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计划生育主流无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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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向贴吧管理层、次而向广大吧友声明，本文资料多引自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载著名社科杂志《开放时代》双月刊2014年第3期卷首）、刘社建《马寅初事件考》（载2015年3月20日《文汇报》第10版《文汇学人》专版）、梁中堂《马寅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等，全是党和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表的资料，无任何"秘史"或不适宜公开的内部资料一类,更请阅读面不敢恭维的网监们放心，如有问题或不妥请找你们的上司中宣部，别怪我。本人无多大创建，只是就这些学人的资料做了梳理，特此说明。并向梁中堂、刘社建二位先生致谢！

那么，在推出“一胎化”这个问题上，都有哪些关键人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呢？由于一些资料及文集的公开出版，再加上梁中堂等一批专家的工作，现在梳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困难了。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首要的是陈慕华，第二个是陈云。我们自古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传统。1978年2月26日，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目标第一次写进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任总理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计划生育很重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必须继续认真抓好，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很快，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在《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国民婚姻年龄和生育数量提出了具体规定：“晚婚年龄，农村提倡女23周岁，男25周岁，城市略高于农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在三年以上。”这已经不同于5年前华国锋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时强调的“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的情景了。正是在这位最后官当到人大副委员长的陈慕华的一再加劲推动下，飞快地过渡到了“一胎化”。

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既是迈向“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又是标志中国进入所谓“法治时代”的重要标志。陈慕华在会议上说“……全国人口增长率今年降到10‰，明年降到9‰，这应该是可能的。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较几个月前中央批转的“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又进了一步，“鼓励生一胎”的口号提出来了。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口径制订条例，抓紧工作，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却又巧妙地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中的 “最多两个”取掉，变成“最好一个”了。政策变化之快，简直是坐火箭的速度。这就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县委书记通知八点半开会，到了办公室下通知会加速成八点开会；到了乡镇党政办，通知又变成了七点半。层层加码，不敢懈怠。6月18日，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今年我们要力争使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它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这次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结束，陈慕华便据此正式提出“一胎化”政策。6月27日，陈慕华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计划生育课时说：“我们认为，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五左右，完全可能做到。主要的办法是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减少以至消灭多胎现象，降低多胎率。”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课可谓之“一胎化”的动员令、进军令。《人民日报》报道这次讲课的黑体标题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

不到半年，1979年12月18日，陈慕华便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

当然，陈慕华当时虽贵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以她当时的权威和能耐，如此大的问题，尽管她非常积极，心中还是没底儿的，她还需要找个靠山，这个靠山不好找，华国锋对计划生育问题一直不积极，讲话表态是被形势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胡耀邦根本不相信老百姓会支持如此激进的“一胎化”，赵紫阳更不用说，直接当场表示反对，邓小平也不赞成，他还是希望走群众自愿基础上的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

但是，她还是很快找到了，这个人就是自诩小学文化程度自学成才的党内著名“经济学家”陈云。我们知道，陈云是非常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他所谓的新时期改革，是想一心一意恢复到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路线上来——那可是他亲手参与设计和推动的得意之作啊。所以，他非常赞赏“计划生育”而且极力支持“一胎化”——看来他就没想到让百姓一人同时拥有两辆自行车两块肥皂。1979年6月1日，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上海对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表态要坚决实行“一胎化”。这无异于是对陈慕华的锦上添花，一个在南方喊，一个在北方呼，他们二人可谓是南北呼应。

1980年，胡耀邦赵紫阳已成为党和政府的一线领导，他们已经对“一胎化”表达了不同的认识。故这年陈慕华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前表现出极大的不安。这年6月13日，陈慕华致信陈云，咨询这份计划生育汇报提纲的草稿引用他的一段话是否准确。14日夜，陈云给陈慕华的回信中语气坚定地说：“你引的我去年讲的话没有错。”“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这是陈慕华明知故问。因为按照工作惯例，党的领导人在外地发表的重要谈话，有关方面都会立即整理上报中央，然后由中央根据情况批转有关部门或发至全党。陈慕华引用陈云头年6月1日在上海的谈话，说明一年前中央已经按惯例批转给陈慕华所领导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了。否则，她陈慕华如何能知道陈云在上海有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强硬的谈话呢？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无需与陈云订正，照批转件抄上就是了。何况陈云并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不管怎么说，陈云态度强硬的回复，使陈慕华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东西。腰杆硬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政策最终在中央层面形成所谓的共识，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及时势际遇撮合的结果，并不是像计划生育部门所宣传的那样异口同声立马一致通过。1979年至1980年代初，正是神州大地回春，各种力量和思想蠢蠢欲动的时节，改革虽已确定，但走什么路？却是谁都说不清，邓小平想走市场，陈云想回到五十年代的计划，他们身后都各有啦啦队。相应来说，由于邓小平的市场化太过于大胆石破天惊，在那个时代，并不怎么占上风。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资料证实，但我们不难猜测，邓、陈两派肯定存在着一番博弈。政治，本就是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故我相信，很可能，邓小平用支持陈云的“一胎化”来换取陈云对他“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支持，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邓小平虽然威望及权势都比陈云大，但也不能把陈云的所有提议都给否决了啊，那样失去的不仅仅是陈云一个人，还有他身后的啦啦队。久经沙场的邓小平他不会犯这个傻。同时，那个时侯，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直到1980年年底才进入一线位置的胡耀邦、赵紫阳，由于存在着事实上的老人干政，地位根本不稳，在这拨乱反正的春天里，许多的事还需要从长计议，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当然也还要有自己对于这个国家一系列发展的规划，面对“人口”这么大的问题，他们一时还难以拿出成熟的有魄力的意见，他们只好暂且保留。

细心的人会从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那封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不难看出点端倪。《公开信》一开始就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由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只生育一个孩子”是国务院的号召，虽然在此对这一号召没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却也明白无误地把自己撇清了，等于告诉全国人民：它还不是党中央制订并通过了的政策。所以，也就难怪在此后的日子里，党中央对这封所谓的《公开信》并不感冒。梁中堂他们检索了整个80年代的《人民日报》，从1982年中央11号文件颁布以后到1990年5月，“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领导组合的存系期间，《人民日报》没有一次提到这封“公开信”。10年以后，即当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已经走到台下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纪念“公开信”的热潮，甚至把它视为“一胎化”政策推出的一个象征。而在2010年前后，随着《公开信》发表30周年的到来，党和民众却都把这封当年仓促出台的思虑不周的玩意儿当了宝贝，乃至围绕着它展开了拉锯战，民众要求党遵守公开信的承诺，调整生育政策，党却不出面，只让计生委出面一再说不，其实，当年那本就不是党做出的决定啊。

但是，不科学的东西，肯定要受到现实的抵制。转年，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选举赵紫阳、华国锋为党中央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至此，终于完成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领导中枢的人员变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胡耀邦赵紫阳处于党政第一线领导位置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组合。紧接着，胡耀邦、赵紫阳就开始启动程序，谋求改变激进的“一胎化”生育政策。9月10日，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上提出了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方案，一是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二是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某些农民家庭生了一个女孩的，还可以再生第二胎。赵紫阳9月10日的讲话，由陈慕华赶紧向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作了传达。但是没想到，赵紫阳的这个讲话引起了下边一些省市的强烈不满，说这样工作还怎么抓？赵紫阳很快看到了座谈会简报对他讲话的反馈，在9月12日给胡耀邦的一个便函中赵紫阳写道：

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回来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

胡耀邦当即在赵紫阳的便函上批示说：
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全国29个（除台湾外）省（市、自治区）中，很快有26个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其中同意书记处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6个省及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http://tieba.baidu.com/p/3697294929
首先向贴吧管理层、次而向广大吧友声明，本文资料多引自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载著名社科杂志《开放时代》双月刊2014年第3期卷首）、刘社建《马寅初事件考》（载2015年3月20日《文汇报》第10版《文汇学人》专版）、梁中堂《马寅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等，全是党和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表的资料，无任何"秘史"或不适宜公开的内部资料一类,更请阅读面不敢恭维的网监们放心，如有问题或不妥请找你们的上司中宣部，别怪我。本人无多大创建，只是就这些学人的资料做了梳理，特此说明。并向梁中堂、刘社建二位先生致谢！

那么，在推出“一胎化”这个问题上，都有哪些关键人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呢？由于一些资料及文集的公开出版，再加上梁中堂等一批专家的工作，现在梳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困难了。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首要的是陈慕华，第二个是陈云。我们自古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传统。1978年2月26日，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目标第一次写进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任总理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计划生育很重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必须继续认真抓好，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很快，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在《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国民婚姻年龄和生育数量提出了具体规定：“晚婚年龄，农村提倡女23周岁，男25周岁，城市略高于农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在三年以上。”这已经不同于5年前华国锋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时强调的“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的情景了。正是在这位最后官当到人大副委员长的陈慕华的一再加劲推动下，飞快地过渡到了“一胎化”。

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既是迈向“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又是标志中国进入所谓“法治时代”的重要标志。陈慕华在会议上说“……全国人口增长率今年降到10‰，明年降到9‰，这应该是可能的。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较几个月前中央批转的“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又进了一步，“鼓励生一胎”的口号提出来了。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口径制订条例，抓紧工作，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却又巧妙地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中的 “最多两个”取掉，变成“最好一个”了。政策变化之快，简直是坐火箭的速度。这就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县委书记通知八点半开会，到了办公室下通知会加速成八点开会；到了乡镇党政办，通知又变成了七点半。层层加码，不敢懈怠。6月18日，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今年我们要力争使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它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这次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结束，陈慕华便据此正式提出“一胎化”政策。6月27日，陈慕华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计划生育课时说：“我们认为，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五左右，完全可能做到。主要的办法是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减少以至消灭多胎现象，降低多胎率。”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课可谓之“一胎化”的动员令、进军令。《人民日报》报道这次讲课的黑体标题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

不到半年，1979年12月18日，陈慕华便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

当然，陈慕华当时虽贵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以她当时的权威和能耐，如此大的问题，尽管她非常积极，心中还是没底儿的，她还需要找个靠山，这个靠山不好找，华国锋对计划生育问题一直不积极，讲话表态是被形势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胡耀邦根本不相信老百姓会支持如此激进的“一胎化”，赵紫阳更不用说，直接当场表示反对，邓小平也不赞成，他还是希望走群众自愿基础上的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

但是，她还是很快找到了，这个人就是自诩小学文化程度自学成才的党内著名“经济学家”陈云。我们知道，陈云是非常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他所谓的新时期改革，是想一心一意恢复到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路线上来——那可是他亲手参与设计和推动的得意之作啊。所以，他非常赞赏“计划生育”而且极力支持“一胎化”——看来他就没想到让百姓一人同时拥有两辆自行车两块肥皂。1979年6月1日，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上海对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表态要坚决实行“一胎化”。这无异于是对陈慕华的锦上添花，一个在南方喊，一个在北方呼，他们二人可谓是南北呼应。

1980年，胡耀邦赵紫阳已成为党和政府的一线领导，他们已经对“一胎化”表达了不同的认识。故这年陈慕华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前表现出极大的不安。这年6月13日，陈慕华致信陈云，咨询这份计划生育汇报提纲的草稿引用他的一段话是否准确。14日夜，陈云给陈慕华的回信中语气坚定地说：“你引的我去年讲的话没有错。”“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这是陈慕华明知故问。因为按照工作惯例，党的领导人在外地发表的重要谈话，有关方面都会立即整理上报中央，然后由中央根据情况批转有关部门或发至全党。陈慕华引用陈云头年6月1日在上海的谈话，说明一年前中央已经按惯例批转给陈慕华所领导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了。否则，她陈慕华如何能知道陈云在上海有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强硬的谈话呢？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无需与陈云订正，照批转件抄上就是了。何况陈云并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不管怎么说，陈云态度强硬的回复，使陈慕华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东西。腰杆硬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政策最终在中央层面形成所谓的共识，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及时势际遇撮合的结果，并不是像计划生育部门所宣传的那样异口同声立马一致通过。1979年至1980年代初，正是神州大地回春，各种力量和思想蠢蠢欲动的时节，改革虽已确定，但走什么路？却是谁都说不清，邓小平想走市场，陈云想回到五十年代的计划，他们身后都各有啦啦队。相应来说，由于邓小平的市场化太过于大胆石破天惊，在那个时代，并不怎么占上风。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资料证实，但我们不难猜测，邓、陈两派肯定存在着一番博弈。政治，本就是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故我相信，很可能，邓小平用支持陈云的“一胎化”来换取陈云对他“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支持，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邓小平虽然威望及权势都比陈云大，但也不能把陈云的所有提议都给否决了啊，那样失去的不仅仅是陈云一个人，还有他身后的啦啦队。久经沙场的邓小平他不会犯这个傻。同时，那个时侯，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直到1980年年底才进入一线位置的胡耀邦、赵紫阳，由于存在着事实上的老人干政，地位根本不稳，在这拨乱反正的春天里，许多的事还需要从长计议，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当然也还要有自己对于这个国家一系列发展的规划，面对“人口”这么大的问题，他们一时还难以拿出成熟的有魄力的意见，他们只好暂且保留。

细心的人会从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那封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不难看出点端倪。《公开信》一开始就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由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只生育一个孩子”是国务院的号召，虽然在此对这一号召没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却也明白无误地把自己撇清了，等于告诉全国人民：它还不是党中央制订并通过了的政策。所以，也就难怪在此后的日子里，党中央对这封所谓的《公开信》并不感冒。梁中堂他们检索了整个80年代的《人民日报》，从1982年中央11号文件颁布以后到1990年5月，“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领导组合的存系期间，《人民日报》没有一次提到这封“公开信”。10年以后，即当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已经走到台下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纪念“公开信”的热潮，甚至把它视为“一胎化”政策推出的一个象征。而在2010年前后，随着《公开信》发表30周年的到来，党和民众却都把这封当年仓促出台的思虑不周的玩意儿当了宝贝，乃至围绕着它展开了拉锯战，民众要求党遵守公开信的承诺，调整生育政策，党却不出面，只让计生委出面一再说不，其实，当年那本就不是党做出的决定啊。

但是，不科学的东西，肯定要受到现实的抵制。转年，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选举赵紫阳、华国锋为党中央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至此，终于完成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领导中枢的人员变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胡耀邦赵紫阳处于党政第一线领导位置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组合。紧接着，胡耀邦、赵紫阳就开始启动程序，谋求改变激进的“一胎化”生育政策。9月10日，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上提出了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方案，一是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二是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某些农民家庭生了一个女孩的，还可以再生第二胎。赵紫阳9月10日的讲话，由陈慕华赶紧向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作了传达。但是没想到，赵紫阳的这个讲话引起了下边一些省市的强烈不满，说这样工作还怎么抓？赵紫阳很快看到了座谈会简报对他讲话的反馈，在9月12日给胡耀邦的一个便函中赵紫阳写道：

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回来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

胡耀邦当即在赵紫阳的便函上批示说：
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全国29个（除台湾外）省（市、自治区）中，很快有26个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其中同意书记处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6个省及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