年兵当的不就是浪费青春。
　　
每天这样的焦虑，是种煎熬。杨司书当然知道老兵们的这种纠结。他祭出的是教会的募款方法，标会制。入他的振武学社，会费1元，每月交薪饷的十分之一，每个月要发展下线两名，当你发展下线会员的业绩到达一定人数，则可升级成代表，五个人算棚代表，十个人算班代表，以此类推，排，队，营，标等等，同时获得各级对应的社务津贴。社务经费除了这部分营内开支，还在外头有投资，一是办报，除了社会新闻之外，主要讲军中故事，某某长官又体罚士兵，某某长官流连青楼，携歌姬回营，旗兵为什么双粮双饷，某某积极分子怎样讨好管带队官谋差事云云都是士兵最喜欢看的段子，二是，开杂货铺，办旅社，可以安置退伍老兵，还可以做联络站等等。
　　
这套东西做起来，一条组织线开始结网。比起在营内傻干苦练，追求那很可能泡汤落榜的百分比里有限的名额，这套办法，公正无私，达到标准就升级，没有人情等场外不确定因数，而且回报都是现开销，童叟无欺，将来退伍还有照应，老兵当然乐意积极加入。在杨司书所在41标，整个传销链拉起来，而且向别的营中拓展。有人问传销资金链终有饱和断裂的一天，那是怎么办？这是一个伪命题，别的传销产品只是一个符号，而杨司书传销的却是一个恐怖理念。别人卖清洁剂，保健品等等，做的是空头，底部金字塔饱和意味着倒塌。而他一旦饱和，革命排满亦可从符号转为实体店，大炮一响，黄金万辆，直接上市了。
　　
振武学社，在杨司书手里发展，有个数百人规模，这是没问题的，不久湖南又漏风，又协查，杨司书转进了。接任的蒋翊武是第三个给思路的人。手段就是标会制，但他的目标又变了。锁定在全军各级班，排长身上。当时军中班排长打哪来，主要是从士兵中选拔，然后进入各随营学堂，或陆军特小，也就是短期半脱产的成教学院委培，然后回原连队任职。这拨人彼此之间有个同学会组织，自己取名叫将校团，当然这是想取个好意头，实际上正式职称是下士班。下士的官阶格同巡检，属于从九品。对草根出身的行伍人来说，这在军中基本到头了，因为队官，也就是连长一级的正军校就至少要有国内陆大正规学历，而他们再奋斗，基本只能在军士三级，到副军校（排长），协军校（司务长）这个档次上努力。退伍转业一转眼就到，以军曹的身份退伍，基本也等于白给朝廷打工四年，想进事业单位，还得再考试，比表现，和有门子的人不对等竞争 ，以他们的学经历背景，摆明没希望。
　　
蒋翊武吃准这点，和下士班里的几个头头打通路子，下士班转入他的文学社，头头王宪章直接干副社长，各标这些班排长，包括后来大出风头的熊秉坤，蔡济民，吴醒汉，等等这批骨干。那个老班长，军曹手下没有几个贴心目兵，这帮人入伙，再发力推动文学社的标会制，等于全局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