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李鸿章的京津沪一体化

天津的升级，令这座城市和李鸿章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的行列，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领导之一。4年后（1874），美国驻华公使就向华盛顿发出报告：“李鸿章是清帝国最有权势之官吏，尤其对总署（总理衙门）有特别之影响，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鸿章征求意见。”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其实，在晚清的特殊体制下，“京议津决”的又何尝是外交呢？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它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远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庚子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其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在津沪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级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是远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它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天津的升级，令这座城市和李鸿章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的行列，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领导之一。4年后（1874），美国驻华公使就向华盛顿发出报告：“李鸿章是清帝国最有权势之官吏，尤其对总署（总理衙门）有特别之影响，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鸿章征求意见。”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其实，在晚清的特殊体制下，“京议津决”的又何尝是外交呢？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它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远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庚子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其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在津沪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级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是远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它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