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原因探析

（一）
       新军是20世纪初叶晚清王朝举办“新政”、推进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成果之一。晚清王朝厉行军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编练新军，其本意是欲通过国家军事机器的现代化，来维护和强化其日益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辛亥革命中，作为国家机器的新军中的广大将士，却积极参加到了反清革命阵营中，成为革命生力军。
       首先发动的武昌起义，即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新军起义。起义爆发时，武昌城内所驻八千新军士兵中，有四千多人主动站到了革命一边，投入反清起义斗争。从起义发动、克服武汉三镇到汉阳保卫战，新军士兵自始至终被坚执锐。冲锋陷阵，发挥了主要的战斗作用，以致有人将武昌起义称做“湖北的士兵革命”。①
       武昌起义后，全国内地各省大多数也是由革命党人组织、发动新军和会党革命，并以新军为其主要战斗力量的斗争模式。其具体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以新军为基本力量发动起义，如云南、浙江、山西等多数省份。第二种是以新军和会党联合发动起义，如湖南、陕西就属于这种形式，所以湖南起义首领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一个是会党的组织者，一个是新军军官；陕西起义时则是以新军参谋官张凤翔为大统领、哥老会首领钱定三和万炳南为副统领。第三种是立宪派与旧官僚为抢夺革命果实而宣布独立，最典型莫过于江西、广西等省。故梁启超概括辛亥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形时慨叹说，“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中，新军的起义对于推翻清朝统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②
       另外，象四川新军，表面上严守中立，“既不助民，也不助官”。③实则暗中同情革命，以消极怠战，阳奉阴违，作壁上观的态度，来敷衍清政府，并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推动下，最终于1911年11月5日，由新军排长夏之时率领革命士兵250余人发动龙泉起义，随后又东下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使川东、川南57个州县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统治。 ④
      
(二)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中，由清王朝组建的现代化的新军并没有充当清王朝的炮灰，替清王朝镇压革命，而是积极参加反清革命，充任革命的主力军；或是游离于反清革命力量与清王朝之间，以第三方的立场、中立的态度等待时机，夺取胜利果实，成为清王朝事实上的掘墓人。我们认为，新军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会叛离清王朝而倾向革命，主要是由于新军官兵的成分构成特别是其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结果。
       从新军士兵的基本来源看，它与旧军兵勇多出于市井游民、乡村无赖迥然不同，而主要来自于破产或频于破产尚有家室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失业青年等。而且清政府为了建立一支能作战、守军纪的新式军队，在兵士选方面较严格，尤其对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均有严格规定。如年龄一般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不等，最高有至二十六岁的。凡体质较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凡有不良嗜好或犯有刑案者亦不收。革勇逃卒、市井游民亦不收。尤其是清未新军由于是“依照西法”编练，采用新式的洋枪洋炮洋装备洋技术，因而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招募新兵时，对于知识分子入伍，往往优先录取。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清政府举办“新政”，废除科举，仕进无路，不得不投入新军，另谋出路。时人回忆道：“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⑤ 比如，1905年新军在湖北黄陂募兵，96个人伍者中，有童生12人，秀才24人。⑥ 而南京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的126个士兵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⑦因此，新军与旧军相比，官兵的知识文化水平明显较高，并因其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更容易从理论上接受反帝爱国必须首先进行反清的革命道理。由于清政府募新军士兵时，明确要求“能识字写字，并能够通文理之人”。而张之洞在湖北招募新军士兵时，更是要求应募者必须作一篇文章。因此，新军士兵中知识青年较多。这些知识青年之所以投笔从军，是因为科举废除后，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出国留学或去读新式学校；二是加入新军，争取机会读军校，毕业后当军官。前一条路多半只有地主官僚或是其他家庭环境较好、有财力的知识青年才能走通的，而一般乡村农家子弟对此则因家庭困窘只能望洋(校)兴叹。
       本来，农家子弟读书，是为了有一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美好前途，但科举制的废除，在政治上阻塞了他们以学求仕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无奈之际，不得不投入新军，寻找出路。但后来，清政府不仅无法成全他们出国留学，就是陆军小学毕业的学兵，真正提升为下级军官的也是极少数。那些未提升的学兵，“多为在职军官所歧视”，处境尴尬。同时，按照清廷制度，新军士兵薪饷极低，每月仅3两9 钱，还要从中扣除伙食费，加之新官弁中不少人也沾染旧军腐败气息、吃空额、克扣军饷、蔚为风气，这样，经过层层克扣，落到士兵手里，所剩无几。因此不少有家庭的新军士兵因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逃亡或弃家不顾。而逃亡士兵一旦被捉回军营，还要被从重惩罚。在政治上，新军也有严重的封建军队习气，上级欺压下级，长官打学生兵，特别是规定军官对士兵可任意罚跪、杖责、开除，新军内部这种精神上饱受剥削，政治上遭欺压的残酷现实，不但影响了新军的现代化水平，更令广大新军士兵感到前途黯淡，想当兵吃粮、用军饷养家糊口的梦想落空，因而产生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强烈愤恨，并更进一步滋长起革故鼎新、打倒清王朝的革命情绪来。
       而身居上层的新军将官，主要依靠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这些军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一般说来，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思想，在20世纪初叶困难深重的环境下，他们很容易成为革命先锋，走上革命道路。清政府“不惜重资”，派遣大批知识青年出国学习军事，本意是为了培养一批忠实于它的“干城之选”，但是身为新军将领的留学生，与其他留学生一样，“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⑧ 除少数满清的亲贵子弟以及利欲薰心、贪图富贵者外，大多数人在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思潮的冲击下，纷纷接受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于反帝爱国、反清革命的宣传教育，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⑨ “即未加入同盟会者，亦均同情革命”。⑩ 据当事人回忆，由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其中著名者如北洋第六镇统制官员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第二十一镇统制官肖星垣及协统领兰天蔚、许崇智等人。⑩ 这些陆军留学生，毕业归国，一般都得到清廷及各省督抚的重用。他们或充任各省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乃至镇统；或安排在京师练兵处，或各省督练公所任职，或任教于各省陆军学堂，这就为新军中反清革命情绪的滋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国内各省武备学堂、陆军学堂的学生、教官，其中也有许多人同样倾向革命。如浙江武备学堂(后来改为陆军小学堂)，“培养了许多新军干部，同时也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主要是武备学生。”⑥ 据朱德回忆，云南讲武堂，当时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均、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⑩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教学与学校管理的实权完全控制在同盟会会员手中。他们利用办学、讲课的机会，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很注意。在战术作业和野外演习时，常以外国的军队为假想敌；在精神讲话中常讲到外交失败，旧军腐败无能，对外作战失败，国家有危亡之祸，勉励学生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等”。

       综上可见，新军的基本成分，无论是一般士兵，或是各级军官，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个人素养也远远优于旧军，因此很多人既愤慨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痛恨清王朝的统治腐败，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据当事人回忆：“(新军)部队里的革命气氛是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⑩ 。新军内部这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发的反清革命要求，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时机，便会冲破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成为翻天覆地的巨大的革命力量。
       上述新军将士对清王朝腐败统治普遍而强烈的愤懑，以及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革命、秘密策反，建立革命组织等活动，虽然都在新军叛离清王朝、走向反清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话，便不难发现，新军作为一支用资本主义军事制度，西式现代武器装备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武装，它本身所具有的新锐之质，就是与清王朝腐朽沦落的封建统治格格不人的，是一种新与旧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清王朝编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想以资本主义方式的武装，来维护和强化其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晚清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过程，新军编练与扩充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清王朝国家军事机器的加强，恰恰相反，新军在加速清王朝统治的崩溃，在推动反清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这就是说，清王朝20世纪初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尤其是编练新军，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注释：
① 参见陈旭麓等“清末的新军-9辛亥革命”，《学术月
刊11961第4期。
② 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六册，第554页。
③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82页，科学出版社。
④ 参见龙岱：“辛亥革命中的四川新军小议”，《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九辑。
⑤ 、⑥ 、⑩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8、68、49页。
⑦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461页。
⑧ 、⑨ 、⑩ 、⑩ 、⑩ 、⑩《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186、
186、83、87、65、461页。

（一）
       新军是20世纪初叶晚清王朝举办“新政”、推进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成果之一。晚清王朝厉行军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编练新军，其本意是欲通过国家军事机器的现代化，来维护和强化其日益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辛亥革命中，作为国家机器的新军中的广大将士，却积极参加到了反清革命阵营中，成为革命生力军。
       首先发动的武昌起义，即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新军起义。起义爆发时，武昌城内所驻八千新军士兵中，有四千多人主动站到了革命一边，投入反清起义斗争。从起义发动、克服武汉三镇到汉阳保卫战，新军士兵自始至终被坚执锐。冲锋陷阵，发挥了主要的战斗作用，以致有人将武昌起义称做“湖北的士兵革命”。①
       武昌起义后，全国内地各省大多数也是由革命党人组织、发动新军和会党革命，并以新军为其主要战斗力量的斗争模式。其具体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以新军为基本力量发动起义，如云南、浙江、山西等多数省份。第二种是以新军和会党联合发动起义，如湖南、陕西就属于这种形式，所以湖南起义首领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一个是会党的组织者，一个是新军军官；陕西起义时则是以新军参谋官张凤翔为大统领、哥老会首领钱定三和万炳南为副统领。第三种是立宪派与旧官僚为抢夺革命果实而宣布独立，最典型莫过于江西、广西等省。故梁启超概括辛亥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形时慨叹说，“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中，新军的起义对于推翻清朝统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②
       另外，象四川新军，表面上严守中立，“既不助民，也不助官”。③实则暗中同情革命，以消极怠战，阳奉阴违，作壁上观的态度，来敷衍清政府，并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推动下，最终于1911年11月5日，由新军排长夏之时率领革命士兵250余人发动龙泉起义，随后又东下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使川东、川南57个州县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统治。 ④
      
(二)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中，由清王朝组建的现代化的新军并没有充当清王朝的炮灰，替清王朝镇压革命，而是积极参加反清革命，充任革命的主力军；或是游离于反清革命力量与清王朝之间，以第三方的立场、中立的态度等待时机，夺取胜利果实，成为清王朝事实上的掘墓人。我们认为，新军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会叛离清王朝而倾向革命，主要是由于新军官兵的成分构成特别是其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结果。
       从新军士兵的基本来源看，它与旧军兵勇多出于市井游民、乡村无赖迥然不同，而主要来自于破产或频于破产尚有家室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失业青年等。而且清政府为了建立一支能作战、守军纪的新式军队，在兵士选方面较严格，尤其对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均有严格规定。如年龄一般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不等，最高有至二十六岁的。凡体质较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凡有不良嗜好或犯有刑案者亦不收。革勇逃卒、市井游民亦不收。尤其是清未新军由于是“依照西法”编练，采用新式的洋枪洋炮洋装备洋技术，因而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招募新兵时，对于知识分子入伍，往往优先录取。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清政府举办“新政”，废除科举，仕进无路，不得不投入新军，另谋出路。时人回忆道：“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⑤ 比如，1905年新军在湖北黄陂募兵，96个人伍者中，有童生12人，秀才24人。⑥ 而南京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的126个士兵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⑦因此，新军与旧军相比，官兵的知识文化水平明显较高，并因其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更容易从理论上接受反帝爱国必须首先进行反清的革命道理。由于清政府募新军士兵时，明确要求“能识字写字，并能够通文理之人”。而张之洞在湖北招募新军士兵时，更是要求应募者必须作一篇文章。因此，新军士兵中知识青年较多。这些知识青年之所以投笔从军，是因为科举废除后，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出国留学或去读新式学校；二是加入新军，争取机会读军校，毕业后当军官。前一条路多半只有地主官僚或是其他家庭环境较好、有财力的知识青年才能走通的，而一般乡村农家子弟对此则因家庭困窘只能望洋(校)兴叹。
       本来，农家子弟读书，是为了有一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美好前途，但科举制的废除，在政治上阻塞了他们以学求仕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无奈之际，不得不投入新军，寻找出路。但后来，清政府不仅无法成全他们出国留学，就是陆军小学毕业的学兵，真正提升为下级军官的也是极少数。那些未提升的学兵，“多为在职军官所歧视”，处境尴尬。同时，按照清廷制度，新军士兵薪饷极低，每月仅3两9 钱，还要从中扣除伙食费，加之新官弁中不少人也沾染旧军腐败气息、吃空额、克扣军饷、蔚为风气，这样，经过层层克扣，落到士兵手里，所剩无几。因此不少有家庭的新军士兵因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逃亡或弃家不顾。而逃亡士兵一旦被捉回军营，还要被从重惩罚。在政治上，新军也有严重的封建军队习气，上级欺压下级，长官打学生兵，特别是规定军官对士兵可任意罚跪、杖责、开除，新军内部这种精神上饱受剥削，政治上遭欺压的残酷现实，不但影响了新军的现代化水平，更令广大新军士兵感到前途黯淡，想当兵吃粮、用军饷养家糊口的梦想落空，因而产生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强烈愤恨，并更进一步滋长起革故鼎新、打倒清王朝的革命情绪来。
       而身居上层的新军将官，主要依靠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这些军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一般说来，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思想，在20世纪初叶困难深重的环境下，他们很容易成为革命先锋，走上革命道路。清政府“不惜重资”，派遣大批知识青年出国学习军事，本意是为了培养一批忠实于它的“干城之选”，但是身为新军将领的留学生，与其他留学生一样，“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⑧ 除少数满清的亲贵子弟以及利欲薰心、贪图富贵者外，大多数人在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思潮的冲击下，纷纷接受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于反帝爱国、反清革命的宣传教育，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⑨ “即未加入同盟会者，亦均同情革命”。⑩ 据当事人回忆，由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其中著名者如北洋第六镇统制官员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第二十一镇统制官肖星垣及协统领兰天蔚、许崇智等人。⑩ 这些陆军留学生，毕业归国，一般都得到清廷及各省督抚的重用。他们或充任各省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乃至镇统；或安排在京师练兵处，或各省督练公所任职，或任教于各省陆军学堂，这就为新军中反清革命情绪的滋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国内各省武备学堂、陆军学堂的学生、教官，其中也有许多人同样倾向革命。如浙江武备学堂(后来改为陆军小学堂)，“培养了许多新军干部，同时也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主要是武备学生。”⑥ 据朱德回忆，云南讲武堂，当时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均、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⑩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教学与学校管理的实权完全控制在同盟会会员手中。他们利用办学、讲课的机会，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很注意。在战术作业和野外演习时，常以外国的军队为假想敌；在精神讲话中常讲到外交失败，旧军腐败无能，对外作战失败，国家有危亡之祸，勉励学生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等”。

       综上可见，新军的基本成分，无论是一般士兵，或是各级军官，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个人素养也远远优于旧军，因此很多人既愤慨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痛恨清王朝的统治腐败，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据当事人回忆：“(新军)部队里的革命气氛是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⑩ 。新军内部这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发的反清革命要求，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时机，便会冲破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成为翻天覆地的巨大的革命力量。
       上述新军将士对清王朝腐败统治普遍而强烈的愤懑，以及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革命、秘密策反，建立革命组织等活动，虽然都在新军叛离清王朝、走向反清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话，便不难发现，新军作为一支用资本主义军事制度，西式现代武器装备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武装，它本身所具有的新锐之质，就是与清王朝腐朽沦落的封建统治格格不人的，是一种新与旧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清王朝编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想以资本主义方式的武装，来维护和强化其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晚清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过程，新军编练与扩充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清王朝国家军事机器的加强，恰恰相反，新军在加速清王朝统治的崩溃，在推动反清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这就是说，清王朝20世纪初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尤其是编练新军，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注释：
① 参见陈旭麓等“清末的新军-9辛亥革命”，《学术月
刊11961第4期。
② 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六册，第554页。
③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82页，科学出版社。
④ 参见龙岱：“辛亥革命中的四川新军小议”，《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九辑。
⑤ 、⑥ 、⑩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8、68、49页。
⑦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461页。
⑧ 、⑨ 、⑩ 、⑩ 、⑩ 、⑩《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186、
186、83、87、65、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