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酝酿构建新型经济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03:21
华尔街日报
Hugo Restall
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即将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种时候，一些观察家认为集体大讨论又卷土重来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针对的是眼下北京正在进行的有关某些改革领域出现的负面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涉及政府人士，还包括国有媒体，他们批评的焦点问题特别集中在贫富不均等方面。难道，中国的改革要开倒车了吗？
实际上，虽然中国看来正在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但开倒车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思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改革──市场的力量将得到深化，效率低下的根本问题将有所改观。
非常明显，最新的政治基调是内部权利斗争的信号──胡锦涛和温家宝正在力求使本届政府有别于胡的前任江泽民时代的政府，并努力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权利。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鉴于胡和温对中国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政府很有可能强化自己在医疗卫生等一些已经市场化的领域的角色。
不过，这届政府总体上对改革还是非常投入的。而且，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现在与之前一样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模式难以持续，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看来也将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发展、构建新的结构模式的讨论正在浮出水面。
一些权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于强调发展制造业和出口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服务业和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发育，资源被严重浪费，同时也招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者对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最近就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批评政府对重化工业过于强调，称此做法导致国家财富被严重浪费，因为许多制造企业实际上是价值的破坏者。
吴敬琏在中国知名的《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在重化工业上的过度投资是寅吃卯粮式的“借来的增长”，低效率的投资导致银行坏帐淤积，最终将危害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任、中国最积极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一林毅夫(Justin Lin Yifu)最近也在《财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模仿亚洲四小虎在发展经济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应该被一种更强调“社会公正”的策略所取代。
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提高福利水平。相反，他认为要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只有通过扩大就业机会才能实现。政府目前的失误是一直让银行贷款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劳动力的国家，后一种做法应该更适合。
目前的做法伤害了工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这样做使民营经济面对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某些倾斜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被人为抬高，而民营企业的收入标准则被压得很低，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林毅夫还认为，为在工业生产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价格，以保证倾斜行业能生存下来。这使消费者和一些真正生产力水平很高的企业不得不承受一些隐含的成本，同时也容易孳生腐败行为。
对于究竟应如何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新模式必定涉及一系列新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副主任巴曙松就指出，上个月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有助于调整经济。此举不仅使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立刻得到提升，还有助于资本投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商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商品（如服务）的价格将下降。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经济学家李道奎(David Li Daokui)认为，有两项必要的改革对重构经济非常必要。首先，应该调整增值税，使地方政府不会不顾经济效益而盲目批准建设生产型项目。目前，增值税都是在生产环节而非消费环节征收，并且大部分都落到了大型生产企业头上。
由于增值税收入有一部分归地方所有，而且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国有银行发放贷款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生产行业的过度投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无形中受到鼓励和纵容，造成大量投资浪费。
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减免的政策也导致人为地大量投资生产型企业。而政府一直在向服务行业引入竞争并对外资开放方面一直行动迟缓。不过这方面也有一些积极进展，有几个省份正在进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的试点。出口退税标准有所降低，政府还计划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待遇。
其次，城市化的速度和方式需要改变。城市是服务业活动的集中地，并且随著人口逐渐向城市移动，总的生产率也在提高。因此，城市化在重新构造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直到目前，中国政府都在阻止农民向城市转移，同时，却鼓励城市迅速向外扩张。政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城市的中心商业区，而是积极地在城市近郊开发大片农田。
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城市化方式。但这种做法很有市场，地方官员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能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下农用土地，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受益。在城市中心区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同时，中国非常稀缺的农村耕地却大量变成半闲置的工业园区。
如能加快城市化步伐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对中国的发展将大有裨益。中央政府正在积极提倡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必须作出调整，必须让他们有提高高价值土地利用率的动力。
这些政策或许能推动城乡结合部贫民区的开发。目前，外界对中国这一领域所知甚少。但是，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反，开发贫民区实际上是一种向前看的做法，因为这些区域实际上是农村贫困人口有可能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跳板。这些人作为消费者将使中国得以摆脱对外国消费者的依赖，逐渐在内部形成推动增长的力量。
幸运的是，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国务院副总理、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简称：发改委)主任曾培炎上个月表示，政府应该从一些重大经济活动中退出来。而现任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进行。近期，中国实行了出售国有银行持股、局部实行利率市场化及允许国有股减持等措施，希望能有助于改善长期资本配置，这些做法将让市场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公共信息披露方面的调子也有所转变，现在更强调保护贫困人口的生存权。不过或许这并不意味著回到社会主义，而是让推出更多市场化措施变得更迫切。如果说北京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相关改革或许正在酝酿之中。
(本文作者Hugo Restall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
香港时间2005年08月29日18:18更新华尔街日报
Hugo Restall
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即将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种时候，一些观察家认为集体大讨论又卷土重来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针对的是眼下北京正在进行的有关某些改革领域出现的负面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涉及政府人士，还包括国有媒体，他们批评的焦点问题特别集中在贫富不均等方面。难道，中国的改革要开倒车了吗？
实际上，虽然中国看来正在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但开倒车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思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改革──市场的力量将得到深化，效率低下的根本问题将有所改观。
非常明显，最新的政治基调是内部权利斗争的信号──胡锦涛和温家宝正在力求使本届政府有别于胡的前任江泽民时代的政府，并努力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权利。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鉴于胡和温对中国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政府很有可能强化自己在医疗卫生等一些已经市场化的领域的角色。
不过，这届政府总体上对改革还是非常投入的。而且，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现在与之前一样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模式难以持续，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看来也将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发展、构建新的结构模式的讨论正在浮出水面。
一些权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于强调发展制造业和出口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服务业和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发育，资源被严重浪费，同时也招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者对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最近就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批评政府对重化工业过于强调，称此做法导致国家财富被严重浪费，因为许多制造企业实际上是价值的破坏者。
吴敬琏在中国知名的《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在重化工业上的过度投资是寅吃卯粮式的“借来的增长”，低效率的投资导致银行坏帐淤积，最终将危害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任、中国最积极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一林毅夫(Justin Lin Yifu)最近也在《财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模仿亚洲四小虎在发展经济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应该被一种更强调“社会公正”的策略所取代。
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提高福利水平。相反，他认为要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只有通过扩大就业机会才能实现。政府目前的失误是一直让银行贷款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劳动力的国家，后一种做法应该更适合。
目前的做法伤害了工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这样做使民营经济面对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某些倾斜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被人为抬高，而民营企业的收入标准则被压得很低，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林毅夫还认为，为在工业生产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价格，以保证倾斜行业能生存下来。这使消费者和一些真正生产力水平很高的企业不得不承受一些隐含的成本，同时也容易孳生腐败行为。
对于究竟应如何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新模式必定涉及一系列新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副主任巴曙松就指出，上个月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有助于调整经济。此举不仅使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立刻得到提升，还有助于资本投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商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商品（如服务）的价格将下降。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经济学家李道奎(David Li Daokui)认为，有两项必要的改革对重构经济非常必要。首先，应该调整增值税，使地方政府不会不顾经济效益而盲目批准建设生产型项目。目前，增值税都是在生产环节而非消费环节征收，并且大部分都落到了大型生产企业头上。
由于增值税收入有一部分归地方所有，而且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国有银行发放贷款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生产行业的过度投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无形中受到鼓励和纵容，造成大量投资浪费。
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减免的政策也导致人为地大量投资生产型企业。而政府一直在向服务行业引入竞争并对外资开放方面一直行动迟缓。不过这方面也有一些积极进展，有几个省份正在进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的试点。出口退税标准有所降低，政府还计划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待遇。
其次，城市化的速度和方式需要改变。城市是服务业活动的集中地，并且随著人口逐渐向城市移动，总的生产率也在提高。因此，城市化在重新构造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直到目前，中国政府都在阻止农民向城市转移，同时，却鼓励城市迅速向外扩张。政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城市的中心商业区，而是积极地在城市近郊开发大片农田。
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城市化方式。但这种做法很有市场，地方官员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能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下农用土地，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受益。在城市中心区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同时，中国非常稀缺的农村耕地却大量变成半闲置的工业园区。
如能加快城市化步伐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对中国的发展将大有裨益。中央政府正在积极提倡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必须作出调整，必须让他们有提高高价值土地利用率的动力。
这些政策或许能推动城乡结合部贫民区的开发。目前，外界对中国这一领域所知甚少。但是，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反，开发贫民区实际上是一种向前看的做法，因为这些区域实际上是农村贫困人口有可能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跳板。这些人作为消费者将使中国得以摆脱对外国消费者的依赖，逐渐在内部形成推动增长的力量。
幸运的是，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国务院副总理、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简称：发改委)主任曾培炎上个月表示，政府应该从一些重大经济活动中退出来。而现任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进行。近期，中国实行了出售国有银行持股、局部实行利率市场化及允许国有股减持等措施，希望能有助于改善长期资本配置，这些做法将让市场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公共信息披露方面的调子也有所转变，现在更强调保护贫困人口的生存权。不过或许这并不意味著回到社会主义，而是让推出更多市场化措施变得更迫切。如果说北京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相关改革或许正在酝酿之中。
(本文作者Hugo Restall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
香港时间2005年08月29日18:18更新
Hugo Restall
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即将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种时候，一些观察家认为集体大讨论又卷土重来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针对的是眼下北京正在进行的有关某些改革领域出现的负面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涉及政府人士，还包括国有媒体，他们批评的焦点问题特别集中在贫富不均等方面。难道，中国的改革要开倒车了吗？
实际上，虽然中国看来正在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但开倒车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思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改革──市场的力量将得到深化，效率低下的根本问题将有所改观。
非常明显，最新的政治基调是内部权利斗争的信号──胡锦涛和温家宝正在力求使本届政府有别于胡的前任江泽民时代的政府，并努力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权利。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鉴于胡和温对中国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政府很有可能强化自己在医疗卫生等一些已经市场化的领域的角色。
不过，这届政府总体上对改革还是非常投入的。而且，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现在与之前一样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模式难以持续，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看来也将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发展、构建新的结构模式的讨论正在浮出水面。
一些权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于强调发展制造业和出口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服务业和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发育，资源被严重浪费，同时也招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者对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最近就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批评政府对重化工业过于强调，称此做法导致国家财富被严重浪费，因为许多制造企业实际上是价值的破坏者。
吴敬琏在中国知名的《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在重化工业上的过度投资是寅吃卯粮式的“借来的增长”，低效率的投资导致银行坏帐淤积，最终将危害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任、中国最积极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一林毅夫(Justin Lin Yifu)最近也在《财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模仿亚洲四小虎在发展经济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应该被一种更强调“社会公正”的策略所取代。
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提高福利水平。相反，他认为要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只有通过扩大就业机会才能实现。政府目前的失误是一直让银行贷款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劳动力的国家，后一种做法应该更适合。
目前的做法伤害了工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这样做使民营经济面对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某些倾斜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被人为抬高，而民营企业的收入标准则被压得很低，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林毅夫还认为，为在工业生产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价格，以保证倾斜行业能生存下来。这使消费者和一些真正生产力水平很高的企业不得不承受一些隐含的成本，同时也容易孳生腐败行为。
对于究竟应如何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新模式必定涉及一系列新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副主任巴曙松就指出，上个月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有助于调整经济。此举不仅使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立刻得到提升，还有助于资本投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商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商品（如服务）的价格将下降。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经济学家李道奎(David Li Daokui)认为，有两项必要的改革对重构经济非常必要。首先，应该调整增值税，使地方政府不会不顾经济效益而盲目批准建设生产型项目。目前，增值税都是在生产环节而非消费环节征收，并且大部分都落到了大型生产企业头上。
由于增值税收入有一部分归地方所有，而且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国有银行发放贷款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生产行业的过度投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无形中受到鼓励和纵容，造成大量投资浪费。
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减免的政策也导致人为地大量投资生产型企业。而政府一直在向服务行业引入竞争并对外资开放方面一直行动迟缓。不过这方面也有一些积极进展，有几个省份正在进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的试点。出口退税标准有所降低，政府还计划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待遇。
其次，城市化的速度和方式需要改变。城市是服务业活动的集中地，并且随著人口逐渐向城市移动，总的生产率也在提高。因此，城市化在重新构造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直到目前，中国政府都在阻止农民向城市转移，同时，却鼓励城市迅速向外扩张。政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城市的中心商业区，而是积极地在城市近郊开发大片农田。
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城市化方式。但这种做法很有市场，地方官员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能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下农用土地，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受益。在城市中心区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同时，中国非常稀缺的农村耕地却大量变成半闲置的工业园区。
如能加快城市化步伐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对中国的发展将大有裨益。中央政府正在积极提倡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必须作出调整，必须让他们有提高高价值土地利用率的动力。
这些政策或许能推动城乡结合部贫民区的开发。目前，外界对中国这一领域所知甚少。但是，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反，开发贫民区实际上是一种向前看的做法，因为这些区域实际上是农村贫困人口有可能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跳板。这些人作为消费者将使中国得以摆脱对外国消费者的依赖，逐渐在内部形成推动增长的力量。
幸运的是，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国务院副总理、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简称：发改委)主任曾培炎上个月表示，政府应该从一些重大经济活动中退出来。而现任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进行。近期，中国实行了出售国有银行持股、局部实行利率市场化及允许国有股减持等措施，希望能有助于改善长期资本配置，这些做法将让市场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公共信息披露方面的调子也有所转变，现在更强调保护贫困人口的生存权。不过或许这并不意味著回到社会主义，而是让推出更多市场化措施变得更迫切。如果说北京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相关改革或许正在酝酿之中。
(本文作者Hugo Restall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
香港时间2005年08月29日18:18更新华尔街日报
Hugo Restall
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即将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种时候，一些观察家认为集体大讨论又卷土重来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针对的是眼下北京正在进行的有关某些改革领域出现的负面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涉及政府人士，还包括国有媒体，他们批评的焦点问题特别集中在贫富不均等方面。难道，中国的改革要开倒车了吗？
实际上，虽然中国看来正在重新思考国家的发展（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但开倒车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思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改革──市场的力量将得到深化，效率低下的根本问题将有所改观。
非常明显，最新的政治基调是内部权利斗争的信号──胡锦涛和温家宝正在力求使本届政府有别于胡的前任江泽民时代的政府，并努力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权利。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鉴于胡和温对中国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政府很有可能强化自己在医疗卫生等一些已经市场化的领域的角色。
不过，这届政府总体上对改革还是非常投入的。而且，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现在与之前一样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模式难以持续，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看来也将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发展、构建新的结构模式的讨论正在浮出水面。
一些权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于强调发展制造业和出口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服务业和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发育，资源被严重浪费，同时也招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者对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最近就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批评政府对重化工业过于强调，称此做法导致国家财富被严重浪费，因为许多制造企业实际上是价值的破坏者。
吴敬琏在中国知名的《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在重化工业上的过度投资是寅吃卯粮式的“借来的增长”，低效率的投资导致银行坏帐淤积，最终将危害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任、中国最积极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一林毅夫(Justin Lin Yifu)最近也在《财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模仿亚洲四小虎在发展经济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应该被一种更强调“社会公正”的策略所取代。
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提高福利水平。相反，他认为要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只有通过扩大就业机会才能实现。政府目前的失误是一直让银行贷款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劳动力的国家，后一种做法应该更适合。
目前的做法伤害了工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这样做使民营经济面对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某些倾斜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被人为抬高，而民营企业的收入标准则被压得很低，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林毅夫还认为，为在工业生产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价格，以保证倾斜行业能生存下来。这使消费者和一些真正生产力水平很高的企业不得不承受一些隐含的成本，同时也容易孳生腐败行为。
对于究竟应如何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新模式必定涉及一系列新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副主任巴曙松就指出，上个月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有助于调整经济。此举不仅使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立刻得到提升，还有助于资本投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商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商品（如服务）的价格将下降。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经济学家李道奎(David Li Daokui)认为，有两项必要的改革对重构经济非常必要。首先，应该调整增值税，使地方政府不会不顾经济效益而盲目批准建设生产型项目。目前，增值税都是在生产环节而非消费环节征收，并且大部分都落到了大型生产企业头上。
由于增值税收入有一部分归地方所有，而且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国有银行发放贷款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生产行业的过度投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无形中受到鼓励和纵容，造成大量投资浪费。
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减免的政策也导致人为地大量投资生产型企业。而政府一直在向服务行业引入竞争并对外资开放方面一直行动迟缓。不过这方面也有一些积极进展，有几个省份正在进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的试点。出口退税标准有所降低，政府还计划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待遇。
其次，城市化的速度和方式需要改变。城市是服务业活动的集中地，并且随著人口逐渐向城市移动，总的生产率也在提高。因此，城市化在重新构造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直到目前，中国政府都在阻止农民向城市转移，同时，却鼓励城市迅速向外扩张。政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城市的中心商业区，而是积极地在城市近郊开发大片农田。
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城市化方式。但这种做法很有市场，地方官员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能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下农用土地，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受益。在城市中心区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同时，中国非常稀缺的农村耕地却大量变成半闲置的工业园区。
如能加快城市化步伐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对中国的发展将大有裨益。中央政府正在积极提倡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必须作出调整，必须让他们有提高高价值土地利用率的动力。
这些政策或许能推动城乡结合部贫民区的开发。目前，外界对中国这一领域所知甚少。但是，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反，开发贫民区实际上是一种向前看的做法，因为这些区域实际上是农村贫困人口有可能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跳板。这些人作为消费者将使中国得以摆脱对外国消费者的依赖，逐渐在内部形成推动增长的力量。
幸运的是，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国务院副总理、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简称：发改委)主任曾培炎上个月表示，政府应该从一些重大经济活动中退出来。而现任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进行。近期，中国实行了出售国有银行持股、局部实行利率市场化及允许国有股减持等措施，希望能有助于改善长期资本配置，这些做法将让市场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公共信息披露方面的调子也有所转变，现在更强调保护贫困人口的生存权。不过或许这并不意味著回到社会主义，而是让推出更多市场化措施变得更迫切。如果说北京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相关改革或许正在酝酿之中。
(本文作者Hugo Restall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
香港时间2005年08月29日18:18更新
国家政治就是要调节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平衡和利害关系，不能够让其中的任何方面过分做大，否则会破坏国家的根基。
但如果国家本身也是市场参与者
又如何平衡呢
又如何平衡呢
国家到哪里都是市场的参与者，因为权力与金钱的关系是无法彻底断绝的，绝对的平衡也是不存在的。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中的权力博弈此消彼长动态平衡着呢。西方国家的经验上看，贫富差距的拉大造成的社会的不安定对于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无论贫富）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才会有推动社会公平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潮流。事实上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阶层，他们主导着社会的经济、政治、舆论、文化等各个方面。阶级或者阶层的绝对平衡和不让任一方做大是不可能的。[em27]
对
但应确立一种相对公平的常态
而不应将其反面视做自己的特色
这才是最关键的
但应确立一种相对公平的常态
而不应将其反面视做自己的特色
这才是最关键的
消除贫富分化，在理论上就是使个人或小团体的剩余价值减少，要减少这部分的剩余价值，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提高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工资），从而相对地减少剩余价值，并且提高税收把部分剩余价值变成公共财富，另一个就是把所有制变成公有制。前面是西方正在实行的方法，私人所有制不变，但大多数人得益。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全体或者大多数占有剩余价值。前者会使投资效益变少，影响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欲望，从而影响投资效率，后者会使劳动者的工作动力变少，同样也会影响投资效率。
看来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占有自己所创造的价值，减少由于个人能力不够而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这种情况，集体所有制是最可行的办法，由一群人组成一个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共同进退，自己民主管理，而且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口帮扶的资金也不象帮扶到人这么庞大，这样既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社会生产又有一定的竞争存在，推动社会效益的增加。可惜这种结构被前任总理的“抓大放小”给灭了，而且灭的时候连职工代表大会都不用开，真令人伤心。
看来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占有自己所创造的价值，减少由于个人能力不够而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这种情况，集体所有制是最可行的办法，由一群人组成一个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共同进退，自己民主管理，而且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口帮扶的资金也不象帮扶到人这么庞大，这样既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社会生产又有一定的竞争存在，推动社会效益的增加。可惜这种结构被前任总理的“抓大放小”给灭了，而且灭的时候连职工代表大会都不用开，真令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