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寻访二战德国兵》选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3:04:20
“婴儿师”的覆灭(1)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陆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这支部队在“二战”以后很少被人提及。一个德国朋友提示我，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旧话重提，原因很简单：让未成年人去为一个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去送死，这是民族的耻辱。所以，德国人宁愿让这段曾经轰动一时的战争史实逐渐淡出后人的视线，变得鲜为人知。越是这样，我挖掘这段历史的愿望就越强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面
1944年6月7日，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第二天。刚刚踏上法国土地的加拿大第27坦克团担任了扩大登陆桥头堡的任务，从诺曼底海岸向卡恩（Caen）地区北部推进，目标是攻击并占领小城查尔堡（Cherbourg）。此刻，已经登陆的美、英部队正陷入与德军的激战，和他们相比，这支加拿大部队的推进异常顺利。卡恩地区的丘陵地带绿草如茵，优雅宁静，由于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英空军手中，这里的天空上已不可能出现一架德国战机。4年前，德国的铁甲军团曾在这里把溃败奔逃的30万英、法联军像赶羊一样地一直驱赶到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迫使他们逃往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而如今，经过长期战争消耗的德国人在东西两线强敌的夹击下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对于第27坦克团的那些从未踏入欧洲大陆的加拿大军人来说，眼下的行军似乎更像是一次和平环境下的出游，他们没有预料死神的到来会如此突然和迅猛。
如从天而降，道路侧翼的山坡上忽然显现出一群德国IV型坦克，7.5厘米口径的坦克炮将密集的炮火猛砸过来，不待加拿大坦克团从突然打击中完全清醒，黑压压的德国步兵群就冲了上来。从他们的精良装备和奋不顾身的凶猛态势看，加拿大人以为遇见了党卫军的老牌主力师。昨日，第27坦克团在登陆后只和德军716步兵师有过短暂交手，并占据了上风。但今天的这只部队好像完全不同于716师。他们拼死冲锋，前赴后继，好像每一个人都和对面的加拿大士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第27坦克团抵挡不住如此猛烈和凶悍的攻击，撤退很快变成了溃败。在德军3个装甲营的50辆坦克和一个步兵师的攻击下，28辆加拿大舍曼坦克被击毁，245个军人在他们参加欧洲这场战争的第二天就丧命异国，而德军方面仅有两辆坦克被击毁，4辆受损。
这一仗，打乱了盟军在诺曼底半岛扩大桥头阵地的整体部署，蒙哥马利决定放弃对查尔堡的进攻，直接将进攻矛头指向卡恩。此时他才从情报中了解到，将这群加拿大汉子痛打了一顿的竟然是一群德国大孩子，这就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正式名称叫“希特勒少年师”，别名叫“婴儿师”。在德军系列中，他们服装上的标志是一支奶瓶。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要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明确表示：“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 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婴儿师”由此得名。此外，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孩子兵这里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2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迅速到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 000人战死，8 000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师长维特被一发炮弹炸得肢体分裂，由麦尔继任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曾拥兵2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1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
，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的覆灭震惊世界。纳粹德国从此再没有把未成年人成建制地编入党卫军系列。不过，纳粹当局更多着眼的还是军事部署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孩子兵还是难以承担主力部队的重任。
事实上，战争越接近尾声，被卷入战斗的孩子就越多。1945年3月，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酝酿过一个计划，准备组织数千12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去支援在奥得河一线阻击苏军的德军。在这项工作的准备过程中，阿克斯曼发现：这些孩子虽然缺乏作战经验，但参战热情远远高于成年人，很多人甚至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和大人们一样上前线作战了。于是阿克斯曼向正在柏林以东指挥一个装甲军团作战的魏德林将军提出建议，希望魏德林把这些孩子放在明契贝尔格去阻击苏军的坦克。魏德林将军大怒道：“您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去送死！”阿克斯曼无奈收回了成命。“婴儿师”的覆灭(1)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陆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这支部队在“二战”以后很少被人提及。一个德国朋友提示我，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旧话重提，原因很简单：让未成年人去为一个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去送死，这是民族的耻辱。所以，德国人宁愿让这段曾经轰动一时的战争史实逐渐淡出后人的视线，变得鲜为人知。越是这样，我挖掘这段历史的愿望就越强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面
1944年6月7日，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第二天。刚刚踏上法国土地的加拿大第27坦克团担任了扩大登陆桥头堡的任务，从诺曼底海岸向卡恩（Caen）地区北部推进，目标是攻击并占领小城查尔堡（Cherbourg）。此刻，已经登陆的美、英部队正陷入与德军的激战，和他们相比，这支加拿大部队的推进异常顺利。卡恩地区的丘陵地带绿草如茵，优雅宁静，由于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英空军手中，这里的天空上已不可能出现一架德国战机。4年前，德国的铁甲军团曾在这里把溃败奔逃的30万英、法联军像赶羊一样地一直驱赶到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迫使他们逃往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而如今，经过长期战争消耗的德国人在东西两线强敌的夹击下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对于第27坦克团的那些从未踏入欧洲大陆的加拿大军人来说，眼下的行军似乎更像是一次和平环境下的出游，他们没有预料死神的到来会如此突然和迅猛。
如从天而降，道路侧翼的山坡上忽然显现出一群德国IV型坦克，7.5厘米口径的坦克炮将密集的炮火猛砸过来，不待加拿大坦克团从突然打击中完全清醒，黑压压的德国步兵群就冲了上来。从他们的精良装备和奋不顾身的凶猛态势看，加拿大人以为遇见了党卫军的老牌主力师。昨日，第27坦克团在登陆后只和德军716步兵师有过短暂交手，并占据了上风。但今天的这只部队好像完全不同于716师。他们拼死冲锋，前赴后继，好像每一个人都和对面的加拿大士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第27坦克团抵挡不住如此猛烈和凶悍的攻击，撤退很快变成了溃败。在德军3个装甲营的50辆坦克和一个步兵师的攻击下，28辆加拿大舍曼坦克被击毁，245个军人在他们参加欧洲这场战争的第二天就丧命异国，而德军方面仅有两辆坦克被击毁，4辆受损。
这一仗，打乱了盟军在诺曼底半岛扩大桥头阵地的整体部署，蒙哥马利决定放弃对查尔堡的进攻，直接将进攻矛头指向卡恩。此时他才从情报中了解到，将这群加拿大汉子痛打了一顿的竟然是一群德国大孩子，这就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正式名称叫“希特勒少年师”，别名叫“婴儿师”。在德军系列中，他们服装上的标志是一支奶瓶。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要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明确表示：“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 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婴儿师”由此得名。此外，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孩子兵这里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2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迅速到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 000人战死，8 000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师长维特被一发炮弹炸得肢体分裂，由麦尔继任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曾拥兵2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1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
，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的覆灭震惊世界。纳粹德国从此再没有把未成年人成建制地编入党卫军系列。不过，纳粹当局更多着眼的还是军事部署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孩子兵还是难以承担主力部队的重任。
事实上，战争越接近尾声，被卷入战斗的孩子就越多。1945年3月，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酝酿过一个计划，准备组织数千12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去支援在奥得河一线阻击苏军的德军。在这项工作的准备过程中，阿克斯曼发现：这些孩子虽然缺乏作战经验，但参战热情远远高于成年人，很多人甚至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和大人们一样上前线作战了。于是阿克斯曼向正在柏林以东指挥一个装甲军团作战的魏德林将军提出建议，希望魏德林把这些孩子放在明契贝尔格去阻击苏军的坦克。魏德林将军大怒道：“您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去送死！”阿克斯曼无奈收回了成命。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陆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这支部队在“二战”以后很少被人提及。一个德国朋友提示我，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旧话重提，原因很简单：让未成年人去为一个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去送死，这是民族的耻辱。所以，德国人宁愿让这段曾经轰动一时的战争史实逐渐淡出后人的视线，变得鲜为人知。越是这样，我挖掘这段历史的愿望就越强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面
1944年6月7日，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第二天。刚刚踏上法国土地的加拿大第27坦克团担任了扩大登陆桥头堡的任务，从诺曼底海岸向卡恩（Caen）地区北部推进，目标是攻击并占领小城查尔堡（Cherbourg）。此刻，已经登陆的美、英部队正陷入与德军的激战，和他们相比，这支加拿大部队的推进异常顺利。卡恩地区的丘陵地带绿草如茵，优雅宁静，由于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英空军手中，这里的天空上已不可能出现一架德国战机。4年前，德国的铁甲军团曾在这里把溃败奔逃的30万英、法联军像赶羊一样地一直驱赶到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迫使他们逃往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而如今，经过长期战争消耗的德国人在东西两线强敌的夹击下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对于第27坦克团的那些从未踏入欧洲大陆的加拿大军人来说，眼下的行军似乎更像是一次和平环境下的出游，他们没有预料死神的到来会如此突然和迅猛。
如从天而降，道路侧翼的山坡上忽然显现出一群德国IV型坦克，7.5厘米口径的坦克炮将密集的炮火猛砸过来，不待加拿大坦克团从突然打击中完全清醒，黑压压的德国步兵群就冲了上来。从他们的精良装备和奋不顾身的凶猛态势看，加拿大人以为遇见了党卫军的老牌主力师。昨日，第27坦克团在登陆后只和德军716步兵师有过短暂交手，并占据了上风。但今天的这只部队好像完全不同于716师。他们拼死冲锋，前赴后继，好像每一个人都和对面的加拿大士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第27坦克团抵挡不住如此猛烈和凶悍的攻击，撤退很快变成了溃败。在德军3个装甲营的50辆坦克和一个步兵师的攻击下，28辆加拿大舍曼坦克被击毁，245个军人在他们参加欧洲这场战争的第二天就丧命异国，而德军方面仅有两辆坦克被击毁，4辆受损。
这一仗，打乱了盟军在诺曼底半岛扩大桥头阵地的整体部署，蒙哥马利决定放弃对查尔堡的进攻，直接将进攻矛头指向卡恩。此时他才从情报中了解到，将这群加拿大汉子痛打了一顿的竟然是一群德国大孩子，这就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正式名称叫“希特勒少年师”，别名叫“婴儿师”。在德军系列中，他们服装上的标志是一支奶瓶。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要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明确表示：“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 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婴儿师”由此得名。此外，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孩子兵这里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2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迅速到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 000人战死，8 000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师长维特被一发炮弹炸得肢体分裂，由麦尔继任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曾拥兵2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1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
，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的覆灭震惊世界。纳粹德国从此再没有把未成年人成建制地编入党卫军系列。不过，纳粹当局更多着眼的还是军事部署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孩子兵还是难以承担主力部队的重任。
事实上，战争越接近尾声，被卷入战斗的孩子就越多。1945年3月，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酝酿过一个计划，准备组织数千12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去支援在奥得河一线阻击苏军的德军。在这项工作的准备过程中，阿克斯曼发现：这些孩子虽然缺乏作战经验，但参战热情远远高于成年人，很多人甚至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和大人们一样上前线作战了。于是阿克斯曼向正在柏林以东指挥一个装甲军团作战的魏德林将军提出建议，希望魏德林把这些孩子放在明契贝尔格去阻击苏军的坦克。魏德林将军大怒道：“您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去送死！”阿克斯曼无奈收回了成命。“婴儿师”的覆灭(1)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陆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这支部队在“二战”以后很少被人提及。一个德国朋友提示我，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旧话重提，原因很简单：让未成年人去为一个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去送死，这是民族的耻辱。所以，德国人宁愿让这段曾经轰动一时的战争史实逐渐淡出后人的视线，变得鲜为人知。越是这样，我挖掘这段历史的愿望就越强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面
1944年6月7日，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第二天。刚刚踏上法国土地的加拿大第27坦克团担任了扩大登陆桥头堡的任务，从诺曼底海岸向卡恩（Caen）地区北部推进，目标是攻击并占领小城查尔堡（Cherbourg）。此刻，已经登陆的美、英部队正陷入与德军的激战，和他们相比，这支加拿大部队的推进异常顺利。卡恩地区的丘陵地带绿草如茵，优雅宁静，由于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英空军手中，这里的天空上已不可能出现一架德国战机。4年前，德国的铁甲军团曾在这里把溃败奔逃的30万英、法联军像赶羊一样地一直驱赶到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迫使他们逃往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而如今，经过长期战争消耗的德国人在东西两线强敌的夹击下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对于第27坦克团的那些从未踏入欧洲大陆的加拿大军人来说，眼下的行军似乎更像是一次和平环境下的出游，他们没有预料死神的到来会如此突然和迅猛。
如从天而降，道路侧翼的山坡上忽然显现出一群德国IV型坦克，7.5厘米口径的坦克炮将密集的炮火猛砸过来，不待加拿大坦克团从突然打击中完全清醒，黑压压的德国步兵群就冲了上来。从他们的精良装备和奋不顾身的凶猛态势看，加拿大人以为遇见了党卫军的老牌主力师。昨日，第27坦克团在登陆后只和德军716步兵师有过短暂交手，并占据了上风。但今天的这只部队好像完全不同于716师。他们拼死冲锋，前赴后继，好像每一个人都和对面的加拿大士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第27坦克团抵挡不住如此猛烈和凶悍的攻击，撤退很快变成了溃败。在德军3个装甲营的50辆坦克和一个步兵师的攻击下，28辆加拿大舍曼坦克被击毁，245个军人在他们参加欧洲这场战争的第二天就丧命异国，而德军方面仅有两辆坦克被击毁，4辆受损。
这一仗，打乱了盟军在诺曼底半岛扩大桥头阵地的整体部署，蒙哥马利决定放弃对查尔堡的进攻，直接将进攻矛头指向卡恩。此时他才从情报中了解到，将这群加拿大汉子痛打了一顿的竟然是一群德国大孩子，这就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正式名称叫“希特勒少年师”，别名叫“婴儿师”。在德军系列中，他们服装上的标志是一支奶瓶。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要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明确表示：“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 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婴儿师”由此得名。此外，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孩子兵这里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2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迅速到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 000人战死，8 000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师长维特被一发炮弹炸得肢体分裂，由麦尔继任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曾拥兵2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1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
，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的覆灭震惊世界。纳粹德国从此再没有把未成年人成建制地编入党卫军系列。不过，纳粹当局更多着眼的还是军事部署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孩子兵还是难以承担主力部队的重任。
事实上，战争越接近尾声，被卷入战斗的孩子就越多。1945年3月，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酝酿过一个计划，准备组织数千12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去支援在奥得河一线阻击苏军的德军。在这项工作的准备过程中，阿克斯曼发现：这些孩子虽然缺乏作战经验，但参战热情远远高于成年人，很多人甚至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和大人们一样上前线作战了。于是阿克斯曼向正在柏林以东指挥一个装甲军团作战的魏德林将军提出建议，希望魏德林把这些孩子放在明契贝尔格去阻击苏军的坦克。魏德林将军大怒道：“您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去送死！”阿克斯曼无奈收回了成命。
不堪回首的SS(1)
党卫军士兵最显著的标志是制服右领上的带有 “SS” 的领章，这两个字母被设计成了两道闪电。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这两道闪电成为老少皆知的恐怖标志。
党卫军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警卫核心机构；管理集中营；前线作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这支政治武装所表现出的意志、纪律和冷血都超乎寻常。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与党卫军有关。党卫军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间也
包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
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柏林工大有个来自南德的大学生叫阿尔特豪斯，意思是“老房子”，他的爷爷干过党卫军。就因为这一点，他从懂事后就不愿意见他爷爷。我问他为什么，年轻的“老房子”说：“党卫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凶手，他们每人手上平均有3条平民的人命。我为自己和他们同为德国人而羞愧。”我问他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他掰着指头给我算：“党卫军前后一共招收了多少士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它在1944年底达到最高的人数，有90万人。加上它损失的人数，我估计它在整个战争中的前后总人数应该在200万上下。‘二战’期间欧洲死了3 000万人，其中犹太人就死了600万。我们按最保守的方法计算，把600万平民死亡的账放在党卫军头上应该不冤枉它吧？那不就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背着3条人命！”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党卫军的文献，发现了一些党卫军在集中营以外的罪行记录，这里选摘两段如下（请注意，这些文字完全是由德国人自己写下的）：
1944年4月5日，在希腊的党卫军第7步兵团为报复游击队袭击而毁灭了一个叫克里苏拉（Klisura）的村庄，杀死居民215人，其中72人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同一只部队还毁灭了一个叫蒂斯特罗门（Distromen）的村庄，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300多人。
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帝国师第4装甲步兵团为报复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摧毁了法国村庄奥拉多苏尔·格拉纳（Oradoursur Glane），一次就杀害了642人，其中190人是中小学生。事件的起因是抵抗运动的狙击手射杀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这次行动在党卫军的档案中被称为一次“普通军事行动”。
揭露纳粹军队的战争罪行不是我的写作重点，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既无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德国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为国际社会接纳，直面历史悔过自新是其关键所在。我要调查并展现给中国读者更多的是前党卫军士兵的个体经历和感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参加过“二战”的德国军人在战后分为两类，一类被纳入常规军人的范畴，用一句“为国尽职别无选择”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而另一类则被纳入“责任承担者”范畴，党卫军就属于后者。“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党卫军成员无法用“被驱使”来解释他们的参战立场。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军做出的“犯罪组织”的结论也明确定位了这些士兵在“二战”中的身份：犯罪组织的成员。在这种压力之下，前党卫军士兵通常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外国人的采访。东德地区的老兵艾卡特就说过：对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后来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认识，表现在党卫军就是“妖魔化”。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势认识，我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发现了一些原党卫军士兵战争回忆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支“特殊军队”的一些个体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悟：
莱夫勒：
我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３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1.75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兄弟成了对头。我们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
多林：
党卫军最早是保护元首的一支精锐武装，在首都柏林的重大活动中常作为仪仗队出场。在我报名参加党卫军时，一共有1万人同时参加了报名。但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体检，最后得到录取的只有3 00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6月底，我们接到了上面的通知：根据普鲁士腓特列国王组建长人卫队的模式，柏林也要找一批身高超过1.83米的男子组成阿道夫·希特勒的卫队。我被录取了。经过艰苦的训练后，我们变成了一支像刀切一样整齐的大个子卫队。我参加这个卫队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柏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机会。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党卫队漂亮的军服。
在阿道夫·希特勒卫队中，我们学会了唱很多歌。有一天突然学唱《玛利亚和约瑟夫》
，它不适合做进行曲使用，我一点也不喜欢，特别是在去靶场的路上要是唱这首歌特别显得不伦不类，后来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把这首歌取消了。
我无所畏惧，这对我能熬过这场战争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胆小的人总是在战争中先被死神带走。对付游击队，党卫军采取的做法是：如果在战线后方某地发生暗杀或破坏，军官们就取来地图，以发生事件的地点为中心，用大圆规画出一个圆圈，圆圈中的一切居民都被当游击队处理。对这种做法，我始终不能接受，我认为这只能引起更激烈的反抗，我们的人被俘后，人家对我们也会毫不手软。
马斯茨克博士：
我从小就没有家乡的概念，从来不想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家，而是因为父母管束太严，使我不喜欢这个家庭。参加党卫队后，我可以做很多在家里不允许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加入了党卫队。我对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是看得很重。党卫队中有很多穷人，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很明显他们总在想：现在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了，现在我们有了升迁的机会了……这是深有底层感和孤独感的人群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本能反应。
在我的眼里，大德意志帝国在“帝国水晶夜”中已经输掉了战争，尽管当时战争还没有开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如果穿制服的军事单位能接受国家的命令去破坏和焚烧平民的房屋和教堂，那么这个政府就毫无信誉可言，它必然是一个犯罪的政府。
所以，在我进行党卫队宣誓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奥地利最早的抵抗运动小组。一方面我要宣誓效忠元首，另一方面我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这使我成为了极好的撒谎者，尽管我从来不愿意这样。
亨特里克：
“二战”时，我在党卫军的维金师。这个师的大多数人是外国人。德国人在招募党卫军士兵时很会宣传，叫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说这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我是荷兰人，在荷兰，教会也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害以及来自东方的威胁。在面临新的欧洲如何组成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旁观，我们希望新的欧洲能处于一个最能干的国家的领导之下，这就是德国。我父亲常在德国做生意，这使他非常倾心于德国。当时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对新生的德国感到振奋。党卫军在招募新兵的宣传中告诉我们：你们的行为不会和自己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加入党卫军和保卫自己的祖国是一致的。战争结束后，我无法回国了，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在荷兰发生的一切事情，知道干过党卫军的人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输掉了战争，党卫军成为了替罪羊。
巴曼：
我在17岁生日的两个星期后进入了在德累斯顿的党卫军营房。自愿参军可以选择兵种，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骑兵，被分到第37党卫军骑兵师。从一开始，我们就和很多外国人一起相处。我们虽然有语言障碍，但是基本上能够互相理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支“欧洲军队”，大家是在为欧洲打仗。我们认定这场战争必须要打胜，这关系到欧洲的存亡。
我们一直被告知，俄国人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都对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在战争后期，这种宣传的效果使得党卫军拼死抵挡俄国人以及等待美国人占领德国。
1944年6月在法国奥拉多苏尔发生大屠杀时，我在村外。等我进村时，扫射已经结束。我们把剩下的一群妇女和儿童都赶进了一座教堂，然后我们奉命往教堂里运送炸弹和燃料，然后我们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听到了教堂里的爆炸巨响。事后我们重返教堂去掩埋尸体。时隔不久，我们就被派到了诺曼底。
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军事法庭追究了这次罪行，清算了几个下级军官，我也被判刑了，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才释放出狱。我不认为自己是委屈的，我所在的部队做下了这样的事，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据统计，“二战”中共有31万党卫军战死，没有人去公开纪念这个死者群体，后代也羞于提起这些已故的先人，人们甚至难以接受对他们墓地的安排。1985年5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访问联邦德国时在总理科尔的陪同下参观了在比特堡（Bitburg）的“二战”德国士兵公墓，在这个公墓中也埋葬着希姆莱的党卫军士兵。里根为表示美、德两国的修好而把战死的党卫军士兵也视为纳粹统治的牺牲品，并把他们等同于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死难者。里根此举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抗议浪潮从各个方面接踵而至，一时被视作是重大政治丑闻。
战后，活下来的很多原党卫军士兵遇到了回归社会的问题。原国防军军人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党卫军则是纳粹的追随者；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把党卫军视为集体犯罪者。德国人在申请移民甚至出境旅游时都经常要申明自己有没有干过党卫军。为了避免精神上的“边缘化”，一些原党卫军士兵组成了互助会，加强互助和沟通，争取正常的公民权益。在冷战期间，这个协会曾利用西方国家的恐苏心理，试图让德国舆论给党卫军以一定的积极评价，例如把党卫军说成是西欧组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合军队的样板。但结果是无人喝彩。
党卫军士兵最显著的标志是制服右领上的带有 “SS” 的领章，这两个字母被设计成了两道闪电。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这两道闪电成为老少皆知的恐怖标志。
党卫军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警卫核心机构；管理集中营；前线作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这支政治武装所表现出的意志、纪律和冷血都超乎寻常。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与党卫军有关。党卫军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间也
包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
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柏林工大有个来自南德的大学生叫阿尔特豪斯，意思是“老房子”，他的爷爷干过党卫军。就因为这一点，他从懂事后就不愿意见他爷爷。我问他为什么，年轻的“老房子”说：“党卫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凶手，他们每人手上平均有3条平民的人命。我为自己和他们同为德国人而羞愧。”我问他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他掰着指头给我算：“党卫军前后一共招收了多少士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它在1944年底达到最高的人数，有90万人。加上它损失的人数，我估计它在整个战争中的前后总人数应该在200万上下。‘二战’期间欧洲死了3 000万人，其中犹太人就死了600万。我们按最保守的方法计算，把600万平民死亡的账放在党卫军头上应该不冤枉它吧？那不就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背着3条人命！”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党卫军的文献，发现了一些党卫军在集中营以外的罪行记录，这里选摘两段如下（请注意，这些文字完全是由德国人自己写下的）：
1944年4月5日，在希腊的党卫军第7步兵团为报复游击队袭击而毁灭了一个叫克里苏拉（Klisura）的村庄，杀死居民215人，其中72人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同一只部队还毁灭了一个叫蒂斯特罗门（Distromen）的村庄，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300多人。
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帝国师第4装甲步兵团为报复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摧毁了法国村庄奥拉多苏尔·格拉纳（Oradoursur Glane），一次就杀害了642人，其中190人是中小学生。事件的起因是抵抗运动的狙击手射杀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这次行动在党卫军的档案中被称为一次“普通军事行动”。
揭露纳粹军队的战争罪行不是我的写作重点，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既无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德国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为国际社会接纳，直面历史悔过自新是其关键所在。我要调查并展现给中国读者更多的是前党卫军士兵的个体经历和感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参加过“二战”的德国军人在战后分为两类，一类被纳入常规军人的范畴，用一句“为国尽职别无选择”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而另一类则被纳入“责任承担者”范畴，党卫军就属于后者。“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党卫军成员无法用“被驱使”来解释他们的参战立场。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军做出的“犯罪组织”的结论也明确定位了这些士兵在“二战”中的身份：犯罪组织的成员。在这种压力之下，前党卫军士兵通常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外国人的采访。东德地区的老兵艾卡特就说过：对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后来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认识，表现在党卫军就是“妖魔化”。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势认识，我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发现了一些原党卫军士兵战争回忆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支“特殊军队”的一些个体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悟：
莱夫勒：
我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３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1.75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兄弟成了对头。我们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
多林：
党卫军最早是保护元首的一支精锐武装，在首都柏林的重大活动中常作为仪仗队出场。在我报名参加党卫军时，一共有1万人同时参加了报名。但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体检，最后得到录取的只有3 00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6月底，我们接到了上面的通知：根据普鲁士腓特列国王组建长人卫队的模式，柏林也要找一批身高超过1.83米的男子组成阿道夫·希特勒的卫队。我被录取了。经过艰苦的训练后，我们变成了一支像刀切一样整齐的大个子卫队。我参加这个卫队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柏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机会。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党卫队漂亮的军服。
在阿道夫·希特勒卫队中，我们学会了唱很多歌。有一天突然学唱《玛利亚和约瑟夫》
，它不适合做进行曲使用，我一点也不喜欢，特别是在去靶场的路上要是唱这首歌特别显得不伦不类，后来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把这首歌取消了。
我无所畏惧，这对我能熬过这场战争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胆小的人总是在战争中先被死神带走。对付游击队，党卫军采取的做法是：如果在战线后方某地发生暗杀或破坏，军官们就取来地图，以发生事件的地点为中心，用大圆规画出一个圆圈，圆圈中的一切居民都被当游击队处理。对这种做法，我始终不能接受，我认为这只能引起更激烈的反抗，我们的人被俘后，人家对我们也会毫不手软。
马斯茨克博士：
我从小就没有家乡的概念，从来不想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家，而是因为父母管束太严，使我不喜欢这个家庭。参加党卫队后，我可以做很多在家里不允许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加入了党卫队。我对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是看得很重。党卫队中有很多穷人，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很明显他们总在想：现在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了，现在我们有了升迁的机会了……这是深有底层感和孤独感的人群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本能反应。
在我的眼里，大德意志帝国在“帝国水晶夜”中已经输掉了战争，尽管当时战争还没有开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如果穿制服的军事单位能接受国家的命令去破坏和焚烧平民的房屋和教堂，那么这个政府就毫无信誉可言，它必然是一个犯罪的政府。
所以，在我进行党卫队宣誓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奥地利最早的抵抗运动小组。一方面我要宣誓效忠元首，另一方面我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这使我成为了极好的撒谎者，尽管我从来不愿意这样。
亨特里克：
“二战”时，我在党卫军的维金师。这个师的大多数人是外国人。德国人在招募党卫军士兵时很会宣传，叫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说这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我是荷兰人，在荷兰，教会也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害以及来自东方的威胁。在面临新的欧洲如何组成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旁观，我们希望新的欧洲能处于一个最能干的国家的领导之下，这就是德国。我父亲常在德国做生意，这使他非常倾心于德国。当时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对新生的德国感到振奋。党卫军在招募新兵的宣传中告诉我们：你们的行为不会和自己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加入党卫军和保卫自己的祖国是一致的。战争结束后，我无法回国了，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在荷兰发生的一切事情，知道干过党卫军的人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输掉了战争，党卫军成为了替罪羊。
巴曼：
我在17岁生日的两个星期后进入了在德累斯顿的党卫军营房。自愿参军可以选择兵种，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骑兵，被分到第37党卫军骑兵师。从一开始，我们就和很多外国人一起相处。我们虽然有语言障碍，但是基本上能够互相理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支“欧洲军队”，大家是在为欧洲打仗。我们认定这场战争必须要打胜，这关系到欧洲的存亡。
我们一直被告知，俄国人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都对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在战争后期，这种宣传的效果使得党卫军拼死抵挡俄国人以及等待美国人占领德国。
1944年6月在法国奥拉多苏尔发生大屠杀时，我在村外。等我进村时，扫射已经结束。我们把剩下的一群妇女和儿童都赶进了一座教堂，然后我们奉命往教堂里运送炸弹和燃料，然后我们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听到了教堂里的爆炸巨响。事后我们重返教堂去掩埋尸体。时隔不久，我们就被派到了诺曼底。
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军事法庭追究了这次罪行，清算了几个下级军官，我也被判刑了，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才释放出狱。我不认为自己是委屈的，我所在的部队做下了这样的事，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据统计，“二战”中共有31万党卫军战死，没有人去公开纪念这个死者群体，后代也羞于提起这些已故的先人，人们甚至难以接受对他们墓地的安排。1985年5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访问联邦德国时在总理科尔的陪同下参观了在比特堡（Bitburg）的“二战”德国士兵公墓，在这个公墓中也埋葬着希姆莱的党卫军士兵。里根为表示美、德两国的修好而把战死的党卫军士兵也视为纳粹统治的牺牲品，并把他们等同于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死难者。里根此举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抗议浪潮从各个方面接踵而至，一时被视作是重大政治丑闻。
战后，活下来的很多原党卫军士兵遇到了回归社会的问题。原国防军军人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党卫军则是纳粹的追随者；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把党卫军视为集体犯罪者。德国人在申请移民甚至出境旅游时都经常要申明自己有没有干过党卫军。为了避免精神上的“边缘化”，一些原党卫军士兵组成了互助会，加强互助和沟通，争取正常的公民权益。在冷战期间，这个协会曾利用西方国家的恐苏心理，试图让德国舆论给党卫军以一定的积极评价，例如把党卫军说成是西欧组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合军队的样板。但结果是无人喝彩。
我们是“多国部队”(1)
艾卡特先生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我选择他作为采访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曾经在党卫军里干过。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认为党卫军是一支令人恐怖的特殊队伍。“党卫队”在德语中的缩写为“SS”，而“党卫军”的直译应该是“武装党卫队”，即“武装SS”。
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SS”并不陌生，但我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以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了解还是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艾卡特是党卫军里极为普通的一员，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过半年多的时间，但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当时他79岁。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乡间的人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矮小。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清楚。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从1938年到1941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尉恕?/p>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巨大社会变化。希特勒上台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大家看重的是实际利益，相信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我在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沙底尼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沙底尼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务是吊炸弹、机械保养、为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沙底尼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沙底尼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Ｕ52型飞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了东线战场，编入党卫军。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进党卫军系列。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是吗？”
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您居然知道维金师。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1%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维金’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维金人’的北欧海盗？”
艾卡特说：“是的。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希姆莱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只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我有些不解，“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
“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艾卡特侃侃而谈，“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
族人了。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他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谈不上是炮灰。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2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谁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艾卡特的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返回了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待了2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干党卫军的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比如，党卫军的第一装甲师曾经在1944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役中枪杀了70多个美军的俘虏，结果为首的军官后来被宣判了死刑。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枪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二战’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武装SS！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告别之际，我给艾卡特老人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了一张相片。在同一个地点，他在1943年从军队回家休假时也曾经留下了一张照片。现在，这两张时隔59年的照片就摆在我的案头，看见它们，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艾卡特先生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我选择他作为采访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曾经在党卫军里干过。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认为党卫军是一支令人恐怖的特殊队伍。“党卫队”在德语中的缩写为“SS”，而“党卫军”的直译应该是“武装党卫队”，即“武装SS”。
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SS”并不陌生，但我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以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了解还是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艾卡特是党卫军里极为普通的一员，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过半年多的时间，但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当时他79岁。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乡间的人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矮小。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清楚。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从1938年到1941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尉恕?/p>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巨大社会变化。希特勒上台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大家看重的是实际利益，相信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我在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沙底尼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沙底尼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务是吊炸弹、机械保养、为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沙底尼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沙底尼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Ｕ52型飞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了东线战场，编入党卫军。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进党卫军系列。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是吗？”
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您居然知道维金师。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1%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维金’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维金人’的北欧海盗？”
艾卡特说：“是的。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希姆莱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只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我有些不解，“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
“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艾卡特侃侃而谈，“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
族人了。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他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谈不上是炮灰。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2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谁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艾卡特的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返回了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待了2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干党卫军的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比如，党卫军的第一装甲师曾经在1944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役中枪杀了70多个美军的俘虏，结果为首的军官后来被宣判了死刑。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枪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二战’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武装SS！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告别之际，我给艾卡特老人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了一张相片。在同一个地点，他在1943年从军队回家休假时也曾经留下了一张照片。现在，这两张时隔59年的照片就摆在我的案头，看见它们，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http://book.sina.com.cn/nzt/his/xunfangerzhandebing/index.shtml
原书地址，我觉得是一本好书，中国人写的，让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原书末尾大量的提到了苏军的强奸问题。。好象二战中发生强奸最多的军队就是苏军和日军了，德军虽然是法西斯军队，由于其优良的传统和优等种族的观念，这种暴行是比较少发生的，发生的大部分都被送上军事法庭。。
原书地址，我觉得是一本好书，中国人写的，让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原书末尾大量的提到了苏军的强奸问题。。好象二战中发生强奸最多的军队就是苏军和日军了，德军虽然是法西斯军队，由于其优良的传统和优等种族的观念，这种暴行是比较少发生的，发生的大部分都被送上军事法庭。。
但是德国的老百姓也干了不少坏事！好像在哪里介绍过，说是德国掳走了很多苏联人帮自己干活，妇女就成为德国家庭的奴隶。
[e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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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好象说反了哈
回去看看书再来 ！！
回去看看书再来 ！！
麻痹，我都不知道造假怎么来的，12师的师徽是闪电+钥匙，这里居然是奶瓶。而且人员伤亡数字根本对不上号，黑我大德意志
《寻访二战德国兵》是留学德国的脑残写的，SS12师老兵都不见他去采访，就在这乱造谣
最后原谅我的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