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不存在？比夏代更早的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2004年正式启动，第一阶段首先关注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陶寺遗址自1978年开始发掘，1983年对若干座大型墓地进行清理，显示出十分明显的社会分化的证据。在研究文明起源过程中这个材料是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1999年以来，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城址，其规模达到了近300万平方米。而且这个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和夏商时期都邑的关系等都值得探索，尤其是其时间和空间上同尧舜的活动范围十分吻合。为了探索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是否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的发展阶段；和周围同时期区域性文化的关系；同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可能是夏王朝时期的早期文明之间的联系等问题，我们决定将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三大重点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良渚遗址）之一来开展考古工作。探源工程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对中国早期文明进行研究的项目，将陶寺遗址纳入其中，不仅仅局限于对陶寺社会状态，还包括经济形态，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以及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被纳入全方位的考虑。对我们全面的了解陶寺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寺遗址是目前在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认的最早的进入到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在龙山时代及更早阶段，我们虽发现了一些城址，但规模小，等级较低，并非最高等级的城址。陶寺城址和这些城址不同，首先它的规模十分巨大，接近300万平方米。其次，它的功能分区很明显，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等等，非常全面的表现出陶寺遗址作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另外，在陶寺遗址中同时发现了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的要素，这三种传统的文明三要素在陶寺遗址皆已具备。由于这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我们现在并不主张以此三要素来作为判断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准，但是也能作为一种参考。通过对陶寺遗址的研究，我们总结出一些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比如，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大型土木工程，比如宫殿建筑的兴建；社会等级分化的出现，如宫殿和大型墓葬的出现，大型墓葬不仅随葬品丰富，而且随葬品中出现大量的表明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礼器（如鼍鼓、龙盘、石磬等）以及代表礼仪制度的仪仗器物（排列一组的玉石钺）等；以及王权控制区域内聚落等级的出现等等。这些因素都能作为王权的出现和早期国家产生的证据。我认为陶寺遗址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物化证据），对于我们在考古学上辨识出早期文明国家的出现，都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
陶寺、二里头、良渚文化都处于距今5000—4000年这个区间，这段时间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点时间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为了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包括形成的时间和模式。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王朝已经进入文明是一个普遍得到接受的观点，但在此之前，比如说5000年文明是否属实，还需要对5000—4000年这个阶段内都邑性的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进行重点研究。
陶寺遗址同良渚、红山和凌家滩文化相比较，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色。首先就是宗教色彩比较淡。良渚、红山文化中发现了许多蕴含强烈宗教色彩的玉器。但在陶寺中很难看到这种十分强烈的宗教色彩，它突出的是王权、军事权力，比如说玉石钺等仪仗用具。陶寺社会中王权和军事权力相互结合，等级权力得到进一步制度化，这些在列钺、鼍鼓、石磬等随葬器物上都得以体现，而恰恰是红山、良渚文化所不具备的。陶寺的礼乐制度在二里头文化以及商文化中得以延续，此后，一直到集大成的周礼的出现。始于陶寺的代表礼仪制度的仪仗在夏商周礼乐制度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些都是维护王权的重要的方面。夏商周三代中发现的许多文明因素都可以上溯到陶寺时期，陶寺遗址可以说是夏商周文明的主脉。陶寺遗址发现的围绕宫殿区周围的类似围沟的遗迹（发掘者认为疑似宫城城墙基槽），是首次发现的类似宫城的防御设施；宫殿区北部正中有一个主殿的建筑格局等，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对最早中国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始于夏王朝，有人认为从陶寺遗址开始，还有学者认为开始于庙底沟时期。在我看来，最早的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形成过程，庙底沟时期应该是萌芽阶段，在陶寺时期初步形成，到二里头文化更加巩固，辐射面更大。我不主张用“最早”的字样来形容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早期中国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萌芽、初次显现和逐步发展的阶段。
。。。
对陶寺遗址同石峁遗址的关系，陶寺的衰落是否同石峁人的到达有关等等问题进行探讨。从年代来看，这两个遗址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石峁的兴盛正是陶寺的衰败期。陶寺的衰落是否和石峁的军事征服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
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发现的最早的都邑性城址，根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从年代和地望、遗址性质、等级和内涵看，陶寺遗址是同尧都最吻合的遗址，但由于我们还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明它是尧都的文字证据，现在还难以确定陶寺遗址就是尧都。但是，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真考虑陶寺遗址同尧都的关系，二者的契合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天文台的发现和《尚书?尧典》记载的吻合度。
陶寺遗址是我们发现的早于夏王朝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实证之一。我们不希望大家把聚焦点放在陶寺是否是尧都的问题上，而是应该重视陶寺遗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确认的早于夏王朝的文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转折点，以及其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我们希望学术界要有自己的把握和底线，虽然陶寺是最接近尧都的遗址，但我们尚未得到将其确定为尧都的文字证据，就不能定论，只能说他最接近尧都，是发现尧都的重要存在，现在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

--这才是学术论见。证据，定论，假说，推测。作者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2004年正式启动，第一阶段首先关注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陶寺遗址自1978年开始发掘，1983年对若干座大型墓地进行清理，显示出十分明显的社会分化的证据。在研究文明起源过程中这个材料是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1999年以来，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城址，其规模达到了近300万平方米。而且这个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和夏商时期都邑的关系等都值得探索，尤其是其时间和空间上同尧舜的活动范围十分吻合。为了探索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是否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的发展阶段；和周围同时期区域性文化的关系；同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可能是夏王朝时期的早期文明之间的联系等问题，我们决定将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三大重点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良渚遗址）之一来开展考古工作。探源工程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对中国早期文明进行研究的项目，将陶寺遗址纳入其中，不仅仅局限于对陶寺社会状态，还包括经济形态，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以及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被纳入全方位的考虑。对我们全面的了解陶寺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寺遗址是目前在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认的最早的进入到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在龙山时代及更早阶段，我们虽发现了一些城址，但规模小，等级较低，并非最高等级的城址。陶寺城址和这些城址不同，首先它的规模十分巨大，接近300万平方米。其次，它的功能分区很明显，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等等，非常全面的表现出陶寺遗址作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另外，在陶寺遗址中同时发现了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的要素，这三种传统的文明三要素在陶寺遗址皆已具备。由于这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我们现在并不主张以此三要素来作为判断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准，但是也能作为一种参考。通过对陶寺遗址的研究，我们总结出一些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比如，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大型土木工程，比如宫殿建筑的兴建；社会等级分化的出现，如宫殿和大型墓葬的出现，大型墓葬不仅随葬品丰富，而且随葬品中出现大量的表明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礼器（如鼍鼓、龙盘、石磬等）以及代表礼仪制度的仪仗器物（排列一组的玉石钺）等；以及王权控制区域内聚落等级的出现等等。这些因素都能作为王权的出现和早期国家产生的证据。我认为陶寺遗址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物化证据），对于我们在考古学上辨识出早期文明国家的出现，都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
陶寺、二里头、良渚文化都处于距今5000—4000年这个区间，这段时间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点时间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为了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包括形成的时间和模式。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王朝已经进入文明是一个普遍得到接受的观点，但在此之前，比如说5000年文明是否属实，还需要对5000—4000年这个阶段内都邑性的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进行重点研究。
陶寺遗址同良渚、红山和凌家滩文化相比较，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色。首先就是宗教色彩比较淡。良渚、红山文化中发现了许多蕴含强烈宗教色彩的玉器。但在陶寺中很难看到这种十分强烈的宗教色彩，它突出的是王权、军事权力，比如说玉石钺等仪仗用具。陶寺社会中王权和军事权力相互结合，等级权力得到进一步制度化，这些在列钺、鼍鼓、石磬等随葬器物上都得以体现，而恰恰是红山、良渚文化所不具备的。陶寺的礼乐制度在二里头文化以及商文化中得以延续，此后，一直到集大成的周礼的出现。始于陶寺的代表礼仪制度的仪仗在夏商周礼乐制度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些都是维护王权的重要的方面。夏商周三代中发现的许多文明因素都可以上溯到陶寺时期，陶寺遗址可以说是夏商周文明的主脉。陶寺遗址发现的围绕宫殿区周围的类似围沟的遗迹（发掘者认为疑似宫城城墙基槽），是首次发现的类似宫城的防御设施；宫殿区北部正中有一个主殿的建筑格局等，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对最早中国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始于夏王朝，有人认为从陶寺遗址开始，还有学者认为开始于庙底沟时期。在我看来，最早的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形成过程，庙底沟时期应该是萌芽阶段，在陶寺时期初步形成，到二里头文化更加巩固，辐射面更大。我不主张用“最早”的字样来形容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早期中国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萌芽、初次显现和逐步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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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寺遗址同石峁遗址的关系，陶寺的衰落是否同石峁人的到达有关等等问题进行探讨。从年代来看，这两个遗址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石峁的兴盛正是陶寺的衰败期。陶寺的衰落是否和石峁的军事征服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
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发现的最早的都邑性城址，根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从年代和地望、遗址性质、等级和内涵看，陶寺遗址是同尧都最吻合的遗址，但由于我们还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明它是尧都的文字证据，现在还难以确定陶寺遗址就是尧都。但是，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真考虑陶寺遗址同尧都的关系，二者的契合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天文台的发现和《尚书?尧典》记载的吻合度。
陶寺遗址是我们发现的早于夏王朝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实证之一。我们不希望大家把聚焦点放在陶寺是否是尧都的问题上，而是应该重视陶寺遗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确认的早于夏王朝的文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转折点，以及其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我们希望学术界要有自己的把握和底线，虽然陶寺是最接近尧都的遗址，但我们尚未得到将其确定为尧都的文字证据，就不能定论，只能说他最接近尧都，是发现尧都的重要存在，现在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

--这才是学术论见。证据，定论，假说，推测。作者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