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也踩了别人的尾巴，当你也被人肉

写在最前面的，万望看的人能暂时放下政治主张和立场，把手里准备好的那些个，诸如五毛，白左，死磕，推墙的帽子先多拿一会，别那么急着扣上来。这几天各位也看多了，一边人簇拥着团系说着运动化的语言，一边是一群几个月前还在围攻死磕庆安警方的人转过脸各种给威海警方点赞。这些都是本文讨论的基础，而是站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把事理说清楚。
      
       昨天预先转了一篇谢晖教授的文章，“小技”不修，“大道”不彰，如果可以的话，先看看这篇，地址是http://weibo.com/p/1001603868249140921207
      
        不说那些术语，用一句简单明了，都能听懂的话，来说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的---让生活在本国的百姓能有安全感，而安全感来自，让他们感受到:
         1，只要我遵纪守法，我的权益就不会受到侵害,
          2，如果我遵纪守法，却被人侵害了我的权益，那么他会受到同等或更甚的惩罚,
          3，法律会应用得当并且不需要我找关系，找人疏通，执法者会依法依规处置。
         如果我们真的要问一下当今中国，所谓的公信力是从哪里遗失的，对照这三条，就能找到答案。所以舆情分析了那么多，那么多政府的，社会的舆情机构每次应对舆情之后，大多都会感慨句，刁民太多了，老百姓怎么都这样呢？是啊，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就是百姓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某些媒体某些记者，就喜欢把新闻写成这个套路：一个老百姓，好好的过着，没得罪谁没惹谁，突然就被人害了，害完了，害他的人还好好的过着，或者被判了半年一年的，这个老百姓上访数年无果，最后当地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局长，检察院法院院长）被双规，才发现，哦，当时是他批示的这个案子。因为这样的新闻是最能打击老百姓安全感的，加上某些媒体和记者的操守不足或者其他一些原因，让他们甚至会主动篡改，捏造，扭曲情节，将新闻死命的往这个套路上去套。你再去看那些死磕律师的死磕套路，是不是也是就在往这三条上套？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老百姓如果都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统治的基础还牢固么？也许我们平时会说，只要军队在，基石就还在。可是军队是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的吗？军队是由军人组成的，军人的亲属朋友们，大多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你认为这种不安全感不会传递嘛？当不安全感累积成了不信任，不信任演变成了对抗。我们再何去何从呢？

       南京车祸那件事，我当时写的二三事，主要还是写那件事本身，那么多的谣言，那么多的臆测，事后证明，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加上南京官方的处置很妥帖，也让这件事没有持续发酵。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来说下，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会特别关注这件事，会坚持认为肇事司机有毒驾，红三代，顶包。因为安全感，如果被撞的车也闯了红灯或者司机是酒驾，那么社会反响根本不会这么大。大众看到各种案件或悲剧其实都会从被害者身上寻找一些因素，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比如被杀的人，平时就赌博吸毒，后来在地下赌场与人起纠纷被人捅死。大众看了会认为，我又不沾这些事，这些不会发生到我身上的，嗯，我是安全的。比如被强奸的女性，是夜场的陪酒小姐，陪客人去吃夜宵后被强奸，大众看了会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做这种工作，这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嗯，我是安全的。可是南京车祸受害者身上并没有这些因素，这时就会有种不安全感,老百姓看到会想，他就是个普通人，正常合法行驶的，我也是个普通人，平时也是正常合法行驶的。如果这时，肇事者一方也完全没有特殊因素，也就是个普通人。那这种不安全感会变得非常巨大，大众会深刻的感受到，这种事，我怎么预防？？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啊。这时他们就会去选择相信肇事者是毒驾，是特权阶级。因为这可以减轻这种不安全感，毒驾和特权阶级，是可管的，是可被惩治甚至能杜绝的。而无任何因素的普通人，是不可管的，无法预防的。所以，大众其实是要从各种事件中，寻找到可以让自己免于遭受这些事的原因，这些原因，从各个层面上契合之前说的那三条。所以南京车祸发生后，我不停的说，在一条城市道路上，超高速行驶，绝不应简单的划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该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这件事，第一，受害者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找不到安全感。第二，肇事者不是恶人，执法者没有包庇肇事者，老百姓找不到安全感的补偿。这时老百姓的安全感除了相信谣言外就只能从从严从重处理肇事者上来找了，也就是从第三条，从法律应用得当上来寻找。如果这时你还以一个交通肇事罪，进去几年来了结此事。那么大众会觉得，好么，如果有天一个人想杀人了，他也只需要这样，随便上路超高速行驶，撞死几个，然后反正也就是判个交通肇事么。安全感，是从一起起案件处理中获得和建立的。

       再说回我开头说的那篇文章，里面的一些话摘抄下来：
       1 法律是技术，是实现“善良公正”这一“大道”的技术，但一方面，没有法律这种技术，所谓“善良公正”的“大道”也只能旁落;另一方面，法律尽管是技术，但绝不仅仅是技术，因为一切“大道”、一切“目的”，都融贯在过程中，融贯“在路上”、融贯在“技术中”。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法律技术，就没有实践中的“公正善良”，理念中的“公正善良”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当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一口号时，它所讲的恰恰就是技术理性(“依法治国”)和目的理性(“法治国家”)的结合。
       2 我们过于习惯于“善”治了，过于习惯于居高临下地“说服教育”了，过于习惯于“眼泪的规训”，而不习惯于“制度的规训”、不习惯于“技术的规训”了。
       3 法律方法就是一套促使法律更好地贯彻落实的逻辑技术体系，没有这样一套逻辑技术体系，法官不能系统地掌握和运用这样一套逻辑技术体系，而成天想着如何、如何给当事人做思想政治和说服教育工作，其结果只能是，教育了原告，得罪了被告，教育了被告，得罪了原告，因为毕竟原、被告的利益诉求、证据主张等一般是相反的!所以，拿着这种“去年的皇历”，一定要让法官解决今天的纠纷的做法，不说愚蠢，但至少不智。

       这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愤慨于国内某些案件的总结，法院以调解多少起家暴撤诉当做功绩四处宣扬，碰瓷的老人诬陷路人没有得手，警察说服教育后就放人。执法者在执行法律时，总是被一面善良，人性化的旗帜所束缚，这种束缚持续的太久了，久到已经成为基层执法者的行为习惯。总想着用口头去教育别人，把执法变成从家长里短到泼妇骂街。
       前几天在一个挺大的供暖中央空调的公司碰到件事，一客户打电话报警，说上次交的一笔钱，公司说没有交，她确定交了。可是她没有收据，这个公司查了也没有这笔钱的收据存根。她说的来交钱的日期也记不清，就说交的现金所以也没有银行流水单，没有收据是因为当时这个公司故意漏给他开。警察被叫来调解，听他们吵了半天后说要不一家认一半不行的话就起诉去，惊了，难道警察这时候不应该直接就说这在我们的职权之外，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起诉这家公司，然后由法院受理，是调解也好走庭审也罢，警察参与调解经济纠纷，一直是我觉得我国司法体系里挺奇葩的一件事。这不就是警察职权泛化么？

       这就说到小候被打的这件事了，因为不预设立场，所以我们直接就不要谈爱国不爱国这回事，爱国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外衣。就去掉涉及立场派系的那些旁枝末节，看这件事本身，也是我从最开始说这事时的态度，我发的关于这事的十几条微博里，都刻意回避了他爱国不爱国这件事，因为他爱不爱国，和这整件事的恶劣程度并没什么关系。所以我说的某些自诩开化明事理的人，真碰见事了，那副先看立场再说话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

       以下所说的事，均有各路人士扒出来的证据做依据，如果认为有不对的地方，请拿着依据提，别靠听说和演绎。事情是，小侯在网上跟人吵了架，两边互相骂了街。另一边的人通过非正常手段查到了他的户籍信息，身份资料。把他的个人资料上传到同性恋，一夜情网站。还把他的照片P成各种猥琐图以取乐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期间还找到小侯女朋友，同学的手机号，用短信轰炸机骚扰谩骂他的女朋友和同学。在网上叫着要教训他一顿，要干他一顿，小候嘴也不怂，在网上也挑衅，牛逼你来打我啊，你他妈不是说来打我么？你怎么不来打我啊？接着就有几个人真的就准备上门打他了，他们从各个地方约定好某天一起来到了文登汽车站，拿着写着骂他的纸条拍了张照，发了条挑衅的信息给他。约他来车站，他没去，但嘴上不怂。后来这帮人又到了他学校门口，继续发信息给他挑衅，约他出来。他带了一个同学去校门口看，果然人在那，拍了张照片发到网上，然后上去跟人动手打了。事情结束。

       文登警方的处理思路是两边算相约打架，聚众斗殴，两边都应该被处理。那么这个处理不合理在哪？   对于文登警方来说，他确实没有责任针对这起斗殴事件去调查到底谁泄露的小候户籍信息，也没义务去定义谁是爱国，谁是不爱国，去查之前几年你们有什么冤仇。这都并不在本案件讨论范围内。单看案件本身，小侯是被动方，他并没有主动要去跟对面这几个人相约干一架。而这几个人却是有计划，有预谋并且付诸行动上门滋事。到了本地以后，通知小侯，我们来打你了，你别怂，出来战。小侯这时做了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嘴不怂，正面回应，牛逼你来打我啊。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去车站。其后这帮人又去了小侯学校门口，再次通知小侯，我们来打你了，出来战，小侯带着一个同学出门。那么这件事，可以说，双方都有过错，但过错有大小之分。如果文登警方真的，他们真的是单就案件本身看，那很容易判断这起案件主动挑起事端者过错大。然而从他们的处理结果来看，并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挑起事端的和被约架两方过错相当，并没太大差异。我们先不去揣测文登警方这么处理的动机，但就案件本身来说，对于责任和过错的判定失误，是处理的最大问题。
      

写在最前面的，万望看的人能暂时放下政治主张和立场，把手里准备好的那些个，诸如五毛，白左，死磕，推墙的帽子先多拿一会，别那么急着扣上来。这几天各位也看多了，一边人簇拥着团系说着运动化的语言，一边是一群几个月前还在围攻死磕庆安警方的人转过脸各种给威海警方点赞。这些都是本文讨论的基础，而是站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把事理说清楚。
      
       昨天预先转了一篇谢晖教授的文章，“小技”不修，“大道”不彰，如果可以的话，先看看这篇，地址是http://weibo.com/p/1001603868249140921207
      
        不说那些术语，用一句简单明了，都能听懂的话，来说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的---让生活在本国的百姓能有安全感，而安全感来自，让他们感受到:
         1，只要我遵纪守法，我的权益就不会受到侵害,
          2，如果我遵纪守法，却被人侵害了我的权益，那么他会受到同等或更甚的惩罚,
          3，法律会应用得当并且不需要我找关系，找人疏通，执法者会依法依规处置。
         如果我们真的要问一下当今中国，所谓的公信力是从哪里遗失的，对照这三条，就能找到答案。所以舆情分析了那么多，那么多政府的，社会的舆情机构每次应对舆情之后，大多都会感慨句，刁民太多了，老百姓怎么都这样呢？是啊，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就是百姓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某些媒体某些记者，就喜欢把新闻写成这个套路：一个老百姓，好好的过着，没得罪谁没惹谁，突然就被人害了，害完了，害他的人还好好的过着，或者被判了半年一年的，这个老百姓上访数年无果，最后当地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局长，检察院法院院长）被双规，才发现，哦，当时是他批示的这个案子。因为这样的新闻是最能打击老百姓安全感的，加上某些媒体和记者的操守不足或者其他一些原因，让他们甚至会主动篡改，捏造，扭曲情节，将新闻死命的往这个套路上去套。你再去看那些死磕律师的死磕套路，是不是也是就在往这三条上套？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老百姓如果都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统治的基础还牢固么？也许我们平时会说，只要军队在，基石就还在。可是军队是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的吗？军队是由军人组成的，军人的亲属朋友们，大多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你认为这种不安全感不会传递嘛？当不安全感累积成了不信任，不信任演变成了对抗。我们再何去何从呢？

       南京车祸那件事，我当时写的二三事，主要还是写那件事本身，那么多的谣言，那么多的臆测，事后证明，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加上南京官方的处置很妥帖，也让这件事没有持续发酵。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来说下，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会特别关注这件事，会坚持认为肇事司机有毒驾，红三代，顶包。因为安全感，如果被撞的车也闯了红灯或者司机是酒驾，那么社会反响根本不会这么大。大众看到各种案件或悲剧其实都会从被害者身上寻找一些因素，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比如被杀的人，平时就赌博吸毒，后来在地下赌场与人起纠纷被人捅死。大众看了会认为，我又不沾这些事，这些不会发生到我身上的，嗯，我是安全的。比如被强奸的女性，是夜场的陪酒小姐，陪客人去吃夜宵后被强奸，大众看了会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做这种工作，这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嗯，我是安全的。可是南京车祸受害者身上并没有这些因素，这时就会有种不安全感,老百姓看到会想，他就是个普通人，正常合法行驶的，我也是个普通人，平时也是正常合法行驶的。如果这时，肇事者一方也完全没有特殊因素，也就是个普通人。那这种不安全感会变得非常巨大，大众会深刻的感受到，这种事，我怎么预防？？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啊。这时他们就会去选择相信肇事者是毒驾，是特权阶级。因为这可以减轻这种不安全感，毒驾和特权阶级，是可管的，是可被惩治甚至能杜绝的。而无任何因素的普通人，是不可管的，无法预防的。所以，大众其实是要从各种事件中，寻找到可以让自己免于遭受这些事的原因，这些原因，从各个层面上契合之前说的那三条。所以南京车祸发生后，我不停的说，在一条城市道路上，超高速行驶，绝不应简单的划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该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这件事，第一，受害者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找不到安全感。第二，肇事者不是恶人，执法者没有包庇肇事者，老百姓找不到安全感的补偿。这时老百姓的安全感除了相信谣言外就只能从从严从重处理肇事者上来找了，也就是从第三条，从法律应用得当上来寻找。如果这时你还以一个交通肇事罪，进去几年来了结此事。那么大众会觉得，好么，如果有天一个人想杀人了，他也只需要这样，随便上路超高速行驶，撞死几个，然后反正也就是判个交通肇事么。安全感，是从一起起案件处理中获得和建立的。

       再说回我开头说的那篇文章，里面的一些话摘抄下来：
       1 法律是技术，是实现“善良公正”这一“大道”的技术，但一方面，没有法律这种技术，所谓“善良公正”的“大道”也只能旁落;另一方面，法律尽管是技术，但绝不仅仅是技术，因为一切“大道”、一切“目的”，都融贯在过程中，融贯“在路上”、融贯在“技术中”。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法律技术，就没有实践中的“公正善良”，理念中的“公正善良”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当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一口号时，它所讲的恰恰就是技术理性(“依法治国”)和目的理性(“法治国家”)的结合。
       2 我们过于习惯于“善”治了，过于习惯于居高临下地“说服教育”了，过于习惯于“眼泪的规训”，而不习惯于“制度的规训”、不习惯于“技术的规训”了。
       3 法律方法就是一套促使法律更好地贯彻落实的逻辑技术体系，没有这样一套逻辑技术体系，法官不能系统地掌握和运用这样一套逻辑技术体系，而成天想着如何、如何给当事人做思想政治和说服教育工作，其结果只能是，教育了原告，得罪了被告，教育了被告，得罪了原告，因为毕竟原、被告的利益诉求、证据主张等一般是相反的!所以，拿着这种“去年的皇历”，一定要让法官解决今天的纠纷的做法，不说愚蠢，但至少不智。

       这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愤慨于国内某些案件的总结，法院以调解多少起家暴撤诉当做功绩四处宣扬，碰瓷的老人诬陷路人没有得手，警察说服教育后就放人。执法者在执行法律时，总是被一面善良，人性化的旗帜所束缚，这种束缚持续的太久了，久到已经成为基层执法者的行为习惯。总想着用口头去教育别人，把执法变成从家长里短到泼妇骂街。
       前几天在一个挺大的供暖中央空调的公司碰到件事，一客户打电话报警，说上次交的一笔钱，公司说没有交，她确定交了。可是她没有收据，这个公司查了也没有这笔钱的收据存根。她说的来交钱的日期也记不清，就说交的现金所以也没有银行流水单，没有收据是因为当时这个公司故意漏给他开。警察被叫来调解，听他们吵了半天后说要不一家认一半不行的话就起诉去，惊了，难道警察这时候不应该直接就说这在我们的职权之外，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起诉这家公司，然后由法院受理，是调解也好走庭审也罢，警察参与调解经济纠纷，一直是我觉得我国司法体系里挺奇葩的一件事。这不就是警察职权泛化么？

       这就说到小候被打的这件事了，因为不预设立场，所以我们直接就不要谈爱国不爱国这回事，爱国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外衣。就去掉涉及立场派系的那些旁枝末节，看这件事本身，也是我从最开始说这事时的态度，我发的关于这事的十几条微博里，都刻意回避了他爱国不爱国这件事，因为他爱不爱国，和这整件事的恶劣程度并没什么关系。所以我说的某些自诩开化明事理的人，真碰见事了，那副先看立场再说话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

       以下所说的事，均有各路人士扒出来的证据做依据，如果认为有不对的地方，请拿着依据提，别靠听说和演绎。事情是，小侯在网上跟人吵了架，两边互相骂了街。另一边的人通过非正常手段查到了他的户籍信息，身份资料。把他的个人资料上传到同性恋，一夜情网站。还把他的照片P成各种猥琐图以取乐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期间还找到小侯女朋友，同学的手机号，用短信轰炸机骚扰谩骂他的女朋友和同学。在网上叫着要教训他一顿，要干他一顿，小候嘴也不怂，在网上也挑衅，牛逼你来打我啊，你他妈不是说来打我么？你怎么不来打我啊？接着就有几个人真的就准备上门打他了，他们从各个地方约定好某天一起来到了文登汽车站，拿着写着骂他的纸条拍了张照，发了条挑衅的信息给他。约他来车站，他没去，但嘴上不怂。后来这帮人又到了他学校门口，继续发信息给他挑衅，约他出来。他带了一个同学去校门口看，果然人在那，拍了张照片发到网上，然后上去跟人动手打了。事情结束。

       文登警方的处理思路是两边算相约打架，聚众斗殴，两边都应该被处理。那么这个处理不合理在哪？   对于文登警方来说，他确实没有责任针对这起斗殴事件去调查到底谁泄露的小候户籍信息，也没义务去定义谁是爱国，谁是不爱国，去查之前几年你们有什么冤仇。这都并不在本案件讨论范围内。单看案件本身，小侯是被动方，他并没有主动要去跟对面这几个人相约干一架。而这几个人却是有计划，有预谋并且付诸行动上门滋事。到了本地以后，通知小侯，我们来打你了，你别怂，出来战。小侯这时做了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嘴不怂，正面回应，牛逼你来打我啊。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去车站。其后这帮人又去了小侯学校门口，再次通知小侯，我们来打你了，出来战，小侯带着一个同学出门。那么这件事，可以说，双方都有过错，但过错有大小之分。如果文登警方真的，他们真的是单就案件本身看，那很容易判断这起案件主动挑起事端者过错大。然而从他们的处理结果来看，并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挑起事端的和被约架两方过错相当，并没太大差异。我们先不去揣测文登警方这么处理的动机，但就案件本身来说，对于责任和过错的判定失误，是处理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