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观察；邓小平“文革”期间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36:14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截至1974年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http://hb.people.com.cn/n/2015/0506/c192237-24755607.html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截至1974年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http://hb.people.com.cn/n/2015/0506/c192237-24755607.html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截至1974年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http://hb.people.com.cn/n/2015/0506/c192237-24755607.html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截至1974年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http://hb.people.com.cn/n/2015/0506/c192237-24755607.html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过左主导的年代呀。
这只不过是删减版， 10年后，某些历史会重新定性， 如果中国不想走苏联的老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