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达赖叛逃真的是受中央政府逼迫吗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统治延续了近三百年。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信奉活佛转世，“达赖喇嘛”这一尊号得以承袭延续下来，一直到今天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借助蒙古骑兵的力量建立起格鲁派政权，当时的清政府也得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了顺治皇帝，得到了清王朝的正式册封，从而有了一个被当时中央王朝承认的宗教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地位。这次册封对格鲁派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都至关重要。此次开始，西藏历史同格鲁派宗教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达赖喇嘛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拉开帷幕。
1792年，清乾隆皇帝年间，中央王朝认为西藏各大活佛的转世认定弊端太多。于是派大将军福康安到西藏，制定了西藏事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第一条就规定：今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选认，必须在大昭寺最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前，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主持金瓶掣签，杜绝私授妄指。 此举不仅厘定了西藏的宗教秩序乱象，更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宗教政权同中央王朝政府的联系。这种“金瓶掣签”的规章也演化为宗教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圆寂，十四世达赖又在哪里呢？
在青海省有一个叫祁家川的地方，几百年来，人们往来迁徙，使这里成为一处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从1644年清王朝确立统治以来，回族成为这里的主要聚居者。只有“祁家川”这个地名让人们时时想起原来居住在此的藏族祁家部落。当第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出生在祁家川当彩村时，这里的汉文化氛围已经非常浓郁，拉木登珠一家完全不懂拉萨话，甚至连安多藏语也说不完整。
当寻访灵童的人找到拉木登珠的时候，青海省政府主席回族军阀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的属民，绝不放人。西藏噶厦政府只能请中央政府协调并花了四十万元银币的赎身费，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踏上去拉萨的行程。
为了把拉木登珠培养成统治阶级的一员，西藏噶厦政府封给其家人数处庄园，使之成为贵族。拉木登珠也享受到了欧洲中世纪般至高无上的服务。仅仅是个人膳食就由18名僧侣人员负责。为了供应饭食和仪式使用的酸奶，就饲喂了三十头奶牛。而当时西藏的大多数孩子从刚刚出生，就成为小奴隶或小农奴，从小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距离西藏70多公里的色新村原来就是拉木登珠家的庄园。几十年前，年少的卓玛玉珍和他的弟弟群培因为无法忍受痛苦不堪的生活而跟随其他农奴一起逃亡。他们至今记得当时的惨剧，他们的主人发布了命令：这些人可以杀了，只要留下这些人的头和手就行。卓玛玉珍和弟弟侥幸逃生。
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摄政热振活佛的操纵下，这个5岁的男孩成为达赖喇嘛的继承者和接班人。1949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并免于灵童掣签。2月22日，坐床典礼结束，灵通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从当时的举措就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于团结西藏宗教力量，维护西藏团结和平稳定局面的坚定决心。不仅无条件给予达赖喇嘛宗教成分的认定，还免于“金瓶掣签”，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形势显然太过复杂。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到近一百多年，建立教区传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1904年，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开始公然军事入侵西藏。西藏人民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腐朽的清王朝和驻藏大臣束手无策，十三世达赖被迫逃亡。从此，英美开始不断在西藏地区寻找代理人，培植分裂势力。
噶厦政府的摄政热振活佛是尊崇中央政府统治的政治势力，开始对亲英美的上层统治势力进行清算。但达赖喇嘛最终抛弃了热振活佛，替换掉他的经师和摄政职位，又以“请中央政府帮其复位”的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并最终死于非命。这个过程中，英印政府驻拉萨商务代表英国人黎吉生一直居中策划。
虽然英美势力不断渗透西藏，但西藏的主权一直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
1949年，全国逐步得到解放，驻锡在青海塔尔寺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恳请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外国势力。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同西藏派出的代表谈判。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执政者不仅不响应中央政府号召，还动员追随者准备打仗，武装对抗解放军。
当时的中央政府和进藏的解放军真的是把“和平解放政策”宣传到底的。不仅报纸、广播上讲，沿路也讲，甚至到了前线还是一直不断的讲。但噶厦政府执政者达扎最终的回应却是：坚决抵抗武装对抗，最终男人死光了，只剩下女人也要战斗到底。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失败后，拉萨一片混乱，达扎的执政走到了尽头，无奈请求“神断”，从而16岁尚未到亲政年龄的十四世达赖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年轻的达赖最关心的是他的生命、地位和权力，反复思索后于1951年2月从边境口岸亚东派出了自己的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就位列其中。代表团到达北京车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就“十七条协议”天天进行磋商。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终于成功签署。达赖喇嘛得以从边境口岸亚东返回拉萨。
毛泽东主席在宴请西藏代表团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汉族和汉族之间的不团结，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不团结，这主要是国民党蒋介石和清政府造成的，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一个民族不能统治另一个民族，这是原则，你们一定要记住。”
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西藏地区事务的“关心”力度越来越大，并在向英国驻美大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得到适当发展，还可以考虑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1951年3月到8月若干无日期、发信地点，也没有签名的信件被不断送到达赖手中。美国人劝说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流亡国外，组织抵抗运动，美国政府愿意为此提供经济支持甚至军事援助。一位英国记者确信他已经看见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运进了西藏。
虽然人们欣喜的看到红星红旗在拉萨上空飘扬，但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农奴的地位仍旧万分低下，毫无哪怕一丁点自由可言。农奴的生活仍旧痛苦和悲惨。
政教合一时代的西藏噶厦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很大，几乎没有法治可言。在布达拉宫的地下仍旧存在着旧式的监狱，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里。高级僧侣和贵族官员们继续着自己奢华的生活，垄断者上层统治全。中央人民政府的官员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根据十七条协议，尽管不切实际，也只能等待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当达赖逃亡到亚东口岸召集群僚商讨是从亚东流亡国外还是接受中央政府“十七条协议”时，大部分僧侣官员表示不愿意离开西藏，认为十七条协议完全可以接受。达赖返回拉萨之后，拉萨恢复平静。一些进步僧侣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青年看到了西藏建设取得的成就，开始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教育，贴近新体制，成立各种进步组织，学习和宣传“十七条协议”。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一派欣欣向荣。
实事求是的讲，开始的几年里，十四世达赖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54年，达赖同班禅喇嘛通过西藏新修的公路，坐飞机、赶火车，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了西藏民众的热烈欢送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两人交谈甚欢。达赖更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人代会后，达赖同班禅一起赴全国参观。爱好机械的达赖表示，要把西藏建设的富饶而先进。
1955年回到拉萨的达赖写了首《毛主席颂》，歌颂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功绩。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陈毅元帅率团出席，达赖任筹委会主任，年轻的达赖积极而富有热情的投入到工作中。
尽管一切看起来都朝着平稳有序的方向在发展，但西藏的地下仍旧暗潮涌动。
1956年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纪念活动，一些早已逃亡到此的前西藏政府官员包括达赖的两个哥哥，都积极游说其不要回国留在印度。历史证明，达赖喇嘛的性格优柔寡断而又软弱。这个时候的达赖非常犹豫，思前想后真的动了留下来的念头。幸亏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及时、广泛的做工作，达赖最终才慢慢吞吞的回国。
当时，其他省份的藏民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支持中央政府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控诉旧制度对他们的压榨和迫害，烧毁了旧账本，同旧时代彻底决裂。惊恐万状的农奴主纷纷跑到西藏向达赖寻求保护，并暗中准备发动武装暴动。
这时，美国正式开始介入西藏事务，一些蛰伏的力量被纷纷唤醒。他们在藏区招募特工人员赴台湾受训后返回西藏，并通过边境空投物资和武器给他们。
很快这些人便开始在西藏制造麻烦，并进行恐怖活动。他们不断袭击中央派驻西藏的干部和军队，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和叛乱武装“卫教军”。叛乱分子在达赖喇嘛的默许下公开地进行煽动和袭击活动。一个自称是“人民议会”的组织甚至在拉萨张贴了征兵令。那些开明的僧侣和上层进步人士纷纷躲入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避难，大部分拉萨民众大门紧闭，躲避灾难。拉萨重新陷入混乱之中。
1959年2月，达赖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这是解放军准备劫持达赖去北京的阴谋，号召所有藏民都行动起来保护达赖。这成为叛乱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1959年3月10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武装叛乱爆发。
从维护西藏大局出发，一开始人民解放军对叛乱分子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叛乱分子们得寸进尺肆意妄为，不断到解放军军营前武装游行，还成立了自己的叛乱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事件过程中，达赖不断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写信，申明自己已经被叛乱分子控制，寸步难行。3月16日晚，处在叛乱分子“控制”之下的达赖决定请卦“神断”，并根据“神断”反应的意图当日晚乔装打扮逃离拉萨。
达赖逃离后，叛乱分子集中7000余人开始对中央政府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无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人民解放军在进步僧侣的配合下，仅用两天就平息了叛乱。四天后，1959年3月26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逃往印度。
纵观达赖叛国逃亡的整个过程，中央政府始终对团结西藏宗教力量，对维护西藏的和平稳定报以最大的热忱。由于美国人背后的唆使指挥，也由于达赖喇嘛自身的性格缺陷，最终还是走上了叛乱叛国的不归路。这就叫做咎由自取。
通俗的讲，达赖及其追随者，环抱着极端的个人主义，生活在旧日的美梦里，背离了历史的选择，无法跟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最终被历史和时代所唾弃。
这才是昔日灵童拉木登珠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选择叛国的真正原因。达赖喇嘛对西藏的统治延续了近三百年。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信奉活佛转世，“达赖喇嘛”这一尊号得以承袭延续下来，一直到今天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借助蒙古骑兵的力量建立起格鲁派政权，当时的清政府也得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了顺治皇帝，得到了清王朝的正式册封，从而有了一个被当时中央王朝承认的宗教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地位。这次册封对格鲁派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都至关重要。此次开始，西藏历史同格鲁派宗教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达赖喇嘛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拉开帷幕。
1792年，清乾隆皇帝年间，中央王朝认为西藏各大活佛的转世认定弊端太多。于是派大将军福康安到西藏，制定了西藏事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第一条就规定：今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选认，必须在大昭寺最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前，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主持金瓶掣签，杜绝私授妄指。 此举不仅厘定了西藏的宗教秩序乱象，更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宗教政权同中央王朝政府的联系。这种“金瓶掣签”的规章也演化为宗教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圆寂，十四世达赖又在哪里呢？
在青海省有一个叫祁家川的地方，几百年来，人们往来迁徙，使这里成为一处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从1644年清王朝确立统治以来，回族成为这里的主要聚居者。只有“祁家川”这个地名让人们时时想起原来居住在此的藏族祁家部落。当第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出生在祁家川当彩村时，这里的汉文化氛围已经非常浓郁，拉木登珠一家完全不懂拉萨话，甚至连安多藏语也说不完整。
当寻访灵童的人找到拉木登珠的时候，青海省政府主席回族军阀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的属民，绝不放人。西藏噶厦政府只能请中央政府协调并花了四十万元银币的赎身费，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踏上去拉萨的行程。
为了把拉木登珠培养成统治阶级的一员，西藏噶厦政府封给其家人数处庄园，使之成为贵族。拉木登珠也享受到了欧洲中世纪般至高无上的服务。仅仅是个人膳食就由18名僧侣人员负责。为了供应饭食和仪式使用的酸奶，就饲喂了三十头奶牛。而当时西藏的大多数孩子从刚刚出生，就成为小奴隶或小农奴，从小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距离西藏70多公里的色新村原来就是拉木登珠家的庄园。几十年前，年少的卓玛玉珍和他的弟弟群培因为无法忍受痛苦不堪的生活而跟随其他农奴一起逃亡。他们至今记得当时的惨剧，他们的主人发布了命令：这些人可以杀了，只要留下这些人的头和手就行。卓玛玉珍和弟弟侥幸逃生。
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摄政热振活佛的操纵下，这个5岁的男孩成为达赖喇嘛的继承者和接班人。1949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并免于灵童掣签。2月22日，坐床典礼结束，灵通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从当时的举措就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于团结西藏宗教力量，维护西藏团结和平稳定局面的坚定决心。不仅无条件给予达赖喇嘛宗教成分的认定，还免于“金瓶掣签”，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形势显然太过复杂。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到近一百多年，建立教区传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1904年，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开始公然军事入侵西藏。西藏人民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腐朽的清王朝和驻藏大臣束手无策，十三世达赖被迫逃亡。从此，英美开始不断在西藏地区寻找代理人，培植分裂势力。
噶厦政府的摄政热振活佛是尊崇中央政府统治的政治势力，开始对亲英美的上层统治势力进行清算。但达赖喇嘛最终抛弃了热振活佛，替换掉他的经师和摄政职位，又以“请中央政府帮其复位”的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并最终死于非命。这个过程中，英印政府驻拉萨商务代表英国人黎吉生一直居中策划。
虽然英美势力不断渗透西藏，但西藏的主权一直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
1949年，全国逐步得到解放，驻锡在青海塔尔寺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恳请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外国势力。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同西藏派出的代表谈判。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执政者不仅不响应中央政府号召，还动员追随者准备打仗，武装对抗解放军。
当时的中央政府和进藏的解放军真的是把“和平解放政策”宣传到底的。不仅报纸、广播上讲，沿路也讲，甚至到了前线还是一直不断的讲。但噶厦政府执政者达扎最终的回应却是：坚决抵抗武装对抗，最终男人死光了，只剩下女人也要战斗到底。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失败后，拉萨一片混乱，达扎的执政走到了尽头，无奈请求“神断”，从而16岁尚未到亲政年龄的十四世达赖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年轻的达赖最关心的是他的生命、地位和权力，反复思索后于1951年2月从边境口岸亚东派出了自己的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就位列其中。代表团到达北京车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就“十七条协议”天天进行磋商。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终于成功签署。达赖喇嘛得以从边境口岸亚东返回拉萨。
毛泽东主席在宴请西藏代表团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汉族和汉族之间的不团结，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不团结，这主要是国民党蒋介石和清政府造成的，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一个民族不能统治另一个民族，这是原则，你们一定要记住。”
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西藏地区事务的“关心”力度越来越大，并在向英国驻美大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得到适当发展，还可以考虑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1951年3月到8月若干无日期、发信地点，也没有签名的信件被不断送到达赖手中。美国人劝说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流亡国外，组织抵抗运动，美国政府愿意为此提供经济支持甚至军事援助。一位英国记者确信他已经看见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运进了西藏。
虽然人们欣喜的看到红星红旗在拉萨上空飘扬，但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农奴的地位仍旧万分低下，毫无哪怕一丁点自由可言。农奴的生活仍旧痛苦和悲惨。
政教合一时代的西藏噶厦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很大，几乎没有法治可言。在布达拉宫的地下仍旧存在着旧式的监狱，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里。高级僧侣和贵族官员们继续着自己奢华的生活，垄断者上层统治全。中央人民政府的官员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根据十七条协议，尽管不切实际，也只能等待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当达赖逃亡到亚东口岸召集群僚商讨是从亚东流亡国外还是接受中央政府“十七条协议”时，大部分僧侣官员表示不愿意离开西藏，认为十七条协议完全可以接受。达赖返回拉萨之后，拉萨恢复平静。一些进步僧侣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青年看到了西藏建设取得的成就，开始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教育，贴近新体制，成立各种进步组织，学习和宣传“十七条协议”。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一派欣欣向荣。
实事求是的讲，开始的几年里，十四世达赖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54年，达赖同班禅喇嘛通过西藏新修的公路，坐飞机、赶火车，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了西藏民众的热烈欢送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两人交谈甚欢。达赖更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人代会后，达赖同班禅一起赴全国参观。爱好机械的达赖表示，要把西藏建设的富饶而先进。
1955年回到拉萨的达赖写了首《毛主席颂》，歌颂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功绩。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陈毅元帅率团出席，达赖任筹委会主任，年轻的达赖积极而富有热情的投入到工作中。
尽管一切看起来都朝着平稳有序的方向在发展，但西藏的地下仍旧暗潮涌动。
1956年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纪念活动，一些早已逃亡到此的前西藏政府官员包括达赖的两个哥哥，都积极游说其不要回国留在印度。历史证明，达赖喇嘛的性格优柔寡断而又软弱。这个时候的达赖非常犹豫，思前想后真的动了留下来的念头。幸亏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及时、广泛的做工作，达赖最终才慢慢吞吞的回国。
当时，其他省份的藏民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支持中央政府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控诉旧制度对他们的压榨和迫害，烧毁了旧账本，同旧时代彻底决裂。惊恐万状的农奴主纷纷跑到西藏向达赖寻求保护，并暗中准备发动武装暴动。
这时，美国正式开始介入西藏事务，一些蛰伏的力量被纷纷唤醒。他们在藏区招募特工人员赴台湾受训后返回西藏，并通过边境空投物资和武器给他们。
很快这些人便开始在西藏制造麻烦，并进行恐怖活动。他们不断袭击中央派驻西藏的干部和军队，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和叛乱武装“卫教军”。叛乱分子在达赖喇嘛的默许下公开地进行煽动和袭击活动。一个自称是“人民议会”的组织甚至在拉萨张贴了征兵令。那些开明的僧侣和上层进步人士纷纷躲入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避难，大部分拉萨民众大门紧闭，躲避灾难。拉萨重新陷入混乱之中。
1959年2月，达赖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这是解放军准备劫持达赖去北京的阴谋，号召所有藏民都行动起来保护达赖。这成为叛乱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1959年3月10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武装叛乱爆发。
从维护西藏大局出发，一开始人民解放军对叛乱分子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叛乱分子们得寸进尺肆意妄为，不断到解放军军营前武装游行，还成立了自己的叛乱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事件过程中，达赖不断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写信，申明自己已经被叛乱分子控制，寸步难行。3月16日晚，处在叛乱分子“控制”之下的达赖决定请卦“神断”，并根据“神断”反应的意图当日晚乔装打扮逃离拉萨。
达赖逃离后，叛乱分子集中7000余人开始对中央政府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无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人民解放军在进步僧侣的配合下，仅用两天就平息了叛乱。四天后，1959年3月26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逃往印度。
纵观达赖叛国逃亡的整个过程，中央政府始终对团结西藏宗教力量，对维护西藏的和平稳定报以最大的热忱。由于美国人背后的唆使指挥，也由于达赖喇嘛自身的性格缺陷，最终还是走上了叛乱叛国的不归路。这就叫做咎由自取。
通俗的讲，达赖及其追随者，环抱着极端的个人主义，生活在旧日的美梦里，背离了历史的选择，无法跟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最终被历史和时代所唾弃。
这才是昔日灵童拉木登珠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选择叛国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