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八一南昌起义的台前幕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5:27:55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之时，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1926年6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农民被发动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开展了批斗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农民达到上千万人，旧有的农村政权基础遭到了极大动摇。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遂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贯以左派面目示人，强烈“主张国共合作到底”，因而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都是要其向国民党让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23年就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和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绩卓著，因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很高。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现时期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这是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因而，尽管他很清楚国民党内的左右力量分布，也曾提出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主张，但却未能将正确的主张坚持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书生气过重，摇摆不定，既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对其的“包办代替”忿忿不平。加上他的斗争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缺陷，导致没有能够把握和解决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顾国民党内反革命力量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一味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军事上不去掌握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忽左忽右，结果就是阻挠和压制了中国党内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何努力与斗争。最终，是自食其果，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尚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个省。然而在西南、东南的不少地方军阀都已暗中倒向蒋介石，心怀异志，正在观察风向。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退往河南西部；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派遣10多万兵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等城市，企图阻挡革命势力北上，并觊觎武汉；奉系直鲁联军15万人也进驻安徽和江苏的江北地区，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同协防，有向东南反攻之势；倾向革命而出师中原的冯玉祥国民联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阻困于潼关以西。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在北方受到了直奉军阀部队的武力威胁，在东、南、西三方面还面临了被蒋介石集团及其收买的军阀部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窘境。为摆脱被动，武汉国民政府就关于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按照国共两党曾有的协议，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3天。从军事上说，武汉国民政府所处的战略位置较为不利，如东征讨蒋则必要在南北两面侧敌行动，极有可能同时与蒋介石、奉军和后方叛乱军阀作战，实属兵家大忌。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军队还有近8个军的实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15个军左右及海军舰队，武汉方面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北伐，可得到陕西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等实力派的支持，能对河南之敌形成钳形攻势，军队战斗力上也要强于奉军，有利条件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方面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这时派人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综合以上考虑，汪精卫和鲍罗廷力主北伐，希望能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从陕西接应出来，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先打破四面受敌之包围，然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奉军。
在此期间，中共党内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讨蒋，打垮这个反动营垒中的首要人物，然后再继续北伐。周恩来还着重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军事态势对比，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实际上从后来看，周恩来的分析低估了蒋介石一方的军事实力，高估了反蒋势力的动向。在那一时期，国内实力派中投向蒋介石的人能数出一大堆，而真正敢于反蒋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后来新军阀混战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同时，周恩来等人怕引起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也没有就东征讨蒋会引起的军事上的危机形势而作出深刻分析。鲍罗廷则鲜明支持继续北伐，他的打算是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在北伐中能够同冯玉祥会师郑州，联合讨奉，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看好以汪精卫为革命领导，也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讨奉。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只能作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各路军队迅速沿京汉铁路出师河南。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占领陕西之后，亦挥师东进，参加会攻河南。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在汝南、上蔡、临颖、郾城、许昌、新郑等地击溃奉军。6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开封，国民联军占领郑州，双方在郑州会师，奉军败退往黄河以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5月间兵分三路继续北伐，沿津浦路进展迅速，连克安庆、合肥、蚌埠、徐州诸城，并继续向山东进攻。
就在第二期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却后院起火，连续发生军阀叛乱事件。汪精卫在几度权衡之后，反共面目也逐渐开始暴露，并在多重因素促成下最终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
1927年5月17日，驻兵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通电全国，尔后率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也叛变投蒋，杨森率各路川军3万余人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军。在鄂西北的军阀于学忠、张联升部亦蜂起响应，配合叛军行动。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远赴河南作战，武汉空虚，形势非常危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讨伐夏斗寅，并任命当时负责卫戍武汉的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担负平叛的军事指挥重任。5月19日，夏斗寅叛军已进抵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一时武汉三镇震动。叶挺临危不乱，指挥所属第24师、第25师各1个团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农民协会训练班学员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一举打垮了夏斗寅叛军的先头部队。夏斗寅虽气势汹汹，但自知不是叶挺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令仓皇撤退。此时唐生智一部已回援武汉，于中途阻击了叛军，夏斗寅只好率部折返逃向安徽地区。杨森等部叛军见夏斗寅失败，便也停步不前，武汉形势得到了缓解。
然而，夏斗寅叛乱却鼓励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们，导致各地叛乱相继发生。5月19日，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机关会所，逮捕和杀害工会、农协的负责人，解除工农武装。5月21日，驻守长沙的何健部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发动叛乱，掳掠及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并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工农团体负责人数百人，长沙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后许克祥等人发出“清党反共”通电，史称“马日事变”。紧随许克祥之后，湖南多地都发生了驻军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杀事件，各地的革命团体机关悉数被捣毁，被杀害的农民达1万多人。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手段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如出一辙。周恩来曾对总书记陈独秀说过：“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然而，对于“马日事变”的处理，却暴露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虚弱无力和反共的真面目。首先，就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来说，不但不谴责声讨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反而声称这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的，中共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这种“过火”行为，祸在自己。他甚至声称：“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走投无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而许克祥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在河南前线先是公开谴责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表示将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蒋。同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就“马日事变”的主谋是自己的下属请求给予个人处分。尔后又致电湖南省政府，严令长沙周围诸军非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并将从工农武装手中收缴的枪支“一律发还”。另一方面，他又在给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的电报中指责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唐生智还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以平息事态。
就中共一方来说，“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领导层大为震惊。当时湖南有400多万有组织的农民，3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5000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然在反革命军队的袭击下束手待毙！而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许克祥发动叛乱时的军队不过1000余人，只要有戒备，本来可乘机将其解决。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收场？！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队中发生反革命叛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家境较好，多有田产。而士兵都是就地招募，出来多是混口饭吃，所得饷银也大都寄回家中供养老小。农民运动之初，特别是搞得最有声势的湖南，还主要是对农村中少数劣迹较多的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到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以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打击面开始扩大到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加上部分农民协会掌握在地痞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导致不仅侵犯富户利益，甚至截扣士兵给家中的汇款，出现了大量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及以过激手段惩罚地主富户的事情。结果，军队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官的家眷就被抄家游街，士兵家庭收不到汇款，衣食无着，不得不离家逃亡。这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闹得前方军队人心惶惶。汪精卫后来在讨论解决“马日事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几乎得罪了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鲍罗廷的态度同陈独秀一致，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他们决定此事“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鲍罗廷还主动提出由他会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力主反击，建议利用叶挺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控制湘鄂边界，以及湖南农村革命力量强大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暴动，将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鲍罗廷、陈独秀对这些建议却根本置之不理，称现在“不是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军事工作应该收缩”，而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所谓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反革命，与鲍罗廷和陈独秀吵成一团，但无法影响中共中央作出的妥协决定。“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已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约2.5万人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声讨许克祥，镇压反革命。因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临时停止了进攻，坐失有利时机。事后湖南省委反映了对中央指示的不满情绪，中央某些人却指摘湖南省委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以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组成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并有鲍罗廷随行，前往长沙查办许克祥及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然而许克祥毫不惧怕，当赴湘特别委员会到达岳阳时，他竟然密电岳阳驻军，将委员会代表“就地拿获处决”。谭平山等人闻讯后，只得退回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却训令全体党员，称“马日事变”不过是个“误会”，而工农运动却是个“错误”，严令湖南各地准备反抗屠杀的农民“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部第36军副军长周斓回湖南代理省主席，主持军政事务。周斓去了湖南后，庇护许克祥，反而放任许克祥等部分赴湖南各地“清乡”，实则是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却无法对付少数军队。尽管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看来，工农运动和所谓人民群众都不能依靠，靠得住的只有军队。因此，他们把巩固湖南的希望寄托在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身上。而让唐生智去严厉对付自己的部下，在工农运动已经“过火”的当下也不现实，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对唐生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许克祥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对立已成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在这前后，留守江西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朱培德，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省内的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部“礼送出境”，并制止了江西省内的工农运动。这个事件的影响也很大，显示出为了保住江西省的安定和军队的不致背叛，朱培德煞费苦心地搞了一出地方和平“分共”。武汉国民政府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其意味何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现在是武汉国民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地盘，共产党搞的工农运动已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基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权，如何约束共产党，约束工农运动，或是国共彻底分家，都已是心照不宣的问题。
“马日事变”的发生，也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是震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转变了态度，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国民党右派，以挽救中国革命。5月30日，他们致电给鲍罗廷和罗易，通称为“五月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是要通过农会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
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湖南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反动官吏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军官。
鲍罗廷收到电报后，没有立即给罗易看，而是马上与陈独秀商量了对策。话说这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都与罗易有分歧，双方矛盾很深，因而才有此举。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荒唐可笑”，根本无法执行。鲍罗廷鼓动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为了做出一些姿态，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工农群众，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对于许克祥事件，不能妥协，只能下令讨灭。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少人感叹真是“马后炮”，现在已经错过了时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声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认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得罪了大部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陈独秀甚至直言：“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要以国民党来领导革命，中共必须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绝不能主动破裂两党关系。在这种形格势禁下，陈独秀认为现在即便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以将统一战线维系下去，想要进行反击夺取领导权更是没有力量，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罗易坚决主张讨伐反革命军队，但又要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他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独断专行非常愤怒，无法容忍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遂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危机局面。尽管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上却是相同的。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可以信赖的人物，是唯一能实现自己想法的国民党左派。汪现在的动摇是由于误以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挽回汪精卫的信任，重新恢复已濒临破裂的统一战线。罗易认为，为了维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汪精卫非常渴望苏联的援助。他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应该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于是，罗易不顾组织纪律，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拿着“五月指示”的电报原件去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过电报后没有当场表示态度，而是声称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后再说。随后他向罗易要了一份电报副本，并将电报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看，仅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保密。汪精卫当时表示：“这封电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有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刺激下，汪精卫已下了决心：“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党那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法。”
罗易泄露了重大机密，却事与愿违，被鲍罗廷告了一状，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调回了莫斯科。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一同返回苏联，中国的事情暂时全部交给鲍罗廷负责。在此期间，各路反革命势力的嘴脸相继暴露。6月1日，四川军阀刘湘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要出师讨伐武汉国民政府。6月6日，山西军阀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如此，蒋介石的势力又得到了很大增长，武汉的形势也进一步向右转。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同时加仑将军等140余名苏联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汪精卫对于苏联的依赖也随之结束，他要另寻出路了。
汪精卫虽已决心反共，但对于立即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恐怕北伐战事未定，后方又起火将控制不住局势，危及到他的地位。因此，他已多次致电唐生智，要求唐部不再进军，而是留一部镇守河南，主力回师武汉以稳定局势。唐生智一向视军队和地盘为安身立命之本，下属中已经出现了叛乱，担心还有其他人会效法投向蒋介石。而军队在后方乱搞要是激起两湖工农暴动，地盘就可能都归了共产党，哪里还有他的安身所在！因此，唐生智也有结束战争回镇武汉的迫切愿望。如此，北伐战事就需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和唐生智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冯玉祥身上。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率谭延恺、顾孟余、孙科等一众大员抵达郑州。9日，冯玉祥也带人到达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与国民联军一方召开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汪精卫持既反蒋，又反共的基调，希望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表面大老粗的冯玉祥早有腹案，声称愿意与武汉国民政府“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同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则避而不谈。这次会议决定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玉祥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郑州会议的结果是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在反共、反工农运动问题上与冯玉祥达成共识，其军队得以回镇，可以专意“巩固后方”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第二期北伐取得了胜利，命令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8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等部队撤出河南返回武汉。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根据形势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坚持解决“马日事变”的既定原则，对于军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对于农民的“过火”行动，必须纠正。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向外界披露了鲍罗廷等人顾问职务被解除的消息。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汪精卫说得很明白，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汪精卫还逼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等共产党员辞职。声称其受到军队压迫，不得不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开会进行了讨论，要求谭、苏坚持留任，双方形成了僵持。
唐生智于6月11日回到武汉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任命全权处理湖南事件，很快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然而唐生智发现，己部何键的第35军和李品仙的第8军已勾结在一起，分驻于武汉周围要地，正虎视眈眈。更令他震惊的是，第4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高级军官已在何键的串联下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拥唐反共”，大有兵谏之势。唐生智判断，再不表明态度就将被军队抛弃。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却对此严峻形势一味妥协退让，明显是指望不上了。唐生智遂决心不再骑墙，专意反共，以稳定部队。因此，他到了长沙后不但不查办许克祥，反而大肆攻击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全推到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在唐生智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仅象征性的给予许克祥“纪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分。同时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改组，湖南工农民众团体全被勒令停止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人无不欢欣鼓舞。在唐生智的指使下，许克祥等人在湖南各地组织了十路“清乡”大军，彻底对工农运动进行反攻倒算。
眼见唐生智已走向反动，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的内部争论也日见激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了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同时扩大武汉工人纠察队，以武力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为了以防万一，陈独秀接受了蔡和森的提案，指示在两湖进行动员。6月17日，陈独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往湖南，秘密组织特别委员会，集合军事骨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暴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由共产国际拨款并提供武器，然而罗易将这个计划改了又改，迟而不决。加上莫斯科的苏共中央获悉了汪冯郑州会议的情况之后，又电令鲍罗廷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结果拨款和武器始终没给，导致湖南暴动计划胎死腹中，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挽救局面的主张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最终一事无成。陈独秀对这个局面也一筹莫展，对国共合作的前景极度悲观，已没有什么手段了。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已洞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矛盾和虚弱无力，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此时他的国民联军已要单独面对直奉联军的进攻，且补给困难，形势堪忧。在多年中，冯玉祥得到了苏联从资金到武器的大力援助，所以西北军才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中共。相反，冯玉祥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观感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已使“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持非常厌恶的态度。面对南方蒋介石、北方张作霖先后发起的反苏反共运动，冯玉祥决心抛弃老恩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决定出马调停宁汉合作，实现共同北伐，解决自己面临的军事、经济压力。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举行会议，讨论了武汉问题、北伐问题和清党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和冯玉祥联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遭到冯玉祥婉言拒绝。冯玉祥主张宁汉息争，共同北伐，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还在反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0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是穷哈哈的武汉国民政府根本拿不出来的，解决了冯玉祥部在苏联断供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宁汉合作的条件，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分共，将鲍罗廷解聘回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剩下的都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同时调唐生智部继续北伐。其后冯玉祥就公开分共清党，效法朱培德将国民联军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部“礼送出境”。
然而，汪精卫虽与蒋介石、冯玉祥在分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上却仍然悬而未决。看蒋、冯这意思，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为合法的中央政权，话里话外是要将武汉合并到南京去，这是汪精卫绝对不能容忍的。并且分共清党容易，共产党手里没有几条枪，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却是致命问题，政治、军事都已难以维持，可谓是内外交困。先前汪精卫可以向苏联要贷款要支援维系，现在看来苏联人的钱是有毒的，要颠覆国民政府，不能再指望了。而任形势发展下去，军队就都要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将成为孤家寡人。汪精卫思来想去，只有祭出一招：东征讨蒋，窝里斗争输赢。这样一方面要打垮南京政权，夺回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同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就此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转移中共的视线，以利分共清党阴谋的实现；三是汪精卫的个人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不至于再被发落去出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手下的部队番号虽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就是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而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赞成东征讨蒋。唐生智想的是以东征讨蒋为名称霸两湖，扩大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张发奎想的则是借东征讨蒋之机打回广东老家去，驱逐已投靠蒋介石的李济深，开辟一个新局面。一拍即合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东征讨蒋，并将唐生智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其下辖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编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出师东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汪精卫提出东征讨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张发奎想的一样，打算回到广东另起炉灶。武汉这个地方四面受敌，财政困难，汪精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是搞了清党分共，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保住既有地位，才要搞东征讨蒋。而唐生智的心思他是清楚的，很难靠得住。万一东征不成，也不能再留在武汉，只有依靠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打回老家广东去，驱逐李济深，在北伐前的旧基业上重新发展。至少那里人熟地熟，交通发达，与海外联系方便，进退都可自如。因此汪精卫一力拉拢张发奎与他站到一起，因为张手中的军队就是汪将来起家的本钱。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当时也有去广东发展的想法。理由与汪精卫的类似，可以摆脱在武汉的被动形势，回到革命基础好的广东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另外还可得到苏联的海运接济，这对于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也才有可能重新进行北伐。因此，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东征讨蒋，实际也存了让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叶挺所部）跟着张发奎回广东的打算。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之时，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1926年6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农民被发动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开展了批斗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农民达到上千万人，旧有的农村政权基础遭到了极大动摇。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遂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贯以左派面目示人，强烈“主张国共合作到底”，因而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都是要其向国民党让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23年就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和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绩卓著，因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很高。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现时期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这是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因而，尽管他很清楚国民党内的左右力量分布，也曾提出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主张，但却未能将正确的主张坚持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书生气过重，摇摆不定，既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对其的“包办代替”忿忿不平。加上他的斗争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缺陷，导致没有能够把握和解决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顾国民党内反革命力量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一味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军事上不去掌握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忽左忽右，结果就是阻挠和压制了中国党内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何努力与斗争。最终，是自食其果，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尚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个省。然而在西南、东南的不少地方军阀都已暗中倒向蒋介石，心怀异志，正在观察风向。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退往河南西部；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派遣10多万兵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等城市，企图阻挡革命势力北上，并觊觎武汉；奉系直鲁联军15万人也进驻安徽和江苏的江北地区，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同协防，有向东南反攻之势；倾向革命而出师中原的冯玉祥国民联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阻困于潼关以西。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在北方受到了直奉军阀部队的武力威胁，在东、南、西三方面还面临了被蒋介石集团及其收买的军阀部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窘境。为摆脱被动，武汉国民政府就关于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按照国共两党曾有的协议，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3天。从军事上说，武汉国民政府所处的战略位置较为不利，如东征讨蒋则必要在南北两面侧敌行动，极有可能同时与蒋介石、奉军和后方叛乱军阀作战，实属兵家大忌。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军队还有近8个军的实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15个军左右及海军舰队，武汉方面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北伐，可得到陕西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等实力派的支持，能对河南之敌形成钳形攻势，军队战斗力上也要强于奉军，有利条件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方面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这时派人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综合以上考虑，汪精卫和鲍罗廷力主北伐，希望能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从陕西接应出来，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先打破四面受敌之包围，然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奉军。
在此期间，中共党内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讨蒋，打垮这个反动营垒中的首要人物，然后再继续北伐。周恩来还着重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军事态势对比，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实际上从后来看，周恩来的分析低估了蒋介石一方的军事实力，高估了反蒋势力的动向。在那一时期，国内实力派中投向蒋介石的人能数出一大堆，而真正敢于反蒋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后来新军阀混战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同时，周恩来等人怕引起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也没有就东征讨蒋会引起的军事上的危机形势而作出深刻分析。鲍罗廷则鲜明支持继续北伐，他的打算是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在北伐中能够同冯玉祥会师郑州，联合讨奉，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看好以汪精卫为革命领导，也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讨奉。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只能作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各路军队迅速沿京汉铁路出师河南。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占领陕西之后，亦挥师东进，参加会攻河南。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在汝南、上蔡、临颖、郾城、许昌、新郑等地击溃奉军。6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开封，国民联军占领郑州，双方在郑州会师，奉军败退往黄河以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5月间兵分三路继续北伐，沿津浦路进展迅速，连克安庆、合肥、蚌埠、徐州诸城，并继续向山东进攻。
就在第二期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却后院起火，连续发生军阀叛乱事件。汪精卫在几度权衡之后，反共面目也逐渐开始暴露，并在多重因素促成下最终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
1927年5月17日，驻兵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通电全国，尔后率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也叛变投蒋，杨森率各路川军3万余人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军。在鄂西北的军阀于学忠、张联升部亦蜂起响应，配合叛军行动。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远赴河南作战，武汉空虚，形势非常危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讨伐夏斗寅，并任命当时负责卫戍武汉的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担负平叛的军事指挥重任。5月19日，夏斗寅叛军已进抵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一时武汉三镇震动。叶挺临危不乱，指挥所属第24师、第25师各1个团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农民协会训练班学员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一举打垮了夏斗寅叛军的先头部队。夏斗寅虽气势汹汹，但自知不是叶挺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令仓皇撤退。此时唐生智一部已回援武汉，于中途阻击了叛军，夏斗寅只好率部折返逃向安徽地区。杨森等部叛军见夏斗寅失败，便也停步不前，武汉形势得到了缓解。
然而，夏斗寅叛乱却鼓励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们，导致各地叛乱相继发生。5月19日，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机关会所，逮捕和杀害工会、农协的负责人，解除工农武装。5月21日，驻守长沙的何健部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发动叛乱，掳掠及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并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工农团体负责人数百人，长沙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后许克祥等人发出“清党反共”通电，史称“马日事变”。紧随许克祥之后，湖南多地都发生了驻军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杀事件，各地的革命团体机关悉数被捣毁，被杀害的农民达1万多人。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手段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如出一辙。周恩来曾对总书记陈独秀说过：“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然而，对于“马日事变”的处理，却暴露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虚弱无力和反共的真面目。首先，就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来说，不但不谴责声讨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反而声称这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的，中共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这种“过火”行为，祸在自己。他甚至声称：“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走投无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而许克祥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在河南前线先是公开谴责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表示将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蒋。同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就“马日事变”的主谋是自己的下属请求给予个人处分。尔后又致电湖南省政府，严令长沙周围诸军非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并将从工农武装手中收缴的枪支“一律发还”。另一方面，他又在给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的电报中指责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唐生智还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以平息事态。
就中共一方来说，“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领导层大为震惊。当时湖南有400多万有组织的农民，3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5000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然在反革命军队的袭击下束手待毙！而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许克祥发动叛乱时的军队不过1000余人，只要有戒备，本来可乘机将其解决。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收场？！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队中发生反革命叛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家境较好，多有田产。而士兵都是就地招募，出来多是混口饭吃，所得饷银也大都寄回家中供养老小。农民运动之初，特别是搞得最有声势的湖南，还主要是对农村中少数劣迹较多的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到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以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打击面开始扩大到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加上部分农民协会掌握在地痞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导致不仅侵犯富户利益，甚至截扣士兵给家中的汇款，出现了大量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及以过激手段惩罚地主富户的事情。结果，军队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官的家眷就被抄家游街，士兵家庭收不到汇款，衣食无着，不得不离家逃亡。这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闹得前方军队人心惶惶。汪精卫后来在讨论解决“马日事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几乎得罪了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鲍罗廷的态度同陈独秀一致，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他们决定此事“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鲍罗廷还主动提出由他会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力主反击，建议利用叶挺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控制湘鄂边界，以及湖南农村革命力量强大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暴动，将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鲍罗廷、陈独秀对这些建议却根本置之不理，称现在“不是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军事工作应该收缩”，而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所谓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反革命，与鲍罗廷和陈独秀吵成一团，但无法影响中共中央作出的妥协决定。“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已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约2.5万人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声讨许克祥，镇压反革命。因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临时停止了进攻，坐失有利时机。事后湖南省委反映了对中央指示的不满情绪，中央某些人却指摘湖南省委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以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组成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并有鲍罗廷随行，前往长沙查办许克祥及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然而许克祥毫不惧怕，当赴湘特别委员会到达岳阳时，他竟然密电岳阳驻军，将委员会代表“就地拿获处决”。谭平山等人闻讯后，只得退回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却训令全体党员，称“马日事变”不过是个“误会”，而工农运动却是个“错误”，严令湖南各地准备反抗屠杀的农民“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部第36军副军长周斓回湖南代理省主席，主持军政事务。周斓去了湖南后，庇护许克祥，反而放任许克祥等部分赴湖南各地“清乡”，实则是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却无法对付少数军队。尽管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看来，工农运动和所谓人民群众都不能依靠，靠得住的只有军队。因此，他们把巩固湖南的希望寄托在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身上。而让唐生智去严厉对付自己的部下，在工农运动已经“过火”的当下也不现实，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对唐生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许克祥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对立已成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在这前后，留守江西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朱培德，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省内的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部“礼送出境”，并制止了江西省内的工农运动。这个事件的影响也很大，显示出为了保住江西省的安定和军队的不致背叛，朱培德煞费苦心地搞了一出地方和平“分共”。武汉国民政府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其意味何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现在是武汉国民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地盘，共产党搞的工农运动已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基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权，如何约束共产党，约束工农运动，或是国共彻底分家，都已是心照不宣的问题。
“马日事变”的发生，也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是震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转变了态度，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国民党右派，以挽救中国革命。5月30日，他们致电给鲍罗廷和罗易，通称为“五月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是要通过农会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
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湖南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反动官吏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军官。
鲍罗廷收到电报后，没有立即给罗易看，而是马上与陈独秀商量了对策。话说这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都与罗易有分歧，双方矛盾很深，因而才有此举。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荒唐可笑”，根本无法执行。鲍罗廷鼓动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为了做出一些姿态，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工农群众，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对于许克祥事件，不能妥协，只能下令讨灭。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少人感叹真是“马后炮”，现在已经错过了时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声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认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得罪了大部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陈独秀甚至直言：“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要以国民党来领导革命，中共必须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绝不能主动破裂两党关系。在这种形格势禁下，陈独秀认为现在即便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以将统一战线维系下去，想要进行反击夺取领导权更是没有力量，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罗易坚决主张讨伐反革命军队，但又要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他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独断专行非常愤怒，无法容忍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遂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危机局面。尽管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上却是相同的。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可以信赖的人物，是唯一能实现自己想法的国民党左派。汪现在的动摇是由于误以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挽回汪精卫的信任，重新恢复已濒临破裂的统一战线。罗易认为，为了维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汪精卫非常渴望苏联的援助。他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应该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于是，罗易不顾组织纪律，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拿着“五月指示”的电报原件去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过电报后没有当场表示态度，而是声称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后再说。随后他向罗易要了一份电报副本，并将电报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看，仅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保密。汪精卫当时表示：“这封电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有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刺激下，汪精卫已下了决心：“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党那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法。”
罗易泄露了重大机密，却事与愿违，被鲍罗廷告了一状，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调回了莫斯科。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一同返回苏联，中国的事情暂时全部交给鲍罗廷负责。在此期间，各路反革命势力的嘴脸相继暴露。6月1日，四川军阀刘湘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要出师讨伐武汉国民政府。6月6日，山西军阀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如此，蒋介石的势力又得到了很大增长，武汉的形势也进一步向右转。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同时加仑将军等140余名苏联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汪精卫对于苏联的依赖也随之结束，他要另寻出路了。
汪精卫虽已决心反共，但对于立即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恐怕北伐战事未定，后方又起火将控制不住局势，危及到他的地位。因此，他已多次致电唐生智，要求唐部不再进军，而是留一部镇守河南，主力回师武汉以稳定局势。唐生智一向视军队和地盘为安身立命之本，下属中已经出现了叛乱，担心还有其他人会效法投向蒋介石。而军队在后方乱搞要是激起两湖工农暴动，地盘就可能都归了共产党，哪里还有他的安身所在！因此，唐生智也有结束战争回镇武汉的迫切愿望。如此，北伐战事就需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和唐生智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冯玉祥身上。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率谭延恺、顾孟余、孙科等一众大员抵达郑州。9日，冯玉祥也带人到达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与国民联军一方召开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汪精卫持既反蒋，又反共的基调，希望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表面大老粗的冯玉祥早有腹案，声称愿意与武汉国民政府“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同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则避而不谈。这次会议决定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玉祥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郑州会议的结果是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在反共、反工农运动问题上与冯玉祥达成共识，其军队得以回镇，可以专意“巩固后方”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第二期北伐取得了胜利，命令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8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等部队撤出河南返回武汉。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根据形势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坚持解决“马日事变”的既定原则，对于军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对于农民的“过火”行动，必须纠正。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向外界披露了鲍罗廷等人顾问职务被解除的消息。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汪精卫说得很明白，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汪精卫还逼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等共产党员辞职。声称其受到军队压迫，不得不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开会进行了讨论，要求谭、苏坚持留任，双方形成了僵持。
唐生智于6月11日回到武汉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任命全权处理湖南事件，很快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然而唐生智发现，己部何键的第35军和李品仙的第8军已勾结在一起，分驻于武汉周围要地，正虎视眈眈。更令他震惊的是，第4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高级军官已在何键的串联下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拥唐反共”，大有兵谏之势。唐生智判断，再不表明态度就将被军队抛弃。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却对此严峻形势一味妥协退让，明显是指望不上了。唐生智遂决心不再骑墙，专意反共，以稳定部队。因此，他到了长沙后不但不查办许克祥，反而大肆攻击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全推到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在唐生智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仅象征性的给予许克祥“纪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分。同时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改组，湖南工农民众团体全被勒令停止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人无不欢欣鼓舞。在唐生智的指使下，许克祥等人在湖南各地组织了十路“清乡”大军，彻底对工农运动进行反攻倒算。
眼见唐生智已走向反动，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的内部争论也日见激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了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同时扩大武汉工人纠察队，以武力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为了以防万一，陈独秀接受了蔡和森的提案，指示在两湖进行动员。6月17日，陈独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往湖南，秘密组织特别委员会，集合军事骨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暴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由共产国际拨款并提供武器，然而罗易将这个计划改了又改，迟而不决。加上莫斯科的苏共中央获悉了汪冯郑州会议的情况之后，又电令鲍罗廷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结果拨款和武器始终没给，导致湖南暴动计划胎死腹中，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挽救局面的主张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最终一事无成。陈独秀对这个局面也一筹莫展，对国共合作的前景极度悲观，已没有什么手段了。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已洞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矛盾和虚弱无力，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此时他的国民联军已要单独面对直奉联军的进攻，且补给困难，形势堪忧。在多年中，冯玉祥得到了苏联从资金到武器的大力援助，所以西北军才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中共。相反，冯玉祥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观感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已使“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持非常厌恶的态度。面对南方蒋介石、北方张作霖先后发起的反苏反共运动，冯玉祥决心抛弃老恩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决定出马调停宁汉合作，实现共同北伐，解决自己面临的军事、经济压力。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举行会议，讨论了武汉问题、北伐问题和清党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和冯玉祥联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遭到冯玉祥婉言拒绝。冯玉祥主张宁汉息争，共同北伐，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还在反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0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是穷哈哈的武汉国民政府根本拿不出来的，解决了冯玉祥部在苏联断供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宁汉合作的条件，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分共，将鲍罗廷解聘回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剩下的都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同时调唐生智部继续北伐。其后冯玉祥就公开分共清党，效法朱培德将国民联军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部“礼送出境”。
然而，汪精卫虽与蒋介石、冯玉祥在分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上却仍然悬而未决。看蒋、冯这意思，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为合法的中央政权，话里话外是要将武汉合并到南京去，这是汪精卫绝对不能容忍的。并且分共清党容易，共产党手里没有几条枪，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却是致命问题，政治、军事都已难以维持，可谓是内外交困。先前汪精卫可以向苏联要贷款要支援维系，现在看来苏联人的钱是有毒的，要颠覆国民政府，不能再指望了。而任形势发展下去，军队就都要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将成为孤家寡人。汪精卫思来想去，只有祭出一招：东征讨蒋，窝里斗争输赢。这样一方面要打垮南京政权，夺回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同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就此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转移中共的视线，以利分共清党阴谋的实现；三是汪精卫的个人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不至于再被发落去出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手下的部队番号虽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就是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而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赞成东征讨蒋。唐生智想的是以东征讨蒋为名称霸两湖，扩大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张发奎想的则是借东征讨蒋之机打回广东老家去，驱逐已投靠蒋介石的李济深，开辟一个新局面。一拍即合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东征讨蒋，并将唐生智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其下辖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编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出师东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汪精卫提出东征讨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张发奎想的一样，打算回到广东另起炉灶。武汉这个地方四面受敌，财政困难，汪精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是搞了清党分共，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保住既有地位，才要搞东征讨蒋。而唐生智的心思他是清楚的，很难靠得住。万一东征不成，也不能再留在武汉，只有依靠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打回老家广东去，驱逐李济深，在北伐前的旧基业上重新发展。至少那里人熟地熟，交通发达，与海外联系方便，进退都可自如。因此汪精卫一力拉拢张发奎与他站到一起，因为张手中的军队就是汪将来起家的本钱。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当时也有去广东发展的想法。理由与汪精卫的类似，可以摆脱在武汉的被动形势，回到革命基础好的广东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另外还可得到苏联的海运接济，这对于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也才有可能重新进行北伐。因此，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东征讨蒋，实际也存了让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叶挺所部）跟着张发奎回广东的打算。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1926年6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农民被发动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开展了批斗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农民达到上千万人，旧有的农村政权基础遭到了极大动摇。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遂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贯以左派面目示人，强烈“主张国共合作到底”，因而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都是要其向国民党让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23年就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和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绩卓著，因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很高。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现时期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这是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因而，尽管他很清楚国民党内的左右力量分布，也曾提出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主张，但却未能将正确的主张坚持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书生气过重，摇摆不定，既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对其的“包办代替”忿忿不平。加上他的斗争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缺陷，导致没有能够把握和解决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顾国民党内反革命力量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一味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军事上不去掌握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忽左忽右，结果就是阻挠和压制了中国党内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何努力与斗争。最终，是自食其果，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尚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个省。然而在西南、东南的不少地方军阀都已暗中倒向蒋介石，心怀异志，正在观察风向。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退往河南西部；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派遣10多万兵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等城市，企图阻挡革命势力北上，并觊觎武汉；奉系直鲁联军15万人也进驻安徽和江苏的江北地区，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同协防，有向东南反攻之势；倾向革命而出师中原的冯玉祥国民联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阻困于潼关以西。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在北方受到了直奉军阀部队的武力威胁，在东、南、西三方面还面临了被蒋介石集团及其收买的军阀部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窘境。为摆脱被动，武汉国民政府就关于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按照国共两党曾有的协议，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3天。从军事上说，武汉国民政府所处的战略位置较为不利，如东征讨蒋则必要在南北两面侧敌行动，极有可能同时与蒋介石、奉军和后方叛乱军阀作战，实属兵家大忌。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军队还有近8个军的实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15个军左右及海军舰队，武汉方面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北伐，可得到陕西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等实力派的支持，能对河南之敌形成钳形攻势，军队战斗力上也要强于奉军，有利条件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方面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这时派人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综合以上考虑，汪精卫和鲍罗廷力主北伐，希望能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从陕西接应出来，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先打破四面受敌之包围，然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奉军。
在此期间，中共党内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讨蒋，打垮这个反动营垒中的首要人物，然后再继续北伐。周恩来还着重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军事态势对比，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实际上从后来看，周恩来的分析低估了蒋介石一方的军事实力，高估了反蒋势力的动向。在那一时期，国内实力派中投向蒋介石的人能数出一大堆，而真正敢于反蒋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后来新军阀混战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同时，周恩来等人怕引起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也没有就东征讨蒋会引起的军事上的危机形势而作出深刻分析。鲍罗廷则鲜明支持继续北伐，他的打算是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在北伐中能够同冯玉祥会师郑州，联合讨奉，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看好以汪精卫为革命领导，也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讨奉。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只能作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各路军队迅速沿京汉铁路出师河南。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占领陕西之后，亦挥师东进，参加会攻河南。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在汝南、上蔡、临颖、郾城、许昌、新郑等地击溃奉军。6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开封，国民联军占领郑州，双方在郑州会师，奉军败退往黄河以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5月间兵分三路继续北伐，沿津浦路进展迅速，连克安庆、合肥、蚌埠、徐州诸城，并继续向山东进攻。
就在第二期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却后院起火，连续发生军阀叛乱事件。汪精卫在几度权衡之后，反共面目也逐渐开始暴露，并在多重因素促成下最终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
1927年5月17日，驻兵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通电全国，尔后率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也叛变投蒋，杨森率各路川军3万余人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军。在鄂西北的军阀于学忠、张联升部亦蜂起响应，配合叛军行动。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远赴河南作战，武汉空虚，形势非常危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讨伐夏斗寅，并任命当时负责卫戍武汉的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担负平叛的军事指挥重任。5月19日，夏斗寅叛军已进抵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一时武汉三镇震动。叶挺临危不乱，指挥所属第24师、第25师各1个团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农民协会训练班学员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一举打垮了夏斗寅叛军的先头部队。夏斗寅虽气势汹汹，但自知不是叶挺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令仓皇撤退。此时唐生智一部已回援武汉，于中途阻击了叛军，夏斗寅只好率部折返逃向安徽地区。杨森等部叛军见夏斗寅失败，便也停步不前，武汉形势得到了缓解。
然而，夏斗寅叛乱却鼓励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们，导致各地叛乱相继发生。5月19日，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机关会所，逮捕和杀害工会、农协的负责人，解除工农武装。5月21日，驻守长沙的何健部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发动叛乱，掳掠及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并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工农团体负责人数百人，长沙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后许克祥等人发出“清党反共”通电，史称“马日事变”。紧随许克祥之后，湖南多地都发生了驻军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杀事件，各地的革命团体机关悉数被捣毁，被杀害的农民达1万多人。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手段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如出一辙。周恩来曾对总书记陈独秀说过：“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然而，对于“马日事变”的处理，却暴露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虚弱无力和反共的真面目。首先，就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来说，不但不谴责声讨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反而声称这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的，中共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这种“过火”行为，祸在自己。他甚至声称：“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走投无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而许克祥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在河南前线先是公开谴责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表示将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蒋。同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就“马日事变”的主谋是自己的下属请求给予个人处分。尔后又致电湖南省政府，严令长沙周围诸军非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并将从工农武装手中收缴的枪支“一律发还”。另一方面，他又在给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的电报中指责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唐生智还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以平息事态。
就中共一方来说，“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领导层大为震惊。当时湖南有400多万有组织的农民，3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5000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然在反革命军队的袭击下束手待毙！而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许克祥发动叛乱时的军队不过1000余人，只要有戒备，本来可乘机将其解决。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收场？！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队中发生反革命叛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家境较好，多有田产。而士兵都是就地招募，出来多是混口饭吃，所得饷银也大都寄回家中供养老小。农民运动之初，特别是搞得最有声势的湖南，还主要是对农村中少数劣迹较多的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到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以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打击面开始扩大到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加上部分农民协会掌握在地痞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导致不仅侵犯富户利益，甚至截扣士兵给家中的汇款，出现了大量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及以过激手段惩罚地主富户的事情。结果，军队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官的家眷就被抄家游街，士兵家庭收不到汇款，衣食无着，不得不离家逃亡。这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闹得前方军队人心惶惶。汪精卫后来在讨论解决“马日事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几乎得罪了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鲍罗廷的态度同陈独秀一致，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他们决定此事“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鲍罗廷还主动提出由他会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力主反击，建议利用叶挺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控制湘鄂边界，以及湖南农村革命力量强大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暴动，将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鲍罗廷、陈独秀对这些建议却根本置之不理，称现在“不是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军事工作应该收缩”，而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所谓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反革命，与鲍罗廷和陈独秀吵成一团，但无法影响中共中央作出的妥协决定。“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已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约2.5万人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声讨许克祥，镇压反革命。因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临时停止了进攻，坐失有利时机。事后湖南省委反映了对中央指示的不满情绪，中央某些人却指摘湖南省委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以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组成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并有鲍罗廷随行，前往长沙查办许克祥及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然而许克祥毫不惧怕，当赴湘特别委员会到达岳阳时，他竟然密电岳阳驻军，将委员会代表“就地拿获处决”。谭平山等人闻讯后，只得退回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却训令全体党员，称“马日事变”不过是个“误会”，而工农运动却是个“错误”，严令湖南各地准备反抗屠杀的农民“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部第36军副军长周斓回湖南代理省主席，主持军政事务。周斓去了湖南后，庇护许克祥，反而放任许克祥等部分赴湖南各地“清乡”，实则是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却无法对付少数军队。尽管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看来，工农运动和所谓人民群众都不能依靠，靠得住的只有军队。因此，他们把巩固湖南的希望寄托在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身上。而让唐生智去严厉对付自己的部下，在工农运动已经“过火”的当下也不现实，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对唐生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许克祥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对立已成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在这前后，留守江西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朱培德，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省内的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部“礼送出境”，并制止了江西省内的工农运动。这个事件的影响也很大，显示出为了保住江西省的安定和军队的不致背叛，朱培德煞费苦心地搞了一出地方和平“分共”。武汉国民政府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其意味何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现在是武汉国民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地盘，共产党搞的工农运动已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基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权，如何约束共产党，约束工农运动，或是国共彻底分家，都已是心照不宣的问题。
“马日事变”的发生，也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是震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转变了态度，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国民党右派，以挽救中国革命。5月30日，他们致电给鲍罗廷和罗易，通称为“五月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是要通过农会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
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湖南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反动官吏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军官。
鲍罗廷收到电报后，没有立即给罗易看，而是马上与陈独秀商量了对策。话说这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都与罗易有分歧，双方矛盾很深，因而才有此举。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荒唐可笑”，根本无法执行。鲍罗廷鼓动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为了做出一些姿态，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工农群众，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对于许克祥事件，不能妥协，只能下令讨灭。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少人感叹真是“马后炮”，现在已经错过了时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声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认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得罪了大部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陈独秀甚至直言：“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要以国民党来领导革命，中共必须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绝不能主动破裂两党关系。在这种形格势禁下，陈独秀认为现在即便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以将统一战线维系下去，想要进行反击夺取领导权更是没有力量，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罗易坚决主张讨伐反革命军队，但又要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他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独断专行非常愤怒，无法容忍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遂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危机局面。尽管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上却是相同的。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可以信赖的人物，是唯一能实现自己想法的国民党左派。汪现在的动摇是由于误以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挽回汪精卫的信任，重新恢复已濒临破裂的统一战线。罗易认为，为了维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汪精卫非常渴望苏联的援助。他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应该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于是，罗易不顾组织纪律，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拿着“五月指示”的电报原件去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过电报后没有当场表示态度，而是声称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后再说。随后他向罗易要了一份电报副本，并将电报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看，仅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保密。汪精卫当时表示：“这封电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有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刺激下，汪精卫已下了决心：“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党那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法。”
罗易泄露了重大机密，却事与愿违，被鲍罗廷告了一状，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调回了莫斯科。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一同返回苏联，中国的事情暂时全部交给鲍罗廷负责。在此期间，各路反革命势力的嘴脸相继暴露。6月1日，四川军阀刘湘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要出师讨伐武汉国民政府。6月6日，山西军阀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如此，蒋介石的势力又得到了很大增长，武汉的形势也进一步向右转。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同时加仑将军等140余名苏联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汪精卫对于苏联的依赖也随之结束，他要另寻出路了。
汪精卫虽已决心反共，但对于立即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恐怕北伐战事未定，后方又起火将控制不住局势，危及到他的地位。因此，他已多次致电唐生智，要求唐部不再进军，而是留一部镇守河南，主力回师武汉以稳定局势。唐生智一向视军队和地盘为安身立命之本，下属中已经出现了叛乱，担心还有其他人会效法投向蒋介石。而军队在后方乱搞要是激起两湖工农暴动，地盘就可能都归了共产党，哪里还有他的安身所在！因此，唐生智也有结束战争回镇武汉的迫切愿望。如此，北伐战事就需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和唐生智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冯玉祥身上。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率谭延恺、顾孟余、孙科等一众大员抵达郑州。9日，冯玉祥也带人到达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与国民联军一方召开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汪精卫持既反蒋，又反共的基调，希望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表面大老粗的冯玉祥早有腹案，声称愿意与武汉国民政府“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同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则避而不谈。这次会议决定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玉祥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郑州会议的结果是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在反共、反工农运动问题上与冯玉祥达成共识，其军队得以回镇，可以专意“巩固后方”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第二期北伐取得了胜利，命令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8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等部队撤出河南返回武汉。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根据形势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坚持解决“马日事变”的既定原则，对于军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对于农民的“过火”行动，必须纠正。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向外界披露了鲍罗廷等人顾问职务被解除的消息。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汪精卫说得很明白，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汪精卫还逼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等共产党员辞职。声称其受到军队压迫，不得不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开会进行了讨论，要求谭、苏坚持留任，双方形成了僵持。
唐生智于6月11日回到武汉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任命全权处理湖南事件，很快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然而唐生智发现，己部何键的第35军和李品仙的第8军已勾结在一起，分驻于武汉周围要地，正虎视眈眈。更令他震惊的是，第4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高级军官已在何键的串联下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拥唐反共”，大有兵谏之势。唐生智判断，再不表明态度就将被军队抛弃。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却对此严峻形势一味妥协退让，明显是指望不上了。唐生智遂决心不再骑墙，专意反共，以稳定部队。因此，他到了长沙后不但不查办许克祥，反而大肆攻击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全推到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在唐生智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仅象征性的给予许克祥“纪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分。同时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改组，湖南工农民众团体全被勒令停止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人无不欢欣鼓舞。在唐生智的指使下，许克祥等人在湖南各地组织了十路“清乡”大军，彻底对工农运动进行反攻倒算。
眼见唐生智已走向反动，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的内部争论也日见激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了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同时扩大武汉工人纠察队，以武力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为了以防万一，陈独秀接受了蔡和森的提案，指示在两湖进行动员。6月17日，陈独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往湖南，秘密组织特别委员会，集合军事骨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暴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由共产国际拨款并提供武器，然而罗易将这个计划改了又改，迟而不决。加上莫斯科的苏共中央获悉了汪冯郑州会议的情况之后，又电令鲍罗廷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结果拨款和武器始终没给，导致湖南暴动计划胎死腹中，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挽救局面的主张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最终一事无成。陈独秀对这个局面也一筹莫展，对国共合作的前景极度悲观，已没有什么手段了。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已洞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矛盾和虚弱无力，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此时他的国民联军已要单独面对直奉联军的进攻，且补给困难，形势堪忧。在多年中，冯玉祥得到了苏联从资金到武器的大力援助，所以西北军才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中共。相反，冯玉祥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观感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已使“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持非常厌恶的态度。面对南方蒋介石、北方张作霖先后发起的反苏反共运动，冯玉祥决心抛弃老恩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决定出马调停宁汉合作，实现共同北伐，解决自己面临的军事、经济压力。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举行会议，讨论了武汉问题、北伐问题和清党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和冯玉祥联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遭到冯玉祥婉言拒绝。冯玉祥主张宁汉息争，共同北伐，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还在反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0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是穷哈哈的武汉国民政府根本拿不出来的，解决了冯玉祥部在苏联断供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宁汉合作的条件，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分共，将鲍罗廷解聘回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剩下的都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同时调唐生智部继续北伐。其后冯玉祥就公开分共清党，效法朱培德将国民联军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部“礼送出境”。
然而，汪精卫虽与蒋介石、冯玉祥在分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上却仍然悬而未决。看蒋、冯这意思，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为合法的中央政权，话里话外是要将武汉合并到南京去，这是汪精卫绝对不能容忍的。并且分共清党容易，共产党手里没有几条枪，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却是致命问题，政治、军事都已难以维持，可谓是内外交困。先前汪精卫可以向苏联要贷款要支援维系，现在看来苏联人的钱是有毒的，要颠覆国民政府，不能再指望了。而任形势发展下去，军队就都要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将成为孤家寡人。汪精卫思来想去，只有祭出一招：东征讨蒋，窝里斗争输赢。这样一方面要打垮南京政权，夺回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同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就此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转移中共的视线，以利分共清党阴谋的实现；三是汪精卫的个人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不至于再被发落去出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手下的部队番号虽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就是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而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赞成东征讨蒋。唐生智想的是以东征讨蒋为名称霸两湖，扩大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张发奎想的则是借东征讨蒋之机打回广东老家去，驱逐已投靠蒋介石的李济深，开辟一个新局面。一拍即合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东征讨蒋，并将唐生智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其下辖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编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出师东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汪精卫提出东征讨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张发奎想的一样，打算回到广东另起炉灶。武汉这个地方四面受敌，财政困难，汪精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是搞了清党分共，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保住既有地位，才要搞东征讨蒋。而唐生智的心思他是清楚的，很难靠得住。万一东征不成，也不能再留在武汉，只有依靠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打回老家广东去，驱逐李济深，在北伐前的旧基业上重新发展。至少那里人熟地熟，交通发达，与海外联系方便，进退都可自如。因此汪精卫一力拉拢张发奎与他站到一起，因为张手中的军队就是汪将来起家的本钱。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当时也有去广东发展的想法。理由与汪精卫的类似，可以摆脱在武汉的被动形势，回到革命基础好的广东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另外还可得到苏联的海运接济，这对于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也才有可能重新进行北伐。因此，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东征讨蒋，实际也存了让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叶挺所部）跟着张发奎回广东的打算。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之时，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1926年6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农民被发动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开展了批斗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农民达到上千万人，旧有的农村政权基础遭到了极大动摇。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遂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贯以左派面目示人，强烈“主张国共合作到底”，因而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都是要其向国民党让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23年就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和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绩卓著，因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很高。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现时期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这是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因而，尽管他很清楚国民党内的左右力量分布，也曾提出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主张，但却未能将正确的主张坚持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书生气过重，摇摆不定，既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对其的“包办代替”忿忿不平。加上他的斗争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缺陷，导致没有能够把握和解决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顾国民党内反革命力量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一味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军事上不去掌握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忽左忽右，结果就是阻挠和压制了中国党内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何努力与斗争。最终，是自食其果，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尚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个省。然而在西南、东南的不少地方军阀都已暗中倒向蒋介石，心怀异志，正在观察风向。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退往河南西部；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派遣10多万兵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等城市，企图阻挡革命势力北上，并觊觎武汉；奉系直鲁联军15万人也进驻安徽和江苏的江北地区，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同协防，有向东南反攻之势；倾向革命而出师中原的冯玉祥国民联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阻困于潼关以西。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在北方受到了直奉军阀部队的武力威胁，在东、南、西三方面还面临了被蒋介石集团及其收买的军阀部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窘境。为摆脱被动，武汉国民政府就关于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按照国共两党曾有的协议，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3天。从军事上说，武汉国民政府所处的战略位置较为不利，如东征讨蒋则必要在南北两面侧敌行动，极有可能同时与蒋介石、奉军和后方叛乱军阀作战，实属兵家大忌。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军队还有近8个军的实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15个军左右及海军舰队，武汉方面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北伐，可得到陕西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等实力派的支持，能对河南之敌形成钳形攻势，军队战斗力上也要强于奉军，有利条件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方面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这时派人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综合以上考虑，汪精卫和鲍罗廷力主北伐，希望能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从陕西接应出来，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先打破四面受敌之包围，然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奉军。
在此期间，中共党内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讨蒋，打垮这个反动营垒中的首要人物，然后再继续北伐。周恩来还着重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军事态势对比，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实际上从后来看，周恩来的分析低估了蒋介石一方的军事实力，高估了反蒋势力的动向。在那一时期，国内实力派中投向蒋介石的人能数出一大堆，而真正敢于反蒋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后来新军阀混战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同时，周恩来等人怕引起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也没有就东征讨蒋会引起的军事上的危机形势而作出深刻分析。鲍罗廷则鲜明支持继续北伐，他的打算是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在北伐中能够同冯玉祥会师郑州，联合讨奉，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看好以汪精卫为革命领导，也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讨奉。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只能作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各路军队迅速沿京汉铁路出师河南。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占领陕西之后，亦挥师东进，参加会攻河南。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在汝南、上蔡、临颖、郾城、许昌、新郑等地击溃奉军。6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开封，国民联军占领郑州，双方在郑州会师，奉军败退往黄河以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5月间兵分三路继续北伐，沿津浦路进展迅速，连克安庆、合肥、蚌埠、徐州诸城，并继续向山东进攻。
就在第二期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却后院起火，连续发生军阀叛乱事件。汪精卫在几度权衡之后，反共面目也逐渐开始暴露，并在多重因素促成下最终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
1927年5月17日，驻兵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通电全国，尔后率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也叛变投蒋，杨森率各路川军3万余人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军。在鄂西北的军阀于学忠、张联升部亦蜂起响应，配合叛军行动。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远赴河南作战，武汉空虚，形势非常危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讨伐夏斗寅，并任命当时负责卫戍武汉的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担负平叛的军事指挥重任。5月19日，夏斗寅叛军已进抵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一时武汉三镇震动。叶挺临危不乱，指挥所属第24师、第25师各1个团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农民协会训练班学员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一举打垮了夏斗寅叛军的先头部队。夏斗寅虽气势汹汹，但自知不是叶挺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令仓皇撤退。此时唐生智一部已回援武汉，于中途阻击了叛军，夏斗寅只好率部折返逃向安徽地区。杨森等部叛军见夏斗寅失败，便也停步不前，武汉形势得到了缓解。
然而，夏斗寅叛乱却鼓励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们，导致各地叛乱相继发生。5月19日，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机关会所，逮捕和杀害工会、农协的负责人，解除工农武装。5月21日，驻守长沙的何健部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发动叛乱，掳掠及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并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工农团体负责人数百人，长沙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后许克祥等人发出“清党反共”通电，史称“马日事变”。紧随许克祥之后，湖南多地都发生了驻军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杀事件，各地的革命团体机关悉数被捣毁，被杀害的农民达1万多人。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手段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如出一辙。周恩来曾对总书记陈独秀说过：“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然而，对于“马日事变”的处理，却暴露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虚弱无力和反共的真面目。首先，就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来说，不但不谴责声讨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反而声称这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的，中共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这种“过火”行为，祸在自己。他甚至声称：“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走投无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而许克祥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在河南前线先是公开谴责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表示将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蒋。同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就“马日事变”的主谋是自己的下属请求给予个人处分。尔后又致电湖南省政府，严令长沙周围诸军非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并将从工农武装手中收缴的枪支“一律发还”。另一方面，他又在给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的电报中指责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唐生智还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以平息事态。
就中共一方来说，“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领导层大为震惊。当时湖南有400多万有组织的农民，3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5000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然在反革命军队的袭击下束手待毙！而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许克祥发动叛乱时的军队不过1000余人，只要有戒备，本来可乘机将其解决。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收场？！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队中发生反革命叛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家境较好，多有田产。而士兵都是就地招募，出来多是混口饭吃，所得饷银也大都寄回家中供养老小。农民运动之初，特别是搞得最有声势的湖南，还主要是对农村中少数劣迹较多的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到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以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打击面开始扩大到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加上部分农民协会掌握在地痞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导致不仅侵犯富户利益，甚至截扣士兵给家中的汇款，出现了大量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及以过激手段惩罚地主富户的事情。结果，军队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官的家眷就被抄家游街，士兵家庭收不到汇款，衣食无着，不得不离家逃亡。这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闹得前方军队人心惶惶。汪精卫后来在讨论解决“马日事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几乎得罪了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鲍罗廷的态度同陈独秀一致，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他们决定此事“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鲍罗廷还主动提出由他会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力主反击，建议利用叶挺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控制湘鄂边界，以及湖南农村革命力量强大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暴动，将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鲍罗廷、陈独秀对这些建议却根本置之不理，称现在“不是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军事工作应该收缩”，而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所谓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反革命，与鲍罗廷和陈独秀吵成一团，但无法影响中共中央作出的妥协决定。“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已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约2.5万人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声讨许克祥，镇压反革命。因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临时停止了进攻，坐失有利时机。事后湖南省委反映了对中央指示的不满情绪，中央某些人却指摘湖南省委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以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组成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并有鲍罗廷随行，前往长沙查办许克祥及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然而许克祥毫不惧怕，当赴湘特别委员会到达岳阳时，他竟然密电岳阳驻军，将委员会代表“就地拿获处决”。谭平山等人闻讯后，只得退回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却训令全体党员，称“马日事变”不过是个“误会”，而工农运动却是个“错误”，严令湖南各地准备反抗屠杀的农民“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部第36军副军长周斓回湖南代理省主席，主持军政事务。周斓去了湖南后，庇护许克祥，反而放任许克祥等部分赴湖南各地“清乡”，实则是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却无法对付少数军队。尽管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看来，工农运动和所谓人民群众都不能依靠，靠得住的只有军队。因此，他们把巩固湖南的希望寄托在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身上。而让唐生智去严厉对付自己的部下，在工农运动已经“过火”的当下也不现实，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对唐生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许克祥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对立已成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在这前后，留守江西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朱培德，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省内的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部“礼送出境”，并制止了江西省内的工农运动。这个事件的影响也很大，显示出为了保住江西省的安定和军队的不致背叛，朱培德煞费苦心地搞了一出地方和平“分共”。武汉国民政府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其意味何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现在是武汉国民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地盘，共产党搞的工农运动已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基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权，如何约束共产党，约束工农运动，或是国共彻底分家，都已是心照不宣的问题。
“马日事变”的发生，也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是震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转变了态度，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国民党右派，以挽救中国革命。5月30日，他们致电给鲍罗廷和罗易，通称为“五月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是要通过农会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
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湖南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反动官吏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军官。
鲍罗廷收到电报后，没有立即给罗易看，而是马上与陈独秀商量了对策。话说这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都与罗易有分歧，双方矛盾很深，因而才有此举。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荒唐可笑”，根本无法执行。鲍罗廷鼓动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为了做出一些姿态，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工农群众，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对于许克祥事件，不能妥协，只能下令讨灭。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少人感叹真是“马后炮”，现在已经错过了时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声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认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得罪了大部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陈独秀甚至直言：“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要以国民党来领导革命，中共必须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绝不能主动破裂两党关系。在这种形格势禁下，陈独秀认为现在即便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以将统一战线维系下去，想要进行反击夺取领导权更是没有力量，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罗易坚决主张讨伐反革命军队，但又要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他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独断专行非常愤怒，无法容忍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遂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危机局面。尽管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上却是相同的。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可以信赖的人物，是唯一能实现自己想法的国民党左派。汪现在的动摇是由于误以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挽回汪精卫的信任，重新恢复已濒临破裂的统一战线。罗易认为，为了维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汪精卫非常渴望苏联的援助。他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应该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于是，罗易不顾组织纪律，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拿着“五月指示”的电报原件去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过电报后没有当场表示态度，而是声称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后再说。随后他向罗易要了一份电报副本，并将电报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看，仅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保密。汪精卫当时表示：“这封电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有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刺激下，汪精卫已下了决心：“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党那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法。”
罗易泄露了重大机密，却事与愿违，被鲍罗廷告了一状，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调回了莫斯科。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一同返回苏联，中国的事情暂时全部交给鲍罗廷负责。在此期间，各路反革命势力的嘴脸相继暴露。6月1日，四川军阀刘湘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要出师讨伐武汉国民政府。6月6日，山西军阀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如此，蒋介石的势力又得到了很大增长，武汉的形势也进一步向右转。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同时加仑将军等140余名苏联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汪精卫对于苏联的依赖也随之结束，他要另寻出路了。
汪精卫虽已决心反共，但对于立即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恐怕北伐战事未定，后方又起火将控制不住局势，危及到他的地位。因此，他已多次致电唐生智，要求唐部不再进军，而是留一部镇守河南，主力回师武汉以稳定局势。唐生智一向视军队和地盘为安身立命之本，下属中已经出现了叛乱，担心还有其他人会效法投向蒋介石。而军队在后方乱搞要是激起两湖工农暴动，地盘就可能都归了共产党，哪里还有他的安身所在！因此，唐生智也有结束战争回镇武汉的迫切愿望。如此，北伐战事就需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和唐生智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冯玉祥身上。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率谭延恺、顾孟余、孙科等一众大员抵达郑州。9日，冯玉祥也带人到达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与国民联军一方召开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汪精卫持既反蒋，又反共的基调，希望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表面大老粗的冯玉祥早有腹案，声称愿意与武汉国民政府“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同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则避而不谈。这次会议决定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玉祥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郑州会议的结果是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在反共、反工农运动问题上与冯玉祥达成共识，其军队得以回镇，可以专意“巩固后方”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第二期北伐取得了胜利，命令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8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等部队撤出河南返回武汉。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根据形势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坚持解决“马日事变”的既定原则，对于军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对于农民的“过火”行动，必须纠正。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向外界披露了鲍罗廷等人顾问职务被解除的消息。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汪精卫说得很明白，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汪精卫还逼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等共产党员辞职。声称其受到军队压迫，不得不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开会进行了讨论，要求谭、苏坚持留任，双方形成了僵持。
唐生智于6月11日回到武汉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任命全权处理湖南事件，很快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然而唐生智发现，己部何键的第35军和李品仙的第8军已勾结在一起，分驻于武汉周围要地，正虎视眈眈。更令他震惊的是，第4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高级军官已在何键的串联下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拥唐反共”，大有兵谏之势。唐生智判断，再不表明态度就将被军队抛弃。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却对此严峻形势一味妥协退让，明显是指望不上了。唐生智遂决心不再骑墙，专意反共，以稳定部队。因此，他到了长沙后不但不查办许克祥，反而大肆攻击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全推到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在唐生智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仅象征性的给予许克祥“纪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分。同时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改组，湖南工农民众团体全被勒令停止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人无不欢欣鼓舞。在唐生智的指使下，许克祥等人在湖南各地组织了十路“清乡”大军，彻底对工农运动进行反攻倒算。
眼见唐生智已走向反动，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的内部争论也日见激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了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同时扩大武汉工人纠察队，以武力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为了以防万一，陈独秀接受了蔡和森的提案，指示在两湖进行动员。6月17日，陈独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往湖南，秘密组织特别委员会，集合军事骨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暴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由共产国际拨款并提供武器，然而罗易将这个计划改了又改，迟而不决。加上莫斯科的苏共中央获悉了汪冯郑州会议的情况之后，又电令鲍罗廷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结果拨款和武器始终没给，导致湖南暴动计划胎死腹中，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挽救局面的主张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最终一事无成。陈独秀对这个局面也一筹莫展，对国共合作的前景极度悲观，已没有什么手段了。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已洞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矛盾和虚弱无力，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此时他的国民联军已要单独面对直奉联军的进攻，且补给困难，形势堪忧。在多年中，冯玉祥得到了苏联从资金到武器的大力援助，所以西北军才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中共。相反，冯玉祥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观感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已使“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持非常厌恶的态度。面对南方蒋介石、北方张作霖先后发起的反苏反共运动，冯玉祥决心抛弃老恩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决定出马调停宁汉合作，实现共同北伐，解决自己面临的军事、经济压力。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举行会议，讨论了武汉问题、北伐问题和清党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和冯玉祥联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遭到冯玉祥婉言拒绝。冯玉祥主张宁汉息争，共同北伐，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还在反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0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是穷哈哈的武汉国民政府根本拿不出来的，解决了冯玉祥部在苏联断供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宁汉合作的条件，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分共，将鲍罗廷解聘回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剩下的都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同时调唐生智部继续北伐。其后冯玉祥就公开分共清党，效法朱培德将国民联军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部“礼送出境”。
然而，汪精卫虽与蒋介石、冯玉祥在分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上却仍然悬而未决。看蒋、冯这意思，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为合法的中央政权，话里话外是要将武汉合并到南京去，这是汪精卫绝对不能容忍的。并且分共清党容易，共产党手里没有几条枪，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却是致命问题，政治、军事都已难以维持，可谓是内外交困。先前汪精卫可以向苏联要贷款要支援维系，现在看来苏联人的钱是有毒的，要颠覆国民政府，不能再指望了。而任形势发展下去，军队就都要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将成为孤家寡人。汪精卫思来想去，只有祭出一招：东征讨蒋，窝里斗争输赢。这样一方面要打垮南京政权，夺回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同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就此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转移中共的视线，以利分共清党阴谋的实现；三是汪精卫的个人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不至于再被发落去出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手下的部队番号虽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就是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而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赞成东征讨蒋。唐生智想的是以东征讨蒋为名称霸两湖，扩大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张发奎想的则是借东征讨蒋之机打回广东老家去，驱逐已投靠蒋介石的李济深，开辟一个新局面。一拍即合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东征讨蒋，并将唐生智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其下辖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编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出师东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汪精卫提出东征讨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张发奎想的一样，打算回到广东另起炉灶。武汉这个地方四面受敌，财政困难，汪精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是搞了清党分共，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保住既有地位，才要搞东征讨蒋。而唐生智的心思他是清楚的，很难靠得住。万一东征不成，也不能再留在武汉，只有依靠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打回老家广东去，驱逐李济深，在北伐前的旧基业上重新发展。至少那里人熟地熟，交通发达，与海外联系方便，进退都可自如。因此汪精卫一力拉拢张发奎与他站到一起，因为张手中的军队就是汪将来起家的本钱。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当时也有去广东发展的想法。理由与汪精卫的类似，可以摆脱在武汉的被动形势，回到革命基础好的广东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另外还可得到苏联的海运接济，这对于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也才有可能重新进行北伐。因此，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东征讨蒋，实际也存了让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叶挺所部）跟着张发奎回广东的打算。
1927年6月25日，唐生智下令东征讨蒋，部队先后出发，水陆并进直取南京。不过，唐生智所部却并未行动，他还从武汉跑到了长沙，继续处理“马日事变”。汪精卫心里清楚，唐生智这是要逼着自己在分共问题上明确表态，然后他才出兵。鲍罗廷当时去劝唐生智先与中共合作东征，等打倒了蒋介石后再谈分共的问题。唐生智则明言，他也想打下南京后再谈分共问题，但手下的军队不听话，他已“拿不住部下了”。至此，汪精卫已再无退路，必须准备对共产党动手了。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于7月上旬开始分批向江西开进，预定向南昌至九江间的南浔线地区集结。但他每日指定部队宿营地点，在湖北境内还先后停驻了3天和5天，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张发奎当然不愿为唐生智打天下，因此犹豫不决，走得拖拖拉拉。加上第二方面军中共产党员最多，且多为老部队第4军的骨干，是战斗力的源泉，所以他为保存实力而并不热心反共。不过，汪精卫要分共清党就必须把张发奎争取过来，这又颇费了他一番力气。
6月底，武汉出了一股流言，说工人纠察队要缴第35军的枪。何键以此为借口，命令第35军从汉阳移驻汉口，对工人纠察队虎视眈眈。显然，有一股暗流在寻机挑衅。6月27日夜，周恩来接到紧急报告，说何键在汉口率领部队，有28日晚发动政变之说，遂迅速向陈独秀汇报。28日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鲍罗廷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我认为自动缴械较好。” 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周恩来、谭平山等人也纷纷发言，认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无法与反动军队对抗，而且纠察队的1000多条破枪不值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最后陈独秀综合多数人意见，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将其人员编入张发奎的部队，不给何键以“举事”的借口。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受命执行这个决定，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秘书长刘少奇当日就主持发出了《解散纠察队的布告》，又分别发出《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致管理武汉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的信》，宣布“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于28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 就这样，拥有人员5000、枪支1000多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宣布自动解散了。由于当时工人纠察队的人心已散，宣布之后大多数人就弃枪各自逃散了。周恩来、张太雷又指令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组织人员向汉口卫戌司令李品仙交出了部分破旧枪支，好枪则隐藏起来，与坚持革命的一批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了贺龙、叶挺的部队里。工人纠察队解散后，何键公然发表了《讨共宣言》，指责工农运动“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与共产党分离”，解散工会、农会。第35军和卫戌司令部的部队协同动作，立即进占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捣毁、解散了各业工会。
面对如此严重形势，莫斯科仍电令鲍罗廷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因此，鲍罗廷（也有说瞿秋白）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并于7月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现时参加政府工作的中共党员可以请假；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中共中央又一次对汪精卫集团妥协退让。接着，鲍罗廷奉共产国际指示转告中共中央，要谭平山、苏兆征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至此，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部长已全被驱逐出来。此时，汪精卫还没有最后准备好，仍然在表面上维持着两党关系。国共两党人员依旧在武汉国民政府内共事，两党领导人也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不久，莫斯科的指示突然变了。由于苏共党内高层也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指责斯大林支持以武汉国民政府为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失败，认为有必要纠正共产国际此前制定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一变先前明着下指示要中共搞土地革命，暗中却支持鲍罗廷对汪精卫妥协退让的方针，开始鼓吹鉴于武汉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和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队伍的公开表演，那么当然“应该抛弃他们”。斯大林指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武汉政府里，但也不是要退出国民党，而是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领导从政府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反对汪精卫，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并改组其领导机关。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又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史称“七月决定”。共产国际指责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席错误”，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并“选举新的领导人”。实际上，这是为斯大林先前首鼠两端的中国政策在找替罪羊。鲍罗廷深知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也很同情陈独秀，但不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主要负责同志要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五届一中后增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将革命受到挫折的责任归罪于他而非常不满，感到已无法再工作下去了。他来了倔脾气，拒绝去莫斯科，并向临时常委们提出辞职，随后甩手走人，不再出席中央会议。当日，瞿秋白等人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随后鲍罗廷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瞿秋白当时因身体不好便也说跟着一起去庐山。实际上，鲍、瞿上山是要谈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豪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因而着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这就等于表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随后，中共临时中央组织人将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
汪精卫虽然已决定要分共，但对什么时间、什么手段来实施还没有最后确定。然而中共中央的宣言一出，也容不得他再拖下去了。7月14日夜，汪精卫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应采取“处置”措施，明确了“分共”的决心。会上提出了关于“分共”的一个政策案和两个训令，规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7月15日，汪精卫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亲自宣读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密电，并强调了每一条的要义所在。随后总结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与会诸人闻听后大都愤慨非常，一些国民党左派则默然无语。会议最后通过了有关“分共”的三项办法和三个决议案。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就公布了限制共产分子的训令。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不同，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三个决议案中，有一个是《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声称“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这就是汪精卫所称的“和平分共”。然而国民党右派军人才不理会什么训令，何键的第35军手举反共标语公开上街游行，一些军人已经四处出动在武汉三镇开始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共产党组织无法再进行公开活动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也都提前分散隐蔽起来。对于汪精卫集团的背叛，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国民党决裂。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一文，公布了“五月指示”密电，向外界表明国共分裂的责任在共产党。19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号召全国青年为打倒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还很委屈，在7月25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虽说是限制共产党员，但最大问题还是要等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军队有侵占工会的，马上要他们搬出。我们也屡次告诫我们的党员，不要对共产党肆口谩骂……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地随便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党的权力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并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陈公博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告中国共产党书》，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己公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应该说，在此期间，武汉国民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手段还不是很严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在7月底前后离开武汉的，基本上没有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7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借工潮封闭了全国总工会及湖北省总工会。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为抗议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为，举行了大罢工。汪精卫当时还声称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自己对容共政策“太不知道变通了”，优容了共产党人，他们却鼓动罢工、罢市。“现在说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
不过，还没等国民党人动手查明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情况，中国共产党人立即就给了汪精卫集团狠狠一记耳光。先前的妥协退让已转变成了奋起反抗，矫枉必须过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特点。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出旗帜公开与南京、武汉政权对立，从此拉开了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历史大幕。
中共临时中央五人常委会组成后，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指示将党的组织从公开活动转入秘密工作，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加害。7月15日，在武汉的中共领袖们坐到一起开了一次活动大会，作出中共机关和人员退出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的部署。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撤退部署的报告，准备第一步先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之举。会后，临时中央常委张太雷即赴庐山向鲍罗廷汇报会议决定。因为罗易与维经斯基已经返回苏联，鲍罗廷又上了庐山，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就一时中断了。张太雷赴庐山汇报，也是希望通过鲍罗廷请示莫斯科的指示。然而鲍罗廷此时已接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调他回国，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在7月中旬后的这段严峻日子里，中共组织也受到了较大动摇，不少人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然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仍决心将革命坚持下去，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当时陈独秀已经不再露面了，瞿秋白、张太雷先后上了庐山，李立三后又奉命去了九江，蔡和森病的很重并准备潜往上海，李维汉刚从湖南回来不熟悉情况，因而中共中央主要由张国焘、周恩来在主持实际工作。
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后，为使革命事业能够重新得到转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张国焘主持下，又连续数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急讨论对策。最后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不过，当时中共所掌握和能影响的军事力量还比较单薄，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第二方面军中。如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24师、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4军第25师一部、贺龙的暂编第20军，还有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后改编成了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等，现各部正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陆续向江西九江地区集结。要是直接在第二方面军中搞暴动，就等于和张发奎撕破了脸，双方难免兵戎相见，未知数较多。而张发奎与唐生智之间素有矛盾，不愿真的东征为其火中取栗，一直想回广东老家。既然中共中央也曾经打算回广东再图发展，那么如能联合张发奎反汪，一起回广东建立根据地就成为了目前可取的选项。若能达此目的，可暂时不在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据此，临时中央派遣常委李立三与中央秘书长邓中夏去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1军驻地，一方面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观察形势。同时，负责军事的周恩来指定中央军事部的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人组成前敌军委，由聂荣臻任书记（成立前敌军委及书记职务主要依据聂帅的回忆），先到九江去，通知各部队中党的干部做好暴动准备，但最后的行动要等待中央命令。为充分做好各项组织准备工作，临时中央又从各地调遣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中央委员彭湃，中央委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任教官恽代英，中央候补委员郭亮等一批干部，分赴九江开展准备工作。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吴玉章，原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等人已到了九江，为中共机关人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向南昌撤退打前站。
在中共当时能掌握的军事力量中，叶挺所部是核心主力。叶挺是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北伐名将，曾率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独立团（即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从广东一直打到湖北，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一路浴血奋战，攻无不克，战绩辉煌。第4军能获得“铁军”之誉，叶挺独立团居功至伟。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第4军扩编成了第4、第11两个军。叶挺独立团被扩编成了第4军第25师，其中73团、75团分别由独立团主体和一部编成。叶挺被任命为第4军第25师副师长，后又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叶挺先后在第25师、第24师中安排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任职，分别在团、营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培养和锻炼军事干部，整饬部队，加强训练，积蓄力量。在他的努力下，第24师和第25师控制的2个团约9000人左右，已成为了中共牢固掌握的军事力量。而从战斗力上说，叶挺所部以政治建军，纪律严明，士气旺盛，经历了北伐战争的严峻考验，打败了许多强敌，其能征善战在武汉国民政府军队中首屈一指。因此，无论是政治素质，还是军事素质，中共要组织军事暴动，叶挺的部队都是毫无疑问的核心依靠力量。也正因为叶挺具有如此资历，到了建国后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很多老一辈革命家还都认为，叶挺要是活着，是当然的元帅。
中共能影响的另一支军事力量是贺龙所部。贺龙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从小赶山货出身，走南闯北，历练出了过人的胆识和仗义豪爽的性格。他18岁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20岁时用两把菜刀端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拉起了农民武装，先后参加了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1926年4月，贺龙以澧州镇守使兼川黔边防军第五路司令名义，跟随黔军袁祖铭、彭汉章部参加了北伐战争。贺龙起兵后一路连战连捷，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之职。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时，贺龙率独立第15师从右翼沿京汉路东侧出师河南，相继在逍遥镇、临颖和许昌等地大败奉军，尔后进占开封，打出了威名。北伐军回师武汉之际，国民政府下令将独立第15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隶属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军长。由于汪精卫口惠而实不至，贺龙部虽扩编为军，但仍只有5个团，武器装备也仅够一个师多一点。后来中共组织将湖南、湖北等地逃脱反动军阀追捕而来武汉的工农骨干，以及汉口的工农革命武装编入了贺龙的部队，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部分枪支也转移到了贺龙部队中，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一个教导团，基本补齐了编制。贺龙的暂编第20军共计2个师6个团，不到8000人，战斗力相对较差。
贺龙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坚持革命，对共产党感情很深。当时出身于黄埔二期的共产党员周逸群一直在贺龙部队中工作，担任了独立第15师政治部主任，后又被任命为暂编第20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文武全才，政治工作出色，对贺龙影响很大。当武汉形势急剧向右转之际，贺龙坚决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对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行为非常愤慨。他曾向周逸群表示：“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哪个杂种有胆子敢到老子这里抓共产党，老子就敲掉他的脑壳！”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将领或明里暗里投蒋，或开始清党分共，或灰心失意之际，依然毫不动摇率领全军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非共产党员将领，只有贺龙一人。而拉住贺龙这样一支标杆性的军队一起举事，当时对于彰显中共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事业的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后来在中共大员和军事将领云集的南昌，贺龙才会被任命为起义总指挥一职，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贺老总的脱胎换骨，还要到起义失败后至上海中央学习这一阶段。
贺龙率部回到武汉后，欲拉拢他的各方势力很快纷至沓来。如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部下叶琪前来游说贺龙，第8军军长兼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的代表朱绍良也利用与黔军的旧渊源秘密拜会贺龙。无非都是晓以利害，封官许愿。特别是后来贺龙率部东征讨蒋开赴九江后，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都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清党分共。然而贺龙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令各方均悻悻而归。
7月5日，汪精卫主持举行了第二方面军新任军、师长就职典礼。他一边高唱要东征讨蒋，另一边却秘密召集非共产党员将领开会，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各将领在部队中注意防范共产党。贺龙非常愤怒，挺身而出，一边向汪精卫要编制政策，一边主张国共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东征讨蒋和北伐大业。汪精卫对此很是恼恨，贺龙明显倾向共产党，他的部队现在已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必须要联合张发奎将其限制或处理掉。
当武汉国民政府一步步开始摧残迫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之时，贺龙挺身而出，利用独立第15师受命扩编成军之机，打出招兵的旗号，不但将大批遭到反动军阀迫害的工农武装和革命骨干秘密编入了第20军部队，还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20军的旗帜，派兵站岗护卫，阻止反动军人的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有不少人在第20军担任了政治工作。当时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目标较大，且身体有病，是贺龙派第20军的船只送他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养病的。
1927年7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来到暂编第20军军部会见了贺龙。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与见面，其时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都是雄姿英发的年纪。周恩来与贺龙坦诚相见，畅谈不休。周恩来深刻了解了贺龙对革命和共产党的一腔赤诚，从而对发起武装暴动更加有了信心。贺龙也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正直和朝气，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信念。自此，贺龙与周恩来保持了超出党内同志关系之上的个人友谊长达40余年。建国后，与周恩来关系最好的两位副总理，一位是陈毅，另一位就是贺龙。
然而，历史的吊诡往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当文革运动发起后，贺龙早早就受到了冲击，被诬蔑为要“搞兵变”，是“大土匪”，处境非常被动。造反派闻风而动，追着贺龙不放，并扬言要结队去揪斗贺龙。不得已之下，贺龙与夫人薛明来到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想找他倾诉。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闻讯后指示秘书要贺龙暂勿回家，先在西花厅住下。后来贺龙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江湖豪爽之气，仍旧未改。
周恩来何尝不知道贺龙的委屈！但是，他也无法改变中央的决定。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代表中央在自己家中与贺龙正式谈话，说贺龙在背后散布林彪的历史问题，到处插手军队，毛主席百年之后不放心，洪湖肃反应负责任等等。周恩来不让贺龙辩解，说完后即表示中南海也不安全，派人连夜送贺龙去西山象鼻子沟暂避一时。贺龙当时伤心地说：“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从此失去了自由，直到两年多后含冤去世。
不知周恩来有没有想起40年前二人初见的那一幕，当初仰之何急，如今待之何酷！令人感慨万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除了彭德怀、罗荣桓外，其余八位都在1927年7、8月间先后来到了风云际会的九江。7月22日前后，贺龙率领暂编第20军东征讨蒋到了九江，部队部署在九江和德安附近；聂荣臻作为中央军事部指定的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负责人，于7月19日到达九江，住在先期抵浔的叶挺第24师师部所在地九江市东门圣约翰中学；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后，又奉临时中央指示由武汉返回南昌做接应中央机关撤退及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于7月19日途经九江；叶剑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随第4军军部东征讨蒋来到九江，当时他是身份保密的共产党员；有“川中名将”之称的刘伯承，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在四川发动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逃到武汉。作为周恩来选定的军事助手，于7月下旬秘密来到九江，住在吴玉章的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林彪，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2营7连连长，随部队驻扎在九江与南昌之间的马回岭；陈毅，时任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实际是教导团内的中共党团负责人。8月2日，陈毅随教导团东征讨蒋从武汉出发乘船东下。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了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包围缴械。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肖劲乘天黑离队去追赶南昌起义军，终于在江西宜黄追上了起义部队；徐向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上尉参谋，于7月底随张发奎部到了九江。因党组织未通知他参加武装暴动，直到南昌起义发动后他才知道消息。徐向前当晚即离开部队回武汉找党组织，未找到，又转往上海，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后奉上级派遣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在开国十大将中，来到九江的有四位。第一位是粟裕，时任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班长；第二位是陈赓，这个等会再说；第三位是罗瑞卿，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副班长。在随教导团开赴九江后，被张发奎的部队缴械，罗瑞卿遂和部分同学离队返回了武汉；还有一位，就是时任第4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的许光达。他在九江听说南昌爆发了起义，便偷偷离队南下，后在江西宁都追上了起义部队。
开国上将中到过九江的，有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团长的周士第，时任第11军第24师71团2营4连连长的萧克，时任第20军连指导员的杨至诚，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战士的陈伯钧，时任第20军教导团战士的赵尔陆；开国中将中，有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炮兵连连长的郭化若，时任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副班长的谭家述，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2连排长的彭明治，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6连排长的聂鹤亭，时任第20军特务营1连副连长的唐天际；开国少将中，有时任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第三队指导员的李逸民，时任第11军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时任第4军第25师75团1营参谋的廖运周，时任第20军教导团连指导员的周文在，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看护的王云霖，越南籍的洪水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还有一部分人没能赶上起义，但都能坚定地追随革命，也展示出了各自的人生风采。
李立三与邓中夏到了九江后，发觉形势非常严重。唐生智正在动手屠杀工农，汪精卫虽口称要“和平分共”，实际上已经投降了唐生智，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中央想要争取一起回广东的张发奎，虽然反对唐生智，但受汪精卫影响很深，态度日益犹豫和右倾。而朱培德的第3军、第9军，程潜的第6军等部队，已受唐生智指挥向第二方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有逼迫张发奎分共清党之意。在此紧急关头，不能不当机立断。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坐到一起召开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会上李立三明确提出，不能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期望与张一起回广东再举事已无可能。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独立地搞一次军事暴动。其他人也赞同李立三的意见。经过讨论，认为九江三面临水，又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易被敌人包围，不宜举行暴动。而南昌只有朱培德的第五路军警卫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兵力共6个团6000余人，比较空虚。反之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线之间，中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有叶挺第24师、第25师2个团和贺龙的第20军，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与南昌公安局干警各一部，以及从各地赶来的工农武装等，总兵力2万余人，对南昌之敌形成了绝对优势。据此，会议作出了报告：“军事上赶快集中到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当时李立三很是热情急躁，提出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起义。聂荣臻以中央派来的军事代表身份反对李立三的主张，认为必须要等中央命令。经过一番争论后，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先上庐山与瞿秋白进行商议。
李立三、邓中夏当日晚就上了庐山，见到了瞿秋白和鲍罗廷。因为鲍罗廷就要回国述职，因此主要是了解情况，并没有给出多少意见。而瞿秋白当时在党内的地位突出，既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党内著名的文学家，理论水平很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很受同志们的尊敬。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位置后，政治局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瞿秋白听了李立三等人的汇报后，深表赞同，决定亲自返回武汉促使中央从速决策。随后邓中夏立即下山通知在九江的同志进行起义准备，李立三则继续留在山上。21日，瞿秋白即下庐山返回武汉。
22日，鲍罗廷委托张太雷（兼任鲍罗廷的翻译）召林伯渠、聂荣臻等人上山，听取了关于暴动的准备情况，准备回国后好向共产国际交代。张太雷当日即下庐山返回武汉，准备参加中央要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同日，周恩来到武昌会见了张发奎，对他做最后的争取，但毫无效果。
23日，贺龙率部队已到达九江、德安附近，恽代英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皆为中共党员）也先后抵达九江。谭平山很快约见了贺龙，将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机密告诉了贺龙。贺龙获此信任非常激动，表示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率领第20军参加暴动。贺龙部队的支持最后落听，谭平山松了一口气，其他在九江的领导人也解除了担心，感到深受鼓舞。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庐山上的李立三立即回九江开会。鲍罗廷也于这天下了庐山返回武汉准备回国。
23日晚，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召开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江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纲领、宣言等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提出把起义部队在7月28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随后急电报告中央，请求批准。李立三于24日下山回到九江，也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政治上打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以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左派，集中力量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政府。在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就是否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产生了争论，会议暂时没有对此做出结论。
鲍罗廷回到武汉后，提出了中共中央的改组问题，宣布将瞿秋白增补为临时中央常委。当时瞿秋白已向临时中央报告了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发动暴动的建议。周恩来也根据李立三、加仑等人的主张和自己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发动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先发制人，以在南昌较为有利，暴动后即可移师广东东江建立根据地的粗略计划。在控制了汕头出海口后，可以向共产国际要求军火和物资的接济，这一点尤为重要。7月24日，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四人召开常委会，最后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并组成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领导和组织南昌暴动。张国焘当时曾经说过，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会后周恩来就化装改扮，当晚带着陈赓秘密乘船离开武汉，前往九江传达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组织暴动工作。
周恩来走后，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带着暴动专家纽曼到了武汉，正式接替鲍罗廷主持在华工作。鲍罗廷在交接完工作后，于7月27日离开武汉经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返回苏联。当时汪精卫还来到汉口大智门车站为鲍罗廷送行，并交给鲍一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他在华的贡献表达“友好感情的信”。然而回头汪精卫就密电冯玉祥，要求其在中途逮捕并处决鲍罗廷。冯玉祥当然不会中这借刀杀人之计，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鲍罗廷，并派军队将鲍罗廷安全护送到了外蒙边境。
就在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到达九江地区，大批中共要员和进步人士也向九江汇聚之际，汪精卫嗅出了其中的不祥味道。7月22日，他和孙科上了庐山，并召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人上庐山秘密开会。汪精卫软硬兼施拉拢张发奎终于得手，张发奎同意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清党，但又表示不能操之过急，以防激成兵变。汪、张、朱等人商量后，酝酿了一个阴谋：由张发奎下令叶挺、贺龙部队向九江、南昌间的德安集中；汪精卫则宣称要在庐山上开一个军事会议，参加者除山上诸人外，还通知金汉鼎、黄实、朱晖日、叶挺、贺龙及其他师长以上军官上庐山开会。实际上是要在庐山上扣留叶挺、贺龙，同时调集朱培德、程潜的3个军将集中到德安的叶贺所部包围缴械，一举解决这两个心腹大患。这个阴谋不可谓不毒，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到达九江，叶挺、贺龙近在咫尺，一旦受骗上庐山不过是一天内的事。关键时刻，被黄琪翔带上庐山的叶剑英获悉了汪精卫的阴谋，心急如焚。他连夜就下了庐山，来到已经移驻鄱阳湖西北岸星子县城西湾的叶挺师部驻地与叶挺会面。随后又将驻地在附近的贺龙找来，三人上了一条小渔船开到鄱阳湖中秘密会晤。叶剑英向叶挺、贺龙通报了汪精卫的阴谋，叶、贺大呼好险，遂决定不理睬汪、张的命令，不上庐山。因部队驻在九江附近太危险，需要尽快转移。当时贺龙并不知道共产党要在哪里搞暴动（谭平山在此后才将暴动计划通知贺龙），而叶挺参加过第一次九江会议，因此提出部队开南昌，借口是筹措给养。叶、贺部是张发奎的先遣队，进驻南昌，既可东征讨蒋，又可南下广东，符合汪精卫、张发奎原来的意图，以筹措给养为名别人也出不出什么来。因而三人又决定部队不向德安集中，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部队第二天先走，贺龙部队第三天行动，贺龙将自己的军列调给了叶挺。这就是在南昌起义前夕秘密于庐山脚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保证了起义重要领导人的安全与部队能够及时开往暴动地点南昌。叶剑英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他三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第一次。
6月底，武汉出了一股流言，说工人纠察队要缴第35军的枪。何键以此为借口，命令第35军从汉阳移驻汉口，对工人纠察队虎视眈眈。显然，有一股暗流在寻机挑衅。6月27日夜，周恩来接到紧急报告，说何键在汉口率领部队，有28日晚发动政变之说，遂迅速向陈独秀汇报。28日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鲍罗廷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我认为自动缴械较好。” 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周恩来、谭平山等人也纷纷发言，认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无法与反动军队对抗，而且纠察队的1000多条破枪不值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最后陈独秀综合多数人意见，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将其人员编入张发奎的部队，不给何键以“举事”的借口。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受命执行这个决定，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秘书长刘少奇当日就主持发出了《解散纠察队的布告》，又分别发出《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致管理武汉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的信》，宣布“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于28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 就这样，拥有人员5000、枪支1000多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宣布自动解散了。由于当时工人纠察队的人心已散，宣布之后大多数人就弃枪各自逃散了。周恩来、张太雷又指令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组织人员向汉口卫戌司令李品仙交出了部分破旧枪支，好枪则隐藏起来，与坚持革命的一批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了贺龙、叶挺的部队里。工人纠察队解散后，何键公然发表了《讨共宣言》，指责工农运动“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与共产党分离”，解散工会、农会。第35军和卫戌司令部的部队协同动作，立即进占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捣毁、解散了各业工会。
面对如此严重形势，莫斯科仍电令鲍罗廷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因此，鲍罗廷（也有说瞿秋白）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并于7月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现时参加政府工作的中共党员可以请假；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中共中央又一次对汪精卫集团妥协退让。接着，鲍罗廷奉共产国际指示转告中共中央，要谭平山、苏兆征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至此，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部长已全被驱逐出来。此时，汪精卫还没有最后准备好，仍然在表面上维持着两党关系。国共两党人员依旧在武汉国民政府内共事，两党领导人也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不久，莫斯科的指示突然变了。由于苏共党内高层也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指责斯大林支持以武汉国民政府为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失败，认为有必要纠正共产国际此前制定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一变先前明着下指示要中共搞土地革命，暗中却支持鲍罗廷对汪精卫妥协退让的方针，开始鼓吹鉴于武汉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和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队伍的公开表演，那么当然“应该抛弃他们”。斯大林指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武汉政府里，但也不是要退出国民党，而是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领导从政府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反对汪精卫，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并改组其领导机关。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又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史称“七月决定”。共产国际指责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席错误”，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并“选举新的领导人”。实际上，这是为斯大林先前首鼠两端的中国政策在找替罪羊。鲍罗廷深知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也很同情陈独秀，但不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主要负责同志要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五届一中后增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将革命受到挫折的责任归罪于他而非常不满，感到已无法再工作下去了。他来了倔脾气，拒绝去莫斯科，并向临时常委们提出辞职，随后甩手走人，不再出席中央会议。当日，瞿秋白等人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随后鲍罗廷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瞿秋白当时因身体不好便也说跟着一起去庐山。实际上，鲍、瞿上山是要谈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豪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因而着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这就等于表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随后，中共临时中央组织人将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
汪精卫虽然已决定要分共，但对什么时间、什么手段来实施还没有最后确定。然而中共中央的宣言一出，也容不得他再拖下去了。7月14日夜，汪精卫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应采取“处置”措施，明确了“分共”的决心。会上提出了关于“分共”的一个政策案和两个训令，规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7月15日，汪精卫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亲自宣读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密电，并强调了每一条的要义所在。随后总结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与会诸人闻听后大都愤慨非常，一些国民党左派则默然无语。会议最后通过了有关“分共”的三项办法和三个决议案。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就公布了限制共产分子的训令。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不同，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三个决议案中，有一个是《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声称“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这就是汪精卫所称的“和平分共”。然而国民党右派军人才不理会什么训令，何键的第35军手举反共标语公开上街游行，一些军人已经四处出动在武汉三镇开始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共产党组织无法再进行公开活动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也都提前分散隐蔽起来。对于汪精卫集团的背叛，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国民党决裂。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一文，公布了“五月指示”密电，向外界表明国共分裂的责任在共产党。19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号召全国青年为打倒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还很委屈，在7月25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虽说是限制共产党员，但最大问题还是要等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军队有侵占工会的，马上要他们搬出。我们也屡次告诫我们的党员，不要对共产党肆口谩骂……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地随便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党的权力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并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陈公博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告中国共产党书》，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己公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应该说，在此期间，武汉国民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手段还不是很严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在7月底前后离开武汉的，基本上没有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7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借工潮封闭了全国总工会及湖北省总工会。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为抗议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为，举行了大罢工。汪精卫当时还声称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自己对容共政策“太不知道变通了”，优容了共产党人，他们却鼓动罢工、罢市。“现在说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
不过，还没等国民党人动手查明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情况，中国共产党人立即就给了汪精卫集团狠狠一记耳光。先前的妥协退让已转变成了奋起反抗，矫枉必须过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特点。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出旗帜公开与南京、武汉政权对立，从此拉开了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历史大幕。
中共临时中央五人常委会组成后，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指示将党的组织从公开活动转入秘密工作，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加害。7月15日，在武汉的中共领袖们坐到一起开了一次活动大会，作出中共机关和人员退出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的部署。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撤退部署的报告，准备第一步先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之举。会后，临时中央常委张太雷即赴庐山向鲍罗廷汇报会议决定。因为罗易与维经斯基已经返回苏联，鲍罗廷又上了庐山，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就一时中断了。张太雷赴庐山汇报，也是希望通过鲍罗廷请示莫斯科的指示。然而鲍罗廷此时已接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调他回国，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在7月中旬后的这段严峻日子里，中共组织也受到了较大动摇，不少人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然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仍决心将革命坚持下去，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当时陈独秀已经不再露面了，瞿秋白、张太雷先后上了庐山，李立三后又奉命去了九江，蔡和森病的很重并准备潜往上海，李维汉刚从湖南回来不熟悉情况，因而中共中央主要由张国焘、周恩来在主持实际工作。
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后，为使革命事业能够重新得到转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张国焘主持下，又连续数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急讨论对策。最后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不过，当时中共所掌握和能影响的军事力量还比较单薄，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第二方面军中。如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24师、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4军第25师一部、贺龙的暂编第20军，还有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后改编成了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等，现各部正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陆续向江西九江地区集结。要是直接在第二方面军中搞暴动，就等于和张发奎撕破了脸，双方难免兵戎相见，未知数较多。而张发奎与唐生智之间素有矛盾，不愿真的东征为其火中取栗，一直想回广东老家。既然中共中央也曾经打算回广东再图发展，那么如能联合张发奎反汪，一起回广东建立根据地就成为了目前可取的选项。若能达此目的，可暂时不在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据此，临时中央派遣常委李立三与中央秘书长邓中夏去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1军驻地，一方面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观察形势。同时，负责军事的周恩来指定中央军事部的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人组成前敌军委，由聂荣臻任书记（成立前敌军委及书记职务主要依据聂帅的回忆），先到九江去，通知各部队中党的干部做好暴动准备，但最后的行动要等待中央命令。为充分做好各项组织准备工作，临时中央又从各地调遣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中央委员彭湃，中央委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任教官恽代英，中央候补委员郭亮等一批干部，分赴九江开展准备工作。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吴玉章，原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等人已到了九江，为中共机关人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向南昌撤退打前站。
在中共当时能掌握的军事力量中，叶挺所部是核心主力。叶挺是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北伐名将，曾率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独立团（即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从广东一直打到湖北，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一路浴血奋战，攻无不克，战绩辉煌。第4军能获得“铁军”之誉，叶挺独立团居功至伟。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第4军扩编成了第4、第11两个军。叶挺独立团被扩编成了第4军第25师，其中73团、75团分别由独立团主体和一部编成。叶挺被任命为第4军第25师副师长，后又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叶挺先后在第25师、第24师中安排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任职，分别在团、营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培养和锻炼军事干部，整饬部队，加强训练，积蓄力量。在他的努力下，第24师和第25师控制的2个团约9000人左右，已成为了中共牢固掌握的军事力量。而从战斗力上说，叶挺所部以政治建军，纪律严明，士气旺盛，经历了北伐战争的严峻考验，打败了许多强敌，其能征善战在武汉国民政府军队中首屈一指。因此，无论是政治素质，还是军事素质，中共要组织军事暴动，叶挺的部队都是毫无疑问的核心依靠力量。也正因为叶挺具有如此资历，到了建国后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很多老一辈革命家还都认为，叶挺要是活着，是当然的元帅。
中共能影响的另一支军事力量是贺龙所部。贺龙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从小赶山货出身，走南闯北，历练出了过人的胆识和仗义豪爽的性格。他18岁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20岁时用两把菜刀端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拉起了农民武装，先后参加了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1926年4月，贺龙以澧州镇守使兼川黔边防军第五路司令名义，跟随黔军袁祖铭、彭汉章部参加了北伐战争。贺龙起兵后一路连战连捷，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之职。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时，贺龙率独立第15师从右翼沿京汉路东侧出师河南，相继在逍遥镇、临颖和许昌等地大败奉军，尔后进占开封，打出了威名。北伐军回师武汉之际，国民政府下令将独立第15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隶属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军长。由于汪精卫口惠而实不至，贺龙部虽扩编为军，但仍只有5个团，武器装备也仅够一个师多一点。后来中共组织将湖南、湖北等地逃脱反动军阀追捕而来武汉的工农骨干，以及汉口的工农革命武装编入了贺龙的部队，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部分枪支也转移到了贺龙部队中，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一个教导团，基本补齐了编制。贺龙的暂编第20军共计2个师6个团，不到8000人，战斗力相对较差。
贺龙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坚持革命，对共产党感情很深。当时出身于黄埔二期的共产党员周逸群一直在贺龙部队中工作，担任了独立第15师政治部主任，后又被任命为暂编第20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文武全才，政治工作出色，对贺龙影响很大。当武汉形势急剧向右转之际，贺龙坚决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对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行为非常愤慨。他曾向周逸群表示：“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哪个杂种有胆子敢到老子这里抓共产党，老子就敲掉他的脑壳！”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将领或明里暗里投蒋，或开始清党分共，或灰心失意之际，依然毫不动摇率领全军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非共产党员将领，只有贺龙一人。而拉住贺龙这样一支标杆性的军队一起举事，当时对于彰显中共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事业的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后来在中共大员和军事将领云集的南昌，贺龙才会被任命为起义总指挥一职，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贺老总的脱胎换骨，还要到起义失败后至上海中央学习这一阶段。
贺龙率部回到武汉后，欲拉拢他的各方势力很快纷至沓来。如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部下叶琪前来游说贺龙，第8军军长兼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的代表朱绍良也利用与黔军的旧渊源秘密拜会贺龙。无非都是晓以利害，封官许愿。特别是后来贺龙率部东征讨蒋开赴九江后，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都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清党分共。然而贺龙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令各方均悻悻而归。
7月5日，汪精卫主持举行了第二方面军新任军、师长就职典礼。他一边高唱要东征讨蒋，另一边却秘密召集非共产党员将领开会，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各将领在部队中注意防范共产党。贺龙非常愤怒，挺身而出，一边向汪精卫要编制政策，一边主张国共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东征讨蒋和北伐大业。汪精卫对此很是恼恨，贺龙明显倾向共产党，他的部队现在已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必须要联合张发奎将其限制或处理掉。
当武汉国民政府一步步开始摧残迫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之时，贺龙挺身而出，利用独立第15师受命扩编成军之机，打出招兵的旗号，不但将大批遭到反动军阀迫害的工农武装和革命骨干秘密编入了第20军部队，还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20军的旗帜，派兵站岗护卫，阻止反动军人的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有不少人在第20军担任了政治工作。当时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目标较大，且身体有病，是贺龙派第20军的船只送他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养病的。
1927年7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来到暂编第20军军部会见了贺龙。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与见面，其时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都是雄姿英发的年纪。周恩来与贺龙坦诚相见，畅谈不休。周恩来深刻了解了贺龙对革命和共产党的一腔赤诚，从而对发起武装暴动更加有了信心。贺龙也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正直和朝气，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信念。自此，贺龙与周恩来保持了超出党内同志关系之上的个人友谊长达40余年。建国后，与周恩来关系最好的两位副总理，一位是陈毅，另一位就是贺龙。
然而，历史的吊诡往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当文革运动发起后，贺龙早早就受到了冲击，被诬蔑为要“搞兵变”，是“大土匪”，处境非常被动。造反派闻风而动，追着贺龙不放，并扬言要结队去揪斗贺龙。不得已之下，贺龙与夫人薛明来到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想找他倾诉。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闻讯后指示秘书要贺龙暂勿回家，先在西花厅住下。后来贺龙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江湖豪爽之气，仍旧未改。
周恩来何尝不知道贺龙的委屈！但是，他也无法改变中央的决定。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代表中央在自己家中与贺龙正式谈话，说贺龙在背后散布林彪的历史问题，到处插手军队，毛主席百年之后不放心，洪湖肃反应负责任等等。周恩来不让贺龙辩解，说完后即表示中南海也不安全，派人连夜送贺龙去西山象鼻子沟暂避一时。贺龙当时伤心地说：“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从此失去了自由，直到两年多后含冤去世。
不知周恩来有没有想起40年前二人初见的那一幕，当初仰之何急，如今待之何酷！令人感慨万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除了彭德怀、罗荣桓外，其余八位都在1927年7、8月间先后来到了风云际会的九江。7月22日前后，贺龙率领暂编第20军东征讨蒋到了九江，部队部署在九江和德安附近；聂荣臻作为中央军事部指定的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负责人，于7月19日到达九江，住在先期抵浔的叶挺第24师师部所在地九江市东门圣约翰中学；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后，又奉临时中央指示由武汉返回南昌做接应中央机关撤退及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于7月19日途经九江；叶剑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随第4军军部东征讨蒋来到九江，当时他是身份保密的共产党员；有“川中名将”之称的刘伯承，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在四川发动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逃到武汉。作为周恩来选定的军事助手，于7月下旬秘密来到九江，住在吴玉章的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林彪，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2营7连连长，随部队驻扎在九江与南昌之间的马回岭；陈毅，时任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实际是教导团内的中共党团负责人。8月2日，陈毅随教导团东征讨蒋从武汉出发乘船东下。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了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包围缴械。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肖劲乘天黑离队去追赶南昌起义军，终于在江西宜黄追上了起义部队；徐向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上尉参谋，于7月底随张发奎部到了九江。因党组织未通知他参加武装暴动，直到南昌起义发动后他才知道消息。徐向前当晚即离开部队回武汉找党组织，未找到，又转往上海，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后奉上级派遣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在开国十大将中，来到九江的有四位。第一位是粟裕，时任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班长；第二位是陈赓，这个等会再说；第三位是罗瑞卿，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副班长。在随教导团开赴九江后，被张发奎的部队缴械，罗瑞卿遂和部分同学离队返回了武汉；还有一位，就是时任第4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的许光达。他在九江听说南昌爆发了起义，便偷偷离队南下，后在江西宁都追上了起义部队。
开国上将中到过九江的，有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团长的周士第，时任第11军第24师71团2营4连连长的萧克，时任第20军连指导员的杨至诚，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战士的陈伯钧，时任第20军教导团战士的赵尔陆；开国中将中，有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炮兵连连长的郭化若，时任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副班长的谭家述，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2连排长的彭明治，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6连排长的聂鹤亭，时任第20军特务营1连副连长的唐天际；开国少将中，有时任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第三队指导员的李逸民，时任第11军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时任第4军第25师75团1营参谋的廖运周，时任第20军教导团连指导员的周文在，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看护的王云霖，越南籍的洪水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还有一部分人没能赶上起义，但都能坚定地追随革命，也展示出了各自的人生风采。
李立三与邓中夏到了九江后，发觉形势非常严重。唐生智正在动手屠杀工农，汪精卫虽口称要“和平分共”，实际上已经投降了唐生智，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中央想要争取一起回广东的张发奎，虽然反对唐生智，但受汪精卫影响很深，态度日益犹豫和右倾。而朱培德的第3军、第9军，程潜的第6军等部队，已受唐生智指挥向第二方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有逼迫张发奎分共清党之意。在此紧急关头，不能不当机立断。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坐到一起召开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会上李立三明确提出，不能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期望与张一起回广东再举事已无可能。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独立地搞一次军事暴动。其他人也赞同李立三的意见。经过讨论，认为九江三面临水，又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易被敌人包围，不宜举行暴动。而南昌只有朱培德的第五路军警卫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兵力共6个团6000余人，比较空虚。反之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线之间，中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有叶挺第24师、第25师2个团和贺龙的第20军，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与南昌公安局干警各一部，以及从各地赶来的工农武装等，总兵力2万余人，对南昌之敌形成了绝对优势。据此，会议作出了报告：“军事上赶快集中到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当时李立三很是热情急躁，提出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起义。聂荣臻以中央派来的军事代表身份反对李立三的主张，认为必须要等中央命令。经过一番争论后，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先上庐山与瞿秋白进行商议。
李立三、邓中夏当日晚就上了庐山，见到了瞿秋白和鲍罗廷。因为鲍罗廷就要回国述职，因此主要是了解情况，并没有给出多少意见。而瞿秋白当时在党内的地位突出，既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党内著名的文学家，理论水平很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很受同志们的尊敬。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位置后，政治局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瞿秋白听了李立三等人的汇报后，深表赞同，决定亲自返回武汉促使中央从速决策。随后邓中夏立即下山通知在九江的同志进行起义准备，李立三则继续留在山上。21日，瞿秋白即下庐山返回武汉。
22日，鲍罗廷委托张太雷（兼任鲍罗廷的翻译）召林伯渠、聂荣臻等人上山，听取了关于暴动的准备情况，准备回国后好向共产国际交代。张太雷当日即下庐山返回武汉，准备参加中央要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同日，周恩来到武昌会见了张发奎，对他做最后的争取，但毫无效果。
23日，贺龙率部队已到达九江、德安附近，恽代英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皆为中共党员）也先后抵达九江。谭平山很快约见了贺龙，将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机密告诉了贺龙。贺龙获此信任非常激动，表示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率领第20军参加暴动。贺龙部队的支持最后落听，谭平山松了一口气，其他在九江的领导人也解除了担心，感到深受鼓舞。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庐山上的李立三立即回九江开会。鲍罗廷也于这天下了庐山返回武汉准备回国。
23日晚，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召开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江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纲领、宣言等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提出把起义部队在7月28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随后急电报告中央，请求批准。李立三于24日下山回到九江，也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政治上打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以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左派，集中力量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政府。在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就是否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产生了争论，会议暂时没有对此做出结论。
鲍罗廷回到武汉后，提出了中共中央的改组问题，宣布将瞿秋白增补为临时中央常委。当时瞿秋白已向临时中央报告了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发动暴动的建议。周恩来也根据李立三、加仑等人的主张和自己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发动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先发制人，以在南昌较为有利，暴动后即可移师广东东江建立根据地的粗略计划。在控制了汕头出海口后，可以向共产国际要求军火和物资的接济，这一点尤为重要。7月24日，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四人召开常委会，最后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并组成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领导和组织南昌暴动。张国焘当时曾经说过，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会后周恩来就化装改扮，当晚带着陈赓秘密乘船离开武汉，前往九江传达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组织暴动工作。
周恩来走后，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带着暴动专家纽曼到了武汉，正式接替鲍罗廷主持在华工作。鲍罗廷在交接完工作后，于7月27日离开武汉经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返回苏联。当时汪精卫还来到汉口大智门车站为鲍罗廷送行，并交给鲍一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他在华的贡献表达“友好感情的信”。然而回头汪精卫就密电冯玉祥，要求其在中途逮捕并处决鲍罗廷。冯玉祥当然不会中这借刀杀人之计，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鲍罗廷，并派军队将鲍罗廷安全护送到了外蒙边境。
就在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到达九江地区，大批中共要员和进步人士也向九江汇聚之际，汪精卫嗅出了其中的不祥味道。7月22日，他和孙科上了庐山，并召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人上庐山秘密开会。汪精卫软硬兼施拉拢张发奎终于得手，张发奎同意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清党，但又表示不能操之过急，以防激成兵变。汪、张、朱等人商量后，酝酿了一个阴谋：由张发奎下令叶挺、贺龙部队向九江、南昌间的德安集中；汪精卫则宣称要在庐山上开一个军事会议，参加者除山上诸人外，还通知金汉鼎、黄实、朱晖日、叶挺、贺龙及其他师长以上军官上庐山开会。实际上是要在庐山上扣留叶挺、贺龙，同时调集朱培德、程潜的3个军将集中到德安的叶贺所部包围缴械，一举解决这两个心腹大患。这个阴谋不可谓不毒，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到达九江，叶挺、贺龙近在咫尺，一旦受骗上庐山不过是一天内的事。关键时刻，被黄琪翔带上庐山的叶剑英获悉了汪精卫的阴谋，心急如焚。他连夜就下了庐山，来到已经移驻鄱阳湖西北岸星子县城西湾的叶挺师部驻地与叶挺会面。随后又将驻地在附近的贺龙找来，三人上了一条小渔船开到鄱阳湖中秘密会晤。叶剑英向叶挺、贺龙通报了汪精卫的阴谋，叶、贺大呼好险，遂决定不理睬汪、张的命令，不上庐山。因部队驻在九江附近太危险，需要尽快转移。当时贺龙并不知道共产党要在哪里搞暴动（谭平山在此后才将暴动计划通知贺龙），而叶挺参加过第一次九江会议，因此提出部队开南昌，借口是筹措给养。叶、贺部是张发奎的先遣队，进驻南昌，既可东征讨蒋，又可南下广东，符合汪精卫、张发奎原来的意图，以筹措给养为名别人也出不出什么来。因而三人又决定部队不向德安集中，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部队第二天先走，贺龙部队第三天行动，贺龙将自己的军列调给了叶挺。这就是在南昌起义前夕秘密于庐山脚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保证了起义重要领导人的安全与部队能够及时开往暴动地点南昌。叶剑英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他三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第一次。
7月25日，周恩来和陈赓秘密到达九江。周恩来马上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彭湃、聂荣臻等主要领导成员开会，这就是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完全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指示，随后明确了中央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的主张，平息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在军事准备计划上，决定联合贺龙部共同行动，并指定聂荣臻去马回岭争取将第4军第25师拉到南昌。会议还确定了起义的纲领、领导机构和宣言等问题。会后，邓中夏带着拟定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其他人员则处理完紧要事情后，先后到德安乘火车赶赴南昌。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已陆续到达南昌，贺龙的第20军军部驻在子固路中段宠道中学，叶挺的第24师师部位于百花洲临近的心远中学。部队在入城时，江西省委组织发动了南昌的工、青、妇、农、商等群众团体热烈欢迎铁军到南昌，大批南昌民众也以传统的方式欢迎国民革命军。
27日早晨，周恩来等第一批领导人员来到南昌，周恩来和陈赓秘密住进了南昌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李立三、谭平山、彭湃、林伯渠、刘伯承、郭亮、方维夏、吴玉章、徐特立等领导人员也分几批秘密潜入市区，先后住进了朱德根据周恩来指示包租下来的位于市中心洗马池旁的江西大旅社。贺龙的第20军第1师师部也占据了大旅社一楼，这里就成为了起义的指挥中心。当时警卫江西大旅社的，就有未来大将粟裕带领的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警卫班。朱德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南昌城内国民党驻军的番号、人员、武器装备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朱德还绘制了一份兵力部署图，上边将南昌街道和敌军分布标示得清清楚楚。朱德告诉周恩来，自己手中能掌握的兵力，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江西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以及南昌公安局争取到的2个保安队，共约500余人。虽然人员不多，武器也不强，但对南昌街道熟悉，可以作为较好的向导。朱德与周恩来在旅欧时就相识，关系很好，周恩来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27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式遵照临时中央指示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全权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研究，最后决定起义由原定的7月28日晚推迟到30日晚举行；由贺龙、叶挺两军负责解决南昌城的守敌；贺龙被任命为起义总指挥，叶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被任命为参谋团参谋长并到第20军协助贺龙工作；聂荣臻负责向驻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周士第等部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参加暴动；朱德利用在南昌的特殊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并了解敌军在南昌的动态；李立三、陈赓等人组织工人纠察队，负责暴动前的保卫工作，并肃清南昌城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封闭江西省银行。
28日，周恩来前往贺龙的第20军军部，通报了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并代表中央欢迎贺龙参加起义。贺龙非常激动，表示坚决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第20军新成立第3师，贺龙当即推荐周逸群任师长。后来第3师于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以新编的6团和教导团为基础，学生兵和新兵多，下级军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因此贺龙认为周逸群当师长最为合适，能够掌握住这支部队。
刘伯承奉前委命令来到了第20军，与贺龙一起制定了起义的军事计划。当时汇聚到南昌的起义部队，除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外，叶挺还把第11军下辖的第10师也拉了过来。第10师师长蔡庭锴是叶挺的广东同乡，思想右倾，已奉汪精卫召唤上了庐山开会，部队则奉叶挺的命令开到了南昌。再加上朱德掌握的兵力，还有陆续赶来的广东北江农军800余人、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1000余人、中央农民讲习所学员80余人等，能够使用的总兵力约在2万人左右。而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共6个团6000余人，其中有部分部队在叶贺部到达后移往了城郊。敌军中战斗力较强的就是王均任军长的第3军23团、24团和第五路军警卫团，不过3、4000人。起义部队有绝对把握将其吃掉，但一定要速打速决，否则九江、临川、吉安的国民党军主力可在一、二天内赶到南昌，那就麻烦了。据此，刘伯承协助贺龙制定了军事计划，决定由叶挺指挥第24师解决第3、第6军的3个团；贺龙指挥第20军、第10师解决第五路军警卫团和第9军的2个团，并负责攻占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和省政府；朱德所部配合主力参加作战。计划制定完毕后，刘伯承专程拿去给叶挺看。叶挺仔细看了计划，没说话，就把计划退还给了刘伯承。刘伯承和叶挺不熟悉，感到很奇怪，又不好追问叶挺。回来后，他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则笑着说：“你还不熟悉叶挺。他就是这么个人，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就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就绪之际，张国焘突然于7月29日连发两份密电给前敌委员会，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了南昌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暴动不能停止，准备工作继续进行。张国焘原来是非常赞成暴动的，现在却态度大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罗明那兹秘密抵达武汉后，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等临时中央常委就向他通报了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的计划。然而罗明那兹表示自己是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的。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这令张国焘很是愤怒，他一再向罗明那兹说明，周恩来认为南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并且急需共产国际提供军事顾问和大笔资金的援助，这件事情需要立即讨论。罗明那兹则一再声称要报告莫斯科后才能决定，周恩来那边可以先积极筹备着。眼看谈话要陷入僵局，瞿秋白只好出来调解。事后瞿秋白也很恼火，抱怨说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
到了7月26日，共产国际发来了一份指示电，罗明那兹立即召集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开会，加仑将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加仑首先发言，说他已见了张发奎，张已同意第二方面军所部集结在南浔线上，不再东进，而是要逐渐南移返回广东。因此加仑认为张发奎如能同意回师广东，并且不再强迫叶挺等人退出共产党，就可以和张发奎一同行动。加仑又分析了军事形势，认为如果与张发奎一同回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举行暴动，参加的部队不过5000到8000人，在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之下很难打回广东。如果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个条件，那就再发动南昌起义。接着罗明那兹发言，说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也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而且共产国际发来了电报，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就全部退出来，改派他们到农民中去工作。”
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意思较为模糊，对南昌暴动是否发动是有条件限制的。瞿秋白等人则认为在武汉都能预感到暴动必有胜利的机会，因而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罗明那兹说这份电报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人员，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告知，他建议张国焘去一趟。然而张国焘对这份电报却另有一番理解。他认为共产国际既不明确支持，也不让顾问参加并不给经费，连罗明那兹这个坚决的反机会主义者都在这玩含混其词，似乎表示中国同志的这次暴动根本就不会成功，只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让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让他去阻止起义，而罗明那兹却不承担这个明确的责任。想到这里，张国焘就很沮丧，毕竟这是自己曾赞成过的一次重要行动。他表示中央马上就要召开扩大会议，自己走不开，送信这种小事可以叫中央秘书处的王一飞去。然而罗明那兹认为这是急件，今晚就要动身，一时找不到王一飞。瞿秋白与李维汉也赞成张国焘亲自去，认为这不只是传达封电报的问题，而是要考察暴动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无奈，只好连夜离开武汉前往九江。
（在张国焘后来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声称他最后明确质问了罗明那兹，自己去南昌的任务是不是要阻止起义？罗明那兹只好回答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必须要予以遵行。此时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支持罗明那兹和加仑的意见，张国焘这才动身前往九江。后来南昌暴动终于发动，中央的人却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阻止过暴动，因此瞿秋白等人就诬指张国焘假传圣旨，私自阻止南昌暴动的行为。
上述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的一面之词，与南昌起义的有关历史文件难以对照，读者可阅存待考。）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了九江。此时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关向应和夏曦等起义领导成员还没有动身去南昌。张国焘找到他们，简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和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恽代英等人一听就急了，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追问恽代英为什么不能讨论，恽代英激动地表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见张国焘固执己见，恽代英甚至声称：“你要再动摇人心，我就打倒你！”张国焘从来没见过恽代英这个样子，一时无言以对，只好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进行讨论。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发表过很多革命文章，曾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他为人正直而有礼貌，对人没有私怨，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非常俭朴，因而在党内素有“甘地（印度那位圣雄）”之称。南昌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回到上海中央工作，曾被指派去苏区领导红军，但因故未能成行。由于他反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被撤职发落到基层工作。后恽代英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亲自上街发传单，结果被上海租界巡捕捉住，又被引渡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关押。起初恽代英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在监狱中隐藏了下来。经过中央的积极营救，很快就要被释放出狱。就在这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在黄埔学生中影响力很大，蒋介石也很爱惜他的才华，特派高官前去劝降。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地拒绝了劝降者，但求一死。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在九江等了两天火车后，7月29日，张国焘与恽代英一同乘火车赶赴南昌。7月30日，他们到达南昌，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群等人举行了特别委员会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精神和罗明那兹、加仑等人的态度，表示国际电报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中央的意见也是慎重，如没有成功把握，就不可举行暴动。将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加仑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轻动，要重新讨论等等……。与会众人对张国焘的态度非常愤慨，性急的李立三立即质问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张国焘辩解说他原来是赞成起义的，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力量还太弱……。不等他说完，恽代英就打断了他，愤怒地表示：“出尔反尔！你开始对暴动一万个赞成，要我们放手去干。短短几天，你又来泼冷水，你这是什么用意！”据张国焘回忆，叶挺的发言比较冷静，认为“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谭平山见手握兵权的起义主力叶挺态度动摇，当场急了。另一位统兵大将贺龙不是共产党员，是谭平山首先告诉他共产党要在南昌搞暴动，从而得到了贺龙的支持。贺龙已经找第20军师以上军官进行了秘密动员，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不在少数。这时要是来个急转弯，不但军队中倾向革命的将领难以理解，一旦泄密更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张发奎如果知道共产党人曾在南昌密谋搞暴动反对他，分裂他的军队，那还有什么联合的可能性！谭平山声称如果现在军队中的同志不行动起来，那么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党的军事工作。他大骂张国焘是“混蛋”，表达了强烈的愤怒情绪。张国焘只好转移话题，表示了对贺龙的不信任，认为他参加起义的动机值得怀疑。周逸群立即站起来发言，认为贺龙是值得信赖的。张国焘继续辩解，反复强调暴动要慎重，决不能轻举妄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实在忍不住了，拍案而起：“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主持这次暴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我不能再负责，只有辞职回汉口！”20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谭平山和恽代英当场起立高呼“打倒他”，“把他捆起来”，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张国焘见众怒难犯，只好提出：“共产国际电报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加仑的意思，看可否推迟点。”由于他一再提出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会议上无法形成多数决议。周恩来见陷入僵局，便宣布散会，明天继续开。本来起义时间预定在30日晚，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不得不推迟了。
会下，张国焘先后找了李立三等领导人个别谈话，希望能说服他们。但得到的回答是暴动不能停止。首先是不能违反与贺龙订立的密约，贺龙决心和中共一块干，双方都已骑上虎背，强行终止将容易生变。贺龙也已明确表示，如果联合张发奎一起暴动，他不参加。而且此时知道暴动机密的已有上百人，不少单位的都有，根本瞒不过张发奎，拉他一起回师广东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了。因此，现在只能是有进无退。谭平山见张国焘顽固不化，向周恩来建议把张捆起来。周恩来认为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能这样做。谭平山又找到一名军官要其去暗杀张国焘，这名军官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再次阻止了谭平山：“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
就在南昌起义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之时，汪精卫、张发奎得知叶挺、贺龙公然违抗命令，大为恼火。他们召集朱培德、黄琪翔、孙科等人在庐山上开会，于7月29日研究制定了三项秘密决定：一、严令叶挺、贺龙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为共产党提供帮助的九江市党部、九江《国民新闻》报馆等机关团体，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为争取参加起义的部队回头，张发奎还发电报声称将于8月1日到南昌，与叶挺、贺龙面商军事部署问题，汪精卫、孙科也同来。叶剑英闻讯后，再次冒险将会议内容通知了尚在九江的廖乾吾，廖乾吾又将警报传到了南昌。
7月31日，特别委员会会议继续举行。周恩来首先通报了汪精卫等人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的阴谋及其要来南昌的消息，认为形势已万分危急，现在不是该不该干的问题，而是必须立即干！其他领导成员也都表示坚决发动起义。张国焘见局势已无可挽回，便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发动暴动。但他又提出这次武装起义只作为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周恩来当即将其驳回：“这次暴动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张国焘终于无话可说。会议又研究了起义的最后几个问题，并确认部队已基本到位，当晚就可发动起义。刘伯承拟好了作战命令，周恩来最后署名签发。起义时间最后确定为8月1日凌晨4时。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南昌夏夜炎热，很难入睡，拂晓之前则较为凉爽，正是守敌入睡的好时机，且有半夜时间兵力可以部署开进。
为了更有把握地解决南昌城的敌人，前敌委员会又授意朱德，要他以请客为名将守敌最有战斗力的第3军23团、24团的团长拖住。31日下午，朱德依计而行，在嘉宾楼定了一桌丰盛酒席，请两个团的正副团长吃饭。饭后又去搓麻将，使他们长时间离开了部队驻地。与此同时，贺龙、叶挺分别在驻地召开了团、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武装起义的战斗命令，并进行了军事部署。起义军的服装标志是：颈上系红领带，夜里左臂扎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口令是“河山统一”。前敌委员会指挥部设在松柏巷天主教堂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代号叫“炮兵连”。周恩来坐镇指挥部，听取各部队关于起义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并有条不紊地处理起义事务及发布各项命令。
深夜时，贺龙向前敌委员会指挥部报告，第20军第1师一个叫赵福生的副营长偷偷离开军营溜去了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被一名士兵发现上报。不久就发现城内敌军有了异动，很可能赵福生已叛变告密。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并命令在主要街道上布置了哨兵进行警戒。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在前委指挥部下达了起义命令，南昌城立时打响。贺龙部队负责解决第9军的2个团和攻占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其中守卫朱培德总指挥部的敌警卫团战斗力较强，是进攻的重点目标。当时敌警卫团因赵福生告密已有准备，听到枪声就立即就形成了防御，占据起义部队的必经之地鼓楼，用机枪封锁了进攻通道。由于起义时间提前，第20军第1师的主攻部队还没有开进到位。贺龙身先士卒，指挥军部手枪连以火力封锁敌总指挥部大门，防止敌人逃跑。第1师师长贺锦斋指挥部队猛攻省政府，并迅速杀向敌总指挥部。敌警卫团退守角楼、街亭、围墙等要点负隅顽抗。在刘伯承建议下，贺龙指挥部队兵分两路发起围攻，经过激烈战斗解决了鼓楼之敌，并冲进了敌总指挥部大院。在一番白刃格斗和抵近巷战后，又相继攻占了敌总指挥部和省政府。贺龙部第2师、教导团、第10师等部队也向据守旧藩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老营房等地的敌第9军2个团发起围攻，经过激战先后歼灭了守敌。
叶挺指挥第11军第24师分别向盘踞在天主堂、匡庐中学、百花洲、贡院、水观音亭、新营房等要点的敌第3、第6军3个团发起攻击。叶挺部显示出了强劲的战斗力，在广东北江农军协助下，干净利落地将这几处敌人歼灭。战斗中，叶挺亲自在水观音亭指挥机枪火力阻击从贡院逃跑的敌第3军23团残部。朱德所部人员也加入了战斗，配合叶挺与贺龙部解决敌人。
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天亮后，南昌城的枪声逐渐停止。起义军完全取得了胜利，共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火炮数门，以及存在江西省银行的大笔款项。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周恩来命令从南昌放了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在马回岭第4军第25师驻地的聂荣臻、周士第、李硕勋、王尔琢等人接到信号后，立即将73团、75团和74团直属重机枪连以“打野外”的名义拉出营房向南昌开进。在九江的张发奎闻讯后大为急恼，马上带上第25师师长李汉魂和卫队乘火车追来。在德安附近，张发奎的火车追上了起义部队。这时张发奎还摆着总指挥的架子，向起义部队喊话，命令他们立即停止行动。聂荣臻果断下令部队向天开枪，恐吓张发奎。73团、75团就是原叶挺独立团，张发奎深知其战斗力，知道今天已经讨不了好了。万一被原先的部下给抓起来，这脸就丢大了。无奈之下，他和李汉魂带着几个卫士跳下火车向回逃去。就这样，聂荣臻、周士第等人将第25师2个团另1个连共3000余人拉到了南昌参加起义，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均未到任）、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等7人组成主席团。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三大政策，已经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以百折不回之勇气，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革命委员会还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大纲》，宣布继承北伐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土地革命。
起义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9、第11、第20军共3个军。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等。全部兵力共3个军6个师16个团约3万人，枪支弹药相当富余。当时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教导团及其他一些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赶到南昌，这是非常可惜的。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临时省委书记的毛泽东，坚决拥护中央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从湖南先后派了郭亮、徐特立、方维夏、张国基、毛泽覃等干部赴南昌参加起义。他还组织了平、浏农军和水口山工人武装约1000余人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可是走到半路听说南昌起义军已开向广东了，便返了回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毛泽东本想亲自带队去南昌，但由于要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而作罢。按照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南昌起义胜利后，即拉队伍上山，同湘赣边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毛泽东真的到了南昌，那么会影响起义部队的结局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猜想。
由于敌强我弱，南昌易攻难守，不宜久留，周恩来等前委成员决定按照原定去广东的方案，立即挥师南进。计划夺取汕头出海口，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发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再控制广东，实行北伐。8月3日，起义部队相继撤离南昌，取道江西东部的临川、宜黄、广昌路线南下。然而，由于战略方针错误，加上战术指挥上的失误，起义军先后遭到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围攻，最终被打散，遭到失败。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恽代英、谭平山、彭湃、林伯渠、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周逸群等起义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进入广东潮汕的主力余部10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转入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当地农军会合，坚持革命斗争。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后在敌军围剿下转战粤赣湘边，整训部队，保存力量。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发动了湘南暴动，并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上了井冈山继续开展武装革命斗争。
参加了南昌起义的人民军队将领，除了前面提到的起义领导人和开国将帅外，还有蔡申熙、段德昌、贺锦斋、黄鳌、周子昆、卢冬生、刘畴西、朱云卿、柳直荀、孙一中、王炳南、傅维钰、李鸣珂、贺文选、徐成章、肖劲、王展程、侯中英、徐其虚、周建屏、邝鄘、萧人鹄、罗正发、朱克靖、彭干臣、贺声洋、李天柱、洪超、徐光英、毛泽覃、蔡协民、钟纬剑、舒传贤、李文林、唐赤英、邓毅刚、何世昌、刘海云、刘英、耿凯、李腾芳、毕世悌、胡灿、段炎华、符节、周邦采、傅光夏、肖大鹏、王平章、柴水香、曹其灿、刘海云、刘映轩、沈联雄、汤慕禹、李骏、丘棣华、李明铨、廖快虎、宛旦平、金孚光、申朝宗、符克振、游步仁、萧芳、吴高群、彭遨、曹光、姜振海、肖以佐、鄢日新、罗统一、腾久忠、江德贤、黄振常、张有余、张锡龙、肖君玉、龚楷、林发、周容光、姜振海、黄让三、胡筠、陶铸、陈奇涵、朱良才、袁仲贤、王紫峰、谭冠三、曹里怀、萧新槐、欧阳毅、张树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还有不少人成为了开国将领，像蔡申熙、段德昌位列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中，陶铸还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并且矢志不渝。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已陆续到达南昌，贺龙的第20军军部驻在子固路中段宠道中学，叶挺的第24师师部位于百花洲临近的心远中学。部队在入城时，江西省委组织发动了南昌的工、青、妇、农、商等群众团体热烈欢迎铁军到南昌，大批南昌民众也以传统的方式欢迎国民革命军。
27日早晨，周恩来等第一批领导人员来到南昌，周恩来和陈赓秘密住进了南昌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李立三、谭平山、彭湃、林伯渠、刘伯承、郭亮、方维夏、吴玉章、徐特立等领导人员也分几批秘密潜入市区，先后住进了朱德根据周恩来指示包租下来的位于市中心洗马池旁的江西大旅社。贺龙的第20军第1师师部也占据了大旅社一楼，这里就成为了起义的指挥中心。当时警卫江西大旅社的，就有未来大将粟裕带领的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警卫班。朱德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南昌城内国民党驻军的番号、人员、武器装备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朱德还绘制了一份兵力部署图，上边将南昌街道和敌军分布标示得清清楚楚。朱德告诉周恩来，自己手中能掌握的兵力，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江西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以及南昌公安局争取到的2个保安队，共约500余人。虽然人员不多，武器也不强，但对南昌街道熟悉，可以作为较好的向导。朱德与周恩来在旅欧时就相识，关系很好，周恩来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27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式遵照临时中央指示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全权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研究，最后决定起义由原定的7月28日晚推迟到30日晚举行；由贺龙、叶挺两军负责解决南昌城的守敌；贺龙被任命为起义总指挥，叶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被任命为参谋团参谋长并到第20军协助贺龙工作；聂荣臻负责向驻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周士第等部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参加暴动；朱德利用在南昌的特殊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并了解敌军在南昌的动态；李立三、陈赓等人组织工人纠察队，负责暴动前的保卫工作，并肃清南昌城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封闭江西省银行。
28日，周恩来前往贺龙的第20军军部，通报了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并代表中央欢迎贺龙参加起义。贺龙非常激动，表示坚决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第20军新成立第3师，贺龙当即推荐周逸群任师长。后来第3师于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以新编的6团和教导团为基础，学生兵和新兵多，下级军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因此贺龙认为周逸群当师长最为合适，能够掌握住这支部队。
刘伯承奉前委命令来到了第20军，与贺龙一起制定了起义的军事计划。当时汇聚到南昌的起义部队，除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外，叶挺还把第11军下辖的第10师也拉了过来。第10师师长蔡庭锴是叶挺的广东同乡，思想右倾，已奉汪精卫召唤上了庐山开会，部队则奉叶挺的命令开到了南昌。再加上朱德掌握的兵力，还有陆续赶来的广东北江农军800余人、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1000余人、中央农民讲习所学员80余人等，能够使用的总兵力约在2万人左右。而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共6个团6000余人，其中有部分部队在叶贺部到达后移往了城郊。敌军中战斗力较强的就是王均任军长的第3军23团、24团和第五路军警卫团，不过3、4000人。起义部队有绝对把握将其吃掉，但一定要速打速决，否则九江、临川、吉安的国民党军主力可在一、二天内赶到南昌，那就麻烦了。据此，刘伯承协助贺龙制定了军事计划，决定由叶挺指挥第24师解决第3、第6军的3个团；贺龙指挥第20军、第10师解决第五路军警卫团和第9军的2个团，并负责攻占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和省政府；朱德所部配合主力参加作战。计划制定完毕后，刘伯承专程拿去给叶挺看。叶挺仔细看了计划，没说话，就把计划退还给了刘伯承。刘伯承和叶挺不熟悉，感到很奇怪，又不好追问叶挺。回来后，他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则笑着说：“你还不熟悉叶挺。他就是这么个人，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就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就绪之际，张国焘突然于7月29日连发两份密电给前敌委员会，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了南昌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暴动不能停止，准备工作继续进行。张国焘原来是非常赞成暴动的，现在却态度大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罗明那兹秘密抵达武汉后，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等临时中央常委就向他通报了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的计划。然而罗明那兹表示自己是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的。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这令张国焘很是愤怒，他一再向罗明那兹说明，周恩来认为南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并且急需共产国际提供军事顾问和大笔资金的援助，这件事情需要立即讨论。罗明那兹则一再声称要报告莫斯科后才能决定，周恩来那边可以先积极筹备着。眼看谈话要陷入僵局，瞿秋白只好出来调解。事后瞿秋白也很恼火，抱怨说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
到了7月26日，共产国际发来了一份指示电，罗明那兹立即召集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开会，加仑将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加仑首先发言，说他已见了张发奎，张已同意第二方面军所部集结在南浔线上，不再东进，而是要逐渐南移返回广东。因此加仑认为张发奎如能同意回师广东，并且不再强迫叶挺等人退出共产党，就可以和张发奎一同行动。加仑又分析了军事形势，认为如果与张发奎一同回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举行暴动，参加的部队不过5000到8000人，在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之下很难打回广东。如果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个条件，那就再发动南昌起义。接着罗明那兹发言，说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也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而且共产国际发来了电报，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就全部退出来，改派他们到农民中去工作。”
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意思较为模糊，对南昌暴动是否发动是有条件限制的。瞿秋白等人则认为在武汉都能预感到暴动必有胜利的机会，因而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罗明那兹说这份电报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人员，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告知，他建议张国焘去一趟。然而张国焘对这份电报却另有一番理解。他认为共产国际既不明确支持，也不让顾问参加并不给经费，连罗明那兹这个坚决的反机会主义者都在这玩含混其词，似乎表示中国同志的这次暴动根本就不会成功，只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让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让他去阻止起义，而罗明那兹却不承担这个明确的责任。想到这里，张国焘就很沮丧，毕竟这是自己曾赞成过的一次重要行动。他表示中央马上就要召开扩大会议，自己走不开，送信这种小事可以叫中央秘书处的王一飞去。然而罗明那兹认为这是急件，今晚就要动身，一时找不到王一飞。瞿秋白与李维汉也赞成张国焘亲自去，认为这不只是传达封电报的问题，而是要考察暴动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无奈，只好连夜离开武汉前往九江。
（在张国焘后来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声称他最后明确质问了罗明那兹，自己去南昌的任务是不是要阻止起义？罗明那兹只好回答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必须要予以遵行。此时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支持罗明那兹和加仑的意见，张国焘这才动身前往九江。后来南昌暴动终于发动，中央的人却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阻止过暴动，因此瞿秋白等人就诬指张国焘假传圣旨，私自阻止南昌暴动的行为。
上述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的一面之词，与南昌起义的有关历史文件难以对照，读者可阅存待考。）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了九江。此时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关向应和夏曦等起义领导成员还没有动身去南昌。张国焘找到他们，简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和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恽代英等人一听就急了，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追问恽代英为什么不能讨论，恽代英激动地表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见张国焘固执己见，恽代英甚至声称：“你要再动摇人心，我就打倒你！”张国焘从来没见过恽代英这个样子，一时无言以对，只好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进行讨论。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发表过很多革命文章，曾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他为人正直而有礼貌，对人没有私怨，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非常俭朴，因而在党内素有“甘地（印度那位圣雄）”之称。南昌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回到上海中央工作，曾被指派去苏区领导红军，但因故未能成行。由于他反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被撤职发落到基层工作。后恽代英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亲自上街发传单，结果被上海租界巡捕捉住，又被引渡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关押。起初恽代英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在监狱中隐藏了下来。经过中央的积极营救，很快就要被释放出狱。就在这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在黄埔学生中影响力很大，蒋介石也很爱惜他的才华，特派高官前去劝降。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地拒绝了劝降者，但求一死。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在九江等了两天火车后，7月29日，张国焘与恽代英一同乘火车赶赴南昌。7月30日，他们到达南昌，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群等人举行了特别委员会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精神和罗明那兹、加仑等人的态度，表示国际电报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中央的意见也是慎重，如没有成功把握，就不可举行暴动。将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加仑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轻动，要重新讨论等等……。与会众人对张国焘的态度非常愤慨，性急的李立三立即质问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张国焘辩解说他原来是赞成起义的，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力量还太弱……。不等他说完，恽代英就打断了他，愤怒地表示：“出尔反尔！你开始对暴动一万个赞成，要我们放手去干。短短几天，你又来泼冷水，你这是什么用意！”据张国焘回忆，叶挺的发言比较冷静，认为“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谭平山见手握兵权的起义主力叶挺态度动摇，当场急了。另一位统兵大将贺龙不是共产党员，是谭平山首先告诉他共产党要在南昌搞暴动，从而得到了贺龙的支持。贺龙已经找第20军师以上军官进行了秘密动员，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不在少数。这时要是来个急转弯，不但军队中倾向革命的将领难以理解，一旦泄密更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张发奎如果知道共产党人曾在南昌密谋搞暴动反对他，分裂他的军队，那还有什么联合的可能性！谭平山声称如果现在军队中的同志不行动起来，那么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党的军事工作。他大骂张国焘是“混蛋”，表达了强烈的愤怒情绪。张国焘只好转移话题，表示了对贺龙的不信任，认为他参加起义的动机值得怀疑。周逸群立即站起来发言，认为贺龙是值得信赖的。张国焘继续辩解，反复强调暴动要慎重，决不能轻举妄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实在忍不住了，拍案而起：“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主持这次暴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我不能再负责，只有辞职回汉口！”20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谭平山和恽代英当场起立高呼“打倒他”，“把他捆起来”，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张国焘见众怒难犯，只好提出：“共产国际电报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加仑的意思，看可否推迟点。”由于他一再提出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会议上无法形成多数决议。周恩来见陷入僵局，便宣布散会，明天继续开。本来起义时间预定在30日晚，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不得不推迟了。
会下，张国焘先后找了李立三等领导人个别谈话，希望能说服他们。但得到的回答是暴动不能停止。首先是不能违反与贺龙订立的密约，贺龙决心和中共一块干，双方都已骑上虎背，强行终止将容易生变。贺龙也已明确表示，如果联合张发奎一起暴动，他不参加。而且此时知道暴动机密的已有上百人，不少单位的都有，根本瞒不过张发奎，拉他一起回师广东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了。因此，现在只能是有进无退。谭平山见张国焘顽固不化，向周恩来建议把张捆起来。周恩来认为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能这样做。谭平山又找到一名军官要其去暗杀张国焘，这名军官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再次阻止了谭平山：“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
就在南昌起义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之时，汪精卫、张发奎得知叶挺、贺龙公然违抗命令，大为恼火。他们召集朱培德、黄琪翔、孙科等人在庐山上开会，于7月29日研究制定了三项秘密决定：一、严令叶挺、贺龙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为共产党提供帮助的九江市党部、九江《国民新闻》报馆等机关团体，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为争取参加起义的部队回头，张发奎还发电报声称将于8月1日到南昌，与叶挺、贺龙面商军事部署问题，汪精卫、孙科也同来。叶剑英闻讯后，再次冒险将会议内容通知了尚在九江的廖乾吾，廖乾吾又将警报传到了南昌。
7月31日，特别委员会会议继续举行。周恩来首先通报了汪精卫等人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的阴谋及其要来南昌的消息，认为形势已万分危急，现在不是该不该干的问题，而是必须立即干！其他领导成员也都表示坚决发动起义。张国焘见局势已无可挽回，便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发动暴动。但他又提出这次武装起义只作为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周恩来当即将其驳回：“这次暴动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张国焘终于无话可说。会议又研究了起义的最后几个问题，并确认部队已基本到位，当晚就可发动起义。刘伯承拟好了作战命令，周恩来最后署名签发。起义时间最后确定为8月1日凌晨4时。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南昌夏夜炎热，很难入睡，拂晓之前则较为凉爽，正是守敌入睡的好时机，且有半夜时间兵力可以部署开进。
为了更有把握地解决南昌城的敌人，前敌委员会又授意朱德，要他以请客为名将守敌最有战斗力的第3军23团、24团的团长拖住。31日下午，朱德依计而行，在嘉宾楼定了一桌丰盛酒席，请两个团的正副团长吃饭。饭后又去搓麻将，使他们长时间离开了部队驻地。与此同时，贺龙、叶挺分别在驻地召开了团、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武装起义的战斗命令，并进行了军事部署。起义军的服装标志是：颈上系红领带，夜里左臂扎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口令是“河山统一”。前敌委员会指挥部设在松柏巷天主教堂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代号叫“炮兵连”。周恩来坐镇指挥部，听取各部队关于起义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并有条不紊地处理起义事务及发布各项命令。
深夜时，贺龙向前敌委员会指挥部报告，第20军第1师一个叫赵福生的副营长偷偷离开军营溜去了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被一名士兵发现上报。不久就发现城内敌军有了异动，很可能赵福生已叛变告密。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并命令在主要街道上布置了哨兵进行警戒。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在前委指挥部下达了起义命令，南昌城立时打响。贺龙部队负责解决第9军的2个团和攻占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其中守卫朱培德总指挥部的敌警卫团战斗力较强，是进攻的重点目标。当时敌警卫团因赵福生告密已有准备，听到枪声就立即就形成了防御，占据起义部队的必经之地鼓楼，用机枪封锁了进攻通道。由于起义时间提前，第20军第1师的主攻部队还没有开进到位。贺龙身先士卒，指挥军部手枪连以火力封锁敌总指挥部大门，防止敌人逃跑。第1师师长贺锦斋指挥部队猛攻省政府，并迅速杀向敌总指挥部。敌警卫团退守角楼、街亭、围墙等要点负隅顽抗。在刘伯承建议下，贺龙指挥部队兵分两路发起围攻，经过激烈战斗解决了鼓楼之敌，并冲进了敌总指挥部大院。在一番白刃格斗和抵近巷战后，又相继攻占了敌总指挥部和省政府。贺龙部第2师、教导团、第10师等部队也向据守旧藩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老营房等地的敌第9军2个团发起围攻，经过激战先后歼灭了守敌。
叶挺指挥第11军第24师分别向盘踞在天主堂、匡庐中学、百花洲、贡院、水观音亭、新营房等要点的敌第3、第6军3个团发起攻击。叶挺部显示出了强劲的战斗力，在广东北江农军协助下，干净利落地将这几处敌人歼灭。战斗中，叶挺亲自在水观音亭指挥机枪火力阻击从贡院逃跑的敌第3军23团残部。朱德所部人员也加入了战斗，配合叶挺与贺龙部解决敌人。
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天亮后，南昌城的枪声逐渐停止。起义军完全取得了胜利，共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火炮数门，以及存在江西省银行的大笔款项。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周恩来命令从南昌放了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在马回岭第4军第25师驻地的聂荣臻、周士第、李硕勋、王尔琢等人接到信号后，立即将73团、75团和74团直属重机枪连以“打野外”的名义拉出营房向南昌开进。在九江的张发奎闻讯后大为急恼，马上带上第25师师长李汉魂和卫队乘火车追来。在德安附近，张发奎的火车追上了起义部队。这时张发奎还摆着总指挥的架子，向起义部队喊话，命令他们立即停止行动。聂荣臻果断下令部队向天开枪，恐吓张发奎。73团、75团就是原叶挺独立团，张发奎深知其战斗力，知道今天已经讨不了好了。万一被原先的部下给抓起来，这脸就丢大了。无奈之下，他和李汉魂带着几个卫士跳下火车向回逃去。就这样，聂荣臻、周士第等人将第25师2个团另1个连共3000余人拉到了南昌参加起义，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均未到任）、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等7人组成主席团。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三大政策，已经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以百折不回之勇气，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革命委员会还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大纲》，宣布继承北伐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土地革命。
起义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9、第11、第20军共3个军。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等。全部兵力共3个军6个师16个团约3万人，枪支弹药相当富余。当时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教导团及其他一些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赶到南昌，这是非常可惜的。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临时省委书记的毛泽东，坚决拥护中央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从湖南先后派了郭亮、徐特立、方维夏、张国基、毛泽覃等干部赴南昌参加起义。他还组织了平、浏农军和水口山工人武装约1000余人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可是走到半路听说南昌起义军已开向广东了，便返了回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毛泽东本想亲自带队去南昌，但由于要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而作罢。按照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南昌起义胜利后，即拉队伍上山，同湘赣边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毛泽东真的到了南昌，那么会影响起义部队的结局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猜想。
由于敌强我弱，南昌易攻难守，不宜久留，周恩来等前委成员决定按照原定去广东的方案，立即挥师南进。计划夺取汕头出海口，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发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再控制广东，实行北伐。8月3日，起义部队相继撤离南昌，取道江西东部的临川、宜黄、广昌路线南下。然而，由于战略方针错误，加上战术指挥上的失误，起义军先后遭到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围攻，最终被打散，遭到失败。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恽代英、谭平山、彭湃、林伯渠、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周逸群等起义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进入广东潮汕的主力余部10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转入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当地农军会合，坚持革命斗争。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后在敌军围剿下转战粤赣湘边，整训部队，保存力量。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发动了湘南暴动，并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上了井冈山继续开展武装革命斗争。
参加了南昌起义的人民军队将领，除了前面提到的起义领导人和开国将帅外，还有蔡申熙、段德昌、贺锦斋、黄鳌、周子昆、卢冬生、刘畴西、朱云卿、柳直荀、孙一中、王炳南、傅维钰、李鸣珂、贺文选、徐成章、肖劲、王展程、侯中英、徐其虚、周建屏、邝鄘、萧人鹄、罗正发、朱克靖、彭干臣、贺声洋、李天柱、洪超、徐光英、毛泽覃、蔡协民、钟纬剑、舒传贤、李文林、唐赤英、邓毅刚、何世昌、刘海云、刘英、耿凯、李腾芳、毕世悌、胡灿、段炎华、符节、周邦采、傅光夏、肖大鹏、王平章、柴水香、曹其灿、刘海云、刘映轩、沈联雄、汤慕禹、李骏、丘棣华、李明铨、廖快虎、宛旦平、金孚光、申朝宗、符克振、游步仁、萧芳、吴高群、彭遨、曹光、姜振海、肖以佐、鄢日新、罗统一、腾久忠、江德贤、黄振常、张有余、张锡龙、肖君玉、龚楷、林发、周容光、姜振海、黄让三、胡筠、陶铸、陈奇涵、朱良才、袁仲贤、王紫峰、谭冠三、曹里怀、萧新槐、欧阳毅、张树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还有不少人成为了开国将领，像蔡申熙、段德昌位列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中，陶铸还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并且矢志不渝。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
孙传芳是正宗的直系军阀
侯镜如也在起义军中
f22 发表于 2015-5-27 19:52
侯镜如也在起义军中
后来侯镜如自己回忆过！其实这些人但是都不是主要人物。
侯镜如也在起义军中
后来侯镜如自己回忆过！其实这些人但是都不是主要人物。
蔡申熙、段德昌、贺锦斋、黄鳌、周子昆、卢冬生、刘畴西、朱云卿、柳直荀……这些人如果活到建国会是怎样的人物？
楼主，你说你这是原创的，但为什么网上有与你内容相似度非常高的文章？
杀之 发表于 2015-5-28 12:23
楼主，你说你这是原创的，但为什么网上有与你内容相似度非常高的文章？
那你就应该知道谁是谁的马甲了。现在超大军史版的原创作者没有几个，一看风格就知道是谁了。正身给封了，人家用马甲也无不妥。
楼主，你说你这是原创的，但为什么网上有与你内容相似度非常高的文章？
那你就应该知道谁是谁的马甲了。现在超大军史版的原创作者没有几个，一看风格就知道是谁了。正身给封了，人家用马甲也无不妥。
那你就应该知道谁是谁的马甲了。现在超大军史版的原创作者没有几个，一看风格就知道是谁了。正身给封了， ...
马甲做马甲处理，仿冒按仿冒处理。
马甲做马甲处理，仿冒按仿冒处理。
杀之 发表于 2015-5-28 17:40
马甲做马甲处理，仿冒按仿冒处理。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杀之版主就根据论坛规矩办好了。反正人家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专版了，是不是他的文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马甲做马甲处理，仿冒按仿冒处理。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杀之版主就根据论坛规矩办好了。反正人家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专版了，是不是他的文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也感觉像沈某的风格
流氓兔010 发表于 2015-5-28 12:17
蔡申熙、段德昌、贺锦斋、黄鳌、周子昆、卢冬生、刘畴西、朱云卿、柳直荀……这些人如果活到建国会是怎样的 ...
很简单，大将上将，省长部长
蔡申熙、段德昌、贺锦斋、黄鳌、周子昆、卢冬生、刘畴西、朱云卿、柳直荀……这些人如果活到建国会是怎样的 ...
很简单，大将上将，省长部长
毛泽东那段时间也在武汉，简直是毫无存在感，整天在打酱油吗？
xmc609 发表于 2015-5-28 21:06
毛泽东那段时间也在武汉，简直是毫无存在感，整天在打酱油吗？
毛只是侯补中委，不在决策层。他开始赞成蔡和森的两湖计划，要求回湖南去做军事工作，但陈独秀不批准。陈下台后，毛回到湖南，积极为南昌起义做准备，并派出郭亮、方维夏等人去九江协助起义。毛本人也组织了平浏农军，准备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其时中央要召开紧急会议，召各地的中央委员去参加，毛便动身去了汉口，因而未能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八七会议上毛谢绝了中央要派其往上海工作的建议，决心回湖南去和绿林交朋友。因而成为中央特派代表，回家乡指导湖南秋收起义。
xmc609 发表于 2015-5-28 21:06
毛泽东那段时间也在武汉，简直是毫无存在感，整天在打酱油吗？
毛只是侯补中委，不在决策层。他开始赞成蔡和森的两湖计划，要求回湖南去做军事工作，但陈独秀不批准。陈下台后，毛回到湖南，积极为南昌起义做准备，并派出郭亮、方维夏等人去九江协助起义。毛本人也组织了平浏农军，准备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其时中央要召开紧急会议，召各地的中央委员去参加，毛便动身去了汉口，因而未能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八七会议上毛谢绝了中央要派其往上海工作的建议，决心回湖南去和绿林交朋友。因而成为中央特派代表，回家乡指导湖南秋收起义。
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郭亮参加南昌起义才不是被舵手派出的。
一知半解的描述。
一知半解的描述。
段干木 发表于 2015-5-30 11:03
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郭亮参加南昌起义才不是被舵手派出的。
一知半解的描述。
那时候还没这个说法，按照组织关系，中央代表是代表中央的，权利应该在湖南省委之上。但湖南省委是地头蛇，根本不理这个茬，要求中央代表服从湖南省委指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非常混乱，谁都想当婆婆、都想发号施令，搞的谁也不服谁。而且还掺杂当地土客籍的矛盾，导致一幕幕悲剧和怪诞剧。最后上海的中央依靠共产国际的权威总算是压服各地“诸侯”，而各中央代表也依靠这种权威才摆平各地党组织。中央为了摆平地方上的反对意见，甚至祭出“肃反”的杀招，导致当时的很多黑幕一直没法公开。相对于共产党，国民党情况更加糟糕，各地方由于拥有军队，更是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搞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只能控制东南五省部分地区（江西的朱培德和安徽的方振武事实上都是独立的），其余各省公然不买中央的账。于是在1927年到1930年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局面，可谓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胜利才树立起“国民政府”的权威，但西南、西北、东北、华北许多省份依然还是控制在各地军阀手中，老蒋根本插不进手。
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郭亮参加南昌起义才不是被舵手派出的。
一知半解的描述。
那时候还没这个说法，按照组织关系，中央代表是代表中央的，权利应该在湖南省委之上。但湖南省委是地头蛇，根本不理这个茬，要求中央代表服从湖南省委指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非常混乱，谁都想当婆婆、都想发号施令，搞的谁也不服谁。而且还掺杂当地土客籍的矛盾，导致一幕幕悲剧和怪诞剧。最后上海的中央依靠共产国际的权威总算是压服各地“诸侯”，而各中央代表也依靠这种权威才摆平各地党组织。中央为了摆平地方上的反对意见，甚至祭出“肃反”的杀招，导致当时的很多黑幕一直没法公开。相对于共产党，国民党情况更加糟糕，各地方由于拥有军队，更是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搞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只能控制东南五省部分地区（江西的朱培德和安徽的方振武事实上都是独立的），其余各省公然不买中央的账。于是在1927年到1930年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局面，可谓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胜利才树立起“国民政府”的权威，但西南、西北、东北、华北许多省份依然还是控制在各地军阀手中，老蒋根本插不进手。
胡诌不好，
在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文件就提到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
一大段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文件就提到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
一大段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段干木 发表于 2015-6-5 21:07
胡诌不好，
在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文件就提到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
一大段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只说对了一半。郭亮确实不是毛派出的，但毛是在郭亮之后担任了临时湖南省委书记，部署了一批干部前往南昌参加起义，以及制订省委工作计划、组织农军赶赴南昌等工作，为后来的秋收起义打下了基础。当时要提湖南省委，就要提毛。
胡诌不好，
在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文件就提到湖南省委是上级部门。
一大段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只说对了一半。郭亮确实不是毛派出的，但毛是在郭亮之后担任了临时湖南省委书记，部署了一批干部前往南昌参加起义，以及制订省委工作计划、组织农军赶赴南昌等工作，为后来的秋收起义打下了基础。当时要提湖南省委，就要提毛。
郭亮后是林蔚，6月24伟大领袖回湘主持了大概一周，之后是易礼容。
8月后是彭公达。
整个7月份伟大领袖都在湖北。
1927年7月12号中央才决定的在南方四省发动秋暴，南昌和秋收都是此精神后的。
7月伟大领袖不在湖南。中央也没开始筹划南昌起义。
8月12日回到长沙，此时南昌起义已经发动。
前2个丝毫没联系。也从来有资料提这些。
只有按照中央精神组织湖南农军入赣前去支持南下起义部队才靠点谱。
只不过也不是去南昌，而是去追南下部队。
8月后是彭公达。
整个7月份伟大领袖都在湖北。
1927年7月12号中央才决定的在南方四省发动秋暴，南昌和秋收都是此精神后的。
7月伟大领袖不在湖南。中央也没开始筹划南昌起义。
8月12日回到长沙，此时南昌起义已经发动。
前2个丝毫没联系。也从来有资料提这些。
只有按照中央精神组织湖南农军入赣前去支持南下起义部队才靠点谱。
只不过也不是去南昌，而是去追南下部队。
恽代英真是可惜了
qytiuqty 发表于 2015-5-28 18:22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杀之版主就根据论坛规矩办好了。反正人家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专版了，是不是他的文章 ...
请转告作者或团队，因历史记录的马甲围攻案底，不要再出任何差池，一旦再被查实违规，将面临全面封禁。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杀之版主就根据论坛规矩办好了。反正人家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专版了，是不是他的文章 ...
请转告作者或团队，因历史记录的马甲围攻案底，不要再出任何差池，一旦再被查实违规，将面临全面封禁。
超大网 发表于 2015-6-11 10:55
请转告作者或团队，因历史记录的马甲围攻案底，不要再出任何差池，一旦再被查实违规，将面临全面封禁。
作者早就被封禁了，还能出啥差池呢？作者为超大作出了重大贡献，没看见一个版主来勉励一句，已经被封禁了，又过来警告，这是哪个论坛的哪种作风呢？
请转告作者或团队，因历史记录的马甲围攻案底，不要再出任何差池，一旦再被查实违规，将面临全面封禁。
作者早就被封禁了，还能出啥差池呢？作者为超大作出了重大贡献，没看见一个版主来勉励一句，已经被封禁了，又过来警告，这是哪个论坛的哪种作风呢？
xh68dd 发表于 2015-6-11 11:04
作者早就被封禁了，还能出啥差池呢？作者为超大作出了重大贡献，没看见一个版主来勉励一句，已经被封禁了 ...
没完没了。从现在起，超大全面封禁沈听雪系列马甲。
作者早就被封禁了，还能出啥差池呢？作者为超大作出了重大贡献，没看见一个版主来勉励一句，已经被封禁了 ...
没完没了。从现在起，超大全面封禁沈听雪系列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