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兵”后人谈日本生父：我把他当畜牲

鬼子后人 感恩中国养父

有战争，就应有关怀。

95岁的韦绍兰显然在家感受不到这种温暖。曾作为慰安妇赴日听证的经历，让儿子误以为她获得巨额赔偿，家庭因此分崩离析。

她与日军生下的后人罗善学，因无力改变的血统和被称做“日本仔”的嘲讽，让自卑心从小深植于他的心底。步入古稀之年，面对亲人邻居，他都始终心存忌惮。

勿忘历史，勿忘关怀。

《法制晚报》将目光投向韦绍兰母子，试图在关注他们坎坷境遇的同时，唤醒世人对慰安妇及其后人的关怀。

95岁的韦绍兰老了，耳背了，皱纹堆垒的皮肤包裹着痩削的骨架，形如枯木。她的意识不再清醒，嘴里常叨叨着难以听懂的字句。和大多数高龄老人无异，她寡言、安分又老态龙钟。曾为慰安妇而与日本人生下的儿子罗善学，是唯一肯守着照顾她的人。

但罗善学也老了。因遭歧视，他只读了三年书，说了六个对象也没能成婚，就连同母异父的弟弟也骂他是“日本仔”。如今，已入古稀之年的罗善学依旧无依无靠。他每天唯一的任务是义务给亲戚喂牛并清扫牛圈，以期许老后获得对方照料。

“趁现在还干得动，免得将来老了躺在床上，连水都没得喝。”罗善学说。

母子间的隔阂 同室相对无语

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这座被“甲天下”的山水所环绕的山村村口，一幢超过40年的陈旧瓦房，即是瑶族阿婆韦绍兰的家。

罗善学打着赤脚从地里回来，靠在门板上一支支地抽着自卷的纸烟。昏暗的老屋里，烟头被他吮得忽明忽暗。50年的烟龄，让他每月都要花40元从镇上买一斤半的烟丝。韦绍兰窝在他右侧的沙发上，同室相顾，母子无言。

半晌，罗善学挑着草料出门，与倒垃圾回来的韦绍兰再度照面。韦绍兰猫着腰，罗善学把头一偏，与母亲擦肩而过，依旧无话。

熟悉的人知道，这是母子俩的一道梗。

1945年，曾为慰安妇的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并将这个“鬼子兵”的后人养大。因为感念母恩，罗善学是韦绍兰在世的两儿一女中，唯一守在膝前照顾母亲的人。可也正是母亲，注定了他穷困、孤寂的一生，因而在他内心深处，对母亲有着难以言说的隔阂。

一切更像是命中注定。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企图打通日本本土经朝鲜半岛、中国大陆至新加坡总长约九千公里运输线的“一号作战”计划，并于同年入侵广西，占领荔浦。

与其他村民一样，时年24岁的韦绍兰背着女儿，躲入山洞。接连几日没见日军，村民警惕有所松懈，韦绍兰也背着女儿走出山洞。

在一片开阔地，她撞见了传说中的鬼子和明晃晃的刺刀。

怕无生育能力 生下鬼子后人

出小古告屯驾车沿国道向北行驶大约18公里，即是荔浦县马岭镇德安村口。连片的泥瓦民居之间，耸立着一座布有弹孔的黄色炮楼。与之一体的，是一排土瓦房，木门朽断，院墙残缺。这座荒废已久的建筑，即是日军当年的马岭慰安所。遭遇日寇的韦绍兰母女即被押往这里，并反复遭到威逼、殴打和性侵，尽管她当时还处于哺乳期。

慰安妇被关在炮楼并非个案。一位日本老兵战后供认，在华北前线，日军将抓来的八路军女俘虏分配到各炮楼，每个炮楼约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士兵，那女俘虏便被迫为这一队日本兵提供性服务。

在被囚禁约三个月后，韦绍兰趁日军哨戒松懈，逃离慰安所。因不辨方向，回家这不足20公里的路途，她抱着女儿一路打听，走了整整两天。

重见亲人，韦绍兰与丈夫罗讵贤抱头痛哭。但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回家没过多久，女儿就因腹泻不治身亡。

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据时间推算，这并非丈夫的血脉。腹中的生命，要还是不要？

据韦绍兰的女婿武文斌介绍，罗讵贤当时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其作为草药医生的母亲担心，如果一旦打掉孩子，遭受日军摧残的韦绍兰或许再无生育能力，更何况这是一条生命。

罗讵贤作为丈夫的耻辱，暂被母亲的威严击退。罗善学这才得以在1945年降生。婆婆的话果然应验，之后十年，韦绍兰都未能生育。直到婆婆采药医好了她。之后她又陆续诞下一双儿女。最小的儿子，在1957年出生。

如何接纳与自己毫无血缘的孩子，并将姓氏传给他？罗讵贤当初所经历的隐忍和耻辱,都随着他在1986年的病亡而无从知晓。有关他的身影，更多的存在于罗善学不堪回首的童年里。

因鬼子血统 只能吃杂粮难娶妻

儿子罗善学的身世，韦绍兰从未向他讲明。

因血缘引发的歧视，让罗善学最终起了疑心：父亲和弟弟妹妹吃大米，他吃杂粮。小伙伴与他起了争执，会追着叫他“日本仔”。就连弟弟也会在吵架时这样喊他。

为什么自己被叫“日本仔”？罗善学问母亲，韦绍兰并不回答，只是哭泣。终于，他在一次父母的争吵中听到，自己不是父亲“田里的苗”。

恰巧学校组织看电影。通过荧幕，罗善学第一次看到了侵华日军的形象及其暴行。对身世和命运的无力感，让他仰天流泪，“看上面的天，高啊，苦啊。”

窘困的家庭和特殊的血统，让罗善学只念了三年书。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媒人给他说了六个对象，全都吹了。即便姑娘愿嫁给他，可娘家人一听他是“鬼子”后人，无不反对。罗善学也心灰意冷，至今未婚：“老了，过时了。”

如今，守在韦绍兰身边的只有罗善学。女儿已经嫁人，小儿子则因认为母亲赴日获得巨额赔偿而不肯将钱分给后人而产生矛盾。

在罗善学看来，弟弟俨然已是敌人：“每次回家都跟我打架吵架。”

事实上，无论是远亲或是近邻，罗善学在与之相处时，始终有种自己是“鬼子”后人的自卑感。

正午，亲戚叫韦绍兰母子吃饭。罗善学将自家煮好的米饭盛了一大碗，端着和母亲一道赶过去。

席间亲友说笑，韦绍兰母子自顾埋头扒饭、夹菜，一言不发。罗善学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下。一支烟的功夫，他已吃毕离去。韦绍兰托着碗，想要说些什么，可年轻人聊得兴起。没几分钟，她将空碗搁于灶台，而后离去。饭局热闹依旧，似乎无人在意他们的去留。

感谢中国养父 骂日本生父畜牲

一个是赋予自己生命的生父，一个是生来歧视自己的养父。罗善学如何看待这两个命中绕不开的男人？

“我很感激养父，尽管他只让我上了三年学，让我吃杂粮，但那也没办法，那个时代苦。”罗善学说，对待养父，自己虽没读几天书，但也讲“人道主义”。

紧跟着，他激动起来，将矛头直指亲生父亲：“他没养我，我把他当畜牲，我这一辈子都是因为畜牲造成的！”

罗善学说着说着，突然提到自己曾去日本的经历，称“生父”当时装病不肯见自己，原因是“怕自己打他”。

一旁的武文斌赶紧解释，2010年罗善学母子曾在民间力量的帮助下赴日参加受害者证言活动。缺席的日方代表则被罗善学臆想成了“生父”。

事实上，他连生父的姓名都无从知晓。

如今，古稀之年的罗善学不得不计划晚年。他开始为武文斌的儿子义务放牛，以期对方在自己年老后能有所关照。他也曾依靠放牛糊口。但随着购置牛犊的本钱飙升，这条唯一的生计也被斩断。家里的土地早年曾租给别人，每年收取百斤稻谷作为田租。现今村民都进了城，无人租种的田里满是荒草，只好被他用来放牛。

韦绍兰的生活更单调，与儿子同住在丈夫留下的40年的老屋里，除过偶尔串门，大部分时间，她干瘪的身躯都窝在破旧的沙发里，日复一日。沙发边的桌下，堆着两袋子药品，用于治疗韦绍兰的风湿性心脏病和肝脏肿瘤。

除去并不稳定的社会捐款，每月230元的五保补贴、150元的养老金和一两百元的低保和高龄补贴，是母子俩唯一的生活来源，用于购买大米和药品。

韦绍兰不是没想过向日本诉讼索赔。但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因日本法院认为“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等原因，所有中国慰安妇提起的对日方的诉讼全部败诉，毫无结果。

在小古告屯，母子俩的生活像部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清晨，鸡鸣唤醒了新的一天，罗善学在牛圈开始了又一天的周而复始：清扫、喂草。韦绍兰则无所事事地四下转悠。等到中午，罗善学会靠在门板上抽两支闷烟。在韦绍兰通常昏睡的整个午后，他则继续着喂牛、清扫和放牛，像重播的影视剧一般枯燥而又无休止。直到太阳从村西的山间落下，母子俩各自烧锅做饭，于是一天再无生气。

这就是这对慰安妇母子所拥有的东西——生活。

文并摄/丽案调查工作室

http://www.gywb.cn/content/2015-07/09/content_3444994.html

鬼子后人 感恩中国养父

有战争，就应有关怀。

95岁的韦绍兰显然在家感受不到这种温暖。曾作为慰安妇赴日听证的经历，让儿子误以为她获得巨额赔偿，家庭因此分崩离析。

她与日军生下的后人罗善学，因无力改变的血统和被称做“日本仔”的嘲讽，让自卑心从小深植于他的心底。步入古稀之年，面对亲人邻居，他都始终心存忌惮。

勿忘历史，勿忘关怀。

《法制晚报》将目光投向韦绍兰母子，试图在关注他们坎坷境遇的同时，唤醒世人对慰安妇及其后人的关怀。

95岁的韦绍兰老了，耳背了，皱纹堆垒的皮肤包裹着痩削的骨架，形如枯木。她的意识不再清醒，嘴里常叨叨着难以听懂的字句。和大多数高龄老人无异，她寡言、安分又老态龙钟。曾为慰安妇而与日本人生下的儿子罗善学，是唯一肯守着照顾她的人。

但罗善学也老了。因遭歧视，他只读了三年书，说了六个对象也没能成婚，就连同母异父的弟弟也骂他是“日本仔”。如今，已入古稀之年的罗善学依旧无依无靠。他每天唯一的任务是义务给亲戚喂牛并清扫牛圈，以期许老后获得对方照料。

“趁现在还干得动，免得将来老了躺在床上，连水都没得喝。”罗善学说。

母子间的隔阂 同室相对无语

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这座被“甲天下”的山水所环绕的山村村口，一幢超过40年的陈旧瓦房，即是瑶族阿婆韦绍兰的家。

罗善学打着赤脚从地里回来，靠在门板上一支支地抽着自卷的纸烟。昏暗的老屋里，烟头被他吮得忽明忽暗。50年的烟龄，让他每月都要花40元从镇上买一斤半的烟丝。韦绍兰窝在他右侧的沙发上，同室相顾，母子无言。

半晌，罗善学挑着草料出门，与倒垃圾回来的韦绍兰再度照面。韦绍兰猫着腰，罗善学把头一偏，与母亲擦肩而过，依旧无话。

熟悉的人知道，这是母子俩的一道梗。

1945年，曾为慰安妇的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并将这个“鬼子兵”的后人养大。因为感念母恩，罗善学是韦绍兰在世的两儿一女中，唯一守在膝前照顾母亲的人。可也正是母亲，注定了他穷困、孤寂的一生，因而在他内心深处，对母亲有着难以言说的隔阂。

一切更像是命中注定。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企图打通日本本土经朝鲜半岛、中国大陆至新加坡总长约九千公里运输线的“一号作战”计划，并于同年入侵广西，占领荔浦。

与其他村民一样，时年24岁的韦绍兰背着女儿，躲入山洞。接连几日没见日军，村民警惕有所松懈，韦绍兰也背着女儿走出山洞。

在一片开阔地，她撞见了传说中的鬼子和明晃晃的刺刀。

怕无生育能力 生下鬼子后人

出小古告屯驾车沿国道向北行驶大约18公里，即是荔浦县马岭镇德安村口。连片的泥瓦民居之间，耸立着一座布有弹孔的黄色炮楼。与之一体的，是一排土瓦房，木门朽断，院墙残缺。这座荒废已久的建筑，即是日军当年的马岭慰安所。遭遇日寇的韦绍兰母女即被押往这里，并反复遭到威逼、殴打和性侵，尽管她当时还处于哺乳期。

慰安妇被关在炮楼并非个案。一位日本老兵战后供认，在华北前线，日军将抓来的八路军女俘虏分配到各炮楼，每个炮楼约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士兵，那女俘虏便被迫为这一队日本兵提供性服务。

在被囚禁约三个月后，韦绍兰趁日军哨戒松懈，逃离慰安所。因不辨方向，回家这不足20公里的路途，她抱着女儿一路打听，走了整整两天。

重见亲人，韦绍兰与丈夫罗讵贤抱头痛哭。但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回家没过多久，女儿就因腹泻不治身亡。

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据时间推算，这并非丈夫的血脉。腹中的生命，要还是不要？

据韦绍兰的女婿武文斌介绍，罗讵贤当时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其作为草药医生的母亲担心，如果一旦打掉孩子，遭受日军摧残的韦绍兰或许再无生育能力，更何况这是一条生命。

罗讵贤作为丈夫的耻辱，暂被母亲的威严击退。罗善学这才得以在1945年降生。婆婆的话果然应验，之后十年，韦绍兰都未能生育。直到婆婆采药医好了她。之后她又陆续诞下一双儿女。最小的儿子，在1957年出生。

如何接纳与自己毫无血缘的孩子，并将姓氏传给他？罗讵贤当初所经历的隐忍和耻辱,都随着他在1986年的病亡而无从知晓。有关他的身影，更多的存在于罗善学不堪回首的童年里。

因鬼子血统 只能吃杂粮难娶妻

儿子罗善学的身世，韦绍兰从未向他讲明。

因血缘引发的歧视，让罗善学最终起了疑心：父亲和弟弟妹妹吃大米，他吃杂粮。小伙伴与他起了争执，会追着叫他“日本仔”。就连弟弟也会在吵架时这样喊他。

为什么自己被叫“日本仔”？罗善学问母亲，韦绍兰并不回答，只是哭泣。终于，他在一次父母的争吵中听到，自己不是父亲“田里的苗”。

恰巧学校组织看电影。通过荧幕，罗善学第一次看到了侵华日军的形象及其暴行。对身世和命运的无力感，让他仰天流泪，“看上面的天，高啊，苦啊。”

窘困的家庭和特殊的血统，让罗善学只念了三年书。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媒人给他说了六个对象，全都吹了。即便姑娘愿嫁给他，可娘家人一听他是“鬼子”后人，无不反对。罗善学也心灰意冷，至今未婚：“老了，过时了。”

如今，守在韦绍兰身边的只有罗善学。女儿已经嫁人，小儿子则因认为母亲赴日获得巨额赔偿而不肯将钱分给后人而产生矛盾。

在罗善学看来，弟弟俨然已是敌人：“每次回家都跟我打架吵架。”

事实上，无论是远亲或是近邻，罗善学在与之相处时，始终有种自己是“鬼子”后人的自卑感。

正午，亲戚叫韦绍兰母子吃饭。罗善学将自家煮好的米饭盛了一大碗，端着和母亲一道赶过去。

席间亲友说笑，韦绍兰母子自顾埋头扒饭、夹菜，一言不发。罗善学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下。一支烟的功夫，他已吃毕离去。韦绍兰托着碗，想要说些什么，可年轻人聊得兴起。没几分钟，她将空碗搁于灶台，而后离去。饭局热闹依旧，似乎无人在意他们的去留。

感谢中国养父 骂日本生父畜牲

一个是赋予自己生命的生父，一个是生来歧视自己的养父。罗善学如何看待这两个命中绕不开的男人？

“我很感激养父，尽管他只让我上了三年学，让我吃杂粮，但那也没办法，那个时代苦。”罗善学说，对待养父，自己虽没读几天书，但也讲“人道主义”。

紧跟着，他激动起来，将矛头直指亲生父亲：“他没养我，我把他当畜牲，我这一辈子都是因为畜牲造成的！”

罗善学说着说着，突然提到自己曾去日本的经历，称“生父”当时装病不肯见自己，原因是“怕自己打他”。

一旁的武文斌赶紧解释，2010年罗善学母子曾在民间力量的帮助下赴日参加受害者证言活动。缺席的日方代表则被罗善学臆想成了“生父”。

事实上，他连生父的姓名都无从知晓。

如今，古稀之年的罗善学不得不计划晚年。他开始为武文斌的儿子义务放牛，以期对方在自己年老后能有所关照。他也曾依靠放牛糊口。但随着购置牛犊的本钱飙升，这条唯一的生计也被斩断。家里的土地早年曾租给别人，每年收取百斤稻谷作为田租。现今村民都进了城，无人租种的田里满是荒草，只好被他用来放牛。

韦绍兰的生活更单调，与儿子同住在丈夫留下的40年的老屋里，除过偶尔串门，大部分时间，她干瘪的身躯都窝在破旧的沙发里，日复一日。沙发边的桌下，堆着两袋子药品，用于治疗韦绍兰的风湿性心脏病和肝脏肿瘤。

除去并不稳定的社会捐款，每月230元的五保补贴、150元的养老金和一两百元的低保和高龄补贴，是母子俩唯一的生活来源，用于购买大米和药品。

韦绍兰不是没想过向日本诉讼索赔。但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因日本法院认为“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等原因，所有中国慰安妇提起的对日方的诉讼全部败诉，毫无结果。

在小古告屯，母子俩的生活像部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清晨，鸡鸣唤醒了新的一天，罗善学在牛圈开始了又一天的周而复始：清扫、喂草。韦绍兰则无所事事地四下转悠。等到中午，罗善学会靠在门板上抽两支闷烟。在韦绍兰通常昏睡的整个午后，他则继续着喂牛、清扫和放牛，像重播的影视剧一般枯燥而又无休止。直到太阳从村西的山间落下，母子俩各自烧锅做饭，于是一天再无生气。

这就是这对慰安妇母子所拥有的东西——生活。

文并摄/丽案调查工作室

http://www.gywb.cn/content/2015-07/09/content_3444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