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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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开始，中印之间围绕边界问题的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双方却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特别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导致的藏南地区争议上。而藏南地区争议的焦点和热点，又主要集中在达旺的归属问题上。为何小小的达旺地区却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值得我们深思。
达旺地区，旧称塔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西起不丹边界，东至珞渝西端，北以土伦山口为界，南至中印传统习惯线。历史上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属于中国西藏错那县境内，南部为印度控制下的德让宗和打隆宗等地区。达旺所在的整个门隅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领土。即使在目前印度所谓的“达旺州”政府网站上，对达旺的历史描述也是如此。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开始，门隅地区就成为了西藏地方政权的一部分。元朝统一中国后，门隅地区随着整个西藏也被纳入到了中国版图之内。由此，达旺地区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世纪初，黄教格鲁派曾借助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的军队，征伐此处的噶举派支持者，迫使后者改信格鲁派。此后，达旺所在的门隅地区在西藏的地位逐渐上升。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后，即派梅惹活佛到门隅传教，并在达旺建立了今日著名的达旺寺，隶属于格鲁派的哲蚌寺管辖。1697年，出身于达旺的仓央嘉措受清廷册封，成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极具才华，写下了众多情诗流传后世。直到今天，达旺寺博物馆内仍然保留了大量六世达赖喇嘛和其母亲的生前遗物。在达旺地区，西藏地方政府一直派驻有官员，收取赋税，行使司法权力，实现了有效地管辖和治理。
直到20世纪初，英印殖民当局在中印东北边境实施所谓的“战略边界”计划，即将中印边界线由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到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试图吞并分水岭以南的中国领土。门隅地区才逐渐遭到英印地方当局的蚕食。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私自与西藏当局以“麦克马洪线”为界签订了边界条约，将包括达旺地区在内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印度领土范围内。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此协议上签字，并且声明西藏当局作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无权决定边界领土问题。此后，历届中央政府都未曾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41年，英印当局趁中国正处于抗战，派遣军警进入色拉山口，占据了门隅所属的德让宗、打隆宗等地方。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扩张思想，变本加厉。1951年，印度当局派遣200名士兵武装占领达旺地区，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官员。1962年，中国解放军虽曾短暂收复达旺，后又主动撤退。于是，达旺地区又落入了印度之手。
目前，印度在达旺地区成立了“达旺州”（Tawang district），隶属于非法的“阿鲁恰纳尔邦”（Arunachal Pradesh，即藏南地区）。印度称达旺为Tawang，其英文拼写本身就是根据中国地名而来。“阿鲁恰纳尔邦”17个州的英文拼写，皆是中国地名，更印证了这些地区原本一直是中国领土。根据“达旺州”政府网站公布的年报和信息显示，目前达旺州的面积为2085平方公里，人口为49950，有196个村庄，境内民族主要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门巴族，经济则以农牧业为主。达旺镇是达旺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近年来，随着达旺寺旅游的火热，旅游业逐渐成为了达旺的主要经济支柱。
自1981年中印恢复副外长级别会谈以来，中印边界谈判一直陆陆续续进行。双方也曾达成了一些框架性的协议，例如1993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1996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些协议都强调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大大缓和了1987年双方军事冲突以来的对峙局面。但在具体的边界领土划分上，却并没有取得丝毫的进展。
    2003年开始，中国和印度又建立了定期性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制度。至2012年1月，双方已经开展了15次定期会晤。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这个协定是双方领土谈判的重要进展，为中印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其中第三条规定：“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最终的，包括中印边界各段。”这表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将同时涉及到东、中、西三个地段，尤其是在争议面积最大的东部地段。同时，中国政府坚持在协议中写入第五条，即“双方将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等。”这条实际指向乃是达旺地区。所谓的历史证据和民族感情就是指达旺乃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身地，而藏族人民难以接受达旺地区被划入印度领土。
    2006年11月，时任中国驻印大使孙玉玺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整个“阿鲁纳恰尔邦”，包括地理位置重要的达旺争议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孙大使的表态曾引起了印度舆论的一片哗然，其目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达旺地区的主权要求。2007年，香港媒体曾一度传出中印双方达成了领土分割的协议，即中国放弃东段边界争议地区，印度放弃在西段的要求，但印度要将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以及东段的达旺地区归还给中国。随后，中国外交部出面进行了否认。
   中国始终坚持收回达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达旺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达旺是目前最靠近中印实际控制线的城镇，是相当重要的军事要塞。由此向南推进，印度几乎无险可守。1962年，解放军攻占达旺后，就曾一度进逼印度东北部重要城镇提斯浦尔。因此，印度在此部署了两个山地旅，构筑了大量军事设施。其二，放弃达旺地区，就意味着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不仅要为此承受巨大的政治责任，还将推翻历届中央政府否认西藏地方政府具有签署国际领土条约权利的声明。其三，达旺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出生地，在藏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民族感情。更为重要的是达旺划入印度领土后，将使得六世达赖喇嘛成为外国人。这不仅有悖于活佛转世的制度，而且将严重冲击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传统主导地位。
    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遭到藏独分子的干扰，使得西藏问题再度复杂化。同时，中印边界谈判也陷入了僵局。印度当局开始在达旺地区不断宣示“主权”。2008年11月8日，印度外长穆克吉访问达旺，对媒体宣称印度拥有对达旺地区的主权，“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领土范围之内。2009年4月2日，印度总统帕蒂尔首度前往达旺，视察了当地的一个印度边防哨所。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当局也悄然改变了以往对达旺地区的沉默态度。
    从自身的民族感情来讲，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并不情愿承认达旺地区及其整个“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领土。事实上，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一直坚持达旺和藏南地区属于西藏的一部分。或在此问题上，采取回避和谨慎的态度。2003年，达赖喇嘛访问达旺时，曾有印度媒体当面质问他关于达旺的主权问题。他拒绝作出正面回答，只是说达旺应该属于西藏。但在“3.14”事件和奥运会火炬事件后，达赖喇嘛改变了在此问题上的立场。2008年6月，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达旺属于印度，宣称既然“麦克马洪线”划定“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那么达旺地区就应该是印度的领土。2009年11月，达赖喇嘛再次前赴达旺弘法，吸引了3万信徒前来瞻仰。这次，达赖喇嘛并没有就达旺问题进行公开表态，只是声称此行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同时却又说中国对达旺的主权要求让他惊讶。对于西藏“流亡政府”而言，他们关心的问题乃是谋求西藏独立，而并非是中印边界问题。况且，寄人篱下的现实也不得不逼迫他们在此问题上做出牺牲。
  实际上，西藏“流亡政府”冀图牺牲中国的藏南领土，以换取印度政府对于其独立事业的支持，无异于当初在西姆拉会议上的举动。当然，印度政府是甘愿接受这份馈礼的，但不会支持西藏独立而使自身陷入风险之中。同时，达赖喇嘛之所以改变其在达旺地区上的以往主张，还包含着另外一面，即采取了以主权换取教权的策略。达赖喇嘛通过放弃对藏南地区的主权主张，从而使印度当局默许其在此地区的宗教大权。达旺地区，以及整个“阿鲁纳恰尔邦”的藏传佛教寺庙的高级僧侣，大部分都曾在达兰萨拉进修过，其宗教地位也都必须受到达赖喇嘛的任命和认可。这些佛教寺庙都得到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当局的资金援助。整个“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宗教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达赖喇嘛手里。同时，达旺地区划入印度领土，还可以制造出六世达赖喇嘛属于印度人的结果，从而在藏传佛教的法统问题上改变以往由中央政府确立的历史。
    达旺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出身地所具有的宗教法统地位，不应该受到中国政府的忽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无论是达赖、班禅，还是其他等级的活佛，其宗教法统地位皆是由中央政府所册封和赋予的。在这点上，决不能受到丝毫的损害。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权威乃是清朝遗留的历史性权力，也是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的象征之一。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格鲁派兴起时，具有一种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特征。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就曾将达赖-班禅制度和天主教的教皇制度进行比较，就认为藏传佛教也是一种“教皇宗教”。如同中世纪的教皇一样，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具有册封世俗君主的权威，这在蒙古首领的继承制度上尤其明显。黄教格鲁派兴起时，就与部分蒙古部落首领相结合，而进行宗教扩张。尤其在与准噶尔汗国的结合上，甚至蕴含着重建东至满洲（东北）、西至伏尔加河流域、南至喜马拉雅南侧山麓的、以黄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蒙古帝国。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就曾在拉萨寺庙出家学习，与西藏的宗教高层关系密切。大多数的准噶尔汗也都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册封，只有如此方能获得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准噶尔部的分裂野心，构成了对清朝的巨大威胁。双方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战争后，终于以准噶尔部的灭亡而告终。清朝政府顺势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的主导地位，确定活佛转世的权威和合法性必须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承认。其中包括达赖、班禅等活佛系统的册封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定期朝觐制度、驻藏大臣制度等。同时，清朝政府还限制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教皇”角色，避免其成为跨地区、跨国界的宗教领袖。例如，通过扶持后藏的班禅、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分散达赖的最高宗教领袖地位。清末，清政府统治衰微，曾一度出现边疆危机。十三世达赖喇嘛就试图单方面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宣称其与清朝皇帝之间只是一种供施关系，最后遭到清政府革除达赖喇嘛封号的惩罚。清朝建立起的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主导地位，是保证中央政府对西藏具有完全主权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历史性权力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一方面因为西方的追捧，另一方面由于达赖喇嘛自身的积极活动，使得他逐渐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领袖。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藏传佛教的传统影响地区，例如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蒙古国、不丹、尼泊尔、印度拉达克（即印控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藏传佛教又开始迅速盛行起来。达赖喇嘛又试图恢复18世纪后就不存在的跨国宗教领袖地位。同时，这种宗教领袖地位，还随着藏传佛教传入欧洲和美国而不断上升。对于达赖喇嘛而言，承认达旺归属印度，而换取藏南的教权、甚至是世界性的“教皇”地位，并非得不偿失。达旺地区划入印度领土后，无疑将造成六世达赖喇嘛归入了印度人的尴尬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将间接地推动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世界教皇”地位，使得达赖喇嘛的继承者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还可以是外国人。为此，达赖喇嘛一方面屡屡提出所谓的“大藏区”概念，将其扮演成全部藏区的宗教领袖。另一方面，在不久前，他就公开宣称其继任者不一定要在中国境内出生，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这种削弱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权威和主导地位的意图昭然若揭，值得我们警惕，而达旺归属问题又恰恰将成为关键因素。转 http://www.takungpao.com/mainlan ... /content_582850.htm
从1981年开始，中印之间围绕边界问题的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双方却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特别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导致的藏南地区争议上。而藏南地区争议的焦点和热点，又主要集中在达旺的归属问题上。为何小小的达旺地区却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值得我们深思。
达旺地区，旧称塔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西起不丹边界，东至珞渝西端，北以土伦山口为界，南至中印传统习惯线。历史上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属于中国西藏错那县境内，南部为印度控制下的德让宗和打隆宗等地区。达旺所在的整个门隅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领土。即使在目前印度所谓的“达旺州”政府网站上，对达旺的历史描述也是如此。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开始，门隅地区就成为了西藏地方政权的一部分。元朝统一中国后，门隅地区随着整个西藏也被纳入到了中国版图之内。由此，达旺地区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世纪初，黄教格鲁派曾借助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的军队，征伐此处的噶举派支持者，迫使后者改信格鲁派。此后，达旺所在的门隅地区在西藏的地位逐渐上升。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后，即派梅惹活佛到门隅传教，并在达旺建立了今日著名的达旺寺，隶属于格鲁派的哲蚌寺管辖。1697年，出身于达旺的仓央嘉措受清廷册封，成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极具才华，写下了众多情诗流传后世。直到今天，达旺寺博物馆内仍然保留了大量六世达赖喇嘛和其母亲的生前遗物。在达旺地区，西藏地方政府一直派驻有官员，收取赋税，行使司法权力，实现了有效地管辖和治理。
直到20世纪初，英印殖民当局在中印东北边境实施所谓的“战略边界”计划，即将中印边界线由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到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试图吞并分水岭以南的中国领土。门隅地区才逐渐遭到英印地方当局的蚕食。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私自与西藏当局以“麦克马洪线”为界签订了边界条约，将包括达旺地区在内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印度领土范围内。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此协议上签字，并且声明西藏当局作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无权决定边界领土问题。此后，历届中央政府都未曾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41年，英印当局趁中国正处于抗战，派遣军警进入色拉山口，占据了门隅所属的德让宗、打隆宗等地方。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扩张思想，变本加厉。1951年，印度当局派遣200名士兵武装占领达旺地区，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官员。1962年，中国解放军虽曾短暂收复达旺，后又主动撤退。于是，达旺地区又落入了印度之手。
目前，印度在达旺地区成立了“达旺州”（Tawang district），隶属于非法的“阿鲁恰纳尔邦”（Arunachal Pradesh，即藏南地区）。印度称达旺为Tawang，其英文拼写本身就是根据中国地名而来。“阿鲁恰纳尔邦”17个州的英文拼写，皆是中国地名，更印证了这些地区原本一直是中国领土。根据“达旺州”政府网站公布的年报和信息显示，目前达旺州的面积为2085平方公里，人口为49950，有196个村庄，境内民族主要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门巴族，经济则以农牧业为主。达旺镇是达旺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近年来，随着达旺寺旅游的火热，旅游业逐渐成为了达旺的主要经济支柱。
自1981年中印恢复副外长级别会谈以来，中印边界谈判一直陆陆续续进行。双方也曾达成了一些框架性的协议，例如1993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1996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些协议都强调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大大缓和了1987年双方军事冲突以来的对峙局面。但在具体的边界领土划分上，却并没有取得丝毫的进展。
    2003年开始，中国和印度又建立了定期性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制度。至2012年1月，双方已经开展了15次定期会晤。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这个协定是双方领土谈判的重要进展，为中印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其中第三条规定：“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最终的，包括中印边界各段。”这表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将同时涉及到东、中、西三个地段，尤其是在争议面积最大的东部地段。同时，中国政府坚持在协议中写入第五条，即“双方将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等。”这条实际指向乃是达旺地区。所谓的历史证据和民族感情就是指达旺乃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身地，而藏族人民难以接受达旺地区被划入印度领土。
    2006年11月，时任中国驻印大使孙玉玺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整个“阿鲁纳恰尔邦”，包括地理位置重要的达旺争议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孙大使的表态曾引起了印度舆论的一片哗然，其目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达旺地区的主权要求。2007年，香港媒体曾一度传出中印双方达成了领土分割的协议，即中国放弃东段边界争议地区，印度放弃在西段的要求，但印度要将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以及东段的达旺地区归还给中国。随后，中国外交部出面进行了否认。
   中国始终坚持收回达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达旺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达旺是目前最靠近中印实际控制线的城镇，是相当重要的军事要塞。由此向南推进，印度几乎无险可守。1962年，解放军攻占达旺后，就曾一度进逼印度东北部重要城镇提斯浦尔。因此，印度在此部署了两个山地旅，构筑了大量军事设施。其二，放弃达旺地区，就意味着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不仅要为此承受巨大的政治责任，还将推翻历届中央政府否认西藏地方政府具有签署国际领土条约权利的声明。其三，达旺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出生地，在藏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民族感情。更为重要的是达旺划入印度领土后，将使得六世达赖喇嘛成为外国人。这不仅有悖于活佛转世的制度，而且将严重冲击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传统主导地位。
    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遭到藏独分子的干扰，使得西藏问题再度复杂化。同时，中印边界谈判也陷入了僵局。印度当局开始在达旺地区不断宣示“主权”。2008年11月8日，印度外长穆克吉访问达旺，对媒体宣称印度拥有对达旺地区的主权，“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领土范围之内。2009年4月2日，印度总统帕蒂尔首度前往达旺，视察了当地的一个印度边防哨所。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当局也悄然改变了以往对达旺地区的沉默态度。
    从自身的民族感情来讲，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并不情愿承认达旺地区及其整个“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领土。事实上，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一直坚持达旺和藏南地区属于西藏的一部分。或在此问题上，采取回避和谨慎的态度。2003年，达赖喇嘛访问达旺时，曾有印度媒体当面质问他关于达旺的主权问题。他拒绝作出正面回答，只是说达旺应该属于西藏。但在“3.14”事件和奥运会火炬事件后，达赖喇嘛改变了在此问题上的立场。2008年6月，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达旺属于印度，宣称既然“麦克马洪线”划定“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那么达旺地区就应该是印度的领土。2009年11月，达赖喇嘛再次前赴达旺弘法，吸引了3万信徒前来瞻仰。这次，达赖喇嘛并没有就达旺问题进行公开表态，只是声称此行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同时却又说中国对达旺的主权要求让他惊讶。对于西藏“流亡政府”而言，他们关心的问题乃是谋求西藏独立，而并非是中印边界问题。况且，寄人篱下的现实也不得不逼迫他们在此问题上做出牺牲。
  实际上，西藏“流亡政府”冀图牺牲中国的藏南领土，以换取印度政府对于其独立事业的支持，无异于当初在西姆拉会议上的举动。当然，印度政府是甘愿接受这份馈礼的，但不会支持西藏独立而使自身陷入风险之中。同时，达赖喇嘛之所以改变其在达旺地区上的以往主张，还包含着另外一面，即采取了以主权换取教权的策略。达赖喇嘛通过放弃对藏南地区的主权主张，从而使印度当局默许其在此地区的宗教大权。达旺地区，以及整个“阿鲁纳恰尔邦”的藏传佛教寺庙的高级僧侣，大部分都曾在达兰萨拉进修过，其宗教地位也都必须受到达赖喇嘛的任命和认可。这些佛教寺庙都得到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当局的资金援助。整个“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宗教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达赖喇嘛手里。同时，达旺地区划入印度领土，还可以制造出六世达赖喇嘛属于印度人的结果，从而在藏传佛教的法统问题上改变以往由中央政府确立的历史。
    达旺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出身地所具有的宗教法统地位，不应该受到中国政府的忽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无论是达赖、班禅，还是其他等级的活佛，其宗教法统地位皆是由中央政府所册封和赋予的。在这点上，决不能受到丝毫的损害。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权威乃是清朝遗留的历史性权力，也是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的象征之一。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格鲁派兴起时，具有一种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特征。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就曾将达赖-班禅制度和天主教的教皇制度进行比较，就认为藏传佛教也是一种“教皇宗教”。如同中世纪的教皇一样，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具有册封世俗君主的权威，这在蒙古首领的继承制度上尤其明显。黄教格鲁派兴起时，就与部分蒙古部落首领相结合，而进行宗教扩张。尤其在与准噶尔汗国的结合上，甚至蕴含着重建东至满洲（东北）、西至伏尔加河流域、南至喜马拉雅南侧山麓的、以黄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蒙古帝国。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就曾在拉萨寺庙出家学习，与西藏的宗教高层关系密切。大多数的准噶尔汗也都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册封，只有如此方能获得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准噶尔部的分裂野心，构成了对清朝的巨大威胁。双方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战争后，终于以准噶尔部的灭亡而告终。清朝政府顺势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的主导地位，确定活佛转世的权威和合法性必须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承认。其中包括达赖、班禅等活佛系统的册封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定期朝觐制度、驻藏大臣制度等。同时，清朝政府还限制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教皇”角色，避免其成为跨地区、跨国界的宗教领袖。例如，通过扶持后藏的班禅、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分散达赖的最高宗教领袖地位。清末，清政府统治衰微，曾一度出现边疆危机。十三世达赖喇嘛就试图单方面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宣称其与清朝皇帝之间只是一种供施关系，最后遭到清政府革除达赖喇嘛封号的惩罚。清朝建立起的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主导地位，是保证中央政府对西藏具有完全主权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历史性权力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一方面因为西方的追捧，另一方面由于达赖喇嘛自身的积极活动，使得他逐渐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领袖。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藏传佛教的传统影响地区，例如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蒙古国、不丹、尼泊尔、印度拉达克（即印控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藏传佛教又开始迅速盛行起来。达赖喇嘛又试图恢复18世纪后就不存在的跨国宗教领袖地位。同时，这种宗教领袖地位，还随着藏传佛教传入欧洲和美国而不断上升。对于达赖喇嘛而言，承认达旺归属印度，而换取藏南的教权、甚至是世界性的“教皇”地位，并非得不偿失。达旺地区划入印度领土后，无疑将造成六世达赖喇嘛归入了印度人的尴尬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将间接地推动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世界教皇”地位，使得达赖喇嘛的继承者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还可以是外国人。为此，达赖喇嘛一方面屡屡提出所谓的“大藏区”概念，将其扮演成全部藏区的宗教领袖。另一方面，在不久前，他就公开宣称其继任者不一定要在中国境内出生，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这种削弱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法统上的权威和主导地位的意图昭然若揭，值得我们警惕，而达旺归属问题又恰恰将成为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