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娘在日本：有人日语很好 基本不和中国人来往

原标题：离乡三千里——中国新娘在日本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

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

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

跨国婚姻隐患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

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

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

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

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

当孩子以母亲为耻

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

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

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到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

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

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

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

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

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た て 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て すよ(已经六岁了呢)。”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

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蔽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

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

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

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

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

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

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记者/李光 吴如加 特约撰稿/林子敬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4期总第543期

http://news.ifeng.com/a/20150526/43834194_0.shtml原标题：离乡三千里——中国新娘在日本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

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

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

跨国婚姻隐患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

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

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

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

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

当孩子以母亲为耻

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

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

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到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

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

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

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

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

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た て 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て すよ(已经六岁了呢)。”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

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蔽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

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

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

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

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

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

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记者/李光 吴如加 特约撰稿/林子敬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4期总第543期

http://news.ifeng.com/a/20150526/4383419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